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近代外交思想的开拓者.2

它"地跨三洲，控弦百万，正无难投鞭断流，移山平陆，气变风云，力翻渎读，虎视六合，鹰瞵八荒"，是欧、亚各国的共同威胁；英、法、普、土耳其、印度等国只能当之于齐楚以下之中小之国。对中小之国来讲，抗俄是共同的事业，也是"自为而非为他国也"。其情形正如当日"六国之约纵连衡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俄人志在并兼"。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英重通商"。

② 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宜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弢园尺牍续钞》，卷一，"呈郑玉轩观察"。

以摈秦"。诸国倘不明此理，相互攻伐，必蹈"六国之所以亡"的故辙。①当然，王韬并没有离开他的对外主和的基调。他说，所谓"抗者"、"制者"，"亦非无端开衅于俄也，原在有备无患，画疆自守，以持其不变之局而已"。②换言之，中国联日结英以制俄的限度应控制在保持各国疆界不变和固有世界均势不变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去有意触怒俄国，寻衅开战。

王韬提出联日结英抗俄的策略主要得之于他对当时国际局势的仔细观察和冷静分析，但也不能排除有他个人特殊的情感因素在内。对王韬来说，英、日两国在情感距离上的确要比俄国来得亲近。他自20 岁起就一直与英、美传教土共事，与英国外交官亦多有周旋。他本人又长期生活于英国治下的香港。所以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外交主张对他影响很大。而当时的英、美人士大多数都持有亲日反俄的外交观点。如阿礼国、巴夏礼（Harry SmithParkes）等人在外交报告和公开出版物中都呼吁扶持日本，制衡俄国。王韬为香港新闻界名人，对他们以及英国政府的外交倾向不会不知道。

对王韬外交观点影响最大的要属他的日本朋友。日本本来就是中国的近邻，在人种、文化、风俗民情等方面与中国十分相近。在王韬生活的那个时代，儒家著作依然是日本文人拜读的经典。日本在近代所受到的西方侵略也与中国相仿，这一点更容易使近代中国人把日本人引为同类。对王韬来说，他的《普法战纪》和《循环日报》在日本引起了反响。1879 年他又亲赴日本访问。日本朝野对他优礼有加。回国后，日本人士依然对他恭而敬之，请他写序作跋者有之；斧正诗文作品者有之；讨教国策方针者有之。甚至日本"比睿"军舰路过香港，司令官、也是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也特地上岸拜访他求教。①凡此等等都使王韬觉得日本人比欧洲人亲切。因此，他情感上本来就倾向于中日联合。而当时大批日本人士竭力鼓吹中日联合，共兴亚洲的主张更加强了这一倾向。

王韬所接触的日籍人士中，鼓吹中日联合最力的要属冈鹿门和曾根俊虎。冈鹿门是王韬的最好日籍朋友，结识于东京。冈鹿门曾多次游说日本当道，提醒他们要把俄国当作主要敌人，而不必事事与中国为难。他的一位朋友西吉甫留学俄国，他特作论文一篇相送，详细剖析日、中、俄三国关系。他说："秦之所以能并者，则在取巴蜀而据其资者矣。俄往年攻土耳其，为英、法所扼，无功而止，于是其意谓与其争欧，不如争亚。盖争欧难，而争亚易。我既东向并亚细亚诸国，而后拊背搤吭以薄英、法，则其志可逞也。其经略亚细亚东北，遣使论日本北疆，略堪察加、佐甲廉，其成算可知也。近闻自佐甲廉至俾得堡七千里间，通马车道。又以美洲所辖之地，鬻于合众，而以所得数百万金，充开拓东北之费。乘此势骎骎以南，则安知异日不以东北全力薄英、法，济其大欲，如秦统一六国乎　日之多事，将自此始。"①在与工韬的书信往来中，他也多次论述他的主张。王韬在《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一文中回忆道："鹿门之志，常欲中、日相睦，联英以拒俄。夫就亚洲地势以观，中之与日，固所谓唇齿相联，而辅车相依也。鹿门往时酒酣耳热，辄纵谈天下大计，沥沥成议，几欲击碎唾壶，而蒿目时艰，枪怀① 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等文。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俄"。

① 参见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二，"与日本源桂阁侯"及"与日本佐川柽所"两函。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近事，每愤其志之不得伸。"②僧根俊虎原为日本海军的一位军官。90 年代以后参预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为孙中山所熟识。在90 年代以前，他是一位泛亚主义者，积极倡导中日合作，拯救亚洲。他曾多次到中国的上海、山东、台湾等地进行外交活动。1880 年，他在东京与王韬的另外两个日籍朋友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等共同创立了一个泛亚主义的组织兴亚会。兴亚会的成员很复杂，目的也不十分明确。其中有向往中国文化、或同情中国人民苦难遭遇、或真心支持中国改革、或虔诚相信中日合作可以挽救亚洲的日本友好人士，也有打着振兴亚洲旗号、旨在吞并朝鲜、中国、建立日本人统治的大亚洲的军国主义分子。僧根俊虎的观点是倾向于前者的。1885 年中法战争期间，他作为日本的军事观察员逗留沪上，与王韬时相过从。居沪期间，他写了一本《法越交兵纪》，反对法国侵犯越南，也谴责了日本政府对中国南疆危机漠不关心，不理解中日合作的重要性。①王韬与这些日本友人关系密切，耳濡目染，也受到泛亚主义主张的影响。《弢园尺犊》中有一封致冈鹿门的信，反映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蒿目时艰，无可下手，强邻日迫，又有责言，既西顾之堪虞，益东瞻而兴渭。今日亚洲中惟中与日可为辅车之相依，唇齿之相庇耳。试展舆图而观之，东南洋诸岛国，今其存者无一也。五印度幅员袤广，悉并子英，其存者亦仅故府，拥虚名而已；阿富汗已为英所剪覆；波斯介于两大之间，将来非蚕食于英，即鲸吞于俄耳；异日越南必灭于法　亚洲诸国已残食至是，宁不大可危乎？闻贵国有志之士，近日创设兴亚会；此诚当务之急，而其深识远虑，所见之大，殊不可及。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皆与韬相识，而为是会长　其执兴亚会中牛耳者，为曾根俊虎，伊东蒙吉，咸纳交于韬，通缟紵而结苔岑焉。②王韬提倡联日抗俄总体上说是符合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外交的要求的，但是，由于他的个人特殊原因，他放松了对日本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应有的防范心理，以为日本会毫无疑问地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当日本的实力和野心在70 年代的侵台事件和吞并琉球事件中显现出来的时候，他甚至还坚持认为日本不足为中国患。他时而说日本"国小民贫，外强而中槁"；①时而说日本内部矛盾重重，"悍族强宗，多有未服，设使外衅一开，内变必作"；②时而说日本"水师不过七八千，陆兵不过三万，火轮战舰不过二十三艘，其地不足当中国二三省"；③时而说日本再凶不过是"狐兔"，其战和与否权操自我。④他似乎忘记了日本象俄国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凶恶的对手，也在"抗"和"制"的范围之内。

王韬的中日合作论和对日本国力的轻视态度间接地影响了中日关系的走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① 《法越交兵纪》于1886 年在东京印行。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有"《法越文兵纪》序"一篇。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二，"与日本冈鹿门"。

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一，"呈郑玉轩观察"。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一，"呈郑玉轩观察"。

③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一，"与方铭山观察"。

④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一，"呈郑玉轩观察"。

向。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战败虽然是中国统治阶级几十年轻视日本、忽视防范日本的结果，但与王韬的提倡不能说毫无关系。因为，他虽然不是李鸿章，甚至连外交官的边也没沾上，但他却是一个能够影响李鸿章、影响清朝外交官的人物。他曾为他的主张向李鸿章的幕僚和属官了日昌、盛宣怀、黄遵宪、伍廷芳、马建忠、郑藻如、黎召民、方铭山等上书献策，希望他们劝导当道采行联日抗俄的策略。这些人或多或少地代他向李鸿章传递了信息。比如，1879 到1880 年，日本政府在事实上吞并琉球以后多次派外交代表来华交涉，希望以琉球南端两小岛留给中国为条件，换取日本在中国的通商权和最惠国待遇。1880 年10 月，总理衙门与日使议定了《琉球专条》，日本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但是由于部分大臣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批准这个专条。日本不甘心，又通过曾根俊虎找王韬进行最后努力。王韬在获悉此事后，立即写信给盛宣怀，认为日本"所请亦未为过奢也"。他说，"许割岛，许通商，其事虽微，而系于两国之交欢者，则固甚重；且自此可收日人为指臂腹心辅车髻齿之用。如或弗许，则猜嫌尚在，情谊永乖，中朝既不能威之以兵力，又不能结之以信心，徒尔观望徘徊，因循畏葸，矜夸虚矫之气中于国是，此草莽小臣所未解也。今苟曾根之说可行，而傅相肯力肩此重任，则韬固可亲往东流，说其政府，以期事之必成。"①随后又写信给伍廷芳，请他设法让曾根俊虎见到李鸿章"以尽其说"。②盛宣怀、伍廷芳把王韬的意见又转给了李鸿章。虽然李鸿章没有采纳此一意见，但这些意见无疑是他考虑问题时的"参数"之一。盛宣怀本人后来成为亲日派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王韬鼓吹联日结英抗俄最力的时间为80 年代最初几年。此后，随着日本侵略味口的增大，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的咄咄逼人之势，王韬逐渐改变了提法。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开始谴责日本当道的不明利害，提议中国亦应注意与俄国搞好外交关系。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弟近所关心者，日、俄两国之事耳。俄人虽与中朝订结盟约，眉睫之间，似可相安无事；然其狡焉启疆辟土之思，固未尝忘也　鄙意以为朝廷必当早简星使，往驻俄京，以通彼此之情，以固中西之好，故敦辑睦，守盟言，在此行也，固不可缓也　中、日龈龋，其势殆不可终日；前日兼并琉球，今又觊觎朝鲜，其意若专与中朝为难。日人好勇而狂，狡而多诈，轻诺而寡信，骄矜自大，无所不至，专媚西人而轻中国。虽与中国立有要约，亦复朝定而夕更，殊不足恃，若非有以惩创之，将不能永邻好，结近交，联唇齿之谊，收指臂之助也。我中朝一惟以大度包容之，适长其跋扈飞扬之志耳，形中国之弱，滋日人之横，岂亚洲之福哉！"①有一件事典型地反映了王韬对日本态度的转变。

有一日本半官方"士人"，在中法战争之际在上海向王韬慷慨陈词，主动表示愿意率"死党勇敢之士往夺法舰"，或"伺间以狙击法人"，并请王韬代向清朝当道游说，请求允准。王韬似乎看出了日人有意扩大中法战火以便乘伙打劫的醉翁之意，写了一封不冷不热的信予以拒绝。他这样写道：足下与贵友，既有大志，易不纠集万人，暗袭在台之法兵，出不意，覆而歼之，然后往告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与盛杏荪观察"。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五，"与伍秩庸观察"。

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与李小池太守"。

中朝，愿为效命。既立此功，朝廷自深信不疑，以后请饷请奖，无所不可；徒托空言无益也。盖自贵国攻台湾，取琉球，中朝在位者，疑贵国之心甚矣，非先以攻击法人示之，彼不信也。中朝大官，即欲用贵国有志之士，亦不敢居间也。足下谓贵国中所有死党不下万数千人，苟至中国，纵横海上，奋击法兵，事无不可行。以我策之，难矣　苟真有经济胆略，集此万人，佯投法营为援，而阴约官军，同时夹击，或从中粹起为变，亦可得志。徒在沪滨一隅，探缉见闻，逍遥局外，无益也。无益之事，弟不为，空言无补，弟不言　近日贵国所施诸中朝者何如，而欲使我中朝不疑，其能之乎？使彼此易地以观，贵国其能决然信乎？迩来道路传言，谓台湾入犯，有贵国之明助法兵。中朝在位者多信之。①显然，王韬已经在怀疑日本人的中日合作之说了。此事如果发生在几年前，建功心切的他恐怕早就代为传言了。无情的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使他在看待外交问题时更加冷静。个人情感因素遭到摒绝。

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答日本某士人"。

四、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主张

法国自十七世纪就开始了对越南的侵略活动，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前，法国在越南的主要侵略活动还只限于传教和通商方面。此后，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占领的要求日益强烈。 1862 年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越南南部的三个省。1874 年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在承认越南独立和法国代管越南外交的条款下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1880 年，正当中俄为伊犁交涉关系紧张之际，法国乘机出兵红河。随后几年，法国对越南北部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侵略活动。越南军民和刘永福的黑旗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面对着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径，中国朝野有一大批主战之上。他们强烈地要求清廷出兵抗战，打退"跳梁之法夷"的嚣张气焰。

王韬秉持着他的"重和"、"重势"的外交理念，反对不计成败地与法国开战，而主张"慎兵保和"。当他听说恭亲王奕和李鸿章因主和遭到主战言官的攻击以至被慈禧太后驱赶下台的消息时，他写信给李鸿章的"门将"盛宣怀，对主战派"清谈抗法"表示严重不满。他写道："或传京师诸公，意皆主战，独恭邪、傅相主和。夫以中原大局言之，隐忍苟安，则日益委靡不振，而人才愈以下出；以朝廷言之，则以和为贵。苟可捧盘盂以从事，何必执鞭弭以周旋，兵锋一交，胜负之数岂能逆料，况法之于越南，犹日之于琉球，今既不能救琉球于前，而欲早助越南以与法竟，恐法人于此有辞也。顾以韬揣之，京师诸公，亦徒有其说耳，岂真能出于一战哉？"①在《拟上当事书》一信中，他更加详细地分析了中法开战对中国的不利之处：用兵之道，尤宜慎之又慎，必审我有以制之而有余，然后可一发也。今法人船坚炮利，将猛兵精，而我水师未练，兵轮未广，统领未得于才，驾驶未能得手，枪炮之施放未精，器械之攻导未备，如此岂能战而胜之。夫与法人战，当以水师兵轮为先。但我水师少而弱，所有轮船皆不能驶出大洋。倘若以此据守沿海，而我海疆延裹三千里，防不胜防。法舰飘忽不定，往返自如，大可到处袭击。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为急务，今年不胜，则明年再举，明年不胜，则后年可重至。而我劳师縻饷，所以御之者穷矣。总而言之，中国无一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扰中国，可以从容肆应而有余，中法开战，中国有害而无一利。①根据王韬的看法，处置法国在越侵略活动的"最上之著"是"莫如示之以文，告之以辞，与之揆情据理，援例执法，开诚布公，孰思审处"，同时派遣重兵，"严守边境，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务为自强，以待机会之来。"；其次，"莫如置之不问"，因为徒有空言而无实际的开战，其结果必然是"至于无可如何，则仍出于和，将来割地酬饷，通商辟路，所以为和之约章者，如是而已"。②加之越南本来为一无道之国，"国政殊不可问，官贪而民情，横征暴敛，民人几不聊生"，中国即使兵强马壮，劳师远袭地为其复国也只能是"能暂而不能常"，殊不值也。③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与盛杏荪观察"。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拟上当事书"（原文过长，此处为缩写）。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与盛杏荪观察"。

③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二，"致马眉叔观察"；"上潘伟如中丞"。王韬以中外大势来作为论述中国外交的支点并没有什么过错，但问题是，他并没有全面地看到中法两边的"势"。他在强调中国弱于法国的同时，忽视了中国在某些局部问题上亦有小范围的优势，如中越国土相联，供给线远比法国的短；中国在陆战兵源方面亦大大超过法国；洋务运动中新建的陆军也比鸦片战争时代的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兵更具有战斗力和生气。对"外势"中的国际间矛盾斗争以及法国国内政潮屡起也考虑不够。后来的中法战争进程并没有出现象他所想象的那种"一边倒"局面，而是互有胜负，在陆路方面，中国还占据一定优势，取得了镇南关、凉山等战役的胜利。

当凉山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王韬非常兴奋，并意识到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出了差错。他听说法人开始在上海进行诱和活动，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位朋友，承认"弟于中外交涉之事，每喜穷原而竟委，所言往往不幸而中。惟此日立约结盟，似嫌其大速"。①在进一步地考察内外情势以后，他发现法国开战以来所遇到困难不在中国之下："法今者，拿破伦旧党盘踞于国中，阿洲叛民，埃及争地，复骚扰于国外；飞扬跋扈，招忌召戎，恐不免于用兵。法，欧洲虎狼之国也，素为列邦之所憎嫉，兵衅一开，强邻乱党，必有起而乘之者。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一也。泰西列邦，皆以通商中土为利薮，英、普、美所系尤重。法人贾舰，虽沿海各埠无处不至，而通商之局未宏。一旦兵事突兴，必非列邦之所甚愿，居间调停，势所必然，法于此能勿从乎！此不宜与中朝战者二也。"②所以当清朝当道大员准备与法国妥协之际，他反而由主张"慎兵保和"转而主张"既出于战，必当持之以恒，举之以全力"。③他在《拟上当事书》中写道：道剥极而必复，势无平而不陂，张弛之权，盛衰之变，正在今日　法人先发难端，甘为戎首；徘徊海上，儿及一载。马江之役，法以诡道诱我，虽胜犹辱，其得侥幸出险，仅免聚而歼殃而已。基隆虽踞，淡水无功，波以全力注于台湾，而历日旷时，仍不得尺寸之地，则彼之兵力亦可知矣。甬江之战，无所胜负，彼攻此守，犹足支持。即彼言将犯祈津，扑旅顺，扰芝罘者，亦不过虚声恫喝之故智可，其实技无所施也，则彼之水师亦可知已。至于遏截海运，掳动商船，正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法人处今日之势，其进返维谷之情形，不显然哉？囊者，彼国屡次败盟构乱，特未尝一角耳。诚使我以滇定处之，忘在用兵，一战再战，虽拴不挠，则彼之虚实，早已灼然油见。胆壮气张，名正言顺，何难与之驰骋于疆场，纵横于洋海哉！①可惜清朝统治者没有胆量采纳王韬"战则持之以恒"的意见，法国一有谋和之端倪，他们便乘势下坡，草草收兵。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竟然签订了不利的外交条约。前方将士气得拔剑砍地。王韬闻讯亦只能"作贾长沙之痛哭流涕"。

中法战争时期中国朝野除了面临着战与和的选择外，还面临着如何对待刘永福的黑旗军问题。刘永福原是广西地区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大清工朝不可饶恕的"匪类"。因此，当法国侵略军进攻越南北部、与刘永福发生直接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四，"与刘嘉树大史"。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四，"与刘嘉树大史"。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言战"。

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

冲突之时，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竟然主张对刘永福不闻不问，以便借法国侵略军之手，除却清王朝心头之患。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主张接济刘永福，但心态依然是"借刀杀人"的心态。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和云贵总督岑硫英在他们的奏章中都曾说过"驱狼斗虎，似属一举两得"和"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一类的话。①王韬坚决反对清朝所谓处置刘永福的方略。他在与清朝官员的书信中多次称赞刘永福的为人爱国之心，敦促清政府真心实意地支持刘永福。比如，他在《与潘镜如观察》一信中写道：义（指刘永福）其为人大，质弱而貌奇。法难既作，人愤勃兴，出与之战，每战辄捷、计诱力攻，馘其枭帅，于是义声震于天下，义亦当今人杰矣哉！刘义以一羁旅孤臣，独张义帜，以攻法军，以区区三四千乌合之众，屡挫强敌，斩将搴旗，造奔逐北；使海内之人，闻风兴起，此西事以来所未有也。乃中朝贵臣，颇有不以为然者，或谓其侥幸邀功，或谓其贪婪无厌，或谓传言失实，徒涉夸张，致虑其难于安插。是刘义在今日固可胜而不可败，能进而不能退者也。弃雄才而委之于虎口，坐视其亡，诚一咄咄大怪事，此可为天下人才一大哭。②王韬进而具体建议说，清朝不仅要主动地提供黑旗军军火，还要派遣军事参谋人员佐其运筹帏幄，并招募"粤东西近地之民"加强刘永福的黑旗军。对法国指责清政府于和谈时期支持刘永福继续与法国为难之事，王韬力主不要理睬。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妨直接告诉法国人："来则受之，不来更将助之保之"，以加强刘永福的声势。

把昔日大清王朝的"冤家"称之为不可多得的"雄才"，主张给予全面的支持和保护，这是一般地主阶阶级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的。只有跳出了地主阶级狭隘立场的思想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才能有此眼光。王韬在中法战争中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态度说明他正是一位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理性在这里已经代替情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三卷，第12 页；第23 页。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