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参阅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西人渐忌华商"。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8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加的"国本"的高位。因此，王韬的重商主张在性质上已经不是农业社会开明思想家欲语还羞的吟哦小唱，而是资本主义时代新型思想家对商业的热情洋溢的礼赞。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韬超越了前人，也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重商思想的先河。

二、"全面兴利说"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在形式上是军事侵略和政治干预，实质上则是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对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的挑战。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或价值的追逐，包括原料基地的强夺、商品市场的开拓、资本的输出赢利，是西方人热情涌向东方、迷恋东方的动因所在。刚刚落入东西方冲突中的中国官僚士大夫们，甚至连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思想家在内，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把中国遭受侵略的原因不是归之为夷性犬羊、就是归之为中国兵备未修。在这种认识笼罩下，十九世纪40 年代到60 年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反侵略活动，如"反入城斗争"、驱教运动、大修沿海沿江军事设施、建立和培训洋枪队、火器营等等。然而，这些活动并没有将中国从被侵略的被动地位里拯救出来。其中有些活动如驱教和"反入城斗争"甚至将中国引向了耻辱和灾难。①王韬与上述官僚士大夫不同，他在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干涉的背后看到了它的经济因素。他指出，欧罗巴一洲虽然幅员不广，人民不多，但其洲内人才荟萃，学艺精通，机器精良，舟车发达，其国计以工商为本，重视富强之术，重视贸易之道；漂洋过海地征逐利润被欧人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人人乐以效命。与欧洲情形相反，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民智巧，但当道者不懂经国治邦之道，"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而亟为之兴利"，"迂拘之士又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以致经济调弊，国穷民贫，其情形正如一个得了" "疾的重病人，脂膏日削，内亏严重，弱不禁风。

①在此东西方经济力量相差悬殊的背景下，中西文明相交的结果，自然是人为利剑，我为腐肉，砍杀由人，我自忍受。

据此基本认识，王韬主张，中国自救之道"不必言攘剔，不必兴挞伐"，首要之图在于发展中国自己的工商业，用他自己的经济概念来讲，便叫作"首在兴利"。

"兴利"是王韬经济改革思想中的中心议题。他多次在论著中和献议里鼓吹"兴利"意义。他说，兴利己不是中国统治者可以讨价还价的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国际资本主义潮流下中国人必须做出的无可回避的选择。"利"本来是一块极富诱惑力的甜食。在中国政府看不住国门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不提倡中国人主动去开发利用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利"，那么，一直在门外觊觎此"利"的贪心之徒就永远怀有冲入大门的冲动，中国也就一天得不到太平。王韬以建造铁路为例说，英国继垄断了中国水路运输之后，其"轮车铁路公司"又秘密地"绘图贴说"，企图攫取由云南经重庆至汉口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英国至所以还"掩而未发"，是因为"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但他们专心致志于铁路掠夺则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上海吴淞之事已可援也"。因此，审时度势，与其留着大利引狼入室，"不若我中国之自为"。①换个角度讲，中国一旦"兴利"，外来者在激烈的工商竞争面前就会"无利而沮"，自然而然地减低侵入中国的热情。再者，中国全面兴利之后，民富国强，外来者即使有心掠夺也存有顾忌。昔日西方列强动辄欺侮中国的局面将会得到改变。因为，外交是国力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建铁路"。

的竞争，"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分之请也。"王韬"兴利"的"利"到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他在《兴利》一文中罗列道：利之最先者曰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盖矿中有煤则必有铁　今我自开铁矿，则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火轮兵舶，三可分行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一曰掘煤之利　英人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必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　一日开五金之利　其次日织纫之利。此外则一日造轮船之利；一日兴筑轮车铁路之利。①参照王韬所留下的其他文字材料，他所关注的"兴利"活动，几乎覆盖近代工商业的一切领域，诸如矿山、制造、交通、通讯、银行、加工、兵器等各种行业，无所不包。在许多文章中，他以极大的耐心，向刚刚从恶梦中醒来可还没来得及看清世界的国人仔细讲述这些近代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和它们可能对中国国计民生带来的影响。《循环日报》中常常出现名为《建铁路》、《设电线》一类的文章。

王韬所倡导的兴利活动中的新兴行业，其基本特征从生产力角度讲属机器大生产。他坚信引入机器是中国工业振兴的前提。从生产关系角度讲，这些新兴行业应以商办私营为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商人而不在国家，国家的义务只是保护和监督企业权利不受侵犯，他明白无误他说："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②一句话，新行业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

王韬甚至把他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和商办主张贯彻到古老的农业生产中去。他说，世人关于机器生产将会破坏农业的俗见是杞人忧天。机器推广于耕织，不仅不"足以病农工"，而且将带来"事半功倍、地利得尽、人工得广"的大好处，"富国之机权舆于此"。①他特别提到在开辟荒地的过程中应广泛"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同时，允许和鼓励"富有货财者"出面"商办"农业，以分其利，快其速。②机器生产和"商办"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内容，王韬在这里已经触摸到它的边缘。相对于前代和同代思想家，王韬的历史识见何其远大卓越。

王韬的"兴利"主张具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视角。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严格说来属于"政治学"，经济者，经邦济国者也。也就是说它是从国家政治出发、而又以国家政治为归宿来看待所有经济问题或现象的。在传统经济思想家看来，农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把人口维系在土地上面，从而为封建国家造成一种上下相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是传统经济思想追求的最大目标。所以，当工商业以一种骚动不安的进取姿态向农村进军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总是提心吊胆，害怕这一封建统治赖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治中"。

以存在的条件趋于丧失。鸦片战争以前的思想家龚自珍倡导"农宗"，期望以比较固定的土地继承制度来安定农业经济，其思想出发点就与这种担心有关。

与上述传统形态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王韬的经济思想更接近"商品经济学"。是建立在对"利"的充分肯定和全面估价的基础之上的。一事当前，王韬最为看重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利"，而非政治或道德上的"义"。

以他对开采煤铁的呼吁为例，他几乎完全是从"利"的角度去论述问题的。他说，第一，统治阶级认为开矿徒滋骚扰是不明事理，矿务之好坏与人心无关，而与技术和工具有关。清朝统治者反对开采，无异于使自然之利密而不宣。这是因噎废食；第二，中国煤铁一贯依赖从外国进口是自界利权与外人，中国若自开煤铁诸矿可免却进口，减少利益外流，甚至可以借此增加出口，独收其利；第三，可以增加国家财政税收；第四，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兴起，如火车、铁路、轮船、机器制造等都可就此次第举行；第五，机器一旦实行、交通一旦改善，农业生产亦可升级，事半可功倍，地利可尽得。广大的农业剩余人口也可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工矿、铁路、机器等"在在皆需人以为料理"。①近代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最大限度或"最大化"地追求利益或效用。从王韬对经济活动的利益算计中，似乎透出一丝近代经济学利益分析或效用分析的光辉。

王韬"全面兴利"主张对"利"的关注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接近于偏执。王韬对鸦片问题的看法最能说明这一点。王韬认为，鸦片问题实质上是工商战争问题，西方人耿耿专注于鸦片贸易，"不过嗜我利而已"。因此，与其因禁烟"徒爱惜损国体之虚名，而不顾敝国本之实祸，岁縻数千万以益西人"，莫如"自我栽种以收其利"，以己之重利对抗彼之重利。他断言，只要中国土鸦片日多，烟价日减，西人贩烟之利日微，"其来必不禁自止"。②王韬在这里的目的显然还是抵抗西方鸦片的侵入，还是意图宣扬一种重视工商活动、重视经济之利本身效用的商业精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依然标志着王韬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一贯性。但是，理性与非理性有时只有一步之遥，王韬把对"利"的强调推至不可思议的程度，无论如何不能被当时以至后来的中国人所接受。当代西方有一种迷信利益万能、商业竞争万能的激进主义的禁毒主张者，认为只有以毒品制造和买卖合法化才能最终抵制毒品的泛滥。王韬的主张与他们的倡议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相同的错误在于，认识上都走进了极端主义、绝对主义的死胡同。

"兴利"一词并不是王韬的创造。在中国传统经济理论里它曾被多次重复运用。但是，运用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把出发点放在国家政治或社会安定之外，还把它的内容限定在国家税收领域。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兴利"，而是"理财"。王韬"兴利"主张则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财"框限，其强调的重心在生产领域，因而具有崭新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内核。在王韬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国家把眼睛死盯在如何征收和增加捐税是舍本逐末，它不可能带来国家的真正富强。他批评说："今所谓开源节流者，皆于厘税二事，殷殷致意，是不过取之于民而已。愚以为取之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①据此认识，他对清政府一味增加税收、尤其是卖官鬻爵的所谓"兴利"做法深为不满。他指出，以官爵来卖钱不仅不能"生利"，反而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殃祸人民；只有把注意力放在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才是明智和有效的富国富民之道："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　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　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细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①清朝统治者明码标价地卖官粥爵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而深远的，舍其政治上的危害不谈，单就经济方面而言，它的危害就是灾难性的。它导致了中国社会资金的不合理流向，许多社会闲散富余资金被搜罗到封建官府手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本来就很薄弱的资本积累在卖官鬻爵所宣导的"官本位"意识作用下始终是不成气候的"辙中之鱼"。王韬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有害无利的做法提出批判，指出它削弱民间资财，从而从根本上阻碍民族的进步与富强，表明他具有非常犀利的、不同于传统理财观的经济眼光。

王韬的"全面兴利"主张与早期洋务派的主张有貌似之处。在对封建顽固派作斗争方面，王韬与洋务派同属一条战线。但是，必须给予留心的是，王韬"兴利"主张强调的重点与洋务派所强调的不同。大多数洋务派看重的是"强"，是军事工业的振兴；部分洋务派人士虽然也注意到"富"的重要性，但其着眼点是封建国家的"富"，是官营企业的"富"。王韬的"全面兴利"主张不仅一开始就提出"富在强先"，而且强调"民富"优于"国富"，"民生"优于"国势"；前者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锁钥。他曾写道："至于富强之术，宜师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也。稔悉中外情势者，可不亟为之计哉？"②"欲富国音，莫如足民。"③"民生既足，国势自张，而后一切乃可以有为。"①他甚至说出兴利的基本意义和目的就是把原来属于民的潜在之"利"变成实在之"利"而还之于民："天施地生，山蕴川怀，此自然之利也；制造操作，佐以机器，此人工之利也；舟车致远，贩有易无，此商贾之利也　此非与泰西诸国争其利也，亦欲使我固有之利仍归诸于民耳。"②从强调"强"变到强调"富"，从强调"国富"变到强调"民富"，再进到承认兴利富民是经济活动的意义所在，着重点的转移变化，带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从洋务思想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转进抬升。在这转进抬升过程中，王韬不亏是一位先导人物。他牵引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方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既使是部分洋务派人士所提出的"国富"主张，也是在王韬经济思想的启发下产生的。以洋务派的"头羊"、创办"求富"企业最多的李鸿章为例，他在十九世纪70 年代曾有不少关于先富后强的议论，但细读他的议论，我们便不难看出这几乎全是王韬经济思想的变调。在他的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俄"。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书信和奏折里有时甚至会一字不差地出现王韬的文字。例如，在他给清廷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有这样一段话："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　"③这段话显然是王韬致李鸿章的幕僚丁日昌信中的原文。④可以断言，李鸿章肯定看过丁日昌转呈上来的许多王韬的建议。王韬书信中所提到的开煤铁矿、兴织纫、创轮车、筑电线等兴利主张实是李鸿章后来"求富"主张及其实践的源头活水。

王韬不仅在总体方向上为洋务派提供新思路，而且在企业实践方面予以具体指导，洋务派官僚常常为企业事务向王韬请教方略。比如，唐廷枢在办理开平煤矿时就曾询求工韬的意见。王韬告诫他道：自北运南，必藉轮船。窃以为宜先贩之天津、牛庄、烟台三处，费省而价廉。至山路崎岖，尤须一律砒平，或筑铁道，庶几转输可速，近矿之处，河道可通，必当浚深，使轮船得以直达。中土所以胜于西国者，以值廉而力勤。今局中百事周备，惟少学习驾驶一门，如能干浙、闽、粤三口设学塾，今年力壮健，材质明敏者，入而肆业，苟有能充舵师舟长之任者，试之船事以尽其能。至岁给傣薪亦宜有定则　如是则一切度支必少于西人，出寡而入多，行之十年，定有成效可观。①王韬在这里已经触及运输成本、劳动力价格、职业技术教育、工资水平等问题，这些都是现代经济学在产品成本计算方面必须涉及的范畴。王韬"兴利"思想对洋务派思想的超越于此亦可窥见一斑。

王韬在强调"利"、"富在强先"、"民富"优于"国富"、"兴利"优于"理财"以及成本计算的同时，还注意到企业的组织形式问题。王韬认为仿行西方的股分公司形式是开办近代工矿企业的最好形式，他说："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而不使官吏得掣其时，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傅沾，贤愚同奋。"①此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玉韬要求将创办工矿交通企业"大利"都公之于民，并且由民间自办公司独立经营，实际上就是希望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取代封建主义的官办经济，结束皇权与官权垄断社会一切的局面；其二，他提出"富民出其货，贫民殚其力"的见解，表明王韬不仅渴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活动，而且承认资本生殖原则，承认资本家有"剥削"的权利和贫民有出卖劳动力并得到报酬的权利。这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在资本主义初期反复论证的主题。对它们的承认标志着王韬已经打破"以德为本"、"为富不仁"等陈腐观念的束缚，实现了经济思想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飞跃。

③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第50 页。

④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一，"与唐景星观察"。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重民中"。

三、"国佐工商说"

"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不成文法律和习惯信条。工商业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处在被限制、被贬损、被砍削的可怜境地。鸦片战争以后，在外来的压力下，中国工商业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仍是国民经济中被人看不起的配角。与历代统治者比较起来，晚清统治者对工商业的予取予求、肆意敲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王韬对封建国家轻视工商、敲剥工商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奋，其之所以落到民贫国弱、不堪一击的地步，全是由于统治者"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而亟为之兴利"所致。①他曾以华人未出国门时困苦不堪，而一旦出国谋生反而富裕"出乎上人之上"的现象为例，指责中国封建统治者"于簿书钱谷刑戮鞠讯"之外，从来不知道引导人民"运其心思之灵"兴利求富。他说，西方国家每每称赞中国百姓"赋性灵敏，勤于作事，能耐劳苦"，苟国家有意扶持倡导，未尝不是经营事业的好手。无奈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对"民之所欲"和"民之所恶"皆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对"民之生计若何"更是"贸贸然不暇计"，狃于积习，"无有为之倡率"，以至作为天下最有营生潜力的中国百姓竭其手足之力、心灵之巧竟不能"自足以赡其身家"。②仓虞实才能知礼节，衣食足才能知荣辱，吃不饱穿不暖的百姓自然与国家离心又离德，内忧外患于是交相迭乘。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一信中，王韬用更明确的语言，采对比的手法，以英国政府保商、助商态度反衬中国统治者轻商、剥商做法，谴责后者是倒行逆施。他写道："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力，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③对"商"的"遏抑剥损"的结果，不但使"商"备受折腾，难以兴盛，连清王朝自身也无利可得，元气大伤。王韬在左右开弓地痛击统治者。清朝敲剥工商的典型政策为厘金制度。厘金征收始于1853 年。原是清政府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军费而实行的临时措施。可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不仅没有撤除，反而将它常规化扩展到全国。从此，厘金成为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一根绳索。厘金制度对中国工商业的危害复因《天津条约》和《烟台条约》关于外国商品只交2.5％子口税、免交一切内地税的规定而加剧。中国工商业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许多民族工商业者因不堪外商竞争而宣告破产。

对厘金制度给中国工商业所带来的危害性，统治阶级不是不知道。咸同年间的当权大臣曾国藩、李鸿章都看到了厘金对工商业的冲击。但他们认为农业是"本"、工商只是"末"，因此，即使冲击之也无伤大体。曾国藩曾说："病农之钱不可取"、"病商之钱可取"。①李鸿章也说过："自古加赋则为苛虐，征商未为弊政"；"与其病农，莫如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未之义"。②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③ 王韬：《弢园尺牍》，眷七。

① 曾国藩：《劝戒州县四条》，《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第50 页。② 李鸿章：《复郑惕庵少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45 页；《复朱久香学使》，朋僚王韬对清政府盘剥工商的厘金制度及其自我辨护态度十分痛恨。在他看来，清朝的厘税之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恶政。它"榷尽锱铢，搜无遗蕴"，将民间工商者压迫在"无利"或"微利"的可悲境地，打击了民间投资工商业的愿望，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而通过厘金制度征收得来的资金又根本没有用在正当事业上。它们不是被皇室官府挥霍浪费掉了，就是落入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与经济发展毫无关系，王韬为此建议统治者，与其"关卡林立，厘厂税厂征榷烦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不如干脆将其全行裁撤，以鼓励天下转运贸迁。①针对清朝统治者对财政亏空的忧虑，他提议可加征农业丁税极加重征收鸦片及进口烟酒之说来平衡补尝，他写道：今之理财者，徒见厘金一废则一省度支将无从出。不知绌于彼者赢干此，鸦片之税可以加重，而洋酒吕宋烟皆可榷税，以入维正之供。古者本有丁税，现悉摊入田亩，然而善理财者，丁税之制尚可循古法以复之，惟毋使之扰民而已，安知非补直之一道也哉？②验之于中国当时人口过剩、鸦片泛滥、洋烟洋酒进口量增大的国情，王韬撤厘征丁、加重鸦片、烟酒进口之税的主张显然比曾、李"病农不如病商"的主张透出更多的睿智和理性之光，也表明在身份上王韬的确与曾、李等洋务派人物有一定背离。他是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代言人，而后者则仍然是地主阶级和封建经济的护卫者。

王韬进而主张对传统的国家与工商业的关系予以重新调整。新的国家与工商业的关系原则上应该是"佐"与"被佐"的关系，即国家不应该仅仅是工商业的征税机构，还应该是工商业的服务机构。

国家如何才能做到佐助工商而不"为工商病"呢？王韬认为，国家应该首先在指导方针上重视工商，理直气壮地做工商社会的倡导者，勇开"言利之门"。针对民间对工商的误解和疑惑，国家应有责任"教导之"；针对民间经营工商的热情，国家有责任"鼓舞之"，以形成一种户上行而下自效"的有利工商发展的社会环境。①王韬相信，聪明智巧能苦耐劳的中国人守着金山叹穷的局面一旦"有大力者以开其端，潜移默化"，就一定会得到彻底改变。②其次，国家应在资金方面率先投入，主动联络富户创办实业，积极为民间"谋生聚之道"、"辟生财之源"。③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王韬在倡导"官办不如商办"的同时，又提出馆商相为表里"之说。他这佯写道：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日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盖承充之商非巨富重资者不能为，而地方大吏往往于两三年问升转迁移，法令每多更张。商人虑其掣时，不乐于一试。今欲矿务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之例，而小为变通，招商局中集众非一，虽封疆方面皆预其间，而隐为之规画，于是各富商无不踊跃，咸尽其心力，所以其事易集。苟矿务亦能仿此函稿，卷六，第37 页。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除弊"。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大守书"。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以行，衙署差役自不敢妄行婪索，地方官吏亦无陋规名目私馈苞直。①显然，工韬这里的"官商相为表里"与洋务派所提倡的"官督商办乍侧重点的不同。洋务派着重的是"官"，即"官权"、"官利"、"官控"玉韬强调的是"商"，即借官方以"肽商"、"佐商"，"凡事皆商操其权"，商为主办者，官为佐者。②王韬进一步发现，近代国家机器的职能本来是多方面的，国家有责任利用其权威保护工商活动。中国是一官权过重的社会。在此社会里，工商业者不仅创业费尽周折，而且在开业之后常遭兵匪、土棍、恶吏的破坏和敲榨。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工商业者一遇危险，便会从此裹足不前。他特别提到国家机器的核心组织军队，认为军队不应该只是抵抗外敌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护卫。他说："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中国与泰西列国通商，不当但恃商力，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商办则以殷实干练之人估价承充"，初开之时，军队以外，其他国家机构也应该把辅助、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作为责无旁贷的"公务"。如中国的驻外公使和领事，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王韬为此写道：泰西诸国往来，首重通商，于是简公使设领事以联络之。公使总其大，领事治其繁　保卫商贾，护持贸易　保商贾兴贸易者，固使臣领事也。①遣使驻都，设立领事于贸易之地。民间往来内河，尽许甩轮船。有出洋贩运于诸国者，华官皆为之保卫，或为先路之导。②把国家军队的职能从镇压内部反抗和抵御外部入侵扩展至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把驻外使节的职能从宣扬国威和通彼此之情扩展至翼护中国对外贸易，王韬为中国近代第一人。此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接过王韬传下来的火种，把这种主张足足呼喊了半个世纪。

为了提高中国工商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王韬进一步提出在国家机构中应增设专门的商务机构商部。他指出，西方各国不怕中国讲兵习武，却特别害怕中国振兴商务，与之商战。所以，当中国专意发展工商业之时，西方诸国政府和商人势必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展开竞争和实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定要有相应的专门实权机构从宏观上给以指导和扶持。他把成立专门指导机构提高到能否实现自强更新的高度："今日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欲商务之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③后来他在主持上海格致书院时，又在学生有关设立商部的文章上加批"第一要着"、"确有见地"等推赞之词，并在一位学生作文的结尾处进一步发挥，提出在各省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大守书"。

② 中国史学界存在两种说法，一说王韬是"官督商办"主张的积极倡导者、是洋务派思想家；一说王韬是时而主张"官办"、时而主张"商办"的思想矛盾者。从本节的分析可见，这两种说法都是颇为偏面的。王韬的真实用意是"商办而官佐"。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使才"。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洋务在用其所长"。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

设立官商相辅的总商局，以与国家商部共同为中国工商服务。他这样写道："治国以富强为先，而富强必自振顿商务始。中国之患，正在官商隔阂，多所掣时，英人设立东方贸易公司，即为入贾中国之基。中国而减欲富强也，必先在各直省创立商务总局，以达商情而裕商力，以中国人民之众，若能通力合作，亦复何事不可为哉？"①王韬最初提出设立商部的时间比清王朝真正设立商务部要早10 年左右，这一点也说明了王韬思想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前导性特征。王韬是时代的弄潮儿，他总是乐意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呐喊开路。

国家不仅有责任通过国家机器扶助、保护工商业，而且有责任为工商业的发展建立良好的社会眼务设施，诸如银行、专利局、保险公司等。王韬在研究西方经济发展进程时特别留心于这一类问题，并多次在论著和书信中介绍它们的效用，敦促中国统治者积极模仿兴办，他曾这样写道：西国之例，凡工匠有出新意制器者，器成上禀，公局给以文凭，许其自行制造出售，独其专利，他人不得仿造。须数十年后乃弛此禁，其法良善也。②西方贸易之利，首在航海，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以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则公司得权微利，有失则商人有所藉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至善也。中国既设轮船招商局　则招商保险二者要当相辅以并行　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中馁，今惟赖西人保险，则徒寄人篱下，权自彼操　今当轴者业经奏准轮船招商遍行各处，保险公司例可二三年间创行，以中国之人保中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况夫轮船之所至，想不至徒固于中国一隅也，将来以中国之货物运行于外洋，则保险之设，亦由中国而外洋，随地立局，与轮船公司相为左右。①十九世纪70 与80 年代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草创时期。此时，清朝封建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金融、专利和保险等社会服务性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更谈不上实际创办这些事业。处此局面，中国货币持有者或怀艺抱技之士要么视工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要么借外国保险公司、专利公司或银行为庇护伞。这两种情形都加重了中屡社会本来就已经很不合理的资金和技术流向。中国闲散货币不是变成了死财富，就是变成了洋资本；民间技艺不是在秘不外传中香火断绝、不知所终，就是被外人利用过去招财进宝。民族工商业发展在资本和技术两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王韬敏锐地看到这一点，竭力鼓吹近代银行、保险和专利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催促清朝统治者大力兴办，确实是切中了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大肯繁。遗憾的是，颓顶不灵的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将王韬的这些主张落实到经济实践中去，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始终处在有气无力不死不活的病态。这是王韬的悲哀，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尽管如此，王韬的主张依然闪烁着不可磨灭的思想之光。

①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年），华国盛文王韬尾批。（光绪丙申袖海山房石印本）②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博物大观》。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大守书"。

四、新财税观的萌芽

凡是有政府的地方就有税。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税和政府都是连体儿。

但是，对税的实质的理解，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却有天壤之别。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观念流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学家从没有怀疑过皇帝及其官府有征税和用税的权利。税一旦入了国库，它就完完全全的是皇帝的囊中之物了。纳税人再也用不着去为它操心。

资产阶级在西欧兴起以后，税为皇帝或国王私物的观念遭到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基于"天赋人权"的学说，不再把土地及其附属财产当作国王的所有物，而当成自己天生的应得之物。在他们看来，税本来是不必产生的，只是因为人类必须要组成社会共同生活，或换句话说，人类必须要选出官吏或建立公共设施来管理公务、服务自己才不得不创造出税的。所以税的所有者是纳税人，而不是收税人。当纳税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的工作感到不满意时有权撤换管理者或拒不交税。法国三级会议正是在这种观念导引下拒不服从法王路易十六要求他们增交税款的旨令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税权在民"的观念被法律化，写进了国家宪法。征税之权从此被收入国会，纳税人有权监督国会任何有关财政税收的议案。

从传统封建社会走来、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了几十年、井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有过深入研究的王韬对东西方有关税收的实践与观念都不陌生。经过长时间的反思比较，他逐渐摒弃封建形态的"税者王有"的税观，而接受资本主义"税者民有"的新税观。

早在赴欧旅行之前，王韬就已经对清王朝的财税措施严重不满。在寻找太平天国爆发原因的思考中，他发现"苛税"是这场原本为土客械斗的地方之乱演变为烧遍大半个中国、绵延十数年之久的燎原大火的罪恶之源。他写道：今之弄兵者一卜异民也，即前日之民子若孙也。奚为昔顺而今逆，民盖久有以疑我矣，积疑则生乱。朝廷加恩之诏，蠲赋之条，官吏率奉行不力，或已免仍征，或既纳始告，民遂疑我以虚文　加税增赋，劝捐抽厘，搜无遗利，民遂疑我以重敛。①然而，此时的王韬还没有触及对税的实质的思考，他只是认为封建政府征税大多太滥超过了人民可以负担的程度而已。"税者王有"的观念还没有从他的潜意识中剔除出去。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的拯救衰世的方策依然是传统的轻谣薄赋、减税衅民一套。他在上给李鸿章的治吴善后之策中论证最多最力的是"抚恤灾困"、"减赋损捐"、"商不重征"、"贾不再榷"一类。

旅欧归来之后，特别是在研究了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之后，王韬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财政税收制度和税观；而这种财税制度和说观与中国占老的税制和税观相比显然具有无法估量的优越性。他写道：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粤逆崖略"。

② 王韬：《弢园尺牍》，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法国政治，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　议事之期，刊发上年度支出入之数，遍示绅民，傅共核算，稍有虚滥，人共驳诘。夫出入币项，至于巨万，而较尽锚蛛，不爽毫发，殊非易事。条列遍告，固所以示公也。众人皆知以通国之财，治通国之事。在上无所沾润，官有侵吞不公者，民可申报，察明斥革。①欧洲国用具有一定，每岁出入之数，预经核算，所入若干，则所出亦若干，无赢亦无继。若遇国家意外不测之事，或兵戎战伐，或水旱凶灾，则贷诸民间以应急需，是为国债。然必由上下议院酌定然后施行。②王韬承认，西方各国之税在绝对数量上绝不下于中国征税之数，有所谓房税、车税、马税、犬税，甚至御赐功号皆有税。可尽管如此，民间从不怨其苛敛。究其原因，就是由于纳税人对税有所有权。国家官吏只是一个身份简单的管理者，"不过司出纳、掌簿录而已"。象中国官场司空见惯的"朘民为生"、"蒙蔽"、"侵冒"、"剥蚀"、"婪索"、"乾没"诸弊，在西方各国从无出现。官方每行一事，必须将"所费逐款开示，昭然在目而无疑"方可。甚至皇帝御费也"俱归国会管理"，"国王亦不得擅自支取，岁中所用，必有限度"。①王韬曾以英国财政为具体事例揭示资产阶级财税制度的优越性说："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宫库，藉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②这段话道出了资产阶级两个重要的财税原则：一是量出为入；二是民税民用。前者要求国家一切税收必须经国会辩论决定，造出预算，然后再根据预算来征收。无特殊重大变故，任何人不得随便征税；后者要求必须将纳税人所上交的税款无条件地服务于纳税人，任何将税款挪作他用的行为均属非法。王韬以推崇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将这两个带有强烈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财税原则介绍给国人，其"倒打"中国税政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