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还分析说：“那时我们──海狸和我──陶醉于这种直接裸露的意识之中，感受到的仅仅是强烈和纯粹。我把海狸放在那样高的位置，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在他人面前感到谦卑，感到被解除了武装，感到需要学习。所有这些都是对我有益的。”（《奇怪战争日记》）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爱情好辛苦（2）
萨特这里说的对海狸（波伏瓦）的感觉，应该是指波伏瓦对于他追求奥尔加的理解。波伏瓦对待这事的态度和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萨特这样为一种激情所折磨。他挖空心思捕捉奥尔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面部表情。而此前萨特在同她相处时，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惊喜、狂乱和入迷。这让波伏瓦感到痛苦，甚至自问：以前的全部幸福是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她又深爱萨特，愿意从萨特的角度想问题。她能够理解萨特：这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年轻姑娘的追求，也是对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而这种新的方式也是她想追求的。因此她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因嫉妒而做出种种伤害彼此感情的事情来；而是顺其自然，从不干涉萨特的思想和行动。
但是，波伏瓦的这种态度，也并非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鼓励自己的女学生与萨特“通奸”，甚至说她是“拉皮条”的。而毋宁说，波伏瓦在尊重萨特、理解萨特的同时，也尊重和理解奥尔加。她从来就没有勉强奥尔加与萨特交好；以她在奥尔加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一定要向奥尔加施加压力，那结果恐怕会两样。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波伏瓦给了萨特应有的自由；当然，同时也给了奥尔加同样的自由。
波伏瓦的著名小说《女客》显然是受到萨特、她和奥尔加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关系的启发而写成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具有波伏瓦自己的特点，而男主人公皮埃尔也具有萨特的一些特点，虽然同时还有其他人的特征。而闯入他俩生活的格扎薇有点象奥尔加。当然，小说和现实是不会一样的。最根本的是，小说的结尾弗朗索瓦兹最后杀了格扎薇，而现实生活中的波伏瓦和奥尔加，尽管有过“三重奏”的纠缠，却终生保持着她们的友谊。波伏瓦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将它献给奥尔加。
能够将自己生活中最隐秘的心理和感受升华为文学作品，说明她已经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不是按照寻常的方式看问题。小说人物都有原型，但小说创造了一个世界，也就创造了一个个新人。而作者的自我不是只附着在某一个人物身上，它在作品的总体中。能够这样看待和处理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在与萨特相处的女人中，大概只有波伏瓦一人，因此萨特对她充满感激和敬意。
大约在萨特追求奥尔加已经无望而文学事业出现转机的时候，他同奥尔加的妹妹万达相识并开始追求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姊妹俩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妹妹平素在脾气上较为温顺，但一旦发作起来也更加厉害。萨特既然对奥尔加的爱终身不渝，现有一个“奥尔加二世”在这里，他当然会继续自己的追求。
万达对萨特也有好感，到后来可以说是越来越喜欢──萨特在追求女性方面是颇有天赋的。但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她对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那就是：两人关系十分亲密，但还没有成为情人，只能说是有深厚的友情──正如当年姐姐同萨特一样。而且这种关系时好时坏、若即若离。
1939年7月，萨特和万达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去阿维尼翁和艾古斯─莫特斯度假，但带的钱不够花，于是不上饭馆，只吃水果和沙拉。在旅馆里他俩共住一个房间，主要是为了节省钱，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争吵。万达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前，都要准备（漱、洗、换衣服等）45分钟，而这段时间萨特是不能在场的，只能离开房间在外面等。
一次，他们住的旅馆很小，关门很早，晚上11点。他们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不敢惊动守门人，自己进去开了房间的门。万达仍要洗漱，而萨特只得在这旅馆的黑暗大厅里溜达。守门人觉察有动静，大喊：“是谁？”萨特赶紧溜向厕所，在那里，他的出现才不会遭到怀疑。萨特在这个土耳其风格的厕所里蹲了一刻钟，看着随手带的尼采的书。看来萨特为了爱情是很能吃苦的，同时也十分尊重对方的习惯和要求，哪怕它们显得有些可笑。也许是被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所感动，第二天早上，万达终于让萨特同她睡在一起，他俩做了爱。
按照萨特和波伏瓦的约定，他们不应该隐瞒彼此的其他任何偶遇，萨特在给她的信中说明了自己同万达的情况。他和万达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规律大约是这样的：每天万达起得较早，她到街上和水果市场去转一圈，买些水果。然后回到房间，10点左右喊醒他。一般此时要做一次爱。漱洗后萨特大约在１１点去邮局看有没有波伏瓦给他的信件，并且趁万达还没有来的机会给波伏瓦写信。正午时分万达来到这里，然后他俩一起去散步。
大概在与万达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个多月后，也就是他俩刚度完“蜜月”，法国对德宣战，萨特应征入伍。到军营后不久，在同万达的关系上，萨特有了一件十分烦心的事情：万达此时同姐姐奥尔加一起在迪兰的戏剧学校学戏。戏校有一个叫布林的男演员对她产生了一种吸引力。在给萨特的信中她反映了自己的心理活动；而在下一次来信中，却只字不提布林，显然她有许多事情和想法都没有说。萨特因嫉妒而极度痛苦，因万达的背叛行为而十分愤怒，而且这种情绪滋长得越来越强烈，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在柏林同月亮女人的关系中，萨特对月亮女人的丈夫毫无嫉妒之心。而且他知道月亮女人还有好几个情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苛责她。在萨特有偶然爱情的同时，波伏瓦也与其他男性有着性爱关系，而且这些男性也是萨特的朋友；按照“什么都不隐瞒”的协议，波伏瓦向萨特说明了这些关系，而萨特对此毫无嫉妒之心，既没有影响他和这些人的友谊，也没有影响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一般来说，萨特对自己的情人并不苛求；他只是要求对方在与他交往时心中只有他或将他放在第一位；通常对自己的情人又有情人是容许的，并不嫉妒。既然如此，为什么单单对万达有这种嫉妒心理或有特别的要求呢？
波伏瓦和月亮女人跟萨特的年龄大致相仿佛，就是小也小不了多少，可以算是同代人。而万达比萨特小十多岁，几乎有一代之差。萨特对于她，可能不仅有一种男女之爱，还有一种类似对自己孩子的爱，而且越是到后来，这种感觉就越强烈。这种爱显然有一种独占的性质，而这种独占因素较多的成分是保护对方不被别人侵害。在巴黎即将沦陷之时，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一再特意嘱托她将奥尔加和万达送到安全的地方，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姊妹俩；对于波伏瓦，他是不担心的，因为她个性坚强，有充分的独立生活的能力，而那两姊妹不行，离开了保护者就难以生活下去。他特别说，他觉得万达越来越像他的孩子，需要他来呵护。萨特在日记中还提到，万达个性上的缺陷就是缺乏自信。
就萨特对万达的态度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说仅仅是偶然爱情，也有一种必然性和永恒性。不过这种关系同他跟波伏瓦的关系又不一样。波伏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萨特的关系都是完全平等的；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波伏瓦还有一种对能力和水平与自己相当者以及知己者的尊重和信赖。而万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萨特的关系不是完全平等的，毋宁说她对于萨特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关系；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万达还有一种对于孩子那样的怜爱和保护的感情。
萨特为万达做的最多最大的事情，就是将她推上戏剧界，使她作为一名演员长期活跃在舞台上。萨特在追求万达时，曾许诺将来要让她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员，而这正是万达最大的愿望，后来他真正做到了。万达的艺名是玛利亚─奥里维埃。除了第一个戏剧《苍蝇》是为奥尔加写的（那时万达也在其中扮演一个小的角色），以后几乎所有的萨特戏剧都是为万达写的。如写《禁闭》是为了让万达演主角伊内丝，写《死无葬身之地》是为了让万达演主角吕丝，写《上帝与魔鬼》是为了让她演主角卡特丽娜，写《涅克拉索夫》是为了让她演主角维罗尼克，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为了让她演主角莱妮，……从这个意义上说，万达是萨特那些不朽的戏剧名篇的源泉。尽管有评论者认为万达并不见得都适合于演这些角色，萨特对此不管不顾。
萨特一直供养着万达，直到他去世；在去世前不久还惦记着万达这个要他供养的人有没有钱花。他晚年身体恶化，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有时甚至小便失禁，却从来未闻有万达照护他的情况。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中，波伏瓦对于她所不喜欢的萨特养女阿莱特照料萨特的情况都有所记述，而对于她多年来早已习惯、对之并无反感的万达，却没有照料萨特情况的任何记载，想必不是她故意隐瞒不记，而是万达确实没有照料过萨特。由此看来，像万达这样需要别人照顾而不会照顾别人的女人，也是萨特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她从另一个方面满足了萨特作为一个男性的要求。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爱情好辛苦（3）
1938年7月，大概就在萨特追求万达没有结果、几乎毫无进展的同时，他同另外一个姑娘有了一个性爱事件。这个姑娘叫玛利亚•波登。她当时正准备通过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在写一篇哲学论文。她找到萨特，希望他能给以辅导。萨特待她如同对所有来找他的年轻姑娘，十分热情，并尽一切可能解答对方的疑问，提出自己的建议。他的建议是，她最好以“柏格森和胡塞尔的时间观”作为论文的主题。
在谈完题目后他俩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去了酒吧。萨特曾经听说过这姑娘，知道她正与作家布坦谈恋爱，而且喜欢以请教哲学为由与男士交往，有的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萨特坦率地指出这一点，而波登也承认。在这之后一个多小时，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觉得萨特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对女性发起主动进攻，波登显得有些神经质，说话也粗俗起来。
于是萨特对她说，由于布坦同她有恋情，横在他俩中间，他俩今天的交往最好到此为止。以后最好也不要单独在一起。当然他俩还可以保持一种友谊。离开酒吧时萨特握住波登的手说：他对她有一种兴趣，但他不知道自己该同她做些什么；他不愿意象布坦那样，给她一个虚假的诺言，说自己爱她等等；他并不感到自己很需要她；但如果她愿意与他交往，他可以给她3天时间。
听了萨特这番话后，波登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倒在萨特怀里。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不停地接吻。波登没有说话，脸上一直露着微笑，好象被施了魔法一样。而萨特象他往常那样，总是在不断地说点什么。他们来到波登的住处，看她的样子是非常希望萨特进去。萨特不想同她发展到上床那一步，没有进她的房间。待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已经是凌晨5点。
晚上波登再见到萨特时，他明确对她说，虽然他是爱她的,但他的生活中没有她的位置。他对她谈到波伏瓦，也谈到万达。他说，有了这两个人，他不可能再容纳别的人了。波登心情沉重地说：“你说的这一切我都知道，你用不着强调它。”这个晚上他们是在萨特住处度过的。他们有种种爱抚的举动，但没有做爱。早上起来时，波登对萨特说：“我不嫉妒万达，因为我不会接受你提供给她的那些东西。但我嫉妒波伏瓦。”她还感叹道：“我总是想同某个家伙在一起，就像你同波伏瓦在一起那样。我想那是很了不起的。”显然，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让她羡慕，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关系。
波登要暂时离开一下，萨特送她上火车。一路上萨特的思想和情感较为复杂。波登同他相处的这两个夜晚，让他感动，她对自己确实是一往情深。另一方面，他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在他的生活中绝对没有她的位置。令人可悲的是，她开始强烈地爱上他了，而且想把自己的童贞奉献给他。而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得到它。在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夜，萨特和波登终于做了爱。早上他们分手时，波登对萨特说：“我是幸福的。”萨特对她说：“记住,9月份再见，而我们将在10月1日结束咱俩的爱情事件。”她回答道：“即使它结束于当下瞬间，我仍然是非常幸福的。我知道自己全心全意爱着你!”
实际上，萨特同波登的关系不仅仅维持这3天，这说明波登对于萨特不是没有吸引力的。正象他们最后约定的，到９月他俩又重叙恋情，再续旧好。而确定10月1日作为他俩爱情事件的结束，显然是萨特的意思：他不想在两人的关系中陷得太深，因为有了波伏瓦和万达，他无法再给波登一个位置。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在10月1日以后他还同波登见过几次面，但不再有这种亲密关系；波登倒是想，而萨特没有响应。以后他们还有过通信。这多半是波登主动写信，而萨特有时回复一下。
本来萨特以为他和波登的事情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到了1940年2月下旬，他和波登的事情酿起一场大的风波。这事关涉到万达。波登将当时和后来萨特给她的信件拿给万达的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将信的有关内容告诉了万达，并造成万达对萨特的误解，以为萨特欺骗她，于是写来长信兴师问罪。
萨特接到这信，感觉是“像一吨重的砖块击打在身上”，认为这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他和万达的关系，于是赶紧向万达声明，第一，他在1938年10月1日前就终止了同波登的那种性爱关系。在10月他同她见过几次面，但没有睡觉。以后再见到波登是在第二年的6月，就一次，这时波登显得有些疯狂，因为她一直在追萨特，而他总是躲着她。第二，在他同波登相处中，从未说过万达爱他并同他睡觉；他提到万达时，总是说她在逃避他。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我们从萨特书信集中可以看到1938年7月他与波登交往时写给波伏瓦的信，这些信是确切的证明。他还对万达说，他同波登的肉体关系没有任何感情的因素，在同她相处中表现为一种色情狂。这话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刚开始时也许没有什么感情因素，但到后来，就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不过要否认这一点较为容易，因为没有证据。
如果他象和平时期那样能够自由回到巴黎，凭他在女性面前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定会顺利平息这场风波。但现在他回不去。万般无奈，为了让万达确信他说的都是事实，萨特给波登写了一封信，这信先给万达看，然后由她寄给波登。
萨特写这封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万达的信任，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不怕与对方对质。萨特为了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可谓煞费苦心。在写这封给波登的绝交信时，萨特的感觉是，如果必须去做不正直的事情才能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他一定要去做。他这样想的时候，显然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做的这个事恐怕有些不正直、不公平。
实际上，它对于波登确实是不公正的，这封信是对波登的伤害。例如，他在信中劈头就说，“我从没有爱过你”，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刚开始也许他对波登没有什么感情，但后来确实对她说过“我爱你”，这有他当时给波伏瓦的信为证，虽然他说这话时只是为了安慰波登，而且波登也并不相信，但他毕竟说了这话。这封绝交信通篇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从始至终都对波登毫无感情，只是出于色情狂和对童贞的兴趣才与波登有染，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即使对他自己说来，也是不公平的，但为了取悦于万达，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在信中还说，那时他给波登的一些信件，并不是心里话，而是对激情文学的练习，是为了给他和海狸（波伏瓦）许多取乐的机会。这话虽然是写给万达看的，意思是要万达不把他的那些信当真，但客观上造成对波登人格的侮辱。萨特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对波伏瓦说，当他有了写这封信的思想时，就知道它是一个腐烂的事情，因为他用垃圾围满自己的脖子（如说自己是色情狂等等），为了万达而造成波登的痛苦，然而他希望这个腐烂的事情。所以在复写这信时，他有两次让它变得文雅一些，大概是想少伤害波登一点，只要万达读后相信其中所说的真相就行了。不久之后他承认，这是他生活中第一个非常糟糕的行动。
在“波登事件”爆发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萨特对于自己同异性的关系，包括自己的性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承认，他同波登的性关系是不光彩的、可耻的。同波登在一起时，他的性品格要比通常情况低下许多。虽然这时他并非真的像信中所说是一个色情狂，至少有较多的猥亵成分，而这种猥亵是他平素十分厌恶的，就好象在自己体内发现肮脏的东西那样。他自我批判说，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这整个事件是污秽的。
实际上，对待波登的态度，是他以前同下层女孩子打交道的那种态度的重演，基调是对女性缺乏基本的尊重。萨特多次立下誓言：今后决不会再有这样粗鲁放荡的事件发生。他还具体说，对于“波登“这样的粗俗小事件应该完全弃绝，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对于较大的认真的爱情事件也只能稍微尝试一下。
不仅仅是事件，萨特觉得自己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说，在战后，以前那种在女性身上慷慨地下工夫、施小计的做法不应再存在。以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不搭理她们，就会伤害她们；而这是太腐烂了。”但这是想跟她们多厮混的借口。而这样太花时间；是不值得的。
从以后情况看，萨特这时的一番反思，既有落实的地方，也有不可能落实的地方。以后类似同波登那样的关系确实没有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他不会同对方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那种粗俗的东西。而决心弃绝所有对女性的诱惑行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那样，萨特也就不是萨特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1）
1939年夏，欧洲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萨特已经在考虑，总动员时令下达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他决定听从命运的安排，应征入伍。对于一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来说，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多年后萨特回顾说，当时他本来也可以采取其它态度的，比如说，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逃避战争，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战争。这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这里，他对纳粹的反感和厌恶压倒了他对战争的反对。
萨特作出这种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般不太关注社会上的一些重大变化，但是，当政治形势威胁到他独立自由的个人生活时，他就不能不作出反应。萨特对纳粹、法西斯一直有着不可遏止的憎恶，尤其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这一态度同他孤独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孤独者的特点是自由，而纳粹、法西斯主义通过它制造的形象来否定人们的自由，强迫人们服从它；在法西斯主义中，人们被地位高的人所决定，这是萨特所不能忍受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随后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9月2日凌晨3点，萨特蹬上军用靴，带着一个长形帆布用具袋，叫了辆出租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波伏瓦陪他一起去，一直送他上火车。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仍然干十年前的本行，气象兵。他的工作就是把许多气球送上天空，然后用双筒望远镜观测，并把观测的结果即风向打电话通知炮兵连的军官。工作是很轻松，但也十分单调乏味。好在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阅读和写作上，才避免了无聊和烦闷。他的同事皮特尔称他为发国难财的人，因为在军队生活中他抓到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看书和写作。
这些气象兵同事都是萨特以前不认识的。他同这个叫皮特尔的关系很好。他是犹太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德军俘虏，又都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但他同另一个同事彼埃尔下士的关系却不太好。彼埃尔也是教师，他隐隐约约暗示萨特，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默契的关系，而萨特并没有作出呼应，于是这位下士就对萨特暗含恨意。
应征入伍后，萨特觉得自己的生活似乎一下子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半。此前，他觉得自己是充分独立的，跟自己所处的社会只有一种形而上的关系；他来这个世上，除了完成一个作家的使命，实在不知道自己同这个社会、同周围这些人还有什麽其它的关系。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跟这个社会、跟他人紧密相关，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不得不形而下地深入到这个社会和他人之中。他被强制性地动员入伍，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人朋友那里，火车把他带到他根本就不想来的地方。
在军营里，他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属于自己。他一点也没有想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和他的军队对法国的威胁，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竟被他人所决定。现在他渐渐理解到了这一点。他的伙伴穿着同样的军装，他跟他们不是家庭关系，也不是友谊关系，但仍然被一种十分重要的关系所连结。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使他们共同干些事情：发射气球，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它们。尽管他们以前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却共同干活，互相帮助，而这一切都是在离德国军队几里远的地方进行的。德国人在那边也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正准备对这边发动一场攻击。在这种境况下，萨特深切地认识到什么是历史：这个历史事件是由集体共同决定的，每一个人都在实现它，但他们是在完全不自觉或不自愿的情况下实现它的。
1940年6月中旬，萨特所在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部队没有接到进一步行动的明确指令，而德国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的大炮已经把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夷为一片废墟，萨特他们从高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然第二天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这时，部队开始出现混乱，指挥官犹豫不决，不知是径直冲上去打，还是设法避开对方，最后，他们竟抛开整个部队单独逃跑了。而萨特和其他士兵并不知情，仍然安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萨特被一阵枪声和喊叫声惊醒。他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打来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是睡在一个农民家中，一出门就当了俘虏。德国人大声呵斥着他和他的同伴，用枪逼着他们往前走。随着一阵巨响传来，萨特看到，一枚炮弹击中了附近一个教堂。那里面有前一天到达这里的部队，不是萨特所在的部队。他们没有投降，于是德国人向他们开了炮。这一刻萨特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耻辱，一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下武器的耻辱。虽说这时也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条件，但看到在教堂抵抗敌军的人们，他仍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在德国人步枪的押送下，萨特和同伴通过广场来到指定的地方。萨特后来在小说《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中描述了当战俘的情况，小说中布吕内的经历就是萨特的经历。
这一天是6月21日，正好是萨特35岁生日，他在35岁生日这一天做了俘虏。更为奇特的是，在他当俘虏几个小时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战斗晚发生几个小时，萨特和他的同伴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偶然性、荒诞，他早就体味过，但那主要是在精神上，现在则以最残酷的形式在他身上现实地重演。
萨特和他的伙伴在德国人的押送下走着，不知道要被押往何处，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战俘们私下议论着，有的人抱着希望：德国人会在一．两个星期内释放他们。他们被带到一个宪兵队营地，后来知道这是在巴卡拉，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他们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一间房十几个人。除了地铺，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把椅子。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到后来，他们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管理这个营地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战俘当回事，有几天时间忘记了这儿还有这么多人。由于一连几天吃不到任何东西，萨特他们极度虚弱地躺着，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幸运的是，管事的德国人突然记起了这些战俘，又开始给他们食物，他们总算是活过来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几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萨特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和刮脸，身上开始长虱子。
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萨特在被俘一个月后就继续自己的写作。他趴在地板上，写他的小说和哲学，每天要写许多页。他实践了自己对波伏瓦说的话：“一个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可以生活在平静之中！”现在，写作就是他的生命，这也是他唯一能表达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后的结果比战俘们预料的都要坏：他们原以为会被留在法国，直到有一天德国人平静下来，就放他们回家，而到了8月中旬，他们被装进火车运到德国，送进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山顶上。战俘营的一边是一条路，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德国人的营地，有许多战俘被派到这个德国营地干活。这儿靠近卢森堡边界。
因为懂德语，在战俘营萨特被安排为医院的翻译，同两个战俘同居一室，平时可以在营内走动。他后来回顾战俘营的境况时说：“这儿既不能过又很容易过。”正是在这里，在战俘集中营，在这所监狱里，萨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为有使命找到并通过文学把它公之于众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面临各种危险的国家里，他自己正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体会到在极端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而他和同伴们有一种整体感，一种被打败的思想，一种当了战俘的思想，这在那个特殊时刻比任何别的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这里，他得同自己的敌人接触，还得服从他们的命令。这里有一个战胜者的社会和一个战败者的社会。什么是敌人，他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中用文字或语言来攻击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装、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的人。
萨特经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胁。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灯铃后，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间。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哨兵开始喊叫起来，用枪刺威胁他。萨特猜想这个家伙不一定会刺穿他的腹部致他于死命，但很可能想刺伤他的大腿让他疼痛难受。这个哨兵正等着萨特转过身去。萨特慢慢地转着身，转得很慢很慢。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生动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背部肌肉的无力。最后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摔倒在住处的门上。当他走进这房子时，他大笑不止，──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当他告诉同室人他为什么笑时，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战俘营同德国人接触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这里，萨特重新寻找朋友和友谊。他结识的一个朋友是贝尔纳，战前也住在勒阿弗尔，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贝尔纳性格开朗，为人风趣，能说会道，还善于弄到别人很难弄到的食物——这在食品匮乏的战俘营实在是一大特长。他常常帮助萨特；更重要的是，在战俘营他们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敌的官兵，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
萨特还同一个叫勒鲁瓦的神父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间有时更谈得来一些。勒鲁瓦根本不在意萨特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他甚至对萨特说：“如果上帝诅咒你，我也不会进他的天国。” 这个神父为人正直，不自私。据说被俘教士中有一个获释的名额，许多人都去争夺这个机会，而他拒绝这样做，他说神父的职位没有给他任何特权。萨特因此很敬重他。他也很喜欢萨特，乐于向萨特说心里话。
教士中还有不少人以前读过萨特的作品或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们有意同他结交。萨特对他们说，如果能找到一些听众，他可以作一个演讲。大约有20来个战俘聚集在一起，萨特给他们讲述了德国诗人黎尔克、法国作家马洛和德国哲人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观点。在这个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时刻，萨特的演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大约３个月后，也许德国人有了更合适的人员，萨特的翻译职务被解除了，他很可能接着被派去干苦力。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环境，萨特报名参加演员的行列。所谓演员，就是星期天在一个大仓库为集中营的战俘和管理者作表演的人。他们有吹小号的、玩杂耍的、拳击手、摔交手等等，大约十几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2）
这些人萨特都不认识，但他可以同他们打成一片。晚上大约8点半钟熄灯。熄灯后，他们把蜡烛放在小罐头盒上，萨特开始讲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他坐在营房当中的桌子旁边讲着，没有脱衣服。而别的人都在床上躺着。这时萨特感受到一种个人的重要性，他是使他们高兴和感兴趣的伙伴，他使这些听着故事并乐得大笑的人结成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他承担了自己的自由。他在自身自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社会，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关于社会性的实在感。
萨特努力同周围的人接触，同他们建立某种关系。但他对周围的人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有着严格的区分。有些人他很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人。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总有某种规则。在这个战俘营，人们在一起生活，要相互信任，相互征求意见等等。而那些为自己捞好处的人很可能变成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不能待人以诚，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事，胡乱编造一些东西骗人；萨特无法容忍这种骗子。
作为战俘，萨特是不自由的，但他经受战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种自由。萨特认为，自己的行动并不是由一种外部原因决定的，他应该对一切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就以这种态度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最主要的是抵抗。
圣诞节快到了，教士们准备搞一个圣诞剧，他们想到萨特，请他编一个剧本。萨特产生一个念头：将它写成一个号召战俘们抵抗的戏剧。这个剧叫《巴理奥纳》，从表面上看，是一出关于基督诞生的剧，实际上，萨特假托罗马占领巴勒斯坦来暗指德国占领法国，剧中的台词充满对当前局势的暗示。演出时，全场非常安静。德国人不理解它，他们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圣诞节戏剧。而战俘们一下子都看懂了剧中的含义，大家十分兴奋。有的战俘后来回忆说，本来他们思想有些悲观动摇，受到这个戏剧精神的鼓舞，开始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尤其为剧中黑人国王的表演而感动。而黑人国王的扮演者正是萨特本人。
进行抵抗的重要方式是从战俘营逃跑，萨特一直在想办法逃离战俘集中营。为写《巴理奥纳》，他推迟了逃跑的时间。战俘营离法国与卢森堡的边境很近，有不少犯人越过边境逃走了。战俘营有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向战俘提供身份证和服装，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把他们送出边境。萨特曾考虑采用这种方式逃跑。
正在这时，出现了另一个机会。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老百姓，他们是在路上或村子里被抓来的，德国人已同意放他们走。如果一个人有了预备役付款簿就能证明自己的老百姓身份。如果他服兵役年龄太小或太老，或者身体状况不行，德国人就会把他们放走。而制造假付款簿是很容易的，战俘营有一些刻制图章的高手。萨特给自己弄了本假付款簿。
德国人疑心很重，对那些声称身体不合格的人要逐个进行详细检查。检查轮到萨特时，萨特装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翻开自己那只坏眼的眼皮，露出几乎完全瞎了的眼睛说：“视力模糊。” 医生对这个证据很满意，把他划到老百姓的行列。萨特和其他老百姓一起被运回法国，在德朗西，被塞在一个营地的大楼房中。两星期后，萨特获得自由。
回到巴黎，刚开始时，萨特对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甚至对波伏瓦，他最亲密的女人，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感受。他对巴黎市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生活感到惊讶不已：德国占领下的巴黎显得那么平静，人们照常在咖啡馆消磨时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萨特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呢？”那些跟他一样从前线归来或获释回来的人，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触，但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抵抗呢？
当他给波伏瓦讲述自己在战俘营9个月的生活和逃跑的经历时，并没有从她那里得到预期的强烈兴趣和共鸣。而且他对波伏瓦的一些行动也看不惯。巴黎物资供应特别紧张，波伏瓦不得不在黑市上买点东西，而萨特认为不行，即使是偶尔买一点茶叶，在他看来也是违背道德规则的。当局要求居民在一份声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波伏瓦签了。萨特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这是对当局的妥协。波伏瓦向他解释说，在巴黎，活着就意味着妥协。但萨特还是不理解，对一切都看不惯，经常发脾气。
这里，显然是境况的差异造成萨特的不适应。在战俘营,敌我界线十分鲜明：敌人就是敌人，同志就是同志。要么就是站在抵抗运动这一边，反对德国人的统治，要么就是倒向德国人那一边，成为通敌者，中间的道路是没有，也不存在着妥协的余地。在巴黎，在德国占领区，情况就复杂得多。人们要想生存下来就得向当局作某种妥协。即使进行抵抗，那形式也跟战俘营大不相同，其中有许多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往往还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局面。这些，是生活在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俘营中的萨特一时难以搞清楚的。
萨特一度想：“与其这样毫无意义地呆在巴黎，不如当初就留在战俘营！”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他反而充分体会到自身的自由和价值。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不会真的回去；现在他毕竟是生活在比战俘营自由得多的环境里，而且有这么多爱他的亲人。不回集中营，但他要在巴黎创造一个同样能战斗的环境。在回来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对波伏瓦说：“我回来不仅仅是享受自由的甜蜜，而是为了采取行动！”早在战俘营时萨特就已想好，回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立一个抵抗团体，逐渐争取多数人起来抵抗，由此实现一个驱逐德国人的暴力运动。他并没有绝对把握可以成功，相反地，他估计成功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即使这样，他认为仍然应该奋起抵抗，因为最后德国人终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消耗光自己的精力，这就像罗马一样，它征服了一些国家，同时也摧毁了自己。
萨特把准备创建的抵抗组织定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选择这个名称，是同他在战俘营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这时他认为一种包容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可能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战俘的生活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虽然是一种凄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财产，食物是被分配的，义务也是由征服者强加的，但这是一种集体生活，一种公社。萨特由此想象，如果他们的生活不是战俘的生活但保留了这种共同性，那麽这可能是一种幸福愉快的生活。当然，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同所有的人在一张桌上吃饭等等，而是试图让个人的自由同他人的自由一致起来。
萨特回来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组织这个抵抗小组。他找到以前教过的学生，还找过梅洛─庞蒂。萨特、波伏瓦、博斯特、让─普隆、梅洛─庞蒂，还有萨特的几个学生，在波伏瓦房间聚会，“社会主义与自由”这个组织就算是成立了。在讨论这个组织的宗旨时，有人建议使用暴力，但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炸弹和手榴弹。他们决定，在短期内，除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外，以搜集情况为主要任务，然后设法散发简报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他们不久得知，法国有不少类似的组织。萨特开始同它们联系。
这一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商量决定到自由区去度假。最主要的目的是同其它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办理萨特退役手续，而且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向德国人禁令的挑战，是一种冒险。他们来到边界的一个咖啡馆，是事先约好的。但原定的带路人已被德国人逮捕，咖啡馆老板给他们另外安排一个带路人。在等了一下午后，傍晚，一个穿一身黑装的中年妇女同他们见了面，谈好价钱，在深夜带领他们穿过边界线。
在自由区的一个小村庄，萨特找到一个叫卡恩的抵抗组织的成员，他是萨特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萨特还找了另外几个人，其中有纪德、马尔罗这样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对萨特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建议反应冷淡。从联络抵抗组织的目的来说，萨特这次行动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通过这次行动以及以后了解的情况，萨特认识到，他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他创建这个组织时，是希望它能够并入一个更大的组织，从而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样的组织是有的，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就十分强大。萨特试图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在法国建立一个人民阵线。他托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的朋友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得到的答复却是：“萨特是德国人派回来的奸细，是披着抵抗的外衣对法国人进行纳粹宣传的。我们决不同萨特一起干任何事情！” 这让萨特深感失望。他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麽对他持这种敌对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应该十分清楚萨特不是德国奸细，因为在战俘营时萨特同那里的共产党员一起进行过抵抗活动。共产党的态度使萨特无法同他们联合作战。
这时德国人加紧了对抵抗组织的镇压。一度蓬勃发展的各种组织现在不是已经散伙，就是正在解体。同“社会主义和自由”一样，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些根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它们各自为阵，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国人破获。萨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学生都有参加抵抗组织而被抓了起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很有用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萨特这个抵抗小组没有惹什么麻烦，这只能说是幸运。博斯特提着复写机满街乱跑，普隆带着装满小册子的皮包随便往来，这是很危险的。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必须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为了不让他们遭受无谓的牺牲，萨特开始考虑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要作出这个决定对他分外困难：为了创建这个组织，他早在战俘营就策划了好几个月，一回巴黎就开始筹建，实在是难以割舍。思来想去，权衡再三，最后萨特还是痛下决心解散了它。约两年后，共产党人对于萨特的态度有了改变。一天，一个叫克洛德•摩根的共产党员来见萨特，他曾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呆过。他问萨特为什么不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为什么不同共产党一起干。萨特深感惊讶，反问道：“难道你们需要同一个德国奸细一起工作吗？”他拿出一本两年前共产党人印发的小册子，萨特被排在德国奸细的名单之中。摩根看后喊了起来：“这样做太可耻了！”他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战斗过，应该是了解萨特的。他向萨特保证，他们对这种损害萨特名誉的做法一无所知。最后，摩根再三劝说萨特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抵抗活动。萨特同意了。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会议，并同共产党人一起搞文字工作，秘密出版刊物，特别是《法国信使报》。萨特还为《法兰西文学》做了大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