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左宗棠的经济思想.2

国商人同外商竞争和解决漕运两个方面的意义。当然，左宗棠因受到社会历 史的局限，他当时并没有十分弄清楚兵船与商船的区别，甚至以为轮船能够

兼兵船与商船之用，既有加强海防的意义，又有振兴经济的作用。所以，他 建议所造轮船的船型乃兵商兼顾，“以新造轮船运糟，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

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 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故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

借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也”。他还由此推 论说：“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

数世之利也。”①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人们逐步接受轮船这个新事物是有着 积极影响的。“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②，表明以轮船

取代沙船的近代化趋向是不能逆转的。可贵的是，左宗棠“官轮商雇”的思 想，正是适应了当时许多商人向近代轮船运输业转化的要求，从而有利于打

破外国轮船商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同治十一年（1872 年），中国第一家 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恰恰带有对外挽回利权和对内淘汰旧

式沙船而促进航运业近代化的双重作用。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李鸿章不仅认 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则“须华商自立公司”以同洋商竞

争，还指出：“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请以商局轮船分装 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③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在挽回航运业利权的过

程中，采用轮船运输和设立轮船公司的重要性。对此，左宗棠不无感慨他说：

“宗棠原奏请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所雇沙船之价给之，并听商雇，薄取其 值，藉以护商捕盗，与见设之招商船局所议略同。”①左宗棠的见地是先于并

高出同时代其他人的。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 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是不言而喻的。当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

况下，外国侵略分子纷纷插足中国事务，当然不会放弃对近代新式工业的干 预。对此，左宗棠采取了相对抗的态度。福州船政局创办伊始，左宗棠致函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页五○。

② ［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8 册，第 96 页。

③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0—61 页。

①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2—64 页。

② 《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 册，第 115 页。

③ 《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页三二至三三。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总理衙门，陈述他对于设厂造船一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 绅者又已三载”。创办之前“不得不密者，缘彼族险競嗜利，有利于我之事，

彼必挠之”。西方各国“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期间于外国，或以工繁 费巨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

得久据其利。”②事实果然如此。英国驻华领事“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 成船为便宜”，来干扰船政局的设立。法国驻华公使也鼓吹中国自造之船，

每艘较买外国现成之船，“价银总有数倍之差”。他们的用意无非是企图使 清政府长期依赖外国人购买船舰，以此“为牟利之张本”。③

左宗棠就外国茶商垄断茶叶贸易问题，主张对中国商人征收茶税不设定 额，以维持华商的生计而不致于被洋商挤垮。左宗棠指出，茶叶的行销“以

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 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

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①因此， 华商“起运、运销茶税，碍难议设定额”。这对于保护华商是有利的。

光绪八年（1882 年），左宗棠主张为徐州铜山县境内的利国煤铁矿减税， 以敌洋商。是年，利国煤铁矿兴办，招商集资，设局开采。左宗棠根据矿务

承办人胡思燮的呈请，上奏指出：“创办之始，购办机器有费，聘请矿司有 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

切无不有费，所需成本为数甚巨。若不酌减税银，非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 难敌矣。”因此，左宗棠请求“减税银以期畅销”、“以维国本”。②

左宗棠还反对外商对中国纺织业的染指。光绪九年（1883 年），左宗棠 致函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倡办者李鸿章说：“上海织布局此禀，在沪华商遵案

附股入局合办，似可照准。惟上年禁止机器纺纱，原以华民生计攸关为言， 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故洋人亦无能相强，然觊觎之心固未绝

也。兹由局禀，清华商附股合办，洋人得有藉口，必烦词絮聒，无以折服其 心。与其转圜于后，不若慎之于前。”③透过左宗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

华商附股合办机器织布局是赞同的。左宗棠担心的是一旦扩大华商附股入局 的规模，外商便会以此为借口在华设立纺织厂，对此他是坚决反对的。因此，

从上述全段函件的内容来看，左宗棠是把“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 置”一句话作为杜外人觊觎之心、防外人藉端之口来使用的，并不表明他反

对近代的机器生产。有的论者采取掐头去尾的方式，单独抽出“恐机器一行， 失业者多”这一句话来论证左宗棠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是保固自然经济，

未免与事实不符。左宗棠防止外商对中国纺织业的插足是有积极意义的。其 实，早在同治四年（1865 年）英商便计划在上海兴建棉纺织厂，吸收中外商

人投资，由于华人“绝无顾而问者，议遂中止”。①然而，外国侵略者不甘就 此罢休，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更千方百计地企图设厂制造纱布，由于清朝

各方面的反对和抵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它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二。

③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 册，第 13—14 页。

① 《闽省征收起运运销茶税银两未能定额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60—161 页。

② 《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七二。

③ 《与李少荃傅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一至三二。

① 《申报》，1879 年 3 月 21 日。

们设厂的阴谋活动一直未能得逞。②左宗棠可以算是反对和抵制外商在华设纺 织厂的代表人物之一。

左宗棠善于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同近代反侵略战争联系起 来。在中法战争期间，他针对法国驻华公使福禄诺在天津议订《简明条约》

的五条内容，于光绪十年（1884 年）写下了《时务说帖》，其中就该约第三 条内所谓的“中国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

购销，商约税则务期格外和衷，其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的论调进行了驳斥。 左宗棠指出：

查越南南折西贡六省沦为异域，该国精华已竭，局势岌岌不支，犹幸有北圻堪以 支格。而北圻尤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

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追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

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

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

论通商，必指定南北圻交界之所设立码头，红河行船必权操自我。而与欧洲各国 公立条约，皆得通商，毋使法人专利，庶彼此铃制，俾法人不另生希冀之心。如犹不从，

则仍示以战。此时左宗棠能够意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将导致 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表明他已站在时代的高度思索这一关系到中

华民族存亡的问题。同时左宗棠主张同各国“皆得通商”，也反映出他的经 济思想中已带有浓厚的开放色彩，而且这一思想恰是以“权操自我”为核心

的。

道光十一年（1885 年），左宗棠在福州奏请创办机器制糖厂时，强调必 须“收回洋人夺去之利”。他指出，自与外洋通商以来，外商每年从福建购

买红白糖数十万石，按说当地农民本来可以富裕起来，但他们愈加勤劳的结 果却是愈来愈贫困，“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

法，不能与外夷比”。“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拙，虽购华糖，并 非自食”，外商在“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

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 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其实，制糖“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可自行”。

中国设立机器制糖厂，“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 未尽之利”。他建议“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

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糖厂由那些“不搭洋股”的商人“呈 资入股”兴办。①

（三）听任商办企业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能够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部分是其听任商办 的思想。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没有能够像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简单协

作、手工工场和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而是走上了一条艰 难的独特道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

在封建势力的压抑下，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外国资本主

②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第 215 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① 《时务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7—579 页。

① 《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四至五五。

义的入侵，又斩断了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直到 19 世纪 60—70 年 代，随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

的不断扩大，才使中国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客观的条件。 从 70 年代初开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

企业。同时，一批拥有财富的地主、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及官僚认识到投 资于新式工业的好处，便把他们积累的一部分资本开始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

民用企业，还有一部分人则独自投资经营近代工业，创办了许多商办企业。 这样，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官办与商办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特别是在

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官办的弊端不断暴露，日益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障 碍。于是，一些进步思想家纷纷批评官办的弊害，主张商办企业。王韬（字

紫诠，江苏吴县人）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 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展其所长。”①郑观应说：“一归官办，枝节横生，

或赢或亏，莫敢过问。”②本书传主同样意识到这一问题，指出：“招商办理， 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③因此，

由官办而转向商办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左宗棠作为清政府的地方要员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业，不反对官办企业， 强调“官商合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左宗棠立论的角度则是在主张官办

的前提下，更侧重于商办的意义。左宗棠说：“大抵矿务须由官办，无听民 私采之理。惟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

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④这同郑观应论开矿的思想颇有吻合之处。 郑观应指出：矿务“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

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 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①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清政

府对矿务控制颇严，把商人开采视为例禁。左宗棠能够提出“商办承其后” 的主张是非常可贵的。

在左宗棠论述近代工矿业的言论中，对听任商办问题多次提出了颇有见 地的主张。

光绪三年（1877 年），左宗棠在评议官办的基隆煤矿时说：

即台郡近事言之，鸿荒乍辟，物产丰盈，煤矿樟脑本有可言之利。西法听商经营， 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

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 谋更可知也。左宗棠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听商经营”之法是赞叹不已

的。

光绪四年（1878 年），左宗棠在新疆主张“为政先求利民”。他的利民 措施之一是为农民制造适用的农具。左宗棠指出“农器为作苦所必需”，应

当在乌鲁木齐开采生铁，设立铸厂。铸厂的创建“须招商办理”，不能官办， 因为官办“利少弊多”，“不如其已也”。左宗棠还主张：“金河一带淘取

① ［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页三○一。

② ［清］郑观应：《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 212 页。

③ 《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及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8 页。

④ 《与周渭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三，页二四。

① [清]郑观应：《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 704 页。

② 《答何小宋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七。

沙金，从前既未设厂，应即听民自采，官只抽分可耳。”①第二年，左宗棠在 批复其部下禀请是否到远离肃州八百里的山中采金问题时指出：“官采不能

获利，徒耗采本，应作罢论。”②左宗棠还在新疆提倡使用制钱，主张“开设 钱店汇庄，应候地方富庶，商贾流通，听民自谋，无须官为之强，强也不行 也。”③

左宗棠认为经营商务要按“商规”办理。光绪八年（1882 年），他在徐 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的批示中指出：“集资开采利国驿煤铁，仿用西洋，购

买机器、铁炉，酌雇一二洋人管理机器，事属可行。”“所请矿务一应事宜， 概照买卖常规，以免糜费，最为扼要。”集商招股中“商本赢亏”均“由商 任”。④

在官办与商办这一组关系中，前者体现的是清朝封建政权对企业的控 制，后者反映的则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企业中的活力。左宗棠对官方办

企业的弊端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并且指出“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⑤，表明 他的经济思想已开始冲出封建传统思想的樊篱而逐步跨入资本主义思想的门

槛。他上述思想言论的归结点即是：“听商经营”，“听民自采”。左宗棠 的这一思想有利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综观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和工商业均提出了具 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当然，左宗棠在对待农业同工商业的关系方面，虽然都

予以重视，强调“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但他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本末观 的影响，这是毋庸讳言的。如左宗棠认为：“税厘一项，取之商贾较之取诸

农民本末攸分。”①他还说：“民安于陇亩，人心既固，民气自强。彼以逐末 而终致贫寡者，我以务本而自致富强。”②说明左宗棠在农业和工商业的重心

方面有偏重于农业的倾向。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左宗棠并不是要限制和阻 止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大力主张振兴工商业，通过盐务和茶务的改革以纾商

力，通过自办工商业以挽回被外人夺去之利，通过提倡听任商人办理企业以 增强经济活力，这是有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的，左宗棠经济

思想的主导方面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

① 《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7—429

页。

② 《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3 页。

③ 《札镇迪周署道筹办善后事宜》，《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26—527 页。

④ 《徐州道详转陈胡恩燮拟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66 页。

⑤ 《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五。

① 《巩秦阶唐道启荫洋据阶州禀报商民滋事厘局一案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13 页。

② 《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六四。

第三章左宗棠的文化思想 左宗棠说过，他“不为名儒，即为名将”，展示出其人生追求的价值取

向，表明他是怀有当一“名儒”抱负的。左宗棠还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 也说明他把自己纳入通儒学的文化人圈内。左宗棠从幼年起便诵读《论语》、

《孟子》，兼读《大注》，青少年时代一面学制艺，应科举，一面研学经世 有用之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他对儒家学说尊崇备至，表示要“纳轨躬

儒行”，强调“儒术盛而世教修”。他尤其重视程朱理学，决心“格以程朱 为宗”。他将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通经致用”之说发扬光大，反复强调

“穷经将以致用”，大力提倡实学，主张“实事求是”。因左宗棠所处时代 的缘由，西学东渐的风风雨雨已对中国原有的以儒学独尊于思想文化界的结

构予以冲击，左宗棠很快适应了新的文化氛围，反对当时居正统地位的“严 夷夏之大防”，视西学力“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思想，承继鸦片战

争以来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阐发“中不如西，学西 可也”的观点，形成了具有开放意识的新型文化观。

一、“俗以程朱为宗”

左宗棠终其一生都服膺儒家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左宗棠对儒学的 两个主要流派宋学和汉学则是褒贬不一的。他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

加尊崇，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

①他对汉学，特别是清代乾嘉年间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则多有微 词，指出：“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

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②“近世士大夫专尚考证、训诂、书数之学， 以窥隙攻难为功，至标立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

疏迂阔之谭，弃置不一顾。其甚者乃敢躬冒不匙，轻议先儒，及问以四子书 义，不能答，尝以利害细故，颓乱而无所守。”③为此，左宗棠主张“箴汉学

之膏盲，而一以朱子为归”，以实现“儒者传道报国之功”④，并达到“入宋 儒之堂奥”⑤的目标。

左宗棠所尊崇的宋学是宋儒以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宋学产生和发展 的大致脉胳是：北宋新王朝建立后，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儒、释、道三

家长期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以孔孟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 立了以理学为名的新儒学。先有孙复、石介、胡瑗等“北宋三先生”首倡儒

学，紧接着周敦颐提出太极图，邵雍发挥《周易》先天学，张载论气为万物 本体，程颢、程颐兄弟大谈天理，以理为宇宙存在的根据。至此，游离孔子

思想实际的新儒学体系基本完成，因为特别重视道或理，所以称为道学或理 学。南宋朱熹以程颐的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所谓程朱理学。与

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发挥孟子和程颐的学说，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这个学说， 建立了所谓陆王心学。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张载、王廷相、罗钦顺等人的学说。

①在理学几百年的发展史上，程朱派是主流派。②程朱理学具有理论创新和为 统治者利用的双重效应。它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③它作

为由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的学说体系，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正统思想④，在宋、元、明三朝地位极尊。即使

在清初出现了批判理学、复兴汉学的社会思潮，程朱理学在文化思想界的正 统地位仍旧保持。康熙皇帝即有崇奖朱学之举。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

康熙皇帝特颁谕旨，将朱熹由孔庙两庑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康熙皇帝还在

《朱子大全序》中称赞朱熹道：“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 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清代仍当作士人必修的

教科书、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任何要想取得科甲功名的人不读此书是过不 了关的，程朱理学对文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① 《南菁书院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4、295 页。

② 《〈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1 页。

③ 《陶文毅公节书冯定远〈杂录〉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8 页。

④ 《〈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1 页。

⑤ 《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50 页。

① 匡亚明：《孔子评传》，第 382—383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阎韬：《孔子与儒家》，第 76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 20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第 549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以“寒儒”自诩的左宗棠正是把程朱理学视为圭臬，在其一生中表现出 对程朱理学是何等的顶礼膜拜。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紫阳学统，弟

何能窥其百一，然自六岁读《论》、《孟》时，即兼读《大注》。”“九岁 学作制艺，先子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①紫阳学统，

即朱熹理学的学统。②左宗棠在少年时代，就深受朱熹学说的熏陶。稍后，左 宗棠在家塾和亲戚的学塾中分别找到广西理学家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河南理

学家张伯行的《正谊堂汇刻》，对此细心研读。左宗棠十九岁时考入长沙城 南书院。该书院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并列为湖南三大书院，均为理学阵地。

朱熹曾讲学于岳麓书院，自然对湖南士子沿袭的尊奉程朱之学风有极深的影 响。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受到了宿学名儒、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器重，被“诱以

义理经世之学”③，左宗棠在书院也潜心“寻绎汉宋儒先遗书”。④左宗棠 21 岁时，于朋友“周铁樵裕梓案上，见正谊堂所刊儒先遗书十数种，中有清献

陆先生《读朱随笔》一册，尝手钞以视贺侍御师及耦耕尚书”。①《读朱随笔》 乃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理学家陆陇其研究《朱子大全》的著作，该书对朱子之

书“摘其精蕴，分条纂录，而各加案语以申之”②，在清代素为尊奉理学者所 重视。左宗棠将此书逐字逐句地抄录下来，当作珍品送给贺长龄（耦耕尚书）、

贺熙龄（贺侍御师）阅看，以示他对恩师教诲的报答，从这里也可看出左宗 棠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崇拜。左宗棠 26 岁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依据朱熹编

撰的《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 为之引掖而督勉之”。③左宗棠 48 岁入官后，不仅以义理之学相标榜，还在

为官治所大量刊刻理学著述，希冀于此来保住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率楚 军居江西婺源时，颇为自己能来到朱熹的故土而自豪。他说：“婺源为朱子

阙里，夙称文献之邦。”④在婺源，他下令以程朱理学教谕百姓，并同理学家 夏炘“论学甚欢”。夏炘记述道：“左公讲朱子之学，见余《述朱质疑》而

善之。”⑤夏炘赠送给左宗棠“《小学》、《孝经》、《近思录》、《四书》 四种，刻本极精”，左宗棠把这些书转交给在湖南家乡的儿子“好为藏之”，

表示“若我治军之暇尚有余力，当翻刻《小学》、《孝经》、《四书》、《近 思录》四种以惠吾湘士人。”⑥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以闽中为理学之邦，

思有以“续闽学之绪”。闽学，即朱熹创立的理学学派，因朱熹大半生在福 建讲学得名。清康熙朝理学家张伯行曾任福建巡抚，号清恪公，编有《正谊

堂全书》，收入程朱学派之书 55 种 500 余卷，收录原则为“必须与程朱相合 的话始行录入”。①左宗棠为自己能总督闽浙、莅官福建而自豪，认为这是他

①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5 页。

② 由于朱熹的父亲曾读书于安徽歙县的紫阳山，朱熹居住于福建崇安时题名书房为“紫阳书室”，朱熹因 此被学界奉为紫阳先生，其学派为紫阳学派。

③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

④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

①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1 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③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 页。

⑤ ［清］夏炘：《景紫堂集·自订年谱》。

①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208 页，复旦大学出版

倡行闽学的大好时机，便在福州设立正谊堂书局，厘订重刊《正谊堂全书》。 他在《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中指出：“曩者仪封张清恪公孝先生之抚闽也，

与漳浦蔡文勤公闻之先生讲明正学，闽学大兴。清恪汇刻儒先遗书五十五种， 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本爵部堂乡举以后，即得是刻残编读之，以

未睹全书为歉。兹来清恪旧治，亟询是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 版片蠹蛀无存矣。爱择省会文昌宫设正谊堂书局，饬司道筹款，就所存本先

付手民开雕，余俟访寻续刻。书成散之各府县书院，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 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②他还颁布了《正谊书局章程》，对刊

刻《正谊堂全书》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分校者按卷先读一遍，校一 过。将副本及别刊本再校一过。破蛀者补缀完善”③，以确保这套丛书的质量。

该书从同治五年（1866 年）开雕，至同治八年（1869 年）竣工，成为宋儒理 学著作之渊海。左宗棠为福州正谊书院写下联语，希望书院能培养更多的闽

学后

继者。联语写道：

青眼高歌，异日应多天下士； 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①

左宗棠在为此联作的按语写道：“卅年前湘塾见正谊堂刻儒先书廿余种， 心诚好之，以不得见全编为憾。持节来闽，访求清恪汇刻旧本，盖亦仅有存

者。同治五年春，自粤班师回闽，开正谊堂书局，属同人搜致开雕，意将以 此绪闽学之绪也。工未半，复奉西征之命。临行，同学诸子请数语志诸楹间，

遂书此示之，并以为别。”②左宗棠在任陕西总督期间，还根据不同省区的地 方文化特色推行他的主张。他在陕西强调恢复宋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关学。关

学为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因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地区讲学而得名。二 程弟子认为关学来源于二程的洛学③，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

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④尊奉理学的左宗棠自然对张载的关学也 倍加推崇。他在泾阳力主兴复学舍，即使“费至数千金，以惠寒畯”，也要

“复勤旧业”，“将见儒术盛而世教修，关学遗风无难复振于今日”。⑤张载 于儒家《六经》研究较深，关学即以此为特征。左宗棠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

经传注》，“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 他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习章句，博

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①左宗棠在 督办新疆军务期间，针对民众“鲜明义理”的状况，刊刻发布了道光朝钦颁

《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以此来提倡“正学”。左宗 棠说：“何为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

社 1985 年版。

② 《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50 页。

③ 《正谊书局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0 页。

① 《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1 页。

② 《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1 页。

③ 洛学力北宋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学派。因二程长期在河南洛阳讲学而得名。

④ ［宋］杨时：《杨龟山集》，卷五。

⑤ 《泾阳绅士姚德禀捐建泾千学舍请书匾额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55 页。

① 《岷州吕牧恕禀请颁发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94—295 页。

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他强调将崇正学的 这篇韵文遍颁乡塾，“诚使乡塾子弟无不诵习，为父兄者更为之讲解详说，

则吾民亿万年皆享升平之福矣。”他引用了程、朱的话，指出：“程子尝言：

‘古诗简奥，欲别作诗令学者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子亦言：‘《曲礼》 中所有韵语皆古人教小儿遗文。’恭读宣宗成皇帝钦颁《黜异端以崇正学韵

文》一篇，并谕令乡塾童子诵习，与程、朱两大儒教人之意若合符节。”②

从上述内容来看，左宗棠对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敬信服的程度。进一 步考察他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以下五个方面直接继承了程朱理学 的宗旨。

第一，理气论。 在中国哲学中，理和气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事物的条理、规律或

准则，后者泛指一种细微的物质。程颖、程颐把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认 为：“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

易之理。”①他们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不仅主张理在气先，还认为理是永恒存 在的，而气则有生灭。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说，进一步认为理作为

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说：“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 根也。”②“所谓太极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③同时，朱熹虽然

也认为理气不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④，但他仍强调理 本气末。

可见，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实质上是理本体论，它的理论作用显然在于论 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

左宗棠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形成了为清王朝封建统治效力的世界 观。他说：

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 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则朝代家数之分

有之，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来之易也。很明显，这段话 的立意在于说明天理之道不可改变，道出于天，是不能更易的，与二程的说 法相通。

左宗棠还说：“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 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

所附而形以全。”①此说类似于朱熹的观点。

第二，理欲观。 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是把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

化的核心环节。程颢、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 存，则与禽兽何异矣。”②朱熹对此加以发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

② 《黜异端以崇正学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68—571 页。

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边书》，卷二。

②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

③ [宋]朱熹：《朱文公集》，卷七八。

④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⑤ 《答吴南屏》，《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八。

① 《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17 页。

② ［宋］程颢、程颐：《粹言》，卷二。

论。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③“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 胜则天理灭。”④因此，朱熹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宣扬“学者须是

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⑤

程朱理学的理欲观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它的作用是在于让人们放弃任 何欲望，而听命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以“灭人欲”来维持封建主义的“天 理”得以永存。

左宗棠同样主张去人情之逸乐，而维护所谓的天理。他说：

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 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入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

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

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陷溺其心 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日盛，“而天理日见

其消亡”。要存天理，就须从忍、坚、善等做起。 左宗棠还说：“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

理澌灭故也。”②

比较程、朱与左宗棠的言论，其共同之处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 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所不同的是，程、朱所处的时代还在大谈天理，反对

人欲，此说盛行于宋、元、明三朝。但经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左宗棠所面对 的则是人欲盛而“天理”亡的局面。于是左宗棠竭力主张倡程朱之学术，复

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左宗棠一生都以清 朝的忠臣自诩，且受到清廷数十次颁谕嘉奖，是不足为怪的。

第三，性与理。 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宋儒以前有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

由董仲舒开其端而经韩愈承其后的性三品说等等。程朱派理学家另辟蹊径， 把性纳入理的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本源，也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

理也”的观点，从而湮灭人性，去追求所谓的“理”。二程说：“在天为命， 在义为理，在人为性。”“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①朱熹说：“性，

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②

左宗棠则把性与道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道可见性，而性不 外道”的主张，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他说：

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寄于天，率性之所以明 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

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

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 也。操修在一己，夫固有恃原而往者焉。性为义之本，义以成性，而性先有义。即见义，

③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

④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⑤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①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九。

②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三。

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二。

②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