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思想结构之次元层面：西学的浸润 一、经济体制--效法西方的"邦法"
太平天国运动面临的经济环境是绵延二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以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构成中国的基本经济形态。虽然历经王朝更迭，农民起义冲击，却并无明显变化，由此建树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得以延续。太平天国兴起后，洪秀全百计维新，向传统政治、文化宣战，却仍然未能超越旧制度的藩篱。就经济而言，太平天国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推出"几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平均主义原则，试图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革封建剥削关系，实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这样，太平天国必须运用行政手段，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把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农民的剩余劳动产品收归国有，由政府统一平均分配，使人民过着"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对于封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和革命，具有强烈反封建意义。可是，《天朝田亩制度》只是在经济体制止大动手术，却并未改变这种体制的基础--小农经济。相反，它主张强化这种经济结构，甚至废除商业和独立手工业，取消商品经济，实行单一农业经济。显然，对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言，这是严重的倒退。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意识反映，并没有近代化的因素。相反，这是与近代化背道而驰的方案，也有悖于时代发展潮流。当然，它未能实施，但却对城市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诸如南京、武汉、九江、安庆、镇江等沿江城市几乎都成了兵营，一度废除了私有财产、私营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甚至拆散了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颇为严重的。可是在农村，平均主义的政策却没有实施，而是"照旧交粮纳税"，沿袭清朝的经济体制，维护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天国统治区的经济体制经过一度冲击后基本回归到战前经济形态。《天朝田亩制度》基本失去了经济影响力。经过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倾力忙于挽救危局，遑论经济改革与建设。因此，太平天国只能维持现状，鼓励士农工商，各安生计，向天国交粮纳税，提供庞大的军政费用，天国经济处于战时状态，很难有所发展和变革。
其实，太平天国统治的江南地区经济居全国领先地位。尽管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自明朝中叶起，商品经济在某些部门得到了较大发展。一些富"逾王候"①、"富以千万计"②的富商大贾，集中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创办手工作坊，开始了雇工剥削。那些失去生产资料的手工工人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自然经济内部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当时"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③丝织业率先出现初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
-----------------------------------------------------------
① 昭梿《啸亭续录》，卷2。
② 《扬州画舫录》，卷15。
③ 《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10 期，《奉各宪永禁机匠歇业碑》。
-----------------------------------------------------------
可是，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难以独立生存、发展，而封建政权一向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对工商业一贯压制和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缺乏正常发展的生态环境，生长极其缓慢，步履艰难。及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商品不断倾销，廉价商品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也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封杀，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态，从而破坏了中国经济正常的发展进程。
在一些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不仅有了外国商店，而且开办了一些船坞修造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如英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建造船坞，命名为柯拜船坞。④这是毗邻洪仁玕故乡的一所资本主义工厂。上海有伯维公司经营的"修船木工厂和造船厂"。1856 年，美国人贝立斯在吴淞雇佣一批宁波工匠，先后制造两艘轮船。①这些开放城市中，以上海发展最快，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港口，吸引和刺激着外国冒险家和商人兴办工商企业。太平天国运动冲击江南地区，迫使"江浙一带富商巨贾，争赴沪滨，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②他们带去巨额资金，更促进了上海的繁荣。这对部分东南士绅、富商的传统意识产生颇大的冲击力。一些人开始向西方寻求富强的方案。如冯桂芬、王韬就是杰出的代表。不过，中国士大夫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考量形势与因变方案。鸦片战争失败，就使林则徐、魏源等率先觉醒，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刺激了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正视现实，变革应变。连恭亲王奕、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都颇有忧患与变革意识。"富国强兵"遂被清廷定为国策，洋务运动因此发轫。洪仁玕比洋务派走得更早，当他在1859 年受命主政后，即提出《资政新篇》，把学习和采行西方"邦法"作为太平天国振兴富强的一项重大国策。就认识层次而言，洪仁玕也远远超越了洋务派。
-----------------------------------------------------------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页1，14。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页15。
② 《上海通志馆期刊》，页1502。
-----------------------------------------------------------
其一，洋务派只看到西方的器物和制造技术先进的层面，看不到其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先进性，因而主张只学习器物制造，而坚持封建制度和儒学文化不可变革，从而推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洪仁玕认为，要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同时，注意学习和借鉴其"邦法"，即制度层面。
其二，洋务派缺乏近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只限于支离破碎的建厂设局，因人而异，临事决策，未能形成周延的规划，而且采行政经分离、新旧共存的做法，不变革政经体制，只兴办新兴企业，因此对中国传统社会变革并未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洪仁玕则对近代化有通盘的设计，在政经、文化等多层面都实施不同程度的变革，传统社会遂会因此发生结构性的演变，由农业社会迈向近代工商社会。
以下就洪仁玕的设计展开探讨：
1.兴办和发展近代工业与交通运输业
兴建联络全国各省的"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并辅以郡、县、乡道路，"通车马之利"；疏通黄河、江淮水道，既可以防止水旱灾害，又便利交通运输，"兴舟揖之利"。这样，形成水陆配套的交通系统，再向近代交通业过渡。他强调："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同时，建造"火轮汽船"，亦赏以专利。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由传统的车马舟揖发展为火车、轮船，使落后闭塞的农业社会转向流通和开放，对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形成近代化市场显然具有积极作用。这也是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条件。洪仁玕虽然没有看得如此深远，但他把交通运输近代化视为建设的基本环节，较之洋务派更具有前瞻性。洋务派只局限于军事国防角度考量，忽视从总体发展上规划建设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直至十余年之后才有所省悟。两相比较，显示洪仁玕的远见卓识。
2.鼓励开办私家银行，建设近代金融事业。
洪仁玕提出准许有百万家财者开设银行，发行"银纸"（即纸币）；也准许"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还打算兴办保险事业，主张商办银行。这都是香港经验的一种直接移植。银行是资本积累和流通的金融枢纽，也是近代工业化的重要经济环节，它吸收游资，为企业提供贷款，在解决工业化的资金投入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是经济近代化的重要配套工程。洋务派对此长期毫无体认。洪仁玕却视为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而且，他鼓励民间兴办银行，以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更使洋务派逊色。
3.奖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在封建社会中，科技发明常被视为"奇技淫巧"，魏源曾对此有所批判。
他认为，西方科学实为"奇技"，而非"淫巧"。洋务派也有此共识。而清朝一般官僚与士大夫仍然囿于陈腐的偏见，排斥西方科学技术。洪仁玕在香港耳濡目染，对西方科技赞赏不已。他认为，火车、轮船、电火表、千里镜、连环枪，皆有其"造化之巧"，是"正正堂堂之技"，要人们把它们当作"中宝"一样珍惜。因此，他主张引进制造，并予以积极鼓励。"有能制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之，罪而罚之。"首次将专利法引入中国，对于发明创造予以奖赏，并且给予法律保护，以推动中国近代科技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并使其转变为生产力，制造出售，成为工业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鼓励民间开发矿藏
洪仁玕提出优惠的经济政策，推动开来矿藏。"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其采者所得份额最多十分之六焉。"这样出资勘探采矿者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实惠，而且还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吸引投资，推动矿业的发展，解决工业化的资源和能源问题。
5.兴办邮政和其他事业，建立近代资讯和税收设施
洪仁玕主张，"邮亭由国而立，以通朝廷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建立"新闻馆"，创办报刊，交流经济资讯。书信馆和新闻馆都准许富民出资开办，实行企业化经营。并且倡议设"市镇公司"，主持征收"工商水陆关税"，建立近代税收制度。还规定有"妄取民贿一文"，或"为己私抽者议法"，并废除厘金、税卡等影响商品流通的弊政，为工业化提供相应的资讯、税务等设施，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生产与流通环境。
6.大力兴办企业，"兴器皿之利"，制造"精奇利便"的日用百货
洪仁玕对工业化有着比较深刻的考量，十分注意经济建设环境的培植。
因此，他在交通、资讯、金融、科技、原料、能源等基本建设上都作了比较全面的思考与构想，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这样，工业化就具备配套较全的经济环境。因此，以制造业为主干的工业才能得到顺利推展。这是洋务派长期末作考虑的课题，也是洋务运动断续支离的症结所在。更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一开始就逾出官僚资本和封建垄断的框架，主张民办企事业，采用和推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以赢利为目的。如主持开采矿山的可获利2/10；银行家在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的存放中，允许其"每两取三厘"。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他还主张企事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实行专利制度，"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这在今天都是发展科技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洪仁玕强调推行雇佣劳动制度，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为了发展雇佣劳动，规定废除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奴婢制度，"不得买奴"、"蓄奴"，不得歧视贫民，一面鼓励"施舍"，一面"宜令作工，以受其值"，使他们可以"自养其身"，"自食其力"，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透过自由雇佣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使劳动力投入工业化生产。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使传统的小农得以解除封建的人身依附，进入近代劳动力市场，受雇于资本家，成为工业化的劳动大军，创造出较农业社会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模式，而是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洪仁玕对此有一定的认识，因而他注意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大兴交通运输是为了"富商搭客运货"；创办新闻报馆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报道市场物价行情，以便"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搞活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创办银行是为了资金周转；创办保险公司是为了"货物船舟有防于水火者"。总之，洪仁玕提出采行相关的经济政策和举措，创造良性的流通环境，"大利商贾士民"。不仅如此，洪仁玕还主张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改变长期的重农抑商观念，将士农工商改为"商贾士农"，一反传统社会的阶层架构，使农业社会导向工商社会，朦胧地触及到近代社会转型的主题。
《资政新篇》所涉及的鼓励私人投资，创办近代企业，谋求增殖利润和扩大再生产，提倡雇佣劳动和发展商品生产，无不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可见洪仁玕思想结构中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意识。
洪仁玕还批判和否定阻碍经济开发的迷信观念，树立新的经济观念。为了推动民间采矿，他劝导民众："革阴阳八煞之谬。名山利薮多有金、银、铜、铁、锡、煤等宝，大有利于民生国用，今乃动言风煞，致珍宝埋没不能现用。请各自思之，风水益人乎？抑珍宝益人乎？"同时，洪仁玕力主废除陋习旧俗，推动科技进步，认为"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养鸡斗蟋，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必须尽速革除。应该把智力和财力用在科学技术产品的创造和开发上，诸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千里镜"，代表着时代的科技水平，才是真正的有用之物，需要研制和生产。
洪仁玕把经济近代化与人民物质利益、国家富强结合起来。他申明建设近代经济是为了使人民达成"利富"的经济目标。《天朝田亩制度》只定位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小农生活目标上，而《资政新篇》则要进入"利富"社会，人民在参与近代经济建设中可以获取利润，发财致富，对儒学的"重义轻利"观念和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都有明显的意识修正。轻利和平均主义都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意识产物，前者把道德修养与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驱使人们献身于朝廷、家族，而压抑与牺牲个人利益，窒息着正常的竞争机制。后者只追求温饱的小农平均社会，并不追求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富裕。因此，它们都不是近代经济意识，而是近代化道路上的意识障碍。洪仁玕的"利富"观念，目的在于培植经济上的竞争意识，调动人民参与近代建设的积极性，使他们摆脱传统观念，投身追求"利富"的经济活动，最终才可达成"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宏伟目标。洪仁玕认为，人民富裕与兵强国富是统一的。动员人民投入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利富"，而且能够促进国家的富强。通过宗教和政治教化，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则可建设"俗厚风淳"的健康社会，从而把"利"和"义"统一起来。这种新的观念也是洋务派未曾思考和阐发的。
洪仁玕主张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他认为中国如果仍一味沉溺和固守在传统小农经济的架构内，满足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和温饱目标的追求，只会导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近代化生产不能推展，商品经济难以活跃，社会也因此停滞不前。人民既不能"利富"，兵强国富的目标也不可能达成，"与番人并雄"的近代化强国就会落空。后果将是落后贫困，继续受到西方列强侵略与欺凌。
洪仁玕还把俄国作为样板，向洪秀全介绍沙皇的变革经验："遣其长子伪装凡民，至佛兰西邦学习邦法"，从而成为"北方冠冕之邦"。言外之意是中国也需要派出人才赴西方国家学习"邦法"，并在国内实施经济近代化变革和建设，才能象俄国一样，取得成效，成为自立于世界的强国。
洪仁玕为当时的中国人绘制了一幅尚称完整和周延的经济近代化蓝图，受到中外人士的肯定和赞扬。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友人呤唎、留美学人容闳都有过高度评价。在当时中国，他确实站在中西文化结合的最前沿，同时代的洋务派只能及其项背。因此他被宫礼赐称为"最开通的中国人"。就经济层面而言，洪仁玕试图变革农业社会的传统经济观念、体制、生产方式和结构，甚至不惜抛弃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而仿效西方"邦法"，采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刨举，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产生了积极与深刻的思想影响。
二、对近代政治和法治观念的朦胧意识
就一般选择而言，举凡主张改革现实社会者，都必须受两个方面的制约：
其一，现实政治与社会环境；其二，变革者自身的理念与认识。因此，鸦片战争后，先进士大夫向西方探索真理时，只看到列强坚船利炮和器物精良的层面。林则除即将制造"坚厚战船"视为保卫海疆安全的长久之计①。魏源也认为"夷人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②后来的洋务派的认识也没有超出"师夷长技"的藩篱。他们都出身封建士大夫，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缺乏深刻的认知，而且，中国封建专制和宗法制社会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很难摆脱传统的政治理念，对西方列强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或者缺乏了解，或者不屑置议。虽然姚莹曾在《康辅纪行》中提及英国议会制度，不过是耳食传闻。洪仁玕在香港期间，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法规则有较多的认知，而且对各主要列强政治发展现状也做过若干调查了解，较之清朝士大夫、洋务派有更多的体认。可是，长期的儒学教育使忠君爱国观念扎根于洪仁玕思想结构的深层，因而他在考察西方政治时，往往注意表象的法律或政权运作程序的了解，而忽视政治体制和理念的认知。因此，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强盛，不只在坚船利炮等"长技"，还在于其"法善"。这较之洋务派的认识无疑大有进步。但他并未体察列强政治的实质层面。当他赴天京后，现实政治环境颇为险恶与紊乱。在洪秀全独揽政权与神权的现行体制下，地方将帅各行其政，与洪仁玕所了解的西方政治形成强烈反差。并且，政治变革要牵涉到现行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将会触及到上层权贵们的政治利益，因而必须深恩熟虑，周延妥善，根本不宜大破大立。洪仁玕的选择余地也就远比经济改革狭窄得多。
-----------------------------------------------------------
① 林则徐《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
②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
我们已经指出，洪仁玕的基本政治理念仍是儒学规定的传统封建观念，坚持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而他向以忠臣贤相自律，极力维护天王的皇权。而且，他对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缺乏认知，并未接触近代民主、自由学说。在价值观念上不会定位于西方政治，而是以忠君爱国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只是为了今后辅政需要，他悉心学习和研讨西方列强的若干行政制度。后来在《资政新篇》中有所陈述和评介，供洪秀全采择。
洪仁玕从西方政治中汲取的主要营养是法治观念。他向太平天国各级文武諠谕："国家以法制为先"。太平天国政局紊乱，纲纪不振，关键原因是缺乏法制。官员们无法可依，自行其政，出现种种弊政，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制是"万不容已之急务也"。这样，"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才能消除分散和紊乱的政局，确立统一的权力运作规范。
洪仁玕认为，在立法过程中，要分清主次纲目，"盖法之质，在乎大纲，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乎小纪，每多变迁。"就是说，关系到君主专制的"纲常伦纪，教养大典"是法制之大纲，应该保持相当的稳定性，不能变易。这可能受到西方宪法的某些影响。而作为具体的单行法律条文，是为"小纪"，则可根据形势变化"每多变迁"。法律制定以后，还必须持久和认真执行法律，他说："法制以遵行为要"。"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代有贤智以相维持，民自团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不朽矣。"为了保证"立法善"，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贤者立法。洪仁玕指出：
立法之人，必先经磨炼，洞悉天人性情，熟谙中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方能稳惬人情也。
官员须既具中西学识，又要"先经磨炼"，并有忠君爱国的坚定理念和丰富的政治经验，才能担当立法重任。显然，洪仁玕暗示：立法的人选就是他自己。制定善法后，执法时"必须认真耳"。洪仁玕告诫官员们："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要求他们"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从而形成全社会遵行法律的良好政治风气，广大官民将士就会"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太平天国必将导向政治清明和稳定。
可见，洪仁玕的法治观念包括若干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环节。
其一，以贤者立善法；
其二，太平天国的君臣士民都必须遵行法律，做到"施法广"，不能出现毁法违法的现象；
其三，要长期和严格地执行法律，世代传承，诠选贤者维持法治，培养和形成法治习惯，民心自然团结而"不可解"，太平天国江山就会长治久安、"永垂不朽"。
洪仁玕这种以法施政治国的构想主要源自西方政治观念，它与中国传统的明君贤相的王道仁政，以及太平天国的天主随意下诏治国的理政，都有明显的观念反差。因此，洪仁玕主张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法律规范的君主专制体制，期盼洪秀全在法制程序内行使最高军政决策权力，从而使太平天国臣民将士都在法律约束、保护下行动和生活，形成开明专制的法治社会。某基本目标仍然在于巩固和强化天王专制。他企图把西方法治观念嫁接在中国君主专制的肌体之上，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不失为新的思维，也表明洪仁玕在中西文化结合上具有新的创造。
强化中央集权与消弭权贵结盟联党、整合地方派系势力是一体两面的课题。洪仁玕除了以法制规范、约束和监控外，又参照两方经验，采行新的招数，"潜消其党，勿露其形"。他开列的手段既有"朝发夕至之火船、火车"，又有新闻篇，"以泄奸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矣。"在洪仁玕看来，有近代交通工具轮船、火车，使全国水陆贯通，调集部队，朝发夕至，十分便捷，足可镇慑地方势力。而且，出版报纸，各省设新闻官，对朝廷和地方文武官员实行舆论监督，而交通畅达，资讯必然十分迅速，结盟联党的奸谋容易被社会舆论所揭露，一旦有诡弊和异动，中央即可快速调集力量，立予严惩。洪仁玕感性地意识到建设近代化的交通资讯网络是消除和改变地方政治闭塞割据的重要物质条件，显然是具有前瞻性的远见。
洪仁玕认为，要建立"内外适均而敷于众"的中央集权运作程序，必须大力疏通政治管道，扩大政治资讯的流通，使更多的臣民参与政治，避免政局为少数人所操纵。他提出的方案是办报纸和设暗柜。办报纸是公开报导中央和地方的政情、政策，传播政治资讯，使官民一体，知悉遵行，同时还须报道民众政治诉求和愿望，提供有关民意资讯，使各级政府决策施政时得到民意的参照和借鉴，以收民心公议。因此，洪仁玕建议在全国建立一个新闻网络，各省设置新闻官，以"诚实不阿"者担任，"他们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官褒贬。"具有独立行使监督的权力，以不受干扰，忠于职守，大胆揭露各级政府中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使"奸者股慄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设暗柜则是建立秘密的举报制度，各级官员、民众，皆可以揭发举报各种舞弊不法的行径，向中央提供线索和资讯，以便核查处置。显然，举报制度使官员受到一定的社会监督，必须清廉勤政，依法办事，否则将会遭到揭发，犯罪受惩。这样，透过公开和秘密的渠道，中央能够有效监察各级官员施政状况，官民可以了解和支持中央政策方针，"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形成一定民意基础，各级官员则必须在社会监督之下，实施中央的政策方针。因此，中央集权一定会得到民众拥戴，从而不断巩固和加强。洪仁玕对西方列强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在介绍美国制度时说，其"邦长（即总统--引者）五年一任"，国家大事由"各省总同公议 以多议是者为公也"，对议会制度已有些认知。又说：美国总统由官民"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这样，国家能由贤能者治理，遂成"礼义富足之邦"。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向往。因而，他主张开放基层乡官民选，一反《天朝田亩制度》中保举制度，而由乡民公举，"公议者可任"。民选乡官管理本乡各种事务，领导生产，征收粮税，进行民事调处，对于不忠于职守者，乡民有权罢免，另举贤者充任。尽管在基层乡官选举上只是原则构想，还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但透过开放乡官民选，体现洪仁玕对普选制度的某种认同，并试图将其移植到太平天国政治制度。他小心谨慎，并不触及现行体制和上层权贵权力，而由基层尝试，借以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展。虽然，他并未树立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但却从形式和方法角度试图引进选举制度，进行有限的试验，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亦属首倡。
洪仁玕认为，加强中央集权与强化君主专制是并行不悖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加强，并不等于无限扩展君主个人的权力。相反，他感到洪秀全直接插手各项军政事务，侵夺和削弱了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致使这些部门形同虚设。主官不敢执行权责，凡事推倭天王决策，既影响行政效率，又降低中央部门权威。地方凡事则直接禀奏天王，求得最后解决。洪秀全精力和能力有限，难以事必躬亲，亲贵佞臣就乘虚而入，从中舞弊弄权，导致朝政腐败和紊乱。因此，洪仁玕试图参照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变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权力结构，理顺君主与中央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扭转腐败和紊乱的朝政。其主要对策是：
1.中央集权法制化。厘清各职能部门权责和运作程序，使它们各当一面，依法独立行使部门职权，向君主负责，并受君主监督。其中，军师权力应恢复前期的状况，具体军政概由军师汇总，提出方案，请旨施行。他建议洪秀全："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改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透过军师和各部门主官参与决策，并负责输出执行，可以集思广益，提高决策水平，又能增强中央集权的决策和施政功能，有助于洪秀全尊严和权威的提升。
2.咨询与谏议官员，参与大政的研讨和建言。建议天王效法唐代明君李世民，象擢任谏臣魏征那样，"或更立一无情面谏议在侧，以辅圣躬不逮。"这样，可以帮助天王决策理政，减少决策的失误。
3.公开办报，使"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中央和洪秀全可以借此掌握民意和社会舆论动向，扩大资讯来源，有助于决策理政符合民意，从而增加社会支持力，提高中央和天王的威望，增强太平天国的政治凝聚力。
当然，洪仁玕对中央集权的规范和对君权的若干补充增益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和加强现行体制，而不是对君主专制的削弱和变易。只是采行西方某些制度，调整和健全现行体制的运作程序，增强其体制功能，使太平天国克服政治危机，导向良性政治运作，开创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洪仁玕受西方社会政策的某些影响，提出一些保障人民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主张，禁溺子女，禁卖子女为奴，凡生育下来的婴儿，"不得以难养者，准天下之人抱为己子，不得作奴视之，或交育婴堂。"又规定"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生女难养，准为女佣，长则出嫁从良。"他还大力提倡兴办社会慈善与救济事业，"兴士民公会"、"兴医院"、"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等，劝谕人人发乎善心，"甘于乐助"，"拯救扶危"，使残疾老弱者得到照护安置，不致被社会遗弃。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洪仁玕最先提出在传统政治体制的躯干上嫁接某些西方制度和方法的枝条。通过中西政治的比较和鉴别，他看出西方政治制度的颇多优势，也体察到太平天国天王专制的权力运作中的严重弊病，试图把"师夷长技"由经济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对现行体制进行修补和调整，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制和监督体系，注意吸纳民意，扩展社会支持力，确保权力结构的集中统一和程序化运作，使洪秀全由个人独裁导向开明专制。这一变革既表明洪仁玕政治理念上恪守传统的保守性，又体现他在选择运作方法、手段上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他的这些构想是洋务派望尘莫及的。直到二十年后的早期维新派才提出类似的政治变革诉求。因此，洪仁玕又远远走在清朝士大夫们的前面。
三、改造拜上帝教的构想和实践
太平天国运动始终都是在宗教外衣下推展的。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军民所信奉的宗教神学，由于洪秀全等人的宣传和灌输，使它成为太平天国的集体意识，对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
拜上帝教的理论和教义的重要资料来源是西方基督教。基督教原来是"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的宗教"。"它是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模型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会强烈投合被压迫者与不幸者心意的。"①后来，基督教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逐渐为统治者利用，终于成为麻醉人民精神世界的鸦片，并随着殖民侵略，推向世界，成为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宗教工具。出乎西方殖民者和宗教士意料之外的是，洪秀全这位未受正规宗教洗礼的贫寒儒生，利用了基督教的若干教义，在中国土地上独立地创制了拜上帝教，而且以此武装了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掀起了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运动。而这正是列强打开中国门户，企图向中国扩大侵略的严重时刻。列强虽然向清廷取得了传教权，但基督教遭到中国官绅土农的一致抵制和排拒，很难迅速打开宗教渗透和侵略的局面。在困扰和失望之中，出现了拜上帝教引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西方传教士大受鼓舞。罗孝全在1853 年12 月就宣称："中国将革命化，基督教化，一大群人将得到拯救。"预言这场运动，"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他认为，洪秀全将充分学习耶稣的真理，而且在向人民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和外国传教士进行合作"①。可见，他们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大好机会，外国传教士可以乘此取得洪秀全的"合作"，在中国展开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以策应西方列强扩大殖民侵略的行动。
但是，外国传教士高兴得太早了。拜上帝教并非基督教的翻版，洪秀全也绝非外国传教士的代理人。相反，这两个宗教存在明显的区别。
就政治功利而言，长期以来，基督教是统治者麻痹人民斗争精神和革命意识的鸦片，在当时则是外国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侵略和奴役的精神工具。传教士企图透过传教，诱使中国人民认同基督教及其文化，把外国侵略视为传播福音，从而丧失自我的民族性格，麻痹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消极地接受外国侵略和奴役。拜上帝教则是洪秀全用来反抗清朝暴政的精神武器。他批判基督教"过于忍让和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②。因此，揭举斩邪留正的大旗，向黑暗邪恶的现实社会宣战，用暴力批判现实世界，建设一个独立自主、平均平等的太平世界，这与外国传教士的政治期许大相径庭。
-----------------------------------------------------------
①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2，页541。
① 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关系史》，页19。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64。
-----------------------------------------------------------
在目标设计上，基督教主张人们忍受现实生活的苦难，对剥削与奴役逆来顺受，摈弃对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要贫苦人民安于命运，期待身后灵魂升入天堂，获得心灵上的解脱。拜上帝教则强调人们起来扫除妖魔，诛灭阎罗妖，"扶主打江山"，改变现实社会，创建平均温饱的"小天堂"，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幸福。至于身后的天堂则称为"大天堂"。这样，广大教徒的奋斗目标定位在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从而投身太平天国运动，形成反清斗争的强大物质力量。
在教义上，基督教与拜上帝教也大有差异。
拜上帝教虽与基督教有直接渊源，但却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成份，即使是上帝耶和华，洪秀全也考证出不是西方所独有的。"自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皇天就是上帝耶和华。中国和外国原来都信奉同一上帝，所不同的是，番国一直坚持下来，而"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①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②。而且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式的神，所穿服饰也中国化了："身穿黑龙袍，头戴高边帽，满口金须拖在腹上"，③一副中国老者仪表风度。
-----------------------------------------------------------
① 《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上），页27。
② 《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印书》（上），页15。
③ 《太平天日》。
-----------------------------------------------------------
洪秀全出于自己的政治功利，不仅将上帝中国化，而且将基督教世俗化和人格化。他声称上帝是其父亲，耶稣基督是其长兄，他本人则是天父的次子。兄弟俩一个被上帝（父亲）派到西方，一个被派到东方，来拯救世上受苦受难的群众。在那凡人不可至的天国，有天母、天嫂，俨然是人间的帝王之家。洪秀全的血管中流淌着上帝的高贵的血液，而基督教中的上帝却是无形的抽象存在，根本没有具体形象，遑论上帝的家庭。
在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圣父即是上帝，圣子就是耶稣，圣灵是耶稣死后上帝派到人间来感化人的神灵。在马礼逊圣经译本中，将圣灵译成"圣神风"，洪秀全并不理解，遂牵强附会认为，"圣神风"是"圣神上帝之风，非风是圣神也，风是东王、天上使风者也。"①因此，他又将冯云山说成"云师"，萧朝贵是"雨师"，韦昌辉是"雷师"，石达开是"电师"。将风、云、雨、雷、电与太平天国首义诸王联系起来。"三位一体"的本义在拜上帝教里消失了，变成了三神分立，而且还加上诸王的神灵，和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迷信沟通，也合乎儒学的天人感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