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思想结构的主导层面──反清革命思想 一、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
洪秀全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盛极一时的清帝国处于走向衰落的逆转时期。"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嘉道年间，由于人口暴涨，清廷统治贪残腐败，社会病变突发，人民生活条件普遍恶化，饥民、流民充斥全国，社会阶级关系日趋紧张，固有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清斗争此伏彼起，清帝国潜伏着引发剧烈社会革命的各种客观因素。洪秀全出身农家，处在社会下层，深受社会危机的刺激和反清革命潜流的影响，从而逐步酝酿和生成自己的反抗意识。
具体考察，嘉道年间危机主要表征是：
（一）人口暴涨与社会病变的凸显清朝由盛而衰的原因复杂，就客观因素而言，人口暴涨当属首要。清初顺、康二朝，历经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廷推行轻徭薄赋政策，积极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因而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农民逐渐安居乐业，小农经济再生产的机制有效发挥。人口稳定增长。康熙发布上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新增人口废除了历朝征收的人头税，从而刺激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从1741-1840 年，100 年间，中国人口从1.4 亿猛增至4.1 亿，净增长2 倍，其速度与规模空前。从此，中国人口一直高居不下，改变了历史上人口数目大起大落的格局。
人口暴涨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廷又愚昧茫然，毫无警觉和对策，问题丛集，遂成病变，嘉道年间日渐凸显，引发出综合性的社会危机。
首先是土地危机。中国是农业社会，标榜以农立国，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 养育中华儿女。农业受自然因素制约较大，产量增长缓慢，而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低级层次。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得生计矣。"①乾隆时，人均土地4.25 亩，尚能维持人民温饱。嘉道时，遽降为2.19 亩，至咸丰初则为1.78 亩。①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承受不断暴涨的人口压力。米价持续上扬，康熙时每石不足1000 文，嘉道时增长2 倍多，达3000 文，与人口增长同步上升。早在明朝中叶，闽广就缺粮饥荒，农民引种番薯，以弥补稻米生产不足。乾隆时，谕令各省广种番薯，接济民食。但是难以解决粮食日益匮缺的危机。
人口暴涨，土地资源紧张，地价猛增。官僚权贵、土地绅士和富商，普遍从事土地兼并，掠夺自耕农的小块土地。乾隆时，兼并形势已经严峻，"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②嘉道时情况更形恶化。有人撰文考察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土地问题，指出：当时全国40-80％土地，集中为10-30％的官僚地主所有，而60-80％的人口没有土地。③广大农民被迫离开土地，饥寒交迫，成为大群饥民流民，向偏远和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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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页270。
① 洪亮吉《洪北江文集·卷施阁文甲集》。
① 详见《清实录》。
② 旷敏本《山向楼删余文草》，引自《清史简编》，页309。
③ 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 卷第1 期。-----------------------------------------------------------
洪秀全所在的广东，在雍乾年间就人满为患，土地兼并十分激烈。长期以来，广州府流传一首民谣，称："花县一枝笔，清远一粒麦，三水一棵菜。"形容这三县土地大部分被毕、麦、蔡三家地主豪门掠取。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生计断绝，只得流向广西、贵州、台湾，甚至远走南洋，谋取生路。客家人迁徒更多，西南诸省出现星罗棋布的客家村落。洪秀全母家就移居广西贵县赐谷村，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是从广东移居广西的客家人后裔。人口暴涨，劳动力相对过剩，佃农祖佃土地困难增大，地主乘机提高地租率，强化封建剥削。乾隆以来，地租率一般占收成的一半以上。江南地区作物产量较高，地租率更高。"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者二十而取十二三。"①两广地区则为60-70％，而且这是正租。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强征和摊派，如预租、押租等。佃农迫于生计，只得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付出大部分劳动成果。"租或短供，则易佃之声立至"，"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②洪秀全身居农村，自是耳闻目睹农民苦难，从内心充满同情和关切，救世救民意识由此萌生。
人口暴涨使社会无力承受，引起经济病变，阻滞社会发展和进步。
本来，自然经济的再生产的发展十分缓慢，嘉道年间的庞大人口压力和封建剥削的强化，使社会物质财富消费几尽，缺乏积累以投入发展生产。清廷财政拮据，水利不修，自然灾害频仍，饥荒蔓延，经济发展处于停滞与萎缩状态。大批饥民涌向流民队伍，越来越多的流民闯荡江湖，投身各种秘密会社。或者铤而走险，打家劫舍；或者发动武装起义，企图反清复明，恢复汉族王朝。嘉庆即位不久，白莲教起义迅速爆发，席卷九省，长达九年。之后，民变层出迭起，康乾盛世一去不返，清朝统治一直处在持续动荡之中。洪秀全就生活在这动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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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煦《租核》，"推原"。
②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29，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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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朝封建统治的深重危机面对人口暴涨引发的社会病变，清廷麻木不仁，茫无对策，既不考察社会病变的症结，又不设计整治社会的因应举措，只是因循苟且，盲目恪守祖制，毫无革新调适意图，遂致坐视各种危机滋主与恶化。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政权本身的病变与社会病变同步发作，官吏贪残，政治腐败，官场空前黑暗，"刑以钱免，官以贿得"，唯知榨取民财，不问国计民生。社会病变因此恶性发展，而成不治之症，终于引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
康雍年间，清廷不断强化皇权，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君主专制的运作程序，以军机处为决策和输出枢纽的权力系统，在全国构成纵横交错的统治网络，由皇帝通过奏折制度统一调度和指挥。由于皇帝励精图治，官僚体制重建未久，其运作机制处于良性状态，功能尚能有效发挥，官场政风相对端正，官吏操守政声一般清廉，不乏清官干员，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稳步发展，社会比较安定，被封建史家誉为"康雍之治"。乾隆继位后，前期效法父祖，守成开拓，清朝进入"盛世"。后期则自我膨胀，好大喜功，奢侈享乐，宠信权奸和珅。此人弄权20 余年，控制军机处的权力操作，公开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①嘉道二朝，当过大学土、军机大臣者60 多人，皆"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
①各级官吏"以食色为切已，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由此而起。"②他们唯知钻营升迁，"十人而聚无语田桑者"，"百人而聚无语教化者。"③地方封疆大吏，"养尊处优，弥缝粉饰，瞻徇依违，规避迁就"，迎合皇帝渴望"天下太平"的虚骄心理。省政大员中，"潘司但谓钱粮，不讲吏治之优劣；臬司但稽案牍，不顾地方之利病；监司但问节筹，不问属吏之贤否。"府厅州县官吏，"上媚大吏，不悦同门，苟且偷安，侵凌腹削，恣为淫盗，罔上营私。"④道光帝宠信曹振镛、穆彰阿之辈，二人先后把持军机处的决策运作。曹依顺皇帝，粉饰逢迎，为清廷著名之巧官；穆工于心计，诡谲贪残，排斥异己，为清廷著名之权奸。道光帝才智平庸，却刚愎自用，曹、穆奉之为"圣明"，君臣虚骄欺骗，掩饰着国势中衰的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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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② 潘德舆《晚醒斋随笔序》，《养一斋集》，卷18。
③ 陶谢《陶文毅公全集》，卷5。
④ 残摺：军机处录副奏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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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腐败必然导致贪污贿赂成风，朝廷也无力制止。1843 年，道光帝谕令清查户部银库，竟亏短白银925 万多两，涉案官吏百余人。地方府库皆有程度不等的亏短。"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则州县乘而牟千万之利。"⑤各级官员上下其手，搜刮农民，各种名目的勒折、浮收层出不穷，使一般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也不堪承受，农民贫困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曾国藩也向咸丰帝警告，政府"钱粮难纳"，"冤狱太多"，百姓不堪其苦，到处隐伏反抗的潜流。①清廷面临日渐加剧的财政危机，当然不会减轻各种税收。《清史稿》称：当乾隆之季，天下承平，庶务光阜，积至七千余万。嘉庆中，川楚用兵，黄河泛滥，大役频兴，费用不赀，而逋赋日积月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
据统计，嘉庆时，库存银锐减至1240 余万两。②道光朝财政形势更加险恶，尤其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③1840-1849 年，清朝财政赤字高达7 千余万两。④国库储存显然无力支付，只能转嫁这一沉重负担。
道光帝的重要对策是，广开捐例，卖官鬻爵。有人考证，他在位时，捐输收入为3300 万两，其中鸦片战后为2/3。⑤捐输者则向人民加倍榨取，还本生财。道光帝还严旨追缴历年逋欠的钱粮，限期追比，并将鸦片战争赔款分摊各省。各级官吏全面动员，向农民催逼欠税，摊派新捐，从中渔利，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到处掀起抗捐抗税事件。战后10 年，有记载的即有100多起。人民的反抗情绪和心理普遍高涨，对洪秀全的反清思想酝酿必然产生强烈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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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章学诚：《与执事论时务书》，见《章氏遗书》。
① 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
②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页3。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④ 周育民《1840-1849 年的清朝财政》，载《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
⑤ 彭泽益《19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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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清思想的演变与形成
（一）1837 年：反清思想的迸发洪秀全出身于自耕农家庭，其父兄终年辛勤劳动，尚可维持一家的生计。这种经济地位，虽使洪家避免了沉重的地租剥削，但苛重的赋税和勒折浮收，仍然剥夺了颇多劳动所得。洪秀全的青少年时代基本在农村度过。除读书外，经常帮助家庭干农活，习惯了农业劳动，过着清贫的农家生活。因此，他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深刻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愿望。而且，农民的思想意识深深扎根于洪秀全的思想结构里，成为重要的意识层次。这是他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内在阶级因素。
同时，洪秀全又接受了十年的封建儒学教育。他从7 岁入塾起，就接触和学习儒家经典。18 岁时，受聘为本村的塾师。同时，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对儒学的认知也进一步深化。因此，封建儒学对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内涵产生复杂的影响和制约。
"学而优则仕"，这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信条，洪秀全也不例外。十年寒窗苦读，就是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以期光宗耀祖，摆脱贫寒，改变自己农民的地位与处境。并且，他受儒学民本思想影响，试图入仕当一名清官，为政清廉，兴利除弊，改变农民的痛苦处境。
看来，此时的洪秀全认同清朝的统治，对现实社会并未作深刻的探索和批判。官绅、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的严重阶级分野只给他留下一定的感性认识。因此，他怀有救国救民的志愿，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科举入仕，在清朝政府中做官任事，治国济民。因而，科举前期的洪秀全并不具有反清革命意识，而是接受现存体制和社会现实，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改革，革除苛政，求得清明政治，以济世救民。这与林则徐、左宗棠等具有民本思想的儒生的政治心理基本一致，也是儒家学说长期教化的必然结果。当然，自耕农的社会经济地位亦有重要影响。这一阶层渴望清廉政治和社会安定，企求和平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以实现温饱的生活目标。自耕农不愿社会出现剧烈危机和动荡，支持封建王朝的轻徭薄赋和发展生产的政策，拥护好皇帝和清官，接受体制内的改革。而且，自耕农也期望改变社会政治地位，除了辛勤劳动发财致富外，也竭力使子弟读书成才，试图通过科举道路，改变子弟和家庭现状。耕读结合的士农社会结构，使自耕农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定势，热心培养子弟读书做官。洪秀全也强烈地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期许，勤奋学习、追逐功名成了他青少年时代的主要奋斗目标。长辈的厚望与夸赞、学业的优秀，也使他本人自命不凡。在他看来，自己聪慧勤奋，才华出众，获取功名轻而易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凤愿即可实现。
然而，1828、1836、1837 年三次应试，均名落孙山，使他的理想与追求连次受挫。尤其是1837 年落第后，洪秀全的心灵蒙受巨大创伤，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终于支撑不住，忧愤成疾，重病一场，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一次严峻考验，思想也产生重要转变。病中，昏迷谵妄，曾梦老者赠剑斩妖。而且，他借病装疯，在室内走动跳跃，如兵士战斗状，口中大叫"斩妖"。他以这种奇梦异语、歇斯底里的狂态，抒发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懑。
是时，连续的科场失意使洪秀全对清朝官场的黑暗有着切身的感受。企求通过科举入仕、跻身上层社会，改变个人和家庭的贫寒地位的奋斗毫无成功希望，洪秀全痛感前途渺茫，亟欲思索和选择新的奋斗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象世俗的儒生那样：把失意归结为命运不济；或者消极颓唐，退出竞争，成为孔乙己式的寒酸之上；或者继续攻读，终老场屋，欲求一逞。相反，洪秀全把失利归于现实政治的黑暗与腐败，由不满、失望转向仇恨和抗争，矛头转指清廷。他认定清廷的科举不过是一场骗局，纨绔子弟行贿舞弊就能中试为官，贫寒才俊则只能陪考落第，惨遭封杀。因此，投身科考就会上当受骗，贫寒儒生不宜选择这条绝路，而应该另谋出路，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洪秀全的选择是反清革命，开创新朝。
就在病中，洪秀全赋《述志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①又做《金乌诗》一首："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②诗作表明，作者企图倾覆清廷，开创新朝。他在病时，曾手书"天王大道君王全"的朱书，诡称天赐，并吟诗言志，伊然以天王自居，奉天承运，诛妖斩邪，解救民悬。他的终极目标是"易象飞龙"，改朝换代。二诗完全是一副亟欲取而代之的真命天子口吻。
洪秀全由热衷科举，甘当清朝臣仆，转向图谋推翻清朝，这不能不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此时，他由功名迷津里暂得解脱，回到无情的现实社会，从自己命运的坎坷联想到祖国和人民的苦难，立志奋起救国救民。这是洪秀全思想演进的重要阶段。另一方面，洪秀全这种反清思想还处于初期的冲动状态。他的这些诗作，虽然表露了这位贫寒儒生的勃勃雄心，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屡试不售的剧烈打击下，作出的强烈反弹，借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愤恨心理。改朝换代，夺取政权，也只是停留在一时冲动的构想阶段。这种反清思想的萌生，是他头脑中仕清与反清意识进行激烈斗争后的结果。反清意识暂时居于主要层面，由此产生了病中诗作。但是，这种由病中冲动而迸发出的反清呐喊是难以持久的。面对清廷的暴政和现实社会的强大压力，洪秀全这种孤独的内心呐喊显然无人回应，也根本不能改变现状。因此，他的心理伴生出极度的悲哀之感。当他病重气竭、不能自主时，洪秀全以为死期将至，对他的父母家人说："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①刚刚萌发的反清思想立即退潮，转化为羞愧与内疚的心态，痛悔自己未能中试而显扬父母以尽孝道。可见，即使在病中，洪秀全的思想脉搏也呈剧烈的起落状态，体现出内心矛盾斗争的波动轨迹。毕竟，获取功名是洪秀全一直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虽然屡遭挫失，却仍然存在极大的诱惑力。洪秀全很难与科举道路彻底决裂。而且，家庭和社会的期求，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制约，都对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构成强大的阻滞力，迫使他对反清思想冲动重新冷静思索，结果是反清思想逐渐淡化，退居思想深层。洪秀全不得不再次拿起儒学经典，埋头八股讲章，返回科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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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大国》（六）页843。
② 同上。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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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837 年洪秀全迸发的反清思想冲动表明这位儒生敢于突破自耕农和一般士子的保守苟安的心理定势，体现出力求改变现状的积极进取心态。他熟读儒学经典，深悉清廷的严刑峻法，却不畏强暴和镇压，不拘封建纲常的束缚，敢于自命天子，领导倾覆清廷、开创新朝的伟大事业。这种志向与胆略在封建时代实属罕见，虽然是失意时的冲动，但却与两广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思潮相互沟通，也蕴蓄着下层社会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洪秀全处境相同的冯云山、洪仁玕等也存在这种反抗意识。因此，科场失意导向反清革命 也反映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时代的动荡不安。洪秀全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因重返场屋而完全消弭，而是蓄势待发。一旦遭到新的挫折，它将会再次迸发，导向新的思想演进。
（二）1837-1844：反清思想的退潮与复炽1837 年病中迸发的强烈反清思想稍现即逝，洪秀全很快屈服于家庭社会环境，也无力持久超越传统的儒学意识，经过一番痛苦的呐喊和挣扎后，又痛下决心，回归科举道路，反清思想旋即退潮，直到1843 年第四次应试，整整经历了六年的寒窗苦读。
正是在这六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折，鸦片战争在广州爆发。
英国侵略军屠杀中国军民，轰击广州城。清廷竖起白旗，屈辱投降。广州城乡的爱国民众和绅士自发奋起抗击英军，掀起了声势猛烈的反侵略斗争，出现了一批爱国英雄人物。洪秀全一向关注时势，痛恨清廷的腐败无能，不时发出慷慨激烈的评论。但是，他却按捺自己的爱国和反清心理，集中主要精力，认真攻读儒学经典，埋头背诵应试范文，勤奋练习八股文字，意欲长期准备，一试高中，侧身仕途，实现多年的理想。因此，洪秀全身居反侵略斗争的前沿，并未投身火热的爱国斗争洪流。他充当积极的旁观者和评论者，行动上却置身于科举入仕的个人奋斗。此时，祖国、民族的命运和洪秀全个人前途交汇影响洪秀全的抉择。他更执着于个人的目标追求和奋斗，但也对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灾难和爱国斗争倾注自己的关切。从总体上说，爱国和反清思想层面处于淡化态势，但它并未消亡，而且不时闪现着灿烂的火花。我们觉得，洪秀全的思想结构中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矛盾层次：朴素的农民意识和封建思想意识，它们主要渊源于洪秀全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及教育环境的影响。朴素的农民意识、激烈的社会动荡、群众的爱国和反清活动，个人境遇的挫折，使他有自发的反清反封建的思想基因，1837 年正是这一基因的激发萌生了反清思想。之后的重返社会，是封建思想意识层次再度扩展，主导了他的行动而产生的结果。洪秀全思想结构内部客观存在的相互矛盾的两个层次，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使他的思想的发展轨道不是直线进行，而是呈现出科举--反清--科举--反清的螺旋式的曲折发展进程。象一般清贫儒生一样，洪秀全不得不度过六年寒窗的苦读生涯，把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转化为科举道路上的个人奋斗。在他看来，自己的人仕为官，不仅意味着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提升，而且会导致家庭、宗族的荣耀，并将肩负救国救民的使命，可以一举数得。因此，个人奋斗与救国救民并没有根本矛盾，而是相互沟通的。儒学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对洪秀全具有深刻影响，推动他苦读六年。及至1843 年，正是广州人民满腔悲愤地抗议和抵制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的关键时刻，洪秀全却四赴广州应试，为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转变作最后的搏击。可见，洪秀全思想结构中，积淀着深厚的封建意识，致使他没有与广大民众一道向侵略者及卖国政府抗争，却迷恋个人功名的追逐。其实，这正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常选择， 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于洪秀全。
另一方面，洪秀全多年前初萌的反清思想虽然退潮，但并未完全泯灭。
他"私人谈话时，有时尽吐其心腹之思想"，对于"其病时奇梦之印象常不能忘却于其心中。"①反清思想受到暂时压抑，却时有泛起。而1843 年他为获取科举功名所作的最后搏击的失败，促成他反清思想再次进发。在这次应考落选同乡的归舟中，他吟《舟中诗》一首，在这首诗中，他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和决心成就帝王之业的宏伟抱负。六年寒窗苦读奋斗，理想再次破灭；洪秀全对科举道路彻底绝望，决心抛弃科举功名，与清朝决裂，开创新朝，自己开科取士。这时期，洪秀全还创作了《真日诗》一首："五百年临其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东北西南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②以五百年一出的"真日"自比。
看来，经过这次科场失利的严重冲击，洪秀全一度淡化而潜存的反清思想迅即复炽。他吟诗立志，真命天子的意识再次扩展，改朝换代，底定乾坤的雄心溢于言表。就其思想内容和层次而言，并没有超越1837 年的水平。但此时洪秀全已是而立之年，思想臻于成型，反清已经不再是短暂的思想冲动，而是经过认真思索和选择的志向。因此，1843 年应试失败后的思想演变是洪秀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根本转折。
科举道路上的坎坷遭遇是促成洪秀全反清思想再次进发的直接动因；而当时广州地区炽烈的爱国和反清斗争氛围，则是推动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重要客观因素。
洪秀全身居广州郊县，正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风暴地区。鸦片战争前，是唯一的开放口岸，最先遭受列强侵扰，广州人民饱受民族苦难，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英勇反抗列强的侵略。禁烟运动、鸦片战争、群众抗英斗争等事件，都发生或肇始于广州，深刻影响着洪秀全思想的演进。
其一，清政府对侵略者畏惧妥协，而对群众抗英斗争百般干扰和破坏，使洪秀全更加认清这个封建王朝腐败无能，加强了对满族权贵的仇恨。
本来，洪秀全就深受华夷之辨的儒学民族观念影响，对满族权贵统治中国表示愤慨。现实社会的黑暗，中国人民的贫困，鸦片流毒的泛滥，在洪秀全看来，都应归结为满族权贵的残酷统治。他经常与洪仁玕等"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 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州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花）中国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①洪秀全把清廷视为一切灾祸和苦难的根源。要想改变现状，摆脱民族灾难，争取美好社会，必须推翻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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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4。
① 《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二），页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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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鸦片战争中，清军畏敌如虎，一败涂地，更加暴露出清朝统治力量的虚弱；而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气焰，显示了民众的巨大力量。洪秀全从中得到深刻启示：清王朝动荡层弱，内外交困，国势衰微。群众一旦起而反抗，就有可能推倒这个朝廷。正如乌兰泰在疏陈太平天国兴起原因时所说："皆由于办理夷务时，官兵之形迹俱被匪徒看破，
从前畏兵如虎，近来视兵如羊，放肆无忌惮，易于滋事。"②当时，在全国反清斗争此伏彼起，北方有白莲教，南方有天地会。两广是天地会活动的主要基地。天地会提出"反清复明"口号，以此号召民众，建立秘密组织，展开地下反清活动，在民间颇有政治影响。洪秀全对天地会反清活动十分关注和支持，也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但是，洪秀全的反清长期停留在意识层次，缺乏行动实践，只是与几个知已朋友评论批判清廷，而与广大农民群众脱节。就在1843 年，他偶然研读了《劝世良言》后，从中获益甚多，对他创立拜上帝教，并以此宣传和组织群众，起了关键作用。
洪秀全把1837 年病中梦境的情节与《劝世良言》的某些记载两相对照，彼此印证，发现二者"若合符节"，于是"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他自己确为上帝所派以拯救天下一即中国，以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①这使他的反清思想得到加强，他高声大叫："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倘违悖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②他在中国传统的皇权思想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融汇起来，自命上帝次子，奉天命临凡，由此又产生一种救主意识，自认担负着宣传拜上帝、废偶像以救世的使命。这种宗教思想与他反清革命思想结合，形成了他的革命思想，肩负着双重使命：政治斗争，领导与组织群众，扫除魔鬼妖邪，推翻情朝，开创新朝；宗教斗争，废弃偶像，崇拜上帝，改变世道人心，使中国复归上帝真道，实现天下太平。政治和宗教的双重目标指导着他的行动，在不同时朗，二者各有侧重，呈现不同的思想特征。1843-1844 年，洪秀全志在反清，政治斗争层面凸显，宗教层面处于次要地位，这又促使他采取了一系列反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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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乌兰泰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太，第526-9号。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8。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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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科举道路及清朝彻底决裂。《劝世良言》更加坚定了他抛弃科举仕途的决心。他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屡试不售的原因：他没有敬拜独一真神上帝，他所信奉的儒学又"偏向虚妄"，他所崇拜的至圣先师、文昌、魁星、帝君等都是偶像邪神，并不能保佑人"联捷高中"。这使他第一次产生了对孔子的不敬心理。看来，洪秀全根据《劝世良言》，大胆怀疑儒学的绝对真理性，由此引发对科举仕途的理性否定，较之因科场失意的思想冲动和反弹更加深刻和持久。
洪秀全采取的第二个反清、反传统的行动是创立拜上帝教。
洪秀全感到，推翻清朝必须动员民众、组织队伍。天地会是当时最流行的秘密结社，但他没有加入。他认为天地会口号陈旧，组织形式低级落后，成员流品复杂，难以成事。但天地会透过会党形式组织民众的经验则可借鉴。洪秀全构想能有一种新的精神武器和不同于天地会的反清组织，以动员和组织群众。为此，他怀着改朝换代的政治欲望，将《劝世良言》"潜心细读"了，并从独一真神观念中受到启发：既然上帝是独一真神，其他一切都是偶像邪神，那么，就应当敬拜上帝，打倒邪神偶像。而封建帝王、清朝皇帝不敬拜上帝而崇尚妖魔偶像，亦应统统推翻、打倒。这给洪秀全反清思想提供了宗教的根据，拜上帝教由此发轫和生成。洪秀全终于找到了新型的精神武器，作为联结自己和群众的思想、组织纽带，借以向教众灌输反清意识，并把他们组织动员起来，形成实现政治和宗教目标的物质力量。
洪秀全为了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常常有意曲解《劝世良言》的本意，在其中各章"见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词，""每有文义符合其个人见解者，"则将该代名词"解作指其自己本人"，声称该书是上帝"特为其个人而作由天所赐。"①以突出上帝和自己之间的血缘传承关系。他不放过每一个此类词语的诠释，凡是书中有"全"字出现，就曲解为洪秀全，拔高与加强自己的特殊地位。同时，他开始酝酿"升天受命"的神话，向洪仁玕讲述他"升天"异梦中"天王大道君王全"、"真命天子"等君权神授的故事。
他又与李敬芳铸成两支宝剑，上刻"斩妖剑"三字，作《吟剑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这首诗与以前的诗作内容颇有区别。洪秀全不仅具有真命天子的地位，其目标不只是改朝换代。而且，他是上帝次子，除了领导人民扫荡旧世界妖邪奸宄外，还要建设一个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四海一家，太平一统的光明世界。因而，这首诗不仅抒发了洪秀全推翻清廷、开创新朝的政治理念，而且概括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朦胧构想。他要超越历代改朝换代的陈旧模式，试图建设一个平等平均的新型社会。可见，洪秀全皈依上帝之后，思想迅速发生重大转变。
废弃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是洪秀全第三个革命行动。
洪秀全在《劝世良言》的感召和启发下，不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反清的单一层次上，其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演进，由反清向反传统的层面扩展，集中表现为对孔子的怀疑、批评和废弃。这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对一位儒生来说，与孔子决裂是一次艰难和痛苦的选择。洪秀全认为，上帝和孔子，他只能选择上帝，不可二者兼得。若不废弃孔子，就不能打倒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偶像，当然对上帝的崇拜也无法建立。因此，他毅然将自己执教的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弃去。从政治意义考察，自汉朝以来，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尊崇，也是统治者箝制臣民思想的精神工具。孔子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素王"，成为封建帝王的替身，统治着广大知识阶层。要宣扬拜上帝教，就必须贬黜儒学；要否定历代封建帝王，就要连同他们的替身孔子一道废弃。宗教上的扬弃实质上是政治取舍的曲折反映。
洪秀全这一行动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封建卫道者和习惯势力的非议与围攻，因而失去了私塾里的教席。而且，在家乡传教难以打开局面。恰好这时，清政府宣布解除对天主教的禁令，于是，他偕冯云山等人"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①使人皈依拜上帝教，"唤醒英雄"②，物色反清志士，试图吸纳教众，组织队伍。这是他采取的第四个反清行动。后来，他们发现"广西山多人野，最好招集英雄，买马聚粮"，于是辗转前往广西，寻觅发展信徒、起事"谋国"的基地。
洪、冯建立的第一个拜上帝教据点是贵县赐谷村。他们在此传教半年多，白天教书掩护，晚上用练拳、拜会等方式，向人们宣传敬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地狱等简单教义，发展了第一批教众。是时，地主豪绅利用争山场、水利设施等挑起土著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械斗，洪、冯就从中调解，戳穿坏人挑拨离间的阴谋。地主欺压群众，洪秀全就为群众打抱不平。信徒王维正遭人诬告，被捕入狱，洪、冯立即营救，投诉官府，使王维正获释。他们还领导教众捣毁了据说很灵验、人们非常敬畏的六乌神像，并赋诗斥责，试图提高拜上帝教的威信。这些行动都属于合法斗争的范畴，但表明了洪秀全反对地主官吏迫害和掠夺农民的阶级立场。同时，还可看出，洪秀全开始采取从宗教斗争入手，动员和组织群众，扩大拜上帝教影响的斗争策略，以争取民心，建立巩固的宗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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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二），页643。
② 《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二），页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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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45-1846：反清革命思想的再次退潮
1843 年，洪秀全创教后即开始在家乡传教，但人们多不信从，真正"悉心皈服"的只有冯云山、洪仁玕等极少数人。而且，他们的传教活动遭到当地封建势力的攻击，几乎使他在本村不能立足，于是他偕冯云山等到外地传教。他们先到广州传教，人们表示厌恶，又进入粤西北山地奔跑了十多个州县，结果只在清远感化了几个姓李的人敬拜上帝，此外一无所获，群众反应异常冷淡，以致同行的冯瑞嵩、冯瑞珍心灰意冷而返回花县。只有冯云山与他甘苦同心，继续西行，前往广西，来到贵县赐谷村，大力开展活动。但信教者还是寥寥无几，他们除吸收教徒百余名外，仍然打不开局面。其实，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宗教和革命基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通过长期艰苦和细致的群众工作，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能积累经验，打开局面。洪秀全、冯云山等都是青年书生，与农民群众毕竟存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差距，而且缺乏宣传和组织经验，因而在广东州县传教效果不佳，到贵县赐谷村也只吸收百余名信徒，进展十分缓慢。洪、冯则领导教众展开激烈的宗教斗争，发起捣毁鬼神偶像的暴烈行动。此时，他们的宣传仅局限在崇拜上帝废弃倡像的宗教层面，也不注意选择对象，不讲究斗争策略，片面地反对一切偶像。以致捣毁了当地壮族人视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象征的六乌神像，赋诗斥责六乌神，又把当地男女和歌的民间风俗说成是蔑视道德、禽兽不如的行为。这种激烈的言行严重伤害了当地人的思想感情，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对，"各愿偶像显灵杀死秀全"①，迫使他不得不离开贵县。他与冯云山不避艰辛，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传教活动，结果却到处受挫，未能收到速效。在一连串打击下，洪秀全终于困惑和失望，遂中止传教活动，返回花县。本来，他在1843 年重读《劝世良言》，找到了反清的精神武器，精神为之一振，声称："天命归予"，表示决心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表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凭着书生意气，以为有了精神武器，就可以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去改朝换代。但这只是他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一旦付诸行动，就立刻感到了反清实践的艰难。结果精神武器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反清意识除了几个亲近知心外，得不到有力的反响，显得软弱① 《太平大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0。参见刘真才：《略论拜上帝会在广西初创时期的斗争策略》，《广西日报》1963 年5 月15 日.又见《太平天国学刊》第1 辑页91。无力。洪秀全感到无力推翻清朝，反清思想由于缺乏物质力量，只能在卷起一阵思想波澜后，被迫再度退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