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郭象：《庄子注·天运篇》。
⑤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篇。
①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下篇。
②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中篇。
③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中篇。
④ 《论衡》卷三《偶会篇》。
⑤ 《论衡》卷一《逢遇篇》。
或可以苟免"，祸福与行为之间开始出现一些偶然因素；在法制大弛，是非易位的情况下，"赏恒在佞，罚恒在直"，祸福与行为之间存在着的全是无法掌握的偶然。由此可见，决定人们遭遇的，既不是天命必然，也不是偶然之天；人们避祸得福之道，既非来自偶然机遇，也非来自豁然顿悟；关键在于对社会法制的遵行与革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阴骘之说"播弄的偶然之谜，也弥补了"自然之说"把偶然绝对化的不足，深化了古代唯物主义者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关系的认识。
六、"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辩证法思想
在本体论上，刘禹锡提出了"物体形用"的唯物主义观点。与这种唯物主义体用观相对应，刘禹锡还提出了宇宙万物"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看法，这是其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核心。
刘禹锡在《问大钧赋》中指出："且夫贞而腾气者，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犹轮是蹈。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又说："物壮则老，乃唯其常；否终则倾，亦不可长。"这是说运动不息，变化不已，是事物的常态，而且这种变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如同"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①一样。茂盛的树林，新叶年年催换着旧叶；奔腾的流水，前波时时让位给后波。刘禹锡以自然界的这种生生不息、新陈迭代的蓬勃景象为比喻，表达了对运动、变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新陈代谢"的正确认识。
刘禹锡以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客观事物时，注意到矛盾对立及其转化是广泛存在着的。作为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不少诸如阴阳、祸福、治乱、大小、强弱、否泰、暌合、剥贲、通塞、利钝、美丑等矛盾对立的概念，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并指出这些对立、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如刘禹锡在《儆舟》中论述过祸与福、安与危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文章从某次航行的经历写起，开始水流湍急，气候恶劣，船也不坚固，但由于时刻警惕，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因而"汩洪涟而无害"；在船已靠岸时，由于丧失警惕，贪图安逸却"蹈常流而致危"，"楼倾轴垫，坵于泥沙"。因此，刘禹锡感慨道："呜呼！祸福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老子》第五十八章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刘禹锡吸取了老子的这一辩证法思想，指出祸与福在孕育的阶段，它们变动的征兆是很微小的；而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矛盾关系，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当然，祸与福的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兢惕"，危险可转化为平安；"宴安"，平安可转化为危险。
刘禹锡以行舟的安危作为鉴戒，强调防微社渐、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并以行舟比喻治国，强调"兢惕"，反对"宴安"，引用历史事实论证了政治上的懈怠疏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表达了作者希望唐王朝重视各种潜伏的危机，以防止覆国之祸的进步思想。
刘禹锡的《何卜赋》，也是一篇体现"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辩证法思想的文章。在这篇赋中，他对事物的变化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极必反焉"，即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二是"主张其时"，即事物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何卜赋》指出：吾闻人宵［肖］五行，动止有则。四时转续，变于所极。一岁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热，人斯具裘。极必反焉，其犹合符。 经曰：剥极则贲。 否极受泰。
人是禀受五行之气而生长的，其运动和静止都有一定的规律。春夏秋冬，四时转换，连续不断，热到极点就会向冷转变，冷到极点就会向热转变，旱了一年，人们就想到久旱必会大涝，于是便准备防涝的船只；热了三个月，人们就想到热以后会出现冷，于是准备好防寒的皮衣。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① 《刘禹锡集》卷三十二《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相反的方面转化，就象合符那样准确无误。剥、贲、否、泰是《周易》中四个卦的名称。剥，含有剥蚀脱落或卑微的意思，表示由盛而衰；贲，含有光明、显耀的意思；否，表示失利；泰，表示顺利。刘禹锡吸取了《周易》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剥与贲、否与泰是对立的，然而"极必反焉"；"剥极则贲"，"否极受泰"是刘禹锡对这四个卦相互关系的概括，其意思是说卑微到了极点必然转化为显耀，失利到了极点必然转化为顺利。
接着，刘禹锡假托卜者的回答，强调了矛盾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指出：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为美兮，在彼为蚩。或昔而成，或令而亏。君问曷由，主张其</PGN0217.TXT/PGN>时。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淹淹兮孰舍孰操？堇喙之毒苓，鸡首之贱毛，各于其时而伯其曹。屠龙之技，非曰不伟，时无所用，莫若履稀。作俑之工，非日可珍，时有所用，贵于轮。络首縻足兮，骥不能逾跬。前无所阻兮，跋鳖千里。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艺于野，其时在泽，伊穜之利，乃穋之厄。故曰：是邪非邪？
主者时邪！
占卜的回答说，有天下公认的是非，有人人自己的是非。在这里认为美的，在那里就认为是丑的。有的事在以前能够成功，在今天却失败了。你问这是什么原因，决定它的就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有利条件或时机。时机，去时无法挽回，来时不可逃避。在漫长的岁月里，谁能逃脱它谁又能掌握它呢？刘禹锡在这里否定了有谁在主宰，这就把"时"的概念同唯心论的"命"的概念区别开来。乌头的毒茎，鸡头上的毛，是不值钱的东西，但到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就成为一剂药中的主药。屠龙的技术，不能说不高超，但如果没有条件发挥作用，还不如验猪的技术。制造冥器这种手艺，不能说有多么珍贵，但如果当时用得上这种手艺，那就比制造车轮的手艺还要贵重。如果缠住头捆住足，即使是千里马，也跨不出半步；前面没有障碍，跛鳖也能爬行千里。同在一条河里行船，它的"时"就是风。风向相同，顺风行船是有利条件，逆风行船则是有危险的不利条件。同在田野里种植作物，它的"时"就是水分。如对迟熟作物有利的条件，对早熟作物就是不利的条件。所以，究竟是"是"还是"非"，决定于"时"。刘禹锡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时"的重要性。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同一事物会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从而该事物的属性、功能等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刘禹锡既反对静止不变的观点，也反对不问条件的诡辩论。
刘禹锡在《儆舟》中提出了辩证法的"矛盾"概念。他说："祸福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倚优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在中国哲学史上，韩非最先是把"矛盾"作为形式逻辑的概念提出来的。在此之前，《老子》有祸福互为倚伏的思想，但未用"矛盾"一词。刘禹锡在这里第一次从辩证法意义上使用"矛盾"一同。他所谓的"矛盾"就是指事物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例如鸡蛋包含有否定自己的"胚胎"，胚胎的合乎规律的运动促成事物向反面转化，所以"矛盾"是运动的源泉。由此出发，他在论述事物的运动变化时，认识到了矛盾发展程度同事物运动状态的关系。他说"祸福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即在祸福问的矛盾处于萌芽状态时，变动并不显著；《何卜赋》云"变于所极"，即当矛盾发展到极限就要转化时，变动才显著起来。这就是说，事物运动状态的剧缓，是同矛盾发展程度联系着的。
基于事物是运动变化的认识，刘禹锡在《鉴药》中还提出一个体现辩证法思想的认识原则，即不能"循往以御变"，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以治病为例说："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用有毒性的药去攻克疾病，用平和的药来安定心神，如果这两种药用颠倒了，对两方面都不利，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因此，治病和安神，所处理的矛盾不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能一样。而且，治病用有毒的药，也"须其疾瘳而止，过当则伤和，是以微其齐也。""和"，中医用这一概念表示人的生理机能的协调。"过当则伤和"，是中医治病的传统原则。按照历代中医用药治病的经验，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可见，刘提出"过当则伤和"是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刘禹锡对医药素有研究，《鉴药》中所表现出的辩证法思想，是建立在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基础上的。
七、"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刘禹锡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刘禹锡所写的《因论七篇》是一组从事实引出议论的文章，大都从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论述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既有辩证法思想的闪光，又贯穿着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谈到《因论七篇》的写作目的时，其引言指出：刘子闲居，作《因论》。或问其旨易归欤？对曰： "因之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无形，垂训于至当，其立言之徒；放词乎无方，措旨于至适，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因论》之旨也云尔。"</PGN0220.TXT/PGN>《因论》七篇，一事一议，有感而发，是一组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小品文。
他自认为，这些小品文既不同于"立言"的政论文章，也不同于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寓言"作品，而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的"因论"。从刘禹锡《天论》中提出的"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的观点来看，形有粗、微之分，人的认识有"以目而视"和"以智而视"之别。"造形而有感"是基于客观事物的形体之上的"感性认识"，"因感而有词"是基于"以目而视"之上的"理性认识"。因此，刘禹锡把唯物论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前提，已经接触到和比较辩证地解决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
在其他文章中，刘禹锡又指出："观书者当观其意，慕贤者当慕其心，循迹而求，虽博寡要，信矣。"①其意思是，读书应当读懂书中的真实含义，领会和掌握其精神实质；仰慕贤人应当仰慕贤人的思想，不能只慕其名不慕其心。否则，读书虽然广博，却没有抓住要领。刘禹锡还指出，世人谈经论道，往往是贵古而贱今，"犹贵听而贱视"，只停留在认识事物的表面，就不可能把握"无形之理"和"不可见之道"。②在他看来，人的认识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在《机汲记》中，记述了劳动人民创制汲水机械的技术成就，指出："今之工，咸盗其古先工之遗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为成也。智尽于一端，功止于一名而已。"他认为，现在的工匠，都是采用古代工匠遗留下来的制作汲水机的方法，虽然能够成功，但并不知道所以能够成功的道理。才智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功效也只表现在一种器物的制作上面。因此，成就一事一功的人，不一定就能知其所以然、所以成之理。
也就是说，刘禹锡主张人的认识和实践不应当停留在词句上和作法上，不能墨守陈规，而应当有所革新，有所创造。
基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刘禹锡在其波折起伏的一生中，尤其是在任地方官职时，特别注重调查研究，"详求利病"。①例如，他在菱州、苏州等地刺史任上，就曾把调查得来的各种情况和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有关建议，向朝廷上了详细的奏章。刘禹锡所取得的政绩，显然是与注重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① 《刘禹锡集》卷五《辩迹论》② 《刘禹锡集》卷七《辩易九六论》。
① 《刘禹锡集》卷十四《论利害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