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集版本考述
二 著作厘辨
附录 刘基简谱
后 记
内容简介
刘基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后人对其神化较多而研究不足。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叙述其中平、评析其思想的专著。特点有三：首先，考辨与思辨相结合，在辨清生平著述的前提下，探求其思想底蕴。其次，评传结合而侧重于评，注意从事功中寻绎其思想端绪。最后，从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长河与时代潮流的激荡文汇中透视其思想特色，厘定其历史地位。同时，通过对刘基生平思想的述评反映了元明鼎革之际的时代特征。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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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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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篇首 时代和家世 一、时代：元明鼎革 由乱及治
被明武宗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①的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躬逢了元明鼎革之变。易代之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干戈扰攘形诸于外，思想纷杂蕴诸于中。在这特殊的时代，刘基既曾适情遂志，发出"人生惜死非男儿，但有马革可裹尸"②的济世之情，也曾仕途坎，有过"清泉素石堪乘兴，欲买扁舟过此生"①的肥遁之念。他的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军事韬略、诗文灵感无不与这一时代有关。无论是遇于时的欢欣还是蒿目时艰、针贬时弊的伤时浩叹，都离不开这样的事实：时代玉成了刘基，时代也留下了思想家刘基的印记。这一时代，大致具有这样的特点：
（一）由乱离到治平的社会
刘基出生时，元王朝建立已整整四十年，蒙古贵族军事征服的硝烟早已散尽。忽必烈灭未而"成混一之基"②，结束了三百多年来金瓯残缺、神州砥裂的局面。正如元朝建号的诏书中所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元朝基本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开发。元朝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但是，终元一朝，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刘基生活的中后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导致了大帝国的覆亡。
首先，皇室倾轧。帝位历来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焦点。元朝国柞虽不及百年，但帝位之争尤其酷烈，皇权迭更十分频繁。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1296年）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立（1333 年）三十余年间，皇帝更换十分频繁。至治三年（1323）刘基十三岁那年，御史大夫铁失入英宗行帐，击杀英宗，①凯觎帝位己久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泰定帝）。五年后，泰定帝病卒，武宗子图帖睦尔即皇位于大都，同时，泰定帝幼子阿刺吉八也在上都即位，形成了两个皇帝并列对峙的局面，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图帖睦尔全胜，佯装迎让异母兄和世（明宗）即位，后又与权臣燕铁木儿一起杀死明宗②，图帖睦尔重新复位（文宗）。直到妥欢帖睦尔为帝（顺帝）时，皇位才得到稳定。但是，不久朝政更加腐败，顺帝沉湎于淫乐，与亲信大臣在宫中"相与亵狎"，"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奇后与太子急欲问鼎，权臣将帅相互诛杀，元王朝不待农民揭竿，自身已难以撑持了。
顺帝即位这一年，刘基会试得中，时年二十三岁。在苦习举业、搏击科场的青少年时期，对皇权争战的幕幕活剧，已知之甚多，人仕之后，对顺帝时的朝中倾轧认识更为深切。因此，刘基虽然与一般的官宦缙绅一样敬忠皇① 《赠谥太师文成诰》，《诚意伯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以下引《诚意怕文集》.简称《文集》，版本同此，不注。
② 《苦热行》之二，《文集》卷十。
① 《为贾性之题山水图》，《文集》卷十六。
② 李善长：《进元史表》，《元史》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二十五史》本。① 见[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二○七《铁失传》。② 见《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帝，但他又是一位鲠直荩士，忠君而不是愚忠笃敬，与丕郑所谓"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③相仿佛。他倾心所向的是"圣明天于"、"皡皡""帝力"④，对于堂皇衮冕包裹着的丑秽行径并不宽有文饰，时常操觚讥刺。如《飞龙引》、《白苧词》、《鸡鸣曲》、《前有尊酒行》诸诗谴责帝王的荒纵，《巫山高》讽刺两宫生衅，致使丧师鸭绿，藩臣称兵犯阙。这些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元朝宫闱之内倾轧荒纵的现实。
其次，层层敲剥，黎民生计维艰。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统治集团，肆意掠夺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用以维持奢靡的生活。如文宗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臣说："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①"靡费惊人的宴会，在顺帝一朝十分频繁②，当各地起义蜂起，"京师大饥"，百姓到了"父子有相食者"③的至正二十年（1360），元朝统治集团仍"宴享太频"。④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更是肆意妄为，多方诛求，以贪贿为能事，敛括的形式无奇不有。⑤百姓不堪朘削，视其如盗贼，作诗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⑥皇帝赐田勋贵，豪强地主兼并侵夺，使元代很多自耕农丧失土地而沦为佃户，但尽管"田入他户"⑦，有时还照样纳税。由于蒙古族中产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元朝注入了汉族地区封建经济肌体，阻碍了汉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元朝通过俘掠等不同的手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驱奴。他们的境况更为凄惨，生命毫无保障。元朝法律明确规定："诸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诸殴死拟放良奴婢者，杖七十七。"①主人故杀奴婢，仅课以板杖之法了之。如果奴婢稍事反抗，"诸奴殴署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②可以想象，在"殴詈其主"的无稽遁词掩饰之下，多少奴婢被主人堂而皇之地毒打致死！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还制定了一些"奇特"的法令：禁止百姓"起集买卖"，唯恐集场"妨农滋盗"、"生事不便"③，对民间的祈赛神社、扶鸾祷圣等也畏怯而禁。在严厉的箝束和朘削之下，百姓不堪茶毒。刘基仕元期间，久沉下僚，对民生疾苦，深为体恤。在他的笔下常见到这样的惨然图案："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④"谁见野田中，白骨杂瓦砾。"⑤"出门何所见，但见瓦砾场。"⑥他认为，祸乱之③ 《国语》卷七《晋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④ 《春日行》，《文集》卷十。
①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② [元]苏天爵：《灾异告白十事》，《滋溪文稿》，卷二六，四库全书本。③ 《元史》卷一九六《丁好礼传》。
④ 见《元史》卷一九六《丁好礼传》。
⑤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所鹰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⑥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⑦ [元]杨翮，《唐县月生词记》，《佩玉斋类稿》卷二，四库全书本。
① 《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
② 《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
③ 《元典章》，卷五七《禁罢集场》，清光绪戊申（1908 年）修订本。④ 《过东昌有感》，《文集》卷十三。
⑤ 《五月三日会王氏南楼得激字》，《文集》卷十三。
起，"咎实在官司"。⑦"清心罢苞直，养民疗国脉"⑧是他的政治理想，"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⑨是他对无道社会的独特认识，也是对板荡之世的深深失望。
再次，民族等级森严。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将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并以各种方式，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征敛制度、科学铨选等方面作出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元朝中央或地方官吏，"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①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杖五十七下，征烧埋银，但"汉儿人殴死蒙古人"②，则要处死。顺帝朝，左丞相伯颜，作为蒙古蔑儿乞部的贵族独秉国钧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他仍一意推行仇视汉人的政策。因害怕汉人知书习文，在刘基中进士后不久，伯颜支持顺帝下诏罢设科举，又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文，甚至奏请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仅因顺帝不允而未果。虽然此前仁宗力行"汉法"，汉人儒士广被擢用，文宗崇文尊儒，建奎章阁学士院，荟聚人才，接近汉族文化。此后，顺帝朝脱脱任中书右丞相时，改变了排汉政策，恢复科举，重开经筵，蒙汉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是，终元一朝，朝柄主要由蒙古、色目贵族把持，民族矛盾是元朝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
社会诸种矛盾的文汇激化，便为元王朝的覆亡创造了条件。当刘基尚在括城苦习举业，年仅十五岁时，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便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至元三年（1337）刘基出仕后次年，广东增城县民朱光卿起义，建大金国、改元赤符。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锻制兵器，奉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会合。陈州人棒胡（因姓胡，好使棒。）烧香聚众，发动起事。至元四年（1338）彭和尚①、周子旺在江西袁州起义，周子旺自称周王，自立年号，有众五千余人。及至至正初年，局部地区的起义已十分频繁，仅京南一带即达三百余起。②元王朝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政府财政竭蹶，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至正十年（1350）吏部尚书偰哲笃建议更改钞法，铸造铜钱，顺帝和脱脱采纳此议，十一月下诏行使新钱钞法，印行至正交钞。新钞将至元、至大钞以银为本变为以楮币为母，铜钱为本，朝廷得以滥印交钞，以虚代实，致使物价上涨，百姓视交钞为废纸，导致了元朝的财政崩溃，人民所受的掠夺也更加严重，加之天灾频仍，至正四年（1344），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元王朝岌岌可危之时，顺帝不得已命太平提调都水监，议修黄河、淮河堤堰。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调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二十五万人修治黄河，民工哀苦之声相闻，死者枕籍。韩山童利用民间流传的弥勒下世之说，借助复兴赵宋前朝的旗帜，制造谣谶，鼓动黄河工地上服役的民工，发动了红巾⑥ 《癸已正月在杭州作》，《文集》卷十二。
⑦ 《感时述事十首》其二，《文集》卷十三。
⑧ 《田家》，《文集》卷十二。
⑨ 《感时述事十首》其五，《文集》卷十三。
①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② 《元典章》卷四二《刑部·诸杀》。
① 名莹玉，又名翼。
② 见《元史》卷四○《顺帝纪》。
军大起义，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红军遍地"。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往淮西的彭莹玉，与徐寿辉等人一起，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也广泛传播"弥勒下世"说，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在薪州起兵，次年二月，定远土豪、白莲会首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攻占濠州，钟离县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规模宏阔的红中军大起义全面爆发。在此前后，以浮海贩盐为业的方国珍也因故聚众在海上行劫，破坏了东南漕运，成为威慑元朝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十四年（1354）泰州白驹场人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成为元王朝的心腹之患。其后，郭子兴病卒，朱元璋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攻克集庆后，自置官属，称吴国公；陈友谅击杀徐寿辉，自称皇帝，建号汉国，改元大义；张士诚在助元消灭了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后复叛元廷，于平江自称吴王；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领兵入蜀，与陈友谅决裂，在重庆称帝，建国号大夏，称雄西南。元朝内部，李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两大军阀之间互相厮杀，农民军内部、割据群雄之间酣战不休，直至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东定吴会、翦灭群雄、挥戈中原、顺帝北遁，明王朝建立以后，簸荡的局面才基本得到稳定，此后，扩廓帖木儿病死，漠北元室后裔无力大举南下时，华夏大地才得以重新恢复清宁和平。
公元1368 年，朱元璋祀告天地，在应天即帝位，建立了明王朝。开国伊始，朱元璋面对多年乱离、遍地棘棒的现实，有鉴于元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平治天下的措施。
元朝皇权与将相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形成了枝强干弱、皇权旁落的局面。顺帝一朝，丞相伯颜专权自恣、势焰熏的，"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①结果被徒谪岭南，途中病死。脱脱任相，虽然"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②，但还是因拥权过重，受到帝王疑忌，在统兵围攻张士诚时，胜而被黜，饮鸩而亡，部卒流散，无所投附的军士，倒戈加入了红巾军。朝廷与两大军阀李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之间争斗混战，无暇南顾，使南方的起义军队、反元力量得到了蓬勃发展。可见，皇权与将相之间的矛盾是元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在政治方面逐步削减并取消了中书省的权力，以六部治国，朱元璋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地方设立了互不统属的朝廷的三个派出机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在军队方面，建立了兵部与都督府相互制约的制度。兵部有军令、铨选军官之权，却不能指挥军队。都督府虽管军籍、军政，却不直接统率军队，最终决定于皇帝，并且"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①改变了历朝权分椒涂的局面。洪武一朝，宦官小心守法，不干朝政，对功臣勋旧也屡兴大狱，朝臣人人自危，皇权则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元朝的另一弊端是以吏治国。由于法令繁冗，积案如山，吏员从中舞弊也无法稽查。加之掌印官任期有限，不待熟悉琐细公文，辄被调离，吏员由于熟悉文牍，一般成为终身职业，实际操持政务的是吏而不是官。元代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吏胥骫法，任意轻重。刘基初登仕途时，曾作《官箴》自律，其中对吏胥的贪恶刻画得形象生动：① 《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
②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中华书局1964 年版，以下同此版本，不注。秦废圣制，代德以徂，刀笔之权，始归吏胥。弄法舞文，聋痴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书。行立公庭，如雁如凫。我欲是求，我利是趋。摩揣官情，以逞觊觎。 觇容察辞，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沟躯，蛊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好作恶，以紫为朱。未获官心，妪妪儒儒；亦既获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凭陵里闾。恶积祸来，官与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坚防固堤，犹恐或窬。①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吏弊：立"案牍减烦式"简化公文，使文吏无法舞弊；严惩虑民为害的贪恶吏胥，《明史》载："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②怀宁县丞陈希文、宜兴主簿王复春都被置诸重典；在政治地位上，吏员被斥为杂流，不能作官。官、吏分途：官主持政令，吏只能管事务性的工作。整肃吏治为政治清晏创造了条件。在经济方面，朱元璋采取了民附于田、发展生产的政策。经过长期战乱，田地荒芜，人口稀少，百姓亟待休养生息。朱元璋劝民农桑③，移民垦荒："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④使无田之民得以农耕。并规定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因兵燹遗下的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成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明确了开垦者的产权，消除了垦者顾虑。并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兴军屯，暂时蠲免税粮。①当时"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②致使" 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③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核天下土田时，总数达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骎骎无弃土矣。"④并吸取了元代受旱潦所困的教训，兴修水利："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⑤在元代地位卑下的奴隶也获得了人身自由。洪武五年（1372）下诏："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复为民。"⑥禁止庶民蓄奴，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⑦大批奴隶成为自耕农。同时，又简约商税，扶持工商。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年老者得其养："民年八十以上赐爵。"⑧罹兵革者得以抚恤："下诏优恤遭难兵民。"⑨社会得到了安定。"武定祸乱，文治太平，太祖实身兼之。"⑩这一评价是基本允当的。
刘基的一生主要生活于元朝国运渐衰，起义纷起，群雄逐鹿的时代。概① 《文集》卷八。
② 《明史》卷一百四十《魏观传赞》。
③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下在行钞法也"。
④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①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②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③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④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⑤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⑥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⑦ 《明律》四《户一》。
⑧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⑨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⑩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前期为元王朝驰驱效力，以"为拯斯民涂炭忧"①之志，"危途知骥騄，勉旃树功绩。"②与石抹宜孙等人一起捕剿各种反元力量。并"敷陈草茅情"，以期"启迪帝王心。"③竭力主张捕杀方国珍等人，由于与朝廷的招抚政策相左而遭致羁管。屡经"忠而见弃"的挫顿之后，终于对元王朝失去了信心，投劾归里。中期从至正二十年（1360）应聘赴金陵时起，辅翊朱元璋混一六合，渐成帝业。后期是公元1368 年明朝建立以后，为平治天下，贡献猷谋。归隐之后，虽蹈光敛迹，口不言功，但仍没有完全忘怀世情，曾条答朱元璋所问曰："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④刘基的政治、军事思想，事功勋业受到了由乱及治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又体现并融汇于由乱及治的过程之中。
（二）学术文化的嬗变
刘基生活的元明嬗替时代，文化学术领域也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除了受到文化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制约外，还与主持朝政者分别为蒙、汉贵族具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由兼综儒佛到儒学独尊。
蒙古贵族统治者与此前的女真、此后的清朝贵族相比，接受汉族文化的程度远远不够，很多蒙古贵族秉政很久，但迄至元室北迁，仍不懂汉语，这是元朝国祚不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吐蕃教大约在13 世纪初便渗入到蒙古宫廷。《元史》卷二○二《释老传》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兴，崇尚释氏。"佛教在整个元朝都受到统治者的礼崇。据《佛祖统纪》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曰："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 故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迄至顺帝时止，元朝历代皇帝都崇右佛教。佛事频繁，靡费十分惊人。并大建寺宇，任意赠赐，到了"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①的地步。同时，元王朝还建立了特有的帝师制度。至元七年（1341），忽必烈晋封西番僧八思巴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地位极崇。英宗称元世祖"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实赖帝师之助焉。"②从八思巴到辇真吃刺失思，终元一朝，共十二名西蕃僧被封为帝师，可见朝廷对佛教的优宠。与吐蕃佛教称盛于庙堂之上相应合，汉地佛教也较为盛行。自宋代起，寺院即分为禅、教、律三家。元承宋绪，三家仍各守其业，至元二十五年（1288），朝廷召"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即大都）问法。"就佛法佛理进行廷辩，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③疏于理论思辨的禅宗虽然失势于朝廷之上，但由于其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仍是汉地最有影响的佛教流派。
① 《钱王箭头篇》，《文集》卷十四。
② 《五月三日会王氏南楼得激字》，《文集》卷十三。
③ 《送马生游京师》，《文集》卷十三。
④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①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中华书局本。
②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四库全书本。
③ 《佛祖统纪》卷四八，《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与此不同，道教在元代则不及佛教受朝廷宠渥。虽然全真道长春真人丘处机曾西觐成吉思汗，及时投效于蒙古统治集团，以至在几十年中，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①的局面，但至蒙哥在位时期道教完全丧失了优宠地位，两次与佛教论辩均遭败绩，降至佛教之下，其后道教的经典除《道德经》尔外，又被一概判为伪经，忽必烈时期曾下令焚其经典，禁止醮祠，直到忽必烈在位后期，成宗即位之初，道教才得以从焚经之厄中挣脱出来。因此，入元之后，道教中虽也有数人受到朝廷眷隆，但总的来说，与蒙古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对于佛道的迥异地位，陶宗仪《辍耕录》中所记一例可资证明：至正间释氏豪横，改宫观为寺，削道士为髠，且各处陵墓发掘迨尽，孤山林和靖处士墓尸骨皆空，惟遗一玉簪，时有人作诗以悼之曰："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②佛教仰仗朝廷之势，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但是，主张往生出世的佛教，很难成为治国安民的工具，因此，蒙古贵族统治者又必须崇儒右文，以裨世教。元仁宗曾深有所悟他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③因此，忽必烈及其以后的元代帝王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明宗、文宗以及顺帝，都不得不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欧阳玄《圭齐文集》卷九有如次记载：成宗皇帝克绳祖武，锐意文治，诏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既而作新国学，增广学宫数百区，胄监教养之法始备。武宗皇帝煟兴制作，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祠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圣之规，尊五经、黜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于斯为盛。英宗皇帝，铺张钜丽，廓开弥文。明宗皇帝，凝情经史，爱礼儒士。文宗皇帝缉熙圣学，加号宣圣皇考为启圣王，皇妣为启圣王夫人。 今上皇帝入纂丕图，儒学之诏方颂， 于是内圣外王之道，君治师教之谊大备于今时，猗欤盛哉！
元朝崇尚儒术，缘饰文治，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否则便无法在中原内地维持其合法统治。因此，至延祐初年，恢复科举取士，程朱理学被悬为令甲，不但汉族文士得以在科场一搏，而且朔方、大食、康居及蒙古贵族子弟，也一起囊书囊笔，联裳造庭，以读书稽古为事，儒学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但是，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取得独尊的地位，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地位虽然不像郑所南《心史》中所说的"九儒十丐"那样卑贱，但一般都因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不同而变化，地位并不十分稳定。
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便诏谕群臣，访求贤士，云："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①科举试士，也"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②儒学独尊的局面在洪武一朝已初露端倪，及至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距明朝建立不及半个世纪，在朱棣的御临之下，以程朱思想为范则，编成《五经大全》、《四① ［元］王恽：《真常观记》，《秋涧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