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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评传》

作者：孙占元【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对晚清名臣左宗棠进行了深入研究。生平篇中，将左宗棠同他所处 的时代相联结，突出其倡导洋务运动以促进中国近代化和重视海防塞防以抵

抗外来侵略的活动与作用，并注重刻画其心态与行动之间的交映关系；思想 篇中，对左宗棠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洋务、外交、军事诸思想予以

系统归纳、阐述和评价，着意揭示其爱国以御侮、经世以致用、求强以自立 等适应近代社会发展趋向的思想底蕴和特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 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

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 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

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 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

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 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 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

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 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

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 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

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

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

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 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

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 早在 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

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 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

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

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 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

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 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

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 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

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 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

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 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己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

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 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

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 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522 页。

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 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 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

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 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

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

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 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

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 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

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 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

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 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

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 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

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 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

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 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

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 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 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

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 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 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

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 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

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 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

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 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 3 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1 页。

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 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

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 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

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

“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

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 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

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 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

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 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 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 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

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

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 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

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 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

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

“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 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

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 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

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 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

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 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

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

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幅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

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

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 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

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 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

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

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 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 10 月 7 日

左宗棠评传

导论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

在中国近代史上，本书传主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是一个颇为引 人注目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

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边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清朝的 封疆大吏，他自然在“靖内”方面与民众的反清起义为敌；作为反抗列强侵

略的民族英雄，他又能够在“御侮”方面誓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抗争；作为洋 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巨擘之一，他则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了创榛辟莽的劳绩。

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胳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 步的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

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 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

清嘉庆五年（1800 年），乃世纪之交。步入 19 世纪的清王朝，由盛转 衰，不复再现“康乾盛世”的景象，其衰落的迹象，固然表现在统治机制的

紊乱，如吏治昏暗、军纪涣散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和昧 于世界大势。对于这一点，恰是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最高统治者

所没有、也根本不愿觉悟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在 16—18 世纪因新大陆的开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 业革命的相继进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利用和机器工业代替

手工操作，大为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坚船利炮成为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非 洲、西亚、南亚沦入西方殖民者的樊篱，位于东亚的中国在 19 世纪初正成为

其觊觎的目标而濒临被蚕食的危险。

然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流变却不屑一顾，他们在闭 关心态的支配下，表现得过于迂腐和昏愦。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

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抵京后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答应予以 接见，同时申明英使觐见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不愿行此礼节，结

果被立即遣迭回国。嘉庆皇帝依然把阿美士德使团视为“贡使”，殊不晓

19 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他甚至把使 团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奇技淫巧”，曾“敕谕”英吉利国王称：“天朝

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①对西方的近代文明采取鄙 斥的态度，主张“实力禁绝”。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 20 个年头遇到了鸦

片战争。他自继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认为只要简单地闭关 绝市，即可万事大吉，却不料英国的叩关脚步已在加紧。因此，尽管英吉

利多次遣使来华，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并掠走巨额白银，英舰已在中国 沿海穿梭游弋，但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林则徐（字少穆，一字元抚，

福建侯官人）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开始了解外国的情势之前，不仅清朝的皇 帝、大臣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就连驻在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

员也未曾注意一下英国的情况，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皇帝还 在“上谕”中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

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①皇帝如此昏愦，战争的 结局可想而知。咸丰皇帝更是以虚骄著闻。庚申之役（指 1860 年英法联军

之役）的“创巨痛深”并未扭转其闭关的心理，他躲到热河行宫不敢“回

① ［清］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卷四二。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776—177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 在派奕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

奕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还受到英使额尔金 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②，

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 遭劫的结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

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

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 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

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

“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②的主张， 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③而概括之。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 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

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 之长技”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

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林、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 的器物文化层面。

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 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

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即 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

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当然， 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

言”的自白，则证明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 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也表明其为林、

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 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

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他与林则 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 年），他

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 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

文忠公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 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②左宗棠实乃林则徐事业的后继者。

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

② 《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第 7 册，第 2334、254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①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4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② ［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5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 版。

③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7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④ ［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光绪二年重刊本。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

② 《〈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5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③

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

“师夷”以“制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新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原有 的刀矛弓箭、帆篷舟楫已无法抵御外国近代化的坚船利炮，要变更此况，必

须学习外国的长技，使“西洋之长技皆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列强的侵略。 这一符合逻辑推断的新主张不仅领导了 19 世纪40 至 8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

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开新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推动作 用。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之兴，无疑是“师夷长技”思想结下的硕 果。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震动。诚如时人所说：“夷 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

狂悖，夷祸之烈极矣。”①面对此况，许多有识之士决意把购买和仿造外国船 炮作为救时第一要务付诸于实践。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说：“轮

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 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②左宗

棠指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 族之所恃”。③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认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

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④李鸿章（字 少荃，安徽合肥人）建议尽快制造轮船，“以之行驶海口长江，庶为中国御

侮自守之用”。⑤洋务派在谋求自强以御外侮方面达成的共识，促成了洋务运 动的兴起。左宗棠正是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的身份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那么怎样学习，有 无必要学习，乃西学东渐之风还未强劲之晚清社会中颇有歧异的一个难题。

左宗棠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 中国不能做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

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②。这种 开放的姿态同顽固派墨守旧习，闭目塞听，以为向西方学习定会“变而从夷，

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③ 的心态和“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

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 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④的表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左宗棠也界定了

③ 《〈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7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七一，页一七。

② [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四，页一○，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 年刻本。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

④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 册，第 4 页，台北版。

⑤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 册，第 28 页，台北版。

①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1—63 页。

② 《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三。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五。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页二至四。

学西的范围，认为西方的“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强调“艺 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⑤他把中学视为

“本”，将西学看成“末”，正与中国近代化初始时期“中体西用”的理论 息息相通。这虽然限制了学西的内容，但又给西学的引入加上了“正当学问”

的标签，为封闭型的封建文化模式向开放型的融合中西的近代文化结构的转 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左宗棠在对待“请觐”礼仪这一久争未决的

问题时，便表现得开明多了。他认为“泰西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 清朝自然就不再应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洋各国来使以“贡使”相待。

况且“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礼，”①这是不可能的。显然， 左宗棠的这种认识不仅同国际交往中的礼节习惯相接轨，更重要的是他摆正

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摆脱了闭关心理的制约。

“制夷”，即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是时代的主旋律。鸦片战争 以降，中国备受列强的侵扰和欺凌，主权受损，领土被割，财富遭劫，生灵

涂炭。因此，如何御侮而自强，就成为时务之急。左宗棠说：“自海上用兵 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

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 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②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揭示了这个主题。一

个颇应引起重视的史实是，在以求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兴起后的十几年 至二十几年内，曾发生有日本侵台、阿古柏匪帮（左宗棠称之为安集延夷人）

和俄国侵略新疆、法国侵华等事件，经实践检验，“师夷长技”带来的成果 改变了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完全失败的记录。日本侵台事件刚发生，福州船政

大臣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 成的 15 艘轮船加紧布防，使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③

未敢轻举妄动。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可谓深谋远虑。在规复新疆的过程中， 左宗棠强调“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①其中在“精求

枪炮”方面，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就加紧赶制军火，以供应西征大军， 保证了进取北疆、底定南疆的顺利实现。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其部将王

德榜组织“恪靖定远军”，并负责转运由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制造的 武器装备增援两广前线。随后，任两广总督的洋务派新秀张之洞起用名将冯

子材，会同王德榜，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此时，左宗棠己督办福建军 务，挫败了法军侵占台湾和进一步染指东南沿海的阴谋。因此，史学界在为

中法战争结局定性时所称的“中国不败而败”中的“不败”，正是张之洞、 左宗棠与爱国官兵的努力使然；“而败”则是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所致。

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巩固塞防和加强海防两个方面。对 此，他本人也是引以为荣的。在他人生尽头仅一个月前，左宗棠以豪迈的气

质作诗回顾了他出关持节和坐镇东南的历历征程。诗中“提戎敌忾效前驱， 马蹄蹴破天山雪”一句，再现了西征大军随他收复新疆的壮观场景；“海防

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须猛着鞭”②一句，则展示了他对海防的关切之情和奋斗

⑤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6 页。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

②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 页。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② 《题〈疏勒望云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6—467 页。

不息的拼搏精神。所以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 的时代。

生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