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行动在德国激起公众的普遍反对。虽然他一再声明，他考虑的不是巴迪尔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动，而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舆论界总认为萨特是在支持赤军派的政治活动。因此萨特感到这次访问是一次失败。但他又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介入了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来一次的话，他还是会照样去干。
在1968年5月风暴以后，虽然萨特对于古典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否定，当人们要求他在宣言、声明、抗议书上签名时，他并没有拒绝。这一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而且范围十分广泛。看来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身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力求克服古典知识分子的局限，以新知识分子的形象来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无法完全超越这一角色。这一矛盾冲突特别明显地表现他写福搂拜传一书中。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家庭的白痴》（1）
1968年以来，萨特在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同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写作活动，他一直在改写关于福楼拜的长篇传记。1970年10月8日，他终于把福楼拜传第一、二卷的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这书定名为《家庭的白痴》。
1971年4月，萨特度完复活节假回巴黎时，收到伽利玛出版社寄来的大包邮件，这是《家庭的白痴》第一、二卷的清样，大约2000个印刷页。这给萨特的快乐就像当年《恶心》的出版一样。他立即急切而欢愉地翻了起来。
这一年暑期在罗马度假时，萨特继续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回巴黎后，《家庭的白痴》前两卷已经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使他深受感动。萨特把第三卷手稿交给出版社并开始着手写第四卷。
这是萨特最后一项巨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部奇书。
萨特同福楼拜颇有渊源。他很小就在外祖父书房捧着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看，虽然不能真正看懂，还是留下印象。在巴黎高师他又重读了福楼拜的作品。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在19世纪作家中，萨特不喜欢福楼拜这个人，也不喜欢福楼拜作品里的人物，因为这个作家把自己放进人物中去，而他既是一个虐待狂又是一个受虐狂；他的人物既不幸又让人反感，例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又笨又恶毒。
在德国占领时期，萨特读了福楼拜的《书信集》。虽然他仍然不喜欢这个人，但通过这些书信加深了对福楼拜小说的了解。这时他开始有一种愿望，写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书。他在《存在与虚无》关于存在的精神分析法那一节宣布了这个计划。但后来很长时间里他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写，这个计划被放到一边。
1954年，萨特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同法共理论家加罗蒂有约，他们各写同一个人物福搂拜，以比较使用的方法之优劣。当时萨特已经写了不少内容，但感觉没有深度，就放了下来。在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之后，虽然萨特还有别的工作，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部巨著上。以后7年时间，他关于福楼拜的书有过三、四个稿本。从1968年到1970年，他又把它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这样算来，从他开始写初稿到最后成书，前后凡17年。一个作家为另一个作家花这么多时间和这么大篇幅立传，这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何况这个作家还是他的对立面。
萨特选择福楼拜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主人公，首先因为福楼拜是一个留下了大量有关自己资料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名流。例如，他留下了10多卷通信集，每卷有600页之多。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此外还有许多关于他的记载和证件材料。这些东西能够保存下来，完全是偶然的。但它们对于一个传记作家非常重要。例如，福楼拜一天要给几个人写信，其中有着微小而很有意思的变化。这些都有助于对他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福楼拜代表了萨特在文学上的对立面，一种他不喜欢的完全解脱的思想类型，而这反倒成了萨特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动力。萨特常常问自己：“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反向移情作用，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人的魅力搞清楚，这本身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萨特最喜欢的作家是司汤达，但他在小说史上没有重要地位，而福楼拜却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萨特只能选择后者。福楼拜描写了自己人物的内心，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讲述了自己。他以这种方式描写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是无人可比的。逐渐地，在研究过程中，萨特对他的反感消除了。作为个体他仍然不喜欢福楼拜，但他同情这个生活中的完全失败者和文学中的巨大成功者，因为这个人为此深受苦难。也就是说，最后萨特对福楼拜达到深层次的了解。
“想象”一直是萨特探究的主题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整本书，现在他仍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福楼拜的特点是，与其他人相比，他愿意完全成为想象的人，他给予想象以超出一切的地位，他的非现实成分是非常完整的。通过探究福楼拜及其作品，萨特可以更好地发挥他关于想象的思想。自30年代以来，萨特关于想象的思想基本没变，只是现在他觉得要用更实在的观点来修正它。因此可以说，《家庭的白痴》是70年代的《想象》。
另外，萨特对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很感兴趣。他想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在1848年，爱幻想的资产阶级想象中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通过福楼拜在30年代的遭遇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萨特写《家庭的白痴》的目的是要证实，一个人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必要的文献，他就完全能够去了解任何人。
同萨特另外两部主要传记作品相比，《家庭的白痴》更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
《圣．热内》应该是萨特的得意之作，它透彻地阐释了萨特的自由观念。但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看，他对热内境况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热内是一个孤儿，被送到一个农家，而他一无所有。但在1925年左右发生的这一切仍然是偶然的。他一生的整个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热内，一个弃儿，在孤儿院，这都体现了20世纪特定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点没有在《圣热内》中充分表达出来。
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有两个。热内是一个活人，要对一个正活着的人进行充分的总体化，这是不可能的。辩证法既遵循年代顺序，同时也要采用以未来说明过去的逆溯方法。只有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的总体化才得以完成。再就是当时萨特对于辩证法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成熟，这也影响他对热内的深度把握。
《家庭的白痴》在研究福楼拜这个个体上是极为成功的。萨特把福楼拜完全作为一个个体同时又完全作为他那个时代的表现让读者去感受和理解。他阐明了个人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之间的遭遇冲突，说明在一定的时刻，一个个体在他那非常深入和熟悉的境况中，通过家庭，可以完成历史的任务。
萨特的自传《词语》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它与《家庭的白痴》之间有着渊源关系。萨特说，如果他不写《家庭的白痴》，他就不可能在《词语》中谈他要谈的东西。他开始写和后来重写这两部作品的时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家庭的白痴》（2）
但他写这两部作品所采用的方法和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在对福楼拜的研究中，萨特使用了情感同化法，也就是不让自己的好恶态度影响对人物的研究。他做到了这一点。而在《词语》中就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对自己不可能产生情感同化，因为他与自己的关系中总带有一点同情或厌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和价值判断。所以萨特说，《词语》并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实地反映他自己。《词语》也是小说，是他自以为真的小说。
这两者相同的是，它们的关注中心都是一个作家的神经官能症，或者说，一个人是如何因其神经官能症而成为作家的。不过一个是他人，一个是自己。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共通和相互启发的地方。
《家庭的白痴》在给我们如何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再现真实性方面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萨特在这部作品中抓住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总体化”。
我们关于人物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例如“福楼拜生于1821年”。这是一个客观社会事实，只要通过官方文件就可以证实它。另一种是例如福楼拜在给情妇写的许多信中都提到的一句话“艺术使我恐惧”。这也是客观的。但我们不能随意判断它就是真实的从而给这句话一种意义，除非我们能首先确定福楼拜一般来说和在这个例子中特别来说是真诚的。因此，这句话只有放在一个总体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又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并且创造这个总体。这种总体化的思想也就是萨特人学辩证法的精髓。
萨特在对个体的人的研究中还紧紧抓住了“体验”这个观念，它的重要性就像他的早期著作中的“意识”这个概念。个体的生活体验总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一定能够认识。它是一个精神生活辩证过程的总体，这个过程对其自身来说是不分明的，因为它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总体化，从而必定是一种不能认识到自身是什么的总体化。在多数情况下，对于生活体验的理解是很难得到确切的描述的。
萨特经常说，福楼拜不能认识自己同时又非常好地理解自己。他的意思是，一个人通过生活去体验，也就是说，生命在理解自身中存在，这并不需要任何知识，并不需要任何表述确定的显明意识。
《家庭的白痴》是一部严肃认真的研究著作，同时它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传记文学，一部真实的小说。萨特希望人们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读。因为它确实是讲述了一个人的修业故事，他的学业导致他的终生失败。这是一个富有悬念的故事，直到最后，才使“福楼拜是怎样成为他自己”的答案和谜底完全显现出来。
萨特写这部书时，每时每刻都在发挥想象，因此，也可以说《家庭的白痴》中的福楼拜是萨特想象中的福楼拜。但这种想象不但不与真实相矛盾，反而是其必备的条件。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探求总体化的过程，是使用严谨的辩证法还原福楼拜本来面目的过程。以想象为主体的作品当然是小说，但这是一部真实的小说。
与《词语》的刻意经营不同，《家庭的白痴》的风格朴实自然。作者信笔写来，不多修饰。即使有的地方出现讲究的文体，也是因为这里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需要用这种方式曲折尽意；而有时是有着50余年写作习惯的萨特在不经意间自然出现的妙笔。他这时认定，从根本上说，最好的作品总是在没有太多苦心经营的情况下写成的。这是一个对文学勘破和洞穿者的心态，也是一个在文学造诣上达到炉火纯青的作家的心态。
萨特那些政治上的左派朋友不太赞成他写福楼拜，他们多次建议他改写一部关于革命或平民的小说。萨特拒绝了，他没有这种愿望。在文学事业上面，他不会听命于任何人。但他又表示，如果他只有四、五十岁，他不会去写福楼拜，而会更多更好地在人民法庭上发言或为《我控诉》写稿。在1970年，他甚至还想写一个剧本。总之，他意识到自身的矛盾，而矛盾又总是伴随着他。
他在一个演讲中对此作了十分透彻的解说：
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吧，自1968年以来不再希望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知识分子通过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个作家的话──包括他最新的作品，都有那种被称作意识形态兴趣的东西。显然我总是向资产阶级提出质问，同他们辩驳，但事实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讲话，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着不难发现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过去17年我一直在研究福楼拜，这里没有对工人阶级的直接兴趣。我投入这个工作的程度是很深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经67岁了，50岁以后我就把精力投入到这上面，而且甚至在这之前我就想着这件事。于是福楼拜就把我束缚在我的资产阶级读者之中。通过他，我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只要我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我就仍然继续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但我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跟我的意识形态兴趣没有关系，当我从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古典意义上对自己提出质疑时，我认识到，虽然我不被带回到羊圈，却仍可得到“拯救”。当我对自己质疑时，当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高人一等的作家时，我发现自己是同那些为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人们在一起。我们有相同的兴趣和关注的东西。
因此，我要说的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我仍然为资产阶级写书，但我同希望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有着深切的共鸣。这些工人在1968年同资产阶级搏斗过；而今天他们是更严重压迫的受害者。就我现在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而言，我也必定会受到惩罚。就我在写关于福楼拜的书而言，我是资产阶级的不肖子孙，虽然我应该因此而得到拯救。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在政治水平上传达我感受到的已深深扎根的矛盾── 一种仅仅来自现实境况的矛盾。（“1972年在布鲁塞尔的演讲”）
萨特在很年轻时就构想过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生：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一个投身政治的老年时代。为什么到老年要投身政治？因为这时精力已经不济，在文学事业上难以再攀高峰；而社会地位和影响却达到顶点，他可以运用这一优势干自己想干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这正如一轮夕阳，它即将落土，但它仍然显示出一种特有的辉煌。从事政治活动的作家生涯既是他生命的衰落期又是其顶峰。萨特就在这样一种思绪中同时投身政治活动和从事写作。而《家庭的白痴》是他最后一部扛鼎之作。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1）
萨特最后10来年的生活，是在疾病的折磨中度过的；特别有七、八年时间，他的双眼几乎完全失明，失去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他的精神状态终于从病魔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到了晚年，他与人合作写书，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萨特精神的恢复，生命力的焕发，除了他自身的意志以外，他身旁那些女性的悉心照护和安慰，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写作是他生命的意义一样，女性也是他生命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甚至更为根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他长期患病期间，女性对他反而越来越好，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年轻女性。
一天，萨特向波伏瓦抱怨自己的工作时间太少。波伏瓦笑着说：“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士们太多了一点！”萨特的回答是：“但这对我是有益处的。”是的，同女性亲密相处，确实可以激发他对生活的巨大兴趣。萨特对波伏瓦说：“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招女人喜欢！”说这话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喜悦和满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现在视力太坏了，看不清她们的面容。
现在萨特在日常生活上常常要依靠他的女友们。一位年轻女性莉莲•西格尔曾问萨特：“依赖别人，这不让你恼火吗？” 她是萨特新近结识的女朋友，是一个左派活动分子，多次陪同萨特进行实际政治活动，包括一次险遭毒打的占领圣心教堂的愚蠢行动。莉莲还经常带他看病、帮他搬家，平时常常请萨特同她一些喝咖啡。
萨特微笑着回答：“不，这甚至让我觉得有点愉快！”依赖女性和依赖男性，在萨特看来，这是有根本不同的。
“是因为被人宠爱吗？”
“是的。”
“因为你觉得我们爱你？”
“噢，我早就知道这个了！而这让人高兴！”
在晚年，波伏瓦仍然是萨特最为重要的女性。在他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波伏瓦担当起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工作和责任。照料也要理解，真正理解萨特的女性，应该只有波伏瓦。她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给予鼓励和安慰，时时刻刻为他担惊受怕，常常因为他的病情恶化和精神状态不佳而以泪洗面，夜不能寐。
1974年的一天上午，波伏瓦把萨特要吃的药递过去，萨特对她说：“你真是一个好妻子！”这话让波伏瓦感到十分惊讶：以前萨特是从来不说这类话的，他讨厌结婚，当然不会有妻子，也没有妻子、丈夫这样的概念。实际上这反映了萨特的真实心情：他觉得波伏瓦就像一个妻子对待病中的丈夫那样照料他，虽然他俩没有任何名分。
1975年萨特和波伏瓦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记者问萨特：“你如何描述你和波伏瓦45年的关系？”萨特回答：“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中所能有的一种感情。”波伏瓦则对萨特说：“好，谢谢你。不结婚也没什么关系。”在《70岁自画像》中，萨特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而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在波伏瓦之后，在萨特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养女阿莱特。除了波伏瓦，经常照护萨特的就是阿莱特。虽然波伏瓦对阿莱特的看法不怎么样，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是如实记录了阿莱特照料萨特的情况。看来萨特并没有白认这个女儿。
萨特的最后10来年，他同女性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有规律了。从他的时间安排上，可以看出她们各自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和亲密关系的程度。长期同萨特有着亲密关系的女性有４位：波伏瓦、万达、米歇尔和阿莱特。米歇尔和她的丈夫波里斯•维恩在战后不久同萨特认识，他们都很喜欢萨特的作品。维恩本来是学机械的，后来一边写作一边演奏小号。萨特和米歇尔产生恋情大约在1945年底。那时米歇尔和丈夫的关系虽然不好，两人还没有分手，萨特和她的关系是秘密的。1952年米歇尔离婚，萨特和她开始公开在一起。
米歇尔一头金色长发，脸上总是带着愉快的笑容，性情活泼开朗，同时在行为举止又相当谨慎得体；她很有知识，而且懂音乐，还很喜欢诗歌。实际上萨特同米歇尔的爱情关系，就像同万达一样，自他们结识起一直持续到萨特一生。米歇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活动能力，同时她对萨特与其他女人的恋爱关系并不嫉妒，这使她和萨特的亲密关系能够持久。相对来说，萨特同她相处的时间要少一些，特别是在后期度假的时候。不过米歇尔似乎并不在意这个。
平时每个星期，大约有5个晚上萨特是同波伏瓦一起度过的；有两个晚上是同阿莱特在一起。对于万达和米歇尔，他只是定期分别去看她们。到了假期，萨特同这些女性相处也很有规律。他先是同阿莱特一起过３个星期，然后有两星期是同万达度过，其余所有的时间（大约一两个月）是在罗马同波伏瓦一起度过。现在他一般不再同米歇尔一起外出度假。这样一种生活规律一直保持到萨特去世。
1973年暑假结束回到巴黎后，萨特搬了家，住的地方比原先大，有一个大书房和两间卧室。萨特睡的那间窗户朝着花园，另一间可供别的人睡。这样，当他病得较重时，晚上就可以留人住另一个房间来照护他。实际上，到这里来住着照护的，常常是波伏瓦和阿莱特，她俩轮流照料他。
1975年有段时间萨特病得很厉害，不能出门吃饭。于是由他的女友们轮流给他送饭。午饭的安排：星期天是波伏瓦的养女西尔薇；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尔；星期四是莉莲；其余三天是阿莱特。每天的晚饭则由波伏瓦带去，晚上她就在住在那里照护他。从这个安排上也可以看出萨特同他身旁的女友关系的亲密程度。
从有关资料看，万达似乎从来没有给萨特送过饭，也没有到萨特这里来照料他。来倒是来过，但不是照护，而只是来看一看。但这并非说萨特同她的关系不密切，也许是万达的生性如此，习惯于别人照料而不习惯于照料别人。萨特可能也习惯于她的习惯，从来不对她作这样的要求。显然，在同萨特的关系上，万达是一个被照料者而不是一个照料者。
一段时间，由于萨特病得厉害，波伏瓦和阿莱特每天轮流到萨特那里睡，以便照料他。但每到星期六，万达要来萨特这里呆到晚上11点。等她走了以后，波伏瓦或阿莱特再去萨特那里就太晚了，很不方便。于是米歇尔提了一个建议：万达走后由她去萨特那里（大概她那儿离萨特近），晚上由她来照护萨特。这种安排对大家都方便，她的意见被采纳。
一个星期天，波伏瓦同萨特一起吃午饭时，发现他出现反常情况：好象完全睡着了。晚上9点，萨特的病情加重，波伏瓦拨了急救中心的电话。医生检查出萨特的血压很高，经过询问，这才知道他头一天晚上曾大量喝酒，病就是这样引发的。原来米歇尔星期六晚上来萨特这里时，给他带了一瓶威士忌，他一次就喝了半瓶。波伏瓦得知这个情况十分生气，打电话给米歇尔，叫她以后星期六晚上不要再来萨特这里了。
过了几天，米歇尔见到萨特时，解释了自己让他大量喝酒的原因：“我是想帮助你愉快地死去，我以为这是你所希望的！”这真是一个古怪的想法。但这到底是不是萨特所希望的呢？在丧失阅读和写作能力以后，萨特确实一度十分绝望，想到要自行了断，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他也在对自己的这种绝望情绪作抗争，要继续生存下去。这两种倾向互相冲突。米歇尔的想法虽然显得十分荒诞，也是出于一种爱心。她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着她对萨特的爱。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2）
在生命的最后一些年，萨特有了一些新的女朋友。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莉莲，还有一个希腊姑娘梅琳娜。萨特是1973年在巴黎同她认识的。她也是学哲学的，写了一篇关于萨特的文章。梅琳娜具有那种希腊女性的美，萨特很喜欢她，常常去看她。这是萨特遭受病痛折磨最厉害的一年，同梅琳娜的交往想必给病痛之中的萨特带来莫大的安慰。
梅琳娜年轻美丽，精神上却有些毛病。大约在他们交往一年后，她出现精神失常症状，一次在大街上大闹了一通，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检查说，梅琳娜的症状是一种妄想狂。萨特和波伏瓦到精神病院去看她，波伏瓦在大厅等着，萨特去了房间。这时梅琳娜仍然处于病态的妄想之中，她头发散乱，脸庞消瘦，穿着医院发的白大褂，跟我们在电影里看见的疯女人的形象一模一样。
在她的妄想中，是萨特把她关进精神病院的，因此嚷嚷着要萨特放她出去。萨特为自己作了辩解。梅琳娜根本不相信，反而说：“你一定也把阿尔都塞关起来了！”阿尔都塞也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她曾在索尔本听过他的演讲，不久前这位哲学家因为精神失常而被送进医院。梅琳娜由此引起联想。不久梅琳娜被她父亲接回希腊，萨特心中十分难过，他对波伏瓦说：“我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１９７５年８月，萨特和波伏瓦前往雅典度假。而此前他俩每年都是去罗马。这次为梅琳娜破了例，萨特要去看她。现在她的病已经好了，在雅典大学当助教。他们发现她比过去胖了一些，这是长期吃药的结果。她的性情也有些改变，表现得比较沉默，而以前她是十分喜欢说话的。但她仍然很美，萨特仍然深深喜爱她。
１９７６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后，接着飞往雅典，在那里呆了一星期，为的是再次见到梅琳娜。白天萨特同波伏瓦在一起，晚上他同梅琳娜一起度过。这一年年底，梅琳娜来巴黎住了一星期，萨特常常去看她。这时萨特见到她的快乐比在雅典时少了一些。，他觉得她有些“空”，但仍然对她充满感情。
梅琳娜工作的雅典大学，通过她向萨特发出作演讲的邀请，萨特同意了，这完全是看在梅琳娜的面子上。1977年2月，萨特在雅典大学作了一个题为“什么是哲学”的演讲。原定为800人参加的学校会堂坐了1500人。萨特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激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听众反应热烈。他在雅典呆了一个星期。
萨特度完复活节后回到巴黎，这时梅琳娜也来到巴黎，他又开始较多地同她见面。他对波伏瓦说：“同她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好象才35岁。”波伏瓦相信这一点，相信同年轻女性交往有助于恢复他生命的活力，因此衷心希望他继续与年轻女性交往。这时波伏瓦的心态早已超出了男女性爱的限度，只是一心一意为了萨特能过得好。
这一年在罗马度假时，萨特对梅琳娜的态度有了改变：他不再希望她来罗马看他，也不想如原先打算的那样去雅典看她。他将给她这一年在巴黎的生活费，因为他答应过这事，但他不想再见到她。他对波伏瓦说：“她太追求自己的利益了，没有意思。她对我不再意味着什么。”
度完假萨特回到巴黎，不久梅琳娜也来到巴黎。萨特对她说：“我对你仍然有一些感情，但我现在不爱你了。”梅琳娜哭了起来。不过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还去看她一次。有关资料没有详细说明他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萨特为什么会有对方“太追求自己利益”的印象。也许梅琳娜有点像30年前的多洛丽丝，提出了什么萨特无法接受的要求；也许是由于现在他的头脑中往往容易冒出一些奇思怪想（正如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所说），因此作出这种评价并没有什么理由。
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同他交往的女性中，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弗朗索瓦兹•萨冈。萨冈生于1935年6月21日，与萨特是同月同日生，比他整整小30岁，而且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1978年，萨冈在报刊上发表了《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
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萨冈同萨特有过几次交往，并不是他俩单独在一起，而是有波伏瓦和萨冈的丈夫在场，大家一起吃顿饭，大概属于一般性的社会交际活动。萨冈对这些场合的评价是“有些拘束的会餐”。可能对萨特来说，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同萨冈的会面，也很简略。她的印象是，同萨冈总是说不到一块去，好象萨冈故意不让彼此可以理解似的。
萨冈还记得，有几次她和萨特偶然遇见了，两人都装着没看见对方。从萨特这边说，大概是对萨冈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想搭讪；而从萨冈这边说，是怯于主动接触。还有一次，萨冈和萨特同一个企业家一起吃了顿饭，这个企业家有些迷恋萨冈，表示愿意资助萨特办一个左派杂志，萨冈起着一个居中介绍的作用。但这个企业家是个说大话使小钱的角色，这事无果而终。萨特后来也就一笑了之。
此后大约有２０年，萨冈没有见到萨特。她的心中，是一直对萨特充满着崇敬甚至是爱的感情。按照她信中所说，她在１５岁时就想写这封信了，而实际上写出来，是在将近30年后。这时她听说萨特双目失明，不能写作，于是就写了这封信，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及对他的安慰。萨冈的信中说：
如果说作为作家有不少人令我崇拜，那么作为人而让我崇拜的，只有您一个。15岁，这是智慧而认真的年龄，也是既无明确野心而又不肯退让的年龄，我15岁时您作出的一切承诺，现在都兑现了：您写出了同时代人中最有智慧和正气的书，您甚至还写了法国文学中最有灿烂才华的书——《词语》。与此同时，您一直俯首援救弱者和受欺侮的人；您相信过一些人、一些事业、一些普遍原则，有时您跟众人一样会弄错；但是，与众人不同的是，每一次您都能坦率承认自己弄错了。您坚决拒绝荣誉带给您的一切精神光环和物质收入，当您手头十分匮乏时却拒绝了所谓荣耀的诺贝尔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您三次遭到塑性炸弹袭击，被抛到街上，连眉头也没皱一皱。您曾迫使剧院经理接受一些您喜欢的女人担任戏剧角色，虽然这些角色对她们并不一定适合，以此很有气魄地表明，对您来说，爱情可以成为“荣耀的辉煌丧服”。
总之，您爱过，写作过，分担过别人的不幸，给了他们您可能给予的一切，而那都是些十分重要的东西；同时，对于别人奉献给您的那些有份量的东西，你却拒绝接受。您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男子汉，您从不认为一个作家有才华就可以容许他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弱点存在；也从不认为一个人有了创作的幸福就可以小视或忽视他周围的人、别的人、所有其他的人。您甚至从不认为，一个人由于有才华，由于好心而办了错事，错误就变成合理的事情。
事实上您从没有拿作家这块易碎的名招牌和作家才华这柄双刃剑来保护自己，您从没有象那喀索斯那样自我陶醉；而自我陶醉、好为人师和甘做当权者奴仆是我们时代作家仅有的三个角色。您没有象许多人那样，怡然自得，无端鼓噪，让这柄双刃剑刺伤；恰恰相反，您说过，这柄剑在您手中并不太沉，非常有用，十分灵便，您很喜爱它并挥舞着它，把它交给那些受迫害的人、您心目中真正的受害者，他们既不会写，也不会自我辩护，又不会自我防卫，有时甚至连抱怨也不会。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3）
您不要求公正，因为您不想审判别人。您不侈谈荣誉，因为您不想得到荣誉。您甚至根本不提慷慨，因为您不知道自己就是慷慨的化身，您是我们时代唯一公正的人，唯一有资格获得慷慨荣誉的人:毫不停息地工作；把一切给予他人；生活既不奢华也不清苦；无所顾忌但也不要任何娱乐性聚会，而招人非议的写作聚会除外。您享受爱情也奉献爱情；诱惑别人同时准备受人诱惑；您超越了自己的各位朋友，以速度、智慧和光芒超越他们，但您不断回头转向他们，不让他们看出您胜过他们一头。您往往宁可受人利用和捉弄，也不愿意对人冷漠；宁可失望而不愿没有希望。您从来都不愿做他人的榜样，然而您的生活是那样地堪为他人楷模！
听说您现在双眼失明，不能写作，想必有时也会非常痛苦。20年来我到过许多地方，不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挪威，不论是外省还是巴黎，所到之处，我遇到的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在谈论您时无不流露出跟我现在一样的钦佩、信任和感激之情。获悉这些情况，您或许会感到高兴，或许还不只是高兴吧！
这个世纪充满疯狂，毫无人道，而且腐朽透顶。而您不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富有智慧、温柔体贴和廉洁纯净的。祝愿您永远得到人们的感激！
萨特收到这信时已经无法亲自读它，不得不让别人读给他听，听后当然是很感动的。他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从15岁起就暗恋自己的女性。于是他托人带话，要求与萨冈见面，而公开发表这封情书，大概是在同一时间。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约定在埃德加•基内大街，他俩去了丁香小园圃餐馆。一路上由于萨特视力不佳，平衡感也很差，萨冈一直牵着他的手以防他摔倒。第一次同萨特单独接触，她心情有些紧张，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到了餐馆后，萨冈形容餐馆的老板“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他俩面前跑来跑去”，原因是他俩在一起的形象太稀奇古怪了。我的分析可能是他们认出萨特来，对这位名人的光临感到荣幸同时也有一点不安。
萨冈原以为，萨特是出于客气而邀请她吃这顿饭，不曾料想萨特愿意经常同她交往。以后差不多每隔10天他俩就在一起单独吃顿饭。每次都是萨冈先去找萨特，而萨特已经穿好衣服——一件带帽粗呢大衣——在门口等着。现在他俩去巴黎14区的一些较为隐蔽的饭店，以免被别人认出来，干扰他俩单独在一起。
萨冈说，她和萨特在一起吃饭时，从来没有对他的进食方式感到吃惊或难以忍受。萨特用叉子取食物时是有些摸摸索素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痴呆者的动作，而只是一个盲人的动作。因此她对有些人以难过或轻蔑的口气谈论萨特这一时期的进食方式感到气愤。而萨冈在同萨特相处时从未感到这些外在的东西，因为她被他那欢快、坚强而雄浑的声音和自由的谈吐所吸引。萨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说：“我想念他，我喜欢牵着他的手而让他牵着我的思想。我爱做他叫我做的事情而毫不在乎他那盲人的笨拙，我佩服他在失去热爱的文学之后能继续活下去。我喜欢登上他住所的电梯，帮他乘车兜风，为他切肉，尽力使我们在一起的两三个小时过得快活，我喜欢给他沏茶，偷偷带给他苏格兰威士忌，同他一起听音乐。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听他讲话。”看来萨特最能打动女性的，还是他的谈话；已经到了暮年的萨特，这种语言的诱惑力依然不减当年。
而萨特也很高兴他们的会面，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什么都谈，但不涉及他俩都认识的人。萨特说，这种聊天的方式就像两个在火车站偶然相遇的旅客，他觉得这样很好。萨特十分珍视萨冈对他的感情。一天他对她说，他本来想让人再读一遍她的“情书”，以便回味她对他的所有称赞，又怕别人笑话。于是萨冈花了整整3个小时，反复朗读录制了这个“情书”，把自己对他的感情全部放进一盘磁带里。她还在磁带上贴了块胶布作记号，以便萨特摸索着能够找到它。萨特把这盘磁带珍藏起来。后来他对萨冈说，在自己情绪消沉的时候，在夜晚，他会独自一人听听这段录音。萨冈说，也许他是真的听了，也许只是这样说说；不管怎样，她都是高兴的。
萨特晚年仍然保持着他的幽默，当萨冈不停地忙活着，往他的碟子里放吃的东西时，他说：“你给我切的牛排开始变大了，是不是对我没有敬意了？”说着笑了起来。他还对萨冈说：“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不是吗？这很好，聪明的人总是很善良的。我只遇到过一个聪明却很恶毒的人，但那是个鸡奸者，生活在孤独之中。”
萨特还向萨冈坦率承认：“你知道，当我失明并且意识到不能再写作时（我50年来每天写作10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我明白一切对我来说都已完结的时候，我受到很大打击，我甚至想到过自杀。”好象又怕这话吓着了萨冈，他接着说：“后来我根本没试过。你看，我的一生都是那么幸福；我过去是，一直到失明以前仍然是一个因幸福而生活的男子，我不会突然改变我的角色。我像以往一样继续感到幸福。”在萨特讲述这些时，萨冈觉得自己听到了他没有说出来的声音，隐藏在这些话后面的话，那就是：有些想法是必须埋藏在心中的，以免他的女朋友伤心。
萨特去世后，萨冈写了回忆文章，情深意切；在结尾处她说：“对于他的死，我永远不会平静。因为有的时候，面对着‘该怎么做’、‘该怎么想’的问题，只有这个突然离去的人能够告诉我，我相信的只有他一个人。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我生于1935年6月21日，但我根本不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他再活30年。”
也许这不仅仅是萨冈的声音，而是所有爱萨特也为他所爱的女人的声音。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最后的日子（1）
这一时期，萨特不断地同女性形成亲密关系，而他新结识并建立起亲密关系的男性却屈指可数，实际上，大概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皮埃尔•维克多。维克多是化名，他的真名叫贝利•列维，是一个犹太人，国籍在埃及。维克多曾在巴黎高师攻读哲学。1968年5五月风暴后，维克多建立了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人民事业报》就是这个组织创办的。他就是那个找萨特出任挂名主编的人。
6年以后，萨特在同维克多的一次谈话中回忆了他俩首次见面的情景以及他对维克多的印象。
萨特：1970年春，我同你一起吃过一次午饭。
维克多：你当时想，你将要会面的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萨特：我猜想，你可能是像有钱的阿飞那一类希奇古怪的角色。要同你见面的那个上午，我充满了好奇心，因为人们对我说，你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维克多：你看到我时，觉得我是……
萨特：我见到你，你立即讨得我的喜欢；在我看来，你显得比我以前遇到的大多数政治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都要聪明得多、自由得多。我非常看重这一点：你不反对谈谈政治色彩较少的话题。简而言之，你愿意超越谈话的主题，这是我同女性谈话时特别喜欢的地方——谈谈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在男人之间时很少有的。
维克多：你一点也不把我当成一个组织的头头，也一点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萨特：你毕竟还是一个男人；但你有些女性特征。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维克多：从什么时候起你对我们之间进行理论上的重大讨论有了兴趣？
萨特：这种兴趣是逐渐产生的。我同你的关系有一个逐渐的变化。我们之间有真正的自由——把一个人的立场置于危险之境的自由。
在他俩见面之初，萨特就不是把他看成通常的那种男性，而是将他看作与女性相似的人。有论者据此推断萨特和维克多之间有一种同性恋关系。我的看法是，这要看对“同性恋”作何种理解。如果理解成在性的方面特别是肉体方面有要求或欲望的同性恋，那么不能说他俩有这种关系。如果是指萨特对维克多在感情方面有一种类似对待女性的态度，那么确实可以说，萨特对这个年轻男性的态度有一种同性恋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