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与古代贤相重臣、彦才俊杰比肩而成为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与其卓荦的军事才华有关。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其"赞画帷幄之奇谋、恢复中原之大计，往往属之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发孔明之喻。"①杨文懿认为刘基超迈于张良、房玄龄，是因为"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办符檄。公（刘基）勋业造邦，文章传世，可谓千古人豪。"②虽然不无溢美，但并非无稽之论。现存署名刘基的著作不下数十种，其中不乏军事著作。如《百战奇略》、《神机致理兵法心要》及论介军械火器的著作《火龙神器阵法》，尤以《百战奇略》最为研究者注目，但这些都是他人伪作，其详情见第十四章将作专门辨识。尽管如此，刘基仍不失为一名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在《诚意伯文集》中我们仍可寻绎其思想端绪。在朱元璋翦灭群雄的军事实迹中，刘基襄助军机，也可窥见其韬略渊谋。而有明一代的卫所兵制，为刘基所倡立，其中又蕴藏着其建军的思想。
一、饱饫博览 屡历戎机--军事思想形成的两个条件
一种成熟思想的形成，通常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要秉承古圣昔贤的思想精要，这主要通过饱饫博览而获得。另一方面还与亲历社会实践的程度及感悟能力有关。如果说哲学等纯粹"形而上"的恩辨学术受躬行笃践的制约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军事思想往往是随着戎马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刘基军事思想的形成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首先，饱饫兵书，广赡群科。如前所述，刘基的祖、父辈都是文墨书生，但远祖则有煊赫的军功，尤其是刘光世曾任宋代兵马总管。因此，刘基又是将门裔孙。远祖尚武、近世修文，这就为刘基自幼饱饫兵书创造了条件。王源《居业堂文集·刘诚意伯传》曰："公（刘基）幼奇迈，神智绝人，博学工文章，洞识兵法。"可见，刘基自幼博览群籍，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兵法论著。入仕之后，因性情谠直而与江西行省幕官议事不合，投劾归里，又"受天文兵法于耆老邓祥甫"。①邓祥甫其人史乘无载，但刘基年届而立，还从其受学，无疑是一位硕学之士。同时，刘基广赡群科，又为军事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创造了条件。帷幄谋猷、运筹决策往往是多种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的结果，尤其是天文气象、堪舆地理等。刘基幼时即好学敏求，"于书无不窥"②，"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③从现存署名刘基的著作来看，便有《（新注）地理府察提纲赋》、《观象全书》、《地理漫兴》、《天文秘略》等多种，虽然其中有不少是后人托名所作，但作伪者之所以托刘基之名，便从侧① ［明］张时彻：《神道碑铭》，《文集》卷首。
② ［明］李贽：《续藏书》卷二《开国名臣刘文成》引杨文懿语，中华书局大字本。① ［明］邓元锡：《皇明书》卷十四《刘基传》。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三，王鸿绪：《明史稿·列传之部》卷一百二十三，亦有类似记载。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③ 黄伯生：《行状》。
面说明了刘基熟稔多种自然科学。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所限，其中有很多尚滞留于感性经验的总结及主观臆测乃至宗教迷信、荒诞不经的成份，但这并不影响刘基是当时一名博洽淹贯的学者。就以其天文知识来说，刘基卒后，朱元璋曾对刘基次子仲璟曰："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到强如他那等。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④对于刘基的天文气象知识，朱元璋也是笃信无疑的。朱元璋所说的鄱阳湖大战，也是刘基灵活运用了气象等知识的成功战例。当双方在湖中相持三日后，刘基建议朱元璋移军扼守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决胜"。⑤结果陈友谅饮羽身亡，汉军大败。刘基所谓"金木相犯日"，当主要是根据气候的变化而定。因为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的军队主要是以火攻致胜的，而风势、风速、晴雨等因素都是火攻是否能见效的重要条件。
其次，身处乱世，历经兵戎。元末农民起义兴起时，刘基在至正十二年（1352）首次任职军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与元帅纳邻哈刺一起谋筑庆元等城，有效地防范了方国珍的进攻。后经数度起落，至正十六年（1356）"行省复以都事起公（刘基），招安山寇吴成七等，使自募兵勇，贼拒命不服者辄擒诛之，略定其地。"①次年，又改任行枢密院经历，辅佐院判石抹宜孙，平乱安民。据《元史·石抹宜孙传》载："处为郡，山谷联络，盗贼凭据险阻，辄窃发不易平治。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皆歼殓无遗类。"解绶而归后，也曾结寨自守，自募义兵以保境安民。军事思想也在元末的多年戎马生涯中渐至形成。被聘至朱元璋幕下后，军事思想已臻于成熟。初诣金陵，首陈时务十八策，内容虽难以确考，但当时天下未定，能使"雄才大略，料敌制胜"②的朱元璋击掌"大喜"③，其中必定包含着纵论形势、谋划用兵先后等内容。其后西取陈友谅、东定吴会、北伐中原，其军事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运用，并随着统一进程的推进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二、襄赞庙胜 发踪指示--用兵的思想和策略
首先，以德致胜的战略思想。
军事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刘基主张为政以德，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①这既是为政治国之道，又是治军克敌之策，在群雄纷起，时局难料之时，德胜者得天下。曰："君人者唯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矣。"②德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郁离子·鲁般·德治》中，对德在军事活动中的特殊作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大德胜大力，小德敌大力。力生敌，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无敌。故力者胜，一时也，德愈久而愈胜也。夫力非吾力，人各力其力也。唯大德④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文集》卷一。
⑤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① 黄伯生：《行状》。
②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③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① 《郁离子·公孙无人》，《文集》卷四。
② 《郁离子·螇螰·德量》，《文集》卷三。
能为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穷，而力可穷。③"德"，《说文解字》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中国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德"在战争中的作用，古代的军事思想家语焉甚详。如吴起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①刘基祖法先贤，以更富哲理性的德、力关系对其进行论析。一方面德与力不同，以力胜敌，仅为一时之胜；以德致胜，才是久远的、根本的胜利。另一方面，德与力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德可生力，即高尚的德行可以产生克敌制胜的力量。刘基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力"，一是因德而生的"力"，即德行之力，这种"力"与德行相始终，是"天下无敌"之力。一是与"德"并列而对的"力"，这种"力"是无德之力，会产生敌对的因素。这种"力"，虽可逞一时之威，胜敌一时，但终不可长久。
这种德、力关系的理论，在刘基的军事实践中屡有体现。他与朱元璋一起纵论天下大势，一个重要的根据是群雄德行有别。陈友谅虽然兵锋锐利，但"劫主胁下"②，后又弑主自立，名号不正，德行最下，非军心、民心所向。因此，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陷太平之后，图谋东下，兵锋直逼金陵。两军相较，陈友谅占据上游之利，水军十倍于朱元璋，实力殊异。当朱元璋与群臣共同议论御敌策略时，诸将或议降、或议退，唯独刘基断然提出抗御强敌的对策，结果陈友谅大败，生擒七千多人，陈友谅乘船逃遁。致胜的原因，除了朱元璋军队以逸待劳、以康茂才诱使汉军中计而外，还在于陈友谅骄纵轻敌，恃强乏德，陈友谅在翻阳湖大战中溃败身亡，便是在两军对峙、胜负难卜之时，汉军主将率军投降所致。而朱元璋则比较注意仁德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既克婺州，曾诏谕诸将曰："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今新克婺州，正宜抚绥使民乐于乡附，则彼未下诸路亦必闻风而归。"①他之所以能够翦灭群雄，以弱小之旅战胜强大之师，与其"不嗜杀人，布信义"②颇得民意有一定的关系。
其次，"省敌论"。
《郁离子》中，有《省敌》一篇：郁离子曰："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夫欲取人之国，则彼国之人皆我敌也。故善省敌者，不使人我敌。汤武之所以无敌者，以我之敌敌敌也。惟天下至仁为能以我之敌敌敌，是故敌不敌而天下服。"③刘基所谓"省敌"，就是要分化瓦解、孤立主要之敌。要以仁德为本、不能轻率地诉诸武力，发动战争，即"不使人我敌"。而省敌的策略便是指"以我之敌敌敌"，这就是汤武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敌不敌而天下服"，是"省敌"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善战"者。刘基以"省敌"来论述战争之道，是对中国古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省敌论"还具有莫为天下之"敌"的含义。在《郁离子·省敌》一章③ 《文集》卷二。
① 《吴子》卷上《图国第一》，《武经七书》，皕忍堂重列本。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① ［清］夏燮：《明通鉴》前编卷二《前纪》二。
②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③ 《文集》卷二。
中，还有《聚天下者犹的》一篇。文中在论述陈涉起义的败亡的原因时写道：陈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者，不为的而已矣。①在论及长平之战，赵国战败的原因时，刘基认为，秦国本想攻取韩国的上党，只因韩国上党郡守冯亭辞祸有术，将上党归之于赵，结果赵国接受，因此赵国为秦之"的"，遂有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几乎灭亡，韩国得以保全。刘基这种"不为的"的军事思想在群雄争霸的混乱年代，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这种特殊的时代，谁先称帝封王，往往成为众矢之"的"，结果寡不敌众，早起早衰。而识时知势者，往往坐视局势的发展，在群雄争斗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终成统一大业。朱元璋在淆乱之世，能独执牛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采纳了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其实，这也是刘基的一贯思想，所谓"天道后举者胜"②，便是其策略思想的概括。在元末起义军中，朱元璋封王最迟。张士诚在至正十三年（1353）起义时即称"诚王"，国号大周。陈友谅在至正十九年（1359）也以江州为都，自称汉王。而朱元璋则迟至至正二十一年（1361）才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鄱阳湖大战以后，最危险的对手陈友谅消灭后，才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八年（1368）张士诚被俘后才称帝，建立明王朝。与历史上的起义军队相比，从朱元璋奄土得众的规模来看，封王称帝明显滞后，这与刘基的"省敌论"不无关系。
再次，以智取胜的军事策略。卓越军事家的军事业绩，并不是以强胜弱，而是以弱胜强见诸青史的，而斗智不斗力又是以弱胜强的重要军事策略。刘基曾以虎用力、人用智说明"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①"以智取胜"是刘基军事策略的主要内容。在安庆争夺战中，两军相持不下，刘基献策曰："弹丸地，何足久劳我，友谅胆破矣，急进，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②结果朱元璋全军西上，迳趋江州，陈友谅果然弃江州城，仓皇逃至武昌。随即朱元璋又嘱咐诸将"从基受策，行取蕲黄诸郡，师旋遂下安庆，具如基语。"③江西全境都被朱元璋占有。西出江州的策略，是朱元璋最终战胜陈友谅的重要因素。
同样，在鄱阳湖决战，"湖中相持，三日未决"④时，刘基、俞通海审时度势，建议朱元璋移师扼湖口（参见《明史·刘基传》、《明通鉴》等），切断汉军退路。结果才有陈友谅听右金吾焚舟登陆的建议，而使左、右金吾意见分歧，先后率兵投降、陈友谅彻底溃败的结局。此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⑤直到致仕归里之前，刘基一直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朱元璋混一海内，刘基的军事谋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综览全局的攻守方略。朱元璋在群雄纷争之世，最终胜利，在战略方面，最主要的是采取先图陈友谅、后取张世诚的步骤。他在总结"统一① 《文集》卷三。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① 《郁离子·天地之盗·智力》，《文集》卷三。
②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五，四库全书本。
③ ［明］尹守衡：《明史窃》卷二十一《诚意伯世家》。
④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⑤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方夏"的经历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经略次第关系全局的成败。曰："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郡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①这一攻守方略的意义朱元璋分析甚确，但是，首倡者为谁？史乘有不同的记载：《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太祖问征取计，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太祖大悦日："先生有至计，勿惜尽言。"袁《皇明献实》卷二《刘基传》：观其先楚后吴，决成败于一言，定皇业于呼吸，大矣哉，王佐之才，其伊吕之俦欤！②《续资治通鉴》记载刘基初诣金陵，陈时务十八策之后，又有口头建议：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工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下过淮扬，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傅，故汉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①可见，朱元璋自谓出于已见，值得商榷。朱元璋作《御史中丞诰》也赞捐刘基鸿猷远谋；"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极有可能是刘基首陈远略，朱元璋善纳嘉言，能"审而用之"。
这一献策，视野开阔，高屋建瓶，分析精当。当时朱元璋军中多数人认为张士诚奄据苏湖，土地肥饶，物产丰盈，应首先兵锋东向②。刘基力排众议，为缓解东西夹击的危局，最终战胜陈友谅创造了条件。
三、倡立卫所寓兵于农--明代兵制的首倡者
明代的兵制与历代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有二：一是吸收了唐、未、元兵制的优点，建立了兵卫制度，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二是建立了独立的火器部队，火器在战场上的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卫所制便是由刘基提出建立的。
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载："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军卫法在《明史·兵志》中称为"卫所"制度。这种兵制虽然在明朝建立后才正式形成定制，但在刘基襄助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这种兵制便已初具规模。当时，朱元璋的军队迅速壮大，因来源复杂，编制极为混乱。①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②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明抄本。
①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7 年出版第六册第5865 页。② ［明］宋濂：《平汉录》载："时友谅据湖广，张土诚据浙西，旨未下，众以为苏湖地肥饶，欲先取之。"（胜朝遗事初编本）。
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下令统一编制："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万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①设置了武德、龙嚷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革除了诸将承袭元朝的枢密、平章、元帅等官号。朱元璋整肃兵制时，刘基佐戎军中已有数年，更化改制与刘基不无关系。而明朝建立后，卫所制的正式形成，则是由刘基首先提出和参与的。这种兵制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
首先，因防设卫。《明史·兵制二》载："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卫所兵制作为明朝最主要的兵制，根本的特征是一种防御性的军事体制。守备与屯田是其主要功能，而与具有进攻功能的某些兵制相比有明显区别。从明初卫所制的实施情况来看，主要是在重要的城镇、交通枢纽设卫。如洪武三年（1370），陛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山四卫为都卫，设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个都卫。洪武六年（1373）又在北方重要的隘口山岭紫荆关、芦花岭设千户所守御，体现了重门御边的用兵思想。
这种以防御为特征的兵制，是基于明初的实情而提出的。1368 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但元顺帝仍居大部。其年八月，徐达才率军进入大都，顺帝出奔上都，当时元军的主力仍然完整强大，并且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能征贯战的将帅犹存。刘基在朱元璋建中都时曾表示对北部边患的忧虑，结果徐达在和林大败，实践也证明了明初重防西北边围的策略是正确的。当时北走的元军，主要是蒙古军与探马赤军，骑兵是其主力，对沙漠的环境十分熟悉，流动性较强。其后瓦刺渐强，军队也有类似的特征。汉人北上抗击，虽然人数占据优势，但疲于奔命，势必陷于被动。因此明代在峻垣深壕设置烽喉，沙漠旷远之处，设立哨马营。并且"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①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更重御边，正统以后，边患日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只得分地守御。卫所制终明一朝不废，是因明朝边鄙多事、塞防甚重的客观情势而实行的正确的军事制度。
其次，以军隶卫、以屯养军。我国军屯制由来已久。自汉代开始，便有屯田兵制，它消除了戍卒更代之烦，免除征调，减少了输运之劳，安定了边防。汉代屯田规模虽然很大，但一般都限于西域边陲。如汉武帝元鼎年间，设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六郡，开辟官田，征发边塞士卒六十万人，担任戍屯。但汉代的屯田，仅是因时而置，并未形成定制，并且没有与军籍制度结合在一起。汉魏时期曹操发展了汉代的屯田传统，军屯、民屯兼有，并且将军屯与世兵制结合起来，"广建屯田，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①屯田使曹操解除了军需之虞，成为其统一全国的重要保障。其后军屯制屡断屡续。至元代时，军屯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其兵制特色之一，但至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执政期间，屯田制度逐渐废弛，最终趋于衰落。
明代的卫所兵制，吸收了历史上的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明史》载："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①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①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①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 年版。善。"②当时，除京师的卫所外，都实行军屯自结。"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③军屯有一套完备的制度：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临边险要则守多于屯，地理偏僻，运输不便处则屯多于守。其后曾经更定科则，一分军田产正粮十二石，由本军自支，余粮则作为本卫所的军官俸粮，并且要交纳税粮。明初军屯的成效卓著，尤其以康茂才率军屯田最富有成果。即使正统以后，屯政稍弛，屯粮还保存三分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军屯制度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屯戍结合，是刘基的一贯思想。他主张"有国者，必以农耕而兵战也。"认为"兵不足则农无以为卫，农不足则兵无以为食。兵之于农，犹足与手，不可独无也。"④兵与农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刘基首先提出的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在明初，既缓解了兵烫既久，政府财政匾乏的窘困，又加强了边防，有效地抵御了元军南下，屡谋兴复的企图。
最后，军户世袭。明代实行军民分治。全国户籍，分为民、军、匠三类。军丁世袭，一人从军，全家便为军户。最初的军籍，有从征兵：朱元璋原有将帅统辖的军队。归附兵：战争中元朝及地方武装的降卒。谪发兵：因为获罪而成为隶然后迁变为兵。垛集军：民户每三户出一丁为军户，其余两户为"贴户"。军户所出的军称为"正军"，余下的壮丁称为"余丁"、"次丁"。
正军被分配到指定的卫所戍守，允许娶妻生子。父死子代，世袭为军。如军户全家逃亡或死绝，由其亲属或贴户顶补，被称为"勾军"或"清军"。明代的卫所制，强调军户世袭，使兵源得到了可靠保障，与军屯结合在一起，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且使军心较为安定。
明代的卫所制和军籍世袭制是借鉴了前代兵制而形成的，是对古代兵制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世兵制。世兵制产生于汉未，确立于三国，盛行于西晋，东晋时开始衰落。在三国鼎立时，各国统治集团为了保证可靠充足的兵源，将百姓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普通民户、二是屯田户、三是军户。军户也称士家、兵家，单立户口，称士籍或兵籍，专服兵役、世代为兵。显然，明代的军籍世袭是对汉以来世兵制的继承的发展。
其次，府兵制。府兵制最初实行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唐代早期臻于完备，废止于晚唐。唐朝中央的左、右卫等十二卫各领四十到六十个折冲府（即军府或兵府）。每一府统领卫士千人左右。折冲府设在州县，关中，河东、河南一带最多。卫士挑选壮丁充当，二十一岁人军，六十岁免役，平时务农、农闲时训练。主要是轮番到京城宿卫，谓之番上。战事发 生，卫士应征作战，战争结束，即解甲归农。官员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防止将帅专兵割据。对于府兵制，后人褒贬不一。明代卫所制保留了府兵制的某些特点，"得唐府兵遗意"①大致可信。兵有定籍，可以省去招募之烦；兵农合一，屯戍兼及，使军需有了可靠的保障。明代也继承了唐府兵制的这些优点，但明代也因袭了唐代府兵番上的传统，造成了人②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③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④ 《郁离子·瞽瞆·祛蔽》，《文集》卷三。
① 《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才、财力的极大浪费。明代"卫所之兵疲于番上"。②府兵、卫所的废弛都与番上靡费巨大、收效甚微有关。
最后，对元朝军籍制度的继承。明代虽然借鉴了三国、隋唐兵制，但毕竟年代相隔久远。明代是在元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刘基便屡次在元军中供职，朱元璋与元军更是干戈不休，因此，他们对元朝乒制的优劣有较深刻的认识，对明代兵制的制定、影响也最为直接。《明史·兵志一》所说的"革元旧制"，当是革除元末旧制，对元初，尤其是至元一朝的政令兵制，还是有明显承绪的。
第 一、元代有稳定的军户制度、对军户户籍的控制十分严格，除了一些"贫乏无下者，得以放罢为民"外，只有少数具有特殊技能者才能免除军籍。甚至还规定军户无子者，招来女婿，或同族子侄继承产业的，也要承当正军或贴户。明代卫所制度中的"勾军"、"清军"制度与其十分相似，并且，明代军籍也十分严格，官至尚书才可以免除军籍。
第 二、元朝的军屯遍及全国。军屯的收入，除主要供军饷外，余下部分也作为各级军官的俸禄。屯田军也以卫所称名，并且元代将士兵分为正军和屯军两部分，分别编组、分别管理。正军专掌操练，负责防守；屯田军专事垦种，负责供应军粮。明代其实也分为"常操军"、"屯军"两类。《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载："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但元代屯田制仅限于世祖至元一朝，刘基屡次赋诗赞叹至元盛世，其军卫法也承继了至元遗风。
但是，元明两代的兵制又有明显区别。元军的编制是按十进位编组，以万名、于户、百户、队为名称，并无严格的卫所制度。而明代军队统一的组织系统是：卫所是明代兵制的核心编制单位。明代的卫所兵制，保证了明初社会的稳定发展。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使兵权在相互制约中得到了平衡，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与明代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治相配合。但是卫所制除了具有上述"番上"的弱点外，军队征伐时命令将军充任总兵官，调卫所的军队作为属下，事毕后将帅即上交所授佩印，官兵各归原处，使得官军之问互不相习，并且文皇北迁之后，又开了内臣观兵的先例。其后于谦曾创立团营，统一号令，裁汰冗杂，使兵将相习，"交战之时，但调其头目，而士兵自随。"①战斗力有了明显增强。卫所兵制虽然终明一代，但由于袭替范围的扩大，实际上打破了军民分籍的界限，正所谓"驯至未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②，后期常用的募兵制效果更不见佳。
② 《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①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一。
② 《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尽管如此，刘基倡立的卫所兵制的历史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明代后期的军籍滥扩而形成的弊端，正是有悖于明初卫所制度军籍尚严的传统而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