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近代外交思想的开拓者

王韬一生并没有做过外交官，但他一直以"熟谙外交"、"揣摩洋务二十年"自居。从19 世纪60 年代起，他就不断地发表文章和上书当局阐述自己的外交主张和设想，呼吁清朝统治者在外交领域来一次全面革新。因此，对外交事务及其改革的关注是王韬变法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办理外交的大官僚如吴煦、徐有壬、丁日昌、何如璋、李鸿章等都曾为外交事务征询过王韬意见。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驻英公使郭嵩煮及其助手马建忠也都曾与王韬讨论过外交事务。可以这样说，王韬不是外交官，但他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卓越贡献远非一名普通清朝外交官所能企及。他是中国近代新型外交思想的开拓者。他的外交思想及其策略主张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尽管他对时局的判断和主张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失误。

一、外交观念的革命

王韬新型外交思想的产生与王韬"华夷观"的倒转有密切关系。促使王韬放弃传统"华夷观"的最重要因素是他的欧洲之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实地考察彻底扫荡了他头脑中华尊夷卑观念的残余。在全面地冷静地比较了"华"与"夷"的长短优劣之后，他断然宣称：不是夷不如华，而是"华不如夷多矣"。他说，论法度典章，泰西各国，政教修明，财用充足，兵力雄强，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①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权，于簿书钱谷刑戮鞠讯外，已无他事矣。其民之生计若何，困苦若何，为抚字，为鞠谋，贸贸然不暇计也"；②论器物技巧，"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搂指数"；③论人心教化，彼"雍容敬礼，守教怜人"，"崇真尚简"，"心齐志固"；而反观中国，"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矫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①在万事不如人的现实情形下，王韬认为中国统治者及士人坚持"内华外夷说"、空喊"华尊夷卑"，纯属自欺欺人，"大谬不然"。他进而总结出一条判断"华"与"夷"的标准："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受之于礼之有无也。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②照王韬的这一标准推理，所谓"华"与"夷"的区别本来是不存在的。如果封建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偏要在中西之间划一界线的话，处在被人轻视的"夷"的地位的，不是"泰西各国"，而恰恰是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的中国本身。"华"与"夷"的地位被王韬彻底颠倒过来。

伴随着对华夷认识的转变，王韬提出了许多新的外交观念。这些观念构筑起一座近代外交思想的殿堂。

王韬外交思想主要有下述四重新观念构成：

（一）尚通。

"通"是王韬思想成熟时期的基本哲学观，也是王韬认识、评判、谋划外交事务的原则之一。王韬认为，世界的终极目标是"混同"，"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而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足迹深入中国穷乡僻壤，正是天下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达民情"。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华夷"。

合一混同之契机。③当此合一契机初显之际，中外均应该循共同之目标，不拘成格，不分内外，互通互融。只有中外消息通，情意达，误会、猜忌、仇恨才可能泯灭，对抗、战争才可能最终避免。

本此原则，王韬主张中国正确的外交方针应当是主动地对外开放，积极地走向世界，包括既允许外人来华通商，也鼓励华人贸易西洋：既允许外国公使"驻馆"中国，也提倡中国遣使他邦。他反对清朝保守派"划疆自守"的消极被动的外交方针，认为他们在世界渐趋混同的形势下慷慨激昂地空喊"严夷夏之大防"，不仅滑稽可笑，与事无补，而且贻害无穷。他写道："说者谓中朝制度迎越寻常，前代漠酞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兵威，詟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　三代以下不逮焉。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国　子之所云，适足以贻笑于豪杰之十而自玷耳。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①又说："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始终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②王韬对中外相通的结局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坚信东西方接触面的扩大和交流渠道的增多对中国突破外交窘境益处甚多，如他在论及遣使出洋一事时说："中国公使之遣，则恭承简命，职重公尊，专以固好修睦，筹画军国重务。苟我国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直是非所在，可以与彼国大臣面为敷陈，否则亦可陛见国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报之中，如其议论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为驳斥，惮通国之人见之而晓然，此所以达外情于中朝，而即所以布中情于远地也。如是则既不至隔阂，又何事于纷争。故遣使驻扎各都，于国事要非无裨也。"①王韬大力鼓吹"中外情柑通"，一方面具有批判封建顽固派夜郎自大、打破传统外交"唯格绝严防是尚"模式的意义；另一面也驳洁了那些骨子里仍存在"华尊夷卑"观念的洋务派或"师夷派"，否定了他们洋务旨在"制夷"的单向外交观。论敌的众多与强大迫使王韬采甩"重炮轰击"，因而论理之中难免矫在过正之处。根据王韬的上述观点，"中情"与"外情"相通几乎成了挽救中国免受列强欺侮的法力无边的魔杖。这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近代外交理论来讲，"通"所包含的互相接触、互相开放、互相对话的确是消除国际纷争的不二法门。王韬在思考中触及这一近代外交原则，正表现了他外交思想的深度和先驱性。

（二）贵和。

"贵和"本来是以"仁"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要素，所谓"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长期信奉的处世哲学。然而，在实际的对外关系中，中国统治者及士大夫从来就没把"非我族类"的"夷"当作"贵和"的对象。在中国统治者及士大夫的眼中，"夷"乃是不知礼义、不懂诗书的"化外之民"，因而绝不可以理喻之，只能以力服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崇尚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下"。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设官泰西下。遣使"。

一种"贵战"的外交思想。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正统典籍中，凡是对外主战者总是被当成民族英雄大加尊崇，凡是对外主和者都被当成畏葸无能的民族败类大加贬诋。

王韬勇敢地与这种"贵战"的外交思想相决裂。他站在现实与理性的制高点上，大胆地喊出了异于正统、异于俗沦的清新之声，即中国对外政策理应"贵和"；"和"是保存中国、振兴中国的最佳选择。他说，我中朝在今日非用兵之时，中国为今之计，对外莫若暂与之和，而专顾富国强兵之术，"蓄力待时，审机应变"。①因为，"天下事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苟反其道而行之者，未有不败者也"。②王韬对封建士大夫那种不顾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死、动辄"据典言战"异常痛恨。他批驳道，汤犹事葛，文王犹事昆夷，唐大宗开国英主，而屈尊于突厥，宋真宗擅渊之捷，而犹许以酬市，何足为病？"王者保国安民，其道应如是也"。③古之强主对蛮夷尚且如此，况今日华夷强弱倒置，焉能舍和趋战！他把封建士大夫所谓"宁可覆国家，不可言和"的浮浅气矜之论斥为"妄人之论"、"亡国之论"，"其为害烈矣"。④中国近代是强权环伺，险象丛生的时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当此局面，中国是以"动辄言战"，还是以"慎兵保和"来应付时代的挑战，确实是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一方面由于秉承传统士大夫对"夷狄"的鄙夷不屑，一方面出自于对鸦片战争以来外人横行霸道的新仇恨，强烈要求对外采取强硬路线，以战对战，振奋国威。从《南京条约》签订之日起，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停止过对战斗的呼唤。然而，无情的历史实际是，每一次"振奋国威"的结果不外是中国屈辱求和，或赔款、或割地、或允许开埠，一切"干求"，概行允诺。王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毫不掩饰地提出'惯和"的外交主张，无疑对国人具有振聋发喷的警醒作用。

贵和并非投降主义。"和"不是消极徒动的或战败后迫不得已的"和"，更不是"见夷即让"或"见夷即奔"。而是主动积极的富有进取意义的"自强以御侮"。王韬论证说，天下事不徒恃战，不徒恃和，恃我有以待之，"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洋，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舶，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惮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①辨证的语言中透出近代外交思想的睿智之光。

（三）重势。

与"贵和"观念相关联，"重势"也是王韬外交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玉韬所讲的"势"包含"内势"与"外势"，即中国国情国力与敌国力量及国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言和"。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上"。

际局势两方面。王韬认为，不论主战主和，处理对外交涉问题的首要前提便是"审势"；对"内外势"的清楚了解是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说："夫今日待之之道当如何，一曰审势，一曰察情，一曰观衅。所谓审势者，不独审彼势而亦以审我势。今者彼强我弱，彼勇我怯，彼盛我衰，彼富我贫，亦已形见。如不欲与和，则必出于战。夫既与之为难，则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预操夫必胜之术而后可。然果能之乎？亦惟曰不甘受侮，期与之战而已矣。然能幸其一胜也，而不能幸其再胜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恃也，则战之不可行也审矣，"①根据王韬的看法，清王朝外交至所以每况愈下，不可收拾，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昧于内外大势，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他曾为此感叹说："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下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幕。"②那么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大势到底如何呢？王韬认为从总体上看是"彼强我弱，彼勇我怯，彼盛我衰，彼富我贫"。在这样的大势下中国之所以还保持着主权，不是由于"中朝之礼义可以优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慑之"，而是由于"泰西各国之互相牵制也"。③因此，中国眼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借和平之机，发展经济，改良政治，宫国强兵，以积聚自己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内外大势为"已然"之事，那么中国在此"势"下就只能束手待毙吗？

非也。王韬的"势"并不是一个一尘不变的宿命因素，而是一个随时间和人事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可变项"。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不变者也。天下机会之来，岂有终极，忍之于今日，而报之于他时，天道循环，断无或爽。"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招，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所未行者，轮车铁路耳，则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变之机也。"①王韬相信，只要中国统治者顺人心，尽人事，亟图变法自强，就能促使中外之势发生变化。一旦中国易弱为强，易贫为富，中国外交便能"有恃而无恐"，改变"和辱战更辱"的现状。

囿于国际知识的不足和理论的欠缺，王韬对"重势"的论述是相当不严密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论据有挂一漏万之嫌，而且表现在论证缺乏理论力量。尽管如此，王韬在近代中国主战之声甚嚣尘上之际提出外交"重势"观念仍具有可贵的方向性意义。它把制定对外方针的基础从主观空泛的儒家信条和所谓"士民义愤"拨转到物质性的"内外大势"上来。此一外交视角的转变正标志着中国外交思想向务实主义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四）崇简。

"崇简"是西方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文化观念和行事原则。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薰染的王韬也接受了这一观念，并把它推衍到外交评判、外交设计等外交认识领域中去，从而使他的外交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1840 年以来，清朝统治者把中国外交引入了令人困惑的死胡同。一方面，最高统治者为顾全中国君主的"天子颜面"，维持住"天下共主，万邦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四，"上徐君青中丞第二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变法自强上"。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设领事"。

① 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卷十二，"拟上当事书"；卷一，"变法上"。来朝"的政治假象，尽量将中外条约密而不宣，推行自欺欺人的"糊涂外交"，并利用民众和官员对条约内容的不了解，暗中鼓励"辑民攘夷"；①另一方面，肩有"折冲"之任的清朝官员颟顸不灵，企图以色厉内在之虚声恫吓和繁杂不清的搪塞、推倭、拖拉来阻止西方各国的"一切干请"。王韬对清朝这种昏头昏脑加虚与委蛇的外交策略和外交作风深恶痛绝。他写道："中国之事，事事为西人窥见其隐，洞烛其微，儿于无遁情，无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饰夸张以相掩蔽，亦徒贻笑端，适足以自玷耳"。那种故意的"县则倭之于府，府则倭之于道，道则诿之于督抚，督抚则倭之于总理衙门"、"迟之以岁月，稽之以文移，卑词以款之，多方以炫之，繁文褥节以牢笼之，虚声恫喝以羁魔之"的外交策略只能使"办理愈迟，头绪愈棼，言词愈繁，而事愈决裂"。②到头来，应该"允如所请"的固已许矣，而"囊之所谓不可队者，即已无不如命以行矣"。③王韬提倡用一种"简明外交"来改变清朝模棱迟缓、游移趋避而"祸即从此而生"的外交现状。他说，与泰西各国交际，则尤当以简为尚，周旋揖让，无徒事乎虚仪，开诚布公，讲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大事，勿加束缚驰骤，勿苛以繁文褥节，勿拘泥乎成例。"今日所以待之者，惟有画一以示之信，宽大以示之礼，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权，无诈无虞，以布我之诚，与之行事，必简必速，不亢不卑，师其长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学以通其意。"①韬强烈呼吁清朝统治者彻底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作为君主，亟应毫无掩饰地将"中外所立和约""锓版颁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皆知晓，有章可稽；作为办理外交的大臣，应平等待人，时常接见外国使臣，"惮得从容以毕其辞"。②王韬断言，一旦中国奉行简明务实的外交原则，中外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端将会自然消解。中国也就不会再为这些争端付出惨重的代价。王韬提出的外交新观念是对传统外交观念的全面背叛。传统形态的中国外交思想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是务虚性，即建立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儒家天下概念基础上的传统外交看重的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而是空泛的政治象征意义。郑和下西洋也好，朝贡册封也好，不外都是为了宣示中国皇帝的恩威和炫耀中华礼仪的威严；第二是单维性，即传统外交思想是从内华外夷的"中国中心说"和儒家的等级理论出发的，它片面地要求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君民象中国的臣民一样称臣纳贡，而从不以对方为平等对手考虑其主张要求。在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们看来，外交不是双向的，更不是互利的活动，而只是中国向"不若我甚"的"夷狄"的恩赐或惩罚。因此，外人除听命服从外，绝无任何发言权；第三是僵硬性。中国统治阶级既然看重政治象征意义和坚持"一意孤行"的原则，就免不了使其外交缺乏弹性。在传统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对儒家教条、原则的呼唤大大多于对现卖问题的分析。对中国外交家来说，在"以夷变夏"这条罪名的警戒下，可供选择的外交途径似乎只有两条，要么大张挞伐，令对方摄服称臣；要么赠送美女玉帛，安抚羁縻。其他中间式、平等式、互助互利式、不① 参阅拙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辑民攘夷政策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2 期。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办理洋务在得人"。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办理洋务在得人"。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了观察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

战不和式、有损有得式或损少得多式往往不在考虑之列。王韬提出的"尚通"、"崇简"、"贵和"、"重势"等外交观念对上述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显然是一个否定。它把中国外交思想推进到以务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外交思想的殿堂。

二、不同凡俗的教案观

在世界文明史上，宗教冲突并非罕见之事，但象中国境内发生的这种长时间、大规模、连同胞信徒一块打的"闹教"活动恐怕是少有的。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改变了前辈传教士谦恭谨慎的态度和单枪匹马的传教方式，紧跟着侵略军的刺刀成批地耀武扬威地闯入中国。这就激起了中国士大夫和民众的深恶痛绝。饱受患难的人们把侵略者加在他们身上的屈辱转换成复仇的怒火发泄在西方传教士身上。于是，一场又一场的"闹教"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

对于"闹教"，近代中国文化人，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大多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文化本位意识和民族情感使中国人极其容易把这一活动当成爱国主义加以支持和歌颂。王韬对此大不以为然。他以哲人的气魄和勇敢将"闹教"置于理性的聚光灯下予以重新审视，提出了异于流俗的观点。

王韬首先不同意民间把西方宗教贬之为"邪教"、把传教士贬之为"不良之徒"的俗见。早在离沪赴港前后，他就但承西方基督教自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西方传教士多为"劝人为善之人"。作于此时的《瀛蠕杂志》和《瓮牖余谈》中有这样两段文字：或有言耶稣并无其人，大抵由于西士之凿空无稽。是亦谬矣。夫西域远处海隅，敦庞初变，悍厉成风，而耶稣一人独能使之迁善改过，以范围而约束之。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呜呼！谓非彼土之杰出者哉？①（当教士初至美洲大陆时）屡以道劝化土人，土人顽硬，加以横逆　思易一法以劝化之：将土人散居各处者，驱而纳诸一省，使教士入而宣道。教士见土人之父兄习于性成，终难理喻，惟其年幼子弟习染未深，尚可化导，爱设学堂，招集顽童，教以文字，使知真理，并教以技艺。后顽童气质渐化，知识渐开，亦能建屋种田。其父兄见而悦之，亦有为其子弟所化者。至今是省土人皆化顽为良，骎骎日上。字里行间没有丝毫一般中国士大夫所具有的那种鄙夷不屑口气。

70 年代以后，王韬因面对教案日益频繁的现实而更加注意对西方宗教的研究和传教士品质的思考。他曾在《循环日报》上发表题为《传教》的连载文章专门讨论传教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他虽然对基督教中的一支天主教略有微词，但总的说来对基督教的态度是非常理性和平和的，如他在谈及西方传教士品格时写道：西国奉教之士，其来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国俊髦，于西国书籍既通而又肄习中国之语言文字，其学问之深旨，亦卓然可称为专门名家：其性情品着有时亦复蔼然可亲，纯然有异。①在另外几篇文章里，他甚至承认西方宗教"外则与吾儒相敌，而内则隐① 王韬：《瀛壖杂志》，卷六，第196 页。

② 王韬：《新辟西半球记》，《瓮牖余谈》，卷四，第106 页。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传教下"。

与吾道相消息"。②他特别提到基督教中的卜斯迭尼宗（卫斯理宗），说它"不拜上帝，不事百神，但尽乎生人分内所当为，实事求是，以期心之所安而已。"所以"其立说合乎中国圣贤所云"，不必视之太卑。③王韬对西方宗教这种理性平和态度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1893 年，他的格致书院的一位学生在命题作文中写道："夫西人至中国传教者，大半游手无籍之辈，国家防其肇事，资遣他往，藉传教之名，以来中国。英国著名教士有名吧者，主大教院，而不用本教中人，谓教中人皆贼，若容之进屋内，物无不被窃者。故此等无赖，大部远出至中国，彼教谓耶稣为牧羊人，而某教士则谓其教徒为牧狼人。波尝谓此种教士至一国必肇祸端，以狼招狼，无善处之理也。故中国办教案当持平，不当妄杀妄赔，以致民心不服也，此说得之英人某君，盖教案出时，余与之详论者也。呜呼，教士之不端，可想而知矣。以不端之人与不端之人为党，故中国之无赖，藉归教为名，横行乡里，积怒成仇，卒肇大祸。推其由来，夫谁之咎？而中国君上，岁费千百万，使西人贫者易为富，弱者易而为强，为西人计则得矣，而中之自计亦何拙也？"①王韬毫不客气地在这段文字的上方加批说："此乃中国哥老会教匪，与洋教西教不同。立言须有区别"。"此事恐不尽然。西国传教之士前来中土者，具有学识，亦由其国精选"。"吧教士之说于何见之。本当删去　以教士为不端，抑何言之过甚也。西国传教由西国资其费用，与中国何涉。岁费千百万，窃未之闻"。②基于对西方宗教与传教士的基本认识，王韬认为把民教相斗的原因完全归之于西方传教士是片面和狭隘的。他说，所谓教案的爆发有多重原因，而最主要的则是"愚民之无知"。它第一表现在中国大多数士民不了解西方宗教的性质，尊己卑人，胡乱猜测西方传教土都是恶徒，专干骗诱妇女、虐杀儿童、挖睛炼银、采生制药一类的勾当，扬州、天津等教案都是由于民众误传传教士虐杀儿童引起的；第二表现在不了解西方宗教的流派区分，稍有不平事，辄演化为对所有西方传教士的全面宣战。焚烧屠杀，殃及无辜，"粤东兵事未兴，而佛山镇民已毁教堂两所，此皆英、美两国人所设，与法人无预，愚民何知，但抒其积债而已"；①第三表现在人教之人不了解入教旨在追求道德之完善，却反把人教当作欺侮同胞的护身符，横行乡间，藐视官长，甚至"动辄低孔孟为不足师，程朱为不足道"。②王韬进而宣称"愚民之无知"是中国统治者多年来虐民、愚民的结果。以第三种表现为例，如果不是清王朝失去民心，"则彼虽百方以摇之，恶得有可攻之衅哉？国之有贫民，犹家有病儿也；其有怨氓顽奴泉徒，犹家有荡子也。有病儿而不之药，有荡子而不之检，使穿箭之盗，一朝诱焉以贼其亲，咎将谁当？"③王韬丝毫没有为西方侵略者开脱罪责的意思。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百姓"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自通商以来，索口岸，索酬饷，辄以兵力从事，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地球图跋"。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纪卜斯迭尼教"。

① 叶瀚："整顿中国教务策"，见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癸已年）。

②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癸已年），叶瀚文王韬批注。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拟上当事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传教下"。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书日人隔靴论后"。

据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连樯北上，谓将入告，以至国步多艰，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愤者耶！"传教士与西方侵略者一道进入中国，在布道活动中又不注意尊重中国的孔子教义，遇有民教相涉之事，又从而"傲慢侈肆，借事生风"，这就免不了使中国士民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全部转移到与之接触最多的传教士身上。王韬为此提醒西方传教士要以基督的博爱精神在中国布道，他借用基督教中的一个流派"卜斯迭尼宗"的观点说："教本所以教善也，人各有心，不能相强，而必欲尽驱之使进于天主、耶稣教之中，亦未免非恕道矣。设使一旦因教事而媾嫌启衅，俾血肉膏原野，黔黎隳涂炭，耶稣在天之灵，其能安乎！"①既然教案发生的原因是双方面的，既然儒学与基督教又有相通之处，王韬建议民教双方都不应再固执己见，逞强好斗，而应采取相互宽容态度，"勿欺勿强"，"敦睦和好"。他甚至依据大同思想期望出现一种中国之道与基督教义合二为一的局面。他写道：呜呼！自教术多端，同中立异，斗净坚固，于一教中自相胡越，其有能并包殊族，泯其轸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也。故圣王在上，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今中国各教皆备，虽其教旨各殊，而奉天治人则一也，安知昔之以远而离者，今不以近而合乎？将来必有人焉，削繁核要，除伪归真，汰华崇实，去非即是，而总其大成者。②西国人无不知有天主、耶稣，遂无不知有孔子。其传天主、耶稣之道于东南者，即自传孔子之道于西北也。将见不数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王韬教案观的深刻之处，不在于仅仅指出了教案起因的荒诞性和区分出民教谁是谁非，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历史代价的新观念。王韬指出，外交必须讲究代价计算，所以，退一万步讲，即使教案的一切罪责全在西方侵略者和传教士身上，即使西方传教士依然我行我素，不改昔日粗鲁的布道作风，中国士民以焚烧教堂、屠戮传教士和教民及他们的家属方式来处理近代中西关系也依然是不明智之举，是徒自招损的"愚人之勇"。他分析说，国际交涉之道最看重的是"势"或实力。弱者与强者之间地位悬殊，弱者没有资格也不能与强者"以暴易暴"。所谓平等无欺唯理是尚的万国公法不过是强者的工具。弱者是无力运用的。所以中国若想不受欺侮，唯有反身自求，亟讲富强之道。"盖先尽其在我，而后人无不眼。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实至名归，其道然也。试观万国公法一书，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结邻邦，俾众咸遵其约束者，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不赴，俄卒无如之何。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①王韬注意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好发展时机。从国际上说，普、法忙于在欧洲的争夺；英、俄在中亚相互虎视耽耽；美国正把眼光盯在西部。这种局面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使列强特别愿意在中国问题上稍作让步。英国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Al-cock）、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分别向本国政府建议，以比较温和的"合作政策"代替战争政策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以争取中国官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纪卜斯迭尼教"。

② 三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各国教门说"。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地球图跋"。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民的好感，稳定住既得利益。①从中国国内政治来讲，洋务运动已在全国各地拉开序幕。怀揣资财的买办、商人、官绅面对着工商新潮流也正跃跃欲试。但是，60 至70 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数百起"闹教"活动不仅将中国士民官绅的注意力牵引到教案之上，各级官府为处理善后问题疲于奔命，而且改变了某些西方外交官对中国的看法，以为非采用暴力高压政策不足以震慑住中国官民，维持往既得的条约权利。"天津教案"后英、美抛弃阿礼国、蒲安臣倡导的"合作政策"，改派强硬派外交官来华，中国外交形势急转直下。一边是头脑简单、徒知泄愤的"蚩蚩愚民"，一边是如狼似虎、恶面相向的西方外交官；一边是民贫国穷，一边是国富兵强，中国外交焉能不受窘辱。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前后，中国国内比较保守的清流派官员和地方士绅力主乘普法战争之际支持民众驱逐西方传教士。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因不赞成这样做而备受指责，精神压力很大。王韬担心洋务派真的支撑不住而采取保守派的意见，立即写信给丁日昌指点迷津。他说，所谓"乘势逐之"的做法是不知中外大势的糊涂之举。法国虽然遭到削弱，但西方各国在教案问题上"荣辱休戚无不相同，猝有变故，无不相卫，虽彼此之间或有隐怀嫉忌，而其外未尝不阳为协和；其内欧洲而外中国，由来已久，固非中国之所能左右之也。昔人有言，以夷攻夷，以夷间夷，以夷制夷，其策未尝不善，而断不能行之于今，苟欲以是施于中土，未有不凿枘者。何则？今昔之时不同，而中外之地殊也"。所以，办理教案仍应秉持"和为贵"的精神，"处置之间，当无偏倚，无二三，无迟吓；惩疏慢以肃官常，戮顽梗以警乱首，优恤死难者家，以示怀远。俾互市诸国，咸仰我皇度之公，而未由伺间以为难"。①根据"天津教案"后各国军舰齐集大沽炮台联合示威的情形来看，王韬的这一见解确有明智之处。

清朝保守派官员及封建士大夫主张支持民众打教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心可用，民力可恃"。王韬对此进行了驳斥，他在另一封致郑玉轩观察的信中指出，所谓的民心民力是空想出来的，并没有现实的基础："今日之民心涣散极矣，国家之安危无预草野之休戚，朝廷之荣辱无关氓庶之忧喜；一有事故，流言传说尽人人殊，而其心亦复人人不同。此民之不足恃也。"②头脑清醒、洞观天下大势的王韬对愚民闹教所造成的中外对立局面一直忧心忡忡。他希望他的同胞国人能够听一听他的"自强方能御侮"的劝告。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教案依然连续不断，屠戮、赔款、抵命的规模愈闹愈大。1893 年，年老多病、以为将归道山的王韬不甘心看着这样的局面在他身后继续下去，特请李鸿章为他的格致书院的学生出命题作文"如何整顿中国教务"一道，后来他将这些作文连同他的批语刊印发表，作唤醒国人的最后一次努力。可这一次又让他失望了。引发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巨野教案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义和团在他死后相继发生，中国又为教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至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不得不为此老问题实行艰苦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兴起以后，闹教才最终宣告式微。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英待中国意见不同"。关于合作政策的详细情况请参阅MaryClabaughWright，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Sm，Chapter3，P.21-43。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二，"上郑玉轩观察"。

三、联合英、日抗衡俄国的策略

与前辈论外交者大而化之地论述"夷情"和"驭夷之策"不同，王韬将"夷"的笼统概念分成单个的不同国家。不加区分的单色调的"夷"在他的外交理论里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英、法、普、俄、美、日本等具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区别对待的外交策略。

王韬认为，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外交目的和策略。俄国是一个还未完全摆脱农奴制阴影的君主制国家，其国虽贫，扩张领土的野心却很大。他剖析说。浅见之士，"狃于所闻，徒知其主好勤远略，其民生齿不繁，地虽大而荒凉特甚，国虽强而市项不丰，今又与土媾兵，以致屡遭败衄，遂以为俄之凭陵小国，黩武穷兵，适足自毙，固不足为患于天下也。不知俄之君臣谋所以致一统之盛，而大无外之规，盖匪伊朝夕矣。其意不得志于欧洲，则必求逞于亚洲，二者将有一遂。"以天下大势观之，"图亚洲易，图欧洲难"，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受阻后，必然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亚洲，而中国首当其冲。所以，俄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①英国是一个工商民族，"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矣。与中国通商将四十年，英商足迹所至，几遍中土，国中工艺所出，销流于中国者甚伙，疋头鸦片，尤为大宗，是英国通商在今日几于有进而无退。设使一旦有事，则于贸易大局殊有窒碍"。所以，英国为自己着想，希望中国保持和平之局，"断不肯无端以启衅"。对于俄国在亚洲的咄咄逼人之势，英国急欲寻找伙伴谋求抵制之道。英、俄之外，美国为一民主之国，且国力仅能自保，在中国不敢有土地之想，惟图共沾商业利益。法国自普法战争之后，元气未苏，暂时在亚洲难有作为。普鲁士虽然打败了法国，但注意力仍在欧洲，时刻提防法国的报复。日本为一亚洲之国，自学习西法以来，逐渐富强，虽然它时有欺凌中国之举，但与俄国这只"虎狼"比起来，不过是"狡兔"而已。它本身亦为西人欺侮之对象，特别是北方受到俄国的极大压迫。鉴于这样的国际局势，王韬指出中国外交的基本策略应该是联日结英拒俄。他这样写道：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而俄尤骎骎乎驰域外之观　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中外合力防俄　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③王韬把近代世界格局比之为战国之局，其中俄罗斯"犹战国时之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