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的思维型态及其运作
附录 洪秀全简谱
内 容 简 介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初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历史罕见的农民运动思想家。其人生经历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思想内涵丰富复杂，且变化剧烈，深受学界关注。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袖，为中国近代化建设方案的最早设计者，其思想已成学界研究热点。本书汲取前人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导向，运用实证研究和结构功能研究等方法，深入剖析洪秀全、洪仁玕思想结构的基本层面及其变异脉络，探究其思想发展变迁的复杂动因，并阐述传主思想在太平大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多元化功能，评估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这在学界尚属初次探索，祈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作 者 简 介
崔之清， 1941 年生，安徽宣州市人。1967 年夏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 1981 年冬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专长晚清史、太平天国史尿当代台湾研究，有《太平天国通史》、《当代台湾经济辞典》、《海峡两岸关系史事日志》等著述多种，发表学术论文60 余篇。
胡臣友， 1964 年生，湖北红安人。1986 年夏湖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91 年夏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专长晚清史、太平天国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 余篇。
洪秀全评传 导 言 一、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追溯中国古代历史，自王朝政治伊始，下层社会的反抗和起义就延绵不绝。夏商周三代的民间起事已难稽考，史家遂把陈胜、吴广的暴动视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陈、吴揭竿而起，反秦起义风暴席卷全国。项羽、刘邦乘势崛起，联手推翻了秦王朝。之后，楚汉相争，泗上亭长刘邦兼并群雄，改朝换代。自此，绿林草莽、失意士子，乃至饥寒农民颇受感染，不断仿效。每当王朝腐败衰微，农民难以生存时，陈、吴式的人物便会发动起义，吸引大批饥民，汇成农民革命洪流，冲击旧王朝的腐朽势力，多次导致朝代的更迭。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也沦为少数领袖或野心家登基称帝、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于是，王朝屡有更迭，社会曲折发展，但农民依然处在贫贱的社会下层。
农民起事的原因大多因统治者暴政逼迫而起。"官逼民反"成了中国历代工朝通常的政治现象。就发展层次而言，小规模的局部地区起事频繁不断，多数为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类型的抗争。一旦聚合并形成规模时，首领们就会提出改朝换代的政治目标。在经济诉求上，自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提出"均贫富"口号开始，直到明末李自成宣布"均田免粮"，起义者多次宣示其平均主义的斗争目标。可是，几乎找不到史料证明他们实施或部分推行了这些口号，至于称王称帝却是他们共同的政治作为。及至清朝，反清起义在清初普遍频繁。康熙以降，政治清明，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基本温饱，局势趋于稳定，没有大的反抗行动。嘉道年间，危机日甚，反清起事随即增多。白莲教起义席卷川楚陕于前，天地会活跃湘桂粤于后，各族人民反抗斗争逐渐遍及全国。这些反抗活动的政治目标多定位在"反清复明"、"替天行道"等口号上，还有不少起事仅限于抗捐抗税、劫富济贫的经济行动，也不乏打家劫舍的绿林盗匪。就发展水平而言，这些起义远不及刘邦、朱元璋、黄巢、李自成等起义的政治高度，还处在简单和低级阶段。因为清朝社会一直是古代传统社会的延续，农民也是封建社会底层的小农，他们很难突破与超越前辈的创造。至于农民的诉求，经济上仍然渴望土地和温饱，政治上企盼一位"好皇帝"，使他们少受剥削，安居乐业。
看来，考察和评判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运动，必须注意将其置于纵横两大参照系：就纵向而言，应比照历代大规模农民战争及其领袖的实践；就横向而言，应比照清朝的现实社会及其腐朽统治。唯此，才能得出比较严谨求实的学术结论。如果超越客观的时代与空间，仅以近现代的评判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必然会得出偏颇不实的结论。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这正是我们考察和研究洪秀全思想及其业绩的基本出发洪秀全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出身于普通农家，祖辈亲族没有上层社会背景。他接受一般的乡村私塾教育，成为农村中的贫寒儒生。如果在清朝前期，他将会终生拼搏于场屋，执教于村塾，甚至躬耕陇亩，聊以卒岁度日。但他生长在危机和动荡的时代，天地会的活动象岩浆一样在华南各省奔突运行，反清复明的社会思潮在民间广为流传。正是时代的洪流把洪秀全推上历史前台，领导和指挥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战争。同时，斗争实践深刻锻炼和教育了洪秀全，使他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的思想，从而成为农民战争史上唯一的卓越思想家。
-----------------------------------------------------------
① 《列宁全集》，卷2，页150。
-----------------------------------------------------------
"伟大的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②洪秀全由一介农村的贫寒儒生，转化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领袖和旧式农民革命的理论大师，归根结底得力于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和社会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不是消极无为的领袖人物。他自觉和积极地投入反清斗争，领导和参与广大军民的社会实践，而且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持久而深刻地影响太平天国运动，从而使这次农民革命深嵌着洪秀全思想的印记。斯大林在评价思想家的贡献时，写道：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①洪秀全不仅象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领袖一样，指挥了历时14 年的反清武装斗争，建立新的太平天国朝廷，而且，他第一次为农民设计了美好的理想社会，并拟定了具体政策和措施，试图通过绝对平均社会物质财富的方式，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这正集中体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阶级诉求。据此，我们认为，洪秀全虽然主张改朝换代，但新朝的社会经济、人际关系与旧式王朝颇有差异，亟欲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想社会的设计和实施，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消灭封建剥削，从而改变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使全社会成员"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创举。因此，洪秀全不仅超越刘邦、朱元璋的封建蜕变，也使黄巢、李自成的空洞口号相形见拙。就农民战争的发展水平而言，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发展的最高峰。
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因时代的变迁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和特征，更使传统农民战争逊色。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西方宗教和文化也随即登陆传播。先进的中国士大夫对战争的失败痛苦反思，开始关注"夷情洋务"。洪秀全生长在对外开放的窗口广州附近，怀着济世救民、反清革命的目的，接受了基督教的上帝和若干教义，融合儒家的意识形态，创立了拜上帝教，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向包括儒佛道在内的一切传统观念和宗教迷信挑战，甚至把攻击矛头直指孔子。应当指出，把宗教和思想革命作为重要任务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大特色，对传统社会及其文化构成强烈的震撼。而且洪秀全以行政手段建立拜上帝教的宗教文化体系，基督教的圣经代替了儒学经典的至尊地位，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理论依据。虽然圣经并非科学理论，基督教亦是宗教迷信，但洪秀全对西方文化的开放心态值得肯定。 1859 年夏，洪仁玕辗转赴天京，被洪季全擢为军师，总理朝政。洪仁玕流寓港沪6 年，潜心钻研西学，试图引进西方列强的近代化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制度，为此，撰写了《资政新篇》。洪秀全详加批阅，并钦命颁行，为天国后期施政纲领。由于洪仁玕的影响，洪秀全对西方物质文明颇有兴趣，也愿意在中国推行。这样，洪秀全在移植西方文化的广度上也大有展拓。如果说洪仁玕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设计师，洪秀全则是他的支持者，看来，天王开始产生朦胧的近代化意识。这与拒夷排外的咸丰帝形成强烈反差，比主张"师夷长技"的林则徐、魏源，乃至后来的洋务派，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显然高出一筹。
-----------------------------------------------------------
② 《列宁全集》，卷29，页71。
① 《斯大林全集》，卷1，页104。
-----------------------------------------------------------
面对列强的侵略活动，太平天国与清廷的外交政策颇有区别。清朝先是闭关拒夷，抵抗侵略，失败后立即妥协投降，接受新的不平等条约。及至1861年11 月，辛酉政变发生，慈禧--奕诉集团上台，清廷改变闭关政策，而被迫"和夷"，乞求列强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外国侵略军相继在宁波、上海公开进犯太平军，使太平天国在危急之中又面对新的敌人，肩负起反侵略的历史使命。
考察太平天国外交，因缺乏近代外交经验而时有失误，但总体上看来，既比清朝开放灵活，又能坚持独立和主权。当外国侵略军武装挑衅时，太平天国坚定予以回击，英雄的将士为捍卫天国疆土，与外国侵略军血战到底，没有清朝统治者的奴颜媚骨。史实表明，太平天国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而且开启了近代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先河。史学界普遍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范文澜同志曾高度评价这次农民运动，认为它使"陈胜、吴广以下数千百次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与五四运动同为一百年来两大转变时代的标帜。"①洪秀全、洪仁玕是站在时代前列和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同属社会下层，又是同族兄弟，"五服宗潢，巷里相接，长年交游起居，颇有见闻而知者。"②而且都是科场失意后走上反清道路的。在他们的引导和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才展现出承前启后的时代特色，承担着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使命。而且，他们都不负时代和阶级的重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汇合中寻求合理的思想资料，经过理性的取舍、思考和对接，从而构成太平天国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观念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和影响着这场运动的整个进程。因此，考察和研究洪秀全和洪仁玕的思想演变流程、内在结构组合，并剖析各层面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与功能，是太平天国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课题，也是本书的基本撰述目标。
-----------------------------------------------------------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②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47。
-----------------------------------------------------------
二、洪秀全与晚清士农社会
洪秀全长期生长在农村社会，他了解与熟悉中国农民；同时，他又是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也熟悉和掌握儒学的一般理论和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比较简单，许多学者称其为士农社会。士就是知识分子，以儒学观念和纲常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规范。士的分化相当剧烈。为数不多的士透过科举或其他途径，登上仕途，转变成封建官僚。大多数士被排斥在统治层之外：或者取得低层级的功名，或者象洪秀全一样，屡试不售而终生白丁。就观念形态而言，士子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恪守封建伦理和道德规范，标榜忠君爱国，以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为己任，因此他们具有保守和拒变的性格。就政治倾向而言，他们的大多数游离在上下层社会之间，但热衷于功名利禄，而且家道殷实，出身地主者颇多，因此一般都站在朝廷和皇帝一边，敌视和抗拒农民起义。象洪秀全一类的"叛逆性格"是为数极少的。洪秀全反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洪秀全保持着较多的农民性格是重要的内在原因。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清朝吏治的贪劣腐败，农民饥寒交迫深有体察。为此，他投身仕途的竞争，试图从政为宦，当一名清廉的父母官。但是屡试失利，遂决心反清改朝，以解救"民悬"。因此，洪秀全具有士和农的双重性格，这对他一生的思想演变和发展影响至深。封建王朝制造了士的阶层，并给以比较优厚的政治和社会待遇，目的在于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为王朝的长治久安竭诚服务。其实，就是透过士的归化和培植，以控制和管理众多但却分散的农民。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悠久，历代封建王朝的代代传承，士确实发挥了最重要的功能。刘邦和朱元璋改朝换代的胜利，除了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外，士大夫的投顺效力也是关键原因。洪秀全面对社会危机，士农交汇的性格使他对现实产生强烈反弹，并展开独立的理性思考。首先，他看到鸦片战争失败后民穷财尽的悲惨境况，忧患意识唤起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农民反抗心理跃然躁动，可是士的保守心理使他流连于科场。其次，洪秀全从天地会那里继承了排满兴汉的民族意识，儒学中的"夷夏之辨"为他立志反清革命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再说，洪秀全颇受刘邦、朱元璋成功的启迪。他自命不凡，有强烈的皇权意识，自居真命天子。这是一般士子不敢想象的"叛逆"观念。恰恰表明，洪秀全的思维源流和定势是士农性格结合的产物。可是，在当时社会上，洪秀全的反清行动却得不到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认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和平均主义政策吓跑了士大夫，使他们为了捍卫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维护孔子和儒学，不惜与太平天国为敌。看来，在传统的士农社会中，要想取得反清大业的成功，应该设计和制定正确合理的政策，以调和与照顾到士农二者的利益，才能有效调动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积极性，壮大太平天国和孤立清朝，加速胜利进程。可见，我们需要深入探讨晚清士农社会的结构及其特征，对清朝士大夫的集团分化展开适当考察，特别注意经世派官僚的崛起及其政治走向，这对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取向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必须翔实考察农村与农民状况，注重研究农民的社会心理和阶级诉求，探索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剖析洪秀全与农民间的复杂联系及影响。而且，对农民战争时期士农关系的剧烈互动应予相应的重视，以追溯洪秀全思想不断演化的深层原因。
就中国国情而言，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任何社会变革，归根结底，必须考量和改变农民的命运，这样才能唤起农民的积极参与。否则，变革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追求和活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虽然造成一定变革声势，也取得了某些近代化成果，但并未重视农民的利益和诉求，农民成为变革的旁观者，因此变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终于殊途同归，在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制下导向失败。洪秀全则不同，他把农民视为推翻清朝、创建新朝的强大物质力量，因而创立拜上帝教，借此动员和组织农民，组成信仰和行动统一的起义武装，掀起反清革命高潮。而且，他还为农民设计了平均温饱的小农社会天堂。虽然这一空想未能实施，但太平天国政权极力减轻农民的负担，并打击地主政治和经济势力。这使太平天国的生存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可是，太平天国井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放农民。虽然农民的地位和利益比清朝有所改善，但他们仍然处在太平天国的社会基层，而且，一个金字塔似的官僚体系高踞于农民之上。农民平时"耕田奉上"，战时充任乡兵，协同太平军作战，并没有多少自由和权利。洪秀全只试图解决社会的温饱问题，并没有触及政治平等和民主的课题。这正是农业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制约结果。当时饥寒的农民除了追求温饱外，在政治上的诉求是追随天王打江山，使温饱社会成为现实。不少学者强烈批评天王专制、封建等级等弊病，其实是时代的产物。既然当时并不存在近代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也根本没有近代文化教育，我们怎么能苛求洪秀全在传统社会的地基上建立近代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大厦呢？客观地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农民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农民领袖、明君贤相。这正是我们把洪秀全视为农民领袖和思想家的重要依据。不少学者论证，洪秀全是一位专制皇帝。他们列出大量史料，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和洪秀全的皇权主义及其实践提出批评。我们认为，这些学者的看法并不错谬。其实，在当时社会环境里，除了君主制之外，洪秀全别无选择。洪仁玕多年流寓港沪，对西方政治体制多所了解，但他从来都认为，天王集权专制是必须的，甚至他还欣赏杨秀清的铁腕，自己力图效法，但事过境迁，洪仁玕在天王专制和地方实力派割据的夹缝里执政，始终是一位弱势的军师。在太平天国领袖和军民的思维中，君主专制是合理和必然的选择。在洪秀全看来，太平天国与历代封建王朝根本不同，是史无前例的创新。然而就政治体制而言，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质的变革。洪秀全自命上帝之子，为天下万国之主。他是人民的救星，代表上帝赐给农民温饱和官员爵禄。这位神人合一的天王与上帝直接对话沟通，按上帝旨意统治臣民。在臣民眼里，洪秀全是真命天子，他与上帝、耶稣、幼主、父子公孙联为一体，对上帝的崇拜与对洪秀全的崇拜合而为一。在浓烈的宗教神权迷雾里，洪秀全极力神化自己和太平天国，强化洪氏家天下的统治。
因此，我们在探讨洪秀全与农民之间多层面关系时，应当把史实置于当时社会和国情环境里展开评判，而不宜脱离具体时空和客观条件，以现代的政治和社会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或者把洪秀全拔高为完美和自觉的农民领袖，或者贬低为一位封建皇帝，与农民的阶级诉求和阶级斗争毫无联系。如果我们把洪秀全放入中国传统士农社会加以考察研究，透过士和农的阶级状况、诉求和特征去反观洪秀全，便会得出比较符合史实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社会，农民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往往受其他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引导和利用，尤其是封建官府和士绅。在太平夭国运动中，我们一方面看到成千上万的饥饿农民为追求温饱社会而参加太平军，投身埋葬清朝和妖匿世界的战斗；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大批贫苦农民在官绅欺骗和强制下，参加乡勇和团练，与太平天国运动力敌。尤其是曾国藩别出心计，组建地方派系武装--湘军，终于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清军主力。湘军是土农社会的衍生物。曾国藩明确规定，湘军以士子儒生为军官，而招募朴实本分的贫苦农民为士兵，士农之间构成军事的封建的宗法关系。他还主张以理学灌输和教化湘军宵兵，士子既当军官，又是教师和家长。这样，可以混灭农民的阶级意识，对抗拜上帝教的传播。简又文先生否认太平天国是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其主要论据是，太平军和湘军都是农民，这场战争其实是"农民打农民"。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其一，要考察太平军和湘军的性质和作战目的。前者由农民自发揭竿而起，目标是推翻清朝，建立温饱太平的新型社会；后者是受清朝和曾国藩雇佣，保卫清朝政权及地主官绅利益，重建封建制度和秩序。因此，一支是农民自发起义的反清武装，一支是官绅组建和控制的地主武装，不能因二者都是农民从军的表象而混淆它们的鲜明阶级界限。其二，就近现代史实而论，简说更经不起检验。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和镇压革命的都有大批清朝新军，兵员成份相似，能否界定为"新军打新军"呢？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组建的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队基本来自农民和学生，难道能否认北伐的民主革命性质，界定为"农民打农民"吗？再说，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军大都出身农民，中国军队也是如此。按照简先生的逻辑，应当界定为两国的"农民打农民"，那么抗日战争的反侵略爱国性和正义的反法西斯性体现在何处呢？显然，简先生为了否认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制造了这一经不起推敲的论据。其实，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事实，任何战争归根结底都是某些阶级或政治势力发动的，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否认它，而是严谨求实地考察和揭示历次战争的不同阶级属性，才能透过武装冲突的表象，得出理性分析的科学结论。必须指出，洪秀全的士农社会性格对他和太平天国运动产生深刻复杂的影响。
就正面影响而言，农民自发的反封建诉求，推动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促使他设计平均温饱的社会改造方案，试图成为赐给农民幸福的太平天子。作为失意士子，洪秀全具有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他不同于劫富济贫的草莽绿林，也不愿象洪大全一样，投身洪门秘密会党，从事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他坚持独立思考和认真选择，敢于利用基督教，使其嫁接在中国儒学观念的基于上，创立新的拜上帝教，从而找到动员和组织农民的精神武器，洪秀全则因此成为太平大国宗教领袖和社会变革的设计师。
就负面影响而言，儒学的封建教条和皇权主义紧紧束缚往洪秀全的思维进程和方向，使他的思想结构不时充满层面矛盾和变异，最终导向封建化的蜕变。农民的落后和分散性使洪秀全对城市采取过激政策，企图废除商业、独立手工业，取消商品经济。并且在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虽然破坏了封建经济和文化，但却无法建设更加先进、繁荣的经济和文化。
看来，洪秀全对清朝的士农社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是人心浇薄、相凌相斗的黑暗世界。因此，他鼓吹一个天下为公的太平世界。根据洪秀全的设计，士农社会将有深刻变革。太平天国试图塑造敬拜上帝的农民，也同时需要培植信奉拜上帝教的知识分子。因此，政府以拜上帝教著作为依据，频繁举行科学考试，后期还颁行《钦定士阶条例》。但是，收效并不显著，太平大同一直严重缺乏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洪秀全和其他领袖并未从战略上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由于领袖们多数出身农民或下层社会，而且处在战争时期，因此，更为赏识和提摧勇敢善战的将士，相形之下，忽视重用知识分子才俊。相反，曾国藩把士农社会架构转移到湘军，知识分子牢固掌握湘军各级指挥权，形成了比较合理和优化的人才结构。太平军一直由农民将帅控御各级军事指挥机构，知识分子很少过问军事决策和战争指挥。就总体而论，太平天国破坏了旧式士农社会结构，但并未建立新型结构，因而士农产生严重的对立和隔阂。士大夫和儒生纷纷认同情朝，用各种方式与太平天国运动抗衡。太平夭国既未能培养出自己的士，又不能大量吸收旧结构遗留的知识分子，从而在知识和人才素质上较湘军处于劣势。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来，研究清朝士农社会和洪秀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项亟待探讨的学术课题。
三、洪秀全研究概况与资料综述
（一）研究状况概述
当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兴起时，洪秀全就成了当时国内外官方和舆论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对洪秀全的评价也不断变化，140 年来，可谓异说纷坛。
就太平天国本身，官方文献把洪秀全尊崇为真圣主，上帝次子，是神人同体的真命天子，种种至尊至圣的宣传充斥官书，洪秀全则是这种教化和宣传的发动者。而私人回忆则各有不同。洪仁玕、赖文光等崇拜、感激洪秀全知遇之恩，因而百般颂扬；李秀成、石达开等曾遭天王猜忌排斥，未免多有微词。
清方在金田起义后长时期不清楚太平天国领袖是谁，一直把韦正（昌辉）当作首领。及至永安时期，才视洪秀全力"逆首"。之后清朝官方多方搜求情报，加以综合判断，而且，地主文人也以其见闻转述。洪秀全事迹和形象遭到严重扭曲、丑化，体现了封建势力对太平夭国及其领袖的敌视和仇恨。外国舆论的反应复杂多变。较早客观评述洪秀全身世和发动起义事迹者为洪仁玕。他流寓香港，向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披露了起义真相，由韩山文以英文公开发表，引起轰动，对西方人士的视听颇有澄清辨析的效应。
一般说来，传教士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比较感到兴趣，不少人抱着同情和支持态度。但他们不是从反清反封建角度，而是从传播基督教角度考量和表态的。后来，他们发现洪秀全的传教意图并非使中国基督教化，而是利用拜上帝教作为反清斗争的精神武器，都深感失望和沮丧，转而攻击和污蔑太平天国及洪秀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