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拿萨特列举的工人参加战斗的例子讲：一个工人参加战斗，比如参加罢工，是否就像萨特以前所说的那样，参加或者不参加，总是自由（自主）的？假如这个工人已经身无分文，如果他参加罢工就只有饿肚子、没有饭吃，他可能的选择是否还是完全自主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处境，他所具有的种种条件，对他作何选择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选择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之外，外在的力量以及内在的非意志的力量（例如生理反应）也会起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对他早期自主选择思想作了严厉批判，但这种批判并非认为选择的自主性完全不存在或根本没有可能。
上面列举了萨特对《魔鬼与上帝》中海因里希的评论：“海因里希当然想选择，但他既不能选择抛弃了穷人的教会，又不能选择抛弃了教会的穷人。他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决不会有什么选择。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所制约。”怎样看待这段话？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萨特认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的选择完全没有自主性，或者甚至连选择都不可能。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萨特在同一个地方说明，海因里希只是他为了批判自己强调自主选择的绝对性而塑造的一个人物。因此，这个人物更大程度上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将人判然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自主选择，另一类无法自主选择或无法选择。一个人无论受社会、境况、他人多么大的制约，他总是存在着哪怕是一点点的活动余地；凭着这点活动，他就可以不被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限制，创造出一点什么来。这就是自由，其中必然包含着人的自主选择。
萨特在《魔鬼与上帝》还塑造了一个主人公格茨，他也处于绝对的恶和绝对的善这两者的矛盾之中。而他的作为与海因里希相反：他并非不作选择、无所适从，而是不断地作出尝试，最后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既抛弃了绝对的恶，也抛弃了绝对的善，参加农民起义，也就是选择了相对的善，靠自己来拯救自己。这个戏剧中“上帝”的寓意，应该是被绝对化的外部世界。这两个对立的人物结合起来，可以体现萨特关于选择自主性的总的看法。
其次，萨特在指出这种自主选择的绝对性是不真实的同时，又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它有存在的理由，是有意义的。萨特说：“一个人被拷问，他将怎么办？他要么招供要么拒绝回答。这就是我根据对英雄行为的体验而说的东西，但这种体验是不真实的。” (《思想纪游》) 之所以说这种体验不真实，即以上面举的那个在被拷打后招供的人而言，他到底是不是叛徒？说他不是叛徒吧，他毕竟招供了，这应该算叛变行为；说他是叛徒吧，他后来的行为又不像一个甘心当叛徒的人，而是想设法弥补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所以说，实际情况往往要比“要么英雄，要么叛徒”复杂得多。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具有不真实性。
萨特同时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或体验是不真实的，它在战争那个特殊环境中仍然具有一种意义，具有一种必要性。在抵抗运动期间一个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冒被囚禁甚至死亡的危险，从根本上说，需要的是勇气。因此，强调人的选择的自主性是有必要的。
总而言之，萨特前后期“选择”思想的变化，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前期是强调选择的自主性，而后期则抛弃了这种思想、得出自主选择是不可能的思想。萨特的变化在于：前期认为选择的自主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个人所处的境况不起什么作用；后期则充分考虑到境况的作用，而认为选择的自主性是相对的，人们选择的结果既包含有自主性的因素，同时也有境况等非自主性因素在内。萨特前后期“选择”思想在变化中也有不变的地方：无论一个人的选择是完全自主还是只有较小的自主程度，他都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1）
战后，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必须通过其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反驳种种责难，澄清问题，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后收入《境况种种》文集第二卷，1964年伽利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萨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写的东西总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在写作行动里就包含着阅读行动，两者辩证地相互依存。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召唤读者的自由，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萨特对近几个世纪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了描述和分析。他指出，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读者群和没有神话的情况下写作──不可能没有某一由历史情况造成的读者群，也不可能没有某一关于文学的神话，这一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读者群的需求。总之，作家与所有其他人一样，处于境况之中。但他的作品与人的任何设计一样，既关闭这一境况，又使它明确化并且超越它；作品甚至解释境况并使之得以成立。
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将超越语言和行动的二律背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会被视为一种行动：说作者以读者为行动对象是不对的，作家只是对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但在一个不断重新把握自己、评判自己并且不断变化的集体里，书面作品可以是行动的一个主要条件。
萨特认为当代作家应该在他们的作品中兼为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人们常说这两者是不能调和的，作家们要做的正是锲而不舍地证明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一种整体自由的权利，它把形式自由与物质自由实际综合在一起，理应让这个自由显示在小说、评论和剧本中。应该在文学里表明立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反对所有把社会主义看成绝对目的的学说和运动。它是达到目的之前的最后手段，而目的则是使人享有其自由。因此他们的作品应以否定性与建设性的双重面貌呈现于世人之前。
除了文学理论，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屡有大的收获。小说方面，《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194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原先的名字叫《最后的机会》，但萨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第三卷还不是最后的机会，这个多卷本小说还不能结束。《最后的机会》应该放到第四卷，于是把书名改为《心灵之死》。
这一卷萨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到1940年打仗和被俘的境况下，这是萨特本人切身体验过的。这里人的自由和不自由都达到了临界状况。萨特在1945年出版第一、二卷时预言在第三卷中“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死亡的威胁、战争的破坏，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而有些全新的东西却又开始滋生。萨特意犹未尽，要留待《最后的机会》通过他的人物把以自由的名义介入充分揭示出来。
但这个第四卷没有完成。萨特一直想完成它，并且已经写了200多页，最后终于放弃了。战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使他很难继续以前的种种构思来结束这部小说，而把小说中的人物跳过十年拉到现在来发生纠葛，他又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此处于两难之中。他面临的这个困境也许一个历史学家有可能克服，而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却难以逾越。
从第四卷的手稿看，《自由之路》的人物都有了归宿，或正如萨特自己所说，最后都实现了他们的自由。玛志厄逃出集中营后投身抵抗运动，甘心受一个集体的约束，最后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死去，成了一位英雄。他并非本来就是英雄，他成为英雄是因为他想让自己成为英雄。而布吕内在玛志厄的帮助下，越狱成功，到了巴黎。其后的处境有些类似《肮脏的手》雨果出狱后的情况：他受到怀疑和诽谤，孤独使他发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在他的介入行为深处，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自由。其他主要人物最后几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萨特没有让他们留下来卷入战后的生活。
与小说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萨特在另一个文学领域显得更有成就和富于探索性，这就是传记作品。早在1944年他就写了《波德莱尔》一书，采用最初选择这一概念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这个诗人作了描述和分析，他认为，一个人对其自身所作的自由选择与人们所说的命运完全是一回事，而波德莱尔选择了将自己当作他人来看待，他的生活是一个失败历史的过程。这书于1947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不过后来萨特自己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是很高。
1949年伽利玛出版社请萨特为让•热内的一本书作序，萨特欣然同意。但写着写着，它完全超出了序言的范围，本身成了一本书，而且是一本十分奇特的书，像一个巨大的怪兽，最后完稿有578页，这可能是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最后它作为一本书由伽利玛出版社于1952年单独出版，定名为《圣热内：戏子与殉道者》。
萨特写这书的初衷是评论热内的作品，它也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因此该书可以被看成是一部文学评论著作。实际上它谈论的东西又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它是谈热内这个人，而且重点是这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作品，因此把它看成一部人物传记似乎更为恰当。
但萨特又不仅仅是谈热内这个人，他是通过对这个人一生的了解、分析和揭示，来阐发他对道德的看法，他关于自由的思想。他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处曾预言要写一本关于人的生存的伦理学，在1947-1948年间，他作了大量笔记，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他放弃了写这本书的打算；但他的努力并不是完全徒劳的，他的许多思想都移入了《圣热内》一书中。在写这书时他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因此这书又可以看成是一部伦理学或哲学著作。
萨特是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的。他在战争期间就同热内结识。两人一见如故，相交莫逆。热内喜欢萨特对他不抱成见，毫不在意他是小偷和同性恋者；萨特喜欢热内在社会、环境把他造成小偷、同性恋者的情况下，正视和发挥了自己的自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自由的问题上有着根本的一致。
萨特指出，热内是被社会、环境和他人造成一个小偷，而他宣称道：“我是一个小偷。”这个微小的变化使他开始成为一个诗人，最后，他甚至成了一个不再俳徊于社会边缘的存在，人们不再问他来自何处，对他的过去保持缄默。自由不可能是一种幸运，自由也不是一种成功，对热内来说，自由仅仅只是规划一条不是从一开头就给定了的道路。这个孤儿，被年轻的鸡奸者殴打、强奸和压服，被他周围的流氓像玩物一样对待，在最不适宜的环境中，成功地使自己成了另一个人，他变成了作家。
战后他们的友谊继续保持和发展。1948年热内因罪被判入狱，萨特同热内的另一好友让•科克托在7月16日联名写信给共和国总统，要求对热内实行特赦。
萨特把一个序言写成一大本书，这是因为热内的作品使他着迷，使他产生强烈的写作冲动，通过写作他把自己自《存在与虚无》以来在对于道德、对于人的自由的思考总体地放入这部书中。萨特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是满意的。在他64岁那一年，他说，《圣热内》也许是他对自由解说得最为清楚的一本书。70岁时，他开列了几部愿意流传后世的作品，其中就有《圣热内》。
这书出版前萨特把手稿给热内看了。它激起了热内的强烈反应。热内的第一个冲动是想把这手稿烧掉。实际上他已经往壁炉里扔进了一些页，然后又抢了出来。他对这书充满厌恶之感。最后他还是同意萨特出版它。热内厌恶这书是因为它太真实，真实得让他感到自己正在被萨特剥得一丝不挂。他在自己的书中也剥光自己，同时又用词语来伪装自己，这里有着一定的选择和一定的方式。而萨特对他则是随意剥着，这真使他受不了。这里的真实并不是揭发隐私。热内是一个同性恋者，一个小偷，这些大家都知道，他本人也不隐讳，甚至还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表现这方面的内容。萨特的书不是着意于这些事实。它深刻地揭示了热内的自由。而自由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直面和正视它的人来说，决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它会带来难于承受的沉重和痛苦。萨特把自由本色毫无遮掩地展示出来，事实的真相往往让热内本人也感到吃惊。
这书对热内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他有6年时间几乎完全不能认真地去写什么东西，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愚蠢地机械地活着，打开一扇门，点燃一支烟”。一本传记能对传主的生活产生这样强烈持久的影响，这在文学史上是仅见的。写了这书以后，萨特和热内的关系渐渐冷淡了。他们很少再见面。有时赤裸裸的真实像一堵墙，会把人们彼此隔开。
在完成《圣热内》以后，萨特的思想正在发生一个重大变化：他开始从对文学着迷状态中解脱出来，最后甚至达到激烈否定文学的地步。1954年8月，萨特和波伏瓦驾车在法国旅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不好，心情尤其糟。一天晚上，他向波伏瓦喊道：“文学，全是狗屁！”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发泄着心中的厌恶。在他看来，文学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童年起，一直到将近50岁，萨特都是把写作看成某种呈现真理的东西。风格、写作方式、词语，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真理。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物体，不仅是同世界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同真理的关系。特殊的真理不是由科学或逻辑的方法提出的，它是从书自身的美、从它的价值来到他这里的。萨特深深相信这一点。
现在萨特开始认识到，那种对文学的痴迷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神经官能症──跟他以前的作家例如福楼拜的没有什么不同──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的反映。生活中有比文学多得多的东西。这一切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词语的价值。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去理解自己的这种神经官能症，试图发现是什么使一个9岁的孩子陷入“文学神经官能症”，而其他同龄的孩子却是正常的。这样，在1953年，萨特花了很多时间写自传，或者说，在作自我分析。而这也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个宿愿。他在18到20岁时，头脑中总是盘旋着一个念头，要把自己经历的一生写下来，这是指到了50岁的时候写。现在，他对自己说，到时候了，让我们开始吧，于是他就写了起来。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2）
萨特想从政治观点出发写他整个一生，他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给它一种共产主义的政治意义。他给这书取名为《无立足之地的让》，“让”是他的名字，“无立足之地”意指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一无所有。萨特把自传写到他母亲再婚时，发现自己并没有去描写本来打算写的童年，完全没有。在关于他本人和他的环境的描述上，这个稿子写得很糟糕。他想说明自己不断地渴望着变化，跟自己过不去，跟他人过不去，然后变化了，最后变成了他本来一开始就应该成为的共产主义者。这显然是不真实的。萨特觉得这样写下去有问题，但他一时还难以解决，于是他就把它暂时放下不写。
萨特在这里是矫枉过正了。他写这个自传时毫不考虑它的文学价值，而专注于它的政治意义。但是，正像文学可能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所体现的不真实一样，政治也可能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体现，也可能表现出一种不真实。文学虽然没有绝对价值，它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在萨特对文学的彻底否定中仍然含有一种他自己未曾觉察到的假像。要想完全抛弃四十年已经成为生命或本性的东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他可以改变对文学的看法，他也可以投身政治，但归根到底，他仍然不可能不是一个作家。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领域里最有成就的是戏剧。1946年11月8日，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死无葬身之地》首次公演。这个剧以抵抗运动为题材，主要围绕着投敌分子对抵抗战士的严刑拷打展开。拷打和酷刑是萨特在战争期间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他常常问自己：“当我被抓起来拷打时，是否经受得住酷刑的折磨？会不会招供？怎样才能挺住？”他也常常思考施刑者和受刑者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他写进这个剧本。
评论家和一些观众对这个剧表示不满，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这时以前的投敌分子正在重新上台，资产阶级作为德国人的帮凶，对关于抵抗运动的戏剧大为恼火。萨特写这个戏剧，也确有唤起人们记忆的用意。他想提醒人们，这些抵抗战士受到拷打，他们是勇敢的，那时人们谈论他们的方式是有些卑鄙的。
但这并不是萨特写这个剧本最深层的意义。他在这剧上演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不是一个讲抵抗运动的剧本。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境况以及处于这种境况之中人的反应。我一度想把剧情放到西班牙内战中去。剧情发生在中国也未尝不可。剧中人提出的问题折磨过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我怎样才能经受住拷打？’”
稍后，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谈到酷刑问题，它完全可以看成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理论解说。萨特指出，拷打首先是一个贬损人性的问题。无论牺牲者承受着怎样巨大的痛苦，最后还是由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这痛苦已无法忍受，他不得不开口招供。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拷打，如果受刑者垮了，招了供，他作为一个人的意志就被用去否定自己是一个人，使自己成为施刑者的同谋，并由此把自己抛向耻辱的深渊。施刑者明白这一点；他等待着对方挺不住而开口，不仅因为可以得到他欲求的情报，还在于这将再次向他证明，他的拷打是对的，而那个人是一个只配用鞭子教训的畜生。因此，他竭力去摧毁他的同类的人性。作为后果，他也摧毁了自己的人性。
大多数抵抗者虽然也遭到残酷拷打，被火烧热烙，被弄瞎双眼，被残体断肢，他们并没有开口招供。他们打破了恶的循环，重新肯定了人性──为了他们，为了我们，也为了拷打他们的人。他们这样做时既无见证，也无帮助，更无希望，往往连信仰也不复存在。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相信人的问题，而是要做一个人。于是他们保持沉默，而人就诞生于他们的沉默之中。在他们对抗施刑者的沉默中，这活火保持着自身。包围着他们的，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漫长的极地之夜，没有人性，毫无意识；他们甚至看不见它，只是由于感受到这透骨的寒冷才猜到黑夜的存在。
萨特最后说：
我们知道，在一天中的每一时刻，在巴黎的各个角落，人被一百次地毁灭和再生。我们被这些拷打所困扰，没有一个星期我们不自问：“假如我被拷打，我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单独地把我们带到自身和人类的边缘。我们摇摆在人类否定自身的非人地带和人类从中汹涌而出、创造自身的不毛沙漠地带之间。5年时间。我们活得恍惚失神，由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作家职业看得很轻松，这种恍惚失神状态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写作。我们着手创造一种极限境况文学。
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就是这种极限境况文学的典型。在这个剧的演出过程中，观众们受到很大刺激。特别是第二幕拷打的情景。男主角的尖叫声使他们难以忍受，有的女士几乎晕了过去。善与恶、人与非人、道德与暴力、施刑与受刑、敌人与爱人、肉体与精神、……在思考拷打和酷刑产生的问题上，恐怕没有比《死无葬身之地》更深入和震撼人心的了。
萨特另一出产生更大轰动的戏剧是一个7幕剧《肮脏的手》。剧中的主角雨果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为了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愿意担当刺客的角色，但他时时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总想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理想的纯洁性。同他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贺德雷，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这个剧本发表在《现代》杂志上。1948年4月2日，《肮脏的手》首演并获得巨大成功。首演时萨特有事不在场，演出结束后人们纷纷来到波伏瓦和博斯特所在的包厢，同他们握手，向他们表达对萨特的祝贺。他们说：“真出色，真是演绝了！”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
评论界的反应使萨特感到意外。共产党评论家对《肮脏的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定这是一个反共的戏剧。他们说：“萨特为了几张钞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把最后一点尊严和正直都出卖了！”资产阶级评论家看到共产党反对，他们就拼命喝彩，说这个剧反映了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真相。一个美国人未经萨特同意，擅自改编这个剧，给它加上反苏的色彩，起名为《红手套》在纽约上演。萨特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萨特的意图不是要写一出政治剧，而是想揭示在历史转变时期，道德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纯洁与肮脏、个人与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肮脏的手》实际上是一出悲剧。剧中人物都是悲剧人物，尤其是雨果，他类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这样的角色。他的悲剧既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在《肮脏的手》演出前，萨特接受记者采访，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贺德雷代表了革命现实主义，而雨果代表革命理想主义，这两者孰是孰非，他不表态。“一个好的剧本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如果说他有所偏爱的话，与观众的倾向相反，他比较喜欢贺德雷。在确定剧名时，他曾在《激情之罪》和《肮脏的手》之间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选择了后者。前者是因为剧中涉及到男女之爱，本来年轻人雨果已经被领导人贺德雷说服，不再想杀他，但看到贺德雷因激情同雨果妻子捷西卡亲吻，就向他开了枪。而后者指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不弄脏自己的手。显然，后一个剧名要深刻得多，更贴切地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
16年后萨特说，他不是在雨果身上，而是在贺德雷身上体现了自己。如果他是一个革命者，他宁可成为贺德雷那样的人。至于雨果，他在塑造这个人物时考虑了他以前的学生或年轻朋友的情况。他们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在1945-1948年间，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希望加入共产党，但他们面对着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它要么利用他们的弱点而把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要么排斥他们，他们的境况实在难以忍受。萨特理解这些年轻人。问题不在于雨果的行为是对还是错，而在于他的理想、他对纯洁的要求同肮脏的现实之间的种种冲突，他的矛盾和动摇，自然而然使他成为观众注意的中心，从而获得观众的同情。撇开那些偶然因素，《肮脏的手》确实具有《哈姆雷特》同样的经典性。
在《肮脏的手》之后，萨特完成了他自己评价最高的一部剧本《魔鬼与上帝》。它以16世纪的德国宗教战争为背景。主人公格茨是萨特在少年时期就喜爱的一个人物。1951年6月7日《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这个戏剧的演出也是成功的。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观众都对这个戏剧反应强烈。基督徒们气极败坏，对萨特的攻击不遗余力；他们有一个误解，以为萨特是想通过剧本说明上帝并不存在。
其实萨特的用意完全不在宗教方面，而是针对人的现实境况。通过《魔鬼与上帝》，他再次深入探究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善与恶、异化与实现、欺骗与真诚、魔鬼与上帝、自由与约束、失败与胜利、……这些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相互冲突的。《魔鬼与上帝》沿着《肮脏的手》的思路进一步发展了萨特的思想：格茨是参加行动的雨果，是萨特所设想的行动者的化身。萨特在未发表的笔记中说：“我让格茨干了我无法做到的事情！”格茨既要保持自身的自由，又要正视他周围人的不自由；他既不能因他们的约束而丧失自身的自由，又不能无视他们对自己约束的力量。而处于复杂政治境况之中的萨特，此时需要思考和解决的，也正是自身面临的种种矛盾以及对它的超越。萨特多次说明，《魔鬼与上帝》是他最喜欢的剧本；在他愿意流传后世的几部作品中，唯一的戏剧作品是《魔鬼与上帝》。
这一时期萨特创作的戏剧还有《恭顺的妓女》（1946年）、《基恩》（1953年，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和《涅克拉索夫》（1955年）。由于萨特写作时的心态以及花费的时间不同，这几个剧本在艺术水平上要较为逊色一些，但也各具特点，演出时也都获得观众的热烈反应。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1）
“二战”以后，萨特进入了一个以“介入”为特征的时期。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中明确表态，尽可能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人的作用。
其实在此之前，萨特在政治上也是有自己的态度的。由于强调自由的绝对价值，萨特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此时萨特对于社会主义仍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看不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自由怎么能够存在，但在法国左派同右派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态度是站在左派一边的。虽然有态度，他并没有实际参加政治活动。例如人民阵线的游行队伍在大街上通过，其中有他的同学，而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主观上说，此时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客观上说，他这时还没有名气，也不属于哪个党派，他参不参加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也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来找他。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萨特在社会公众中已经有了很大名气。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办得很成功，他的名声使这个杂志拥有很多读者。有了一个刊物就有了一个阵地，可以随时对世界上的事情作出自己的反应。在抵抗运动中萨特同共产党人有着密切合作关系。他在解放初期所持的政治态度是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党各派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在他开始出名后，共产党的报刊上常有批判、攻击他的文章。他们担心，由于萨特的影响巨大，很可能把他们的信徒引向他那一边；正因为萨特的立场跟他们接近，显得更有威胁性。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对萨特说：“你在阻挠人民向我们靠拢！”另一位法共人士说：“你是一位哲学家，所以你是反共分子！”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不少谩骂存在主义的言论，有对存在主义“宣判死刑”的，有根据共产党权威观点写成的关于“虚无”的著作来对抗《存在与虚无》的，还有以“存在主义不是人道主义”为题，指责萨特是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公敌的，不一而足。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也把萨特视为异端，认为他宣扬的东西败坏了道德、习俗和传统，对他的攻击不遗余力。萨特在获得出人意料的名声的同时，也获得了料想不到的敌视和恶意。 不过他现在已经适应了这种铺天盖地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铺天盖地的敌意。名声也好，敌意也好，都是客观现实，都是无法回避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他应该主动介入，按照自己的立场投身到政治活动之中。
1947年10月，经朋友介绍，萨特获得了每星期一次在电台主办“现代论坛”节目的机会。萨特可以就听众关心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每次1小时。法国公众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打得起来，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对待美苏两大集团应持何种态度。
萨特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无论参加哪一个集团，都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因此，应该不站在任何一个冷战集团一边。只要公众都来抵制这种冷战政治，战争就可以避免，和平就能够实现。而戴高乐正是以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来制定他的政策，萨特在政治上是反对他的。在广播节目中，萨特对戴高乐作了猛烈抨击，而且采取了十分巧妙的形式。
这时支持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第二天，萨特让绍法尔扮演一个戴高乐主义者，用这个联盟报纸中的话为戴高乐的政策辩解，而萨特、波伏瓦和梅洛─庞蒂再对他的话逐一作出反驳。这样一来，激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激怒了戴高乐分子。他们纷纷不遗余力地攻击萨特，有两个人还找上门来，要求在电台上同他辩论，大有作思想决斗的意思。萨特同意了。
到了那天，在电台大楼，那两个人一见萨特就怒不可遏地吵了起来，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甚至达到谩骂的程度。萨特不为所动，冷静地回击他们。在电台广播开始前，这两人把萨特撇在一边，到另一间房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最后他们板着面孔对萨特说：“鉴于你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我们不愿同你进行公开辩论！”看来他们有些怕萨特，怕被他驳得哑口无言下不了台，因此借这句话溜掉了。这个广播节目一共搞了6次，其中还谈到共产党的问题，还对革命民主同盟领导人胡赛作了采访。
革命民主同盟的宗旨是把不愿意与苏联结盟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集团之外的欧洲。这个组织声明：“在两大集团处于战争状态时，我们是一个调解人。革命民主同盟拒绝由于害怕一方而与另一方结成联盟。革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把革命的要求同自由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胡赛等人向萨特提出邀请，希望他出任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他们希望借萨特的名声扩大这个组织的影响。波伏瓦担心萨特会在这种活动中浪费自己的时间。萨特认为，既然他已经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介入”的口号，就不应该在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又躲得远远的，于是他决定参加。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执行委员。萨特积极参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的想法是，他可以也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社会；既然现在他已经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无视自己的这种境况；战前那种孤独的个人之梦是永远逝去了，他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体。
在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之后，萨特发现，它与自己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它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而其头头胡赛推行的完全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路线，他在表面中立的态度下明显地反对苏联、倒向美国一边。到后来，萨特与胡赛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1948年底，革命民主同盟组织了一次会议，许多人到场。在这个会上，胡赛对共产党大肆攻击了一通，造成这个组织内部的分裂。大多数人想与共产党的政治行动保持一致，而以胡赛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则反对共产党。
胡赛还打算于下年初去纽约同美国工人联合会联系，向它要求资助。萨特这时虽然还不了解这个组织是支持美国政府反共立场的，但知道它是搞阶级调和政策，因此不同意胡赛的行动。胡赛不听，还是去了。第二年４月，胡赛从美国回来。他打算召开一个关于和平的辩论会，来对抗共产党发起的和平运动。在美国期间，他得到美国人的赞扬，也得到一点资助，于是完全倒向美国人一边。
萨特拒绝出席胡赛召开的大会。他自己出钱另外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经过同胡赛等人长期不休的争论，萨特感到无法改变这个组织的性质，最后退出了革命民主同盟，他的实际政治活动也告一段落。
萨特这时的政治观点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他不愿站在任何一方。他既不愿意看到美国毁灭，也不愿意看到苏联被消灭。他认为美苏战争将是一场双重的大灾难。他希望能消除这种对抗和冷战局面，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又感到自身的软弱无力。这时人们盛传苏联入侵的危险。萨特的想法是，如果那样，他就像当年抵抗德国那样，留在被占领的法国。这是为某种社会主义而不是为美国进行抵抗。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他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
这一年暑期，萨特在意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继艾森豪威尔当上欧洲盟军总司令。在巴黎反对李奇微的游行示威中，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游行示威几小时后，他坐小汽车准备通过。他的车座上有两只鸽子，于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鸽子是信鸽，是用来同苏联进行密谋联系的，而实际上这两只鸽子是菜鸽，不过是杜克洛准备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给杜克洛的，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鸽子事件”促使萨特写一篇文章为共产党人辩护。
而在此之前，一本关于拿破仑三世的书《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给了萨特很大的触动，使他决心采取行动来支持共产党。这是亨利•吉耶曼写的，其中对当时的报纸、私人日记和拥护拿破仑三世上台的作家的书作了大量的摘录。萨特由这书产生类比和联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也对萨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发生的罢工由于右派的抵制而失败，右派欢呼雀跃。萨特十分气闷。后来他回忆这一时刻说：“回到巴黎时，我必须立即拿起笔来，否则就会被活活闷死。我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
他写作时充满激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有5天彻夜未眠，其余的夜晚，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时他想，他不能不采取某些会使他成为“他人”的步骤，他不能不在总体上接受苏联的观点，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杜洛克被捕是一个可耻的事件，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他试图说明，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代表，在何种程度上又是后者的确切代表。
11月，《现代》又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对6月4日罢工失败作了分析。萨特指出，这次失败是由于工人的泄气造成的。他对群众和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是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萨特说明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于一年半以后。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罢工失败的工人泄气的根源。他还引证了19世纪的历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杀的社会气氛。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泄气是工业生产不足的产物，这在主观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加于实践之上的客观限制。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产生分裂，而熟练工人所受压迫最深，对社会具有唯一真实的观点，也就是生活条件最差者的观点。一种“需要的人道主义”就是以熟练工人、也就是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而群众只有通过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改变社会从而超越他们的群众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开始写《共产党人与和平》时，萨特同共产党还没有任何交往，而且总的来说是厌恶它的。到后来，这文章逐渐变成对共产党的半颂扬性质的文章，而到最后，它反对法国流行观点，实际上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对于萨特现在的政治态度，《现代》编辑部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渐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而共产党这一方，很自然地，向萨特表示友好。此前萨特曾应共产党人的约请参加抗议逮捕亨利•马丁的集会。马丁是法国共产党员，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被捕。萨特还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法国总统要求特赦马丁。
为了提供论据，萨特提议：写一本要求释放马丁的书，一本由他提供评论、由各种有关文章组成的书。这或许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的启发。萨特干了起来，书名是《亨利•马丁事件》。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这书出版得较迟──1953年10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而马丁已于8月获释，但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而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于他们的这种合作日益密切起来。
1952年底，萨特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明将在大会上支持这样一些提案：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东西方和平共处，统一德国但不改变双方的经济制度，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萨特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毁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饱肚子，只有这时双方的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说。”
这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影响不仅在法国，而且存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个朋友驾车去阿尔及尔旅行。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他们感受到当地人对法国人的敌意。修车铺、旅馆、饭馆都在营业，但就是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愿意；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后来他们打算乘飞机回去，把汽车放到一条船上托运。一个突尼斯工人看到车上有萨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这是让─保尔•萨特的车，咱们先把他的车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说：“请代我们向他问好！”波伏瓦十分感动：她真羡慕萨特：这些人一见法国人就露出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让他们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友好笑容。
1954年5月，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萨特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红场。他观看了红场上百万人的庆祝游行，参观了大学和工厂，还到苏联作家家中作客。以后在苏联各地的旅行使他疲于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断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更没有个人独处的时间。当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