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入京辅政与督师东南

一、“入赞纶扉”

左宗棠入京辅政，乃晚清政坛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从西北抵京后 第三天，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 年 2 月 27 日），被任命为军机大

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清廷赋予左宗棠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 政治、外交、军事诸要务的权力，这对咸、同之交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大员

来说是前所未有之事。在被时人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 章三人中，曾、李虽先后在向被视为畿辅重地的直隶担任总督，且曾以一等

侯爵高出左，李晋封大学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军 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而集三权为一身的殊荣。此时，曾国藩早于同治十 一年（1872

年）过世，左宗棠与李鸿章所分别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 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左同李之间的矛盾在镇压捻军时已经激

化，到海防与塞防之议时双方公开互相指责，尤其是在关于伊犁交涉问题上 李鸿章更是支持崇厚并反对左宗棠的求战主张，使左愤愤不平。李鸿章与京

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遥相呼应，十分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 对外妥协。奕诉则早在同治四年（1865 年）因与慈禧太后争权而被罢免议政

王，此后他在主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常与慈禧太后发生争执，慈 禧亦不断寻找机会压制奕。本来奕对左宗棠等人办洋务以兴办近代工业

是支持的，但他对外立场的软弱却使左宗棠感到不满。这样，慈禧太后利用 左宗棠和京城“清流派”的主战言论，调左进京“以备朝廷顾问”，恰出于

牵制奕、李鸿章的目的。所以，人们对左宗棠辅佐朝政一事有如此议论：

“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 李。”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和任总理衙门大臣，“明代沈相（按指军机大臣沈

桂芬），暗倾恭邸（按指恭亲王奕诉），其势其焰，几于桓温。”①

左宗棠入京辅政的原因，除了慈禧太后有通过左宗棠来牵制奕和李鸿 章的用意之外，如上一章所述，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俄国的军事恫吓以及

李鸿章等人的馋言而促使其改变了同俄国交战以收复伊犁的立场，想以调左 入京之机向俄国表示一下姿态，从而有助于应付已激化的中俄矛盾，且希望

曾纪泽能在崇厚擅自订立的《里瓦基亚条约》的改订方面与俄国达到妥协， 这也是事实。但左宗棠入京的最重要原因，则应该是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

京城，使得一向以指陈时政、标榜风节为己任的那些多在都察院和翰林院供 职的士大夫们所组成的“清流派”特别看重左宗棠的德才。正是在他们的积

极建议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之下，左宗棠才有“入 赞纶扉”的可能。

还在光绪四年（1878 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之际，时任翰林院教习庶 吉士的清流健将张之侗就代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上奏

强调崇厚赴俄不应行海路，而应走陆路，途经新疆，以“身历其地，体察形 势”，并“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①虽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却足见清流派已

垂青左宗棠。次年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后，已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侗

① 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 78、52 页。

① 〔清〕张佩纶：《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涧于集》奏议，卷一，民国七年刊。

上奏列出“不可许”的 10 个理由和“必改此议”的“四要”，并痛切指出： 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

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

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判战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

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乞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即今一决，乃中国强

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正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

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已域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不如 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张之洞此论与左宗棠以武

力收复伊犁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京师清流言战和对左 宗棠予以支持的倾向。光绪六年（1880 年），清流派更主张调左宗棠进京辅

政，以改变由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的局面。清流要 角、御史邓承修指出：“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

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就可 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庙社稷”，且“当今要务，莫逾于此”。②光绪皇帝的

父亲、醇亲王奕“认为左胜于李”，干脆提议让左宗棠“入赞纶扉”。③ 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召左宗棠进京。由此可见，左宗棠入京辅政，并不是因

为他武力抗俄的态度坚定，慈禧太后慌忙召其进京，以削其兵权，避免他在 新疆挑起战事，妨碍清政府对俄妥协投降。而实际上左宗棠如不被调往北京，

即使他在新疆一再言战，也不会在没有得到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对俄开战。 清廷调他入京之日，正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耀武扬威之时，清政府的确

需要他这样“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 左宗棠能够“入赞纶扉”，可谓是清廷对他这个功绩卓著、德高望众的

老臣的倚界。他初到京城，即被召对两次，慈安大后谈及他数载“忧劳”，

“声泪俱下”。①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赞”中枢。左宗棠品性正直，既不善 于而且也根本不愿意阿谀奉承、曲意为官，他并无借此飞黄腾达的奢想。左

宗棠接到清廷调他进京的命令时，即接连致书将到任的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 说：“拟遂请开阁缺，终老邪寓”②，“拟于展觐时陈请以闭散长居京师备顾

问，一则步履维艰，一则免入军机被人牵鼻。”③他在北京，“窃见时局，亲 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好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极

知忝窃非衰朽所堪，只以慈圣（按指慈禧太后）盼待甚殷，不敢重拂，优睐

颜就列，良非得已。”④

正是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对左宗棠“入赞纶扉”抱有很大希 望，以致“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⑤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

倭奴思效西国，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对待日本提出的

① 〔清〕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页一至六，民国十七年刻本。

② 〔清〕邓承修：《时局艰危请饬调辅臣入赞枢密折》，《语冰阁奏议》，卷二。

③ 〔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页一九。

① 《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②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七。

③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三。

④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⑤ 〔清〕刘坤一：《复李若农》，《刘坤一遗集》，第 4 册，第 1934 页。

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表示“此时万无言退之理”。⑥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 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弱”的高度责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 新任。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 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识面”后，

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 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

署，均“谈次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 翁还在记载左宗棠的一次谈话中写道：“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并论河

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余服其有经术气也。”①

可见，左宗棠是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任 政要纲努力加以实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 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他

说：“治水一事，在畿甸璈急”，“皇居附近，乃粒食维艰，民间流徙靡常， 生计萧索，至此已十余年，尚无妥策以善其后。坐视神州陆沉，心何以忍？”

因此，他入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境之工”，左宗 棠需商之李鸿章，结果是“李相则姑漫应之而已”②，对左的建议并不支持。

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璈、王诗正率各军抵涿州一带修治永定 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次，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 4

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 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

观。醇亲王奕譞“遣人往阅，始叹为创见”。①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也是

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 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协商将进口鸦片

的征税由旧额增加 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 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此时的左宗棠“念正俗急务，尤在禁食鸦片，而已积

重难返，惟加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湮其流”。②左宗棠上奏指出：

窃维鸦片产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国商人转贩而来，流毒中国，名为洋 药。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处而嬉，用

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稳，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 之，内地罢民抛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种罂粟，劙果取浆，名为土药。

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儿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寻常，日 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

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 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矣。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

⑥ 《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①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一五、二○，民国 14 年影印本。

②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七。

①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89 页。

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 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靳

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 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 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

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药之价 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尚有可期。左宗

棠痛陈了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 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当

然，从外国鸦片贩子的疯狂倾销和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积弊方面 来看，左宗棠这种堵卮塞漏的举措已经无济于事。

左氏关于“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是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20 年来在对外交涉与联系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担任

总理衙门大臣后，决心一改前此的软弱格调，以“壮中朝之气”。因他任此 职时间甚短，其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仅能从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

中体现出来。他说自己“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 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他以“权自我操”为谈判基点召见威

妥玛，使“威妥玛无以难之”。但威妥玛为保护英国已取得的侵略权益，又 在谈判中“语多反复”，“于加价一节，犹龂龂然若重有所惜者”。左宗棠

认为如从其议，实与他的“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于是，左宗棠不仅驳 回了威妥玛的无理狡辩，而且恳请清廷敕下各督抚将军对“洋药”予以加税，

以行使一个国家的主权。左宗棠此举被时人称为“奇横有趣”，“可令彼族 夺气”。①清政府长期因“积弱”而媚于列强的习惯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后

对左宗棠做出了“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②的评价，从中华民族 反对外国侵略的角度观之，这无疑是对左宗棠一贯勇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

举止的最高褒奖。

左宗棠入政枢垣后，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 官僚作风。他说：“自入国门以来，每闲朋侪许与之，谈辄逊谢不遑，且以

党附为戒。遇言者指摘枢垣，必面陈勿予驳斥，以开言路。”“惟事有是非， 人有邪正，政有利弊，谋有臧否，苟有所见不敢不言，言之亦不敢不尽也。

知我者以为然否。疏稿惟关地方利害、民生疾苦者，始随时刊布。意在外闲 牧令，奉有文檄，每不留心省览，付之幕吏，而文书由院行司道，司道行府

厅州县，遇连篇累牍帖写，厌其冗长，随意删节，漫无文理，其报张帖日期 处所，一纸塞责，上下不相检校。如是，而望草野周知政令，必达难矣。”③

尽管左宗棠颇想有所作为，但业已腐败了的清朝枢垣是容不下他的。他 的秉直刚介恰与那种行阳奉阴违之术、媚言诡诈之法的晚清政坛恶习是格格

不入的。因此，一心想“从新鼓铸”的左宗棠面对着的只能是“成例具在， 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缀”①的局面。尤其是他

“入赞纶扉”，即有“暗倾恭邸”、“扬左抑李”之说，奕与李鸿章等人

① 《严禁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页一四至一五。

① ［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 304 页。

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92 页。

③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① 徐珂：《左文襄公见畿而作》，《清稗类钞》，第 7 册，第 3358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对他不是暗中拆台，便是处处掣时，甚至予以攻击。同奕交往甚密的军机 大臣宝婆竟然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使翁同龢感到“正人在位之难”。

②李鸿章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关系，免不了常与入值军机处并充总理各国事 务大臣的左宗棠打交道，所以对左强作笑颜，主动写信与左“略叙契阔”，

且到北京拜访了左宗棠。但在背地里，李鸿章却对左宗棠大加贬斥，说左入 京“赞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

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 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③李鸿章的亲信薛福成则把左宗棠

描写成一个意气用事之人。据薛记载，他代李鸿章所拟《复陈海防事宜疏》 由奕交给左宗棠审阅时，左“每展阅一叶，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

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 复阅一叶，则复如此。⋯⋯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①

在薛福成笔下，左宗棠似乎成了不关心海防和办事拖沓的人物。左宗棠在奕

、李鸿章等人的内外夹击之下，深感京师无他留身之处，于是连续告假 3 个月，随后疏请退出仕途。清廷为了王公贵族的利益，在对左作了一番“慰

留”之后，于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1881 年 10 月 28 日）外放左宗棠为两江 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这里比较一下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和入京辅政两个阶段的情况是有必要 的。他为规复新疆，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发出了“壮士长歌，不复

以出塞为苦”的豪情壮语。他被调进京且“入赞纶扉”，这在一般人眼里可 谓炙手可热的官位，但左宗棠起初并不情愿，继而因日本有踵俄国之辙试图

进行要挟的状况才使他挺身而出担任新职，并力图使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外 交格局得以改观。他如果在宦海随波逐流，随俗浮沉，也许就会在京城安度

晚年了，但他并不愿违逆素志，结果只能被官场恶习所排斥。左宗棠几乎是 被人撵出京城的！拍手称快的则是奕、李鸿章之辈。李鸿章甚至回顾了他

与左宗棠唔谈的感想，贬低左“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 外强中干，概可知也”。②左宗棠离开北京时的状况同他 9 个月前从新疆赶往

北京那种“闻命不宿，振旅入关，关内外闻之，自颁白耆庶，下逮萌隶媪稚， 胥惶然如失所覆，巷议户祝，筹所以留公，而不可得，则奔趍愊亿，顶香膝

跃，呼感恩，数十百里无绝声”①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而他却被排斥出枢 垣，这只能说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确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左宗棠

并没有因为“入赞纶扉”的挫折而后退，他依然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 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着，他的行动恰与李鸿章的诬蔑不实之词相 左。

②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五八。

③ [清]车鸿章：《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

① [清]薛福成：《左文襄公晚年意气》，《庸庵笔记》，卷二，页四一至四四。

② 《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九至二○。

① [清]周寿昌：《思益堂集·送左侯相入觐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88 页。

二、“尽南洋大臣之职”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 年 2 月 10 日），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 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宁（今南京市）接篆视事。两江总督之职，辖江苏、安徽、

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则从同治十二年（1873 年）起例由两江总督兼任，其职 责是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兼及海防，它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

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担任此职， 正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较之在枢垣处处受人掣肘来说，在这里更有利于发

挥他的作用。因此，清廷命他总督两江，既有“安慰”这个忠诚老臣之意， 也有迫于法国武力进逼而让左宗棠去加以对付之图。

法国试图通过占据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 18 世纪

50 至 60 年代，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七年战争”，结果是法国失 去了其殖民地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的北美辖地。于是，法国开始把

它在东方殖民掠夺的重点从印度转到了越南，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 争。到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已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至 70 年代中期，通过

两次《西贡条约》的签订，法国声称越南已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样， 中国的西南边疆，已受到法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光绪六年（1880 年），

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他更加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策划侵略 中国。光绪八年（1882 年），法军攻占越南河内，企图打开红河通道，直窥

云南。次年，法军攻下越南首都顺化，使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 国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

正基于这样的形势，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边固圉”作为重要的任务 加紧布置落实。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 年 3 月 14 日），左宗棠在抵

南京仅一个多月，就开始查阅江苏营伍情况。他指出如对水陆各营加紧训练，

“以后日加振厉，化弱为强，自有成效可睹”。他通过亲自阅视各营，发现

“弁兵年逾五十者颇多，并有六十余岁而仍食粮充伍者”，对此他下令一律 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壮补额”①，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

次出阅江苏营伍，左宗棠周历扬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经过租界时，那些一向鄙视清朝官员的外国人急忙

在租界“换升中国龙旗，声炮执鞭，迎道唯谨”。②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 景不仅复现，而且外国人“恭谨有加”，以至“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

事”。①可见外国人畏左之声威并非一句空话。左宗棠也确在国势一向“积弱” 的环境中为中国人争了气。

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他除了亲赴吴 淞口和沿长江校阅海口与内江水师外，还建议防守南洋须添造大兵船 10 艘，

以“洋防为时务要著”。为此，他从福州船政局定造了“开济”与“镜清” 号两艘快船，从德国购进“南深”、“南瑞”号巡洋舰，加强了南洋水师的

力量。他认为如不加强南洋之防，“万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谋 国者当计及久长，岂以我躬不阅遽图恝置乎？”②他于光绪九年三月三十日

① 《并案查阅江苏营伍先闻江北各营分别举劾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至二。

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94 页。

① 《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七。

② 《答彭雪琴》，《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至四。

（1883 年 5 月 6 日）所写的有关筹办海防的奏折，系统地阐发了其精辟的见 解。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

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 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而中国不但不“以经商为本务”，

反而对机器生产多予责难，甚至对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官员和将领予以压 制，使中国失去了 40 余年的机遇！他指出：

综观往事，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 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

如陈化成，力扼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

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有任其咎者，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

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扼腕叹 息者也！

接着，左宗棠强调“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 此时，他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就“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

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反对那 种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实力，感到“虽海外

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边固圉，则尚力所能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 机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诸将领又各思发愤为雄，自可及锋而试”。因而

饬令“一面挑选奋勇弁丁，一面严明赏罚，订立规程，俾互相激劝，以齐心 力，遇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者，开炮测准轰击”。①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 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

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 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

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 敢奔赴抗法前线。

与李鸿章的表现相反，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二三月间会同受命巡阅长江水 师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在吴淞口布置海防时接见诸将校的一段

对话，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和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左宗 棠向诸将校说：“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

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彭玉麟说：

“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诸将校表示：“我辈忝居一二品武职，各有 应尽之分，两老不临前敌，我辈亦可拼命报国。”③对此，左宗棠非常激动，

他不仅记述下了这段对话，而且还在家书中写道：“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 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我与彭宫保

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④正是为了 一吐 40 余年之恶气，左宗棠甘愿拚命于疆场也在所不惜，他在给清廷的上奏

中表示：“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

①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六至三八。

① [清]李鸿章：《复张蒉斋署副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四三。

② ［清］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轻言战事》，《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四，页一○。

③ 《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1 页。

④ 《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1 页。

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 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①左宗棠的这些话是多么感人肺腑！

左宗棠还牢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 生产用以“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莅事以来，以治

水行盐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在海防。盖必治水而后可以保民，能保江淮 以北之民不为岛人所驱使，而后两江之兵不可胜用。岛人之势日孤，官军之

气日壮。”因此，他在两江任内“唯农田水利一事，躬亲相度”，“凡修堤 坝、开沟洫，去淤垫”无不认真部署，治理了运河、淮河，加固了淮北盐城

沿海一带的滨海大堤。左宗棠以为实现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 之利”和“垦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国的“本富”去抵抗外国的“末富”，

说下了“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②的话。 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有误差的，且同他曾意识到西方“以

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着眼于兴修水 利和发展农业生产，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不无促进作用。实际上左宗棠加

强海防的主张更多的是强调师法西方，引进和仿制外国船炮，并在两江督所 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增制枪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谈及他治水

的目的时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我朝治吴有声绩者，推陈鹏年、陶澍、林则徐，

皆名显当时，功垂后世。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

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

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好慝之萌，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 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左宗棠意识到为进行反侵略战争必须在国内创

造一个民有所食、民有所养的安定社会环境，这种思想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

的。 此外，左宗棠在筹划海防的过程中、对沿海人民群众的力量寄予厚望。

他令滨海 20 多个州县的官府组织渔团，加以训练，藉此作为反对外国武装侵 略的一支生力军。他亲自到沿海校阅渔团，认为：“此军有成，则海外有截，

豪俊之士闻风而至，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②

左宗棠在筹划两江布防的同时，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入侵中国南疆的 局势极为关切。特别是光绪九年四五月间奕、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妥协主张

以及李鸿章拒绝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 国代表脱利古谈判，对此，他异常愤懑。他致函总理衙门说：“法越交兵一

事，议论纷坛，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以正义达诸政府”。他则“默察时局”， 强调“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③左宗棠还令其部将王德榜于

回湖南省墓之际，将云贵总督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在江南制造总 局订造的枪炮顺道由上海经湖南转运云贵，并嘱王德榜“回籍后，遗其旧部

与刘永福熟识者，径赴刘永福处探视军情，路途据实禀报，以便区画，一尽 南洋职分”。①不久，左宗棠在写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

①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② 《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① 《出省勘收水利工程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一二。

② 《校阅渔团回省日期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四二。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三。

的信中，说他筹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绸缪之计，果能制敌死命，与否固未可 必，而自处之道则预以白诸朝廷。盖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

法虏骄横，谓越南非我属国，竟思倾国从事，而不顾其后。刘永福以一健卒， 为越捍边，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难能。但孤立无援，势难持久，吾华将有唇

亡齿寒之虑。南洋以兼筹边防为责，岂能袖手旁观”？②接着，左宗棠致函其 密友、时为潜运总督的杨昌浚，谈了他愿请求奔赴抗法第一线的想法。他说：

“法越交兵一案，枢部束手。不 得已为赴滇粤边界之请，先令王朗青方伯（按 指王德榜）于回籍之便挑募广勇乡兵数营，一面径赴刘永福处察看军情、地

势。弟再率新募各营接踵前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 大臣之职。未知朝廷许我否耳。”③七月，左宗棠专折向清廷陈述南洋应办边

务机宜。他指出，法人脱利古“始则欲以西贡为屯兵之所，继则扬言进规广 东矣”。对此不能在谈判中示弱。“我愈俯则彼愈抑，我愈退则彼愈进”，

“法人得陇望蜀，滇、黔、广西边患愈迫。中国吁食方勤，未敢置之不理。 臣任重南洋，兼管七省海口，尤属义无可辞。”尽管左宗棠对李鸿章不愿赴

两广“多责备之词”，他欲“反而求之”，即希望清廷能派自己去“督办越 南事宜”，但“朝命未临”又使他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左宗棠请求“由

南洋出师，助滇越边防”，计划“于巡勘崇宝海防后，率新募各营回湘继进， 以赴戎机”。①然而，清廷并没有同意左宗棠奔赴抗法前线的要求，以“滇粤

边界，均有重兵”为由，令左宗棠继续留任两江。

从左宗棠的上述言论来看，他是一反李鸿章之所为，甘愿冒死命请缨前 往抗法前线，“以赴戎机”。尽管未能如愿，但其抗击法国侵略的决心则是

始终不渝的。尤其是他对刘永福领导黑旗军抗法斗争的肯定，回击了李鸿章 把刘永福称作“土寇伎俩”②的说法。他派王德榜携军火至云南，并在广东、

湖南一带募兵，确为增强抗法前线的军事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光绪九年秋 冬之交，王德榜募军十营，被左宗棠命名为“格靖定边军”。左宗棠调派提

督陈广顺等富于作战经验的将领充实该军，并解去饷银十万余两和军火物 资。随后，左宗棠令王德榜率领该军驰赴广西。该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左宗棠是称得上恪尽南洋大臣职守的。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83 年 12 月 11 日），法国侵略军在孤拔的指 挥下，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正式挑起了中法战争。十六

日，法军攻占山西。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 年 3 月 12 日），法军新 任统帅米尔又率军占领北宁。

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惊。慈禧太后把责任全部 推给与她有权力之争的奕诉。经与奕策划，于三月十二日（4 月 8 日）下

令革除以奕为首的五名军机大臣的职务。任命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军机大 臣的新的军机处成员，命令由庆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并于次日宣布“军

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①，奕从此控制了军机处。此 为颇有影响的“甲申政局之变”。然而，清朝统治中枢的这次大规模的人事

② 《答两广总督张振轩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四。

③ 《答杨石泉漕督》，《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六，页四五至四六。

① 《敬筹南洋应办边务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一四至一七。

② 《复张蒉斋署副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三七。

①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 2 册，第 1677 页，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变动并没有给中法战争带来什么转机，新的军机处对外实行的仍是妥协方 针。因此，时人有“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②之说。与奕诉关系甚密

的李鸿章不但未受到这次政局之变的牵连，反而弹劾他有六可杀之罪的翰林 院编修梁鼎芬却被清廷加以“莠言乱政”的罪名被革了职。李鸿章攀附上奕

，不久即有“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③的传言。 接着，李鸿章于光绪十年三月（1884 年 4 月）在法国政府抛出的议和骗

局引诱下，向清廷提出“随机因应，早图收束”的建议。清廷旋命他“竭诚 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④四月十六日（5 月

11 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该约的 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将驻越清军调回边境；法商可以

从越南向中国自由运销货物。这显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七月上奏请求督师“以赴戎机”的愿望未能实现后， 十月因目疾加剧恳请开缺回籍调治，清廷准假两个月。而他鉴于两江海防仍

需他“力疾料理”，便带病在“赏假以后于海防、水利、盐务各要件”继续 加紧布署。左宗棠本想通过“延医多方调治，期得早日痊可，届时即行奏明

销假，以副余年图报之忱。无如年老气血衰惫，病根已深，未见速效。见在 所最苦者，右目因流汁过多，受伤益甚，检校文书万分吃力，稍一搁置，隔

日即成堆垛，勉强判阅，下笔不能成字”，不得已于光绪十年正月再次请求 准假，以免“贻误要公”。①清廷勉如所请，又赏假四个月。左宗棠奏荐安徽

巡抚裕禄、漕运总督杨昌浚、前两广总督曾国荃自代。清廷决定由曾国荃署 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同时，清廷以“左宗棠劳勤懋著，朝廷倚任方殷，当

此时局艰难，尤赖二三勋旧 之臣竭诚干济”为由，希望左宗棠“早日就痊， 出膺重寄”。三月十三日（4 月 8 日），左宗棠向“兼程莅任”抵达南京的

曾国荃交卸两江总督篆务。

左宗棠虽自正月十八日起因目疾加重续行休假四个月，但他并没有安心 回籍休养，而是仍留在南京布署江海防务并关注着前线战局的变化。特别是

在“频阅越南电报文牍”，得知“北宁失守，兴化相继沦陷”，法国提督又

“带兵船八号分驶福建、江南、天津，横行无忌”①的情况后，遂于四月初二 日上奏请求提前销假。四月初九日（5 月 3 日），清廷下令召左宗棠这位“素

著公忠，不辞劳瘁”的老臣进京“陛见”。

左宗棠对滇、粤边防的局势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于四月十七日上奏 指出：“法人既攻北宁、兴化，兵端已开，滇、粤藩篱尽撤，边防之不可不

急谋增黾也明矣。滇、粤溃败各营，不足复用，所恃者仅王德榜楚军八营， 而分扼镇南关、谅山两处，要区兵分力单，能守而不能进，坐失事机。自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