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冲击封建政治的勇士

　十九世纪60 年代到80 年代是王韬一生生活中最不安定的时期，也是王韬政治思想从传统向近代的急速转折时期，由于流亡生活所带来的与封建政权及其文化的彻底脱钩和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日益接近，王韬的政治思想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对所处社会现实的一般性不满，而进展到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绝望。此一时期他的政治言论所体现出来的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精神与勇气、对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与对改革开放的由衷认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响往与提倡，表明王韬政治思想已经达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高度。

一、社会批判者

有无社会批判思想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与现存社会或制度亲疏距离的重要指标。换言之，一个知识分子有无改造社会的进取愿望往往取决于他首先是否具有对旧社会、旧制度或旧事物的批判勇气和精神。王韬对现存社会腐败现象与制度的批判在深度与广度上大大超过了前辈和同辈思想家。

王韬的社会批判思想发轫于上海时期。其时，他科场失意，家境穷困，"佣书西舍，贱等赁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从他此时所留下的文字看，他至少已对清朝的科举制度和清朝官员文恬武嘻、专事搜刮民脂民膏提出了谴责。比如，他的诗文中有一首《我生》诗这样写道：我生早知有此日，祸福倚伏如相因。

寇灾即由吏治始，积弱生玩多因循。

朝廷粉饰讳兵事，保疆一切等具文　往谈经济何慷慨，迎合主旨原非真。

眼看四郡成白骨，偷活局外置弗闻。①这是对清王朝不筹国政、不顾民生、因循苟且的强烈控诉。

然而，上海时期王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功名不就和怀才不遇经历的愤激之词与情感发泄，牢骚多而理性少，缺乏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也正因为此，王韬在愤激之余，行动上仍摆脱不了对封建制度和清朝官吏"一步三回首"的眷念之情。1858 年，他上书当道，说自己是"不甘冯驩之无能，有类毛遂之自荐"，期冀对方不计资格拔摧他于平民布衣之中。①1859 年，他又重温故技，赶赴昆山应清朝的江南年考。②这些举动表明王韬还在时时期望通过上书他所不满意的清朝官员和参加他所厌恶的科举考试以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分取封建宴席上一杯残羹。他对旧社会、旧制度、旧阶级还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

王韬对社会现实的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严格来说是从他流亡香港之后开始的。一方面由于清廷的通缉彻底打破了他对大清王朝的幻想，阻断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眷恋；另一方面由于他更广泛地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刷，世界观和认识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变化。香港时期王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无论从触及的广度、深度讲，还是从态度的坚定、言词的激烈讲，都远远高于他在上海时期所能达到的水平。

成熟时期王韬的社会批判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揭露清朝官场"上下交征利"的腐败恶象。

王韬直言不讳地指出，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得了大病的社会。它不仅外表百孔千疮，到处溃烂，而且内部气血不足，亏虚严重。他诊断道："脂膏日削，厥病日。国家自军兴以来，括天下之财赋以填巨壑，民生益蹙，国计益敝　此犹饮鸩汤以疗渴，进猪芩以养生，暂犹不可行者①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我生"。

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三，"岁暮干人书"。

②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第96 页。

也。邪炽髓竭，变而为，及今不治，其证将殆。"③王韬在这张诊断书里虽没敢断然宣布大清王朝得了不治之症和必然要寿终正寝，却也毫不客气地暗示了"及今不治"，清王朝就有可能走入它的墓地。

不只是封建国家肆无忌惮地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各类贪官污吏也想尽办法对人民敲榨勒索。王韬对后者尤为痛恨，鞭挞不遗余力。在他看来，清朝官场是中国社会最肮脏的地方，是一个升迁、调补、荐举"皆孔方兄为之斡旋、阿堵物为之居间"的"利世界"。他无比愤怒地写道："便辟侧媚，结纳逢迎，误以为能；趋承奔走，攀附簧缘，误以为勤；于是避瘠趋肥，舍难就易　视廨字为传舍，利膏血为钓饵，请托公行，货贿昼入，诌谀成风，钻刺得志。势炎可灸，廉耻丧尽，未有如今日者也　今日之财，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而一归诸墨吏。官为言利之门，衙署中有市道焉。苞直肆行，簠簋弗饬，其显焉者也，不足为病也。巧取豪夺，穷搜极访，婪索万端，不饱其囊囊不厌其欲壑而弗止。彼此交证无非牟利也，宾朋相接无非谈利也。内自部员，外自上宪，利不至则官不显，上下蒙蔽，刑不加，罚弗及，肆然无忌，而日取盈焉。问有为民者乎？无有也。惟知有利而已矣！"①官与官之间既然是"货贿昼入"，利来利往，那就免不了官对民剥膏吸髓。因为，"大吏之利取之于小吏，小吏之利必然取之于民间"。王韬以江南收僧为例，揭露清朝各级官吏"朘民脂膏"的情景说：昔者江左之敝，坏于官者一，坏于吏者三。其最大者日漕政。一邑之粮，握其权者为漕总，其余以次递分其羡，至于官者十之六七而已，至于京师者十之四五而已。一郡之吾役，大邑数千，小邑亦数百。魁其曹者日管班，出入裘马，僭侈无度，非骏诸民，何以为生？①在封建官府和贪官污吏的双重压榨下，人民生活犹如雪上加霜，自然免不了"各怀一心"，与封建政权离心又离德。王韬看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心思乱是中国社会农民起义"此剿则彼炽"的根因，"盖今日之盗，即昔日之民也"；"今日之民，即可为后日之盗也"，是封建国家及其官吏的倒行逆施才把温和的小民变成了敢于挺而走险犯上作乱的"盗贼"。

（二）抨击清朝官吏的颟预不灵和保守僵化。

在王韬看来，清王朝不仅患了"脂膏日削"的" "症，而且患了血脉不通、麻木不仁的"痼"疾。这个"痼"疾的特征是上下因循苟且，保守僵化，万事墨守成规。王韬揭示道："拘牵义例，厥病日痼，今天下内事动持干部议，外事一由于吏手，即有新法美意可以施诸实用者，偶不合于成例，辄为部议所格。老成持重者为精能，沓冗畏事者为历练，而英敏不羁畸异不群之士概无由进　其用人也，一循以资格，不问其才否。持身自固，蒙蔽日深。"②在这里，王韬显然已经看到政治僵化必然带来官僚阶层的不求进取和人才的全面危机，而后者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缺乏生气和难以前进的主要原因。

政治僵化、血脉不通、陋现成例泛滥不仅消磨了官僚阶层的锐气，阻塞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了人才的进路，而且影响了行政效率，便利了"蠹吏"从中弄权受贿，营私舞弊。王韬剖析说："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狱琐碎；文法之密，逾于网罗；辞犊之多，繁于沙砾。动援成法，辄引旧章，令入几无所措其手足。各直省享报之案，虚诩缘饰，百无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坛，互相牵制。不知此特便于吏肯舞文弄法，索贿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待不能为治，且足以坏政体，而于经国治民毫无裨补。"①鉴于律例繁文和"蠹吏"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危害，王韬一生从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和痛恨。他几乎是带着一种"准革命"的心态来呼喊废除一切繁文律例及依其为生的胥吏的：繁文缛节，亦指不胜屈，要不过徒乱人意耳。故吾尝日：吏胥所据之部例，士子所习之时文，皆可尽付之祝融虐焰中而后大快也。②然则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当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撤而后可。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县，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悉一扫而空之　凡昔日之拘文牵义，以一字为重轻，借片言为轩轻，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于一炬而后大快。③但王韬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要法治的自然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他所要反对的是律例泛滥和晋吏横行所引起的政治奎塞不通和麻木僵化。透过矫在过正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呼唤的是一种有效率的纯净的简明政治。他在《变法中》一文中曾明白地说："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日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①这里的"减"、"省"、"开诚布公"等显然都不是虚无主义的概念。

王韬十分推崇中国汉代初年君与民关系简朴而又政通人和的局面。他说，当年汉高祖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言直接简单，而其效果则是"感于人心已至于泱肌肤，沦骨髓"。所以治天下不在于律例之多寡，而在于是否与民同休戚。②王韬建议清朝统治者不妨对现存的一切律例和繁文缛节来一次全面的审查。凡属过时无用或阻碍行政效率者一概废除之；其有效可行者张榜公布天下，使全国官民咸有所遵循。王韬断言，一旦清朝统治者如此而行，国家政治就会步入稳定而有效率的蓬勃发展的光明大道。

（三）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如果说中国官场的黑暗腐败和守旧僵化是中国社会贫穷落后、内优外患迭起的灾难之源，那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官场这种令人哀叹的局面呢？王韬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透过官场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可克服的弊端。他在这一方面所发表的议论是他的社会批判思想的最辉煌之处。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内容，我们才说王韬在香港时期的社会批判思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想既超过了他在上海时期所达到的水平，也超越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思想家社会批判的框架。

王韬认为，中国官场一切恶象丑态都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君权太隆，民权太卑。君太隆民太卑则无疑会造成上下之情不能相通的"隔阂之局"。这就使处于君与民之间的官僚有一个欺下瞒上的"结构空间"。此一空间是腐败得以滋生漫延的温床。他在《重民下》一文中分析说：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币抚恤，官府徒视为惧文，吏晋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　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①吏治败坏，" 病"、"痼病"日深，原来是和秦王朝建立以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原因，前者是后者的自然结果。王韬在这里的深刻分析，锋芒所向已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二个特点是官僚权力结构呈自上而下的垂直隶属形态。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员"听上不听下"，上一层官员是下一层官员的"家长"；下一层官员则又是小民百姓的"父母"；官员的升迁不是由政绩或民意来决定，而是由上司的好恶来决定。这一点正是贪官污吏敢于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作威作福和昏官庸官能够消遥自在、如鱼得水的前提。王韬指出，今日中国"其君子则多狃于因循，其小人则渐趋于浇薄"，"寡廉鲜耻，各怀一心"，这并不是"运会之使然"，也不是由于人们"天良之尽汩也"，而是由于民意太贱，"在下者"太不受重视。①而"在上者"又往往"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于是便免不了官场"钻营奔竞，夤缘攀附，苞苴公行"。王韬诘责道："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②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君臣关系过分紧张，不合人性，两方相互猜忌，相互防范。君主专制制度既然是建立在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原则之上的政治制度，它就无法避免君臣之间的权力攘夺和阴谋斗争。处在权力顶峰的君主时时刻刻提防着臣下的篡权，因而设计出许多旨在"削平反侧"、"防患未然"的政策、策略和措施来监视和防范群僚百官。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这方面的恐惧特重，其防范措施也尤为严密。如清朝官制规定，官员不得在本籍为官；在他乡为官，一地亦不得超过三年等等。明显得很，这一规定的实质就是阻止"官"与"民"相通，割裂"官"与"地"的联系，以防止形成对家天下的可能性威胁。王韬的批判之笔触及这一君主专制制度的"制度性弊端"，指出中国官场因循苟且、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等正与此一"制度性弊端"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他说，当今之世无好官良吏久矣，究其原因，则为"久任专任之法坏也"。三年一易，经年一调，甚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至仕若转环，不数月而去任，必然造成"吏无固志，视廨字为传舍，量肥瘠为戚愉，循资计日以冀迁改。其所设施，因循苟简，曾无终岁之计，而所有一切因革利弊，曾不稔知，旋已调任。令方行而遽寝，政未成而旋罢。下则无复法守，而胥吏得并缘为奸。不特此也，疏通太甚则吏不习民　即使其任职在位，隐有五日京兆之心，身家念重，其余则不复措意，上下苟且，惟日望于禄秩之崇卑厚薄，而不计民生之休戚利害"。①因此，王韬提倡一切反朴归真，去除君臣相互猜忌的封建君主专制，恢复上古时代君与臣之间的互信互助。君王对文武百官既用之，则必信之，既任之，则必专司责成，有职有权，"勿格于部议"、"勿别遣参赞帮办大员"。王韬认为，只有这样，良相良将良吏才能脱颖而出，有所施展；中国也才能有奋发腾飞的一天。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二、民本学说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它滥觞于商周，《尚书》中有"民为邦本"一句。成熟于春秋战国，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话。秦王朝建立后，虽然君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民本思想也一直象一股地下水汩汩流淌了数千年，不时冲涌出来与封建专制主义斗上一番。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唐甄等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观点，把古代民本思想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韬继承了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民本学说，并把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溶合起来，使它成为一种富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武器。

王韬民本学说的内涵极其丰富多彩，概括起来可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承认"民"决定国家治乱。

君与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本来是一个统一体的相互依持的两个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了解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把自己看成是决定国家政治的当然主宰者，对被统治者予取与求，随心所欲。王韬断然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自以为是不明事理的"本末颠倒"；被统治者据为己有的国家，其主体或根本应该是"民"，而非"君"或"官"；"民"是决定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①王韬以农民起义为例子进一步论证道："今之弄兵者，非异民也，即前日之民子若孙也。奚为昔顺而今逆，民盖久有以疑我矣，积疑则乱生。"②所谓"积疑"，就是不相信，就是有二心，它是清朝皇帝和各级官吏长期躁瞒民意敲榨民脂在人民心理上留下的伤痕。这种伤痕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崩开演变成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血与火的对抗。天下大乱于是骤然而至。王韬在这里对统治阶级"只知有君，不知有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二）强调"民"决定民族的强弱。

当西方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之后，中国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已经看到坚船利炮在民族对抗中的作用，发起了以购买和制造武器为主要活动的洋务运动。王韬早年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是，与一般洋务派不同，王韬特别强调"民"在决定民族强弱方面的作用："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③民是国家的元气所在，"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壅于上闻。

比之一人之身，元气不通，则耳目失其聪明，手足艰于行动。国之有民，亦犹人身之有元气也"。④王韬认识到，民族对抗既是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民心民志的对抗。中国每每在中外战争中败北，不仅仅是武器和战略不如对方，更重要的是中国兵民缺少同仇敌忾之气。他批驳那些只重视武器的洋务派议论说："论者徒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粤逆崖略"。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上"。

④ 《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本局日报通启》。

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转输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遂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未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罔邦宁，虽久不变。"①中国统治者平时不与民众共其利害，不懂得"民可顺而不可逆"的道理，"但知计一己之肥瘠而已，与民间之休戚菏痒无相关也"；②战争之际怎么能指望长期受其压迫剥削的百姓与之同仇敌忾呢？"国家之安危无预草野之休戚，朝廷之荣辱无关氓庶之忧喜"，中国焉能不败？

（三）呼吁以"重民"政策取代"轻民"政策。

在承认"民"决定国家治乱和民族盛衰的前提下，王韬提倡以"重民'政策取代清朝昔日的"轻民"政策，他提醒清朝统治者说，民心如水，其可载舟，亦可覆舟，"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对民"欺"、"虐"、"犯"者，必将不得善终。③如何做到"重民"呢？王韬认为首先要通民情，达民隐，撤君主专制制度"堂帘之高远"，使"君民之分亲"；君主的代表各级官吏要不断与民沟通，"煦其疾痛"，与民同其利害、共其忧乐；其次，举政行事一切以民意为依归，开放言路，尊重百姓"皆得而言之"的问政之权，"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①再次，与民开诚布公，实行政事公开，"国有大政宣示中外，布告遐迩，使民间咸得预闻"。地方官亦由百姓"乡举里选"，"复古者采取舆评之法，的见众人之真好恶，而用舍黜涉之权寓于此"。②王韬在这里把传统的民本思想一步步地朝向近代民权思想拉近。王韬在提倡采取"重民"政策时特别提到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问题，认为清朝统治者视海外华人为与己无关的"天外之民"的心态，是其昔日"轻民"政策的自然延伸。它同样带来"民心尽失"、"藩蓠尽失"的恶果。他以数百万南洋华侨为例，指出海外侨民虽然长期居外不归，但情感上无疑是眷怀故土、热爱父母之邦的。因此，清朝统治者理应爱护和保护他们。③王韬呼吁清朝政府赶快于各邦设立领事，既保"远方之黎庶"，又收"中土之人心"。④把民本思想推及海外赤子，王韬恐怕为中国近代第一人。

（四）主张"富民"先于"富国"。

富强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问题。十九世纪70 年代以后清朝统治阶级似乎已意识到这一点。但到底是先富民还是先富国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韬认为，国家治乱与民心静与动有关，而民心的静与动又与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好坏一脉相承。民富则静，民贫则动，静则安，动则乱，一旦动乱，富国强兵也就化为乌有。他提醒清朝统治者，不要以为"民富"就意味着"国贫"，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民之富藏于公，家之丰通于国"；"民生既足，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光绪己丑铅印本），卷三，"拟上当事书"。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保远民"。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国势自张"，国家元气自然充沛。①再者，天下绝没有一厢情愿的爱国热情。国与民只有"共利"，才能使民与国共患难，同生死，使民勇于公战之心"油然生于其中"。"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②为达到真正的"富民"，王韬提出了具体的"为生民辟财源"的办法，这就是发展民间工商业，"如造轮船，制机器，设银肆，开煤铁五金诸矿，出洋行贾，轮舶行驶于内河，许民间设立公司，听其自力，而官常保助之，毋遏抑之。诚如是也，有不国治民安，上下相通，内外交悦，以臻于无为之化者，未之有也"。③王韬提出的富民办法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办法，刚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入近代社会的中国民众自然会有不知所措之处。于是王韬又提出要"教民"，使民能够掌握近代社会自谋生汁的先进手段而致富。他说："中国之利荧，西人无不欲攘为己有，其用心实精而胜；而我中国于自有之材且不及念，诚可谓不善谋利者矣。木棉我所自出，丝斤我所本有，所少者火机之纺器织具耳，而可购求制造也。先去数万金以购之来，试行有效，然后精心仿制，用以教民。十家一具，纺线织布；一具可兼百人之工，则一家可享数十家之利。西国田具，如犁耙播刈诸器，力省工倍，可以之教农，以尽地力。货舶轮船运载及远，可以之教商，以通有无。"①"富民"以至"教民"概念在民本学说中的出现，表明王韬的民本思想已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气息。它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本思想并不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对立物，而是它的补充和完善，其宗旨是将封建君主专制对民众的压迫与剥削限制在一定的"度"里，从而维持住君主专制制度的长盛不衰。因此，它根本上是与近代民主思想相抵触的。王韬以民本思想为武器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也只能说明王韬还没有跳出传统思想家的固有框架。笔者认为，此一观点从头至尾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民主与民本思想一般说来不是截然分开的，更不是对立的。民本思想在新环境下可以升级换代，成为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清末资产阶级民权运动者就常常以古代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黄宗羲为中国的卢梭。陈天华在《狮子吼》一文中借"文明种"之口说："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是孟子以后第一个人。他的学问，他的品行，比卢梭还要高几倍，他就是黄黎洲先生。他著的书有一种名叫《明夷待访录》，内有《原君》、《原臣》二篇，虽不及《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②章太炎也说过，黄大冲发民贵之义，与晚近五洲诸大国或立民主，或崇宪政是一个意思。③这些都说明民主与民本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暴政虐民、强调民众作用等方面确有相通相合之处，而绝不是相互排斥和抵拒。

其次，王韬的民本思想中固然有一些传统形态的内容，如建议统治者"待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② 陈天华：《狮子吼》，《陈天华集》，第127 页（1982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③ 章太炎：《书（原君篇）后》，《台湾日日新报）（1899 年2 月10 日）。民如父兄之遇子弟"，这的确是古老的"推恩政治"的余绪，有家长主义的尾巴。但不能否认王韬民本思想中大部分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分。他的关于"富民"问题的议论实际上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经济自由平等的愿望；许民间自立公司，官不得干预之，只能保助之，兴学教民致富等议论也是传统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提不出来的。只有经过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和政治文化洗礼之后的思想家才能提出这样的思想结论。

再次，王韬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是相互串透、相互重叠的。王韬早年就熟读儒家经典，尤其佩服黄宗羲的《明夷待记录》，因此，对古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一类的议论是十分熟悉的。但也仅此而已。在这些大而化之的条目下，他还没有构筑具体的内容。后来，他接触到西方之学，在其民主圣火的烛照下，才恍然大悟中国古代典籍有如此之多的可资利用的材料。于是，他根据他所掌握的近代西方民主理论，回过头来对传统经典或记忆中的民本学说进行爬搜、概括、总结。所以说，在王韬思想中，民本与民主，传统与现代是相互串透、相互重叠的，无法将其截然划为两段。王韬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摧残民心、压制民意的时候，总是同时参照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及实践和西方民主思想及实践的。如集中反映王韬民本思想的《重民上》、《重民中》、《重民下》三文，其思路都是"泰西各国如何""古代中国如何"'所以现在应该如何"。《重民下》有一段这样写道：书有之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之间互相联络之效也。①《重民中》也写道：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恒其业　皆许民间自立公司　要令富民出其货，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则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之意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西合壁，谁能说它们都是传统形态的民本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呢？

值得注意的是，王韬是中国最早主张在中国推行英国式民主政治的先进思想家，而此一主张最早就出现在《重民下》一文之中。以此可见，王韬当年是将两者视为一体的。后代评论者硬要将民本与民主视作相互对立的东西，无疑是曲解了王韬。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演进，犹如一条波水相连而又不断汇聚支流的长河，其间任何一段都有前一段思想的继承因素，也有刚刚注入了新的因素。王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又吸纳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他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创造了颇具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新民本思想。这种新民本思想虽然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后者无疑是从前者继承发展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王韬"重民"、"富民"、"教民"诸说的提出，后来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民权兴则国权立"诸说和孙中山中西合壁的三民主义便会成为无源之水。

三、强烈的危机意识

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由于中国周边民族的贫弱落后以及儒家士农社会标榜的"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柔能克刚"等信条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中国人往往缺少危机意识，似乎中国从来就不曾遭遇过真正的挑战。汉朝的贾谊本着爱国爱民的热忱，披肝沥胆地写了一篇言及天下危象的《陈政事疏》，立刻落得被贬遭逐的下场。封建君主从不喜欢臣民谈论什么天下危象凶兆。他们喜闻乐见的是歌颂升平的阿谀文章。绝大多数朝臣和地方大吏也习惯于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是在文治武功、太平一统的浪漫神话中度过的。

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最大危机。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纷纷前来东方，以武力为后盾逼迫中国统治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太平一统的局面遇到了超强的外部力量的严峻挑战。

对中国统治阶级来讲，《南京条约》的签订无疑是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面对这一羞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最先从古代的神话中醒来，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思想家的危机和改革意识是极其有限度的。他们还没有明确体认到中国遇到了全面的生存危机。"经世派"似乎只承认中国在兵备火器方面"略不如夷"。从整个价值观上讲，"经世派"依然没有甩脱"华尊夷卑"的基本格局。

从全国范围来看，作为整体的封建统治阶级更没有从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惊醒。大多数地主阶级分子仍然沉溺在古老华夏文明和清朝圣治武功所构筑的梦幻之中。在他们眼里，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人物"师夷长技"的呐喊不过是徒张夷势、自我贬损的丧气话，是危言耸听的大惊小怪。"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图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①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之一姚莹曾痛心地说，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没有使中国当道头脑清醒，反而大触"诸公之忌"，"举世讳言之"。②一句话，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是在统治阶级"身处险境而又讳言危机"之中不死不活地走过来的。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再次打破了中国官场的四平八稳和中国社会的升平虚象，无情翻开了大清王朝不堪一击的"内囊"。冯桂芬率先看到这一 点，提出了"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观点，从而向国人传递了危机已经来临的警号。①但是，历史留给中国统治阶级天朝上国的意识太强烈，以至他们成了釜底游鱼还在编织着如何吃掉打渔人的故事。冯桂芬的危机呐喊只是在中国统治阶级自我陶醉的麻痹神经里楔进了一很芒刺而已。根治它还需要后入坚持不懈地努力。

① 王韬：《弢园立录外编》，卷九，《瀛环志略》"跋"。

② 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第52 页（1989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王韬目睹中国社会"幻梦多于现实"的精神病状，愤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冥顽不灵，矢志在冯桂芬的基础上彻底割除中国统治者的自尊自大和自我陶醉的病灶。从六十年代开始，他以比冯佳芬更加激烈的语言、更加广泛的视角、更加有效的报纸手段，把中国已经面临全面性生存危机的警钟敲得更响。

王韬首先直言不讳地指出，儒家天下概念和等级思想所规定的万邦来朝的历史格局已经分崩离析，大清王朝的文治武功也荡然无存。中外关系正从中国唯我独尊的单向主寻局面走向华夷鼎力相博的竞争局面，此一局面是中国几千年不曾遇到过的最大变局。他慷慨激昂地呐喊道：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②四大洲中，以欧洲为至雄，用兵之强也，财赋之富也，物产之饶也，工作之巧也，心思智虑之精，谋划经营之远也，近且日盛一日，薄海内外，莫与抗衡。（其于亚非诸国）皆剪灭其社稷，驱逐其君长，并兼其土地。役使其人民。前时中国史册所称入贡为某某国者，今无一二焉，令人思之，儿不寒而栗　越南为法据，缅甸，暹罗为英据，阿富汗现已覆亡，波斯仅成孤立，则亚洲全土，欧人几有其半而犹未已也，宁不为之寒心！①王韬对变局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审视"华"与"夷"实力之后得出的。

在王韬认识到的变局中，其竞争态势不是汉与匈奴或唐与回纥那种"大华"、"强华"与"小夷"、"弱夷"的对峙，而是春秋战国式的列国相争，其问不仅不存在名分上的尊卑之别，而且优强之势不在中国一边而在俄、英、法、普诸西方之国一边。俄国可比之于秦；英、法、普三国可当之于齐、楚、晋；中国只能当之于赵、卫、陈、蔡等，是一"至弱之国"。因为，中国虽为地球精美之区，但若问"所为西国之长技者，则一切无有"。②他以极其忧虑的口气写道：今就地球大势观之，而知东南之不及西北也，西北之人久至东南，而东南之人不能一至西北，试观盈地球中，皆欧洲人也。地球中灵秀沃腴之壤，不过数处，而以中国为巨擘，地球之人，无不欣羡焉。独惜中国迩来安于自域也，因循苟且，粉饰夸张，蒙蔽拘虚，刚愎傲狠，于欧洲之形势茫乎且未之知也。然则，亚洲之局，不甚可危哉！①王韬在这里要告诉人们的潜台同是：今日之"华"已非昔日之"华"；今日之"夷"也非昔日之"夷"。"华"与"夷"的优劣强弱之势已经彻底倒转过来。处在劣势中的中国倘若继续执迷不悟，老大自居，不求振作，最终难免会落得亡国灭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