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是对人生理想境界的执著追求，是对人生态度的自觉选择。一定的人生观总是从属于一定的世界观。刘禹锡的人生观受其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所支配，志节高尚，具有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融合儒佛，企图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也暴露出其世界观与人生观之间存在着的矛盾。
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刘禹锡的一生走过了坎坷的人生道路。"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废锢十年；后被召还，又因玄都观诗案，再次被贬连州、夔州、和州刺史，在政治上遭受第二次挫折；直至晚年，还被第三次排挤出朝，先后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长期被贬谪的生活，并没有使刘禹锡屈从于命运的压力，而是始终保持着激扬奋发的战斗精神。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写的《学阮公体三首》，正是这种人生心态的真实写照。
阮公体是指魏晋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所写的五言体咏怀诗。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由于处在魏晋易代的混乱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使他抱负不得施展，人身安全不得保障，为避祸，只得"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虽然如此，他还是将深藏在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和愤懑，用"咏怀"的形式，曲折隐约地倾诉出来。因此，阮籍的八十二首总题为《咏怀》的五言诗，旨趣遥深，对久久困扰着人类精神的生与死、灵与肉、瞬间与永恒、宇宙与人生，作了深沉而冷静的探求，总汇了其整个人生的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阮籍"使气以命诗"；钟嵘在《诗品》中说《咏怀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阮籍是建安以后第一个全力写作五言诗的人，其含蓄的诗风，给后来处于逆境的诗人开拓了一条抒情述怀的道路。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非学其诗体，乃学其诗意。刘禹锡和阮籍一样，也是"使气以命诗"的。其第一首云：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己知？</PGN0224.TXT/PGN>刘禹锡自认为从小就怀抱雄心壮志，具有远大的理想，不趋时附势，但是，由于涉世未深，对复杂纷繁的社会现实、变幻无穷的政治风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只相信做人要象绳墨一样正直，哪里知道还会遭到阴谋诡计的暗害。
百战百胜就难以对敌人提高警惕，经过几次折臂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人生如果不遭受挫折，怎么能倾慕和思念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好友呢？这首诗通过回顾自己的政治经历，从政治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挫折，才能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并更加珍惜自己同朋友的情谊。
第二首云：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这首诗着力勾画了"老骥"和"鸷禽"的形象，借以抒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北风激励那久经征战的老骥，秋霜触动那展翅凌空的雄鹰。展现在前面的道路漫长而遥远，广阔的原野上常常笼罩着阴云。老骥若隐若现，奔驰在绝远的边塞；雄鹰展翅疾飞，掠过茂密的树林。若不是深秋景色的触动，怎么能激发起雄心壮志？刘禹锡在这首诗中以老骥和鸷禽自比，表示尽管路长道险，阴云密布，还要向骏马那样出没绝塞，象苍鹰那样冲破层阴。"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虽是诗人就骥驰鹰翔而发的议论，是对老骥和鸷禽的由衷赞叹，但更是诗人自己壮志难酬的奋力呼喊，是对激越奋进之情怀的抒发。
第三首云：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侯门有仁义，灵台多苦辛。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
刘禹锡认为，过去许多有德才的贤人，凭借着为事业献身的勇气而努力奋斗，他们所忧虑的是国家兴亡，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利害。纵观几千年的历史，诗人从"昔贤"身上汲取力量，与古代的贤者心心相印。权贵之门，有"仁"有"义"；他们的心，又"苦"又"辛"。这就揭露了当时权贵们所标榜的"仁义"的虚伪性。诗人表示不学那弯曲的玉磬而折腰逢迎权贵，宁使自己无米为炊，直至甑上积满灰尘。因此，这首诗以"忧国不谋身"的昔贤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而对那些所谓"有仁义"的侯门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体现了诗人高尚的气节，抒发了坚持斗争，永不妥协的顽强意志。
总之，《学阮公体三首》是刘禹锡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集中反映了其人生观中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刘禹锡晚年的诗，如《和令狐相公郡斋对紫薇花》云："有人移上苑，犹足占年华。"表示仍有用世之志。《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云："秋隼得时陵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表示不因长期沦落而颓废。又如《始闻秋风》、《秋词》等诗，皆有穷而益坚之气概，与《学阮公体三首》精神一贯。
二、"蹈道心一，俟时志坚"
刘禹锡的一生走过了坎坷的人生道路。"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废锢十年；后被召还，又因玄都观诗案，再次被贬连州、夔州、和州刺史，在政治上遭受第二次挫折；直至晚年，还被第三次排挤出朝，先后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长期被贬谪的生活，并没有使刘禹锡屈从于命运的压力，而是始终保持着激扬奋发的战斗精神。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写的《学阮公体三首》，正是这种人生心态的真实写照。
阮公体是指魏晋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所写的五言体咏怀诗。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由于处在魏晋易代的混乱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使他抱负不得施展，人身安全不得保障，为避祸，只得"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虽然如此，他还是将深藏在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和愤懑，用"咏怀"的形式，曲折隐约地倾诉出来。因此，阮籍的八十二首总题为《咏怀》的五言诗，旨趣遥深，对久久困扰着人类精神的生与死、灵与肉、瞬间与永恒、宇宙与人生，作了深沉而冷静的探求，总汇了其整个人生的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阮籍"使气以命诗"；钟嵘在《诗品》中说《咏怀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阮籍是建安以后第一个全力写作五言诗的人，其含蓄的诗风，给后来处于逆境的诗人开拓了一条抒情述怀的道路。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非学其诗体，乃学其诗意。刘禹锡和阮籍一样，也是"使气以命诗"的。其第一首云：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己知？</PGN0224.TXT/PGN>刘禹锡自认为从小就怀抱雄心壮志，具有远大的理想，不趋时附势，但是，由于涉世未深，对复杂纷繁的社会现实、变幻无穷的政治风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只相信做人要象绳墨一样正直，哪里知道还会遭到阴谋诡计的暗害。
百战百胜就难以对敌人提高警惕，经过几次折臂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人生如果不遭受挫折，怎么能倾慕和思念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好友呢？这首诗通过回顾自己的政治经历，从政治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挫折，才能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并更加珍惜自己同朋友的情谊。
第二首云：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这首诗着力勾画了"老骥"和"鸷禽"的形象，借以抒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北风激励那久经征战的老骥，秋霜触动那展翅凌空的雄鹰。展现在前面的道路漫长而遥远，广阔的原野上常常笼罩着阴云。老骥若隐若现，奔驰在绝远的边塞；雄鹰展翅疾飞，掠过茂密的树林。若不是深秋景色的触动，怎么能激发起雄心壮志？刘禹锡在这首诗中以老骥和鸷禽自比，表示尽管路长道险，阴云密布，还要向骏马那样出没绝塞，象苍鹰那样冲破层阴。"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虽是诗人就骥驰鹰翔而发的议论，是对老骥和鸷禽的由衷赞叹，但更是诗人自己壮志难酬的奋力呼喊，是对激越奋进之情怀的抒发。
第三首云：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侯门有仁义，灵台多苦辛。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
刘禹锡认为，过去许多有德才的贤人，凭借着为事业献身的勇气而努力奋斗，他们所忧虑的是国家兴亡，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利害。纵观几千年的历史，诗人从"昔贤"身上汲取力量，与古代的贤者心心相印。权贵之门，有"仁"有"义"；他们的心，又"苦"又"辛"。这就揭露了当时权贵们所标榜的"仁义"的虚伪性。诗人表示不学那弯曲的玉磬而折腰逢迎权贵，宁使自己无米为炊，直至甑上积满灰尘。因此，这首诗以"忧国不谋身"的昔贤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而对那些所谓"有仁义"的侯门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体现了诗人高尚的气节，抒发了坚持斗争，永不妥协的顽强意志。
总之，《学阮公体三首》是刘禹锡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集中反映了其人生观中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刘禹锡晚年的诗，如《和令狐相公郡斋对紫薇花》云："有人移上苑，犹足占年华。"表示仍有用世之志。《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云："秋隼得时陵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表示不因长期沦落而颓废。又如《始闻秋风》、《秋词》等诗，皆有穷而益坚之气概，与《学阮公体三首》精神一贯。
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年同居洛阳，过从甚密。从两人的酬赠之作来看，他们情谊深厚，襟怀坦荡，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通过这些诗作，比较他们晚年各自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态度，可以从另一侧面了解刘禹锡的人生观。
从仕途上说，白居易和刘禹锡晚年先后为分司闲官。白居易这时的心境是远出世情，知足常乐，对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刘禹锡则对世情不能忘怀，通常是酒入愁肠，难消孤愤。白居易曾在《闲适》诗中，描述自己为分司闲官后的心情：禄俸优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风光暖助游行处，雨雪寒供饮宴时。肥马轻裘还粗有，粗歌薄酒亦相随。微躬所要令皆得，只是蹉跎得校迟。
诗中庆幸自己为分司闲官，对此不仅十分满意，而且抱怨得之太晚。
刘禹锡为分司闲官是出于无奈，内心深处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一再奋斗而一再受挫感到苦闷。例如，他面对早春生机勃勃的美景，却忽然会产生暮春的伤感："翻愁烂漫后，春莫却伤心。"①秋凉暑退时节，身心一爽，原应感到快慰，但他却从秋风落花，联想起人情世风，不禁感慨系之："人情皆向菊，风意欲摧兰。"①除夕守岁，他不仅提不起迎接新年的兴致，反而悲从中来。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②13800170_0232_1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刘禹锡既为亡友伤感，又为蹉跎岁月感到惋惜。
生老病死是人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白居易和刘禹锡对待老境也有不同的心态。白居易有一首《咏老赠梦得》诗：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情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淡兴，相逢尚有余。
诗中较为细腻地刻画了老年人外在的形象特征和内在的心理特征，但心情写得过于消极、低沉。后来，白居易患风痹之症，行动不便，以至对治病失去了信心。他在《罢灸》诗中写道："莫遣浮［浄］名知我笑，休将火艾灸浮云。"自注，《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也。"因此，白居易对待衰老、病亡等人生大事，常常流露出一种消极的悲观情绪。
刘禹锡的和作《酬乐天咏老见示》云：人谁不愿（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
经事还请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① 《刘禹锡集》卷二十四《洛中早春赠乐天》。
① 《刘禹锡集》卷三十四《秋中暑退赠乐天》。
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同患足疾和眼疾，两人是同病相怜的。但是，他们对待"老冉冉其将至"的态度有所不同。刘禹锡诗的开头承接白居易的原唱，表示对白居易关于"老"的看法颇有同感。人谁不顾虑衰老，年老了又有谁来怜惜。刘禹锡首先肯定"顾老"是人之常情，接着交待了"顾老"的原因。
人老的短处是体弱多病。身体瘦了腰带不断地紧缩，头发稀疏了帽子自然就要偏移；不再看书是为了爱惜眼睛，多用艾灸是为了适应年老多病的需要。
刘禹锡认为，老固然有老的短处，但老也有老的长处。老的长处是阅历丰富，经历的事情多了，明白的事理就多，办事也就更加熟练；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如同观看江河山川那样清楚。这样仔细想来，老年也是很荣幸的事，对待衰老不要过多的忧虑，只要正确对待，便能心情畅快。最后两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意境优美，气势豪放，不要说日在桑榆已是晚景，晚霞也可以照得满天彤红。因此，刘禹锡面对衰老，不消极，不悲观，要用有生之年撒出满天的彩霞，情绪积极，格调高昂，有一种鼓舞人的力量。这两句诗既是刘禹锡内心世界的自我剖白，也是对老朋友白居易的宽慰和鼓励。明代胡震亨对此称赞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①13800170_0234_0在唐人咏老的诗篇中，刘禹锡的这首诗在胸襟的开阔和感情的昂扬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刘禹锡晚年退居洛阳，任分司闲职，仍然老当益壮，积极进取。他虽然也嗟叹老境的凄凉和可悲，但对生活是很热爱的，保持着自信乐观的情绪。
刘禹锡的《昼居池上亭独吟》诗，也是他当时生活。性格和心情的写照：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
古人因蜜蜂的性格所提供的教益，有"圣人师蜂"之说；因白鹤悠闲的仪态和修洁美好的外形，认为鹤乃君子所化，又认为鹤不游污池，也以鹤喻君子的仪表、风度和美德。刘禹锡这首诗的颔联最富思想性："静看"从"看"字引出，以虚静之心领受忙碌的蜜蜂的教诲，是实写眼前景；"闲想"从"想"字着笔，以闲散之身师法白鹤的洁身自好，是虚写意中情。两句虚实相对，深刻地揭示了他"身闲志不闲"的内心世界，刘禹锡要以酒来激励自己，消除暮气，调节精神，使之振作；以琴来清心雅性，陶冶情操。尾联暗用刘向《杖铭》句意，讽刺朝廷不任用贤才。刘向《杖铭》曰："历危乘险，匪杖不行。年眷力竭，匪杖不强。有杖不任，颠跌谁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刘禹锡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发出感叹，许多绝好的良机已经失去，为几杖作铭文，又有什么意思呢？
唐代道教盛行，烧药炼丹成风。人们普遍认为，药石金丹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大、宪、穆、敬、武、宣"六君"都有服金丹药石的记载。①受此风影响，唐朝士大夫大都酷爱此道，韩愈、元稹、李建等人还为此丧生。白居① 参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
易原也相信此道，他烧过药，炼过丹，因毫无所得，便不再迷恋了，其《烧药不成命酒独醉》诗描述了这一认识过程。白居易的转变，还与刘禹锡的提醒有关："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减书存眼力，省事养心王。君酒何时熟？相携入醉乡。"②一个人的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没有什么药方可以医治。道教的却老还童之术是不可信的，而情绪达观，注意保养，才是摄生的至理。刘禹锡对白居易这一语重心长的劝导，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思想和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基础之上的。
② 《刘禹锡集》卷三十四《闲坐忆乐天以诗间酒熟未》。
四、融合儒佛道，顺应大潮流
南北朝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形成儒、佛、道三足鼎立的格局。为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有人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如旧题王通所著《中说·问易篇》云：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 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真君"是北魏太武帝年号，"建德"是北周武帝年号。《中说》认为，象魏太武帝和周武帝那样用武力取缔佛教，只能起推波助澜、鼓风煽火的作用，应当在儒学的基础上促使儒、佛、道合流。
隋唐时期，儒、佛、道相互影响，趋于合流，佛教从南北朝发展到隋唐，进入全盛时期；道教则因唐王室自认为是李耳后代，得到大力提倡，也很兴盛；儒学从佛教、道教那里吸取思想资料①，佛教、道教在理论上也日趋儒学化。
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都接近佛教，但刘禹锡对佛教信奉的程度不如白居易深。白居易潜心佛经，连生活起居都染上了浓厚的禅味，中宵入定跏跌坐，女唤妻呼多不应。又常在家搞斋戒，做道场。斋戒期间断荤腥，停娱乐，谢宾客，连刘禹锡都不接见。因此，刘禹锡常取笑他"斋日多如周太常"。②周太常即东汉人周泽。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周泽任太常期间，"常卧病斋官，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子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当世疑其诡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周太常笃信佛教，其做法是不近人情的。刘禹锡说白居易的斋日多如周太常，在友善的调侃中含有规劝的意思。另在一首《乐天少傅五月长斋，广延继徒，谢绝文友，坐成暌间，因以戏之》诗中，刘禹锡继续调笑白居易说：一月长斋戒，深居绝送迎。不离通德里，便是法王城。举目皆僧事，全家少俗情。精修无上道，结念未来生。宾閤田衣占，书堂信鼓鸣。戏童为塔像，啼鸟学经声。 暗网笼歌扇，流尘晦酒铛。不知何次道，作佛几时成？
何次道是东晋宰相何充。据《晋书·何充传》载，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阮裕尝戏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充问其故。裕曰：'我图数干户郡尚未能得，卿图作佛，不亦大乎！'"刘禹锡在诗中说白居易有伎乐不听，让歌扇蒙上蛛网；有美酒不饮，让酒铛落满灰尘，广延缁徒，谢绝文友，五月长斋，耗资事佛，很象何次道。何次道崇佛而没有成佛，难免有阮裕之讥，刘禹锡也以此提醒和劝告白居易事佛不必过于认真。实际上，白居易爱好声色，虽然频事斋戒而俗念不断，这与崇佛的诚心是矛盾的。刘① 韩愈以排佛、道著名，但苏轼认为："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苏轼文集》卷四《扬雄论》）
② 《刘禹锡集》卷三十一《答乐天戏赠》。
禹锡就这一点打趣道："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矻矻将心求净法，时时偷眼看春光。"①"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欲向醉乡去，犹为色界牵。"①这说明刘禹锡虽信佛，但对佛教的态度有一定的保留。
刘禹锡在《天论》中说明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时指出："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但"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销磨尽有因"②，忧喜无定是人道昧造成的结果，从而使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有了市场。刘禹锡在《送僧元暠南游》的引言中，叙述过自己晚年推崇佛教的原因：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
刘禹锡认为，自己二十年来没有什么成就，才领悟到世上所讲的"道"，都很难行得通，只有佛教的"出世间法"，值得用心，因而他自称"事佛而佞"。
在《赠别君素上人》的引言中，刘禹锡叙述过自己从尊崇儒学到推崇佛学的思想历程：曩予习《礼》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
然而斯言也，犹示行者以室庐之奥耳，求其径术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普，级宝山而梯云。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踈便门，旁束邪径。 是余知突奥于《中庸》，启键关于内典，会而归之，</PGN0238.TXT/PGN>犹初心也。不知予者俏予困而后援佛，谓道有二焉。
刘禹锡"家本儒素，业在艺文"①，从小已习《诗》、《书》、《礼》，尤其精通大中之道，知圣人之德，然而在实践中却难以达到这种境界。他在遭受了种种的人生挫折以后，深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精神上感到苦闷，因而需要借助佛教来消磨自己的雄心壮志。
在《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中，刘禹锡进一步指出了儒学与佛教的异同：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节，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势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补其化，释王者之位以迁其人。则素王立中区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而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自白马东来，而人知象教；佛衣始传，而人知心法。 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
刘禹锡认为，天生育人，而不能使人的情欲有节制；君治理人，而不能不用威势以御众。天和君的作用，都有一定的限制和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总还需要有些人出来。他们也是人，但能弥补天的不及；他们没有君位，但能使人改变心性。中国的孔丘，西方的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孔丘儒学的要① 《刘禹锡集》卷三十一《答乐天戏赠》。
① 《刘禹锡集》卷三十四《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
② 《刘禹锡集》卷三十四《秋斋独坐寄乐天，兼呈吴方之大夫》。
① 《刘禹锡集》卷十四《夔州谢上表》。
点是"大中"，释氏佛教的要点是"正觉"。自从有了天地，这两种圣人之道就存于其间。它们有所不同，就犹如水和火、车轮和车辕的不同一样；但做饭菜需要水也需要火才能成味，用车行路需要轮也需要辕才能致远。不过，儒学用"中道"教人，不多讲性命，所以在世衰的时候，儒学便逐渐地衰落了；佛教用大慈大悲普救众生，脱离苦海，宣扬因果报应，所以世道越衰，它就越得到人的信仰。佛教能够泯灭人的贪爱之心，在无形之中进行教化，其教化不仅普及于人，也普及于天。佛教所说的天也是一种有情之物，因而在天地生成之外，还有一种陶冶；在人群的法治之外，还有一种教化。佛教的陶冶和教化作用，其具体表现是可以用言语表达的，其根本精神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刘禹锡在这里指出了他心目中的儒学和佛教的作用，以及二者的优劣。
在《天论》中，他认为人类社会主要是靠法制得以建立，但在这段话里又认为仅有法制还是不行，因为人生来就有情欲，而又不能对自己的情欲有所节制。这种人生来就有的缺陷，需要用法制、威势以作节制，同时还需要教化。
刘禹锡认为，儒学讲的"中道"，其作用就个人而言可以节制情欲，就社会而言可以缓和矛盾。但儒学不着重讲人生的生与死等根本问题，就社会论社会，结果在社会法制松弛的时候，儒学就不行了。佛教着重讲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所以社会越混乱，人们就越向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逃避现实，从而就越信仰佛教。这是佛教优于儒学之处。儒学和佛教虽有所不同，但可以起同样的教化作用，相互补充。
另一方面，刘禹锡也有以儒家思想解释佛教的倾向。柳宗元为慧能作碑文，刘禹锡作第二碑。碑的铭文曰："至人之生，无有种类。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杰异。父乾母坤，独肖元气。一言顿悟，不践初地。"①刘禹锡在这里试图用儒家的元气说来阐述佛教禅宗的创始人慧能之学说，其要点在于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这就反映了刘禹锡融合儒佛的思想。
刘禹锡作为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晚年在思想上接近佛教，存在着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矛盾。一个唯物主义者有时充满理想、乐观情绪和战斗精神，有时则比较消极低沉。刘禹锡说"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销磨尽有因"，"忧喜无定"显然是指政治上的浮沉、升降无定的状况，这无疑反映了刘禹锡在参加政治革新失败后，多次遭到贬逐的消极心理。就此而论，刘禹锡试图借佛教思想来消磨意志，寄托精神上的压抑，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尽管佛学人生观并没有引导他离开儒家积极干预现实的入世立场，但这种出世的情调对刘禹锡的人生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当然，刘禹锡所谓的"佞佛"，与虔诚的佛教徒之崇信佛教唯心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刘禹锡从未有过遁迹空门的想法，他对佛教所主张的"空"、"无"本体论和"三世"说，都持否定态度。他说"不因相何以示觉？不由有何以悟无？"②"何必求三生以异身耶？"①"三生"即三世。在刘禹锡看来，"三世"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值不得追求。他引儒入佛，主张儒学和佛教有各自的社会作用，适应了当时儒佛合流的客观趋势。
刘禹锡虽然受到佛教思想的消极影响，但他的精神状态始终还是积极向① 《刘禹锡集》卷四《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
① 《刘禹锡集》卷二十九《送鸿举师游江两并引》。
上的。他所关心的不是人的生死问题，而是社会的治乱问题；所注意的不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而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思考的不是人的来世，而是人的今世，因而他对佛教在思想上尚未形成一种坚定的信仰。正因为如此，当道家思想同样能给他以精神安慰的时候，他对道家思想也会产生共鸣。庄子宣扬"无己"、"无待"以消除一切人生烦恼的《逍遥游》，是他爱读的文章。
刘禹锡晚年在洛阳与裴度共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在《和裴相公傍水闲行》诗中描写过自己当时的心态：为爱《逍遥》第一篇，时时闲步赏风烟。看花临水心无事，功业成来二十年。
道家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人生，"为爱《逍遥》第一篇"实际上就是刘禹锡当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如《寓兴二首》其二云：世途多礼数，鹏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泽，抛官为折腰？
《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向秀、郭象对《庄子》"《逍遥》义"的注释："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大鹏翱翔天海，鷃雀上下蓬蒿，但由于"足性安分"而各得逍遥。刘禹锡这短短的四句诗，揭示了庄子《逍遥游》的旨趣。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道家顺应自然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实践者。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在任彭泽令时曾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①遂走上了辞官归田、躬耕隐居的道路。刘禹锡认为陶渊明并没有真正掌握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而确信自己对庄子哲学有精深的理解。他的《偶作二首》其一云：终朝对尊酒，嗜兴非嗜甘。终日偶众人，纵言不纵谈。世情闲尽见，药性病多请。寄谢嵇中散，予无甚不堪。
诗中所描绘的精神境界，与《逍遥游》中所描绘的"至人"的精神境界十分相似。《庄子·逍遥游》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认为，世人之所以达不到逍遥游，是因为他们既有个人为己之见，又有立功好名之心，即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要真正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必须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庄子自己辞却楚王的礼聘，不肯为相，他的理由是"无污我"，"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②出于对这种人生态度的领悟，庄子认为"至人"是世事无所系念于心的。刘禹锡诗中所说的"世情闲尽见"，与此正相吻合。庄子愤世嫉俗，超然物外；刘禹锡用世之心强烈，而又历尽挫折，难以得到实现抱负的机会，因而有时在思想上与道家学说产生共鸣。刘禹锡在诗的最后两句，表现出对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崇敬，正说明了这一点。"寄谢穗中散，予无甚不堪。""嵇中散"即嵇康。据《晋书·嵇康传》载，嵇康"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他"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嵇康作为玄学思潮造就出来的典型人物，其"越名教而任自然"① 《晋书》卷九十四《陶潜传》。
的处世方式与人生理想，是历史上将庄子的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第一人。他追求一种心境的宁静，一种不受约束的淡泊生活。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他向往摆脱世俗的羁缚，回到大自然中去，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独处；而如果做了官，"不得妄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受到干扰，他便受不了，提出"有必不堪者七"。"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故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嵇康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对于仕途带着一种近于本能的厌恶情绪。而刘禹锡在仕途中虽屡遭挫折，但始终保持着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因而一方面对嵇康所追求和实践的庄子式的理想人生表示敬意，另一方面说"予无甚不堪"，对世俗名教表示出宽容的态度。这与刘禹锡一直崇奉儒家学说是有关系的。他写的《许州文宣王新庙碑》、《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等篇，充分表达了对孔子的敬仰和对儒经的尊奉。《和李六侍御文宣王庙释奠作》一诗，不仅表达了对孔子的敬仰，而且对孔子在世时不被重用的境遇感慨极深：叹息鲁先师，先逢周室卑。有心律天道，无位救陵夷。历聘不能用，领徒空尔为。儒风止礼乐，旅象入蓍龟。西狩非其应，中都安足施？世衰由我贱，泣下为人悲。遗教光文德，兴王叶梦期。土田封后胤，冕服饰虚仪。钟鼓胶库荐，牲牢郡邑祠。闻君喟然叹，偏在上丁时。
孔子在唐代被封为文宣王，享受祭祀，但他的学说并未真正见用于世，所以刘禹锡为之叹息。中唐时期的许多当政者口头上尊奉孔子，却没有孔子"救陵夷"之心。刘禹锡对孔子身后的这种不幸感到痛心。他自己在地方任职时，正是以"救陵夷"的精神，赈灾济众，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这就继承了儒家重人道的传统，辅时及物，利国安民。
总之，刘禹锡顺应当时儒、道、释合流的趋势，试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儒、道、释进行辩证的综合。儒家思想是入世的，道家思想是遁世的，佛教思想是出世的。刘禹锡的一生始终坚持儒家的人生理想，追求道家的精神境界，并借佛教思想来寄托精神上的压抑与安慰。
五、"牡丹真国色"，"依依似君子"
理想人格是人生观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历来注重理想人格的设计和塑造。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现实的、进取的、刚健的道德人格，即以"内圣外王"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实现；道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超越的、逍遥的、柔顺的自由人格，即向往人生的真诚纯朴，把实现自我价值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
刘禹锡作为一位诗人，在许多托物咏怀的诗中，抒发了自己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的情怀。其《赏壮丹》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这首诗歌颂牡丹，却从评论芍药和芙蕖入手，立意新颖，风格别致。诗人认为芍药花妖娆美丽，但格调不高；芙蕖即荷花纯洁雅淡，但缺少情致。诗中对牡丹没有作更多的描述，只用"真国色"三字加以概括，并且以花开时节轰动京城加以烘托。显然，在对牡丹的赞美中，也可以使人窥见诗人自己的人格。
诗人们咏花，往往很少孤立地描写花的色、香、态，而是重在写"花格"。
花本无知，无"格"可言。但诗人咏花多是为了通过花来表达对社会生活的评价和人生理想。因此，无知的花在诗人笔下也就成了有"格"的人。牡丹有"花王"之誉，唐代牡丹热曾盛极一时。在中唐，从宫廷、寺院，直至各家各户都争种牡丹，花市盛况空前。传说在晚春季节，京都车马若狂，到处都拥挤着看花的人群。《赏牡丹》这首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刘禹锡以否定芍药和芙蕖来肯定牡丹，即以比较的手法写出牡丹的多情与丰姿，以花开轰动京城烘托出"牡丹真国色"，以象征一种尽善尽美的理想人格。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出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修身"之前的纲目是"内圣"，之后则是"外王"，内外一贯，形成了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最高标准。刘禹锡几十年来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正是对这一理想人格精神的实践。
刘禹锡的另一首托物咏怀诗《庭竹》曰：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
诗中写庭竹虽在风露之中，但不改变其劲节青翠之姿，赞美竹子能够随遇而安，以借喻自己不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保持其"君子"的人格与本色。刘禹锡富于理想而屡遭坎坷，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虽对自己久久不能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而感到苦恼，但也能随遇而安，在地方官任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这就使人感到刘禹锡的理想人格中蕴含着一种内儒外道的精神力量。
刘禹锡还有《柳花词三首》云：开从绿条上，散逐香风远。故取花落时，悠扬占春晚。
轻飞不假风，轻落不委地。撩乱舞睛空，发人无限思。
晴天黯黯雪，来送青春莫。无意似多情，千家万家去。
这三首托物言志的诗篇，赋予柳花以美好的品格。它无意争春，在花落时节开放；它轻飞轻落，不凭借风力，不轻易委地；它送走了暮春，"无意似多情"地向千家万户飞去，"发人无限思"。诗人通过对柳花的描写，赞颂了一种美好的品格，同时也是刘禹锡个人品格的写照。
《咏史二首》批判了中唐时期某些背弃理想、追求富贵的人，表现了刘禹锡不愿随波逐流的品格。其中第一首云：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