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思想结构之主导层面：儒学观念 一、思想结构之层面组合
从1640 年爆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欧美列强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演进。是时，清朝入主中原，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由于清廷的长期闭关自守，按照历代封建王朝模式统治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清朝经过前期的一度富强迅速走向衰败。由于力量对比的严重差距，西方列强在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枪炮打开了清廷关闭已久的大门，封建的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这种历史的剧烈变动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不能不产生日渐深刻的影响。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和嬗变，构成近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色。
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给传统的封建文化以亘古未有的冲击。
西方列强以工商立国、主竞争、重技艺、标榜民权与法治的文化，必然与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轻技艺、重君权，主中庸的传统文化架构发生冲突。随着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知识分子们首先有所觉醒。他们开始探究西方列强强盛的缘由，从逐渐传播的西学中寻找真理，以振兴中华，抗御列强的威胁和侵略。从林则徐、魏源到洪仁玕都是最早的代表人物。
洪仁玕生长在这个历史大变动的初期，又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其思想结构因此显示出时代和个人的双重特色。他出身农村社会，祖辈为勤劳本分的农民，从读书到塾师生涯也一直未离开农村，因此他熟悉农民，同情农民的贫贱境遇，支持和参与洪秀全"斩邪留正解民悬"的反抗活动。同时，他接受了一般的儒学教育。传统的伦理道德，儒生的气质、抱负，都深刻制约着他一生的思想演变。洪仁玕的特殊经历有两点：其一，他与洪秀全的宗族、师生及君臣关系。在青少年时期，他就追随与仿效族兄的言行举止，理解与接受洪秀全的各种思想要素，视洪秀全为师长与君主。赴天京后，被洪秀全擢为总理朝政的军师，复是感恩戴德，竭力效命。洪秀全的意志和思想取向必然对洪仁玕的思想演化进程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二，他曾在香港流寓五年，耳濡目染西方文明，而且悉心学习、考察与研究，因而他具有比同时代知识分子更多的西学知识。并且，洪仁玕试图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施政实践。这使他在推行新政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设计出新型的社会建设方案，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前期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上述种种因素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和规定着洪仁玕的思维进程，因而使他的思想演变轨迹不是沿着直线发展，而是曲折迂回，异彩纷呈。各种思想交织、组合，其思想结构也因此不断变异，呈现多元层面。各层面不断互动和组合，形成阶段性的演变历程。
如果对洪仁玕各个时期的思想结构展开具体的层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总是可以分解为若干层面，并相互组合和影响，共处于整体结构之中。而且，有些层面具有相对的稳定和持续性，它们构成了洪仁玕思想结构的基本要素。纵观他的一生思想发展和演变过程，其经常起作用的层面是：1）儒学观念；2）宗教观念；3）反清革命意识；4）近代化意识；5）爱国和反侵略意识。只要剖析每一时期洪仁玕的思想结构，总是这五个层面中的某几个层面交互发挥作用，凸显出该时期的结构特征。由于背景、环境和经历不同，这些层面的生成时间和强弱情况各异，亦非同时均衡发挥其思想功能。而且，在每个时期，某个层面处于强势地位，成为主导层面，影响和制约其他层面的发展；其他层面则居于弱势，成为次要层面，并对主导层面产生不同的制衡作用。因此，我们亟须针对各个时期洪仁玕思想的层面关系展开微观剖析，才能客观再现其思想变迁的流程大势。
洪仁玕思想结构的五个层面虽然存在各种差异，其内涵和外在表征也各具特性，但是，就文化取向而言，这些层面则可以归人两大文化体系：中学和西学。
洪仁玕是出身社会底层的贫寒儒生，必然与儒学结下不解之缘。儒学自孔子总结而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后，经过不断改造和修整，及至宋明时期发展为理学。而且，自从汉代独尊儒学以后，它就成了历朝官方刻意提倡的显学。于是儒学政治化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儒学透过政治化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历代封建王朝服务。儒家把家庭的宗法和伦理原则向社会扩张，建构了社会性的人伦纲常关系，所谓"三纲五常"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人们必须以此来认知和评判世界，并作为自己社会实践的基本导向，以规范与模塑人们的情感、愿欲和理念，从而形成中国民族性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规定和制约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道德至上的文化对儒生影响更为深刻。儒生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两个层面：社会道德化和自身道德化。他们不仅要具有渊博的学识，"通古今，决否然"，而且更要具有一种"仁以为己任"的"明道救世"的使命意识。
正如理学先驱张载所称：儒生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因此，儒生的社会职责十分重大，必须按照儒学的道统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成为他们立身和处世的基本信条。
于是，在道统的大前提下，自身和社会的道德化相互沟通。"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遵循亘久不变的道统，也体现了儒生追求的发展方向。在理学家看来，道统就是"天理"，具体而言，就是封建王朝（被美化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其实是封建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这是第一位的，它高于个人的利益和追求。"明天理，灭人欲"则成为理学的中心命题。固此，儒生从自身修养到入仕参政都要压抑、克制、甚至消弭自己的私欲，一心实践忠君爱国的天理。这是中国儒学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人伦纲常则是天理的实践规范和准则。
-----------------------------------------------------------
① 张载《语录》。
② 《中庸》。
-----------------------------------------------------------
显然，儒学这一套说教并不能使知识分子排斥和消弭客观存在的私欲，相反，儒生们正是在明道救世、忠君爱国的名义下，迸发出强烈的功名和统治意识。他们把入仕参政作为毕生奋斗的目的诉求，科举制度则把这一诉求公开化、合理化和程序化。于是追求功名利禄，跻身统治阶级，被理学家和朝廷宣传为实现道统、治国平天下的必然途径。知识分子官僚化和政治化倾向，道统与政治的结合，更凸显出儒学的政治文化特征。朝廷、官僚、儒生、儒学遂因此相互沟通，"道统"、"天理"的政治实质昭然若揭，透过这种沟通既维持着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使儒学和儒生依附于封建社会，得以传承和延续。即使王朝不断更迭，封建社会秩序和文化却不断强化，显示出持久和稳定的生命力。
作为儒生的洪秀全、洪仁玕当然不能不受儒学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即使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或某些政经知识，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儒学价值取向的认同和运用，人伦纲常仍然透过宗教或世俗的语言构成他们思维和行为的基本规范。就洪仁玕而言，忠君爱国意识则成为主导自己政治思维和活动的主要内在驱动力。
洪秀全和洪仁玕是栖身社会底层的儒生。在深重灾难与危机的时代，他们是社会危机后果的直接承担者，生活艰难，毫无权势和背景，当然无法在政治上与上层社会的富家公子作机会均等的竞争。他们自幼就分担家庭和社会的忧患及责任，步入社会后，就竭力为前途拼搏奋斗。由于历经艰苦生活磨炼，心理成熟较早，他们具有强烈的个人奋斗与抗争意识。这种意识驱使他们刻苦攻读，多次进入场屋角逐。目的在于变革现状，跻身上层社会，改变自身与家庭的贫贱地位。可是，科举屡挫，入仕无望。而且，他们原来就与清朝政权缺乏社会联系，对腐败的满族朝廷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当科场竞争绝望后，就萌生不满情绪和叛逆心态，从而走上反清和反抗现实社会的革命道路。他们出身儒生，与一般贫苦农民起事造反虽然具有共同的反封建的阶级愿望，但是，他们更具理性的特质。反抗和推翻朝廷是根本违背忠君爱国的政治取向的，不啻要背叛儒学。于是，洪秀全与洪仁玕在政治理念上处于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儒学的教化生成的理念积淀使他们终生无法摆脱，他们必须按照儒学提供的人伦纲常规范自身和太平天国社会；另一方面，他们亟欲摆脱儒学的某些设限，对反清革命和新社会的蓝图作出合理和权威性的理论诠释，使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认同与接受。因此，不同于往昔的农民战争局限于 武器批判的单一模式，他们试图锻造批判的武器，对历代封建王朝及儒学思想体系展开暴力与文化的双重批判。这样，他们勇敢引进了基督教，以上帝权威取代皇帝、孔子及神佛偶像，创立拜上帝教以取代儒学和其他一切宗教迷信，用拜上帝教义诠释一切，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模塑新型臣民，建构新的价值观念，以更新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可是，他们自身就是儒学价值观念模塑的产物，而且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继续按照传统型态运作，拜上帝教本身也是儒学宗教化的生成物，虽然贬低和批判了封建帝王及孔子，但他们的幽灵却借上帝和洪秀全之身还魂，儒学的人伦纲常被完整地纳入拜上帝教义，许多教条连词句都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孔子在受过一度批判和冲击之后，又被杨秀清及之后的洪仁玕重新肯定，当然得到洪秀全的默认。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太平天国反孔非儒的历史作用，这基本上是出于政治和宗教动机的排斥，而不是对儒学思想体系的理性批判。看来，洪秀全发动的文化批判并未进展到理论层次，而洪仁玕则未参加这场声势颇大的批判。当他主持朝政后，儒学己经恢复名誉，虽说不是太平天国官学，却也是官方容认的意识形态，因此，洪仁玕每以儒生士子自许，极力推动拜上帝教与儒学的公开结合，自然是不奇怪的。
二、忠君爱国的楷模
透过洪仁玕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儒学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中，忠君爱国政治理念为其核心部分。
洪仁玕曾参与早期拜上帝教活动，一度追随洪秀全撤除私塾中的孔子牌位，但并不排斥他继续攻读儒学经典，屡赴考场拼搏，可见他并未与儒学决裂。其实，洪秀全自命"真命天子"，就是儒学观念中皇权意识膨胀的产物，既然贵为天子，就得规范朝廷和社会，因此，洪秀全早在1837 年升天受命时，就发出"福音"："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把三纲作为人伦规范保存下来，建构新朝的社会秩序。
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后，撰写《百正歌》与三篇《原道 》，三纲五常被完整载入这些著作，作为拜上帝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义建国后，洪秀全完全按照传统王朝模式开创了新朝，制定了等级森严的《太平礼制》，忠君爱国、扶主打江山成为天国臣民最高政治信条。
洪仁玕虽然多年寓居香港，攻读两学，研讨基督教义，但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并未改变，并且始终强烈存在，从而成为他屡次图谋抛开香港的平静生活，奔赴天京的内在驱动力。洪仁玕曾告诫读书士子应该从儒学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为此，批评那些误入迷途的儒生说：（这些）读书士子，不思学尧舜之孝悌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而徒以牲醴敬孔孟，以院字祀诸贤。或拜文昌妖、魁星妖，以为功名可必显达。此是士人痴心妄想，功名念切。
①可见，他要士入学习和遵循儒学的人伦纲常，但不可崇拜偶像，当然也真实表明自身的价值取向。当他被洪秀全超擢总理朝政后，立即把克尽"臣纲"作为神圣使命："主正臣乃直，君明臣自良，伊周堪作式，秉正辅朝纲。"②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因此发挥极致，直到被俘，他决心效法文天祥，从而成为太平天国忠君爱国的典范与楷模。
-----------------------------------------------------------
① 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下），页771。
② 《幼学诗》，《太平天国印书》（下），页60。
-----------------------------------------------------------
洪仁玕的忠君爱国政治理念不是体现在对清廷的忠诚上，而表现为对洪秀全的崇拜和忠贞，并几乎贯串他一生的思维与行动。就发展进程而言，这种忠贞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1.青少年时期：感性崇拜阶段。
洪秀全是洪仁玕族兄与师长，其卓越的学识、才智和品德深受乡里年轻儒生的推崇，成为这一群体的领袖人物。洪仁玕自幼即与族兄"长年交游起居"，并师事洪秀全，"知其天亶圣聪，目不再诵"，由此生成个人崇拜的心理定格。①因而，他在思想与行为上刻意追随、仿效族兄，带有颇多的感性的成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1337 年洪秀全异梦升天，发出吃语："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还手撰反清侍文，"众人不知所闻。"洪仁玕却深信不疑，一直熟记异梦情节与反清诗文，曾在香港向外国传教士复述。②看来，洪仁玕此时就把洪秀全视为未来的天子，幼时的师长崇拜开始向君主崇拜逐渐位移。1843 年，洪秀全反清意识复萌，并创立拜上帝教。洪仁玕已经22 岁，思想渐趋成熟，但是他迅速接受族兄的宗教。据他回忆，洪秀全向他宣讲《劝世良言》"上帝之权能，耶稣之神迹，妖魔之迷惑，从始至终，对余讲了一遍。"洪仁玕立即感悟服膺，"余乃如梦初觉，如醉初醒"，断然抛弃孔子、文昌、灶君等传统偶像崇拜，成为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而当时社会舆伦却相反，认为拜上帝教"要将基督教与中国人熟习的传统观念与信仰联系起来"，是"亵渎中国神圣的传统"，因而强烈排拒。洪、冯丢失教席，洪仁玕遭到责打，都辗转他乡谋生传教。③在清远教书时，洪仁玕面临两难的选择：科举，或是反清革命。就理性思考而言，无论是家庭与社会的期许，个人未来的出路与前途，都驱使他坚持苦读，在场屋中奋斗，求取功名。就感性思考而言，洪秀全已与科举决裂，外出传教，摸索反清革命道路和方略，不时与族弟交流思想，"乃告以心中秘密思想及其对于满洲的仇恨。"①当传教受挫、返回花县从事宗教救世后，洪秀全与族弟更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结伴同赴广州向罗孝全学习圣经。可见，他对洪秀全的情结和崇信并未剧烈减弱，而是理解与支持，甚至还从事传教活动。虽然，洪仁玕选择了科举道路，但义同情和关注反清及传教事业。在选择时，理性思考成为行动的主导因素，感性思考降为次要成分，因此出现了双重选择的复杂行为。
-----------------------------------------------------------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47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0-843。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50，853。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50，853。
-----------------------------------------------------------
2.流寓香港：渴求追随效力阶段。
1850 年对洪仁玕的选择具有决定意义。一方面，他在科场惨痛失败，绝望心理加剧；另一方面，金田起义爆发，洪秀全多年追求的反清革命终于变成武装斗争实践。洪仁玕早经受到族兄影响，如今更无所牵挂。无论在感性和理性的考量上，他只有唯一选择：投身革命，"追随我主天王"，为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伟大事业报效心力。因此，他多次赴桂，却屡遭阻隔，不得已而流寓香港，远离族兄与反清斗争事业。
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此时有了具体的忠爱对象，洪仁玕逐渐由消极的政治避难转变为积极的报效与进取。开始，他一度怀着避难求生的心理，在外国传教士的掩护下，孤独无依，悲惜命运之坎坷。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迅猛发展，他逐渐摆脱消极孤愤的心态，争取为天国效力，因而向外国传教士介绍和宣传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运动的真相，以正视听，扩大正面影响。同时，他勤奋钻研基督教，并赴上海投奔天京，试图协助天王传播福音。返回香港后，行动更加积极，从学习宗教扩展为研习西学，考察西方列强"邦法"，其动机是："我想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为了未来更好地辅政治国而刻苦学习。显然，洪仁玕理性地认清自己的忠君报国使命，从而沉着冷静地思考天国建设的方向与道路，并把列强作为未来天国发展的参照模式。
3.总理朝政：忠君理念的实践阶段怀着效忠心愿，洪仁玕历尽艰险，终于来到天京，即被洪秀全"恩加叠叠"，破格超擢，封王秉政，实现了辅佐天王的政治理想。洪秀全对族弟寄
于重大的政治期许，专门下诏期勉他"世世股肱天朝"，做一位"板荡忠臣"，"佐江山耐久长"。①洪仁玕则以此为终生政治信条，表示"只宜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他一方面推行新政，参照西方列强邦法，设计政经和社会变革方案；一方面借助儒学伦理纲常，强化忠君爱国意识的灌输，以导正臣民和将士政治取向，保卫天王江山。
洪仁玕把忠君爱国作为考察和评判官员的首要标准，他说：夫士居四民之首，才德兼备者为尚，德有余而才不足者次之。 德本也，才末也。 且夫德者何？
敬天扶主、忠孝廉节是也，是岂能假冒乎？才者何？顶天报国、齐治均平是也，是岂能幸致乎？
②在洪仁玕看来，无论德才都要落实在"敬天扶主"、"顶天报国"的政治理念上。忠君爱国乃是个人道德修养和政治作为的出发点与归宿。因此，他劝勉文武官员："敬天爱民之事千万多为，忠主孝亲之忱时刻不放。"①要求他们"宁捐驱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②不惜以生命去忠君报国。
-----------------------------------------------------------
① 《封于王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5。
① 《洪仁玕选集》，页31。
② 《资政新编》。
-----------------------------------------------------------
洪仁玕还借各种机会加强洪秀全的皇权，甚至竭力神化天王，运用宗教宣传和政治教化，企图树立全民的忠君意识，以此激励和驱动军民投身保卫天王江山的斗争，振兴天国大业。
洪仁玕在公务繁忙之中，组织文人班底，甚至自己动手， 撰写和发表颇多諠谕、诗文，编纂和刻颁12 部官方印书，着力宣传和神化洪秀全。洪仁玕是正宗基督教徒，曾怀着改造拜上帝教的愿望，试图劝说洪秀全改宗基督教，其中包括放弃天王是上帝次子的神话。结果，洪秀全当然不会接受，看来还说服与迫使洪仁玕放弃基督教义，带头宣传洪秀全炮制的神话。天王对此十分满意，致函罗孝全说："干王到达天京，他也得到启示，承认我和神的这些交往，比洗礼一万次还要好。"③洪仁玕为了忠君图报，竟违心地改变宗教信仰，宣传自己也不相信的神话，以实用主义的政治功利观看待意识形态的取舍。这一举动使外国传教士大失所望，视其为基督教的叛逆，并加以攻击和诅咒。及至天国晚期，洪秀全狂热地沉溺于其父子神化的宗教迷津之中，洪仁玕则予以默认。在他看来，对洪秀全的一切言行都必须容忍与理解，即使是过错和谬误也不能表示异议，更不可批评指正。因此，他默默承受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直到被俘后的自撰供词里，毫无抱怨和责难天王的字句，而是充满自责的心声，承担复国失败、幼主被俘的政治责任。
-----------------------------------------------------------
③ 转引自茅家琦《晚清史论》，页174。
-----------------------------------------------------------
由于洪仁玕的绝对忠贞，洪秀全深为感怀，当他在病重之中，举目四顾，亲贵、将帅中竟然难以寻觅一位可堪顾命托孤的忠诚才智之重臣，终于重新擢用洪仁玕复出辅政。这一史实足资表明，洪仁玕的忠臣爱国理念和行为经受着长期的考验，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不改"板荡忠臣"的本色，因而铰之其他亲贵重臣，更加得到洪秀全的信赖和顾命，决心把风雨飘摇的天国江山和年未弱冠的幼主托付给历经磨难的族弟。对此，洪仁玕内心的感受犹似蜀汉相国诸葛亮。虽然缺乏那位军师的权柄，但他仍然感激涕零地临危受命，将象效忠天王一样地拥戴幼主，不负天王临终前的信任和嘱托。之后，他四处奔波，乞师援京。天京沦陷后，拥戴和护持幼主复国，直到被俘，效法文天祥从容就义。
洪仁玕以自己的生命铺写了忠君爱国的篇章，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堪称楷模和典范。儒学伦理纲常教化的洪仁玕尽管是清朝的叛逆，但却是太平天国的忠臣。在传统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氛围里，他作了合理的也是最好的政治选择。较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李秀成，洪仁玕更凸显其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也许是他接收更多的儒学文化，又对供秀全具有更深的崇拜和图报心结所产生的结果。
三、从"夷夏之辨"导向反清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矛头指向清朝统治者的农民起义。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北宋时，女真曾建立金朝，后统治北方中国，与南宋政权长期对峙。明朝后期，他们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陆续合并了各部落，在1616 年建立后金政权。皇太极即位后，于1636 年改国号为清，并改族名为满州。
1644 年，清军占领北京，经过二十多年战争，统一中国，成为满汉权贵联合统治的封建王朝。
清朝人主中原后，汉族民众就不断发动各种形式的反清起义。"反清复明"、"反满兴汉"的口号绵延不绝，在中国大地上回荡，长期成为汉族反抗者的行动纲领。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的又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王朝，对儒学严格区分华夷的民族观构成巨大的冲击。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中国历代汉族王朝将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都称之为"夷"，而自称为"华"或"夏"，形成了"华夷内外之别"的观念，以此严格界定汉族和其他民族及邻国的区别。
"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①在儒学辞典里，中国之所以称为"华"、"夏"，因为有服饰和礼仪之美，即以礼教为基础。而少数民族缺乏礼教，自然应当被视为"蛮"、"夷"。因此，作为"夷"的满族入主中原，必然冲击传统的华夷分际，引发"夷夏之辨"。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矛盾长期不易弭合。而且，由于儒学教化的民族观，汉族知识分子很难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至于历史上出现的多次民族冲突，又被儒学用这种错误的民族观加以诠释。岳飞、文天祥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当年反抗元朝统治时，高举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②朱元璋遂成了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一直鼓舞着汉族志士的反清斗争，太平天国也从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
清朝入主中国后，很快接受儒学文化，继承明朝政治体制，多方争取和笼络汉族官僚地上和士大夫参政，形成满汉权贵联合统治的君主专制体制。同时采取减轻剥削，鼓励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积极政策，努力使汉族人民安居乐业，因而逐渐缓解了民族矛盾，清朝统治也得以稳定与巩固。但是，清廷并没有放弃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而是压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并与封建专制交织在一起，加剧了社会矛盾。乾隆后期，吏治腐败，人口剧增，人民生活艰难，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反抗主角是白莲教、天地会等秘密会社，它们继续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以期唤醒汉族士大夫和人民的民族意识，孤立和打击清朝统治。两广是天地会活动的主要地区，"反清复明"的口号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对一切不满现实、反抗清朝的政治势力颇有影响。洪秀全、洪仁玕当然深受感召。但洪秀全另有所谋，他声称"反清复明"口号陈旧，难以号召人心，天地会流品低劣，无力领寻反清大业，因而必须由他来开创新朝。洪仁玕对洪秀全的观点是完全接受的。而且他们把政治腐败，人民苦难，鸦片贸易猖獗，甚至科举失意，都归结为异族统治。于是，反清意识就带有浓厚的排满兴汉的民族观念。这是儒学夷夏之辨及当时政治环境双重影响的结果。
-----------------------------------------------------------
① 《尚书·武成》，孔安国传。
① 《春秋左氏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
② 《明太祖实录》。
-----------------------------------------------------------
反清意识的另一个源头是儒学的民本观念。
民本观念是儒学中的民主性精华。它源自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这位政治家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不安定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就会导致殷商覆亡的惨祸。他说："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①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周公甚至把民心提高到与天命相同的高度，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③民天相通，天民合人。因此，必须"保享于民"，达到"享天之命"，④而且可深知小民"稼穑之艰难"，⑤达到"子子孙孙永保民"。⑥及至孔子，民本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主张统治者不仅要用刑律惩罚、礼教规范人民，而且要在经济上"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①使他们安居乐业。孟子则更有所发展，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民贵君轻命题，认为"得乎立民而为天"，否则，就会"失天下也"。②如何得民心？孟子提出"仁政"的主张，经济上要使人民有"恒产"，"足以事父俯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③为此，他设计了"井田制"，以为民置"恒产"的方案。这样，才能维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等级社会秩序。④历代明君贤相大都是民本观念较强的政治家，因而以此作为政策导向，出现过若干封建盛世或者清官政治。
洪秀全、洪仁玕身处社会底层，又熟读孔孟经书，自然更加期望统治者实施民本政策。可是清朝恰恰背离孔孟教诲。道光晚年，朝廷一味搜刮、摊派，贪官污吏乘机中饱自肥。"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⑤抗捐抗税风潮迭起。因此，洪秀全痛恨朝廷，在1837 年梦中以"真命天子"自居时，就赋诗言志，"手持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一方面要当天子、救世主；一方面解救苦难的人民，建立新的太平王朝，使人民得到温饱和安乐。洪秀全因此自称"太平天子"。
-----------------------------------------------------------
① 《尚书·康诰》。
② 《左传·襄公三十年》，引《尚书秦誓》。
③ 《孟子·万章》（上）。
④ 《尚书·多方》。
⑤ 《尚书·无逸》。
① 《论语·季氏》。
② 《孟子·离娄》（上）。
③ 《孟子·梁惠王》（上）。
④ 《孟子·滕文公》（上）。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页115。
-----------------------------------------------------------
当1843 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反清意识又有了新的思想源头，这就
是宗教因素。他从儒学经典的考证入手，把秦以前界定为崇拜上帝时期，之后则因为历朝皇帝僭居帝位，误入歧途，则是不拜上帝时期。反清就带自反对历代皇朝、恢复秦以前对上帝的崇拜的含义。看来，洪仁玕也是接受洪秀全这一考证结论的。
洪秀全在三篇"《原道 》"中设计了理想社会的方案，凸显了平均平等的思想。其构想依据仍然是《礼记·礼运篇》提供的模式，还是在儒学经典内盘桓。同时也援引《劝世良言》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及至1847-1848 年间撰写的《原道觉世训》，洪秀全把反清意识与平均观念对接起来，夷夏之辨、民本观念、宗教观念等熔于一炉，从而为天下受难的兄弟姊妹树立一个憎恨和斗争的对象--"阎罗妖"。但当时还未确指清廷。在1852 年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则明确指出："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阎罗妖就是清朝皇帝，"阎罗妖之妖徒鬼卒"指的是清王朝的各级贪官污吏，并号召拜上帝的军民起来"共击灭之"。①洪仁玕没有参与广西传教活动，也未能投身太平天国前期的火热斗争，但反清意识始终在其思想结构中居于重要层面，而且与忠君爱国意识相互组合，驱动他一心向往太平天国事业，并潜心学习基督教和西学，为日后报效天国，投入反清斗争大业积聚才干。
当洪仁玕1859 年总理朝政后，立即把强烈的反清意识转化为政治实践。
当时，太平天国上层已经逐步蜕变，封建化日趋严重。因此，在反清意识中，满汉民族矛盾被置于首要地位。洪仁玕多次撰写诰谕、檄文，组织文人撰写政论，大张旗鼓地宣传反清斗争的正义性。他写道：至于胡尘之扰乱中国也，叛上帝而拜妖魔，重奸邪而背其道，卖官鬻爵，那怜十载寒窗，免税复输，不知稼穑艰苦。 况服胡服而冠胡冠，于心何忍；忘真主而跪妖鞑，誓死难从。
洪仁玕把满族入主中国视为政治腐败、官吏贪劣、不拜上帝、人民疾苦等问题的根本症结。因此，他号召中国人民"尊中国，攘北狄，以洗二百载之蒙羞"，"归上帝，扶天王，以复十八省之故士。"②洪仁玕还援引朱元璋的观点，控诉满族权贵"窜入中华，盗窃神器"。
他说："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也，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他还历数清廷对汉族人民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罪孽："削尔父母毛发，毁我往古冠裳"，"既盗我邦之珍宝，又毒我国之生灵"，"事事坏我纲常，条条制我族类"。因而必须兴兵北伐，推翻清廷。"倘不乘此妖（咸丰）亡孽立之秋，天夺人弃之侯，为中华雪数百年未雪之耻，为祖父复数百年未复之仇，则将来中华之自罹奇祸，屈而莫伸者，不堪为后人述矣。"①洪仁玕自诩"本军师十载风尘，深识妖邪诡弊，五湖历览，洞悉黎庶艰辛。"②因此，在行动上，他尽力辅佐洪秀全，试图推行新政，又积极支持李秀成倡议，制定围魏救赵战略决策，协调陈玉成等各路大军，一举摧毁江南大营。东征苏南，扭转东线危局，并策划第二次西征，与湘军力争上游，企求开创新的局面。
-----------------------------------------------------------
① 《颁行诏书》，《太平天国》（一），页162。
① 《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印书》，页701。
② 《太平天国印书》，页700。
① 《太平天国印书》，页714。
② 《太平天国印书》，页701。
-----------------------------------------------------------
洪仁玕的奋斗最终归于失败。天国覆亡，身陷敌手，他镇定从容，视死如归，对沈葆侦之流表示轻蔑，以汉奸张宏范喻之，而自比民族英雄文天样，其夷夏之辨的民族观发展到顶点。他在临刑前撰写的绝命诗把一腔民族仇恨留给了后人。诗云："北虏逞狡诈，乃将实情瞒。言之实堪嗟，是非竟倒颠。 鞑妖禽兽行，居心殊贪残。离间我骨肉，耗尽我财源。 千秋暨万代，此仇铭心间。"③看来，洪仁玕反清意识的基本成分是儒学民族观。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是："用夏变夷，代天宣化，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恢复旧疆，不留余孽。"④显然就是为了恢复汉族政权，光复华夏河山。在他的眼里，满族是外夷，入侵中国，窃据神器，必须用暴力将其逐出中国，夺回汉族失去的社稷。因此，洪仁玕扭曲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与洪秀全相比，他受民本观念影响较小，平均观念、反封建意识相应淡薄，宣传中宗教气息也比较淡化。在洪仁玕的撰述中，我们很少看到平均观念的词句。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经济方案，他也不感兴趣，从未提及。由于洪仁玕脱离前期现实斗争，对贫苦农民的平均诉求缺乏体认，而他在香港得到的若干资本主义认知却从根本上否定平均主义。并且，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执政，平均主义在当时已经极度衰微，《天朝田亩制度》中"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也成了逝去的空想。同时，拜上帝教已经日渐失去统合军民思想的感召力，更引起广大儒生与士大夫的厌恶与反感。因此，用拜上帝教动员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自觉投入反清斗争，很难收到较好的社会动员效应。于是，以儒学"夷夏之辨"的民族观为思想武器，对汉族人民和知识分子会产生较大的积极宣传效应。因此，洪仁玕一味强调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满性质，而忽视或回避其反封建的性质，实在是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
③ 《太平天国印书》，页701。
④ 《太平天国印书》，页734。
-----------------------------------------------------------
四、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观
对太平天国的国体，即政权性质，史家研究甚多，争议颇大。有界定为农民政权者，有界定为封建政权者，有界定为两重性，或过渡性政权者。但在政治体制上，一般都确认是君主专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制约着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政治取向、观念和行为方式。具体他说，他们受二重环境和文化影响：
其一，必须受制于传统，接受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观念和体制；
其二，洪秀全等人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强制推行拜上帝教的文化，在主观上力图摆脱旧王朝的"凡间歪例"，刻意追求新朝的创制，标榜建设"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①这两大环境层面的交互作用，使天国政治出现复杂矛盾的表象，给史家研究工作带来颇多的困扰，往往导向不同的学术结论。笔者觉得，太平天国领袖们都属于农业社会中的下层知识分子、农民和游民，无力超越传统环境和文化，更难超越自身的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定势。他们不可能选择非传统的政治取向和体制。尽管天国创制了名目多样的官制兵制，甚至反孔非儒，否定中国民间宗教迷信和祖先崇拜，制定各种新的政治、文化、风俗和宗教规范。可是，归根结底，这些规范毕竟是上层建筑的部件，它们仍然根植于传统的农业和宗法社会，结果只能是表象和形式上的革新，而不可能寻向新的社会形态。洪仁玕虽然接受一些西学影响，但在政治体制取向上也从未超越君主专制的传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