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平均是洪秀全思想的淡化层面。所谓"淡化"，有两重含义。纵向考察，平等平均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的"淡化"过程；横面剖析，这种平等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向往平等权利愿望的反映，因而是比较初级和朴素的平等观念。并且，与洪秀全的皇权思想相比，平等思想在他整体思想结构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淡化"层次。
一、平等平均思想的发轫： 从批判旧世界到设计新世界
（一）朴素平等平均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恩格斯说："平等的观念，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因而这种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①这就是说，平等观念不是一个超时代、超阶级的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平等要求。洪秀全的平等平均也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内容。
要求平均、渴望平等，是处在剥削和压迫下农民的本能的阶级诉求，对贫寒出身的洪秀全，这种本能表现得更为明显、迫切。他生长在农村，对广大农民所受沉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具有深切感受；同时，对封建末世社会上种种不公平、不平等的邪恶现象看得真切、具体。他对广大农民所受苦难深深同情，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深表不满，对清朝腐朽统治极为痛恨。因此，洪秀全立志"解救民悬"，使贫苦农民摆脱贫贱的地位，求得温饱和安全。他曾赋诗表示要"擒尽妖邪"、"收残奸宄"，铲除剥削和压迫，实现"四海一家"、"太平一统"的理想社会。可见，贫苦农民对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诉求是洪秀全平均平等思想产生和形成的阶级基础。洪秀全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客观现实，体现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愿望。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随着政治和经济侵略的扩展，基督教也公开在通商口岸传播。广州首当其冲，这对广东沿海地区的社会思潮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洪秀全生长在广州北郊农村，亲身经历鸦片战争的剧烈冲击。战后农村经济的残破，社会矛盾的激化，天地会的活跃，群众反侵略斗争的高涨，都使他深有感触，坚定了救世救民、建立美好社会的志向。而且，身处开放地区，他较早接触基督教，并认真学习和研究，从中汲取合理成分，使自己原有的平均平等观念发生某些变异，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但总的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还是很微弱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所衍生的封建意识形态仍占绝对主导地位。而且，洪秀全长期所受的传统懦学教育，都对他学习和接受两方文化产生极大的制约力。因而，洪秀全的世界观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彻底的转化，难以超越传统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羁绊，其平等平均思想还只能局限在传统的、朴素的层次。
（二）《三原》平等平均思想剖析
洪秀全出身贫寒儒生，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等级观念、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当然全盘接受，这些说教严重束缚着他的思维范围和方向。虽然对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残酷深感不满，对贫苦农民的悲惨处境怀着深切同情，但他自忖无力救世救民。因而，在青少年时代，他曾长期埋头科举，企图在仕途上寻求出路，改变自己贫寒的社会地位。可是，科举屡挫，前途绝望，使他与贫苦农民的思想距离大为缩短。他开始把贫苦农民和个人前途和命运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救世救民的志向由此发端。
于是，洪秀全需要重新认识现实社会，寻找农民贫困和卑贱的根源，并力图构想和设计公平正直的理想社会，以替代充满灾难和邪恶的现实世界。儒家学说中的大同社会和《孟子》对井田制的理想描述，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同时，他喜读野史小说，《水浒传》描绘的梁山好汉敢于反抗朝廷，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04 页。
杀戮贪官污吏，揭举替天行道的义旗，追求平均平等的新型社会，必然对洪秀全产生颇大影响。同时，天地会在两广十分活跃，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互称兄弟，劫富济贫，也直接给洪秀全以新鲜生动的感性认识。但是，这些源头多样的资料虽然深嵌在洪秀全的脑海中，却一直难以综合和整理，更未能透过艰苦的理性思维，构成理想社会的模型。
直到1843 年，因《劝世良言》的启示，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并辗转两广，跋涉传教，但并无显著效益。洪秀全深深感到，传教时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理性批判，更没有给贫苦农民带来美好社会的设计，只是废弃偶像，崇拜上帝，天堂地狱的一套说教，与农民现实的痛苦和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并无直接关联。因此，他决心返回花县，潜心钻研《劝世良言》和儒家经典，深刻反思现实世界的积弊及其根源，努力规划未来理想社会，试图透过宗教教化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达成救世救民的目标，这一意图集中体现在三篇《原道》之中。
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根据儒学和《劝世良言》的说教，承认现实社会中，人有贫富贵贱之分，但在神天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上帝子女，互为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在之后创作的《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的平等观念有所发展，从"上帝之子的平等推及到公民的平等和一部分法产的平等。"①从三篇《原道》看出，他的政治经济上的某些平等观念是建立在宗教平等基础之上的，而宗教平等又渊源于上帝与人民的父子关系，这里，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成为洪秀全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
他接受了基督教的创世说，指出：上帝创造了世间人类，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都是上帝子女，人人都有敬拜上帝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虽君王也不得垄断。他认为，敬拜上帝时，帝王将相、豪绅士庶、贫苦农民，不分贵贱，都处在平等的地位。
他还说：天下凡间一切人"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一切财物和生活资料都是上帝创造的，应归上帝所有。在洪秀全眼里，私有财产是不合理的，人们争夺私财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洪秀全把人分为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肉体虽死而灵魂不灭。肉体生自父母，灵魂来自上帝。人的灵魂是从上帝一元之气分散到人们肉体上而生成的。这样，他把人的本质抽象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气"。在本体上肯定了人的平等地位，从而阐明了平等观念的哲学根据，由此，他推论出人类社会必须具备的政治经济平等观念，他说："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在他看来，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天父上帝统驭之下的社会大家庭，通过家庭关系的纽带，把人类牢牢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家庭里，上帝是家长，大家都是上帝子女，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他们之间，都是兄弟姊妹，应当不分富贵贫贱，而处于同等地位。不应该争田产，相互兼并，更不应该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现象。
为此，他严厉批判了当时现实社会所存在的尊卑贵贱贫富的严重不平，抨击尔虞我诈、互相欺骗的邪恶世风。为了扭转世风人心，他主张人类要树立"天下为公"的理念，克制和消除私欲，共同迈向大同社会。在这个大同社会里，社会成员一律平等，"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都能过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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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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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原道》比较系统和完整地反映了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内在结构，其中平等平均思想是主要层面之一，而且在反清思想一度淡化时，其平等平均思想颇为凸显，体现了这一时期洪秀全思想的主流特色。
再就三篇《原道》具体剖析，可以看出洪秀全平等平均思想有如下几个特征：l）承认财产私有。洪秀全虽然宣扬"五行万物天造化"，从根本上说，一切财富都应归于上帝所有，而上帝子女都有享用的权利，他对追逐私财颇不以为然。但洪秀全没有由此引伸出废除私有制和一切财产公有的结论。他接受和承认了贫富不均的现实，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天命，说什么"贫富天排定"，有人"累世贫穷天不扶"，即使富者也有"小富"、"大富"之分。
要人们认识天命，安贫守命，不能侵犯和损害富人的利益。可见，他主张承认和保护私有制，他的平等平均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平等平均，并没有超脱儒家平均观念的窠臼。
2）洪秀全的平等平均思想是拜上帝教义的组成部分，充满了宗教神学精神。他的平等要求不是以鲜明的政治语言表达出来，而是以道德说教和宗教拯救的形式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洪秀全平等平均观念的思维推导过程是：可见，上帝万能是他平等平均思想的基石，这就给他的平等平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
3）建立在私有和宗教神学基础之上的平等平均自然不可能是完全和真正的平等平均观念，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我们一再看到不平等不平均思想的流露。因为上帝万能，上帝与其子女之间就不可能是平等关系，一方是绝对权力，一方却是无条件的崇拜和服从。所以，在上帝面前众人平等只是以众人与上帝不平等关系为基础和前提的，他需要用上帝权威来保障众人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再返回世俗社会，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派到人间的天王，当然不可能与黎民百姓划等号，这成了他后来大搞封建特权和等级制的宗教理论根源。
4）为了实现平等平均的观念，他构造一个半是对往古盛世的怀念，半是对虚幻天国的憧憬的理想世界，而达到理想世界，最初不是靠革命和斗争，而是靠人们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完善，靠人们对上帝的虔诚来实现。显然，如果贫贱的民众不起来革命，而是把摆脱贫贱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行善和恩赐上，社会将不可能导向真实的平等平均，相反，只能使人民忍受贫贱的命运，而消弭其正义的反抗精神，恰恰维护和保持着现实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可见，这时洪秀全实现平等平均理想的方法是不现实的。直到《原道觉世训》中，他才主张诉诸革命手段，达到理想社会目标。
二、在反清斗争实践中发展
1844-1847 年，洪秀全的平均平等思想一直停留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上，而与当时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及反清运动并不沟通，更未进入社会实践的层次。可是，就在1847 年，他带着这些美好的构想进入紫荆山基地时，立即置身于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他迅速投身于动员和组织教众、展拓传教地区的艰苦工作。面对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任务，洪秀全原来的理想社会蓝图根本无从实施，只能搁置起来。而且，现实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提出了一系列严峻而又紧迫的新课题，同时，教众自发的革命化和军事化进程不断加速，创造出许多新鲜生动的做法，需要洪秀全认真总结和规范。于是，平等平均思想在紧张激烈的斗争实践中得到发展，转化成若干制度和政策，再用以指导和规范革命队伍，有力推动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发动和导向胜利。
（一）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
洪秀全将平等平均付诸实践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实行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
圣库制度渊源于教众的创造。1848-1849 年，地主团练勾结清朝官府迫害拜上帝教众，引发了各基地教众反迫害斗争。为了自己需要，不少基地教众不得不聚集和武装起来，他们被迫离开土地家园，携带家属，迁徙到教众力量较强的村庄。于是，只得变卖田产、房屋，把所得钱财交给基地首领，这样，基地首领集中掌握钱财，交付专人管理度支，安排教众生活，支付公共消费和武器弹药开支。胡以晃率先在平南基地实行这种制度。他是花洲富户，带头变卖家产，教众纷纷效法。其他基地也相继推开，如贵县石达开、信宜凌十八等部实施这种制度。这样，教众温饱得到初步解决，加强了队伍的凝聚力，促进了教众军事化进程。洪秀全及时总结了教众的创造和经验，并根据圣经记载，将其规范为圣库制度，在1850 年秋团营时，下令各基地按统一范式实施。
圣库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财物上的公有制，生活分配上平均主义供给制，社会组织上实行男女分营制。它使教众之间形成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体现了洪秀全平等平均思想。
圣库制度要求在太平军内部实行人无私财、一切公有的原则，否定了私有财产的存在。这最初表现为教徒家产归公。金田团营时，洪秀全下令教众"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①这种规定成为参加起义队伍的基本条件，有不遵守此规定者，"即依例逐出"②。之后，在武装起义中，太平军缴获大批财物，同时，向地主富户"打先锋"，没收他们的浮财，都必须上交圣库，而不可私藏。可是，由于新战士不断加入和私有观念的影响，私匿金银财物的事时有发生。对此，洪秀全不断对太平军加强公心教育。他分别在永安、长沙和南京，一再下诏，号召各营兵将"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心）"，"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继续贯彻人无私财的原则，并三令五申，加强对违反纪律行为的制裁。在永安时规定，对圣库制度"逆者议罪"；到长沙时加重处罚，规定违者"斩首示众"；到南京订为法律，违者"即是变妖，定斩不留"。用强力严厉推行财物归公的原则。这一政策纯洁了太平军队伍，保障了太平军的后勤物资供给，使军中将士一心杀敌，对太平军的生存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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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70。
②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二）页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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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在一切财物归公的基础上，对太平军及其家属的生活实行供给制，"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①大家都过着平均主义式的兵营生活，不少学者称之为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丰衣足食时，人人都能获得温饱；条件艰苦、缺粮严重时，即"概行食粥，以示节省。"② 没有贫富不等、苦乐不均的现象。这对于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时，"农夫之家"、"寒苦之家"，饥民、流民纷纷加入太平军，"竟获温饱，食未尝之食，衣未见之衣"，"贫民骤得如是享用，故其气自振。"③因此，太平军队伍日益扩充壮大。而且，供给制解决了家属的生活问题，使广大将士无后顾之忧，专心杀敌，并因举家入营，加强了太平军内部的凝聚力。在社会组织上实行男女分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小农业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的社会组织，代之以"天下一家"的组织形式。这实际上就是洪秀全建立地上天国的最初尝试，是他要建立的新社会组织的雏型。在这个社会组织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成员皆以兄弟姊妹相待，一切享用完全平均。看来，这种编制在军队中颇有效益。处在艰苦紧张的战争环境，太平军内部按性别、年龄分别编制入营，并进行分工，大大强化了军队的组织机制，有利于军事指挥和战斗，能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特长和能力，从而提高了综合战斗力。
在这个兵营式的大家庭里，要求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互助共济，以共同对敌。在思想意识上，要人们都出以"公心和傩（睦）"，遵守纪律和诫条。无论行军、作战，都要"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①因此，在太平军内部，初步形成一种平等互助，同甘共苦的新型人际关系。
但是，太平天国内部危害圣库制度的因素慢慢暴露出来。由于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一再发生私分财物的现象，虽严刑峻法也不能杜绝。更加严重的是，洪秀全等领袖不能与广大将士平等平均。他们妻妾成群，生活特殊，圣序对他们有专门的供给，而且配备一大批服务人员。为了刺激军心，鼓舞士气，洪秀全宣布建立杀敌功过登记制度，杀敌勇敢的积功升官，而根据不同等级的官爵，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这样，原来相对平等平均的供给制度和人际关系在永安以后逐步遭到破坏。尤其当洪秀全等进入大都市以后，经不住封建生活方式的诱惑，纷纷仿效历代帝王权贵，过着奢侈享乐的宫廷生活，各级文武上行下效，平均平等的简朴生活只限于普通圣兵和市民。圣库制度虽然存在，财物归公继续贯彻，但平均分配生活资料已大为变形，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物质待遇不平均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象。洪秀全平等平均思想也因此日趋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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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70。
② 《太平天国印书》（下），页520。
③ 《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页293。
① 《洪秀全集》而178，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12 月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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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经济上打击官僚地主和富豪
太平天国运动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纲领。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提出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政治纲领。在武装斗争实践中，把清王朝的反动政治统治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太平军所到之处，严厉镇压清廷官吏、团练头子、地主豪绅，"凡官宦之家，呼为妖头，杀之必尽。"①这表明，洪秀全决心摧毁各级封建政权机构，坚决镇压一切反抗太平天国和维护清朝统治的政治势力，从而为开创新朝廓清道路。
经济上，打击和剥夺地主富户，没收他们的浮财充实圣库，以保证军需和将士生活的补给，支持长朗战争的巨大消耗。其主要措施是：其一，战场缴获战利品。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激获了清军大量粮弹物资。其二，没收官库及储仓。太平军每克一城，只要官方府库银钱物资未被焚毁、破坏或转移，莫不予以接收。仅在1851 年秋，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接收了清政府官库和义仓，所得银钱粮食，"足敷半年食用"。②其三，向地主豪绅强制征发钱粮财物。太平军强令"富者出货"。据称，太平军在武昌强行征发"城中公私积蓄， 纤豪俱罄，一切荡然。"①其四，没收抗拒太平军或外逃的官僚地主财产归圣库。太平军"每遇富室矩家，必掘上三尺"②。"虽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所沉之银，亦无有免者。"③通过这些手段，太平军获得了大量银粮物资，圣库充裕丰盈，基本解决了军兴初期军事补给的困难。
太平军对地主富豪厉行打击，对农民则予以保护和照顾。
太平军所到之处，对贫苦农民和其他群众秋毫莫犯，公平买卖。太平天国屡次发布诰谕，宣布凡太平军占领之地，"士农工商，各力其业。"承认和保护一般民众，尤其是劳动者的财产。
而且，还将没收的地主豪富的财产，散给贫苦农民，并提出了"江山一统，普免三年钱粮"④，"薄赋税，均贫富"⑤，"均田以赈贫穷"⑥等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太平军所到之处，战胜攻克，马到成功，一年之内即从永安进军南京，迅速取得军兴初期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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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煦，光绪《溧阳县续志》，卷16，《溧灾纪略》。
② 姚莹《查复禁绝贼营接济状》，见《中复堂遗稿》，卷4。
① 张亮基《张大司马奏稿》，卷2，页17。
② 《贼情汇纂》卷十，《太平天国》（三）页271。
③ 同②页272。
④ 《太平天国》（三）页299。
⑤ 《吴煦档案·吉尔杭阿禀》。
⑥ 《太平天国》，（三），页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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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赏罚严明的军纪与律令
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就向起义群众发布了简明军纪五条；1852 年永安建制时，颁布了《十款天条》和《太平条现》，将原来拜上帝教会教徒的行为规则发展为军事纪律。 1854 年又总结太平军经验，刊印了《行军总要》。后来，又将上述教规诫条、军事纪律、诏令诰谕等加以汇集、整合，成为太平天国的刑事法规--《太平刑律》。
太平天国的军事纪律和法规发挥了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的政治功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体现了在军律、律法面前一视同仁的平等原则。洪秀全在《太平救世歌》中提出"除妖安良，政教皆本天法；斩邪留正，生杀胥秉至公"①，反映了太平天国军律、律法的锋芒主要是指向敌人。太平军每克一地，必出告示发动劳苦群众揭发"漏网残妖"和欺压人民的"不法之徒"，捕获之后斩首不留。对隐藏在太平军内部的奸细、通敌、叛乱者，予以严厉镇压。对人民则不得随意伤害、妄杀，规定通过一定诉讼、审理和批准程序，确有犯罪证据，才按律惩处。但是，处在战争环境，这套程序难以完全贯彻，前线统帅常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但"十款天条"严禁行杀害，洪秀全一再强调，对群众不能"谋害妄杀"，②宣布"只准诛戮妖魔之官兵，不准妄杀良民一人。"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大国"不准妄杀"③的事实。
太平军军纪还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官兵无令不得擅入民房，违者严惩，"左脚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右脚。"④不准强拉外小（指群众）挑抬、在外小屋内打馆，亦不准妄取一物。在乡村驻扎，不得强带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违者斩。凡无故杀害外小、焚烧外小房屋，掳掠外小财物者，一律处斩。还保护妇女利益，凡犯第七天条（奸淫）者，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则斩首示众；凡强奸妇女，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洪秀全以宗教与政治教化，及严刑峻法推动纪律的实施，保证了太平军的统一和团结，强化了将士组织纪律观念，增强了战斗力。人民的主命财产一般能得到太平军的保护，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固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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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一）页240。
② 洪秀全《资政新篇》，眉批。
③ 《粤逆纪略》。
④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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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军纪、律法严明，在实践中雷厉风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如周亚九、李连升、丁顺添等吹洋烟（抽鸦片），违反天条，洪秀全亲批处决。①就是地位很高的天国官员、国宗②、王戚，违反军律、律法者，也严惩不贷。对此，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其法至严， 不敢徇情，略无姑息。"③这同情朝政府"官以贿得，刑以钱免"的腐朽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官兵必须共同遵守军纪、法律，违者同受惩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太平天国政治平等精神。
不过，太平天国军纪、法律也有很大局限，掺杂了封建主义毒素，规定了繁琐的旨在维护等级特权的礼制，充满了封建和迷信色彩，若有违犯，也课以刑罚。在处理太平军内部关系上，也往往"绳以苛法，劫以严令"④，以至出现了许多有悖人情常理的苛严的刑律，往往株连颇众，误伤将士和群众。洪秀全等毕竟是传统时代的农民领袖，"他们小生产者的弱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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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三），页206。
② 太平天国前期定制，东王以下各王男系亲属，前辈称园伯、国叔，同辈及外出任事者称国宗，后辈称国相。
③ 《太平天国》（三），页108。
④ 《太平天国》（三），页312。
① 《毛泽东选集》卷1、页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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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民、官兵关系上的平等表现洪秀全以天下一家的平等观念为指导，以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为基础，以赏罚严明的军纪与律法为保障，力图在太平军内部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军民、官兵关系。
起义前后，洪秀全与其他诸王"草莽结盟"，称兄道弟；生活上，"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有事聚商于一室"②，共商军政大事，制定重要政策。领导集团内部比较和谐团结，同心共志，领导反清战争。
有关重要的纪律与制度，诸王也自觉遵行，以为官兵表率。如出身"富厚之家"的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不惜家产"，倾其家资，以助起义，带头遵守变卖家产归公的纪律。在进军南京途中，诸王与王戚严格遵守缴获归公、不得私占财物的纪律。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士兵并肩战斗，带头执行奋勇作战，不得临阵退缩的纪律。
在生活作风上，起义初期，洪秀全等领导人一度所居"革门圭窦"。虽然也享有特殊待遇，这在当时难以避免，但与官兵差距不大。定都以后，诸王追求享乐，但平等精神尚未完全抛弃：其一，诸王仍坚持人无私财、缴获归圣库的原则，圣库财物主要用于供应军民生活、支援前线战争，还没有哪一个王把圣库完全变为一己之私产。其二，生活上仍保持供给制。清方记载说："伪官虽贵为王侯，并无常俸"，粮、油、盐定量供应，惟肉食供应有等差，太平军高级官员与士兵衣食待遇的差距并不悬殊。其三，诸王并没有取得自己的私有土地，这与封建皇帝、贵族、地主兼并大量土地，聚敛巨额钱财，形成强烈反差。
在官兵之间，更有着朴素的战斗情谊。官兵生活用品大体相同，吃饭时，官兵共坐一桌，"即使最高级军官的盘碗，也跟最低级的士兵一样。"①太平天国还提出官员要爱护士兵，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官兵关系。如战士受伤，行军时长官要把马匹与受伤"能人"（伤员）骑坐；对伤员供给肉食，"以资调养"；佐将公事稍暇还要亲往看视。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各官夜间须将自己的皮袍裳借与衣裳单少的巡更、把卡士兵穿着等。总之，官员要对士兵"小心提理"，"视为骨肉一体"。②但随着城市优裕生活环境的影响，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思想作风逐渐发生了蜕变。在思想上追求特权，制定了等级森严的官制和礼仪；作风上实行家长式领导，习惯于用军事系统的工作方法处理行政事务；生活上追求和模仿封建帝王生活方式等。当然，这种变化和整个起义队伍所保持的平等关系相比，还没有占主导地位，其消极作用还不很严重，太平天国内部继续保持着团结和统一，推动着农民战争的胜利发展。及至天京事变以后，军事割据滋生，山头、派系对立加剧，官兵素质日渐败坏，官兵关系中的平等精神不断淡化，封建化也随之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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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二），页172。
①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页162。
② 《行军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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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选贤任能的官吏铨选升黜制度
太平天国在官吏铨选、升黜问题上，基本执行了选贤任能，论功过以定升贬赏罚的制度。有功者及时升迁、奖赏，如林风祥在永安时任御林侍卫，因"每与官兵死战"、"素称亡命"，功勋卓著，在长沙、岳州、汉阳、武昌屡建军功，均得到及时升擢，直至天官副丞相①。对有特殊功劳者，则打破常规，破格提什。英勇杀敌的士兵，可以因军功"朝为散卒"暮擢师帅②。对违犯天条、命令或攻守失利者，轻则降职、革职、重则立斩。如蒙得恩在攻克永安时，因功封殿右二指挥，后在攻打长沙时因失利被革职。凡因战败失利而被降职革职者，若立新功即可复职或论功再升，允许立功补过。如前例中，蒙得恩在武昌因功又官复原职。清方也承认：太平天国"授职必以能战嗜杀为上， 倘皆不为，虽相从日久，未立功绩，断无轻加伪职之理。"③可见，在天国前期，人事制度上也基本体现了官兵平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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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三），页52。
② 同①，页132。
③ 《太平天国》（三），页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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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朝田亩制度》平等平均思想的硕果
1853 年冬，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将其中若干精神付诸实践，又在天京城内进行了绝对平均主义实验。其平等平均思想发展到最高峰。
（一）基本内容《制度》全文3428 字，文字简短，内容却颇为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诸方面都作了扼要的规定和设想。它是金田起义以来，三年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是洪秀全精心设计的一个救国救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
《制度》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是《制度》的核心和基础。首先，太平天国根据宗教神学原理，确立了"有田同耕"的原则。根据拜上帝教义引伸，《制度》公开否定了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提出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制观念。人人皆上帝子女，都有权享有相同数量与质量的土地，所有土地皆应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由此，太平天国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天下 人"平分"天下田"的主张。其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设计了一个平分土地的具体方案。《制度》确定了划分土地质量的等级标准，就是按田亩产量，把土地分为二级九等，之后照人口分田，不分男女，16 岁以上男女同等受田，15 岁以下减半。分田时"杂以九等"，好田坏田各一半。还规定，田地"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要求达到绝对平均的分配目标。这样，各户不会因人口多寡而产生不均，而是在土地数量和质量上一律均等。并且，各地区也要一律拉平，以消弭地区问土地分配上的差别。可见，《制度》规定的分田方法，完全贯彻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
《制度》的关键革命意义在于否定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它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天下田"，实际上是要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再平均分配给全社会成员耕种。当时，全国6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制度》一旦实施，就将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占总人口80％以上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所有权，地主就丧失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物质前提。因此，《制度》的目标在于消灭封建剥削和压迫，无疑具有极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摧毁封建生产关系和剥削制度，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制度》试图剥夺地主土地所有权，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就触及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根本课题，并为后人继续探索和解决这一课题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制度》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对民主革命作出的可贵贡献。
但是，《制度》中的土地制度，又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废止封建土地私有制，虽有其极大的革命性与进步性，但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比较低级的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平分了土地，也难以阻止贫富分化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势必出现新的兼并，导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再生。同时，《制度》规定平分"天下田"，"物物归上主"的实质，不仅意味着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包括消灭农民土地所有制，而代替它的是单一的、以天王为代表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它不但没有彻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相反，却实际上剥夺了自耕农仅有的一点土地所有权。在具体的分田方法上，则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弱点，故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其一，我国是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土地和人口情况千差万别，十分复杂，这种三级九等，"好丑各半"的分配办法实际是行不通的。其二，《制度》规定，人均田数相等，田地不足，则由此处迁往彼处，照此则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人均耕地面积肯定小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他们就应向西北广漠地区迁徒，这是完全办不到的事。其三，《制度》只讲一次性分田，以后是否再分、新生人口的补分、死亡人口的还田、15 岁以下者满16 岁后的补足等等，均无明确规定。且根本没有考虑当时严重存在的人口暴涨、耕地不足的现实问题。随着人口自然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必然减少，各地又出现新的不平衡，要保证"无处不均匀"，人人有等质等量的田，势必要经常调整，显然，任何政府都无法办到。可见，《制度》的均田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第二，关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
《制度》按照中国农民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模式，规定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它规定，各家各户分别进行耕种，并从事家庭副业；每家都要种桑养蚕、纺织、缝制衣裳；各户都要饲养5 只母鸡，2 头母猪。还规定，每25 家组成为一个基层社会单位，设一"两司马"管事，并设一国库，"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力农者有赏，情农者有罚。"这样，25 户农民按地缘结合，被组织到一个村社，即"两"之中。他们在各自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农闲时才能从事手工业。25 户的生产生活都由两司马按规定管理。各户按统一标准独立生产和消费，每两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实体，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社会也实行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直接结合，所谓"天下一家"不过是无数家庭经济的组合和放大。各级行政官员则是各层复合家庭的家长，取代原来封建宗法体系。他们管理生产和分配，并把剩余产品收缴国库。于是，交换流通和商品经济不复存在，剩余产品只靠政府的一平二调再次分配，确保人人平均，个个饱暖。其实，当时中国沿海和城市地区商品经济颇为活跃，自然经济不断解体，这是向近代经济转变的开端。《制度》却主张使社会回到单纯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开始分离了的手工业和农业再度牢固地结合起来，扼杀了商品经济，中断了社会经济向近代化转型的运动趋势，显然违反经济发展规律，逆历史前进的潮流。从这种意义上说，《制度》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制度》规定每家每户粮食自给自足，无视各地自然资源特点和不同的经济优势，片面搞羊一的粮食生产，实际也是行不通的，如在宜于林牧渔业的地区就很难推行。另外，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和组织近代化的农业生产。可见，即使从农业内部结构考察，《制度》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生产规划和管理，也是根本无法推行的。它不可能确保农业的综合发展，相反，只能破坏现行合理的农业结构，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