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左宗棠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一直居于主导的和向受重视的地位。在 近代经济成份的变迁中，工商业的抬头与崛起，给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注入了

活力。作为“耕读之家”出身的左宗棠，自然倾心于农学，致力于农业，这 是他的可贵之处。他同时又能关注于近代工商业问题，表明其确曾顺应了近

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左宗棠“平生以农学为长”的追求、“以农为本” 的主张和“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的呼声，构成了其经

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

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同农业这一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联系在一起 的，“以农立国”的国策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重视

也素被人们所关注。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 即强调不违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并把生产足够的粮食作为一项治国之道。

此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农业与国计民生关系的论述颇丰。孟子认为：

“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他把解决温饱同稳固政权的统 治结合起来。管子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凛，国多财则

远来者，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③，初步触及 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韩非子说：“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

也。”④于是，不仅历代统治者把农业作为“本务”行其治国之道，采取“劝 民农桑”、“以农为本”的政策和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扶植农业生产的种

种措施，而且在社会民众的心理中也流行着“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 织，或受之寒”⑤的普遍观念。这样，本书传主作为一个出身于耕读之家的地

主阶级士子自然会把农业问题看得至关重要，对农学倾注了精力。

左宗棠对农学的注意始于少年时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世寒素， 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⑥

他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细加研究，甚至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早 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①当然，从小就

熟读儒书的左宗棠如同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士子那样还是迈上了科举考试之 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左宗棠也对农业问题做出

了自己经过多年探研的心得总结。他在道光十三年（1833 年）癸巳科、道光 十五年（1835 年）乙未科、道光十八年（1838

年）戊戌科三次会试中，系统 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

左宗棠提出了重视农桑和怎样劝农的主张。在癸已科第三场五道策问的 第三问中，左宗棠指出：

民于何养？日农桑。天事不至，有形之灾；人事不至，无形之灾。是故 勤作之家必无甚贫，乐偷之子鲜能长富，有由然也。农桑可不重乎？惩惰民，

以刑劝；敬老农，以礼劝；省讼累，以时劝；修田具，以器劝，于是而民有 不安于饱煖者乎？②左宗棠在乙未科的会试卷中又指出：

农事极其精，而劝相必及矣。夫事不极其精，而遽冀其获，难矣。耘籽交至，此 黍稷之所以茂也。故于适亩时而寓劝农之意。

且天下之所待以养者，农也。晹雨为有形之灾，而人能补之；辍忽为无形之灾， 而天地之利不能救

① 《论语·学而》。

② 《孟子·梁惠王上》。

③ 《管子·牧民》。

④ 《韩非子·诡使》。

⑤ 《汉书》，卷二四。

⑥ 《复陈移屯实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０，页二九。

① 《答沈吉田》，《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一二。

② 《会试文·癸巳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08 页。

之。临民者将欲为国厚其生，为民谋其食，而苟无情意以行于劳民劝相之间，则 其事终不修，而其农终不劝。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与

自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作了比较合理的论述。他认为农业生产中遇到自然灾 害是无法避免的，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对发展生产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强

调应当勤于耕作，并对如何劝农提出了用刑劝以惩情民，用礼劝以敬老农， 用时劝以省讼累和以器劝以修田具的具体措施，左宗棠还对官员提出了“为

民谋其食”的要求。后来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内在浙江“劝谕耕垦，并给发 耕牛、籽种、农具，借资补助”②，于陕甘总督任内在甘肃主张“亟应劝农耕

垦”③，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官 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奖叙”④，都是左宗棠重视农桑

和劝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视农业的，把农业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

大计是天经地义和不可动摇的。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 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洫；周文普旬宣之化，

先即田功”，“全春秋而全省，农可称神。”①左宗棠心目中的上古农业理想 国的图景是“率彼妇子，而南亩和迎春之曲。勤则不匮，无情农以自安。”

“是以自天降康，君子有谷。而因地之利，王用勤民。”他企盼“皇上躬先 万姓，典重四推。进无逸之图，稼穑维宝。”②

左宗棠对兴农桑与开利源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细致的阐述，他在戊戌科的 会试文中指出：

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 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宫。⋯⋯

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顾其事亦有难言者焉。 官斯土者，非习斯土之人也，其地之肥硗，候之迟早，水泉之何出，土物之何宜，器具

之何使，必不及其地之民虑之早而知之审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虽然，

因地之利而利之，不必强西北皆水田，东南皆陆海；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必强东南民食

麦，西北民食稻。枣栗亦有其利，不必拔而植桑；棉苧亦惟其宜，不必转而为茧。而又 以其时，行其野，历其乡，询其利，访其宜，不以为己之功，并不以为官

之事，亦何利之不可兴哉？显然，左宗棠承继了孔子“使民以时”的恩想，

并把农业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大利之原”之所在。他把国家的农 业政策同“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联系起来，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并希望

“皇上廑念民依，敦崇本计，丰盈有象，乐利永怀，卦亩时登，爻闾胥慰， 其以此也夫！”②左宗棠还对地方官员不知农时、不懂耕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

有力的抨击，指出他们不是“利民”，而是“厉民”，申明农业生产不能依 靠长官的意志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

① 《会试文·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20 页。

② 《浙江绍金衢等属水灾分别履勘安抚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466 页。

③ 《请豁免甘省积欠钱粮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6 页。

④ 《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7—28 页。

① 《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27 页。

② 《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27—428 页。

① 《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6—447 页。

② 《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7 页。

在这篇会试文中，左宗棠对中国农学发展的概况作了评述，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他指出：

古今之言农政者，《夏小正》、《豳风》其最初者矣。刘向《七略》别“农家” 为一流，经生而知本务之急，识已卓矣。贾思勰《齐民要术》取材博而考核精，识者虽

讥其言之太文，然求之于古盖亦难焉。宋陈旉《农书》三卷，自谓胜于贾书，今按其书，

多切近时用，诚与华士不同。他如元代之《农桑辑要》、鲁明善之《农桑衣食撮要》以

及王伯善之《农书》皆各悉其土宜物性，为古今所不易得者，而《农书》尤赅博绝伦焉。 明周王

守藩开封，念天灾之流行，民生之日蹙也，于是乎有《救荒本草》之作。别 其性，分其种，著其味，其于一物数名及形状同而实异者必谨志之。视鲍山之《野菜博

录》，兹为精矣。徐光启《农政全书》，凡古今载籍所言利农之器、宜植之品、播种之

时、任土之法靡不旁搜远绍，著为成编，卷帙繁多，高至尺许，其致力也勤，其用力也

①

苦，宜世之说农田者宝之也。

道光十八年（1838 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后，他决计不再走科 举考试之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学及地理学等经世之学的研究上来。他

说：“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②

“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 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③左宗棠从中国古代农书中吸取精华，

主张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他指出：“区田之制，农书 传之。创自伊尹与否未可知，若语农务之粮良，古近无以过。盖论农之理，

具六善焉；论农之事，兼三便焉。”左宗棠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基本理论中， 实行区田法的“六善”有：第一，“今法田必秧种”，也就是说要用“水渍

谷”，“逼使芽”，“甫芽布诸秧田”，“区田法布谷于区，手覆按令着土， 足履区旁高土，水不绉，谷不易其所，有撮谷之利而无其病”。第二，“凡

农之道，厚之为宝”，土地与肥料是农业的宝藏，“土宜禾，粪宜土，粪欺 土者穰，土欺粪者荒”，于是农民治田先治粪，“粪与田称，禾之良也”。

“区种法，区用熟粪二升，一亩一千三百五十二升，旁土不粪，土受粪者止 亩四之一，实土载粪，粪圜禾，质取其熟，力取其多，以视恒田倍十有加”。

第三，“禾畏旱畏风”，“今田竟亩不为畎，费水多”，而采用“区田法费 水止今田四之一，水易足”，区田法还可以使庄稼避免风灾，“区深一尺，

禾自出叶已上至结实时，旋助区土壅之，无虑七八寸，振林之风不损”。第 四，“禾畏虫”，今农田“禾长掩亩，气不得利，郁蒸所至，并钟五贼。积

热在土，盛雨卒加，为湿裹燥，根则受之，是生蟊”。采用“区种法，空四 旁，风贯行间，緉緉然，郁者通，结者解，虫类无由滋”。第五，“区种务

勤锄厚壅”，“隤土附根，深可七八寸，旁根绝，正根王，穗蕃硕而长，圆 粟而少糠，米饴以香，多沃而食之疆”。第六，“先农尽地力，又惧地力乏”，

从而采取“岁易之法易其田，代田之法易其圳”的做法，这是合理的。但“今 农为田，宁普种而薄收，地稀种则诧，禾稀谷则无究之者”。采用区田法可

以“岁易其所，不甚其取，旋相为代，地气孔有”，起到“尽地力”的效果。 左宗棠还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实行区田法有三项便利之处：一是“区田

用力虽频，不甚劳累，力小者亦任。开区治田，担粪引水，壮夫任之；和土

① 《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6 页。

② 《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6—197 页。

③ 《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布谷，锄草土壅根，余丁力可给。⋯⋯老自六十已下，稚自十岁已上，主妇 童女自治馈应饷外皆量力而趋。⋯⋯人无冗而力无虚”。二为“区田法治田

少而得谷多”。三乃“力作不惰，⋯⋯易乏为饶，反瘠为沃，效莫捷焉”。 左宗棠对区田“良法于数千百年而未能多睹其验”而感到愤愤不平，他力主

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区田法，使“读书养素之士，世富习耕之家，未作趁食之 民，游手无俚之子，皆能自营转雇，称力而食，一家为之一家足，一邑为之

一邑足，天下为之天下足。聚民于农，人朴心童，几蘧之理，于焉隆矣。嗟 乎！吾言区田之利，吾农重思之，不诚如此乎？”①

左宗棠所要推广的区田法，也称区种法，即把农作物种在带状低畦或方 形小区内的一种农作法。其长处是作物种在低畦处或小区内能蓄水保墒，区

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浇水，适当密植，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较多地获得 收成。战国时期已有将农作物种于低畦处的记载，汉代赵过在此基础上发展

为代田法，记胜之又进一步对此总结研究，提出了区田法。此后，历代虽沿 袭了此耕作方法，但未广为推行。为改变这种状况，林则徐对区田法即非常

重视，他说：“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 多。⋯⋯下不遗地力，上不违天和，及时勤事无蹉跎。”②左宗棠进一步把区

田法画成图样，以求推广，并在《〈广区田制图说〉序》中阐述了他的见解。

左宗棠以“力耕读书”自勉。在力耕方面，他主张学用结合；在读书方 面，又强调学以致用。他常常到田间“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

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③左宗棠阅读了近儒著论之书“殆不啻万 卷”，感到的是“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而“赏

心者不过数种已耳”。①因此，他对好友罗汝怀说：“阁下有志著述，愿拌数 十年精力专攻为之，幸勿如近人之为之也。仆近因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而

古近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圃，志此者数年矣，而尚未得成，卷帙不 过十数篇，精力想尚可及，后晤时当详告之，亦人世不可少之书也。”②道光

二十五年（1845 年），经过左宗棠数年的苦心钻研和不断实践，终于写成了 一部农学书。该书以左宗棠的表字（左字朴存）题名，称《朴存阁农书》。

由于这部书稿没有刊刻，未能实现左宗棠编写这部书为“人世不可少之书” 的目的，该书也没能成为传世之作。但他通过是书的写作，进一步扩大了视

野和加深了对农学的认识，并批评了清代学者著书不重“实学”而唯求“名 美”的不良倾向。左宗棠对农学的重视，也为他保持耕读家风和日后任官期

间在各地注意发展农业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曾在湖南湘阴县东乡柳家冲置地 70 亩，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以 尽地利。他致函尊师贺熙龄说：“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

之，闻甚良。⋯⋯茶圃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 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③这与管子所说的“仓

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相通之处。左宗棠还致函贺熙龄称：“宗

① 《〈广区田制图说〉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4—247 页。

② ［清］林则徐：《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云左山房诗钞》，卷二。

③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3 页。

① 《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② 《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至三七。

③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人至三九。

棠于农学颇有所窥，尝问之而得其事，亦学之而得其理。以为今之农者，与 今之学者弊正相等，皆以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其关系天下不小也。”①

左孝同在评价其父于柳庄的耕种业绩时说：“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 地利。湘阴产茶，实府君为之倡。”②左宗棠在担任了封疆大吏后，军务繁忙，

戎马控偬，辗转数省，每到一地无不重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他“自负平生 以农学为长，⋯⋯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蔬，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

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兵民杂处，临去尚颇依依，亦当年为 农之效也。”③

左宗棠力倡保持耕读家风，教育子女不负他“平生志在务本”的愿望。 他在为亲族子弟题写的联语中写道：

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左宗棠在给其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尔父二十

七岁以后即不赴尝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⑤他给其次 子左孝宽的信中也称：“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

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 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

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①显然，左宗棠主张耕读务本，反对 片面地去追求名禄。

左宗棠把重视农业生产作为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重要措施来看待。他 指出：“迩自海氛不靖，泰西各国乘吾戒备不夙，群起而侮之。”反抗外来

侵略的办法之一是“农服先畴本务，则耕食足、织衣足也，庶几长为太平有 道之幸民与！一旦寇仇至，富强贫弱一心敌忾，其不待征调以为兵，转挽以

为食也。况夫习战阵，筹守御，有防海固圉之责者，固不乏其人欤。孰与伈 伈伣伣怀不可终日之计，苟旦夕之安也。”②这反映出左宗棠以农为本的农业

思想同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脉博是紧紧扣在一起的。

在左宗棠的农业思想中，还折射出他主张以农产品的市场商品化来实现 转贫为富的倾向。他说：“民勤耕织，衣被之余转售海舶，比户熙熙，其富

庶可知也。”③表明他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并不仅仅为了自给自足，而是要 把剩余的农副产品纳入市场的流通领域，“转售海舶”，这对封闭的自然经

济无疑是一个冲击。

左宗棠以农为本、重视农学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那种把左宗棠的重 农思想说成是为了保护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

自然经济的论点是缺乏依据的。在左宗棠的农业思想中，他以农学为长是为 了经世致用，以古农法中有价值的理论指导耕田是为了以尽地利，他振兴农

业的主张是为了开百世之利源，而且他劝民农桑、丰衣足食的务本思想又与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四○。

② ［清］左孝同：《先孝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3 页。

③ 《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④ 《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9 页。

⑤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 页。

① 《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6—197 页。

② 《〈宝山县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68 页。

③ 《〈宝山县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68 页。

抵御外侮结合起来，并有农产品商品化的思想倾向，说明他以农为本的主张 并没有维护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原意。更重要的一点是，左宗棠的重农思想中

并未带有抑商的因素，反而他强调的是既重农也重商，力主保护工商业，表 明他的农业思想既吸取了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精华而又不泥古，他重视农

业、保护工商的思想超越了那种维护封建自然经济的重本抑未思想。因此， 左宗棠的农业思想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稗益。即使是晚于左宗棠的

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同样强调以农为本，重视农学。郑观应（字正翔， 号陶斋，广东香山人）说：“中国伊古以来，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

劝农。阡陌广开，闾阎日富，似于耕作垦荒之事，我行我法，得以自用其长 矣。”①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认为：“万宝之原，皆出于

土，故富国之策，咸出于农。上古重垦辟，有尽地力之教。”②孙中山（名文， 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主张改良农业，认为“收获之多

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他建议对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

《农桑辑要》、《农政全书》加以推广普及，使这些书不仅为“文人学士博 览所资”，更应做到“家喻而户晓”，以改变那种“虚有其文”的状况。他

强调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 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①加强对农学的研究推广和重视农业的地位，

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 ［清］郑观应：《垦荒》，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 73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清］康有为：《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 349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① 孙中山：《农功》.《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4—6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二、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

在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商业同农业都是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曾受到人们的重视。管子说：“士、农、工、商四

民者，国之石民也。”②商鞅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 商致物，官法民。”③在“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中，“禁末”论也随之而出。

管子、商鞅等人也都提出抑未的主张，但他们所指的“末”是“雕文刻镂” 和“锦绣纂组”等奢侈品的生产。管子说：“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④

商鞅说：“未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⑤直到战国末期的韩非 才把“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韩非说：“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

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未作。”⑥在这里，韩非明确将从事工商 业和游食的人都包括在“末作”的范围以内。此后，中国历史上以工商为未

的思想逐步发展，到西汉时就成了流行观点。于是，重农抑商和重本抑未才 成为同义语。①这种“重本抑末”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绵延了两千年之久。

“重本”固然稳定了小农经济，维持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抑未”却限制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难以注入新的活力，终于在近代落

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所谓“抑未”即压制工商业的思想是十分有害 的。尤其是在近代社会，如果不鼓励工商业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社会经济根

本不可能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能否冲开传统的重本 抑未思想的束缚，并大力倡导兴办工商业，这是评价其思想是进步还是落后

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本书传主的言行来看，他对工商业的基本态度是扶持而 非压抑，其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野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三 个方面。

（一）纾商力

左宗棠纾商力的主张是针对商人面临着重重盘剥、“视商务为畏途”的 状况而提出的。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盐课、茶课等项，自清朝开国初便 有定制。咸丰三年（1853 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筹集军饷，试行

厘金制度，次年推广到全国。厘金乃作为一种工商税对运销过程中的商品征 收捐税。这样，经营盐、茶的商人除了交纳正课外，还要被征收厘金，只能

惨淡经营，收获微利，维持生计。然而，除去正课和厘金，盐商、茶商还要 交其他苛捐杂税。以茶务为例，即有“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陋规作

为杂课”，“积弊相沿，由来已久”，“本行商人及外行商贾所以视茶务为 畏途者”，实“因杂课繁重之故”。①从盐务来看，也有“军标、马价、盘费、

② 《管子·小匡》。

③ 《商君书·弱民》。

④ 《管子·立政》。

⑤ 《商君书·外内》。

⑥ 《韩非子·五蠹》。

①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第 145—14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① 《变通试办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2 页。

钦工、普育、鳌峰等六款帑息”，盐商“终岁经营，半耗于陋规之需索，半 迫于帑息之虚驮。商力几何，其堪此层层朘削，而不倒罢相踵乎？”②因此，

左宗棠主张对盐务和茶务进行改革，目的是“有裨国课，有便商民，力除从 前积弊”③，“纾商力而保利源”。④

在盐务改革方面，左宗棠主张改“就场征课，按包抽税”为试行票运。 清代征收盐课的办法可谓变化多端。雍正年间，“各场委官监管，地方官随

处设卡，委员收税，先完课而后给单，听其配运售卖”。乾隆年间，“归商 办理，划地分售，即以当年所收税银作为引额”，结果“此法一变，商之浮

费遂增，盐之行销遂隘”。“后人补偏救弊，朝令暮更”，“迨道光年间， 一变为佥商，再变为试办，三变为官运，而盐法之败坏极矣”。⑤如官运之始，

“销路尚觉疏通，迫其后官视为利薮，开销挪垫，虚抵搪塞，办运者扣费以 人私橐，督销者卖私以取盈余。比课额太悬，则又捏报失水抢毁等情，上下

分肥，弊端百出，遂致所领成本逐渐消磨。”①咸丰初年，户部鉴于“商疲引 滞”的情况，采取“就场征课、按包抽税”的办法。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清军

镇压太平军的战争，在战火中“场署大半无存，官坎莫考”，各场员“遂不 驻场经理，借寓省垣。遇有海私进口商人收买运销，各场员则冒认场分，指

私为官，截角收买，借图渔利，以致埋、坎全废，遍地皆私。⋯⋯此场务之 积弊也。”②

面对着盐务“积弊相沿”的状况，左宗棠“亟筹通变之方”。同治三年

（1864 年），左宗棠向清廷上奏提出在浙江试行票运的建议。他“拟请杭、 嘉、绍、松四所一律试改票盐，无论新商旧商，但能纳资到库，即给票认地

行运。并于各府设立府局，稽查销数。所收课银，全数提作正课，解充军饷。 内外杂课，概行停支。⋯⋯总之，创办之始，首重辑私以疏票引，痛革浮费

以纾商困，核减卖价以敌邻私，严查煎数以杜影射。舍此四者，别无良策。”

③第二年，左宗棠又上奏请求在福建试行票运。他说：“闽省盐务，积弊相沿， 已非一日，全纲受病，亦非一端。⋯⋯计惟改行票运，厘、课并抽，庶可借

图整饬。”①于是，左宗棠“毅然有改行票运，试办一年之请”。通过“试办 票运，实收实解，方且一洗从前挪移陋习。从前解款半，而今解款倍之，其

无侵蚀之事可见。旧商只令照额认为，分别买票帮销，完缴课厘，不准挂欠， 一切浮费概行革除”。左宗棠在福建试行票运仅半年，“所收实解之款已抵

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数”，而且“察之商情，均以为便也”。②这说明各种“浮 费”的数目要比清政府对盐务的正课高出二至三倍，左宗棠把盐务称作“腥

羶之场”、“奸弊之薮”不是没有根据的。左宗棠将上自闽浙总督衙门，下

“至大小盐务衙门规费一概革除，计所裁之数每年不下七八万两，又停收一

② 《闽商力顾票运课厘恳免兼征帑息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95 页。

③ 《闽商应带完课银请归票运案内收算划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75 页。

④ 《闽盐票运成效截数造报拟请著力定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91 页。

⑤ 《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132 页。

① 《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132 页。

② 《沥陈闽省鹾务积弊清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133 页。

③ 《两浙商盐议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30 页。

① 《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134 页。

② 《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323 页。

切杂支之款。是皆向之所谓以陋规太多为苦者，一经厘革净尽，群情欣然， 如沉疴之释体”。③左宗棠还建议将盐商历年“积欠带输筹银分别减免，总期

商力稍纾，渐能照额买票赶运畅销，或可以盈补绌”。④

左宗棠在福建试行闽盐票运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于同治五年（1866 年）上奏请求将闽盐票运著为定章。他指：

一年期内尽心筹办，取从前销册两相比较，赢绌迥殊。如果著为定章，得人而理， 庶几弊尽利生，商民均便，有裨国计，良非浅鲜。设非遇阴雨过多，场壤缺产，地方有

事，馆埠滞销，课额当不至过于减少也。⋯⋯如有额外加买运帮行销者，固听其便；或

销数短绌，事出有因，以至本代票额不能买足者，亦似应准予尽征尽解，不限以额，俾 纾商力而保利源。这样，闽盐票运制度的实施，使得所有愿意运盐的商

人都可以通过领票的方式进行较为自由的运销。左宗棠盐务改革的一个主要 目的是“商民均便”和“纾商力”。这同道光十一年（1831 年）两江总督陶

澍进行的淮盐改革颇有相通之处。陶澎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商 困课绌，发岌不可终日”②的问题。道光十五年十二月（1836 年 1 月），接

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林则徐对陶澍的票盐改革予以赞赏，认为前督臣“陶 澍于辛卯纲起，将湖运滞食各岸减轻科则，改行票盐”，是“试行有效”的。

③曾协助陶澍进行淮盐改革的魏源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 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④显然，左宗棠继承了陶、林、

魏的思想和作法。光绪八年（1882 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对陶澍的淮盐 改革表示敬佩，他认为“道光十一年前督臣陶澎创行票法以救淮北之穷，严

剔陋规以除准南之弊”①是卓有成效的，可惜的是这次改革行之不久便受到“格 守遗法”者的干扰，加上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东南，“金陵被陷，盐法荡

然”。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力主淮盐票运，“定为永远章程，庶几裕课、 便民、恤商三者兼权并计推行，尽利其法，乃可大而可久。每于接见僚属士

绅时，往复谘商，得其大概，而新旧商贩知事在必行，行之宜有益无损，于 是领票认引者纷纷而来。”②

在茶务方面，左宗棠也以纾商力为改革的重点。同治十一年（1872 年）， 左宗棠在甘肃颁布了《变通试办茶务章程》，系统提出了他的变通、改革主

张。该章程的内容有四条：

一，招商应先行清欠也。查商人欠课甚巨，又有积欠各案官本生息银两，以此众 皆视茶务为畏途。

非畏茶务，畏积课也。⋯⋯若不通融办理，亦谁敢充商，以滋巨累？⋯⋯庶积欠 既清，后累可免；商累既蠲，商情自期踊跃。

二、招商应先行清引也。⋯⋯其初原因茶引畅销定额，兹茶务停废已经十载，复

③ 《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324 页。

④ 《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325 页。

① 《闽盐票运成效截数造报拟请著为定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90—91 页。

② 赵尔粪等：《清史稿·陶澍传》，第 38 册，第 11606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③ ［清］林则徐：《甲午纲淮北盐课奏销额款全清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 318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④ ［清］魏源：《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 439 页。

① 《筹办淮鹾力图兴复引岸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一。

② 《筹办淮鹾力图兴复引岸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五。

议招商试行，事同创始，势难如额行销。应候陕、晋二省新商募到，由该总商查明共承 引数若干，饬令众商量力领票，措资前赴湖南采办。

三、招商先行清课也。⋯⋯本行商人及外行商 贾所以视茶务为畏途者，亦因杂课繁重之故。⋯⋯ 应将每引一道每年杂课银一两四钱零停止征收，以法宿弊而重正课。

四、招商应先行清商也。向来甘省茶务，本地商民赀本微薄，不能承引，其力能

承引之大商均籍隶山西。⋯⋯查传力能承引之商，令于陕西先开官茶总店，一面试办新 引。商情既无疑虑，庶期踊跃争趋。清欠以免商累、清引而实行票茶、清课

以除陋规、清商而明晰商情是左宗棠茶务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招商”

办茶务的基本前提。 当然，左宗棠提出改革盐务、茶务的主张是为了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

入，但如此实施的结果毕竟也有助于商力的恢复与发展。此外，左宗棠还在 闽浙总督任内主张停止船捐“以纾商力”②，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主张废除甘

肃省内使用的货币司钞，以改变行使司钞“仅止省城内外，外来商贾不肯携 带出外交易，而销路日塞，商贾因之裹足不前，百物翔贵，民困愈多”的状

况。司钞停止使用后，甘肃省出现了“商民均便”、“大路疏通，百货并集， 市价有减无增，群情欣悦”③的局面。

（二）挽回利权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部分是其挽回利权的主张。这一 思想是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提出的，其中心内容是同外商

竞争和“权自我操”、“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挽回利权思想所产生的积极 效应，有助于扶持和推进中国近代工商业在同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得以生 存与发展。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 略，带有鲜明的挽回利权色彩。他意识到外国轮船航运业对中国旧式运输业

的破坏，使得江、浙一带依靠运送漕粮为生的沙船商面临着完全破产的危机。 清代的漕粮本来由运河北运，道光六年（1826 年），由于运河阻塞，道光皇

帝下令将其改为海运。这样，在江、浙一带，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沙 船商人主要行驶于北洋航道，担负着漕粮北运和其他物资转运的局面。中英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以南的五个通商口岸被迫向列强开放，外国轮船 航行于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进行贸易。由于上海以北的口岸还未开

放，因而对漕运的影响并不太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中法《天津 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沿海和长江增添了十几个通商口岸，

其中有北方沿海的牛庄、登州、天津。从咸丰八年（1858 年）起，外国轮船 开始经营北洋航线的沿海转口贸易。当时中国的沙船商人在北运漕粮后，回

程主要装载牛庄、登州等地的大豆、豆饼等物，以此为“谋生之路”，勉强 与外商竞争。同治元年（1862 年），由于清政府开放“豆禁”，致使“中国

① 《变通试办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1—453 页。

② 《清将浙籍商船停免船捐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152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③ 《请敕部核销甘省部司各钞票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433—434 页。

商船立见废弃，沿海居民生计壅阻”。①也在同治元年、同治二年期间，洋商 鉴于在华经营轮船航运业大获其利的情况，即“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轮

船）成本”②，便纷纷插足于这一领域的竞争，仅在这两年之中就有 20 家洋 行在上海经营起轮船业务，可谓大利所在，趋之若骛。面对这一严重状况，

左宗棠认为中国必须改变旧式的沙船运输为新式的轮船航运。他指出：

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 价本愈增，比及南回，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

寝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

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 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可见，左宗棠主张自造轮船的目的带有支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