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冲击封建政治的勇士.3

（三）宗法制主张与改革封建政治的矛盾。

宗法制度在中国有古老的历史，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演变而来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政治的工具。各级统治者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强制宗族成员"尊祖敬宗"、"唯上是从"。否则便以违反家法族规的罪名治罪。例如，统治阶级经常用"不孝"、"不悌"、"不敬祖"、"败坏族誉家风"等罪名来惩罚那些敢于反抗的反叛分子。因此，在宗法制度下，普通宗族成员无异是一群物质上被束缚于土地、精神上带着族权枷锁的驯顺之民。这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渴望的所谓国泰民安、尊卑有序的政治局面的实现。

然而，晚清以来，宗法制度已经百孔干疮，在经济逐渐资本主义化的沿海地区宗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与此相应，"敬宗法祖"、"唯上是从"等宗法观念也日趋稀薄。当此局面，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一方面惊呼世风日下、民心不古；一方面期望以恢复和加强宗法制度来挽救世道人心，以避免天下大乱。于是有龚自珍"农宗"主张的出现。龚氏认为封建社会"乱象"横生的根源是农民破产。因此，运用古代封建宗法制度来安定近代农民的生计、稳住"礼乐刑法"的基础便是最有效的安邦治国的办法。王韬正是秉承龚自珍的农宗思想，提出了他的"强宗法"主张的。

王韬认为，天下之治乱的关键在于"民心之得失"，"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而欲得民心，必须"重民"；"重民"又必须"有以维持而联络之"。用什么来联络呢？最好方法便是"讲行古者宗法，以强宗维弱宗，小宗附大宗，各相为辅"。他说：古者官有世族，族大人众，与国同休戚，共患难。世族皆有甲士，足以入卫公家。春秋之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时，国富而兵强，率恃乎此。康叔之封于卫也，分以殷民七族；唐叔之封于晋也，分以殷民六族　此皆所谓强宗豪族足以辅国而立邦者也。其在民间，亦多聚族而居，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行守望柜助之法，猝有内忧外患，足以联络声势，藉为捍卫。自后世宗法不讲，散处都邑，虽行团练，而其心不一。①王韬在这里把"宗法不讲"当成国家散失民心的原因、把"讲宗法"当成国富强兵的手段，其目的除了前面叙述的"重民"考虑外，显然还有为统治阶级出谋画策的意味。他在随后的文字里说得更明确：治民之要，在抚字以结其心，勇敢以作其气，忠孝节义以厉其心志，轻摇薄赋以养其身家，务使安其居，乐其业，可静而不可动，而忠君爱国之心自然生于其中。①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居然还保持着一般乡村地主文人的观点，人类思想进步的艰难性于此可见一斑。

王韬提倡讲求宗法，但宗法已坏，想要恢复亦非易事。王韬似乎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过于强烈地要求全面恢复宗法制度。他建议只要维持住闽粤两省常见的"一姓为一乡"现状，佐以屯田团练之法便差强人意，"乡落之间，悉寓堡砦，习攻战，明守御，兵农交辅，耕作相资。俊秀者使登仕版，壮强者倍给凛饩，有事皆可以备征募，供调遣，在城者足以佐防兵，在乡者足以助团兵，在畿辅者亦以此法为宗兵。如是而根本不强，枝叶不盛者，未之有也"。②在边疆地区，则可将聚居于京城省垣的旗民迁徙于此，实行比较规范的宗法制度，使大小各宗各执其业，相辅相助。王韬坚信一旦统治者照此而行，民富国强"不难致矣"。

对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是王韬的后一代人--新型学堂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开始的。王韬那一代人还没有觉悟到宗法与封建专制制度、小农经济和等级观念等相互间的关系。因此，王韬提倡宗法自有其历史的可原可谅之处。但是，宗法制和宗法观念毕竟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是中国民主自由思想长期得不到发扬光大的罪恶之源。王韬'提倡它无疑与他自己批判封建专制、呼吁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和倡导个性解放南辕北辙。王韬没有察觉到这一矛盾，这表现了他的思想欠缺一以贯之的精神和严密的逻辑性。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