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爱游戏（2）
在将近70岁的那个自传性的长篇谈话中，在波伏瓦的提问下，萨特回忆了这一事件，但整个叙述显得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只是就事论事的说了一下。而通常人们对自己初次性经历印象是特别深的；对有的人来说，它甚至会影响自己一生的性爱生活。从萨特的叙述看，这一事件似乎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这一事件与他自己设想的性爱情景相去甚远。此前他一直设想的艳遇应该是他去诱惑别人，作为一个有魅力的男性运用自己的语言去打动女人的心，使对方投入自己的怀抱。现在事情颠倒过来，成了对方来诱惑自己，因此他感觉不太“自然”。
其二是，萨特理想的异性交往，首先并非性而是爱，不是作为结果的做爱，而是这一追求的过程。而同校医妻子的关系只有性而没有爱，只有做爱（性交）的结果而没有浪漫的追求过程，因此它对萨特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虽然对以后的性爱生活没有太大影响，萨特毕竟由此受到性启蒙。从这开始，萨特有了同年轻女性的性接触。他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同原先亨利四世学校的朋友聚会。这时常有一些姑娘参加，她们属于社会地位较底层的那种，例如亨利四世学校看门人的女儿。而萨特和他的朋友属于那种所谓“体面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先是在一起聊聊天，联络联络感情，彼此熟悉熟悉，然后就一对一对地分开，各自去一个房间幽会，也就是做爱。萨特挑选的姑娘大都是漂亮的，年龄也跟他差不多。他发现，这些姑娘都很愿意同他交往，在干这个事情的前后都对他很亲热，看来她们的感受是愉快的。这些姑娘头脑比较简单，没有更多的要求。从心理上说，同萨特这样高阶层的年轻男子交往，满足了她们的虚荣心；从生理上说，这种做爱也给她们带来性快感。仅此而已。至于什么浪漫的爱情等等，她们觉得过于虚幻，从来不去考虑。
而像萨特这样所谓“高阶层”的年轻男子，思想活动就复杂得多。他们对待这些年轻姑娘的态度是矛盾的或双重的。这正好反映了他们自身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十分乐意同这些姑娘交往，在身心两方面获得某种满足；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些轻视她们，因为她们这么容易被引上床，虽然从未向他们要过钱，仍然有点像妓女。所以这些年轻人包括萨特，同这些姑娘从未有过长期恒定的关系，往往是接触一两次就不再来往。但他们可以再同另一个姑娘交往。总之，他们虽然同这些姑娘有着性接触，却不愿意有亲密的感情关系。
这里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法国传统社会的双重道德标准：对于男孩子而言，婚前性行为不但是允许的，而且被看成有男性魅力的表现，因此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励的。而对于女孩子，如果有了婚前性行为，就会被看成不正经、淫荡、下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愿意同萨特他们交往的女性都是来自下层阶级，因为她们较少一些道德规范的约束。而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的姑娘们，一般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她们在婚前一定要守身如玉，这是闺中淑女价值之所在。
萨特和他的伙伴们，之所以一方面利用这些姑娘来享乐，另一方面又鄙视她们，显然是将她们与自己同阶层的姑娘相比较，最后冒出的一个念头是：“我决不同这个和我睡觉的女人结婚！”所以，在这种做爱中，实际上并没有爱，或者爱的感情不是主要的。它只能称为一次艳遇，或一夜风流，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性游戏。
晚年萨特回忆这一经历时承认，他那时深受社会通行的道德观念的支配，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所以会产生上述愚蠢的想法。他说：“一旦同一些成年女子发生性关系，我就再没有这种想法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中学那段时间。在我去巴黎高师时，这就过去了。”（《永别的仪式》）
实际上，在这以后，在其一生，萨特仍然有着较多的性伴侣，有时同时有几个。这让我们产生疑问：他是否真的有了这种根本变化呢？
变化应该是有的。上大学后，他不再同这些下层姑娘们鬼混。在同那些年龄较大一些的女性交往时，对她们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这就是，将对方看成跟自己具有平等身分的人，彼此没有高贵和低贱之分，没有谁高攀谁的问题。
在以后同异性的交往中，萨特很少再有那种一夕之欢；也就是说，两人必须有了一定的感情交流，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肉体的交合。首先是感情，然后才是肉体。萨特的初恋就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萨特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还表现在他对于双重标准的否定。在他看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性行为规范上应该是同样的。如果说男性可以有性自由，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可以有多个性伴侣，那么女性同样应该有。即使是闺中淑女，也可以像男子一样，同时有几个情人，有着性自由。例如他的终身伴侣波波伏瓦就是这样的，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俩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多伴侣化也是反传统的。如果说他对自己的情人有什么要求，他只是希望在他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在她的生活中他具有最重要的性质。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萨特以后的性爱生活以及同异性的关系，在有的时候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某种影响。例如，同有的女性交往时，他要求对方不能同时有其他情人；当发现对方与他人交好时，就嫉妒非常，而他自己却同时有几个情人。再如，有的女性尽管不属于下层社会，他却在没有什么感情的情况下同对方发生性关系；这与以前那种一夜风流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虽然这种交往是对方主动造成的。
至于形成这种多伴侣倾向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按照萨特自己所说，他的多伴侣化是由于他读过的书，那里面的大作家都是多伴侣的，而他立志作一个大作家，很自然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模式。
除此之外，就萨特早年的情况而言，至少还有两个因素造成他的多伴侣倾向。一个是外祖父的榜样。由于妻子拒绝过性生活，施韦泽就有了不断的外遇。这在家中大概不是秘密了，而妻子应该也是默许的。这对小萨特的一种启示就是：一个很帅的男子应该有许多女人。另一个因素是母亲的再婚。在恋母情结的作用下，他将这视为一种背叛。他从这一事件获得的教训就是：一个女人是不可依靠和指望的；要避免这种背叛和失望，就必须同时有几个女人。当然，当时这一切他并非意识得那么清楚，而是潜在地造成他成年后的性爱特点。
萨特在晚年那个自传性的长篇谈话中总结了自己的性爱特征。这时他已将近70岁，“七十而从心所欲”，他谈得十分坦率，也是比较准确的。
萨特说，他从女人身上要求的东西，最根本的就是感情或感受性。在他看来，一个女伴首先有着感情价值，然后才是性的价值。他觉得同一个女人有亲密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也就是要她爱他。她们感到成了属于他的东西而不得不爱他。他就要求这个。当一个女人把她自己给他时，他可以在她的脸上、在她的表情中看到这种感受；而在她脸上看到了它也就等于占有了它。
萨特特别重视这种感受性，他认为这正是自己所缺乏的。本来感受和理解是不可分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大都片面地发展了理解力，使之愈来愈抽象而脱离丰富的感受性。而在女性那里，这种感受性大都保留下来，并由于地位和教养，它们没有上升为理性。所以，在同女性交往中，女性的的感受性正好可以弥补和丰富他那往往是抽象的思想和理解力，虽然她们对他思考的事情有时也会产生误解，但总的说来，男女双方是平等的，即使就智力而言。
萨特也坦率地承认，由于从小受到母亲、外祖父和一些年轻女性的过度宠爱、哄弄和亲吻，他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同时作为对自己矮小身体的一种心理补偿，他养成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于活动性的强调而忽略感受性和被动性。这使得他在同女人的接触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爱抚和被动的对象，而只有活动性的感受。这样，他和对方的关系就不是相互的。虽然实际上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但在性活动中又取消了同女人平等的感觉，总是使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从而导致带有一点虐待狂的接触。
表现在实际性活动上，他注重的是给对方以拥抱、抚摸和吻遍全身，这是根本的，充满感情的。本来一种充分的性活动应该是一个双重的关系：双方都既得到又被别人得到，既拥抱别人又被别人拥抱。然而在萨特这里，他只是意识到自己自由地占有对方的肉体，但没有对方占有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他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动的爱抚的对象。
除了拥抱、抚摸和亲吻，萨特最后也完成性交活动，但带着某种冷淡。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的性勃起很快而且很容易，但他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愉快，仅仅在最后有一点愉快，但也有点无力。萨特更愿意用整个身体同女性接触，抚摸对方的身体，让自己的手和大腿忙碌着，不断地触摸着对方。对他来说，之所以要有性交活动，是因为在他同女人的关系中，事情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结束。这是来自他人的思想，是书中和别人告诉他的，而不是他个人的欲望。他裸露着，同一个裸体女人一起在床上，抚摸她和亲吻她，这就给了他充分的愉快，这就够了，他本不需要性交。
这种注重爱抚而不在意性交的性特征，虽然带有强烈的支配色彩，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是乐于承受的。女性在性活动中本来就较为被动，一种持续不断的充满激情的亲吻、拥抱和抚摸，会给她们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快感。除了其它因素，显然，萨特的这个特点是他获得众多女性青睐的一个原因。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1）
1924年6月，也就是19岁时，萨特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萨特后来称他的大学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首先，他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在巴黎高师，学生可以得到免费供应的午餐和晚餐，另外每月还有一点零用钱。住宿也不花钱。跟许多同学一样，萨特进校不久就干上了“家教”的活。他主要是给一年级或哲学班的学生补习哲学功课，有时是二、三年级的学生。这些孩子大都是成绩较差、智力相对较低、学习跟不上来的，他帮助他们补习功课，让他们能够通过考试。除了哲学，他还教一些别的课，例如音乐课，教学生弹钢琴。讲课报酬大概是一小时20法郎。
这些干家教的收入萨特主要用来补贴伙食。学校的伙食不太好，他有时在饭馆吃饭，在咖啡馆喝喝咖啡。就他手中这点钱，要想常去大剧院看戏剧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星期看一、两场电影还是可以的。总而言之，现在他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了，不再需要靠继父的钱来养活自己，这是特别让他开心的。经济上的独立使他有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几年前在拉罗舍尔发生的“偷钱事件”的阴霾至此才最终被一扫而光。
他继续在学校住宿，一般每星期有两次同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回到学校。现在他同家里人的关系，包括继父，反而比以前好了许多。这并不令人奇怪：正因为他现在独立了，不需要依赖对方了，对方不再成为自己烦恼的根源，他们的关系才能得到缓和。萨特开始感觉到，他和家人之间多少也有一种温情关系。
萨特在学校的住宿条件也不错，刚开始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后来变成两个人，是他和尼赞住在一起。最后尼赞去了亚丁，萨特就是一个人一间房。巴黎高师对学生的作息制度也规定得比较宽松。一个学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呆到半夜，然后他可以翻墙而入，没有任何人来干涉。萨特觉得这样一种环境实在是太自由了。
在干家教的时候，撒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他觉得这就像玩儿一样，很轻松，很自如，虽然他讲课时也是十分认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祖父的影响。外祖父经常在家给学生授课，小时侯撒特常常看到学生来家里找外祖父，外祖父同他们交谈，有时还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外祖父就得到大笔的钱。在他的印象中，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他的学生吃饭，所以很难将工作与报酬联系在一起。
自从开始有了自己挣的钱后，萨特就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因为他觉得这钱挣得一点也不费劲。他把它看成谁都可以用的资金。一旦有了钱，他就邀请朋友们一起去饭馆，常常是在那里花光他手中的最后一分钱。特别是在同一个姑娘外出时，萨特更是表现得十分慷慨，一点也不在乎花钱。萨特在巴黎高师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声。不过他自己倒不觉得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有了钱就应该同朋友们一起分享。
在使用金钱方面的这一特点，萨特保持了一生。 以后他成了有名的作家，常常能拿到大笔的钱，但他始终对自己写的书和因此得到的钱之间的关系困惑不解。他酷爱写作，献身文学，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却可以得到钱财，这是他难以理解的。特别是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已经出版许多年，由于国外的译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笔版税。看着一张张大额汇票，他不禁想到：“我真的应该得到这笔钱吗？”
萨特成名之后，就其收入来讲，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了，但他并没有什么财产概念，也没有自己占有多少多少金钱的感觉。晚年一次谈话中，波伏瓦问他想到过用自己的钱来投资或炒股票没有，萨特对这一提问大感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虽然就收入而言他属于富人阶层，从他自己使用金钱的数额和方式来说，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属于中下层。他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用了。在70岁时，他回答访谈者的提问，大致上算了一下每月的花费，他的钱有六分之五是花在别人身上，他自己的花费大约只占六分之一。他的钱大都给了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爱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养了她们一生。直到晚年，在他临终之时，他还在惦念着自己的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要养活的那几个人。
仅仅拿通常意义上的慷慨来形容萨特的这种特性，恐怕还不够准确。所谓慷慨，那是已经意识到自己占有了大宗财富而将其送给别人，而萨特对于金钱没有任何占有的概念。在他看来，金钱除了供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它只是获得需要物的凭证。既然如此，如果别人也需要这些东西，那就可以共享。萨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家产。在他已经十分有钱的时候，他还住在一所公寓里，房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文化人，他甚至也没有什么藏书。如果说萨特也占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占有词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那上面，投身于写作。正因为如此，他对实际上的物质财富反而没有任何占有欲。从其精神境界来说，他倒确实当得起一个“无产者”的称号。
萨特在巴黎高师感受到自由，不仅仅是在生活方式上，还包括思想方面。学生们的思想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充满了一种活跃、开放的人文气氛，各种思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拥护者，同时也可能受到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学生中在政治信仰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学生大都信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信仰共产主义。右翼学生大都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很强的传教士倾向。
萨特有些超然于这些政治态度的对立之外，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立场，但他也不怎么希望它；同样地，他不希望资本主义，但也不是明确地反对它。这时他对政治活动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同学不过是在学习之余玩一种思想上的游戏，而他并不想参加这种游戏。另一方面，萨特也有点羡慕这些同学，因为他们有明确的信仰，而他没有能力反驳他们的观点。
但萨特的这种超然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一般来说，他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很厌恶的，对那些自恃高贵的资产者是很厌恶的。在大学期间，他结交朋友不是根据对方的政治态度，但在不期然间他们全都是左翼，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可以说他属于左翼学生，不过他是一个左翼个人主义者，他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对立于现存的社会。而他对于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右翼学生是从不接近的，因为他早已没有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特别厌恶宗教信徒们那种盲目乐观的倾向，认为他们是自我欺骗。
萨特在大学一如他过去一样，对于虚假做作的事情是难以忍受的。有些学生以尼采的信徒自居，而且追求时髦，穿着夜礼服外出，做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来。萨特虽然也读尼采，却看不惯这些人的作为，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躲在楼梯口旁，待这些学生深夜归来时，用水枪向他们身上喷水，同时高喊：“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撒尿！”弄得这些尼采的信徒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抱头鼠窜。
萨特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说，他当时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是一种恶作剧；不过他想表明，这些学生追求的是些外在的无意义的东西，真正天才的闪光是不拘形式的，不追求时髦的；摆出一副高贵做作的样子在晚宴上频频举杯，这并不是真正的尼采精神所要求的。
总的来说，萨特在大学期间，在结交朋友方面是比较挑剔的，而不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对于不怎么认识的同学，他认为他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他同他们没有友谊关系，没有往来，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只是彼此认识。这应该是他童年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在大学期间的一种表现。
萨特认为够资格成为他的朋友的，应该具有自我意识，对自身有判断力，敢作敢为，意志坚强。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导致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一起从路易大帝学校考进来并成为朋友有两个：一个自然是尼赞，还有一个叫马厄，是图卢兹人，也是学哲学专业。这三个学哲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在学校里颇有名气。他们平时不与其他人来往，上课时也不同其他人坐在一起，十分高傲的样子。再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穿着：尼赞永远是领导着服装的新潮流，衣着十分新颖得体；马厄穿着也十分讲究，配着一头金发，显得英俊潇洒；只有萨特不修边幅的，他往往只穿一件开领衬衫，有时脚上甚至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在大学城里逛来逛去。
大学城的学生们对这三人往往是敬而远之，有的将他们视为怪物，有的对他们充满神秘感，但有一点看法大概是一致的：这三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从挑毛病的角度看，大学生们对这三人印象最深也最坏的是萨特。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萨特是个好色之徒，喜欢引诱女孩子；他还是一个酒鬼；此外，他还好跟人打架。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2）
如果排除贬损的因素，这一评价应该算是客观的。他用水枪去扫射尼采的信徒们，虽然只是恶作剧，谈不上就是暴力，却反映了他在拉罗舍尔获得的暴力情结并没有消解。而有时他也动真格的，跟别人大打出手。不过萨特跟人打架，总是有原因的，往往是他受人欺负，而对方看来比他强。如果对方是个弱者，他一般不会出手。
有一次萨特和几个朋友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学校，他们一边走，一边口里哼着俚俗小调。这时迎面来了一个学生，看不惯他们这副样子，走过来制止说，这不像个大学生。然后他就走过去了。萨特的两个朋友十分生气，要回过头去“教训教训”这小子一下，也就是要去揍他一顿，被萨特婉言劝阻了。萨特认识这学生，他叫莫里斯•梅洛─庞蒂，也是学哲学的。这人很聪明，成绩优秀，就是时时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孔夫子倡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那种人，被学校看作听话的好学生。而萨特和他的朋友则是不拘小节的，属于不太守规矩的那种学生。萨特和梅洛─庞蒂虽然认识，彼此并不喜欢，平时也互不理睬，不相往来。
这次梅洛─庞蒂过来制止和教训他们，萨特虽然也很生气，但看到他一个人居然敢冒犯他们好几个，心中反而对他有了一丝好感，而且觉得以多打少，胜之不武，不是真正的好汉之所为，于是就出来劝架，放了他一马。
梅洛─庞蒂与萨特在学校的关系虽然不好，没有什么往来，以后却有较深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组织了一个反对纳粹统治的地下抵抗小组，梅洛─庞蒂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战后，萨特办了一个名为《现代》的杂志，编辑部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梅洛─庞蒂是编辑部的骨干成员。由于与萨特在思想观点上存在分歧和矛盾，梅洛─庞蒂在1952年退出《现代》编辑部，断绝同萨特的来往；1955年他又出版《辩证法的冒险》一书，激烈抨击萨特的观点，将他们的分歧公之于众。
1961年，梅洛─庞蒂逝世，萨特为他出了一期《现代》专号，以示纪念。他还自己写了一个长篇回忆文章《活着的梅洛─庞蒂》发表在个专号上。这篇文章不是像通常的纪念文章那样，为死者说几句不痛不烊、口是心非的赞美辞和门面话，而是实话实说，情真意切。它不在意个人的小小恩怨，而是着眼于时势大局来把握、分析、理解彼此的分歧与不和；无论对人对己，都不文过饰非，最后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悲剧性的人与人的关系。由于这篇文章叙述生动，析理透彻，情理交融，被评论者视为萨特最好最感人的散文之一。萨特在此文中对待梅洛─庞蒂的态度与他30多年前在巴黎高师时是一致的：承认分歧，尊重对方。
在哲学专业和学校之外，萨特还有一个“自家人”的小圈子。其中一个朋友叫皮埃尔•吉尔，他也是巴黎高师的学生，但不是哲学专业，而是学文学的。在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淡之后，吉尔成了跟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萨特觉得同吉尔交往起来十分轻松，因为吉尔不关心什么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思想，他俩在一起时往往聊一些有趣的小事。
但萨特同吉尔相处，也有不太适应的地方。吉尔感情比较细腻，对待朋友可以说是体贴入微。这本来是一个优点，却往往让萨特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不习惯一个男子对待自己就像一个女子那样温柔。当吉尔这样表示时，萨特感到十分窘迫不安，就好像对方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向自己提出猥亵的要求一样。更让萨特难堪的是，吉尔有时当着他的面脱得光光的，这是在洗澡或换衣服的时候。吉尔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而萨特却震惊万分，不知道应该将眼光往哪儿放。
许多年后，萨特在日记里分析自己的感觉，问这是不是一种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的表现。在萨特所说的这种场合，男性通常不会有他这样强烈的反应，例如在澡堂，大家都赤裸着身子，彼此觉得没有什么。由此看来，也许萨特有一种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萨特对男性的某种厌恶也是这种倾向的曲折表现。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男人的身体总是让我受到震撼，它给我太过分、太强烈的感受，使我感到自己可能突然产生欲望，我不喜欢男人，我的意思是指那个人种意义上的男人。”
不仅在生理和肉体上，男性在精神和情感上的裸露（即过分亲密）也让他难以承受。一旦同某个男子的关系由肤浅的友好转变为深层的亲密时，他总是感到窘迫不已。他既不喜欢向对方吐露自己的秘密，也不喜欢对方向自己细叙衷肠。萨特解释这一点说，这不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而只是愿意将自己要说的告诉每一个人，而不是专对某一个人。总而言之，对男性而言，他不得不保持某种距离。这正好同对女性的态度相反。因此，即使这时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已经相当冷淡，他同吉尔的友谊还是不可能达到当年同尼赞在一起时的深厚程度。
吉尔曾给一个叫莫雷尔的孩子当家教，后来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萨特，并介绍萨特同这孩子的母亲莫雷尔夫人认识。这样，莫雷尔夫人也成了萨特的朋友。她的丈夫是医生，家里很富有。莫雷尔夫人十分热情好客，而且风度迷人，在她家里呆着让人感到特别舒服。
萨特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吉尔同莫雷尔夫人之间有一种超出友谊的爱情关系。萨特与莫雷尔夫人之间关系也很亲密；萨特欣赏她的迷人风度，她喜爱萨特的才华和对事业的执着，但这种关系中没有罗曼蒂克的成分。萨特晚年回忆说，莫雷尔夫人是他唯一有着纯粹友谊的女朋友，也就是只有友情，没有爱情；而同别的女性交往，通常都含有爱的成分。
早期萨特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在困难时曾得到莫雷尔夫人的多次帮助。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的友谊维持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三、四十年之久；由于政治立场和见解不同等因素，他们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最后断绝了交往。
萨特在巴黎高师的生活可以说是充分自由的，他感到快乐和幸福。但到了毕业的时候，他被迫进入一个不那么自由的环境：1929年11月，他开始服兵役，为期1年半。这让数年来的好心情一下子变坏了。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自由正在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限制，而这是他最为厌恶的。在临去军营的头一天晚上，他去看了一场著名滑稽演员格罗克的演出，平时他总是看得开怀大笑，而这一次却一点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可乐之处。
刚开始萨特在在圣西尔军校服役。头两个星期完全不准外出，以后萨特活动时间久比较自由一些，偶尔晚上军校有便车去巴黎，可以把他捎带着回去一下，不过他在城里只能呆几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军营生活纪律严格，萨特感觉很不舒服，他是自由散漫惯了的。不过幸好在圣西尔军校还有两个熟人。一个是吉尔，他也在这时服兵役。尽管军校纪律严格，萨特和吉尔在一起，又干起了类似在巴黎高师时的恶作剧，他们把折叠好的纸镖扔向正在给他们上气象课的教师，搞得对方不知所措。
另一个叫雷蒙•阿隆，也是巴黎高师哲学专业的同学，曾和撒特同在一个宿舍住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说是朋友了。这时阿隆在军校任中士教官，教萨特怎样使用风速表。有了这两个朋友在一起说说话，萨特感觉好多了。
到了第二年1月，吉尔被派往巴黎，萨特被派到圣森福里安的一个气象站，靠近图尔，两人分开了。这个气象站有一个站长、两个同事，全是以前不认识的。这两个同事，一个是图卢兹人，另一个是神学院的学生。这个神学院学生工作上很差劲，他对萨特充满敌意；因为萨特在他面前毫不掩饰自己不信上帝的态度。这人总在想法对付萨特，在一些事情上磕磕碰碰的。而且他的脚臭气难闻，使得萨特无论在心理还是在生理上，都对他充满了厌恶。另一个同事图卢兹人。有小偷小摸的习惯，萨特很鄙视这样的人。不过这人做饭的手艺还不错，闲聊时也不太让人难以忍受。相比而言，萨特觉得图卢兹人要比神学院学生更好相处一些。
萨特在军营的工作是搞气象测量：使用摩尔斯电码接收各地的气象情报，夜间到住房附近的一个小工棚里用仪器检查气温、湿度，等等。总之，他过着一种非常程序化的生活。好在气象站站长是个文职人员，对他的部下比较宽松，这样萨特每月大约有一个星期的自由时间可以呆在巴黎，同朋友们见面，不至于中断了同他们的交往。
更让萨特得到极大安慰的是，这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在他服兵役期间，她还经常来看他。要谈他俩的情况，还得从萨特的初恋说起；这是下一节的内容。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初恋（1）
在大学的第二年，萨特开始了他的初恋。9月份，萨特去蒂维参加他一个亲戚的葬礼。在葬礼举行的过程中，一个披着淡黄色长发的年轻姑娘引起他的注意。她面容秀丽，神情飘逸，两眼顾盼有神，显得很有特点。这个姑娘也注意到萨特，不过不是因为他也长得美，而是恰好，看起来有点丑，有点难看。萨特本来个子就矮，再戴上一顶大帽子，就显得更矮小了。正是由于这顶大帽子，他被拉罗舍尔的那个女孩子斥叱骂为丑八怪，但他仍然一直戴着它。也许他已经想清楚了，既然自己长得难看，就用不着再刻意掩饰自己的不足，该怎么穿戴就怎么插穿戴。
但这个姑娘的注意有一点跟萨特相同，她也认为萨特很有特点。他俩熟识后她对萨特说，当她第一眼看到他时，确实觉得他有点丑，但丑得很有特点，甚至可以说丑得很有魅力。他让她联想起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伟人米拉波；米拉波也是矮个子，也长得很丑，却有一种特别迷人的风度。
葬礼结束后，在共进午餐时，他俩坐在一起交谈，很快就熟识了。这个姑娘叫西蒙娜-卡米耶•桑，比萨特大两三岁，是图卢兹人，父亲是一个药剂师。她也很喜欢读书，特别喜欢乔治•桑、尼采、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而且很有兴趣于写作。这些都很对萨特的劲。她俩聊起这些来就没完没了，终日不倦。
萨特还了解到，卡米耶在男女关系上十分开放。她很小就失去了童贞，由于美貌和聪慧，她得到许多年轻男子的追求，这些追求者对她崇拜得不行，有的甚至由于获得她的恩宠而激动得哭了起来。卡米耶的有些举动可谓惊世骇俗，据说她在房间等待情人时，披着长发，全身一丝不挂，站在火炉旁读尼采和米什莱的作品。。
萨特并不觉得卡米耶的这一特点有什么不好；正像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拘守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的人那样，他也不要求自己的女友是个守身如玉的人。在他看来，卡米耶曾有过许多情人，这是正常的事情，正像他自己也有过不少性伙伴一样。他承认了男女双方在性道德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应该有单方面的要求和承诺。他只是希望现在卡米耶爱着他一个，因为他现在唯一的爱就是卡米耶。他后来在信中对她说：“我不希望成为你的第一个情人，但我希望成为你唯一的爱人！”
而卡米耶也立即爱上了萨特。此前虽然她也接触过不少年轻英俊潇洒的男子，但多为镇上的律师、职员一类的，像萨特这样同她志趣相投的男性，她还是第一次碰到，她为萨特的深刻思想和独特风度所倾倒。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在经过短短4天的接触之后，临别时，他们已是难舍难分了。
萨特返回巴黎，卡米耶回到图卢兹。两地相距遥远，再见面不很容易，主要是萨特手中没钱，短时间内筹集不了去图卢兹的路费。人不能见面，而感情总得表达，萨特开始频繁地给卡米耶写信。
这应该是他真正的初恋。此前他在拉罗舍尔对那个说他是丑八怪的小姑娘的感情，还只能说是朦朦胧胧的爱；与校医妻子的关系则完全是被动承受，没有感情因素在里面；与下层姑娘们的关系也几乎没有什么感情因素，是逢场作戏，可以说是有性无爱。而这一次对待卡米耶，萨特是动了真感情。他称她为“图卢兹”，拿地名作为她的昵称，还称她为“我的未婚妻”，自称她的未婚夫。而卡米耶给他的回应也是款款深情：““听到你这样称呼我，我对你的感情是那样强烈，远远超过对我母亲的感情！”萨特此时特别需要这样的感情：因母亲再婚带来的感情重创依然存在，而尼赞因沉默症对他的冷淡也使他在友情方面严重受挫。这次恋爱让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到补偿。
如果说以前同那些下层姑娘们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萨特属于上层社会，他主要是靠自己所属的阶层地位来征服对方，那么在同卡米耶的恋爱中，萨特第一次只依靠自己的语言能力来获得一个女性的芳心，而不靠其他任何外在的东西。而这种语言能力除了4天时间是靠口头来体现外，其余时间都是靠笔头来体现的。萨特可以说是写情书的高手。到后来，他的这一特点为朋友们所共知和公认。吉尔曾当众宣布说：“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我的孩子们，文学评论家将写下这样的字样：‘让─保尔•萨特，最优秀的书信作家，一些文学和哲学作品的作者’。”看来吉尔对萨特书信的评价甚至超过了他的文学和哲学作品。
通观萨特的情书，也并非全是甜言蜜语。我想，他最能吸引对方的地方是他的坦诚，他在感情上完全将自己交给对方。在他给卡米耶的信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一特点。他在一封信中说：他是一个多面人。一方面，他有雄心壮志，自以为很强大；他最根本的雄心壮志是创造，无论创造什么，从创造一个哲学体系到创造一首交响乐曲，虽然他现在已经创作的一切还是十分拙劣的。另一方面，当他决定干某件事情时，又随时可能放弃它。他的性格是那样多愁善感，可以为一点小事流泪，在剧院里，或看电影，或读小说，他都会感动得像个婴儿似地哭泣。他还谈到自己胆子小。“当一条狗靠近我狂吠时，我仍然会发抖”，虽然觉得这种害怕是很可笑的，但无法管住自己的生理反应。
萨特还谈到学校的情况。在通过第一次考试后，萨特发现自己除了麻木地坐在课桌前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朋友们一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他们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相互串门，或者默不出声地大块地吃着糖，或者说些言不及意的假话。“只有我的出现才使他们停止这种假话，因为我讨厌软弱和无聊，讨厌不费力气的忏悔。”萨特在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性格特征：从不放松自己，也不喜欢看到别人放松。
在作这样的倾心交谈时，我的感觉是，他首先不是将卡米耶看作性爱伙伴，而是将她看作类似尼赞那样的知心朋友。可以说，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萨特真正的知心朋友就只有女性；而在男性方面，虽然以后他也结交了不少朋友，但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像尼赞这样感情至诚、相知至深的程度。实际上，给“图卢兹”或“未婚妻”的信成了萨特写作的一个契机，使他有了不断地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动力。萨特对于女性的追求同他的整个精神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不断地鸿雁传情的同时，萨特也在积极准备同卡米耶再次见面。他和尼赞一起修订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病理心理学》的法文本，可以由此得到一笔钱，但一时还拿不到。他仍然在做家教，而这一收入是有限的，一时半会还凑不齐足够的路费。他估算了一下，即使再勤奋工作、再节省用钱，他也只能在复活节假去看“未婚妻”，也就是说，离上次见面有半年时间。他在给卡米耶的信中说：“为了能够省下钱来看你，平时我呆在巴黎哪儿都没去，虽然我不是不知道外出度假的愉快；我在大街上闲逛时不花一分钱，唯一允许自己的花费是一星期看两次电影，买３法郎一张的座位票。”
即使这样，临近复活节时，萨特去图卢兹的钱还没有筹齐。于是他又几乎是一个法郎一个法郎地向同学们借。我们知道，他的天性是不愿求人，为了爱情算是特别破例了。最后，总算凑够了数，他带着一大包零币买了一张去图卢兹的来回火车票。
萨特为这次重逢作了半年准备，可谓苦心经营。临行前他又给卡米耶写了十分详细的信，然而她仅仅回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电报：“不自由，无聊，直到星期天”。这让萨特大为恼火。本来这是卡米耶一贯的做派：她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的。平时萨特对她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以说是赞赏的，但那是对一般的事，而现在是关系到爱情。因此收到电报后，萨特立即回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信，质问道：“你到底希望不希望我来看你？你说你不自由，难道我就那么自由吗？直到今天我还在为路费犯愁，不知道复活节能否见到你，但我在想办法。而你，宣称爱我，为什么6个月了不想办法来看我？你这样做是为什么？是厌倦我了吗？这么快？你至少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道歉，说明原因。我提议，我们星期三（1926年4月13日）在图卢兹见面，具体时刻由你定。你必须在4月10日（星期日）以前给我一个答复，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我！”
萨特的发火产生了效果，卡米耶知道自己不对，赶紧按萨特的要求回了信。萨特如期到达图卢兹。两人见面后，萨特觉得自己要比半年前更加投入，或者说，他感到更加爱这个“未婚妻”了。而卡米耶这边，感情的投入似乎并不对等，或者并不像萨特期望的那样热烈。她似乎并不特别珍惜这次难得的见面机会，信口大谈当地舞会之类的话题。萨特听起来觉得十分乏味。他俩在图卢兹没有地方可呆，只有进电影院，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5点，然后分手。萨特还得坐早晨第一班到巴黎的火车回去。
两人分手后到上火车前这段时间，萨特仍然没有地方可去，于是来到公园。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他本想抽根烟提提神，但实在太乏了，一手拿烟斗，一手拿火柴；，就这样睡着了，直到公园守门人过来将他叫醒。他点燃烟，同这个老守门人交谈起来，从交谈中得知这个老人的儿子也在巴黎。
然后萨特去了火车站。这时车站咖啡馆开门了，他坐在那里，一边喝咖啡，一边想着他和卡米耶的事情。他感受到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很投入，对她充满了爱；另一方面，他又感到焦虑不安，怀疑她对自己不是真心，是在对自己做戏，而自己则被愚弄。
回到巴黎后，萨特在信中向卡米耶描述了自己在公园的经历，并幽默地说：“我是以一个老守门人的简朴价值来爱你。”他也剖析了自己矛盾的心理活动。最后表述了自己在火车上的感受：“在火车上。我亲爱的小姑娘，我在心中作出判断：我是非常幸福的。我爱一个小姑娘，而她也爱我，她确实是我需要的小姑娘，我肯定要在7月前再来看她。我信赖她，这阳光下的景色是那样招人喜欢。一切都是那样美好。我比去年9月更加爱你了；我因不能很快见到你而十分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