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冲击封建政治的勇士.2

危机和挑战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 ）曾指出，文明是在外来的挑战中成长的。②这就是说，任何民族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欧洲今日不轻用兵"。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亚洲半属欧人"。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亚洲半属欧人"。

② 参见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第一部分《文明的起源》，第三部分《文明的生长》（1986 年，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摆脱生存危机或外来挑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视危机和迎接挑战。在王韬生活的年代，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愚顽之士不仅没有考虑到如何有效处置危机和积极应付挑战，甚至不承认中国已经遇到了危机和挑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有改革现状的必要。王韬对中国生存危机一针见血、不容回避的揭示和持之不断地呐喊，无疑是对这些长梦不醒的愚顽之士的当头棒喝。

王韬不是一个消极悲观的危机信号的撞钟人。他告诫国人危机来临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国人亟思变革，从而扭转亡国灭种的可能命运。可以说，他的危机意识是和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属于汤因比称道的那种积极的有效的挑战一应战模式。在王韬看来，西方列强踏波东来，会聚于中国，此正"天欲福中国，而非祸中国，正欲强中国，而非弱中国"，其祸福强弱转变之机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改革与否，"善为用者，可以转祸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改革思想是王韬危机意识的联体儿，在所有的谈论中国生存危机的文章中，王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谈及中国的改革。比如，在前面所引述的关于"古今变局"的文字之后，他写道：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做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在《答强弱论》一文中，他也是将危机与改革相提并论的：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　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处今之世，以弱对强，当因时因地制其宜，以权达变，以变求富求强，以富强保民族之生存。王韬的危机意识以其不可阻遏的逻辑力量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改革思想上来。

与林则徐、魏源、冯佳芬等先进中国人的思想进路一样，王韬的改革思想也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下产生的。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王韬改革思想自有它的特异或超越之处。第一，王韬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对西学更加广泛地了解、对西方事物更加直接地实地考查基础之上的，它的参照系更清晰具体，时代内容更丰富精确，很少出现前代思想家对西方事物盲人摸象式的主观曲解和天真臆测。第二，王韬把他的改革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运会学说联系起来，这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哲学化、理论化。工韬写道："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　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　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以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①"泰西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变局，运会之转机。怀奇抱智之士，无不思翻然为自强计，集各国之人才以供一国之用，正在今日。"②理论之中包裹着哲人乐观自信的胸怀。第三，王韬改革思想的重心在"内因"，而且尤其偏重政治层面。他曾指出，国家之患，不患在外侮之凭凌，而患在"内治之委靡"。"内治之委靡"一日不去，即使具备了现代化的枪炮船舰，也不能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境。因此，他提倡一种"大变而非小变，真变而非貌变"的内在改革。"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皮其外焉者也，所谓未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①这是把眼光集中于军事与外交领域的林、魏一代思想家及同代之洋务派思想家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王韬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异数"。他所具备的思想条件是同一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无法同时具备的。其时，中国人中或有对西方事物了解得比王韬更多的人，如某些浪迹他邦的生意人、早期留学生等，也有比王韬更精通儒家经典的饱学之士，但能把中学与西学协调揉合在一起，左右逢源地阐述发扬的，恐怕非王韬莫属。历史的偶然性让王韬这个饱读儒家经典的落第秀才过了数十年的"域外"流亡生活，这是王韬个人的不幸；然而却造就了中国第一个学贯中西、思想深刻的思想家，这又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大幸。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② 王韬：《弢园尺犊》，卷七，"代上当轴书"。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

四、改革政治的方案

台湾学人姚海奇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王韬的政治思想》中曾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王韬的改革思想"始终停留于器物阶段"，原文写道：（王韬）于实际政治中，却未曾体察出君主政治之弊，以及民主政治之善，故于变法图强主张中，境界始终停留于器物阶段，而少言及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不同之优劣长短。此点与当世知识分子观点，实相吻合，故于船坚炮利之器物，寄望过高，而未曾思及变法及政治发展过程之环节。苟仅局变，而非全变，而将引发出更繁多、更紊乱之问题与弊端。①显然，姚海奇先生把王韬归人到只主张"皮毛之变"的洋务派思想家一类，叹其思想进路功亏一篑。

笔者认为，姚海奇先生的观点似有偏颇之处。王韬不仅不是一个只关注器物变革的人，而且是一个对"仅关注器物之变"持否定态度的激烈批判者。王韬是中国最早倡寻洋务活动而又最早对洋务活动只重器物层变革提出批判的思想家。愤于洋务运动的小脚走路和舍本逐末，他多次对洋务运动的所渭"骎骎乎富强之效"进行讥讽，认为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附肉于骨，剪彩为花，其血脉终不能流通，色泽终不能焕发"的表面文章，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内部状况。他在论著中写下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文字，试举数例，以见王韬政治思想之原貌：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肆业，囱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　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①事至今日，奚言哉？由其外观之，设海防，重边备，讲火器，制轮船，似乎富强之效可著，骎骎乎可弛域外之观。然而军政之未修也，吏治之未肃也，士习之未端也，民心之未靖也，因循苟且，粉饰弥缝，一切皆如昔日。如是虽袭西法之皮毛，而犹如附肉于骨　令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则莫如以自治为先。②自强之道，自治为先。今日之弊，在上下之交不通，官民之分不亲，外内之权不专，中外之情不审，于是乎一切之事，昏然如隔十重帘幕。今当一反其道而行之，然后可选举人才，简择牧令，搜罗遗逸，广储材艺，而与民开诚布公，相见以天　国有大政，宣示中外，布告遇迹，使民间成得预闻。从上可见，王韬已经清楚地看到"徒变器物"并不能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富强之境；只有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变革，挽回民心，才能真正使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

怎样进行政治变革以挽回民心呢？王韬认为首先要"去弊"，即消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一切以现实需要和民意为依归。王韬的"去弊"主张可概括为三项内容：第一，精简官僚队伍，裁撤冗吏，惩治贪官。

在王韬的价值天平上，冗官俗吏只是与"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尼道士和草营人命以害人为生的庸医等量齐观的"游民"而已。对社会而言，① 姚海奇：《王韬的政治思想》，第59 页（1981 年，台湾）。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下"。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书日人隔靴论后"。

③ 王韬：《弢园尺犊》，卷十二，"上郑玉轩观察"。

这种游民纯粹是有害无利的毒疣。他揭示说：闲员末秩，各位枝官，无益于民心，徒足以耗国家度支　一省之中，既有巡抚而复有总督，有时意见龈龋，而事权不能归一，往往至于误国愤事。①佐官为治者吏也，舞文坏法，半由于吏，以吏无责成而品望又卑贱，其惟利是视宜也。今之为吏者，大抵皆狡黠龌龊，足以持官短长。官或一岁数易，吏则累世相传，官多深居简出，吏日周旋于民间，其足以欺蔽官者，势所必然。②官吏贵精不贵多，官冗吏滥不仅必然造成磨擦内耗，降低行政效率以至"误国愤事"，而且在人浮干事、人多薪低的情形下，无公可干而又胆大包天、精力过剩的"官场游民"极易将其精力倾泄在时非法利益的疯狂追求和钻营奔竞之上。这势必带来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冗官与贪官的合二为一。因此，王韬建议对清朝各级官府实行一次甄别筛选的普查，凡属冗员，不论是官是吏，为文为武，"悉从而汰之"；凡属贪员，则"必严其典章，纠其贿赂，戍边不赦，籍没不贷，即其家资以充军需"；①而对经过筛选合格留任的官员则应该重其权，增其薪，使其安心放手办事，"专司责成"。王韬认为如此正反相合，官员必将"顾恤名节，相尚以廉，而治道可兴"。②第二，改革储才和用人制度。

王韬认为自己是清朝储才和用人制度的牺牲品，因而对此一制度的厌恶尤为强烈，改造它的愿望也特别急迫。他说，清朝的主要储才和用人途径科举制度是"败坏人才，所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的毁人机器，活生生的富有创造思想的人一旦经过这一机器的作业，就会变成一个"毫无心思智慧"、"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的"废人"。③这样的"废人"虽然符合最高统治者希冀臣民都是驯服二具的愿望，对国家、民族而言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王韬指出，世变亟矣，在万国相通的世界格局下民族的竞争就是一种人才的竞争，昔日驯服的工具已经明显不能使中国立于氏治久安的不败之地。因此，为今之计，"莫如废时文而尚实学"，即废除八股制义取士而提倡经济、法律、格致、天算、制器、兵法等有用之学。此外，另辟"荐举人仕"之途，凡才识兼备，或"身怀某一技艺不论其有无通过科举考试者"，只要地方"乡举里选"，国家便当"不次擢用"。④捐纳是清朝用人制度中比科举更腐败、更不得人心的一 项弊政。据统计，1840 年在道、府、州、县四个层级的地方官中有29％的人是靠捐纳得到官职的；1871 年这一数字猛增到51％。①数以千计的捐官将清朝官场变成了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士"。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中"。

①PingliHoandTangTsoueds,ChinainCrisis,"Nineteenth Century China;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of the West"(1968.Chicago）。

一个靠官职剥削的"权力黑市"。敲榨勒索，贪赃在法，贿赂公行，一切丑恶现象均随之而生。王韬也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揭示道：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儿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　其用倚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垣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　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　取盈于民，尚忍言哉！②捐纳之初，既以利进，入仕之后，便难免赤裸裸地以"膏血"为目的，寡廉少耻，不择手段。而这无疑又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扩大官与民的相互不信任。民无路可走，便群起劫官犯上。因此，王韬大声疾呼："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③第三，停止妄费，与民休息。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平民百姓落入了贫困不堪的悲惨境地。但是，以"朘民"、"食民"为能事的中国统治阶级，从君主到各级官员绝大多数仍改不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贪婪本性和奢侈作风。为了满足欲望，他们编出各种苛捐杂费的项目来，加紧对劳动者的搜刮。王韬认为此种"剥民政策"乃饮鸩止渴之举。他告诫清朝统治音赶快把注意力从追求多征捐费和奢侈生活转移到关心国事民痪和节制开支上来，放弃竭泽而渔、不计后果的短视国策。他上书清朝当道大员说，自战乱之后，民间创巨痛深，连昔日富庶之地江南也"户牍衰减，殷富散亡，已万不如前"，因此，清朝政府不应再在已经不堪负担的人民头上横征暴敛，而应与民休息，"招集流亡，抚恤灾困，俾各归其所。给之牛种，课之耕作，无主不垦之地，许以其所出半归于官。减赋损捐，勿再多取令其重困。其他裁冗去烦，革奢崇俭，开源节流，次第举行"，务使"农不情于田，妇不嬉于室，商不重征，贾不再榷，各勤其业　上益下富，藏富于民"。①王韬特别提醒封建君主要率先体察国难民艰，崇尚节俭，革除官中的"妄费"。他写道："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节俭，必自君躬始。每岁织造中有可减者减之，有可罢者罢之，不必辄循常例。宫中所需，宜有定数；内务府宜岁支以若干，而不必求之外省　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工程之不必兴者，一例勿行，自然费不至于浩繁。"②王韬在这里差一点就要要求中国的封建君主象英国的国王一样"预算公定，布告天下"了。后来，他研究了英国和法国的税制，终于说出了税收"藉以养民而便民"，君主亦"不得擅自支取"的话。通过全面的"去弊"，王韬到底要把中国政治改革到什么方向去呢？王韬没有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但他的思想倾向性却又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既是王韬批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① 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第15 页（光绪十五年弢园老民校刊本）。

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参照系，也是他倾心向往、不断呼唤的理想目标。王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始于他"浪迹香江"之后，而真正静下心来比较研究，进而把它介绍给国人则始于1870 年他自欧洲旅行归来之后。1870年到1871 年《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书的翻译使他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有了比较全面而清晰的了解。此后，王韬基本上没有改变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在许多后来写成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文字里，王韬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研究对比中西方历史的过程中，王韬首先对民主制度优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肯定无疑。他在研究了法国国会之后评论说："逸史氏王韬曰：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是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亦乱旧章也。偶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拿破仑一朝即可援为殷鉴。夫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众。盖上下两院议员悉由公举，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涉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中国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尝不如是，每读欧史至此，辄不禁睪然高望于黄农虞夏之世，而窃叹其去古犹未远也。"①相比之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简直成了剿杀民意、祸国殃民的恶魔。王韬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此一制度--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的厌恶。在前面"社会批判者"一节里，我们已引述过他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谴责文字，这里再举数例他对西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文字，以见其思想之一贯和全面：西国当百余年前，国皆世传，至君尊民卑，上下否隔，国势愈离，人心愈散。②波旁也，阿良也，拿破仑也，斯三族皆王族也，而百姓鲜爱戴之忱，大臣无拥立之志，天之所弃，谁能兴之。 ③英昔日之政，王揽事权，国多变乱。④王韬强烈谴责封建帝王的"威福自擅"、"政令由己"和"传柞于子"，指出它们全是"大拂民情"的倒行逆施，必将招致内忧外患交相迭乘的衰乱局面。这是对东西方统治者的共同警告。

王韬是一位眼光犀利的思想家。他不仅比较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的优劣，而且观察到西方民主制度中君主立宪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差别。他这样叙述道：泰西之国有三：一日君主之国，一日民主之国，一日君民共主之国。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第28 页。

②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九，第20 页。

③ 王韬：《普法战纪》，卷二十，第29 页。

④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九，第15 页。

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此君民共主也。①三者相比，王韬最推崇的政体是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政体。因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但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经找不到毫无私心的尧舜之人，所以实际上君主制是导向衰乱之制；"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只有君主立宪制，"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②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王韬虽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赞不绝口，但从来不主张在中国切实推行。从上面所引录的史料看，王韬确实没有明确提出要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但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指向是明白无误的。在王韬的价值观和语词里，"三代"是人类社会美好之最的代名词。每逢王韬对某一事物推崇备至而又无法形容时，他才用"三代"一言以敝之。王韬在这里的真实用意显然不是为了推崇"三代"而推崇之，"三代"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完美。王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所比事物的赞美推重，同时借"三代"的神圣招牌，消减保守分子的抵抗排拒心理。所以，王韬把君主立宪政体誉之为"有三代遗意"，而又不断地呼吁要返朴归真，重返三代，也就是主张在中国推行这一制度。王韬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聊文人，池的文章往往都具有直接的强烈的实用功利色彩。很难想象王韬在大声赞美、极力推崇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不主张在中国实行之。

事实上，王韬还是写过一些指意非常明确的文字，直接了当地主张要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如他在《与方铭山观察》一信中借1880 年中俄伊犁交涉日趋紧张、中俄大战迫在眉睫的危机，强烈呼吁立即变革中国政治，推行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西国之法"。他写道：欧洲诸邦，土地不如中国，人民不如中国，然而能横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我中国民人为四大洲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争不亲，一手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诚如西国之法，行之于天下，天下之民其孰不起而环卫我中国　今我朝廷诚能与众民共政事，同忧乐，并治天下，开诚布公，相见以天　撤堂帘之高远，忘殿陛之尊严，除无谓之忌讳　将见众民激励一生，其气磅薄于罔外，复何有乎俄人。我中国自强之道，亦不外乎是耳。①御侮、自强、推行君主立宪政治，三者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王韬最强调的重点是后者。在他看来，没有后者的实现，前两者目标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之月，画中之饼。

关于王韬的政治理念，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史学界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即认为王韬反对共和制度。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王韬虽然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最为佩服，但并未反对共和制度。在大多数情形下，他并没有严格区分两者，而是将君主立宪制度与共和制度同视为西方民主政治，并同时以之作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参照系。前引工韬有关西方国会的赞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二，"与方铭山观察"。

美之词就是王韬在介绍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之后所下的结论。王韬对西方共和政体的称赞还有多处，兹再举一例，以佐证笔者观点之不误：总之，凡事绅（即议员）主之，官成之，统领统之而已（即共和政体）。下情得以上达，不至间阎之疾苦，民庶之休戚壅于上闻也。而国中所有秀良之民，贤能之士，怀才负德，具一材一艺者，多由公举，无所谓湮没不彰者矣　举办一切，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碑也。人谓西国之强由于兵力，吾谓西国之强由于民心，众志成城，亿兆之众若一人。②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4 年2 月10 日）的《循环日报》上，王韬还专门写过一篇题为《法辟议院》的文章，盛赞法国的民主政治，说"统领麦马韩大辟议院，筹论国事，爵臣绅士咸集"，群策群力，使法国危而复安，乱而复治"。他由此断言民主制度可以兴邦救国，而君主专制制度只能弱国、亡国，"盖一人端拱于上，而百执事趋承于下，万机之理，为务之纷，非一人耳目心思所能周也"。①当然，王韬文字中也的确存在一些对共和制度感到怀疑或困惑的说法，但那些往往是对某一具体事件或现象、如红色恐怖、"共和党误信自由作事残忍"、国会党争等而发的愤激之言，它顶多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对共和制度的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说明王韬政治思想的深刻性：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在肯定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也看到它的相应的弊端。因此，这不能作为王韬反对共和制度的证据。王韬要反的是忽视民意、没有人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都是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型武器。王韬考虑问题固然有时欠缺严谨，但还没有傻到以反对民主共和制度来击垮自己的理论根据的地步。

① 转见于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0 年，第2 期。

五、不谐调的变调

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相比，王韬在构筑思想宫殿之时有两点不利之处。第一，王韬思想成熟于国门刚刚开放之际，其时，传统势力异常强大，西学新知只不过是传统菜畦边上的幼芽嫩草。王韬在这种情形下谈论他的改革就象一位兵士在前有重敌后少友军的战地上冲锋。敌人的强大迫使他做出某种策略性的妥协让步；第二，王韬受传统旧学的薰染远比马建忠、严复等人严重，而又没有后者那种经过西方科学文化、思维方法等专门而系统地训练的经历。他是从现象观察入手来谈论西学和中国现实问题的。他的大多数文字是为某一具体事件而写就的议论和上书，极少考虑各篇文字的一贯性和逻辑关系。这两点因素造成王韬思想体系上存在不少断裂和矛盾之处。它们是王韬改革思想主旋律中的不谐调的变调。这些变调虽然不可能掩盖主旋律的雄壮音响，但却无疑有碍主旋律的完美。

（一）道德与功利的矛盾价值取向

道德与功利是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一对互相联结的部分，它们既有相统一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就一个正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民族而言，追求功利与保持固有道德有着直接的冲突。因为，保持固有道德与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相联系，追求功利与追求社会进步相联系，它伴随着许多社会振荡和精神失衡。因此，是重和谐、重稳定、使社会进步服从于现存伦理道德标准，还是重进取、重革新、承认新的社会进步对原有道德尺度的突破，的确是一项很煎熬人的选择。

王韬象中国近代的大多数的思想家一样，在道德伦理、秩序和功利、社会进步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他震慑于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蚕食鲸吞，渴望以急功近利的宫国强兵运动挽衰弱国势于既倒，可又不愿意看见儒家传统在现代化的行进中分崩离析；他强烈地终身不渝地为中国的富强摇旗呐喊，可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儒家"原道"的奔走呼号。正如他虽身为清王朝的"罪人"却依旧迷恋着回归大清王朝一样，他的思想虽然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最激进的最具有现实功利主义倾向的思想，其背后也不谐调地拖着一条传统道德主义的辫子。

王韬的伦理道德观念包含在他的"道"的范畴里。"道"在王韬论著和书信中是经常出现的字眼，但指涉的意思并不相同。如王韬曾说过：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①盖天道变于上，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日："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②惟见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语之。③这里的"道"或"天道"与王韬文章里出现的"运会"、"天心"等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是与"人事"一词相对而言的。它是王韬变法自强理论的基础，是可变的。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答强弱论"。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六合将混为一"。

王韬的"道"或"天道"在指涉道德人伦或孔子之道的时候便变成了一个绝对不可变更的万古长青的东西。下面几段文字就可说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日：圣人，人伦之至也。盖以伦圣，而非以圣圣也。于此可见，道不外乎人伦，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①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②我中国之所恃者，道而已矣。天不变，道不变。③孔子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人伦之道本质上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农业家庭自然经济是共生的很难分开的联体儿。王韬既然要祈求孔子之道的万古长青，便不可能不妨碍他对封建政治和经济的批判；不可能不妨碍他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追求；不可能不妨碍他对西方之学的及时鉴取。大多数现代文化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孔子之道是不能衍生出国家的民主与富强的，过分地强调形而上的"道"，必然要把形而下的"器"推入到"道"的阴影里去。于是，科学不成为科学，而成为无足轻重的下流未技，成为皇权政治的婢女，成为"道"的辅助工具。

王韬是以倡导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和学习西学而著名于时的。但西方资本主义是一个包括器物、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统一综合体。王韬一旦把孔子之道视之为人类的永恒之道，就必然要排拒西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相应的意识形态。果然，他在他的论著里直言不讳他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①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②道德是人类优于一般动物的标记。有人类就要有道德，人类不亡，道德不尽。这一点王韬算是说对了。但是，道德是不断发展，不断变更，不断完善的。每一个时代对道德都有不同的要求。传统道德中固然有其合理的成份，但从整体上说它是与近代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需要人们对它进行改造和转换。如果把封建时代的道德神圣化、永恒化，使它成为以后所有中国人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那就大错特错了。王韬道德观的局限性正在于此。

（二）鼓吹"西学源于中国说"与倡导学习西学的矛盾。

古代中国的的辉煌成就和周边民族文化上的归向，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抱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或名之为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在近代条件下不是拒绝承认"非中国"的一切美好事物，就是把一切"非中国"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西人重日轻华"。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与周弢甫徵君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杞优生易言跋"。

的美好事物强制性地附会为中国固有之物。"西学源于中国说"就是后者的典型表现。

王韬也没能彻底摆脱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群体性格。他在19 世纪60 到70 年代就提出了"西学源于中国"的说法。他曾这样写道：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当尧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测天，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时　当时畴人子弟，岂无授其学于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犹称为东来法。乃欧洲人必曰东来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从震旦得来。欧人之律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正授自中原。即以乐器言之，七音之循环迭变，还相为宫，而欧人所制风琴，其管短长合度，正与中国古乐器无殊。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幺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火轮战舰之滥觞乎！指南车法则创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归，霹雳炮则已见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战，固在乎法朗机之先。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杨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璇玑玉衡而来哉？　其他同者，或亦由东至西渐被而然者也。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因此而益信哉！①各民族的科学文化确有相互影响、相互传播的可能性。但是在交通和通讯比较落后的古代社会，科学文化大多呈现地域性发展状态却是事实。近代西方科学文化是近代西方"慧智之士"在他们自己的文化科学传统的基础上，经过艰苦地思考、探索、实验之后总结出来的知识成果，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工艺技术风马牛不相及。王韬硬将两者扯在一起，且断言西学是中学东被的结果，纯粹是出于文人的主观想象，没有任何历史事实根据。

然而，王韬提倡"西学源于中国说"与封建顽固派宣扬天朝上国的无限荣光的目的不同。后者旨在维持现状，阻止改革。如同光之际的顽固派人物方浚颐曾说："往者杨幺之四轮激水船，王彦威之飞虎战舰，韩世忠之飞轮八揖，虞允文之蒙冲海鳅，其制初不在西人下。即我朝前代善用机括以造器者，亦不乏人，见于著录，如婺源之江永，其名尤显。然则西法实出于中国，而流传至彼。彼之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而我内地奸民遂与之勾结煽惑，陈书当道，几欲用夷变夏。夫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字，奠安黎庶；虽武乡侯之木牛流马，亦仅能行于蜀汉鼎足三分。而所谓天锡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未也。"②王韬把西学称之为中国固有之物则是为了减小顽固派对西学的排拒心态，唤起国人从事改革的信心。所以，他把"西学中源说"也归在主张变法的文章《变法上》之中。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铜龙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住；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侍炮人，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舶迟速异焉矣；同一车也，驾马与鼓轮远近殊焉矣；同一军械也，弓矢刀矛之与火器胜败分焉矣；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学"。

② 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一。（光绪四年自刻本）

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机器难易各判焉矣。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象中国近代另一位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家薛福成在为专门介绍西学新知的《格致汇编》（傅兰雅主编）写序时还大谈"西学中源"以求西学广泛传播一样，王韬在这里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西学找到一个合乎中国"法统"（Legitimacy）的存在理由，从而鼓励国人大胆地去接触这个新生事物。尽管如此，王韬这一强制性的附会说法仍然是害大利小。它给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首先，"西学源于中国说"在价值基础上必然预先承认中国之学高于西方之学、中学是西学的鼻祖、西学是中学的衍生物。这种承认无疑会助长、加强封建顽固派夜郎自大的保守心态，增加中国历史前进的阻力；其次，"西学源于中国说"在逻辑上将会彻底否定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既然中国传统经典里早已包含了这些"西学"，人们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千里遥遥地从西方引进呢？恢复古代社会和古代之学足矣；再次，"西学源于中国说"把西方之学限制在"古已有之"的范围内，这势必会框限中国改革者的眼界。因为，虽然有些西学可以在中国古代寻出"蛛丝马迹"来，但大部分西学是任何想象丰富的国人也无法从经典中附会出来的。对这部分内容，"西学中源"论者就只好舍而不论。也就是说，西学中的大部分内容由于在中国古代找不到"先例"而被从西学中剥离出去。中国学习西方的广度和深度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