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的主要作品《覆瓿集》、《郁离子》等作于元代。文学思想也形成在元运衰微、国诈将尽时。但由于在元、明两朝的官秩、社会地位不同，形成的影响在明初更为显著。他与宋濂、高启、袁凯等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其中刘、宋二人并为开国文臣之首，对整个明代文学也有骅骝开道之功。刘、宋二人都承荫于金华学派"文显道薄"①及重实事实功的学术传统。
但二人又各具特色。两人气秉不同："（宋）濂性诚谨"②，刘基"性刚嫉恶"③；文风有别：宋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刘基"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暮涧注坡。"④文学思想也有所区别：宋濂的文论主要继承了宗经明道的儒家文统，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刘基的文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讽戒裨世
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怨刺旨趣，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作家关注家邦国事，以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美刺讽戒比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更具有正视现实的品格。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既有"游扬德业，褒赞成功"①歌赞君主盛德的作品，又有表示对君主贪纵暴虐、残贼人民行径的不满而"发愤之所为作也。"②但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暴显君过的作品并不为每个统治者所容忍，安闲浑穆、雍容典雅的称颂之作受到了大多数当政者的垂爱。汉代以美刺论诗。司马相如等人因讽得志，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疾呼"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舵，坐积薪而待燃。"对时政予以"金刚怒目"式的批判而没有致祸获罪，主要是由于秦朝二世而绝的前车之鉴还清晰可见。赋家们在怨刺的同时，还对汉家王朝倾注了殷殷关注之情，因此，统治者才不以为咎。白居易在唐代较宽缓的政治气候中，可以作《太行路》以"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慨叹"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诗经》"六义始刷矣。"①指出诗歌的讽戒作用不存的现实。因此他作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②宋代以后，朱熹认为刺诗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下以风刺上"的风气渐趋消歇。其后，即使间或有论及刺诗的，也十分强调美刺的统一，免得产生"轻躁险薄之可疑"。③如清人程廷作曰："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① 《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③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宋学士全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 年版。① ［梁］萧统：《文选序》，《文选》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①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9 年版。② ［唐］白居易，《寄唐生诗》，《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37 页。③ ［清］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青溪集》卷二，金陵丛书本。关。"④试图证明刺诗无妨儒家诗教。因此，"刺"、"讽"在宋代以后己锋芒弩钝，只是力图寻求与儒家诗教的契合点，以尚存一席罢了。如元人郝经说，诗歌必须"美而不至于谈，刺而不至于詈，哀之也而不至于伤，乐之也而不至于淫。"⑤虞集则认为深于怨者，长干情者，善感慨者，"是皆非得性情之正，唯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⑥但刘基论"刺"则不同，他说：或语予曰："诗贵自适，而好为论刺，无乃不可乎？"予应之曰："诗何为而作邪？《虞书》曰：'诗言志。'卜子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果何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国风，使为诗者俱为清虚浮靡以吟莺花、咏月露，而无关于世事，王者当何所取以观之哉？曰："圣人恶居下位而讪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挟其诗以弄是非之权，不儿于讥乎？"曰："吁，是何言哉？《诗》三百篇惟颂为宗庙乐章，故有美而无刺。二雅为公卿大夫之言，而国风多出于草茅闾巷贱夫怨女之口，咸采录而不遗也。变风变雅大批多于论刺，至有直刺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使其有讪上之嫌，仲尼不当存之以为训。后世之论去取，乃不以圣人为轨范，而自私以为好恶，难可与言诗矣。"①又曰：予闻国风、雅、颂，诗之体也，而美刺风戒则为作诗者之意，故怨而为《硕鼠》、《北风》，思而为《黍苗》、《甘裳》，美而为《淇澳》、《缁衣》，油然感生于中而形为言，其谤也，不可禁其歌也。②刘基有关诗歌"风"、"刺"作用的论述，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对朱熹所谓"讪上"之嫌进行了驳洁，肯定了刺诗的地位。
程廷祚在《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三·再论刺诗》中曰："从晦庵之说，以国风之刺诗斥为讪上，为无礼于君，世之好事者，将援其说，以及小雅而并累大雅也。"可见，刘基所谓"讪上之嫌"是直接针对朱熹的。刘基虽然也奉"天理"，但又兼融朱陆，旁及道家，对朱学并非笃信无疑。刘基驳洁其"讪上"之说采取"宗圣"的方法，以"圣人为轨范"。所谓"讪上"之说，仅是后人的"自私以为好恶"。显然，刘基的文论也是"焚香对六籍"①，祖述原典，发以已义，从而为"刺"诗正名。
其次，突出强调了"刺"诗的社会功能。刘基针对宋代以来文坛怨刺之声消歇的状态，论《诗》以独标"风"、"刺"为特色。认为"诗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风论"，而不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范则。充分肯定了"直刺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的《节南山》、《十月之交》诸诗的地位，认为《诗经》中唯《颂》有美而无刺，其余"大抵多于论刺"。当然，这一观点并非刘基首创。《国语·周语》中记载召公谏厉王使卫巫监谤，就有这样的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替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④ ［清］程廷祚：《诗论六·刺诗之由》，《青溪集》卷一。
⑤ ［元］郝经：《五经论·诗》.《陵川集》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⑥ ［元］虞集：《胡师远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之三十四，四部丛刊本。① 《王原章诗集序》，《文集》卷五。
② 《书绍兴府达鲁花赤九十子阳德政诗后》，《文集》卷七。
① 《连江陈子昂师古斋诗》其二，《文集》卷十三。
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出斟酌焉，是以事行之不悖。"文学的"观"、"怨"作用，核心内容是"风"、"刺"。事实上，《诗经》中比较明确地涉及作诗目的的十一例中，讽据其八，其余三例，也具有讽的含义。汉儒论《诗》，虽然有正、变之分，但"国风、雅、颂并列圣经"①，可见"变风"、"变雅"的刺诗并没有被目为异端。但是，自朱熹认为刺诗"轻躁险薄"，有"讪上之嫌"后，文人论刺，往往缄口慎言。这样，刘基的复古之论便不是简单地祖述前人，而是在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文人不可讪上的背景下，对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重新申论和发扬。元代正统文学，由于作家无论在朝在野，大都属于封建士大夫，和"躬践排场、面敷粉墨"②的戏曲作家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诗风一般浮靡清虚、流连光景，吟莺花、咏月露，内容平淡空泛。刘基的诗论，当时同调不多，而整个明代文坛也是或追求"格古调逸"③，或"敷张神藻，润饰洪业"④，或抒写性灵，对刘基的诗论，应和者寥寥。因此，刘基阐论刺诗，可谓别具只眼，切中了文坛萎靡冗闒之弊。
事实上，刘基元末的作品，一般都是"寓而讽之"⑤之作。何镗论其作品曰："痛心茶毒，于是乎卮言《郁离》"，"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诮玄，托称《覆瓿》。"⑥他不但猛烈抨击了贪毒的胥吏，而且在《楚妃叹》、《王子乔》等诗作中，将锋芒直指宫廷之上。他的寓言体散文《郁离子》也是屡受谴顿后的托喻刺世之作。如《灵丘丈人》写一位养蜂老人，爱惜蜜蜂，勤于管理，悉心照料，结果获得甚巨，富比王侯。老人死后，子嗣父业，但对蜜蜂的态度判若天壤。其子只知坐收渔人之利而毫不爱惜，结果蜜蜂举族而去，家道因此中落。最后，作者通过陶朱公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寓意："为国有民者可以鉴矣。"是规谏，也是讽喻。
刘基的怨、刺理论及其作品都集中于元末，这与怨刺作品产生的基本条件有关。
其一，怨刺之作一般创作于昏主乱政之时，是文人们有感于统治者的过失而发。因此，先秦时代，魏、唐以俭啬治国，魏风、唐风中就没有刺淫之作。元季国势颓危，君主昏债，各级官吏多方诛求。公元1345 年，元顺帝在诏书中也说："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法，民瘼滋甚"，元末世况可见一斑。因此，风、刺之论发于元末是情理之中的。
其二，"风""刺"之论是与忠君观念交融在一起的。程廷祚曰："诚有爱君之心，则虽国风之刺奔刺乱，无所不刺，亦犹人子敦谏父母而涕泣随之也。"①怨刺之作往往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因此，黄巢的《赋菊》不能算是刺诗。元末虽然败象裎露，但由于自古忠君与爱国的观念交混为一，因此刘基虽然仕途坎坷，抱负难酬，但仍努力不辍，忠君之心不泯，往往借诗文抒写忧世情怀。而自从应招赴金陵后，便与元王朝彻底决裂，当然便再无怨刺① ［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广雅书局丛书本。
② ［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元曲选》，四部备要本。
③ ［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本。④ ［明］徐一夔：《陶尚书文集序》，《始丰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⑤ 林富：《重锓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⑥ 何镗：《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① 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青溪集》卷二。
元王朝的作品。
其三，刺诗一般出于阎阎百姓之口，或下层文人笔端。《毛诗序》曰："下以风刺上"。位居要津的朝廷命官、勋策大臣，或可以秉笔上书，或直言劝谏，以诗歌的形式"主文而谲谏"①，虽然在先秦、两汉较为经见，中古以后，朝臣所作则大多是雍容浑穆、粉饰太平的作品。但"公卿大夫之口可溃，而匹夫匹妇之口不可杜。"②刘基虽然有出仕蒙元的身世，但久沉下僚，对百姓疾苦体察较深。因此便有怨刺之声。而自从辅弼以后，"受心膂之寄，掌惟幄之机"③，自然不需陈诗谲谏。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高压统治，文狱屡兴，刘基的学生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在刘基去世后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胡乱猜解而斩首（因"圣"与"僧"、"则"与"贼"音同）。因此，晚年的诗文优游闲雅，仅聊以自适而已。
刘基有感于元季时运而发出的风、刺之论，在元、明两代，如空谷足音，几无嗣响。虽然有些文人偶有感愤之作（如李梦阳等），但都乏于论"刺"，文坛风气并未改变。直到明末的陈子龙等人起而力矫竟陵文人幽深孤峭的诗风，蒿目时艰，强调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认为"诗之本"是"忧时托志之所作"④，应"导扬盛美、刺讥当时。"后期的作品大多感时抚事，多慷慨之音，抒写"满目山川极望哀"⑤的国亡家破之痛，刘基的托讽刺世的文学思想才得到真正的承绪。刘、陈二人政治生涯不尽相同，虽然都处于王朝更迭的时代，刘基弃元而佐明，而陈子龙则致力于抗清复明，最终赴水殉节。但他们都明辨夷夏之大防、对现实生活十分关注，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 "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元代后期，文坛纤秾缛丽之风盛行，谀媚而无生气。对此，刘基提出了批评，曰：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立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稗世教 今天下不闻有禁言之律，而日见耳闻之习未变，故为诗者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转相诋訾，而诗之道无有能知者矣。①中国古代诗歌的缘情说由来已久。《毛诗序》中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由于宋代理学盛行，理学家们或对"情"避而不论（如胡宏），或以理节情、"心统性情"，将至善的性与有善恶之分的情区别开来。元代主要宗奉朱熹的"心统性情"说。刘基之后，随着王学勃兴，成"几遍天下"之势。王守仁倡性情"体用一源"论，认为"七情须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①性情都① 《毛诗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
② 《书绍兴府达鲁花赤九十子阳德政诗后》，《文集》卷七。
③ 林富：《重锓诚意伯刘公文集序》，《文集》卷首。
④ [明]陈子龙：《六子诗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乾坤正气集丛书本。⑤ 陈子龙：《秋日杂感》之一，《陈子龙诗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① 《照玄上人诗集序》，《文集》卷五。
① ［明］王守仁：《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三，四部备要本。是无所谓善恶的。受到王学及泰州学派的影响，明代中后期产生的文学新思潮，奉"情"为文学圭臬，情感论在文坛蔚成大观。先驱者徐渭楬橥了文学抒写真情的原则。他说："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战，拈叶止啼，情昉此矣。 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②李贽主要作为思想家的姿态出现的，他常用"情性"的概念，还留有儒学心性论的明显痕迹，但列"情"于"性"前，反映了晚明时期两者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著名的"童心说"就是从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赞扬一见倾心式爱情的《西厢记》谈起的。汤显祖、袁宏道等人在李贽和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启迪之下，热情地讴歌纯真自然的情感。汤显祖论诗歌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③袁宏道性灵说的特质之一是"情与境会，顷刻千言。"④他们都以性情为本，对诗歌等文学作品的本质作了深入的探讨。
但是，晚明以抒写真情为主要标志的文学思潮，在缘情说久已消歇了的文坛，何以能如狂飚乍起、蔚成大观。学界一般认为李梦阳是这一思潮的先驱⑤，这是颇有见地的。如果我们沿着这一路径上寻至元季，就可以发现，情感论是隐隐约约贯及元季到晚明文坛的一条重要线索。除了刘基之外，与其同时而稍前的杨维桢也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①杨维桢和刘基都身历元、明二朝，对明代文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把"情"视为诗歌的灵魂及诗歌的根本创作目的。但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刘基和晚明文人所论的"情"内涵不尽相同。晚明文人所论的情与"爱欲"的含义相仿佛，刘基所论的主要是"忧世感时"之情。这是因为刘基受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较大，晚明文人受左派王学及泰州后学"育欲"理论的影响较著。同时，元季世事纷乱，文人们蒿目时艰，更注重文学的济世精神。相反，万历年间虽然明王朝已开始中落，但仍被承平的表象所掩盖，文人们在心学及禅家提倡返观默照的内求精神影响下，追求个性的超然解脱，沉浸于花酒宴乐之中。文学思想自然具有追求自适自娱，强调自我意识觉醒的特征。
尽管如此，刘基的情感论对李梦阳等人的真情说仍具有先发之功。李梦阳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②将法古与尊情相统一，这与刘基并无二致。同时，李梦阳也与刘基相似，抒发的一己之情，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在郁闷不展时，也以屈原，贾谊自况，这种愤懑的一已之情，发而为诗，必然具有刺世的品格，他所作的《玄明宫行》诗，揭露了刘谨穷奢极欲的罪恶，在《秋望》中曰："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道郭汾阳。"表示了戍边乏将的苦闷。他们的情感论虽然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观念，但这些关注现实的文学思想对于转变沉闷茸闒的文坛风气不无意义，尤其处于台阁体，性理诗称盛时代的李梦阳更是如此。当然，李梦阳对刘基的文学理论既有承绪又有发展，在刘基这里，"理"具有本体② ［明］徐渭：《选古今南北剧序》，《徐渭集·补编》，中华书局1983 年版。③ ［明]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汤显祖集》第三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④ （明）袁宏道：《叙小修诗集》，《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⑤ 详见章培恒：《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思潮》，载日本《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文集》，转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5 期。陈建华：《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学术月刊》1986 年第8 期。① ［元］杨维桢：《李仲虞诗序》，《东维子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② ［明]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本。的含义，诗人们因"遭时之乱"而产生的"忧恨悲愁"之"情"是与"天理"一致的，而李梦阳认为"情"是"激之乖则幻化弗测"①的，理是"言常也"。②因此，情与理处于对立的位置。晚明文人以"最初一念之本心"③为真，以闻见道理为伪，将李梦阳的理、情对立发展到理伪情真。不难看出，从元末明初刘基等人到李梦阳再到晚明文人的理论演化轨迹还是隐约可寻的。
同时，刘基与晚明文人都力倡自然为文，反对矫情雕琢。如，刘基曰：言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 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此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④但晚明文人与刘基的"自然论"有所不同：一方面，刘基强调的是抒写有感于时的"凄怆愤惋"之自然，晚明文人是抒写一己自然真情。如李贽也强调自然为文，他说：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情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沈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①这种"自然"即"情性自然"②，是作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③即"童心"的直接流露。而刘基论述杜诗之"自然"，是目睹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的世道，诗人"伤心满目"而自然抒发出的悲愤情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旨趣不一。明代中后期文人们崇尚自然，抒写真我，是由于对当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君子的深恶痛绝，是对文坛因袭模拟之风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④现象的反拨，而刘基论证的是"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文学"相随"世事"以变"的规律。尽管如此，这两种自然论，在标榜格调古法的明代文坛，恰如两股醒醒的清风，前后呼应，声气相和，各自都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① ［明］李梦阳：《结肠操谱序》，《空同集》卷五十一。
② ［明］李梦阳：《结肠操谱序》，《空同集》卷五十一。
③ ［明］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61 年版。
① 李贽：《杂说》，《焚书》卷三。
② 李贽：《读律肤说》，《焚书》卷三。
③ 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袁稽勋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