刘禹锡一生并不甘心于当一个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长期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忠于职守，审时度势，对治道颇有研究。刘禹锡在所写的大量的表状、书启、碑志、序记中，在所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政治讽刺诗、咏史怀古诗中，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其进步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因论七篇》表现了治国安民，革除时弊，注重实际的精神，可以说是刘禹锡政治思想的总结。
一、政治上的求实精神
刘禹锡一生并不甘心于当一个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长期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忠于职守，审时度势，对治道颇有研究。刘禹锡在所写的大量的表状、书启、碑志、序记中，在所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政治讽刺诗、咏史怀古诗中，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其进步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因论七篇》表现了治国安民，革除时弊，注重实际的精神，可以说是刘禹锡政治思想的总结。
二、从"甘露之变"看对宦官专权的态度
中唐时期的弊政很多，宦官专权就是其中之一。发生于大和九年（835）
十一月的"甘露之变"，是宦官专权的弊端积重难返而必然出现的一个悲剧。
唐代宦官专权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初唐时期，不许宦官参与政事。唐中宗时，大宦宫开始干政。玄宗开元末期，五品以上的宦官达一千余人，其中尤以高力士最受重用。德宗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特别是"奉天之难"以后，将十余万禁军交由宦官指挥，为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方便之门。德宗以后，顺宗。宪宗和敬宗，都是死于宦官之手。
唐文宗李昂"胜守正嫉恶，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 元和未拭逆之徒尚在左右，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①"初，文宗常患中人权柄太盛，自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及王守澄之领禁兵，恃其宿旧，跋扈尤甚。"②"王守澄自长庆已来知枢密，典禁军，作威作福。"③文宗对此深感不安，很想铲除宦官专权这个可怕的祸根。宋"申锡时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尝因召对，与申锡从容言及守澄，无可奈何，令与外廷朝臣谋去之，且约命为宰相，申锡顿首谢之。未几，拜左丞，逾月，加平章事。申锡素能谨直，宠遇超辈，时情大力属望。"④"申锡既得密旨，乃除工潘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谋"⑤民而工守澄及其亲信郑注发觉了宋申锡的密谋，"潜为其备"，诬"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漳王凑，文宗之爱弟也，贤而有人望。"⑥宋申锡罢为右庶子，再贬开州司马。文宗本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结果反落入宦官的圈套，替宦官除去宋申锡。
宋申锡冤案发生前后，"国政多专于守澄。"①文宗"思欲芟落本根，以雪雠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前与侍讲宋申锡谋，谋之不臧，几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因郑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训，冀黄门之不疑也。"②李"训既在翰林，解《易》之际，或语及巷伯事，则再三愤激，以动上心。以其言论纵横，谓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诚谋于训、注。自是二人宠幸，言无不从"。
李"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③"时仇士良有翊上之功，为守澄所抑，位未通显。训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权，乃以十良为左军中尉，守澄不悦，两相矛盾。"④"训既作相，以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罢其禁旅之权"。⑤"大和九年，帝令内养李好古资酞赐守澄，秘而下发，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⑥①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六七《宋申锡传》。
③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④ 《旧唐书》卷一六七《宋申锡传》。
⑤ 《旧唐书》卷一六七《宋申锡传》。
⑥ 《旧唐书》卷一六七《宋申锡传》。
① 《旧唐书》卷一六九《郑注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③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④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⑤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⑥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李"训虽为郑注引用，及禄位俱大，势不两立，托以中外应赴之谋，出注为凤翔节度使。俟诛内竖，即兼图注。"⑦"训欲尽诛宦官，乃与金吾将军韩约、新除太原节度使王潘、新除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权御史中丞李孝本、权京兆尹罗立言谋。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巨僚班定，韩约不奏平安，乃奏曰：'臣当仗廉内石榴树，夜来降甘露，请陛下幸仗舍观之。'"①"上乘软舁出紫宸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立于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上令宰相两省官先往视之，既还，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言出，四方必称贺也。'上曰：'韩约妄耶？'乃令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往视之。"②"宦人至仗所， 会风动庑幕，见执兵者，士良等惊，走出，阍者将阖扉，为宦侍叱争，不及闭。训急，连呼金吾兵曰：'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于是有随训入者。宦人曰：'急矣，上当还内！'即扶辇决罘罳下殿趋，训攀辇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训反！'帝曰：'训不反。'士良手搏训而跪，训压之，将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领众四百东西来，上殿与金吾士纵击，宦官死者数十人。训持辇愈急，至宣政门，宦人郗志荣揕训仆之，辇入东上閤，即闭，宫中呼万岁。 会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卫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辄杀。 杀诸司史六七百人，复分兵屯诸宫门，捕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流血成渠。"③"是日，训中拳而仆，知事不济，乃单骑走人终南山，投寺僧宗密。训与宗密素善，欲剃其发匿之，从者止之，乃趋凤翔，欲依郑注。出山，为盩厔镇将宗楚所得，械送京师。至昆明池，训恐入军别受榜掠，乃谓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贵，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夺取。'乃斩训，持首而行。"④"王涯、贾、舒元舆、李训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余等十一人，尸横阙下，自是权归土良与鱼弘志。"对于"甘露之变"，历来毁誉不一，陈寅恪先生评价说："此甘露事变之一幕悲剧也。当时中央政权寄托于皇帝之一身，发号施令必用其名义，故政权之争，其成败关键在能否劫持皇帝一人而判定。夫皇帝之身既在北军宦官掌握之内，若不以南衙台府抱关游徼敌抗神策禁旅，则当日长安城中，将用何等兵卒与之角逐乎？此甘露变后所以仅余以藩镇武力对抗阉寺北军之唯一途径， 在大和之前即永贞之时，王叔文尝谋夺阉寺兵柄，举用范希朝韩泰，卒无所成，况文宗朝宦宫盘踞把持之牢固更有甚于顺宗时者乎？"②这种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刘禹锡对当时宦官专权现象一直持反对的态度，他对文宗朝谋杀宦官之事是很关心的。大和五年，刘禹锡在京师任礼部郎中兼集贤学士时所发生的宋申锡冤案，是"甘露之变"这一悲剧的前奏。他在《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中提及此事，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悲愤，"会宋丞相坐狷直，为飞语所陷，抱不测之罪。大僚进言无益，公率谏官数辈，日晏伏閤，上为不时开便殿。公于旅⑦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③ 《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
④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进中独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从轻比。"刘禹锡所云宋申锡"为飞语所陷"，说明他无罪而被王守澄诬告陷害；无罪而"抱不测之罪"，说明王守澄在法而独断专权；无罪而遭贬，说明文宗屈服于王守澄的淫威。刘禹锡对王质不怕得罪宦官，营救宋申锡的行为表示赞扬和敬佩。
宋申锡事件后不久，刘禹锡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出为苏州刺史。他赴苏州刺史任途经洛阳时与白居易相会，《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诗中有"东隅有失谁能兔，北史之言岂便无。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等句，观其诗意，也隐含着刘禹锡对宋申锡事件的看法。宋申锡谋杀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的计划未能成功，但失之东隅，谁也难免，北叟关于祸福相互倚伏的话，并非谎言。既然尚能振臂高呼一掷，怎么知道掌下就不能获得头彩的大胜呢？刘禹锡由此说明从失败向成功转化是可能的。
"甘露之变"的核心人物李训，在事败之后曾去终南山投奔寺僧宗密，而宗密也是刘禹锡的好友。其《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云：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
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大和"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可见，刘诗于大和六年（832）左右在苏州作。当时，宗密禅师从苏州回南山草堂寺，刘禹锡写此诗介绍宗密去拜访正任河南尹的白居易。
据《宋高僧传》卷六《义解篇第二之三·唐圭峰草堂寺宗密传》云："释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书，欲十世以活生灵，负俊才而随计吏。"可见宗密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和尚。又据《旧唐书·李训传》载，"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训，遣人缚入左军，责以不告之罪，将杀之，宗密怡然曰：'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鱼弘志嘉之，奏释其罪。"又可见宗密同情李训等人谋诛宦官、临危不惧的气慨。刘禹锡与宗密交游，反映出他们共同的政治倾向。
据《旧唐书·令狐楚传》记载，大和九年"十一月，李训兆乱，京师大扰。训乱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郑罩与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为宰相。楚以王涯、贾谏冤死，叙其罪状浮泛，仇士良等不悦，故辅粥之命移于李石。乃以本官领盐转运等使。"王涯、贾等人并未参与"甘露之变"，但也被仇士良统帅的禁军杀害，令狐楚对此深表痛惜和同情，因而在所写的敕文中"浮泛"地叙其"罪状"，引起仇士良等宦官的不满，以李石代替令狐楚当了宰相。
刘禹锡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中，评价此事时写道："大和九年冬十一月，京师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还宫。是夕，召公决事禁中，以见事傅古义为对。其词说切，无所顾望。上心嘉之。"这一段话，是刘禹锡记载"甘露之变"的重要材料。在当时宦官气焰嚣张的情况下，刘禹锡敢于写下这一段话，是难能可贵的。将这段话与史书对照，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几点：第
一、《旧唐书》称"甘露之变"为"李训兆乱"，刘禹锡称之为"京师有急兵起"，不同的语言反映出不同的态度。刘禹锡是同情和理解李训采取不得己的冒险行动谋诛宦官，而谴责宦官大杀朝官的。
第
二、刘禹锡说，"甘露之变"后，令狐楚对答文宗，"其词谠切，无所顾望"。这是对令狐楚的很高评价。《旧唐书》不载"其词"，《新唐书》只载三句："文宗夜召楚与郑罩人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则大臣杂治，内仗非宰相系所也。'帝颔之。"①从这三句话看出，令狐楚对于宦官擅权是不满的。
第
三、刘禹锡用"上心嘉之"四字，表明文宗赞成令狐楚"无所顾望"的"谠切"之词，这也就暗示后人：文宗是赞成李训等人发动谋诛宦官的"甘露之变"的。
可悲的是文宗虽不甘心自己充当宦官的傀儡，一心想摆脱完全被宦官所挟持的困境，但由于宋申锡、李训秉承文宗之意谋诛宦官的计划都未能成功，文宗之身仍在北军宦官掌握之中，只得感叹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赦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文宗在"甘露之变"时虽在仇士良面前大呼"训不反"，但在事败之后又不得不屈服于宦官的压力，默认李训、郑注谋反，并发布敕文，通报了他们的罪状。刘禹锡当时作为同州刺吏，也不得不写了《贺果斩郑注表》、《贺德音表》等官样文章。如《贺德音表》云："一昨李训、郑注等，敢有逆心，兼连凶党。陛下睿谋神断，左右协同。顷刻之间，扫除已定。"但在作了这些表态之后，又提醒文宗"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诠误之徒。 非同谋者一切不问，未结正者三有从宽。合生之伦，普天同感。"从刘禹锡所上的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他对泉斩"逆贼郑注"、李训一事，虽不能不说"凡在人臣，不胜庆快"的官话，但寄予了"贵使下情尽达"的愿望。
《杜阳杂编》卷中记载："大和九年，诛王涯、郑注后，仇士良专权恣意，上颇恶之。或登临游幸，虽百戏骈罗，未尝为乐。往往膛目独语，（《唐诗纪事》卷二《文宗》作：'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绝。'）左右莫敢进问。
因题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刘禹锡《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挽歌三首》中"《秋风》词尚新"句即用汉武帝作《秋风》词事，哀悼文宗"甘露之变"后的抑郁。
关于李训、郑注的为人，历来褒贬不一。"甘露之变"后，文宗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罩称："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①而李德裕认为："训曾不得齿徒隶，尚才之云！"《新唐书》说"李训浮躁寡谋，郑注斩斩小人"，"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返以台、府抱关游檄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②李德裕之言，挟私嫌，不足信；欧阳修、宋祁以成败论人，也不是公允之论。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锡，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
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勾结之中官，训、注之进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③这种分析是深刻的。郑注、李训之进用本得力于王守澄。据《旧唐书·李训传》记载，① 《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传》。
① 《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等传赞》。
② 《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等传赞》。
③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王守澄"以注之药术，训之《易》道，合荐于文宗。"郑注、李训都由于先得幸于宦官，进而有宠于文宗，"又探知帝旨，复以除宦官谋中帝意。"①应当说，不管郑注、李训个人动机如何，他们秉承文宗的旨意，以诛灭宦官为己任，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刘禹锡正是在这一点上支持和同情"甘露之变"。
中唐时期，宦官在朝廷知枢密，典禁军，在地方任监军使，不仅掌握了政治权力，而且控制了军权。宦官同门阀士族地主相勾结，欺上凌下，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还往往在军队中制造分裂，煽动叛乱。如大和四年（830）
的兴元叛乱就是由宦官杨叔元一手造成的。据《旧唐书·李绦传》载，宪宗时曾任宰相的李绛，多次与宦官吐突承璀作斗争，为宦官所嫉恨。"文宗即位，征为太常卿。二年，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终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军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四年二月十日，绛晨兴视事，召募卒，以诏旨喻而遣之，仍给以凛麦，皆快快而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绛不奉己，乃因募卒赏薄，众辞之际，以言激之，欲其为乱，以逞私憾。募卒因监军之言，怒气益甚，乃噪聚趋府，劫库兵以入使衙。绛方与宾僚会宴，不及设备。 绛乃为乱兵所害"。这就是说，山南西道监军使、宦官杨叔元煽动一部分新招募的士兵闹事，杀害了李绛。
兴元军乱，杀节度使李绦，文宗以温造"气豪嫉恶，乃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造辞赴镇，以兴元兆乱之状奏之，文宗尽悟其根本，许以便宜从事。"②于是，温造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扑火这次叛乱，"围兵齐奋，其贼首教练使丘铸等并官健千人，皆斩旨于地，血流四注。监军杨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拥造靴以请命，遣兵卫出之，以俟朝旨。
敕旨配流康州。"①温造平定兴元叛乱，是对宦官势力的沉重打击。刘禹锡对于这一胜利给予热情的赞美，其《美温尚书镇定兴元，以诗寄贺》云：旌旗入境犬无声，戮尽鲸筑汉水清。从此世人开耳目，始知名将出书生。
刘禹锡在《祭兴元李司空文》中，有"阴谋密构，凶党千辈，如嗾群犬，以逼驺虞"的句子，把杨叔元的党羽比作"群犬"，表示出对宦官势力的极大憎恨。
刘禹锡还在一些政治寓言诗中，运用嘻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手法，把权宦比作利嘴伤人的"夜蚊"，"鹰隼仪形蝼蚁心"的飞鸢，主张给以严厉打击。其《聚蚊谣》云：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花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驱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
① 《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
这首诗作于"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被贬滴朗州时期。诗的前四句，形象地描绘了饕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神态；接着的四句，深刻地揭露了饕蚊害人的罪恶和残暴凶狠的本性；再下四句，写作者蔑视饕蚊并同蚊群展开巧妙的斗争；最后两句，指出饕蚊很快就会灭亡的命运。"永贞革新"是被大宦官俱文珍等人扼杀的，诗中的蚊群显然是影射"永贞革新"时期的政敌的。他们造谣惑众，暗中伤人，类似蚊群。刘禹锡描绘蚊群的丑恶形象，实际上是对那些卑鄙如饕蚊的政敌的有力鞭挞。
《飞鸢操》也是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写的一首讽刺以宦官为代表的腐朽大官僚的寓言诗。其诗曰：鸢飞杏杏青云里，鸢呜萧萧风四起。旗尾飘扬势渐高，箭头砉划声相似。长空悠悠雾日悬，六翮不动凝飞烟。游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忽闻饥乌一噪聚，瞥下云中争腐鼠。腾音砺吻相喧呼，仰天大赫疑鸩雏。畏人避大投高处，俯啄无声犹屡顾。青鸟自爱玉山禾，仙禽徒贵华亭露。朴梀危巢向莫时，毰毸饱腹蹲枯枝。游童挟弹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
天生众禽各有类，威凤文章在仁义。鹰隼仪形缕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
《飞鸢操》隐括了《庄子》中惠子相梁的寓言故事，塑造了一个飞扬跋扈的飞鸢形象，揭露了飞鸢凶残、贪婪的本性和龌龊、卑鄙的灵魂。诗中首先刻画了飞鸢的外形：回翔云宵，鹍雁尽出其下，显出至高无上的地位；旗尾飘扬，六翮不动，煞是道貌岸然；鸢鸣萧萧，风声四起，确乎威风凛凛。但是，飞鸢一听到饥饿的鸟鸦噪聚，就从云端直冲下来抢夺腐鼠，表现出贪得无厌的本性。飞鸢心胸狭隘，怀疑鹓雏与己争食，仰天大喊大叫，面貌可惜。腐鼠到手，既怕人又避犬，躲往高处，俯首啄食时还频频四顾，显得十分狠琐。
当暮色降临时，鸯填满肚子飞回老巢，松着翅膀蹲在枯树枝上。游童一弹，飞鸢就胸碎毛落，逃脱不了可悲的下场，人们却不为它感到怜惜。天下的禽鸟有不同的种类，端庄的凤凰羽毛五彩缤纷而性格仁义，飞鸢只是有着鹰隼威武的外形而心地却象蝼蚁一样的卑微，虽然能飞到天上又有什么可贵呢？
这对当时身居高位而无恶不作的宦官专权现象作了尖锐的讽刺，表达了作者的愤怒之情。
三、反对藩镇割据
刘禹锡生活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转衰，内则宦官专权，外则藩镇割据。
"永贞革新"是一场旨在"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政治改革。刘禹锡认清了当时的这两大弊政，竭力反对这两股腐朽势力。
《新唐书·兵志》云："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藩镇就是方镇，保卫镇守一方的地方军政机构。唐代的藩镇，是从边防军发展而来的。唐初实行府兵制，保证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的基础被动摇。严重的逃户与流民问题，使府兵兵源日益枯竭，募兵规模明显增大。于是，募兵制逐渐取代府兵制。实施募兵制以后，节度使长期专兵，又集军政、财政、行政大权于一身，管辖数州，"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①河朔藩镇"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②这就形成了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为了有效地控制绝人多数藩镇，加强朝廷对藩帅的监督，从玄宗时期开始实施宦官监军制度。唐代的宦官监军制度是当时中央企图控制方镇的产物。宦官充当监军使，在中央与方镇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监控和压抑藩镇割据有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监军使的设置，扩大了宦官的权力，使朝廷上下的文武官员都难以摆脱宦宫势力的影响。宦官的专恣横暴和藩镇割据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政治的不清明。
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是刘禹锡一贯的政治主张。他痛斥藩镇是"瘈狗"、"硕鼠"；指责他们分裂国家、为害人民；呼吁朝廷用法制规范和惩治藩镇势力。刘禹锡在其《武夫词并引》中说：有武夫过，诧余以从军之乐。翌日，质于通武之善经者，则日："果有乐也。夫威恣而赏劳，则乐用；威雌而赏虣，则乐横去。顾其乐安出耳。"予惕然作是词。
武夫何洸洸？衣紫袭绛裳。借问胡为尔？列校在鹰扬。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探丸害公吏，袖刃妒名倡。家产既不事，顾眄自生光。酣歌高楼上，袒褐大道傍。昔为编户人，秉未甘哺穅。今来从军乐，跃马饫持粱。犹思风尘起，无种取侯王。
中唐时期，由于藩镇割据，骄兵悍将横行无忌，成为酿造祸乱的一个社会因素。"时禁军诸镇布列畿内，军人出入，属鞬佩剑，往往盗发，难以擒奸。"①京城中的禁军尚且如此，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刘禹锡在诗中从维护唐王朝社会安定的立场出发，对武夫的飞扬跋扈作了形象的揭露。这些武夫骄奢淫逸，作恶多端，气焰嚣张。刘禹锡在引言中提出了消除这一社会祸患的方法，即信赏必罚，申明约束，以使武夫乐为国家所用。当然，在宦官典军与藩镇割据的情况下，这种办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
唐宪宗元和年间，几次削藩战争取得了胜利，使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这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刘禹锡在《平蔡州二首》、《平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
① 《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
齐行二首》、《城西行》等诗中，热情歌颂了平定藩镇叛乱的胜利。如《城西行》云：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为谁蔡、吴、蜀。中使提刀出禁来，九衙车马轰成雷。临刑与酒杯未覆，仇家白宫先请肉。守吏能然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城西人散泰街平，雨洗血痕春草生。
诗中提到的"三叛"，一是蜀地的刘辟，他在永贞元年（805）八月，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凭着行军司马的职务，自称留后。后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朝廷不许。他就反叛朝廷，发兵围粹州，终被朝廷活捉。二是吴地的李锜，他在元和二年（807）九月，以镇海节度使的官职，在京口举兵谋反，兵败被执。三是蔡州的吴元济，他在元和九年（814）乘其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之机，自领军务，举行叛乱。唐宪宗发兵征付，一直无多大进展。元和十二年（817），在宰相裴度的主持下，由李愬率军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叛乱。诗中用"仇家请肉"即被囚犯残害的人家请求监斩官允许割死囚的肉来解恨，形象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割据的藩镇深恶痛绝的心情，并以历史上的大军阀董卓死后，守尸吏点火放在尸体的肚脐中燃烧；桓玄死后，饥饿的乌鸦来啄食其眼睛为例，说明阴谋割据篡权者没有好下场。
刘禹锡写于穆宗长庆年问的《寄唐州杨八》，是写给当时唐州刺史杨归厚的。诗中描写了削平淮西叛乱后出现的变化：淮西既是平安地，鸦路今无羽檄飞。闻道唐州最清静，战场耕尽野花稀。
诗人追忆了羽檄纷飞的战争年代，描绘了战场耕尽、野花稀少的和平环境。
这说明了削平藩镇割据势力，对安定人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几次削藩战争取得胜利后，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曾有所缓和，但到宪宗后期，特别是到穆宗时又渐趋激化。穆宗长庆四年，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转和州刺史，沿江东下，路过西塞山，借六朝兴亡的历史，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社会现实，写下了《西塞山怀古》一诗：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漠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儿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此诗先以简练的笔墨，勾画了西晋攻取东吴之战的大致轮廓，交代了这场战争的指挥者、进军路线、作战方式、突破江防的经过及吴主孙皓出降的情形。
作者把怀石与喻今结合起来，寓理于叙事写景之中，说明群雄角逐争霸，危害国家统一，结局无不凄凉冷寂。诗中寓有告诫的意思，使人们体味到：三国六朝的分裂局面早已过去，唐代确实完成厂统一大业，但此时藩镇割据又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故垒萧萧"横在眼前，该引起人们怎样的警惕和深思呢？
当然，唐代藩镇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原因，而朝廷的力量自"安史之乱"以后大为削弱，因此很难彻底改变和铲除藩镇割据现象。
刘禹锡对待藩镇的态度也体现了求实的精神，主张以不同的方法区别对待各种类型的藩镇。一是对那些已经叛乱，而且估恶不俊的强藩如吴元济、李师道等，要坚决镇压，绝不手软；二是对潜伏着叛乱的危机，而且地位比较重要的大镇，朝廷要派精明强于的大臣去镇抚，防患于未然。刘禹锡在《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诗中云："夷门天下之咽喉，昔时往往生疮疣。联翩旧相来镇压，四海吐纳皆通流"，即对李程出任宣武军节度使寄予厚望；三是对那些由将士推举，但尚未表明与朝廷为敌的藩镇，要"从众合权"，相机争取其归顺，将它们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刘禹锡《唐故郧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云："长庆二年，常山众叛，害其帅沂国公田司徒于帐下。沂公发迹于魏，人犹怀之。诏命其了布以尚书授锁，统魏兵问罪于比疆，且报家祸。布既启行，士气不振，涣然内溃，独与冗从之旅，偃旗而归。
百愤攻中，卒自引决。先侍中时为中军都知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全师在野，哄然推戴之，请为假侯以镇定。中贵人飞驷上闻，穆宗夜诏翰林学上草诏书，以真侯命之，实有魏士。从众而合权也。"对这种全师共推戴出来的"假侯"，穆宗因势利导，"以真侯命之"，也能取得控制藩镇的积极效果。
汴州在唐代是宣武军节度使的驻地，骄兵悍将作乱之事时有发生。大历十二年（777），李灵暖据沛州城叛。贞元九年（793），军士驱逐节度使刘士宁。贞元十二年（796），宣武军行军司马陆长源"欲以峻法绳骄兵"①，结果为士兵所杀。长庆二年（822），乱军驱逐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李愿。
朝廷对此状况已几乎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敬宗时，令狐楚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面对这样一个杀机四伏、问题严重的现实，令狐楚无所畏惧，锐意革弊，约束军士，克己奉公，终于取得积极的成效。大和元年（827），刘禹锡写了《汴州刺史厅壁记》，赞扬了令狐楚在汴州刺史任上的政绩：既视事三日，挹群吏与之言曰："吾食止圭田， 吾用止公入。凡它给过制，伤廉晚洁者悉罢之，壹归乎公藏。几曲防苛禁，不情乖体者悉刬之，壹出平令典。凡关征船等，夺时专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诏条。"然后刑丽事而详，赏以时而均。兴学以劝艺，示宽以化勇。居数月，而汴州人恂恂然无复故态。明年大成。议者若曰：奕奕浚都，国之咽颐，咀清咽和，旁畅四支。
令狐楚廉洁自律，兴学劝艺，革除弊政，赏罚分明，使汴州军民的面貌涣然一新。据《旧唐书·令狐楚传》称："汴军素骄，累逐主帅"，"楚长于抚理 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为冶，去其太甚，军民咸悦，翁然从化，后竟为善地。汴帅前例，始至率以钱二百万实其私藏，楚独不取，以其羡财治廨舍数百间。"由此可见，刘禹锡对令狐楚的评价是恰当的。
大和三年（829），令狐楚为郓州刺吏、天平军节度使。这一带原是淄青藩镇李正己、李师道长期割据之地，军士素骄，难以治理。令狐楚到任后，"如古医之治剧病，宣泄颐养，气还神复。大凡抗诏条国式于身以先之，示菲约以裕人，信赏罚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风自移。涉月报政，逾年鼎治。
牙门之容，暨暨而恭；垒门之容，讫讫而和；里中之容，阗阗而遂。劳者以安，去者以归。"①经过令狐楚的治理，军纪得到整顿，人民安居乐业，流民纷纷返乡。这与《旧唐书·令狐楚传》所记载的那州一带"属岁旱俭，人至相食，楚均富赡贫，而无流亡者"是相符的。刘禹锡对令狐楚治理汴州、郓州的赞词，寄托着他自己对付骄兵悍将的一些想法，也体现了其反对藩镇割① 《旧唐书》卷一四五《陆长源传》。
① 《刘禹锡集》卷八《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
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
四、"人之道在法制"
"人之道在法制"，是刘禹锡在《天论》中论证人为什么能胜天的根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禹锡认为，社会问题的治理要依靠法制。有了法制，并且得以实施，就可以防止邪恶，改变社会风尚，促使社会进步。他写的《砥石赋》，援引上自西周、下至汉、唐的盛衰历史，说明以法治国的重要性：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杰材以凑。
得既有自，失岂无因？汉氏以还，三光景分。随道阔狭，用人得之。五百余年，唐风始振。悬此大砥，以砻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为物天。君为人天。安有执砺世之具，而患乎无贤欤！
刘禹锡在这里以砥石比喻法制，以宝刀比喻有才能的人，强调用砥石来磨砺，可以使生锈的宝刀变得锋利，以法治国用人，就能化愚蠢为聪明，培养杰出的人才。周武王懂得以法治国的道理，商朝遗留的风俗才因此而淳厚；汉高祖懂得以法治国的道理，杰出的人才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得到人才既然是有缘由的，失去人才也是有原因的。汉代以后，国家经历了一段分裂的时期。
随着法制的畅行或废止，治国之道有得失，但凡实行法制的都能赢得人心。
五百年以后，唐朝建立，好的风气又兴起，公布法令，矾而人民。万物的生长在于自然，人才的培养在于国君。自然主宰着万物，国君主宰着百姓。哪里会有执掌着法制这个治国的工具，而愁找不到贤能的人才呢？
《砥石赋》是刘禹锡贬滴朗州期间写的有感之作，意在针砭时弊。在他看来，中唐权宦当道，贤良被贬，政治腐败，藩镇割据，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同当时法制松弛分不开的。"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①法制稍许松弛，就会是非混淆，受赏的下一定都是好的，受罚的不一定部是坏的。法制完全废弛，就会是非颠倒。受奖赏的总是好佞之人，而受惩罚的往往是正直的人。这样，道义不足以制服强暴，刑罚不足以制服邪恶。因此，刘禹锡认为只有以法治国，杰出人才因法以聚，才有可能革除中唐的各种弊政。
在社会历史观上，刘禹锡坚持因时因地而变易的进化思想。在《辩迹论》一文中，刘禹锡虽然认为"三王之道"的实质是不变的，但在具体的施政方针上是可以变化的。"三王之道，犹夫循坏，非必变焉，审所当救而已。隋之过岂制置名数之间邪，顾名与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当时，有位通晓本朝掌故的人说，时势的盛衰，要看宰相的作用如何。唐朝所设立的职官、科举制度，按照土地、人口征收赋税的法令，礼乐、刑法的典章等，都不过是沿用隋朝的罢了，那么，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宰相的功绩如何评价呢？刘禹锡认为，夏、商、周三朝的典章制度，尚且循环沿用，不一定都要改变，无非是审查所应当矫上的部分而已。隋朝的过失并不在制定和设置的典章制度之中，只是规定的典章制度与实际做的相违背罢了，沿用隋朝的制度有什么害处呢？关键是要注重施政的实际效果问题。刘禹锡很有感慨地把施政譬①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篇。
之为医生用药一样，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济小人理身之弊而已！"①医生的高明之处在于用有毒性的药去治病，用和药来安神，如果这两种药用颠倒了，两方面都会出问题，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如果因循守旧，用老一套去对待变化了的事物，不明白节制与宣通的关系，何止是我们治疗疾病要出问题呢？
治病要懂得"节宣"，必须对症下药。这一道理不仅运用于治病，办理其它事情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刘禹锡从"惟变所适"的历史进化观出发，强调"人之道在法制"，指出实行法制的目的，以及法制之所以能够实行的物质基础。"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②在刘禹锡看来，实行法制的物质基础是保障人民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法制与经济利益具有直接的关系。老百姓丰衣足食，就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安居乐业了就人人自重而谨慎行事，并自觉遵守各种法令；如果缺吃少穿，就想胡作非为，就会急于求利而不顾禁令。因此，刘禹锡主张法制的实施必须"宽猛迭用"，"必稽其弊而矫之"①，随时根据考察社会的弊病而加以纠正。宦官专权和强藩反叛等现象，正是当时国力衰弱、法制松弛的结果。要革除这些弊政，还得从加强法制入手。
刘禹锡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在《山阳城赋》中以西汉文景时期的"积是为治"和东汉桓灵时期的"积非成虐"为例，提出决定王朝兴亡的不是"天命"而是"人事"，提醒当时的统治者切不可"纵心于昏"，如果"利器倒持"，必然会导致王朝灭亡。他说：嗟乎！积是为治，积非成虐。文景之欲，处身以约。播其德牙，迄武乃获。桓灵之欲，纵心于昏。其袄焰，逮献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好雄乘衅而腾振。物象难以易位，被虚号而阳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