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er caler 1月22日
1946年8月18日凌晨，一名衣不遮体的年轻女士走进上海特别市蓬莱区警察分署，用泣不成声的语调，向在场的警察报告，自己昨夜遭到了3名美军的轮奸。由于事关美军官兵，蓬莱警察分署不敢擅专，立即向上级报告，结果一级传一级，很快惊动了雒阳政府外交部。
经雒阳政府外交部与美国驻华使馆的联系，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美国军车车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处很快就锁定并逮捕了嫌疑犯，根据审讯结果，3名美军士兵承认了酒后对中国妇女施暴，至此案情便真相大白了。
然而麻烦才刚刚开始，雒阳政府第一时间按《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行为准则》要求美国军方移交上述罪犯，接受中国法庭的审判，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却以美国政府尚未签署《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行为准则》和担心美军犯罪人员在中国监狱遭到虐待为由，拒绝移交3名犯罪的美国士兵。
对于美国方面干涉中国司法独立、试图继续保留不合时宜的治外法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当然表示了不满和愤怒，只是中美双方的交涉还在进行中，上海报界便全面披露了8.18案的侦探结果和美军拒绝移交犯罪人员的恶劣嘴脸。
在部分以反雒阳政府为矢志的政党及若干试图争取民心的政治人物的推动下，8.18案立刻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短短几天内，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青岛等10余个城市爆发了反美游行，游行队伍高喊“美军滚出中国”、“中国不是美国殖民地”等口号在各地美领馆前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抗议。
中国出现的反美浪潮又被驻华外国记者传回了欧美，引发了美国舆论的不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便宣称道“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美国政府给予了中国方面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这个国家一点也不感恩，其背信弃义和寡廉鲜耻的程度几乎可以跟日本帝国相提并论”，《华盛顿邮报》则称“过去几天中国发生的事情表明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这对美国的全球策略和在亚洲的利益而言，并非什么好事”，《洛杉矶时报》鼓吹道“从最近几天中国发生的事情来看，中国已经长大成人了，华盛顿该结束（向中国）喂奶了”，《纽约时报》也提议“华盛顿应该调整对中国的态度，以免在亚洲出现一个新的、危险性更大的日本帝国”。
而在日内瓦进行的美苏大使日常会晤中，苏联方面也突然提出“如果英美两国放弃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并赞同（苏军撤出后的）奥地利实现独立和永久中立，苏军最迟可以在1947年3月之前全部撤出奥地利”。
受到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冲击，部分美国议员便提议杜鲁门政府重新审议对中国的无偿军事援助和低息政府间贷款。只是坚决反苏的杜鲁门很清楚，援助中国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也很清楚，苏联方面突然在奥地利撤军问题上放软身段的根本原因，因此才没有对国会山的声音做出妥协。当然，杜鲁门政府也试图利用美国国会的声音对中国政府施压，藉此要求中国方面修订《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行为准则》、《中美商约》等中美关系中的纲领性文件。
面对陡然变味的中美关系，雒阳政府十分紧张，于是在戴季良的亲自干预下，8月22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纽约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上同时发布文章称“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美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心存感激，并对战后美国政府继续帮助中国建设的姿态表示感谢，中国是一个潜力无限的大市场，中国将坚定不移的实现工业化，这是中美两国在二十世纪中叶共同的机遇”，在给美国资本家以定心丸之后，顾维钧在文章中继续写道“强奸、轮奸在美国也是重罪，在保守的中国更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人生来是平等，并不因为罪犯是美国军人就可以享受到无罪的待遇，这不符合普世观点也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而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引渡这3名罪犯，是根据属地原则，是合乎国际法的，至于美国军方担心的罪犯受到虐待的可能，对此中国政府可以允许美国法律界人士随时观察他们服刑的情况，事实上，就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的我从个人角度来说，美国军方不应该纠缠在谁审理谁判决的问题上，真正该做的是为这3名罪犯找一个好律师······”
戴季良也迅速致电给杜鲁门称：“在蒙古进行的一系列战役中，中国武装力量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但若是因为中美之间发生的某些微小的不愉快而导致中国军队无法继续前进的话，不但整个地区形势都会发生惊人的逆转，就连整个自由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戴季良当然不是光说不做的，这不，在驻苏大使杨杰传回了苏方谈判的要求后，根据雒阳政府的回复，杨杰已经开始和贝利亚展开秘密会谈，讨论结束蒙古战争的可能性。
正是迫于中国政府软硬兼施的一系列手腕，美国杜鲁门政府于8月25日答复中国政府，无意终止对华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同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已经正式签署《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行为准则》，现依照上述《准则》，驻华美国军事代表团和大使馆武官处奉命将涉嫌8.18案的美国犯罪军人移交上海地方法院刑事庭，但美国大使馆和驻华美国军事代表团拥有为上述犯罪军人聘请律师、在羁押期和服刑期探视的权力”云云。
全中国的报馆、公私无线电台立刻全文转载了这份声明，赢了，中国政府真正意义上废止了涉外法权、实现了司法独立，这一标志性的的胜利，立刻鼓动起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给雒阳政府和戴季良本人增添了一层耀眼的光环，让某些策划者、推波助澜者吃了哑巴亏。
在民情激荡的时刻，雒阳政府又火上浇油----8月28日，雒阳国防部发表公报称，在过去的几个月内，中国国防军在蒙古战场上成功消灭苏军6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3个筑垒地域及3个坦克旅，计13.3万人，摧毁和缴获苏军战机1120架、坦克和自行火炮480辆、火箭炮和其他火炮850余门、迫击炮900余门、机步枪和其他军事物资堆积如山，国防军自身伤亡4.12万人，损失各型战机690架、坦克和突击炮400辆、火箭炮和其余火炮350门、迫击炮300余门；目前中国国防军已经向乌兰巴托进军。
雒阳国防部的报告再度激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哗然，谁都想不到中国军队居然能击退世界第一的苏联红军，尽管不少人质疑中国军方的报告作假，但丝毫不影响中国国内的狂热气氛，戴主席成了英明神武的圣人，雒阳政府的反对派瞬间土崩瓦解，雒阳政府的各项政策也被迅速的落实下去，一时间国内形势大好，仿佛真正成为了世界四强之一。
那么雒阳国防部的报告有没有作假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首先在楚格图鄂博-达兰扎达嘎德战场上，华军顺利击退了苏军第5独立骑兵军和第15集 团军，尽管没有全歼的数字，但至少毙俘苏军2.5万人，摧毁和俘获苏军坦克和自行火炮60余辆、各型装甲车40余辆、各型火炮250余门、高射炮和迫击炮近200门；
其次在赛音山达周边地区，华军共成建制歼灭在额尔根-额尔德尼一线实施阻击的3个苏军步兵师和对达尔扎达嘎朗集群实施死亡反击的东巴彦方向的苏军1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和1个筑垒地域，并击溃苏军第39集 团军和第10机械化军等部，毙俘苏军8.9万人，消灭和俘获苏军坦克和自行火炮400余辆、各型装甲车100余辆、火箭炮和其余火炮600余门、高射炮和迫击炮400余门；
而在乔巴山一线，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华军已经消灭苏军第35集 团军麾下的第8、第31筑垒地域和步兵第264师等部2万余人，并重创第35集团军麾下剩余的步兵第66师和步兵第363师，迫使扎赫瓦塔耶夫上将率领上述两部和同样苦战后力不能支的第109筑垒地域撤出阵地，仓惶逃往乌兰巴托；
再加上华军定边集群在赛音库伦等地实施阻击作战的战果，毙俘苏军的数目和摧毁、缴获苏军装备及物资的数量只多不少，只是除了对苏军第35集 团军造成毁灭性打击外，其余红旗蒙古方面军的主力却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顺利逃脱了；
正当后撤的苏军急急退回乌兰巴托一线的时候，强弩之末的华军也因为弹药、油料等方面的补给不畅和大量技术兵器的损失，而失去了追击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苏军主力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防部的战报多少是有水分的。
至于双方损失的战机数目也没有那么夸张，华军是丢了超过400架驱逐机和180余架轰炸机、远程轰炸机，但跟报告上战损数字还是有100来架的差距；而苏军方面，大约损失了400架轰炸机和300余架战斗机，所谓1120架，只怕是把苏军之前截击华军远程轰炸机部队的损失以及华军远程轰炸机部队轰炸苏军后方机场造成的损失加在一起，也达不到的，更何况，为了配合空军击落这些苏军战机，华军地面防空部队付出了4000余人的伤亡，损失的各型高炮也超过了300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