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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学而后入官,试之事然后用之"--教育、科选、人才思想

作者:周群 当前章节:14808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3:39

第八章"学而后入官,试之事然后用之"--教育、科选、人才思想

 《明史》论述学校、科目、荐举、铨选四者之间的关系曰:"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①教育、科举、人才是紧密关联的。刘基近祖自尧仁起便偃武修文,并且以从事教育者为多,祖父刘庭槐曾任元太学上舍,父刘瀹为元遂昌教谕。刘基自己仕元期间,曾任儒学副提举一职,入明以后,虽参预戎机,任职台宪,但对明初的文治政策、科举制度又有肇造之功。从其著述、明初制度中可以寻绎其教育、科举、人才思想。

一、尚教论

教育是关诸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人类自身延续的大问题,因此,古代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很多学派的思想都是由设坫讲学、延揽才隽而教之以后蔚成风气,由无数个及门、私淑的弟子发扬光大而衍成学脉的。儒学就是一个尚教的学派,创始人孔子便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制教育内容。道家则宣扬"绝圣弃知"、"无知"、"无为"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其中,儒家的思想影响最大,而被历代统治者作为化民成俗,实施治道的"大本"。刘基虽然不乏仙风道骨,但宗儒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他对教育功能、教育内容、教育而后入仕等方面均有所论。

(一)"教为政本"的教育功能

中国古代的"教"远非限于学校教育一种含义,而首先是君对臣子、庶民的教化,是至圣先师孔子的思想对黎民百姓的润泽。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通过学校、书院讲经术,论道理,开陈孝悌忠信,又可以借助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形式美人伦,以"化民成俗"。总之,"教"是与道德伦理、政治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教"的政治功能尤为显著。孟子曾通过"政"、"教"的比较,突出了教育的作用。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①孟子重教,但有政教对立的倾向。刘基仕途坎坷时,常以贾谊自况,曰:"贾谊奏书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谁论?"②"莫怪贾生偏善哭,从来祀国最多忧。"③在论述政、教关系时,也与贾谊颇多相似。贾谊曾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①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次韵张德平见寄》,《文集》卷十六。

③ 《次韵高则诚雨中三首》其一,《文集》卷十六。

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劝民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④贾谊的政、教论是依据这样的逻辑顺序:"教--政治--民劝--国丰--君乐"。终极目标在于"君乐"。刘基也认为教育是政治的核心内容,曰:"教,政之本也。知本始知政矣。"⑤教育不仅仅是政治的手段,教育本身就是政治。刘基认为重教的社会必将是民风淳朴的治世,即教育为"治道之本"。⑥贾、刘的理论基本一致。刘基阐论不及贾谊周密,但贾谊重教的理论归宿在于"君乐",刘基的忠君观念不及贾谊深笃,他崇教兴教的目的在于实现治道,与其民本思想颇多联系。因此,他任儒学副提举期间,兴学重教,以期黎庶子弟能够"襟佩衣裳,肃肃有容,弦诵之音,蔼蔼旁达。"教铎长鸣,风清俗淳。①刘基对教育的重视,对明初的文治政策及朱元璋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经过多年征戍,明朝建立,急需治国人才,因此,明初大建学校,即如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亦闻庠声序音,真是"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②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还曾谕示中书省臣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今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③其"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与刘基"教为政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朱元璋起自寒微,当父母、兄殁没时乃至"贫不克葬",只得入皇觉寺为僧,"遊食合肥",④并无修文问学之力。因此,肇兴之时,罗致人材,延聘乃至威逼儒士以备顾问,其中刘基对明初文治政策的制定贡献尤多,对朱元璋的影响也昭然可见,教育思想便是其中之一。

(二)重德致用的教育内容

人才的培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保障和前提。荀子曰:"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①但人的培养又是以确定理想人格为前提的。对此,刘基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思想,他所描述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是一部教人成贤作圣、以孔子为范则的历史。曰:学校以教民明人伦,见于《书》、《传》,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圣人为师。圣人,人伦之至也。自太皥迄于孔子,圣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后世。孔子即出,而天下翕然师孔子,自汉以来,释奠先师,皆于孔子。 微孔子,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往古之言行无所折衷,而人不知轨范,故至孔子而后大中之论定,亘古今、弥天地不可易也。②④ 《贾谊新书·大政下》,《二十二子》本。

⑤ 《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文集》卷六。

⑥ 《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文集》卷六。

① 《季氏湖山义塾记》,《文集》卷六。

②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③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洪武二年十月辛巳的诏谕中尚有"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数语。同月辛卯其命郡县立学校的诏书中更有这样的文字,"自胡元入主中国,彝翟腥羶,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 "清人修《明史》,恐其触清帝之忌,均已删裁。④ 《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一》。

① 《荀子·君道篇》。

② 《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文集》卷六。

要而言之,学习的内容是"为圣人之道"。③中国自古就是崇拜圣人的国度。许慎《说文解字》释"聖"(圣)为"从耳,呈声",本意与听觉有关,大约是"聪敏"的含义,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纷纷给"圣"套上了神秘的光环,将其塑造成符合本学派精神的理想形象。孔子曰:"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则圣人也。"①孟子则将其诠释为"人伦之至"。②刘基所谓"教人作圣",主要师法圣人的"人伦之至"的品格,即"被于民物"的至德。教育应该具备"德成而不失其则"③的职能,指出元末的学校单"主以文墨为教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廪粟之外,无他用心"。④这种"文墨之教"并不能代替德教。虽然刘基所重的德,主要是封建的人伦标准,与以圣人为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不同时代,"德"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此,为教重德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刘基的这一思想在明初的荐举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明初荐举是"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⑤荐举共分八目: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道德品尚是擢用人才的首要标准。

同时,刘基又是远祧永嘉之学的经世文人,他作圣成贤的教育理论,固然十分强调内修要义,但对世况的关注,使其教育思想与政治思想紧紧地揉合在一起。他明晰地提出了教育、伦理、政治之间的关系: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伦也。圣人之教行,则人伦明矣,人伦既明则为民者莫不知爱其亲而不敢为不义以自暴。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债国事,盗贼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①我国自古就有将政治、道德、教育融摄为一体的学术传统。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宋儒则将其发展力内圣外王之道,但他们的理论重点在于正心诚意。刘基则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尚教的目的是为民者"不敢为不义以自暴",为士者"不敢自私以愤国事。"为此,他特别强调"学成而措诸用"③,要学习经邦济世的能力(详见本书第六章中《"盗天""措用"的认识论》),坚决反对学而不用的迂阔书生,曰:"读书不可迂,检身不可疏。劝子慎勿学世儒, 言耻行名为愚。"④这种教育经世论在明代的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明初教育的一大改革便是历事监生制度。当时国子监的教学形式分为坐监与历事两种。坐监便是学生在监读书,而历事就是在监外历练政事,将监生分拨到六部诸司练习政务,熟悉公文,诸司考察其勤情,教习其政事。有时坐③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① [魏]王肃注:《孔子家语》卷第一《五仪解》,四部备要本。

② 《孟子·离娄上》。

③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④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⑤ 《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

① 《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文集》卷六。

② 《论语·为政》。

③ 《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文集》卷五。

④ 《送黄岩林生伯云还乡觐省》,《文集》卷十一。

监期满后再派历事,有时"坐监"与"历事"轮差进行。期满合格后,便可奏吏部附选,俟次取用。而以往则将学校、科举、铨选得官分为界限明显的三个阶段。虽然科目中有诏、诰、表、时务策等内容,但由于不是躬亲经历,试子们往往专注于通经明理。而明代的历事监生制度直接将学校与将来的从仕结合在一起,使学以致用。而明初科举的失误,关键在于举子们缺乏践行的能力。朱元璋在停罢科举时谕中书省臣曰:"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①明代教育、科举制度的得与失都验证了刘基教育经世论的正确性。

二、科选思想

 自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置进士等科,宫廷开科取士,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一直是统治者选擢人才的主要手段。但科举制度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各朝开科取士的方式、内容及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明清两朝是科举制度的隆盛时期,而清代又承绪明制,因此,明初对科举制的议定便具有特殊的意义。《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和刘基所定。

包含着刘基的思想而成定谳的科举制度具有两方面明显的特质。

(一)科举教育兼重

科举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历代情况不一。国家考试与学校教育相辅而行,才能达到培育人才、选擢人才的目的。但唐、宋以来,宫廷一般重科举、轻教育。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取士偏重进士,书生自习,不待学校教育,试子仅以诗赋为重。宋代庆历、熙宁年间曾两次兴学,明令士子必先在学若干日然后方可应试,但随着熙宁改革的失败,直到南宋,学校徒具虚名。刘基有感于此,在元末就提出甄选人才"必学而后入官"①,即主张将教育与铨选仕进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明初的科举铨选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明代科举制最大的特点是将科举、教育乃至任用三者融为一体,而尤其重视教育,《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

又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可见,明初与唐宋以降独钟科举、轻怠学校教育的情况不同,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与汉代的重教风气正相顾盼。

这种"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初学校贡举制的盛行。

明初的教育事业颇为昌盛,与选举制度的莫衷一是不同,尤其是国子监,成为培养和直接输送中高级官僚的重要场所。张业在《国子监题名记碑》中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①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说;"国家以贤才为元气,贤才盛则盛,贤才衰则衰,太学者贤才所由以盛衰也。"①因此,明初监生可直接选授官职,监生作为官员的来源,甚至一度超过科举,"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②洪武十九年(1386)"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具等职。"③因此,"国学之政莫备于明初"。④明初除了实行学校贡举制而外,还兼行科举、荐举,但都显示了各自的弊端。明初恢复科举不久,就显示了出身全由场屋,甄拔人才由几份答卷而定的不足。朱元璋曰:"朕以实心求才,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⑤于是停罢科举达十年之久,因此而大行荐举。

明朝的荐举制,肇始于建立明王朝之前,原是朱元璋征戍倥偬,无法开科取士而采取的罗致人才的权宜之策。但自从广蓄耆儒硕学,尤其是招纳了刘基、宋濂等人深受其益后,便以荐举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便敕令中书省,要将隐于山林、藏于士伍之中的卓荦奇伟之才,资性明敏、能上书陈言、敷宣王道、武略出众之士辟赴中书。洪武元年(1368)又派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人分行天下,访求贤才。洪武三年(1370)又诏谕廷臣,令有司悉心推访贤才。洪武六年(1373)又下诏曰:"贤才,国之宝也。"①以高宗得傅说、文王得吕尚说明君主能致治是因为得到贤才相辅,这就如同鸿鹄远举是因为有羽翼一样。但是,荐举的效果也并不见佳。经吏部举荐需要授官的,多时一次达三千七百余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余人②,长此以往,将无官可授。被荐入仕者也不比科举得官的更有行政才能。洪武十五年(1382),都御史赵仁在谈到荐举情况时说:"曩者以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诸科所取士,列置郡县,多不举职,宜核其去留。"③因此,洪武十五年(1382)又复行科举。可见,明初科选制度曾经历了试行选择的阶段,直至永乐、宣德年间以后科举才日渐演成定式。相比之下,明初教育科举兼重的政策的合理性便昭彰可见。

(二)传承八股

明代科举用八股文体。《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载:"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试士之法又是朱元璋与刘基所定,似乎朱、刘是八股文体的始作甬者,其实,八股文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变过程。

八股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对偶句式,但据《五礼通考》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臣僚曰:场屋之文,专尚偶俪,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①。其超诣理趣者,反① 引自[清]梁国治等:《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三《金石志十一·官师题名碑》,四库全书本。②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③ [明]黄佐:《南雍志》卷一,明嘉靖二十三年南监刊本。

④ 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一》,商务印书馆本。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① 《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

② 见《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

③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四十九《选举三》,清广雅书局刊本。

① 《宋史·选举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指以为淡泊,请择考官而戒伤之,取其有理改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同书中秦蕙田又曰:场屋经义之文用对偶,自宋时已然,则八股之式不始于明代矣。

而降至南宋时,经义已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然后有"小讲"、"大讲"、"余意"、"结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①可见南宋经义已具有八股雏形了。

八股文的另一特点是:"代古人语气为之。"虽然这种风气大盛于明代,但是梁杰《四书文源流考》载:"南宋杨诚斋、汪六安诸人已为之椎轮,至文文山则居然具论。"因此,八股文并非滥觞于明代。

为此,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中又曰: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法。

不难看出,八股文起源于宋代经义而直至明代中叶才逐渐演成定式。因此,明初朱元璋和刘基所议的科举文体与后来僵化板滞的八股文还略有区别。但是明初科举试士,要求"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则明显带有重于形式的倾向,因袭了宋元以来的科考弊端,要求揣摩孔孟、程朱的语气说话,因而大多含混生涩、令人费解。虽然以四书五经为题,目的是要求试子融通儒学经典,但是妄释本义、曲解原典却成了科场通病,这早在宋代已蔚成风气。朱熹曰: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学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①明代"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与宋人旧习并无二致。明代科考不研习经书而专靠背诵时文应考的风气更有甚于宋代,薛瑄云:"学举业者读诸般经书,只安排作时文材料用,于己全无干涉。"②乃至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向皇帝请求禁毁书坊印行的八股文选,因为明代经义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写好或背好这种文体例可迳得仕进,而不论其是否通经致用。

由于八股文"空疏浅陋、贻害学人"与"剽窃揣摩、败坏心术"的弊端,明清以来,向为学者所诟厉。如清初陈廷敬在《经学家法论》中责斥时文曰:"使学者穷年累月,从事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清代末年,统治者认识到其"士子但视为弋取功名之具,剿袭庸烂,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而最终废止。刘基参与制定了这种取士程式,虽非肇始,但对八股文的形成及盛行起到了先导作用,失误也不应讳饰。可堪注意的是,论学重实事实功,择才主"试之事而能"的刘基何以与朱元璋一起将徒具形式的八股文议定为科考规范?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维护朱元璋的稳固统治,以科考的形式,强迫士子就范,使其戢戢奉法,服服贴贴地习惯于① [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作义要诀》卷首,四库全书本。① 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朱子大全》卷六十九,四部备要本。

② [明]薛瑄:《读书录》卷七《举业》,四库全书本。

帝王规定的框框,杜遏"异端邪说",从而心无旁鹜地为统治者服务。科考文体,也是朱元璋检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朱、刘二人都主张择才措诸用,这或许就是明初八股尚未形成定格的原因。

三、人才观念

古人认为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善乡俗"、一是"育人才"。如前所述,明初国子监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场所。而府、州、县学固然为备人才之用,但主要以"善乡俗"为主。民间社学则讲习冠、婚、丧、祭之礼,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等,其目的则是"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革污染之习。"①因此,人才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人才思想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刘基的人才思想尚不止此,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由仕元到佐明的转变与此也不无关系。林富《重锓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曰:公(刘基)豪杰之才隆于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元末运,沉于下僚,其志郁而弗伸也,其谋浚而孔忤也,其才积而困于无施也。

一是"困于无施",一是"隆于帝授"。在元代曾有羁管之窘,有过"生也何辜逢此时,有才不用空男儿"②的悲叹。朱元璋则刻意敦请,其后又筑"礼贤馆"以待。用士环境迥异。因此,刘基的人才观念主要是有感于元末贤愚莫辨、任人唯亲的官场现实而发。寓言体散文《郁离子》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此外,《拟连珠》中也有述及。其中对擢用人才的标准、方法,乃至贤才施展才华的环境都有系统论述。

(一)人才系国运

刘基的代表作《郁离子》以"千里马"开篇,是颇具深意的:一方面作者以"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便置诸外牧,寄寓了对元末官场任人唯问系族的现状的强烈怨怼之情;另一方面,刘基认为能否任用贤能,是关系社稷兴衰的大事。他分别以两则历史寓言故事说明之:在《公孙无人·待士》中,叙述了齐王用贤而成霸业的正例:齐宣王喜好禽兽,"以肉饱其虎豹,果饱其猴猿,稻梁饱其鸿雁,鸡鹜饱其狐狸。"不惜桑麻之地,辟为山林沼泽,以求"惟其性之欲,而弗遂焉。"而待士则绳之以徽墨,范之以榘度,强迫其为不能不愿之事。但在盼子的诱导之下,惊警悔过,"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兽,开沼泽,与民共之;礼四方之贤士,立盼子以为相。齐国大强秦楚。"遂成霸业。

而几乎同时的越王,明知待士的态度关系国运,却不能自省,刘基描述了这样一个反例:越王燕群臣,而言吴王夫差之亡也以杀子胥故。君臣未应。大夫子余起而言日:"臣尝之东海矣,东海之若游于青渚禺疆会焉,介鳞之从者以班,见出,鳖延颈而笑,曰:'尔何笑?'鳖曰:'吾笑尔之跃,而忧尔之踣也。' 曰:'我之跃不犹尔之跛乎?且我之用一,而尔用四,四犹不尔持也,而笑我乎?故跂之则羸其骭,曳之则毁其腹,终日匍匐,所行几许,尔胡不自忧而忧我也?'今王杀大夫种,而走范蠡,① 黄佐:《南雍志》卷一《事纪》引朱元璋语。

② 《题谢臯羽传后》,《文集》卷十一。

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顾,越无人矣?臣恐诸侯之笑王者在后也。"王默然。①越王勾践励精图治,灭吴复国,北会诸侯,成就霸业,曾得到文种、范蠡等著名才士的襄助。但霸业既成后便因文、范是楚人,或诛之、或走之,导致越国人才匮乏,而有步武夫差之虞。要言之,择用忠荩贤达之士,"俾之提纪纲"②是刘基重要的社会理想。

(二)圣贤规范

何谓人才?圣人当然是人才的极高典则,但古代称圣者寥若晨星。虽然孟子曾说过"圣人与我同类者"③,然他自己也仅得"亚圣"之称。次及贤才,则是历代的君主访求延揽的主要对象。墨子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①慎子则进一步认为"贤"是超越于"忠"之上而与"忠"有所不同的,曰"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②愚忠并非贤士,荀子给贤士的定义是"易为贤?明君臣,上能尊主爱下民。"③以尊主爱民,明分等级为贤。在"圣"不可得的情况下,贤者已是近乎完美的人格了。刘基称"才全德备"者为"大贤"④,对一般"贤"者的定义没有正面论及。但他曰:盖闻人非大圣,鲜有全材。君欲任贤,当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长乃克奏功而济事,是故骅骝以之运磨,不若蹇驴之能,干将莫邪以之刈草不若钩镰之利。⑤可见,"贤"并非"全材",得其所长便为贤。运磨之蹇驴、刈草之钩镰同样是有用之材。刘基论贤较之于先哲们更加宽泛。因此,贤不是完美人格。在《郁离子·枸橼·使贪》中,刘基论述了吴起虽然"坐威魏国之师",但生性贪婪。魏武侯还是听从了公子成的敦劝,晋用吴起,终成大业。

由于得其所长为贤,因此,用人、择才则应唯长是用,唯长是举。曰:盖闻物无全材,适用为可。材无弃用,择可惟长。故一目之人可使视准,五毒之石可使溃疡。是以穰苴治师,治勇贪愚咸宜其任;公输构厦,栋梁栟税各得其长。①"择可惟长"是人才学中的传统观念。但是,刘基更加突出了用才者的作用。虽然古代早有伯乐相马说,但骐骥千里是人所共知的优点,而刘基论述的善用人者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点铁成金的特殊作用。"穰苴治师"能使"治勇贪愚咸宜其任。"能使不见其长的"一目之人"、"五毒之石"用其所长,发挥作用。用人者"得人"也并非简单的招至麾下而已,而是"用得其当谓之得人,用失其当谓之失人。"②"用得其当"才是真正拥有人才,而不可以① 《郁离子·瞽聩·越王》,《文集》卷二。

② 《赠周宗道六十四韵》,《文集》卷十三。

③ 《孟子·告子上》。

① 《墨子·尚贤上》,《二十二子》本。

② 《慎子·知忠》,四部丛刊本。

③ 《荀子·成相》。

④ 《送黄岩林生伯云还乡觐省》,《文集》卷十一。

⑤ 《拟连珠》,《文集》卷八。

① 《拟连珠》,《文集》卷八。

② 《杂解》,《文集》卷七。

"以羊负轭","以豕骖服"。③以"择可惟长"为核心,刘基还提出了一系列用人原则: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劳之;用其长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诲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④不但要用其长,还要能容其短。将使用人才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要善用之,还要"教其所不知"、"引其所不能"。善用人者还当掌秉着主动权,善于"振其怠而提其蹶",还要有沉着冷静的心态:循循申申,不震不暴。这一切,都是古代先哲们鲜有论及的。这种各得其宜的用人方法,在朱元璋的政治实践中时有反映。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刘基聊备顾问时,朱元璋曾令中书省采择贤能。曰:"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又曰:"莫耶之利能断犀象,以之石则必缺,骐骥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才可也。"①这些思想与刘基都十分相似。朱元璋用人也确实能各得其宜。徐达刚毅稳健而又长于谋略,拜为大将军;常遇春沉鸷果敢,善于冲锋陷阵,拜为副将军,为前锋;杨宪、凌说等人凌厉不阿,以其治吏。即便是元朝的旧臣也尽量用得其所,李思齐、张昶等曾被朱元璋所用,并礼待甚周。张昶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尽管通元事发,朱元璋仍不忍诛杀,最后仅因其大书"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八字在书牍中,才被诛杀。对强悍枭勇的扩廓帖木儿则以"天下奇男子"②称羡之,以不能使之臣服而深以为憾。朱元璋最终能翦灭群雄,与其求贤若渴、并善于用才不无关系。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刘基的思想,但是,刘基襄赞鸿业,运筹谋划而不离左右,对朱元璋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三)试之事而后识贤

怎样选择和使用人才?科举、荐举是众所周知的择才途径。除此,先秦即有过赵平原君食客毛遂自荐而"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楚王合纵的故事。但是自荐的形式往往受到人们的嘲讽。刘基则在《郁离子·枸橼·燕文公求马》中为自荐者一辩:燕文公之路,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马良,请求之。"辞曰:"野马也,不足以充君驷。"公使强之,逃。苏代之徒,欲以其马售公,弗取。巫闾大夫入言曰:"君求马将以驾乘舆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远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恶夫自炫者。"对曰:"昔中行伯求妇于齐,高、鲍氏皆许之,谋诸叔向,叔向曰:'娶妇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贤而已。'今君之求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①巫闾大夫对燕文公的劝谏与驳议便是对确有所能的"自炫"者的肯定。但是,刘基对自荐的认识又是辩证的。自荐者之所以受到嘲讪往往确有虚骄自矜、华而不实的一面,因此,必须验之于事。《郁离子·枸橼·子余知人》:越王使其大夫子余造舟,舟成,有贾人求掌为工,子余弗用。贾人去之吴,因王孙③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④ 《郁离子·麋虎·立教》,《文集》卷四。

① 《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②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一《河南扩廓帖木儿》。

① 《文集》卷三。

率以见吴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孙率与之观于江,飓作,江中之舟扰,则收指以示王孙率曰:"某且覆,某不覆。"无不如其言。王孙率大奇之,举于吴王,以为舟正。越人闻之,尤子余。子余曰:"吾非不知也,吾尝与之处矣,是好夸而谓越国之人无己若者。吾闻好夸者恒是已,以来多谀;谓人莫若己者,必精于察人而自察也。今吴用之,偾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几,吴伐楚,王使操余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追于扶胥之口,没焉,越人乃服子余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试而死,则大夫受遗才之谤,虽咎繇不能直之矣。"①子余并没有因贾人的自荐而委任他为舟正,而是敏锐地认识其"好夸"而闇于自察的性格。果然,在吴国驾船沉没。事实证明了贾者的自矜、子余的正确。因此,判断人才、选拔人才"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②"试之事"是选择人才的不刊准则,不应惑于形式而改易。《郁离子·千里马·良桐》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工之侨得一良桐,斫成琴,金声玉应,成为天下难得的美琴。但献给太常时,因为形式不古旧而被退还。于是工之侨请漆工漆上断纹,请篆工刻上古窾,埋在土中一年后取出,再给朝廷,乐官都以为"希世之珍"。工之侨发出由衷的感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同样,人们选择人材时往往也是依凭"耳目所寄",被"仪服"、"言语"①等表面现象所左右,导致贤愚莫辨。"试之事"是其对元末任人唯亲之风的怨刺,是其"措诸用"的哲学思想的表现。

(四)以道养贤

选择、使用人才,就必须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这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用人者当心怀仁德。刘基曰:盖闻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故以道养贤,则四方之民听声而来。以德养民,则四方之贤望风而慕。②以儒家的价值标准,尊主爱民,励行德治,是贤才的品尚。用人者应当具有相似的政治道德秉赋,贤者才具有施展才华的谐和的政治环境。

这种养贤之"道",还具有尊重人才的含义。中华民族具有尊重人才的传统。周公殷情待士,乃至吐哺握发,终使天下归心。用人者必须礼贤下士,委以重任,才能真正延纳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郁离子·枸橼·泗滨美石》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孟尝君受封为薛公后,遣使到泗水之滨访求美石,以之制成磬。便取回石头却用来制成磶。泗水之滨的人们对亵渎美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客居在齐的士人们听说此事也离开了齐国,因此,秦国乘机与楚国合谋进攻齐国。孟尝君惊恐,便重新将泗滨美石制成磬,请来了泗滨的人们,客士们闻之又重新回到了齐国。秦楚联兵伐齐的计划也随之瓦解。最后,刘基曰:"孟尝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于贤士哉!"贤士的有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而这又都取决于君主是否具有礼贤的态度,赵国信陵君能"倾家待国士,倒屣延豪英。诣门谒朱亥,虚左上① 《文集》卷三。

②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①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② 《拟连珠》,《文集》卷八。

侯嬴。"①因礼贤而得民心,窃符救赵,而蜚英腾茂。这种礼待不能仅限于形式上的恭恪,还应当顺情适性,任用允当,即"惟其性之欲而弗逆"、"处之必以其处"。②其次,要屏退妬臣谗小,创造良好的招贤、养贤、用贤环境。仅有君主、执事者的礼贤还不够,还要清除嫉贤妒能者。

盖闻百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牴牛,是故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妒臣则贤士不留。③在《郁离子》中,刘基还以凶猛的噬狗比喻妒贤的臣子:楚王问于陈轸曰:"寡人之待士也尽心矣,而四方之贤者不贶寡人,何也?"陈子曰:"臣少尝游燕,假馆于燕市,左右皆列肆,惟东家甲焉。帐卧起居,饮食器用,无不备有,而客之之者,日不过一、二,或终日无一焉。问其故,则家有猛狗,闻入声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则莫敢蹑其庭。今王之门无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艰其来也。"①君主虽有延才之心,但往往并不可得。这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普遍现象。君主们往往深居简出,佞悻宦侍时常窃弄权柄,祸流缙绅。他们往往怀私植党,任用亲暱,得到君主宠渥,而对方正贤良则诋诃构陷。历史上大量优秀人才或忧愤而终、或沉于下僚,乃至被迫隐遁山林,这固然与君主延揽人才的态度有关,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奸佞之徒的阻梗。刘基辛辣而形象的譬喻,是很有见地的。

虽然刘基的人才思想主要是以寓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通观《郁离子》全书,参之以警策明了的《拟连珠》,便可以看到刘基的人才观念是纲目俱备、既形象而又幽赜的。对今人仍不乏启迪和借鉴作用。

① 《结袜子》,《文集》卷十。

② 《郁离子·公孙无人·待士》,《文集》卷四。

③ 《拟连珠》,《文集》卷八。

① 《郁离子·枸橼·噬狗》,《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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