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流亡年代.2

在王韬赴欧之后，清朝还派遣过一个蒲安臣（AnsonBurlingame）使团前往欧洲游历，其效果与斌椿、赫德一行大同小异。清政府直到1875 年才正式委派郭嵩焘为中国驻欧公使、陈兰彬为中国驻美国兼驻西班牙、秘鲁大使，其时离王韬赴欧已有8 年之久。郭、陈二人均尊王韬为中国的"欧洲通"，临行前特赴香港拜见王韬，了解海外情形。

从世界了解中国这一角度说，王韬的欧洲之行更是一项历史壮举。中国秀才旅居欧洲翻译中国经典，并在欧洲大学讲坛上宣讲儒家文化，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更富意义的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活的载体，王韬本人也以其可见可感的形象和举止向西方社会传递了中国文化的信息。在王韬旅行欧洲的那个年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许多西方人从没见过中国人是什么模样。王韬在英国乡间行走时，居然会出现"男妇聚观者塞途，随其后者辄数百人，啧啧叹异，巡丁恐其惊远客也，辄随地弹压"的情形。甚至有一次在阿贝丁的街道上，王韬被人误认为是"ChineseLady"，是另一位同行人华侨商人詹五的"Wife"①。这种状况是无法让西方人正确看待中国文化和理解中国人的。王韬在欧洲各处的长期居住和旅行为民间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比如，他在马赛时，有一次"偶入一馆沽饮"，馆内女侍未见过中国人，"咸来围观问讯"。当她们获知是从中国来的文人时，极感兴奋，对王韬"衣服丽都"也"啧啧称羡，几欲解而观之"。②在伦敦，有一照相师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坚邀王韬摄影留念，王韬慨然允诺，"既成，悬之阁中"。③伦敦还有一位叫华禄的"牧师之巨擘"欲询中华之近事，"以扩见闻而增识力"。王韬在理雅各和刚巧在英国度假的慕维廉陪同下"往宴其家"，为他全面介绍中国文化和民情风俗。①王韬曾多次到伦敦附近的"玻璃巨室"（CrystaI Palace）去参观，与沿途某小站上的卖酒女郎相熟悉，该女郎每逢王韬到来，"必琐琐问华事"，王韬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之解答。王韬也从女郎父亲那里了解到火车在英国诞生和发展的曲折历史。②在旅英的后半段时间里，王韬在英国已经是小有知名度的人物了。社会②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26 页。

③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35 页。

④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30 页。

① 三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33 页。

②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82 页。

③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98 页。

①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52 页。

②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16 页。

团体、民间集会不时邀请他莅临演讲。平时英人索题中国字、请吟中国诗之事更是常有发生。甚至当地报纸也将其事迹行踪刊入新闻。所有这些显然都大大有利于西方人士对中国人及其文化的了解。王韬对此曾不无自豪他说："黄霁亭太史于余将作欧洲之游，特书'吾道其西'四字为赠，虽不敢当，抑庶几焉"。③工韬在英国共度过两年零四个月，长时间地孤身在外做客，不免产生一些"殊方花月离人泪，异国衣冠独客身"的愁绪。他思家心切，无法安心再在英国居住下去。刚好此时理雅各接到香港英华书院来信，"促其言旋重主讲席"。于是王韬便与理雅各联袂在1870 年1 月5 日起程离开杜拉，转道伦敦、巴黎回返香港。在伦敦，他为进一步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将所携一万一千卷中国书籍赠给大英博物馆。伦敦文化界对王韬此举"无不同声嘉叹"。①在巴黎，他拜访了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儒连博士（Std，nislas Lulien），与他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切磋翻译技巧②。王韬对儒连的印象极深，后来在他准备撰写有关西北史地和法国历史著作时，还特地致信儒连，邀请合作，可惜其时儒连已经去世了。王韬对此甚觉遗憾，特作《法国儒莲传》一篇以为纪念。

③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46 页。

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八，"代上丁中丞书"内有"曾观书于英京太学，及其归也，以所携书万一千卷置之博物院中，大学诸儒无不同声嘉叹"之记。但据BE-tweenTxaditiondndMOdernltv- 书作者PauIA.Cohen教授说，他曾去信大英博物馆查询；结果证实大英博物馆的捐赠档案里只记有"从王韬处得到203 本共712卷中国书，价值65.10 镑。"②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87 页说他与儒连见面于他赴英途中.但据王韬：《弢园尺犊》，卷七，"与法国儒连学士"、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法国儒连传》等考证，两人见面时间应是1870年王韬返程之时。PauIA。Cohen 教授注意到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析平根据《漫游随录》所记，在其著作《王韬评传》中仍认为两人见面于王韬赴英途中，似有不确。

三、"天下观"的重新构筑

美国汉学大师费正盾（John K. Fairbaiik）在论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世界的总体认识时曾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　中国这个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千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早期的历史学家就提出了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据认为，地理距离越大的外围蛮夷与皇帝的关系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样，他们仍得臣属于皇帝，和中国皇帝只能保持藩属关系。这种观点虽然不时受到重创，但一直延续了下来"。①验之中国士大夫有关中外关系的言论，这位洋汉学家的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宋代文人石介在《中国论》中曾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②差不多与工韬同时的清代士大夫王炳燮在《毋自欺室文集》中也说道："夫大地以中原为正中，阴阳之和会，最得五行之全，自古神圣皆成此地，此外四裔皆荒昧　大地自古及今皆以中夏数千里为正位，试观天星分野独应中国，即其明验矣。"③王韬早年继承的正是这种同心圆式的"天下观"。

自"佣书西舍"起，在西方传教士的多年持续不断地影响下，王韬唯我独尊的天下观逐渐得到修正，不再把西方各国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夷狄之邦"，认为他们亦有可学之处。但他还没有认识到世界是由许多民族国家组成的多元结构。欧洲之行让王韬亲眼目睹了世界格局的真实面貌，促使他彻底抛弃孤陋不堪的一元天下观，而重新构筑符合实际的多元世界观。

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优于一切其他文化、中国文化是一切其他文化源泉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假设之上的。可王韬在旅行欧洲期间的所见所闻不仅没有证明这种假设，却反而说明西方文化同样有其卓越的成就，其诗书礼乐、道德人心自有其不依附于中国文化的"别一世宙"。他在《漫游随录》中记录道：英国风俗醇厚，物产善庶。豪富之家，费广用奢；而贫寒之户，勤工力作。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情之民。尤可羡者，人知逊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异域客民旅居其地者，从无受欺被诈，恒见亲爱，绝少猜嫌。无论中土，外邦之风俗尚有如此者，吾见亦罕矣。①都中（指伦敦）藏书之库林立，咸许人入而览观。有典籍院，中贮四海各邦之书，卷怯浩繁，简编新洁，异册名篇，分储于架阁。玉轴牙签，锑函锦帙，望之如城　都中人士，无论贫官，入而披览诵读者，日有数百人。②① 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3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石介：《徂菜石先生文集》，卷十。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三。见台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4 辑，第127-128页。

①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07 页。

②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113 页。

埃丁作为北方一大都会，居民二十余万　远人之至其地者，无不竞相延接，雅意殷勤。关无讥察之烦，吏无诘诃之扰，从无以异服异言而疑其为充为慝者。入其境，市不二价，路不拾遗，是足以见其宽大之政、升平之治矣。③在这样的西国实情面前，那种视西方各国为"化外之邦"，认为西方人"大羊成性"、只知"图利"、"尚力"、"尚机诈"的观念不攻自破。

王韬甚至注意到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中国文化，他说，泰西文教学用结合，远非中国空疏之学所能比拟。如英国大学考试"所考非止一材一艺已也，历算、兵法、天文、地理、书画、音乐，又有专习各国之语言文字者。如此，庶非囿于一隅者可比。故英国学问之士，俱有实际；其所习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事实是促使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杠杆。王韬头脑中残余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在此之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在现实对照下急速崩解。一个新的世界观在它的废墟上被构筑起来。王韬重新构筑的世界观是一个多元结构的认识世界的体系。它承认西方各国是超越中国皇权之外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承认西方文化是不依附于儒家文化的文明存在。东方与西方，虽然有"以政统教"和"以教统政"的区别，但两者都"必归本于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在人类社会走向大同的过程中，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承认西方也有圣人，承认世界为多元结构，这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种"观念革命"。在一元的世界观念下，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Interclass Relation），中国对外关系被匡限在上对下的家长式的模式里，不是大张挞伐，就是册封赐恩。多元的世界观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Interstate Re1a-tions），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是上对下惩罚与赐恩或下对上的反叛与归顺的关系，而是对手之间的竞争关系。王韬喜欢把十九世纪的国际格局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其潜台词显然是：在名分上，如今的世界各国也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一样已没有内外高下、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竞争对手；国际间不存在超国家、超物质的义礼束缚，准能率先富强，谁就有资格立足于世界。

承认国际多元竞争、把肚界格局比作春秋战国之局，还意味着对传统"尚德不尚力"和"尊王贬霸"学说的修正。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家尽管在许多实际做法上并不排斥"力"的运用，但价值观上总觉得"德"与"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德"是高一级的根本的东西，"力"则是低一级的非根本的东西；柔性的"德"可以克刚性的"力"，刚性的"力"则不能克柔性的"德"。盂子曾把"力"分为有德之力的"王道"和无德之力的"霸道"，认为只有"王道"才能战胜"霸道"，行之久远。孟子的观点抑制了后代思想家对物质性的"力"的推崇与追求。王韬以春秋战国比喻现实世界，而春秋战国的最终结局是并没有什么"德"的秦消灭了群雄，一统字内，这自然隐含着对"力"的承认。

王韬从没公开否定过孟子"尊王贬霸"的观点，在谴责和警告西方侵略中国之时，他甚至以孟子的学说为武器，声称无德之暴力必然不能长久。但① 王韬：《漫游随录》，卷三，第125 页。

②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第98 页。

是，在更多场合，特别是在谈及中国自强御侮主题时，王韬最为强调的是"力"。他宣称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力"的竞争。义理不过"徒为具文"。

1874 年，在中日为琉球归属问题争持不下之际，王韬直言不讳地指出所谓国际公理的不可靠性。他写道：呜呼！海外万国，星罗棋布，各谋其私，大制小，强陵弱，夺人之国，伐人之君，无处无之，虽有公法，徒为具文。①今日之事，非可以口舌争，亦岂能以笔墨战。我中国亦惟有内求诸己矣。夫中国非小弱也，乃至今日，狡焉逞者，何国蔑有，时挟其所长以凌侮我，而恫喝我，跋扈飞扬，已非一日　志者于此，蒿目时艰，眷怀大局，未尝不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卧薪尝胆之不暇；是惟有奋发有力，亟图自强计。②峰回路转，水到渠成，从承认西方各国同为平等的独立国家实体、西方文化同为有价值的文明存在，到推崇多元竞争中的"力"，王韬新型的世界观最后自然而然地归结到变法自强思想上来。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琉事不足辨"。

四、对世界史志的研究

象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王韬对历史研究具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王韬与前者所不同的是：前者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古代历史方面，且具有强烈的地域中心主义倾向和华尊夷卑心态，其研究历史的动机往往在于宣扬中国昔日的圣治武功，从而在夷势陡张的近代形势下平衡一点心理上的偏歪；王韬则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西方历史特别是当代西方历史之上，有意识地割断了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中心主义与研究对象的连接韧带，其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期望用西方历史比出中国的差距，借西方社会的突飞猛进来刺激中国人发奋振作，变法图强。

王韬对西方历史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上海时期，他就留心西方历史的发展情形。后来的欧洲之行又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泰西各国的"飙车电驭，逐日而驰，火舰风轮，冲波直上，奇技异巧、格致气机，殆不可以偻指数"的生气勃勃景象令他惊叹不已。可反观中国，则依然是封闭保守的落后现状。因此，他深感有必要把外国的政治、历史、疆域、科学技术、风俗等介绍到中国来，以开阔国人的认识天地。

据王韬所留下的文字材料统计，王韬以西方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不下九种，有《美利坚志》、《俄志》、《法兰西志》、《西古史》、《西事凡》、《西学原始考》、《四俱补乘》、《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弢园著述总目》收录了后五种的目录与内容提要。从《弢园著述总目》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充满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历史的"发功点"在于现实。王韬在《四溟补乘》内容简介中写道：近日泰西通商，各处谈海外掌故者，如慕维廉之《地理全志》，玛吉士之《地理备考》，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生司马之《海国图志》；最后出者为日本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丰顺丁雨生尚书亦有《地球图说》之作，乃从美国本泽出，惜译者未得其人，尚俟采辑，始得成朽。是书搜罗宏备，详于近而略于远，于近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更革诸大端，无不一一备载；凡有关于中外交涉者，尤再三致意焉。①王韬尺犊中也有反映《四溟补乘》内容和玉韬写作动机的文字，《复盛杏荪观察》一函说："凡欲稔知洋务音，一展卷间即可了如指掌，此韬生平精力所革，或谓为投时之利器，谈今之要帙。"②在上述历史著作中，王韬最为看重，认为必传于后世、而也确实传下来的是《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两书。

《普法战纪》是王韬为回应时事而撰述的当代国际战争史。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作为强国的法国几乎是在数月之间彻底崩溃，一蹶不振；而原先在国际舞台上默默无闻的普鲁士却所向披靡，直人法国都城之下。此一战争结果震动世界，也使王韬且惊且惑。不久前，他还在法国都城巴黎观光，惊叹法国"宫室之雄丽，窿市之殷阐，人民之富庶，兵甲之强盛"，转眼之间便山河破碎，面目全非。为了探讨此一强弱变化的内在原因，他把所有在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

② 王韬：《弢园尺犊续钞》，卷六。

香港所能收集到的相关资料集中起来进行研究。《普法战纪》正是他的这一研究成果。

王韬倾注了大量精力在《普法战纪》的撰写上。在精通外语的朋友张芝轩、陈霭廷两人的大力帮助下，他每日"午夜一灯，迅笔瞑写"。写成一篇，辄先送往香港《华字日报》连载。战争未及结束，他的文稿已经"筐箱为满"。战争结束后，他将这些文稿汇集补充，编纂成十四卷本的《普法战纪》著作。1886 年，他又在十四卷本的基础上，补入初编时遗漏的英国邮报和不曾注意到的普、法军队随营记录、各国撰述及评论以及他自己的见闻与述评，扩为二十卷本。①《普法战纪》不仅仅是对战争进程的描述。它涉及普、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民情各个方面。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闻所卡闻的新鲜事，如巴黎公社、马塞曲、议会君主制、气球侦察、360 度转炮、行军地图等，无所不有。更为重要的是，王韬在著作中以夹叙夹议的笔法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了画龙点睛地评点，使人读后深受启迪，获益良多。比如，他在讲及法国拿破伦第三"师丹之败"时分析说，法国的失败和普鲁士的胜利是两国制度优劣、民心向背的反映：普鲁士由于实行"议会君主制"，人民可以通过议院获得进言间政机会，君民无上下之隔，有同仇敌汽之心，所以能够所向皆捷。而法国此时废除共和制而采帝制，法国人民不满拿破伦第三的专制统治，人心涣散，所以落得兵败被掳毫不奇怪。

《法国志略》是王韬积多年之功而完成的。它最初为十四卷本，书名为《法国图说》，是在江苏巡抚丁日昌所编译的《地球图说》基础上"增辑史事，哀益近闻"之后而成的。王韬在《法国图说》初本序言中叙述他从事编纂该书的经过说，同治九年（1870 年）春天，丁日昌将《地球图说》邮寄香港，请王韬审订。王韬觉得"其书自米利亚人（即美国人）原本译出，识小略大，多所遗漏，遣词命句未极雅驯"，因而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为之"甄削繁要，区分体例，增损改置，条系件分"。经过工韬手订过的著作面目顿新，"其问改析原书者六卷，首为法兰西总志三卷，次为法京巴黎斯志一卷，又次为法兰西郡邑志二卷。此外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益以广述八卷：首为法英婚盟和战记二卷，次为拿破伦第三用兵记二卷，次为普法战纪三卷，又次为琐载一卷。"①《法国图说》正式定名为《法国志略》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大略在王韬访问过日本以后，即70 年代未到80 年代初这段时间。因为，《法国志略》所增补的内容有不少得自日本史家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和冈千仞的《法兰西志》。这些书是他在访日活动中才接触到的。到1890 年，法国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王韬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也更加丰富，除了日本学者的最新翻译著作，江南制造局编刊的《西国近事汇编》、英美传教士的私人著述、在华中外文报纸均有不少关于法国历史与现实的叙述。于是他又将《法国志略》扩增为二十四卷本的《重订法国志略》。这是目前国内所最常见的一种版本。

《法国志略》所涉及的西方事物比《普法战纪》更广泛，所作考察更系统全面，分析也更深入细致。如王韬在这部著作中将西方各国的政体分为"君① 《普法战纪》初版于1873 年，为14 卷本。第二、第三版分别刊于1886 年和1895 年，均为20 卷本，内容基本上无出入。另日本军部1878 年曾予以翻印；1887 年日本大阪又曾再版。① 王韬：《弢园丈录外编》，卷八，"法国图说序"。

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三种，然后仔细比较它们的优劣，他认为"归立法之权于国会、统行政之权于君相"的君民共主政体是最理想的政体，可使国家"上下权限划一"，人民"得以人尽其分"；而一人独专于上的君主专制政体则是天下最恶之政体，其必然造成君民相隔，国力涣散。没有对欧洲各国历史的广泛研究和深入思考，这样的比较和最后论断是做不出来的。

王韬之所以不惜花费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编撰外国史志著作，完全出自于他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动机。从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明代中叶中西初次相遇算起，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已经与西方打了近三百年的交道；若从1807 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来华布道算起，中国与西方已经有六、七十年的交往；即便是从五口正式通商算起，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亦有三十年的历史。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对西方各国的真实情况却知之甚少。以法国而言，中国虽然与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过四年仗，但直到1870 年"天津教案"案发之时，中国的封建大吏们甚至还弄不清法国到底处在地球的哪一块地方。开明如丁日昌者，这时也才开始从美国传教士的著作中翻阅有关法国的"图说"。至于一般的士农工商，对法国就更觉隔膜了。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与外部世界的实际接触，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渠道只能凭借间接的书本知识，而自明代以来中国有关西方的文字材料又是那样的稀少和支离破碎。王韬曾经描述这种状况说：海外舆图，详者实罕。汉、唐以来，声教渐讫，然自葱岭之北，身毒而西，珥笔所及，即多茫昧。有明中叶，欧境始通，于是《职方外纪》、《坤舆全图》相继并兴，颇称征实。此外非无纂辑，而非琐屑小言，即荒诞不可致诘耳。逮夫近代，光气大开，琛賮远来，梯航毕集，名硕留心于掌故，西儒喜述其见闻；因是徐君松龛辑《瀛环志略》，魏君默深著《海国图志》，而西洋玛吉士则有《地理爷考》，英国慕维廉则有《地理全志》、《英志》，合众稗治文则有《联邦志略》　然间尝得其书而遍读之矣，大批玛氏三子所作，则失之俚，去华存实，质而不文，其甚者述今稽古，俱乏新知，隶事分门，如出一辙，记一国市半篇可了，阅千载可数事仅传，国都之外，莫著名城，邦君以降，罔闰人物；表政治则不系废兴，志疆域则不详沿革，系谱糕则不溯渊源；疏略如斯，不无缺憾。在《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他又借用日本学者的话描述道：日人木原元礼日："古正史立外国传叙事率多孟琅，详内而略外，殊方异族不屑悉心为之考核。方令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挚持之事，则又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余（王韬自称）谓木原节夫斥昔日史宫之陋，其说诚是也。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俏也。①所以王韬希望以编纂刊行西方历史著作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从而打破中国官民"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酞，第拘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八，"代上丁中丞书"。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光绪十五年己丑，弢园老民校刊本）。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封闭状态。②这是王韬矢志于撰述外国历史的第一个社会动机。

其次，王韬期望通过对外国史志的介绍，以针贬中国现实，刺激国人发奋进取，改革图强。这一点从《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的内容选择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两书都具有"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特点，主要笔墨被放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历史上，涉及到欧洲各国的内阁、国会、刑律、邮政、商务、税务、国债、专利、银行、学校、文化学术、宗教、兵制、路政、水利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正是刍对中国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更耐人寻味的是，王韬在行文之中还常常有意将西方之事与中国之事进行比较，借西方之史，言中国之弊，褒贬抑杨，直抒己见，尽情发挥。比如，在述及法国大革命时他指出，在大革命中法国人民敢于明目张胆地"弑君"，其祸之由来在于法王"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③此一现象实际上也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病症，因而王韬提醒"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④又如，他在述及资产阶级刑律制度时写道："西律之最善者，在于设立证人。两造是非必待证人以决之；又必众议咸同，案情至于万无可疑，然后定谳。中国上占所云：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西国颇有此风，故从无仇家诬陷，以至冤不能明。徒流而外，无剿墨贯耳刚足诸刑，但有监禁而已，罪止及身，父子兄弟从不相及，即至叛逆大恶，其人但加显戮而已，妻挚不问也。亲戚邻里绝无株连波及之累，犯罪者没则已焉，无所谓身后之刑，故于中国之夷三族及开棺戮尸，皆相戒以为残忍。此则犹有古昔之遗风、圣王之盛德钦！"①直接了当地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说出西方在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政治领域优于中国，标志着对保守主义传统的大胆挑战。它下面的逻辑结论是：西方不仅在器物方面优于中国，而且在制度方面也优于中国；器物的进步必须与制度的进步同步发展，中国要想学习西方，就不能仅学其器物，而是要同时学习借鉴器物与制度两个层面。保守主义的"体用观"在这里也遭到否定。

王韬还试图通过对西方国家强弱盛衰变化原因的探讨，鼓舞起国人追赶强国，最终战胜强国的信心。王韬认为，法国是欧洲的至强之邦；而普鲁士与法国相比则是"大小强弱泅不相佯"。但后者一旦发奋图强，政治上改行"议会君主制"，消除上下之隔陔；经济上注重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军事上革新战略，改良武器，便迅速由弱转强，"其所至辄捷，几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中国也属弱国，可比当年的普鲁士要地广材众。至弱之普鲁士尚能打败至强之法国，条件远比普鲁士有利的中国自然也有战胜西方强国的可能性。王韬断言，只要中国变法进取，用人得当，就一定能象普鲁士那样，脱离贫弱，跻人世界强盛民族之林。他在《普法战纪》代序的最后一段写道："中国之兴，沛然天下莫之能御。普之强，云乎哉！因序《普法战纪》，纵沦之如此。有心人当不河汉斯言。"①第三，王韬期望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编撰，创造一种新的揉合中西史学风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代上丁中丞书"。

③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波旁氏纪"。

④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三，"前加颁的氏纪"。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七，"志刑律"。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格的史学体例。王韬认为，中西史学都有他们自己的缺陷，"欧西各国，素无史职，记载阙如，近代始有私史，其搜罗佚事，网举旧闻，大半出自教士之手，其书又不谙体例，详略失当"，往往"惟记国俗、舆地、物产而又事实未备"；中国史书则"原以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而国势民情略焉不讲"，不若"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其原始，以舰人材之进步，制作之源流焉，此亦记载之所不可废也"。②因此，他力图以吏学领域的实际编撰活动，来改变东西方史学各"失之一偏"的现状。他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的确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它揉合了中西史学的体例和风格，既避开中国传统的"皇家史学"的旧辙，也纠正了西方教士所编史学著作纲目不清、杂乱零碎的弊病。在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写"民史"的理论产生前，王韬的史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君史"朝"民史"的方向拉近了一大步。

《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新纪元。《普法战纪》是近代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以当代欧洲历史事件为具体研究对象的著作。它第一次以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某一历史事件放到世界范围中去考察，找到了国际战争胜败所致的内外之源；它第一次指出不但欧洲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牵动的整体，而且欧洲局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法国志略》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有关西方国家的国别史著作。它第一次将西方大国的名号、统系、职官、国用、税务、国债、银行、商务、国会、人口、礼俗、学校、学术、教会、兵制、路政、邮政、刑律、水利等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第一次在欧洲各国政体之间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比较出"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的优劣；第一次把正统历史的触角下及到民间发明创造和闾巷琐事　所有这些"第一"加起来，意味着王韬已经开始与中国传统史学分道扬铺。一种新型史学正在形成之中。

《普法战纪》与《法国志略》在文字风格上也别具风韵。它一反古代文坛追求骈俪和华美词藻的陈腐之风，行文用字带有朴实、清新、明快的特点，这反映了王韬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他曾说："著书在通时适用而已，文词其未也。晚近文人，动矜奥博，而宣尼辞达之旨亡。著书之意亦晦。"①王韬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在19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特别是《普法战纪》一书，使王韬名声轰动逻迄，"其书虽未付手民，而钞本流传南北殆遍"。②文武大员对之赞不绝口，曾国藩称王韬为"未易之才"；李鸿章"许以识议闳远，目之为佳士"；丁日昌"则谓具有史笔，能兼才、识、学三者"。③书成刊行之后，文人学士更是争欲一览，趋之若骛。直到90 年代，《普法战纪》以及《法国志略》对中国社会的轰动效应仍然经久不衰。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和《史学书目提要》中对王韬的史学著作加以大力推荐。唐才常在《湘学报》史学专栏中，更将《法国志略》与黄遵宪的优秀史著《日本国志》一起作为必读之书介绍合广大读者。戊戌改良运动的发动者们，试图以王氏史书对国势、政体、民情、科学技术等时代焦点问题的强烈关怀，来引发广大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从而促进中国改革运②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

① 王韬：《弢园尺犊续钞》，卷二，"与郑陶斋观察"。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代序"动的早日到来。

王韬的史著在海外也引起极大回响，其中以《普法战纪》在日本引起的轰动最为明显。当时，日本正值开放之初，日本知识分子们急于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可国内一时又缺乏这方面的著作。于是，王韬的《普法战纪》便被日本学界视为瑰宝而加以推崇介绍。①明治政府军部也认为所述欧事条理分明，识见宏远，有必要让日本朝野研读了解，便在1878 年全文翻印了《普法战纪》颁行全国。此后，加上从香港和上海流入的中国版《普法战纪》及日本军部的第二次翻版，日本社会形成一个不小的"《普法战纪》热"。王韬或王紫诠在日本军学两界几乎变为无人不晓的的名字。日本学者冈干仍叙述道："《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力当世伟入矣"。②其他许多与冈千仍同时代的日本学者也都曾在其著作中提及王韬或他的著作《普法战纪》。如果说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有过什么积极的正面贡献的话，那么最大的恐怕非王韬的《普法战纪》莫属。它在引导日本学界研究西方，启迪日本民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参见粟本锄云：《匏庵遗稿》。

② 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

五、包含新内容的循环历史观

大概是由于农业社会太偏重自然直观、大注意自然界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喜欢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圆周，认为天下所有事情都是盛衰相依的，都是"日中则浸、月盈则亏"的，都处于圆环中的某一变化着的位置之上。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虽然关于变化的思想异常丰富，但进化或进步的概念实属少见，实际上，古代思想家既然把遥远的人类之初或"三代"确定为理想社会的起点，那么人类社会的"变"也就只能是"越变越坏"。

古代循环史观的奠基者是《易经》，《易经》中有"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衰相继"、"刚柔相克"等天道循环概念。宋儒邵雍对《易经》循环观念加以发挥，他依据有秩序的时间变化概念，以一年里年、月、日、时四种数字为基数创立了"运会说"。这种"运会说"假定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世、运、会、元之间推衍运作，交替循环，从而构成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①王韬来自于传统，因而免不了受到古代循环史观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有大量的这一方面的内容。略举数例如下：闲尝笑邵康节（即邵雍）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则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①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呜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哉。囊者欧洲诸邦，两国用兵，仅以万计，国中兵额亦仅数万，后则出师渐至数万，额兵渐至数十万，然拿破伦之战称为古今所仅见者，诸国之兵亦只有十五六万而已，以视今日，殆不及十之一也。故以今日大势拱之，人但见其事事讲求，物物精审，似若雄视一切，不可限量，而不知智巧愈极，机诈愈深，情伪相感，利害相攻，祸患之来，气机己召，人皆谓其强之至者，吾正谓其衰始；即彼自以为远胜千古者，而残杀之惨，吾正谓其远不古若，盖徒讲武备，尚兵力，刻鸷奋厉，以相倾轧而慑制，则必有一蹶者矣　天道循环断不或爽。然而，细心研究王韬的"循环说"或"运会说"便可发现，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带有强烈宿命论色彩的历史哲学了。它扬弃了其中保守的宿命论内核，而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首先，王韬循环说的重点是"变"，而非注定的未来结果。他宣称"天道循环、运会迭乘"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属性，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它的发生。因此，所谓"循环"一词，不过是被王韬借来强调顺应历史潮流而变法图强的古老哲学语言而已。他曾经这样写道："然而强弱之势已形见者，何哉？则时为之也，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　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樱。明者知者知其然矣。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①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卷十一；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九，第5-6页。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普法战纪》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