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般的男性，萨特通常是不会这样认真对待的，即使是进行正二八经的理论探讨。他说，他是非常厌烦男性之间所谓的思想交流，而且根本不记得有什么谈论对于他是有用的。所以他对那些不得不进行的讨论只是敷衍了事，而对维克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萨特和维克多的交往是频繁的。大约每个星期维克多来看他一两次，他也去看维克多一两次，而且他们单独在一起。“无产阶级左派”被取缔后，维克多不再是什么头头，而是单独的一个人。这样他俩的交往更多一些个人的因素。
到了1973年底，萨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看书写字，平时由波伏瓦读书给他听，但这样一来她自己就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为了让她解脱出来，也为了让维克多有一份工作，萨特决定让维克多当他的秘书。原先的秘书还是他的日常事务秘书，维克多只是给他读书和协助他工作。这样一来，维克多同萨特相处的时间就更多了。
1974年9月，萨特给法国总统德斯坦写信，要求给予贝利•列维（也就是皮埃尔•维克多）法国国籍。德斯坦一向对萨特十分尊重，这次也亲自于9月30日回信，答应很快解决。不久维克多的国籍问题解决了，萨特给德斯坦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有关材料虽然没有说这件事的起因是怎样的，据我的推测，恐怕应该是维克多提出这一要求或至少是向萨特暗示这一问题。就萨特的本性来说，不愿意同官方打任何交道，更不用说去求对方什么了，但为自己喜爱的人，他却愿意做任何事，包括自己平素不喜欢做的事。
维克多现在已经成了萨特的亲密朋友。可以说，自尼赞以来，还没有哪个男性能像维克多这样获得萨特如此的喜爱、信任和推重。一般地说，萨特对于成年男性是厌恶的，包括对于成年的自己──由此曾引发他在1935年开始的那场精神危机。他在与几乎所有的男性同事和朋友交往时，都保持着相当的心理距离，现在对维克多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萨特接触他时不但没有这种厌恶感，反而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所喜欢的女性特征，这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吧！
从1975年夏天开始，萨特同维克多合写一本书，书名为《权力与自由》。萨特说：“这是我生命将要终结之时想要完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是我搞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书是在萨特和维克多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录音和整理，最后成书。在萨特看来，采用这种新的形式，不仅是要适应他的眼睛失明、不能动笔写作的新情况，更含有一种意义：产生出一种复数思想来，即不是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而是两人共同创造、同时形成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了两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时精神上的联系。
波伏瓦对于萨特和维克多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她对萨特同女性的关系都不在意，当然更不会在意他同一个年轻的男性的亲密友谊了。对于萨特要对方当秘书一事也是支持的，因为这可以减轻她的一些工作负担。后来维克多参加《现代》编辑部的工作，他跟萨特的其他同事和朋友也有了较多接触。
维克多原先是一个小组织的头头，喜欢揽事，有较强烈的领袖欲。具有这种性格和气质的人，时间长了，即使不与萨特发生冲突，也会同其他人产生矛盾。而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78年。这一年2月，萨特在维克多的陪同下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回来后维克多就此写了一篇文章，他读给萨特听后，征得萨特同意，署上两个人的名，送给《新观察家》杂志发表。 文章发表前，博斯特读到它，觉得写得差极了，立即打电话给波伏瓦。他十分激动地说：“这篇东西写得太糟了，大家都为它感到吃惊，得说服萨特把它收回来！”波伏瓦将这篇文章找来看，发现确实写得很差劲，一点也不像萨特平时写的东西。于是她向萨特转达了博斯特的建议。
萨特同意将文章撤回，他对这种事情一向是不很在乎的，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因此也没有对维克多讲。过了几天，波伏瓦向维克多谈到这事。维克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指责她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认为自己受到极大的冒犯。波伏瓦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现代》编辑部在波伏瓦房间开会，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就这篇文章的事情又同编辑部的人大吵了一通。编辑部的几个同事都认为它糟透了，本来就不应该拿去发表。而维克多则怒不可遏，对他们出言不逊，最后达到谩骂的地步，甚至连波伏瓦一起骂上了，说他们都是死尸，并宣称他从此再也不参加编辑部的会议了。
在这以后，维克多不再跟波伏瓦说话，而波伏瓦也避免在萨特的寓所里见到他。萨特后来也知道维克多同波伏瓦以及《现代》同事的矛盾，但他无力改变这种局面。虽然对于出现这种情况十分惋惜，但他不可能为了一方而牺牲同另一方的关系。
以波伏瓦为代表的长期亲密关系是萨特不可能放弃或疏远的，他们是他生命的见证。而维克多同他的密切关系也是他必不可少的，特别在他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之后。在萨特看来，维克多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的延续。他在《70岁自画像》中说：“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皮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
萨特想做的只是，让这两股矛盾冲突的力量相安无事。然而结果却是，他不仅自己也卷了进去，最后竟因此而加速自己的死亡。这恐怕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也不愿意出现的情况。
萨特仍在同维克多进行他们的合作写书的工作。由于同维克多的关系已经破裂，波伏瓦无法具体了解这一工作进展情况和双方谈话的内容。直到1980年3月，波伏瓦发现萨特情绪有些反常，常常饮酒过量，醉得一塌糊涂。她猜测他在同维克多的工作中碰到麻烦了，因此借酒浇愁。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最后的日子（2）
不久发现的情况使波伏瓦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萨特同维克多最近的一次谈话即将发表在《新观察家》上，而其内容波伏瓦是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才读到。这个谈话署名为萨特和贝利•列维。波伏瓦读后震惊异常：她觉得这跟萨特以前说的“复数思想”完全不相干；它根本不是两个人平等交流合作的产物，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逼供”。在这个对话中，维克多居高临下，口气傲慢不逊。他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是一连许多天不停地同萨特争辩；到最后，萨特对争论厌倦了，终于放弃自己的思想，作出让步；这样，他是借萨特之口来说出自己的思想。
《现代》编辑部所有读到这个谈话的同事和朋友都跟波伏瓦一样感到震惊和厌恶。于是波伏瓦向萨特表达了自己看法，并转达了《现代》全体成员的意见，不同意他发表这篇谈话。这个情况几乎是1978年投稿事件的重演，但萨特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他不但没有听取波伏瓦和大家的意见，反而更加坚持要发表这个谈话，而且要尽快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特一向是不受任何人影响的，特别是不受任何男性的影响。为什么这次出现了例外？波伏瓦后来对此作了分析。
首先，萨特在生活中是着眼于未来，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现在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受限于目前，他认为自己实际上已经死了。他的老衰、疾病、近乎失明使他无法看到未来。于是，他就求助于一个替身──维克多，一个左派战士和哲学家，一个萨特梦想实现的和竭力去帮助其存在的新知识分子。对他来说，怀疑维克多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生命的延续，而这种延续比相信未来一代人对他的赞扬更为重要。这样，尽管有种种保留，他还是让自己相信维克多，他不得不相信维克多。
实际上萨特在内心深处对维克多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保留看法，我们不得而知。据萨冈回忆，萨特曾在她面前表达了对于男性的厌恶，而且是一些比他年轻的男性。他们曾经年轻，曾是一些男孩，而他们称他为父亲。但萨特不愿意同他们多接触。萨特抱怨说：“唉，他们真让人感到厌倦！广岛是我的错……斯大林是我的错，他们的野心是我的错，他们干的蠢事也是我的错……”那么在他所说的年轻男性中，是否也包括维克多呢？
其次，萨特现在已经不能进行十分健全的思想。他还在思想，但不再具有什么创造性，而且思考得很慢。而维克多口舌如簧，他让萨特不知所对。当萨特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时，他并不给萨特这样的机会。最关键的是萨特再不能阅读了。由于不能静下心来独自阅读，就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仅仅凭借浮光掠影地听人朗读，是无法对听到的东西作出中肯评价的。这一点其实萨特自己在70岁时的谈话中已经讲到了；他还说，只有在一边听朗读一边同波伏瓦商榷的情况下才能对所读的东西提出批判性的意见。而现在他只能通过耳朵来判断作品，能够让他仍然具有批判能力的波伏瓦又不在现场，这就使他的思考能力大打折扣，而维克多可以乘虚而入了。
波伏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她将这一现象称为“对一个老人的拐骗”。在我看来，她所分析的情况得以发生，还应建立在一个更为基本的情况上：萨特对维克多的特殊喜爱。维克多作为唯一的例外，作为女性化的男性，一旦获得萨特的喜爱和信任，他在萨特心目中的地位不会低于波伏瓦。波伏瓦可以说是唯一男性化的女性。这里所谓男性化，是指她在智力和思想上具有堪与萨特匹敌的水平，这在女性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与维克多相比，波伏瓦有一个劣势：年龄。所以萨特说，从能够继续他的思想和事业的角度看，维克多是唯一让他满意的人。波伏瓦曾经说，多洛丽丝是唯一让她害怕的女人。她没有想到，这里还藏着一个唯一让她害怕的男人。
萨特决定尽快发表这个谈话后，心情十分不好。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违背波伏瓦的意见而发表自己的东西。自两人结识以来，萨特和波伏瓦总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没有对方的同意，不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次却破了例，在她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东西；这对波伏瓦可能没什么，她能够原谅他，而萨特自己恐怕是耿耿于怀，作出这个决定后又有些后悔。
3月10日和17日，《新观察家》先后发表了这个谈话的前两部分。19日晚，临睡前萨特问波伏瓦：“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波伏瓦说没有。这是实际情况。萨特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他本来希望有人会表态支持他的做法，这样他心里会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5点，萨特的病开始大发作，喘不过气来，他连摸到隔壁敲波伏瓦房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9点，波伏瓦去他房间喊他起床，才看到他气喘吁吁、几乎不能说话的样子。她大惊失色，马上打电话请来附近的医生。医生看了一下就立即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过了5分钟急救站的人来了，为萨特放了血，打了一针，治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然后他被安放在一个带轮子的担架上，推过长长的走廊，一个医生在他的头上方举着氧气袋为他输氧。他们把他带进电梯，送进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谁都没有想到，萨特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下午波伏瓦去看萨特，她心里有些紧张和害怕，就叫了普隆一起去。萨特住在特别护理病房，现在他的呼吸已经正常了，只是有些昏昏欲睡。第二天波伏瓦再去医院，医生告诉她，萨特有肺水肿，并发高烧。他不停地说胡话。
以后几天，萨特的烧慢慢退了，不再说胡话，但身体十分虚弱。不过他的精神看来还好。萨特似乎并不以为自己的病有多严重，盼望着能尽快出院。他还想着复活节去贝尔伊莱度假的事情。他说：“是的，我很想去那儿。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指的是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应。这说明萨特对谈话事件仍然耿耿于怀。这个事情的刺激，显然是他发病的一个原因。
不久萨特又住进了特别护理病房，他的病情仍然十分严重。但萨特自己并不觉得。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幸好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我很想去一个小岛。”
一天，波伏瓦照常去看望萨特，当中她离开了一会儿，为的是让别的探望者可以进来──医院规定，一次萨特只能见一人──她在候诊室坐下。突然，她听到两位医生在谈萨特的病，用了“尿毒症”这样的字眼。于是她明白萨特是没有希望了。她控制不住自己，猛地一下哭了起来，扑到医生身上：“请你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让他精神不安，不要让他有任何痛苦！”
“夫人，我答应你，”医生沉重地说。当波伏瓦要回萨特病房时，他又喊住她，在走廊里郑重地对她说：“我想让你知道，我答应的事情不只是说说，我会做到的。”
这时萨特已经开始长褥疮，膀胱功能很差，他很少下床，下床时后面拖着一个装满尿的小袋子。他的肾因为没有血液循环，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要挽救肾就得动一次手术，但他的身体已经无力承受；即使可以动手术，这种血液循环的缺乏会转移到大脑，使它老衰。于是医生认为只有一种可能：让他安宁地死去。
以后这些天萨特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除了每天早上敷裹褥疮时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外。他睡的时间很长，但对波伏瓦说话时，神智还是清楚的。一天普隆来看他，他请普隆为自己倒一杯水，还高兴地说：“下次我们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处喝威士忌！”看来他对自己的痊愈仍然抱着某种希望。
但最后那两天，他似乎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波伏瓦去看他时，他闭着眼，握着她的手腕说：“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4月14日，波伏瓦去时他还睡着，醒来时他说了些不连贯的话语，没有睁开眼，而做了一个把嘴唇给波伏瓦的动作，波伏瓦吻了他的嘴和脸。萨特又睡过去了。这些言语和举动对萨特来说都是异乎寻常的，是他以前很少有过的。他在用这种方式向波伏瓦告别。
第二天上午，波伏瓦像往常那样打电话问萨特的情况，护士的回答有些犹疑，波伏瓦立即赶去医院。萨特好象是睡着了，但直出粗气，显然是处于昏迷之中。护士说他头一天晚上就一直是这样。波伏瓦在他身边守到下午6点，阿莱特来接替她。她嘱咐阿莱特有事打电话。 晚上９点，电话铃响了。阿莱特说：“完了！”波伏瓦急忙赶去，萨特已经停止了呼吸。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1）
萨特就这样去世了。他永远停止了呼吸，也永远停止了思考。虽然从外表看，他好象只是睡着了，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西尔薇代波伏瓦通知了萨特最亲密的几个朋友，《现代》编辑部的同事：郎兹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了来。医生允许他们在萨特的房间呆到第二天早晨５点。波伏瓦让西尔薇拿些威士忌来，他们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他早年的生活、他们该做些什么。
早在1971年底萨特就谈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从简，他要求火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而希望另葬一地。最后，他希望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为他送葬。他们应该按萨特的遗愿来安排他的丧葬，决定先暂时把他葬在蒙巴拉斯公墓，葬礼完毕后再把他送到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然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蒙巴拉斯公墓安放在一个永久性的墓中。
正当他们商讨这些事情时，记者们已经获得消息，拥到这栋楼房的周围。博斯特和郎兹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藏了起来，但没有设法再溜进来。最后波伏瓦要求留下同萨特单独呆一会儿。她想挨着他躺在被单下面，但一个护士阻止了她：“不行。注意……坏疽！”原来萨特背上的褥疮，实际上是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生的坏疽。波伏瓦在被单上躺了一会儿。恍惚之间，她觉得萨特并没有真正死去，他只是睡着了。5点到了，护士们走了进来，她们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在萨特身上，把他带走了。
以后几天，波伏瓦先是在郎兹曼家，然后在西尔薇那里度过，一来是分散因萨特去世而感受的孤单和痛苦，二来是躲避电话和记者的骚扰。波伏瓦的妹妹波佩蒂也专程由阿尔萨斯赶来陪伴姐姐。波伏瓦翻阅着报纸，那上面有对萨特逝世的报道。此外还有大量的电报。
郎兹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萨特的丧葬事宜。葬礼原定于4月18日，后来推迟到19日，以便有更多的人参加。德斯坦总统表示，他知道萨特不希望为自己举行国葬，但他可以提供萨特的安葬费用。波伏瓦他们拒绝了这个好意，而德斯坦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4月18日，波伏瓦来到医院的前厅，想在萨特安葬前最后看一看他。萨特被放进棺材，穿的是他去歌剧院时常穿的那套衣服，这是波伏瓦房间唯一的一套萨特的衣服，西尔薇不愿到萨特房间去找别的衣服，就拿了这一套。萨特面部表情安详，就像在熟睡一般。
出殡的那天，一大早，波伏瓦和一些朋友又来到这里。人们已经给萨特作了殡葬准备。他的脸没有遮盖。在波伏瓦的要求下，一位带相机的朋友给萨特拍了几张照片。又过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翻过床单盖住了萨特的脸，关上灵柩，把它带走了。
波伏瓦、她的妹妹波佩蒂和阿莱特上了灵柩车。前面有一辆小汽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花束和花圈，还有一辆巴士载着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灵柩车后面是巨大的人流，大约有5万多人，多数是青年，他们是自发地为萨特送葬的。这正是萨特所希望的浩大场面！
路上波伏瓦听到敲击车窗玻璃的声音，这是一些偷拍照者把镜头对着窗户想拍照。《现代》编辑部的同事和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立即手挽着手，在灵柩车后形成一道屏障，来保护波伏瓦她们。在送葬过程中，人们群情激昂，但是秩序井然。郎兹曼感叹地说：“这是1968年5月运动以来最后一次游行了！”
波伏瓦默默对自己说：“这确实是萨特所希望的葬礼，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年轻时萨特写过一个幽默讽刺剧，剧名就是“我有一个好葬礼”，说的是一个人死了后，在街角处看到给自己送葬的队伍。也许在冥冥之中，萨特也看到了自己壮观的葬礼？
蒙巴拉斯公墓到了。当波伏瓦走出灵柩车时，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波伏瓦有些站立不住，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个打开的墓旁。这时她的心中一片空白，只是模模糊糊看到人们登上围墙，登上坟墓，密密麻麻，一望无边。
当波伏瓦站起来要回到车上去时，人群是这样拥挤，虽然只有10米远，她几乎无法走过去。她感到十分虚弱，恐怕自己支持不住，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倒下去！”安葬了萨特后，波伏瓦和几个朋友又来到郎兹曼家，他们不想马上分开，就找了个餐馆要了单间吃晚饭。往后的事情波伏瓦记不起来了。她喝得大醉，最后几乎是被人抬下楼梯，送回她家中的。
以后3天，波伏瓦住在西尔薇家。当23日上午送萨特的遗体去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时，波伏瓦已经是心力交瘁，无法前往。波伏瓦昏睡着，从床上掉了下来，在地毯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坐的姿势。郎兹曼和西尔薇从火葬场回来时，看到波伏瓦已经是神智不清，口说胡话。他们立即把她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炎。她病了很长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的去世使波伏瓦的生命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她的身体十分衰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处于痛不欲生的精神状况之中。但波伏瓦终于慢慢地恢复过来了，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这首先是关于萨特的。
波伏瓦开始整理1974年8-9月萨特同她在罗马和巴黎的谈话。这是萨特的口述自传。他在《70岁自画像》中介绍说：“我和波伏瓦开始写这本书，这是《词语》的续集。”他俩围绕着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为若干次进行这个谈话。现在波伏瓦根据录音材料对这个谈话作了一些修订，使它有一个适于阅读的形式，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它的自然色彩。
与此同时，波伏瓦开始写萨特最后10年生活的回忆录，其素材是她的日记和可能搜集到的其它许多材料。本来在1972年完成《归根到底》后，她已经决定不再写回忆录了，这书名本身就有了结的意思；但萨特的逝世使她改变了主意：她对萨特那一缕深切的的怀念之情终不能自已，于是饱蘸着不尽的情思写下这最后一部传世之作。
以前的回忆录都是自传性质的，虽然每一部都含有反映萨特生活的内容，还是以叙述波伏瓦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而这一部回忆录，正如她在书的开头所说，全都是关于萨特的，她在书中尽可能地少谈自己。波伏瓦说，这是她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萨特读到的书；它是整个地献给萨特的，但他再也不能看到它了。在这个题名为“向萨特告别”的回忆录中，波伏瓦逐年逐月记述了萨特最后10年的生活情况：他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写作，他的度假，他同女人的交往，特别是他的病情以及他对病魔和命运的抗争。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2）
这个回忆录保持了波伏瓦的一贯风格，记载事件准确明晰，详略得当；勾勒人物简洁有致，生动传神；描绘景色明丽如画，使人如临其境。而她对萨特的深厚感情流动贯穿于全部文字之中，悱恻缠绵，体贴入微，感人的力量更甚于以前的作品。波伏瓦对萨特熟悉和了解的程度再无第二人可比，她对各种事件的记述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哪怕是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如彼埃尔•维克多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她也如实记下他们同萨特的密切交往和萨特对他们的重视，这样，她的这个回忆录作为史料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
波伏瓦把这个回忆录和这个长篇谈话放在一起，作为一本书出版。起一个什么书名呢？思前想后，10年前的一个场景浮现在波伏瓦的脑海里：1971年暑期，按照惯例，萨特要先同阿莱特在一起呆３星期，然后同万达呆２星期，与此同时，波伏瓦同西尔薇一起旅行。然后他俩在罗马会合。然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波伏瓦很是为他担心。他们分别时波伏瓦十分伤感，而萨特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波伏瓦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从此，这个微笑和这句话作为定格永远留存在她的脑海中。时过10年，波伏瓦决定它来做书名，就叫《永别的仪式》。
在这个回忆录中，波伏瓦表达了作为萨特最亲密的人那无法言说的两难处境。萨特曾要求波伏瓦，不论他得的是癌还是其它不治之症，都要告诉他。然而波伏瓦未能这样做，而是向他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做是对的吗？一直到萨特死后好久她都在质问自己。不告诉他真相吧，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违背了他的意愿；告诉他真相吧，又怕在他最后的日子给他的精神蒙上一层阴影。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做得对；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内咎，有一种为自己的抉择辩解的欲望。实际上，她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重，也许是过于重了；想过来想过去，似乎怎么着都不能令人满意。
萨特在疾病的打击下发生的变化让波伏瓦既感动又难过。他能够一改常态随遇而安，这使她感动；而他那一向叱咤风云的劲头消失了，又让她难过不已。同样的，她当然不愿意萨特早死，但她从医生那里获悉，萨特如果晚死两年，大脑会受到严重损伤，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她又感到萨特是死得其时。这种处于两难的心态在回忆录中随处可见。
《永别的仪式》1981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萨特逝世后出版的关于萨特的最有价值的一部书。
《永别的仪式》发表后，波伏瓦又在准备出版萨特的另一本书。这是萨特的书信集。时间是从20年代起，几十年间，萨特给波伏瓦（海狸）和其他女性的信，厚厚的两卷本，书名就叫《致海狸和其他人》。
萨特的信写得很漂亮，他称得上是书信体大师，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写篇幅很长的信。在他服兵役期间和波伏瓦单独旅行时，他都给她写很长很长的信，有的长达十几页。有时他连续两星期每天都给她写。萨特应征入伍期间也给波伏瓦写了大量的信。
波伏瓦对萨特的信件珍视得如同自己的生命。巴黎沦陷时她逃难在外，除了极少数必要物品，什么都没有带，但带上了萨特的全部信件。就是这样，在逃难期间，她仍然丢失200多封信。
萨特另一些大量丢失的信件是给卡米耶的。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同她恋爱时写的，也是篇幅很长的信。那时他很年轻，充满理想，热情洋溢，他把这些都放进了信中；这些信具有极高的传记史料价值。本来这些信卡米耶一直保存着，但到她临死前不久，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把它们付之一炬。卡米耶病死后，波伏瓦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萨特给她的信件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封，绝大多数信件没了踪影。这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波伏瓦手中仍然持有萨特给她的大量信件，它们是反映萨特思想和生活的重要资料。萨特生前曾数次谈到他的书信。70岁时，他对孔达说：“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
1974年在同波伏瓦的长篇谈话中萨特说：“这些信是对眼前生活的速写。私下地说，我认为这些信是适于发表的。在我心中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这些信件在我死后可能发表。我的信就是我生活的证据。”
波伏瓦的回答是：“以后它们一定会发表的，因为它们是那样有趣和充满生气。”恐怕这时波伏瓦就已经下定决心，如果萨特先她而去，她一定要把他的书信搜集整理发表，作为她最后一个重要工作。
从萨特对自己书信的说法可以看出，他在写这些书信，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发表，它们仅仅对那些接收书信的人才有意义。正因为如此，它们同萨特那些为公众写作、发表给公众看的作品相比，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使萨特更加透明。这个书信集的书信全都是写给女人的，涉及到萨特的隐私。但他没有像许多社会名流那样，在功成名就之时，竭力掩盖自己的隐私，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起来，给公众一副崇高、伟大、道貌岸然的假像。
萨特不这样，他愿意尽可能地给公众一个透明的形象。因此他觉得自己的书信有发表的价值。萨特在同孔达的谈话中特别谈到“透明”问题。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代替秘密。人们相互间把身体交给对方，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是在广义上说的，而不仅仅是指性关系；但人们却相互掩盖着自己的思想。这是不应该的，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或秘密性。由于来源于一种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人们不愿意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而萨特想做到尽可能透明。他认为自己身上那些阴暗的地方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阴暗的，因此只有在对他人做到襟怀坦白时才能为自己照亮这个阴暗的区域。
波伏瓦编辑出版这个书信集，发表这些信件，不仅是让萨特处于透明之中，而且也是让她自己处于透明之中。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书信是写给她的，关涉到他俩的私生活。其实波伏瓦已经是够透明的了。在她的４卷本回忆录中，她几乎毫无掩饰地谈到她同几个情人的恋情，她在同萨特接触之初无法控制的性欲，等等。当然，她也有许多掩饰，主要还不是关于自己，而是关于萨特的。萨特同许多“偶然情人”的关系她没有一个不是十分清楚的，萨特在给她的信中都作了详细“汇报”，但这在她的回忆录中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这涉及到其他人，波伏瓦不能不考虑为对方保守秘密。现在《致海狸和其他人》的发表，使我们对萨特同其他女性的关系有了更为明晰的了解，对萨特的个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在示人以透明性面前，这一对情侣的勇敢程度是无人可比的。
波伏瓦出版这个书信集或许还有个用意：他俩作为一对被公众长期包围的人物，在私生活方面已经遭到数不清的歪曲和污蔑，她的几大本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拂去这种种泼在他们身上的脏水，还事情一个本来面貌。而这个书信集的出版，对于澄清事情的真相、让一个本真的萨特呈现在人们面前，更能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并非所有的人都欢迎或者愿意承受这种透明性。萨特和波伏瓦的老朋友奥尔加就对《致海狸和其他人》的出版很不满意，她不希望把这些信件公之于中。特别是30年代的许多信件，都与她和她的妹妹万达有关的──那时萨特正狂热地爱恋着她，然后是万达。为此，她对波伏瓦很有意见，她们之间第一次闹翻了。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奥尔加在1985年初因病去世。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3）
萨特逝世几年来，由于波伏瓦一直忙于萨特遗著的出版，基本上没有写自己的东西，一些读者和公众对此表示不满意和不理解。而波伏瓦的答复是：“你们问我为什么忙于萨特的著作而放弃写作，对此，我想说的是，这大概是对于艺术作品的不同偏爱吧。如果把艺术作品比作一个个相邻的小花园，你们问话的意思实际上是，我为什么在这个花园而不是在那个花园耕耘栽种。”
其实早在1972年《归根到底》出版后她就已经决定封笔，不再接着写什么大东西了。那时她已经65岁了。到了这个年龄，一般来说，作为作家已经度过了他人生的最高峰，很难再超越自己创造出新的辉煌。波伏瓦在这时“金盆洗手”，可以说是有自知之明。萨特逝世后，她又写了《向萨特告别》，这是特例。正如她在这书前言所说，这是她的第一本同时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萨特读到的书，也就是说，她不打算再写任何新的东西了。
波伏瓦也不是完全不再从事写作活动，但那是有限度的，多半是对以前作品的延伸或补充。1983年，她参加了由女导演约瑟•戴扬拍摄的４集电视连续剧《第二性》的工作。这是由法国文化部、总理府负责妇女权利部、法国电视电影摄制公司和法国电视一台合拍的。电视剧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波伏瓦，关于她的书《第二性》，同她的谈话，有关她的一些活动等等；另一个是记者们在世界各地对于妇女境况的调查。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这４集电视剧在1984年与观众见面，激起强烈反响。1985年，波伏瓦致力于把自己的小说《女客》改编成电影的工作，这也许是她要干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除了写作活动，波伏瓦仍然参加那些她觉得应该介入其中的社会活动。首先是《现代》编辑部的工作，虽然她年事已高，编辑部每星期的碰头会仍然在她的寓所进行。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就成了《现代》杂志唯一的主心骨和旗帜。
除此之外，她还参加了其它许多社会活动。1983年，丹麦政府因波伏瓦的文学活动而授予她索宁奖；索宁奖被人称为小诺贝尔奖，奖金2.3万美元。波伏瓦用这笔奖金作了她最后一次美国旅行，去见了老朋友斯特芬，然后来到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里特的农庄，同她作了交谈。
1984年，波伏瓦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密特朗总统，要求他关注那些父母离异的儿童的命运，他们的母亲是法国人，而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在父母关系破裂后他们在国籍的归属上被划归到父亲这一边。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波伏瓦。当他提出要授予她荣誉勋位勋章时，波伏瓦拒绝了，其态度正像萨特当年一样。
1985年，受总理府负责妇女权利部部长伊韦特•卢迪委托，波伏瓦为妇女和文化委员会作报告。这个委员会不久就被称为西蒙娜•德•波伏瓦委员会。每到星期六，部长卢迪就要邀请波伏瓦和其他一些妇女界名流同她一起讨论妇女事务。
虽然萨特已经不在了，波伏瓦仍然像萨特在世那样为人行事，以作家的身分介入社会和政治事务，勉力去做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40年前，人们就称呼她为“女萨特”，她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
早在1963年，在回忆录《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就写道：“从今往后，将要发生的重大变故只会是灾难性的：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的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再也无法同你说话，这是同样的可怕。除非我碰上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好运气，上述两种命运中总有一种会落到我的头上。有时，我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以减少等待的痛苦！”这一年波伏瓦才55岁，她已经想到了死亡。她所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由此造成的她与萨特的永远分离。从那以来，波伏瓦又等待了17年。特别是在最后10年，由于萨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随时可能发生危机，波伏瓦一直为他提心吊胆，害怕他先自己而去。结果最后这还是成为现实。
波伏瓦经历着这种永远分离的痛苦，其感受甚于自身的死亡。但是，她仍然要活下去。这正如萨特一样，虽然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对于他来说已经丧失了生存的理由，他仍然不得不活下去。为了什么？──不为什么！这并不是贪恋生命，它既是对命运的顺从，也是对命运的抗争。其实人的整个一生不都是这样的吗？她还活着，还在干一些事情，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当年她和萨特在一起时那样。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她也在等待死亡，希望同萨特在另一个世界见面，虽然她根本不相信来世；或者不如说，她希望尽早摆脱因萨特离她而去造成的痛苦。
1986年1月，波伏瓦度过了她78岁生日。也许是一种感应，也许是身体状况的巧合，在接近萨特6年前患病的时日，波伏瓦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坏了起来，而且患的病也跟萨特一样──因肺部炎症而导致的肺水肿。最后终于不治，波伏瓦于4月14日逝世。
萨特是死于4月15日。两者相差一天。我们无法了解临终时波伏瓦的内心感受，但我总以为，她一定是迫切地希望同自己的爱人相会；而这提前的一天，也许正反映了波伏瓦那迫不急待的心情。这是怎样的一对情侣啊！
在《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总结说：“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这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不和中分手的。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得到的乐趣丝毫未减。”
萨特去世后，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波伏瓦在《向萨特告别》的前言中动情地对“萨特”说：“年轻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辩赢了的人总是说：‘你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你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你再不会走出来了，而我也不会在那里与你重逢。即使我将来挨着你葬在那里，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间也不能够交流了。”
现在波伏瓦终于也躺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了，她和萨特合葬在一起──这个位置当然是她的，虽然她和萨特什么名分也没有，虽然萨特有过许多女人，但对于萨特来说她仍然是唯一的。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1）
1998年第二期《书屋》杂志有柳鸣九先生的一篇文章《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下称柳文）。我正好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看了柳文后，觉得可以商榷的地方还不少，愿意结合该文，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本书的一个结束。
柳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对萨特的评价主要从文学角度出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从萨特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来说，他对我们的价值今天看来还在于，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
在将萨特的文学与哲学作这种比较时，柳先生的论据是：“与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第一流大师的地位相比，他哲学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当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学史论著中，他都未能获得专章入论，至于在中国，他的哲学论著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
柳先生的这一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不知道柳先生看到的是哪些“重要哲学史论著”。某些哲学史论著不为萨特设立专章，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它表明了什么，我只能说，表明这些书的作者缺乏应有的眼光。在我看来，任何一部够分量的论述20世纪西方哲学史的著作，都不可能无视《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存在，都不可能否认它们是第一流的哲学著作。一个人只要拥有这两部著作之中的任何一部，他就当得起20世纪哲学史上第一流大师的称号，何况萨特一人就有了两部。
至于说萨特的哲学论著在中国“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这难道就能说明萨特不是第一流大师吗？换言之，第一流哲学大师必须在中国拥有广大的非专业工作者即社会公众为读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像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除了专门搞哲学的，中国人中有谁听说过他们？但谁能否认他们是20世纪哲学史上第一流的大师？
我发现，柳先生在论及萨特哲学时，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试辨析如下：
柳文说，雷蒙•阿隆是“先入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门”，萨特当时“还未入存在主义哲学之道”，1933年，在同阿隆谈话后，萨特“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这里柳先生显然是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混为一谈了。事实是，阿隆去柏林攻读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是什么存在主义现象学，当时压根就没有什么存在主义。1933年萨特去柏林，也是攻读胡塞尔的现象学，而不是“专攻存在主义”。实际上，存在主义是“二战”后人们加给萨特哲学的一个称号。刚开始萨特曾拒绝这一称号，后来这种叫法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萨特也就接受了。他作的那个著名演讲就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怎么可能在他自己的哲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跑到柏林去专攻自己的哲学呢？这样说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