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左宗棠的军事思想

左宗棠以一“寒儒”从戎，生前由清廷赐爵号“恪靖”，身后又被清廷 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 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 得溢“襄”。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足见左宗

棠在晚清军事史中的重要地位。

左宗棠自咸丰二年（1852 年）入湖南幕府“即与闻兵事”起，至光绪十 一年（1885 年）逝于督办福建军务任所止，在 30 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于戎

马倥偬之际形成了一套颇为出色的军事主张。

①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第 328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一、“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

“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①，是左宗棠在概括其建军思想时说的一句 话。

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 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

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 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

“总”，“把总居之”②。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将。戚继光还对 统将的“节制”作用倍加重视，认为：“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工夫，

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 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③。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把“我

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南塘束伍之法”④。因此， 他在入张亮基幕府后，积极主张编练军队时“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

⑤率先向清廷提出将湖南的乡勇按此法加以改编的建议。随后，曾国藩编练湘 军时所主张的“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①，与左宗棠的见解是相吻

合的。接着，左宗棠依照戚继光成法，创行了新的成军规则：“先择将而后 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

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②。这样，曾国藩受命办理团练事宜后， 他编练的湘军恰改造并沿用戚继光的“束伍”之法。左宗棠接令招募楚军也

同样采用此法。这就使湘军或楚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并之所 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铃束”③的绿营兵来说，湘、楚军能

“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④，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 在左宗棠的建军思想中，他强调把“选将”视为要着。他指出：

治兵，以选将为要。⋯⋯兵有强有弱，而其实无所谓强，无所谓弱，视其将领而 已。将领得人，则廉以率属而额可足，勤以练兵而技可优，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而胆可

壮。否则，兵有轻其将领之心，而怯者亦骄；兵有不顾其将领之心，而骄者仍怯；出队 则忧其怯，归营又苦其骄，而兵乃不可用矣。窃

以为治兵莫要于选将者，此也。于是，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 年） 招募楚勇时便十分看重营官是否具有“将才”。他所选用的副将崔大光、游

击李世颜、罗近秋等 9 人，均被左分别认为是“久历戎行，最为勇敢”、“人 素勇往，久经战阵”、“技艺优素，人尚朴实”、“朴诚勇敢，深知战事”②

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03 页。

②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卷一。

③ [明]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卷九。

④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卷一，页一○。

⑤ [清]张亮基，《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三五。

① [清]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页五六。

② [清]骆秉章：《援军将领滥收游勇偾事请旨革讯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七，页六二。

③ 《清史稿》，第 14 册，第 3903 页。

④ [清]王闿运：《湘军志》，第 163 页。

① ［清］骆秉章：《参劾文武各员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一，页五四。

② 《札崔副将大光等招募楚勇》，《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71 页。

可见，左宗棠的选将标准重在精于兵事、勇敢和朴实三个方面。对此，他反 复阐述道：“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③。“将领勇则兵

强，将领怯而兵弱”④，所以“频年涉历军事，于用人一事颇当留心，大抵贵 谋贱勇一说，未可尽恃。盖好谋而成，原是统将之事，未可尽以此望之偏裨

僚佐”⑤。“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浮文巧诈之人”⑥。“大约取人 总以诚实为主，多一分文，少一分质，于兵事尤不宜也”⑦。正基于这些认识，

左宗棠强调说：“用兵之道，选将为先”⑧；“选将之方，朴谨为要”⑨。“军 营兵勇得力，全在将领得人。非勇锐不足以振军威，非端廉不足以明纪律。

将材难得，求备固难，然必其质地蠢实，实堪造就，而后可用其长而去其短。”

①左宗棠不仅有明确的“选将”标准，而且还有独到的“用将”之方。用将的 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才。他在致胡林翼函中说：

有强将无弱兵，此其征也。⋯⋯所急者人才也。然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 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得其性之正，则专用、

杂用均无不可。否则必之山而求棒，必之隰而求芋，乌乎可，且乌乎能也！曾涤生尝叹

人才难得，吾窃哂之。涤问其故。吾曰：“君水陆万余人矣，而谓无人，然则此万余人

者无可用乎？集十人于此，则必有一稍长者，吾令其为九人之魁，则此九人者必无异词

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见在湘省所用，皆涤公用之而不尽，或吐弃不复

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涤又往往见其长而欲用之矣。然则涤之弃才不己多乎？阁下开

口便求将才，谈何容易。然实论之将才虽多，阁下亦未能识，未能用也。⋯⋯非知人不

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

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 之用。②人才难求，所难在用，用才之难，所难在辨。尝草而后知药

性，辨才而后知长短。用人所长，避人所短，方是用才之道。因此， 使用将领须从知人善任做起。

左宗棠对刘典的起用正反映了他的用将特色。创办楚军之际，左宗棠咨

请湖南巡抚骆秉章将宁乡县候选训导刘典调给他差委为楚军营务处副总领， 左认为刘“品端守正，熟习营务，堪资赞画”。后来，左又奏请委任刘帮办

军务，指出“治军首重得人，用才贵于善任。同一军也，用之或胜或不胜， 则将帅之才否不同也；同一才也，用之或效或不效，则任使之宜否不同也”。

“臣与刘典为布衣交，在军中虽有僚佐之谊，欢若弟昆。⋯⋯臣与刘典共事 最久，相知最深。其为人刚明耐苦，廉于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

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气。然性稍 褊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亦以此常见件于人。臣尝言之曾国藩，而曾国藩

不甚以为然；言之杨岳斌，并奏请帮办杨岳斌军务，而杨岳斌尤不以为然。”

③ 《答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一。

④ 《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一四。

⑤ 《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二三。

⑥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七。

⑦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四九。

⑧ 左宗棠：《请催调各路营勇来浙并速发捐输部照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 页。

⑨ 《请将营官杨正谟革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90 页。

① 《请将参将杨海泰等分别降革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9 页。

①左宗棠重用刘典，使其成为自己的左右手。 左宗棠在用将方面，还强调扬长避短，发挥将之所长。他指出：“人才

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②

他认为对有功的将官必须破格提拔，以激励人才涌现。他主张“于哨官中拔 营官，营官中拔小统领，再于小统领中求大统领，否则破格求才，恐终无济”

①。

左宗棠在募兵问题上强调“兵之用在精”。他招募楚勇时，令崔大光等 人严格把关，认为“凡勇夫人等，务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

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②他一贯主张“兵在精不在多”③，要求将 领在添募兵员时坚持“挑选精壮，无论南北籍贯”的原则，并格守“兵不可

多，饷不可少”的“八字秘诀”。④他指出：

查营勇病故逃亡，势所不免。然无精壮有根着勇丁挑补，宁缺无滥。本大臣爵阁 部堂师行十二省，所部楚勇而外，各省壮丁收录亦多，然必慎简营哨之才，令各就所知

展转招致，从不准以无业游手充数，故较之他军尚能得力。若临时随意招添，不暇查询

来历，若辈多系游勇营棍，懒惰成性，不守营规，令严则逃，造谣生事，无所不至，尚

望其出力那？⋯⋯其实若就见存入马之数加意简练，率之西行，兵在精而不在多，亦未 尝不可得力。可见，左宗棠所率之军能够有较强的战斗力，是与他上

述建军思想分不开的。

① 《请简派帮办军务大员以资赞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34—135 页。

② 《答李质堂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四。

①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二。

② 《札崔副将大光等招募楚勇》，《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71 页。

③ 《秦丞国辅禀贼众兵单未便轻进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8 页。

④ 《谭提督玉龙禀请调赴前敌效力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63 页。

⑤ 《札统领卓胜军金提督停募勇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21 页。

二、“整军，乃可经武”

“整军，乃可经武”①，是左宗棠治军思想的重要体现。“练兵”，是治 军的关键。左宗棠说：“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譬如

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要紧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 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②他强调了平时练习本领在治军中的

重要地位。左宗棠对练兵的内容作了这样的阐述：

“训练”二字不可偏废。练其技艺，一可当十，到临阵时自然所向无前。至兵下 列名行伍，将来功名官职未可限量。做官要想如何始能成一好将，当百姓要想如何始能

成一好人，日日存一向上的念头，要好的心思。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可不随时讲究，心

中明白，自然作事不差。将官时以此训其千把外额，千把外额时以此教训兵丁，则人人 知道理，有志气，乃是第一好营头，不在吃朝廷钱粮也。这是左宗棠于光绪四年

（1878 年）督办新疆军务时说的一段话，它含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对 军队要“练其技艺”，即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其二，对官兵进行“孝弟忠

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即从封建政治教育的角度使将士“知道理，有志 气”。特别是关于后一层面的涵义，左宗棠更为重视和反复进行阐述。他说：

“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 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

也。”①“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②

应当指出，左宗棠以治心学来治兵，即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武装官兵的 思想，这在对付以荷枪实弹的外国侵略军时也不能不说是行之有效的。诚如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所指出的：“阅刘锦棠所行，俄官文稿声口似涉粗率， 然据理辩论，亦不得不尔。与外人交涉，当强者不可示弱。屡接各将领信，

均言军威之壮，西域种人实为震慑，甚且谓其能飞。向之以枪炮队称雄者， 皆嗒然若丧。盖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固

有时而穷此矣。此次天威震荡，足令西域闻风胆落，惟威宜养而气不可屡洩”

③这说明在近代战争中，武器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人的因素也不能不说是更 为至要的。在晚清以装备洋枪洋炮为特点的军队近代化过程中，楚军能够屡

战不殆，且特别能打硬仗，的确体现了左宗棠所强调的“练心”、“练胆”、

“养气”的作用。 同样，左宗棠对加强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也有足够的认识，且揭露了清军

在“练兵”中的腐败之处。他指出：

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 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习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

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样，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省标尚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

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抬枪次第行走，即毕，散归不复相识；

此外各标营则久不操练，并所习花法，所演阵式而忘之矣。水师战船失修，朽腐殆尽。

① 《答金和甫》，《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二五。

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6 页。

③ 《督标中军尚副将兆嘉禀阅过督标等营春操事竣并境内得雨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5 页。

① 《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四○。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五。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

将领巡洋会哨，但有文报而无其事。遇需巡缉，辄雇民船代之。弁兵无船、炮，无以练

习，名为水师，实则就岸居住，一登海船则晕呕不堪，站立不稳，遑云熟习沙线，惯历 风涛。设遇有事，奚望其有万一之幸乎？是则练兵为救时之急务矣！左宗棠还认为

自同治初年在直隶军额之绿营兵内挑选士兵仿湘军营制加以编练的“练军”， 是空有其名，并无其实。他指出：“方今制兵之不足用，由于饷薄而兵不能

精，亦由营伍习气已深，骤难更革。承平无事之时，制兵徒供差遣。千、把、 外、额按缺递升，副、参各员，专讲应酬，何知战阵？一旦令当前敌，所用

非其所习，纵令壮健过人，而阅历未深，难免仓皇失措。”“是虽有练兵之 名，究难睹练兵之效。”因此，他建议将“营伍习气得以蠲除，未经战阵之

兵丁得久经战阵之将并节制训练，倡其勇敢之气，亦将争白濯磨，日有起色 矣”。左宗棠则亲自对省标各营严加训练，身赴校场，校阅战阵，观看连环

枪炮、喷简等武器的施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期于有勇知方，以收实效”②。 然而，能够像左宗棠这样身体力行地对军队严加训练的军政大员在晚清军事

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在左宗棠的治军主张中，他所坚持的一项原则是“整齐队伍，严明纪律”。

③他一再强调“驭军之道，纪律为先”。④他在创建楚军时即仿曾国藩的《湘 军营制》制订了《楚军营制》，并“自成师以出，无日不以此申儆各营，亦

无日不以此为课程”，认为“近来兵事稍稍顺利，其得力亦颇在此”。⑤他在 总结江南大营于金陵溃败的原因时说：“近观金陵局势之坏，不在无健将劲

兵，而在军无纪律及队伍不整之故。本京堂恩力矫其弊。”⑥于是，他反复告 诫部下将领须恪守军纪。他在给部将王德榜的信中说：“军律难整易坏，断

宜随时加意约束，务恳严饬营、哨各官，自相稽察，不可稍事徇隐。”①他又 致函高连升说：“军律却须切实讲求，不可因闻谤而生愤。请饬诸营、哨加

意整理为要。”②左宗棠还强调用严明的纪律对官兵加以约束，以处理好军队 与地方、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他指出：“行军最要纪律严明，方期军民相安，

诸事应手。否则处处皆荆棘，一步难行也。”③此外，左宗棠在督办陕甘军务 和督办新疆军务时曾分别在给“恪靖”前路统带官刘端冕、总理西征军营务

处刘锦棠的指示中说：“前檄该提督等申明纪律，除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 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如敢故犯，准随时军法示惩。盖不但目前

整军勘乱之计，亦所以销弭异日怨毒隐伏之根也。”④“进规南路应剿者陕甘 叛回（按指白彦虎）、安集延夷兵耳，积年叛弁耳，此外缠回及先附贼而后

反正者均应宽贷，亦天理人情所宜。所部各营均知法度，老湘风气尤冠一时，

①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4—125 页。

① 《复陈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758 页。

② 《校阅省标各营官兵春操事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26 页。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④ 《请将营官杨政谟等革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90 页。

⑤ 《李副将金旸禀驰抵江省并拔营赴剿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9 页。

⑥ 《李副将金旸禀驰抵江苏并拔营赴剿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9 页。

① 《与王郎青》，《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六七。

② 《答高果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二八。

③ 《丁提督贤发禀派队护送粮运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12 页。

④ 《刘提督端冕等禀在胭脂沟等处击贼夺获军械辎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46 页。

此次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 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⑤左宗棠把严整军纪

提到了“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表明他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在 总结收复南疆的经验时说：“此次官军进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完善如

初。”⑥这固然不免有夸张之意，但较之当时各支清军军纪败坏，四处烧杀奸 掠的情况，他所督率各军的纪律严明确实是很难得的。

左宗棠还主张裁撤冗疲和庸劣将弁兵丁以整军。他认为“兵之应亟汰者 四：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此皆无

所用亦不可练者。外此各标协营听差、传号、书识各名色不与操练之兵，实 为军政之蠹，亦应酌量裁减，以实行伍。约计应汰之兵至少不下四成余。兵

既减少，则员弁亦可酌量裁并，所裁之廉俸、薪乾亦可留养练兵。大概挑留 可练之兵五成有余，即以裁兵四成有余之饷给之，饷、米并计，守兵每月可

得银三两，战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数钱。日用足敷，无须别营生业，自可聚居 勤练，而免散漫荒嬉之弊。”①对于清朝绿营之弊端。左氏此论可谓一针见血。

当时绿营兵有 60 余万人。人数虽多，却并无多少战斗力。这一方面由于训练 荒废，另一方面则缘于兵多饷缺，以致出现了冗疲充斥的局面。按绿营营制，

守兵月饷银一两，战兵月饷银一两五钱，但实际上由于“库款告匮”，士兵

“每月仅获半饷”。这样，“每兵所得月饷，不足供一人十日之食，余二十 日则悬釜待炊，衣履无出”，“如是少壮者不愿入伍，而入伍者多老赢疲弱，

穷无所归之人。其市井之徒，或挂名册籍，以小贸、佣工为本业，而以余暇 应差操”②。因此，左宗棠提出了裁撤绿营兵四成以上的建议，以力矫其弊。

他对时论“以兵改勇”的呼声表示赞同，但又表示不能“借以兵改勇各色为 开销实饷地步”，防止出现“兵饷虽加，仍无实际”的结果。他认为应在“以

兵改勇”之际对军队加以整顿，指出各省之兵“相沿既久，军营恶习太深， 将弁只知当差赚钱，兵丁只知吸烟、赌博、诈索陋规，于打仗、守城诸事毫

不得力。⋯⋯此时以兵改勇，必先将行伍积习一律划除，从新整顿，方期实 效。而欲兵勇得力，必先将管带之营哨各官逐一挑选，务得其才。不必定用

本标副、参、游、守、千、把、外额办事管饷，办文册不准仍用营书队目。 惟责令营官选哨官，哨官选十长，十长选兵丁，方期选募训练一气呵成，渐

得以兵改勇实效”，“必期一兵得一兵之用”①。左宗棠还认为：“武营习气 太深，整饬不易，其庸劣不职者，应即随时参劾，以肃戎行。”②他一经发现

不称职官弁，即随时予以革职。左宗棠在筹划进军新疆之际，除精挑出关之 兵和精择出关之将外，还主张对金顺等“虚拥多营”、“坐食迁延”的情况

加以整顿，并上奏清廷请敕金顺能“深思兵贵精实之义，汰去虚冗疲乏将弁 兵勇，归并成营”，这样才能够“制胜有权，免贻异日之悔”③。

此外，左宗棠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强调“治军者知以习劳

⑤ 《答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六二。

⑥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五。

①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6—127 页。

②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4—125 页。

① 《延榆绥刘镇声集等禀请以兵改勇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8—109 页。

② 《请将废弛营务之朱纶等三员革职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548 页。

③ 《敬筹采粮转运核实支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482 页。

戒逸为教”。他指出：

楚军所至，皆于战阵余暇务屯垦，勤树艺，筑城堡，兴水利。凡民力不逮者，均 师人代之，工竣薄给赏犒以酬其劳，而省官钱无数。⋯⋯可见治军者知以习劳戒逸为教，

恤民勤事为心，其军必可用，于国事必有济。①

防营无事，修筑城堡，开耕荒地，差操之余种菜栽树，以习劳练其筋力，以作苦 范其心思，胜于坐食嬉游多矣。⋯⋯本大臣爵阁部堂积苦兵间，所至皆以此为务，而所

部亦自成风气，无敢扰累百姓者。②

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 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

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

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

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 烦教督而自劝。至所属蜀、豫、淮各军，则固未能一律绳之。③这些言论既淳朴又

感人，集中体现了左宗棠在整军方面确有与众不同的特色。 值得称道的是，左宗棠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

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他在家书 中说：“军兴既久，饷绌日甚，我军欠饷三月有余，刻忧饥乏，有时事机必

赴而运掉不灵，无如之何。幸诸将士相从日久，知我无丝毫自利之心，尚不 至十分迫索耳。”①“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

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②“我在 军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检点，总觉得自己多少不是，多

少欠缺。”③“带兵五年，不私一钱；任疆圻三年，所余养廉不过一万数干金， 吾尚拟缴一万两作京饷，则存者不过数千两已耳。”④他还在上奏时指出：“臣

之驭军，别无才能权智，所恃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 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习而安之，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

因此在远征新疆之际，“将士闻臣荷新命，多赴兰州自请随征出塞者”⑤。于 此可见，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德高望重、业绩卓著的军事统帅，正是

他砥节励行的结果；楚军之所以有较强的凝聚力，且治军效果显著，也得益 于左宗棠的身先士卒。

① 《刘镇厚基享请附奖工程人员并卓胜军开拔各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5 页。

② 《延榆绥谭镇仁芳禀报神木游勇拒捕毙兵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6 页。

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 页。

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4 页。

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8 页。

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8 页。

⑤ 《杨昌浚如能去浙度陇可资臂助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342 页。

三、“用兵之道” 左宗棠善于讲求“用兵之道”。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 左宗棠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向来主张“规摹局势，先后缓急”

①。还在浙江镇压太平军之际，左宗棠便“亲履行阵，于军情、贼势、地形刻 意讲求，颇有所悟”②，从而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其战略意识不断

成熟。在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时，他的基本战略是“先捻后回”，“先秦后 陇”。他指出：“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

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因此，他主张先进剿 捻军，然后镇压陕甘回军。他还认为：“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

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 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

各路之贼。”③这就是说在镇压陕甘回军的过程中，以进兵陕西为先，然后进 取甘肃。当阿古柏匪帮侵入新疆，俄国又派兵占据伊犁后，左宗棠积极“筹

布出关大略”，认为：“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 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

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①他还指出对新疆局势应“从内布置、从新筹 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

木齐”②。左宗棠制订收复新疆的战略计划正是在认真“规摹局势”后作出的。 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

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 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

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 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③因此，“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

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 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著手。”④“官军出塞，自宜

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 也。”⑤这样，先攻北疆，次取南疆，然后索还伊犁，形成了左宗棠收复新疆

的正确战略思想。

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方面，左宗棠主要强调了“布置后路”、“缓进 急战”两个方面的问题。

左宗棠一贯主张布置和严防后路，以便前线军队能够长驱直入，无后顾 之忧，层层推进，稳扎稳打。他在浙江同大平军作战时说：“办贼之法，必

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①他在进兵

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8 页。

② 《复奏筹画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37 页。

③ 《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72 页。

①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3、177 页。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

③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1 页。

④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

⑤ 《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1 页。

① 《复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27 页。

陕甘的过程中也说：“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②特别是在收 复新疆的用兵谋略上，左宗棠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方面的思想。他在玛纳斯南

城既克，北路一律肃清的情况下，认为“官军方图下兵南路，扫荡而前，北 路所宜筹者防，南路所宜筹者剿，大致判然。⋯⋯主剿之军，步步向前，步

步顾后，克复一城一堡，即宜分兵驻守，要隘冲途，均须设局防护，以通运 道而速文报。程途愈进愈远，兵力愈分愈单，其不得不预筹增调以为之备，

固也。”③正是鉴于底定南疆路途遥远，保固后路更加困难也日趋重要的特点， 左宗棠一再强调指出：“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

运常通，其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譬若兵器， 丰其本而锐其未，锋芒自无顿挫也。”④他还指出：“实则用兵之道，前进必

须先固后路，坚扼乌垣等处关键，庶规取南路得以一意驰驱，论功固无防剿 之分也。”⑤

“缓进急战”是左宗棠总结出来的颇为有效的用兵策略。所谓“缓进”， 就是在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部署；所谓“急战”，就是在战争的进行过程

中速战速决。左宗棠说：“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

①这表明他不同意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的做法。他在收复南疆的战 略准备方面可以说有独到的见解。刘锦棠率军于光绪二年（1876 年）秋克复

乌鲁木齐之后，认为已基本肃清北路，从而主张急于出师南路，拟进兵事宜

8 条，请左宗棠批复。左宗棠指出：“以见在局势言之，则今年万元进兵之 理。总统新病甫愈，将养复元尚须时日，所部患病甫痊者亦多，非缓养不可

即戎，一也；玛纳斯南城未复，助剿之军未能归营，二也；蜀军、嵩武转运 军粮于药未能加以迫促，三也；古城采运不能迅速，民车民驼既经周守迫压

从事，人多逃散，见难招致，而伏贼四出，劫掠频仍，人皆视为畏途，该总 统前存之粮尚未运竣，后采之粮凭何转挽？四也；节届大雪，冰凌载涂，南

进之后战事、运事均难着手，而人马已形困瘁，五也。思之，思之。察看情 形，通筹利病，进兵之期非俟明岁春融不可。天时人事皆显而易见，智勇所

不能违。”从左宗棠的这段批文内容来看，“缓进”即做好准备和部署要充 分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投入战场的兵力和将领的状况，需要经过养精蓄锐，

然后才能发动下一个战役；二是要集结优势兵力配备和补充好军队的武器弹 药和粮饷；三是应详察天时地利，根据自然气候的变化选择有利的进兵时机。

“惟进兵虽俟明春，而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如此则明岁春融师 期不致

再误，而局势仍以缓进急战为义，可以制胜矣”①。左宗棠重视与强调“缓 进”，意在为“急战”做充分的准备，一旦准备得当，时机成熟，便“取急

风雷雨之势”②民因而他把“缓进急战”视为克敌致胜的法宝。“急战”是吸 取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讲的“速战”主张，强调在“缓进”的过程中速战速

② 《答陈舫仙》，《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五一。

③ 《请裁汰北路征军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577 页。

④ 《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应办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73 页。

⑤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1—392 页。

① 《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9 页。

① 《湘军刘总统禀病痊筹议进兵南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84—385 页。

②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3 页。

决。 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

其所不戒也。”③“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④ 孙子这种兵贵神速，以速战来解决战争的战略思想颇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和汲

纳。左宗棠既继承这一思想的合理因素，又针对用兵新疆地域广袤、行程较 长的特点，根据自己多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在缓进中求速战的战略思想，

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在战略 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战略方针”⑤，同左宗棠的“缓

进急战”主张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左宗棠能够成功地完成收复新疆的壮举， 可以说是他“缓进急战”策略思想的实践结果。他自己也总结说：“南疆底

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 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

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①

左宗棠用兵之道所坚持的原则是一个“慎”字。他说：“‘慎’之一字， 战之本也。”希望“诸君其勉之又勉，毋以逆耳置之。”②左宗棠在督率军队

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无论在制订和实施战争谋略，还是在运用战术方法方面， 都尽量做到“慎之又慎”。③他指出：“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著不得。”

④他尽管对收复新疆抱有充分的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却仍怀抱慎重的念 头，强调在执行战略的战术安排上应重视敌人，认为“如果缓进急战，慎以

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⑤。“贼势虽甚衰弱，然悬军深入，不可不倍加审慎， 能劲气直达，而又后顾无虞，庶免差错。”⑥左宗棠还常常告诫部将即使在胜

利在望之际，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骄傲，务必谨慎。他反复指出：“惟 事到将成，尤宜加意稳慎。须饬诸将勿争功好利，致有贻误。”⑦“南疆勘定

有期，幸稳慎图之为要。”⑧“官军即会攻喀什噶尔，兵力足资分布，大功告 成为期定当不远。惟屡捷之后不期骄而自骄，当时以此申做所部，勿忘敬慎

之义。是为至要。”①“功到垂成之际，更宜小心，随处随时详审周密，庶免 疏虞。‘慎’之一字，彻始彻终，不可忘也。”②左宗棠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

很少失误，当归因同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慎以图之”的原则。

在左宗棠的戎马生涯中，他逐步由独当一面的领兵将领发展成为统帅一 方的军政大员。他作为一名将领，在战略战术的谋划方面要亲自过问，正如

③ 《孙子·九地篇》。

④ 《孙子·作战篇》。

⑤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0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① 《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04 页。

②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67—168 页。

③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67 页。

④ 《答刘峙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