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改革中国教育的呼唤

中国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因为以富强为目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具有相应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的现代人的参与。而现代人则完全是教育的产物。王韬从19 世纪70 年代起逐渐发现他所倡导的富强运动遇到了人的问题，因而把他的注意力投注到教育改革的思考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独具慧眼的见解。这些见解或直接被呈送给清朝的方面大员，或公开发表于报刊之上，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方向标。

一、人才观的变化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有悠久的重视人或人才的传统。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里就有"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古老训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基本上都承认人才多寡与国家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对人才的呼唤和关怀的热情一点也不比现代社会眼光犀利的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来得逊色。所谓"民族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这一流行当今世界的时麾口号，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哲人熟而能详。

王韬秉承了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才的传统，终其一生，他几乎没问断过对人才重要性的呼喊。从他所留下的文章和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方面的文字。略举数例如下：地之兴废何常哉？系于人而已，得其人则兴，而百事以治。①天下事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之手。②国之强弱何由哉？为土地有大小欣？为士卒有多寡欤？抑为器械有利钝欤？蓄积有虚实软？余以为皆非也，非则何由，人材之盛衰为之也。今夫工师之宫室，伐木于山，相其大小短长，度才而用之，及其功成，崇台广树，万户千门，轮焉奂焉，莫不备极工巧，国之于人材亦然，量能而授事，度材而任职，百事由以举　亦在乎得人而任之而已。③在王韬看来，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就是看其人才的兴废程度：人才兴旺，贫弱之国可转为富强之国；人才调敝，不仅贫弱之国求强求富永远办不到，富强之国亦可因此趋于贫弱和败亡，"天下之患，莫大乎浮慕富强之虚名，而根本之地未立，虽强立见其蹶耳。治国之要，曰举人才，曰固民心"。①王韬虽然把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才的思想强调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人才概念的内含上他的人才观与旧人才观是南辕北辙的。他的人才观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属于或接近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范畴。

首先，传统的人才观标榜"君子不器"，人才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框限在大而化之的儒家学说里面。被公认的"人才"看上去无所不通，但实际上一行不通。他们似乎是一个模子倒下来的众多的砖坯，缺少个性，缺少特长，相互间既同构又同质，单调得令人生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做"官"。所以官是传统人才的衡量标准和共通职业。甲官与乙官，不论其属于吏、礼、兵、刑、户、工哪一部门，在传统人才观里只要被承认"有才"便可互相调来调去。王韬时常抨击的"今日治吏曹，明日治刑曹，未及熟其职事则又转而之他"的怪现象与传统人才观并无矛盾之处。至于"官"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在传统人才观里不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与贩夫走卒相差无几的工匠或山野术士罢了，不在正规人才之列。

王韬的人才观与上述人才观明显不同，他强调人才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是以承认人才的多样化、专门化为前提的。他认为以中国近代化为目标的富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创建东华医院序"。

② 王韬：《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见《万国公报》，第59 期，1893 年12 月。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送黎侍郎回越南后序"。

强运动是一场为了消除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至政治差距的一次民族总动员。它不仅需要一个讲究办事效率、有眼光、有谋略的官僚阶层，而且更需要拥有不同专门知识的企业家、商人、科学家、报人、工程师、技术员、教育工作者及其他各种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才。他说："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①"折冲行阵，则有将帅之才；教习火器，命中及远，则有战斗之才；统率艨艟，乘风破浪，则有驾驶之才；长于战具，巧思独绝，制胜出奇，精益求精，则有制造之才。"②所有这些人才，虽然他们可能因知识构成的限制不能成为所谓"通才"或"君子"，但他们在某一领域的专门之才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富强活动助益匪浅。王韬因此呼吁社会要抛弃旧时代封建士人对人才求全责备的心态，充分考虑到人才的不同特性，区别对待，"用之必各当其才，而后才乃见"，"因材器使，靡有或遗"。

对专门人才的关注是王韬人才观念的重心所在。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长期呼喊人才之重要，其触点就是因为他对以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富强运动缺乏行家管理和操演的现状不满。他曾不无痛心地写道：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置机器，造火舰，遴选幼童出洋肆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彪然其著，庞然其大，惜乎徒袭其皮毛，有其名而无其实。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①船坚、炮利、兵足，而不得其人，则有船与无船同，有炮与无炮同，兵足与不足同　欲务海战，必求其人。②今天下要务莫急于理财，诚所以培国本厚民生而立富强之基者也。顾理财尤以得人为先。当此时事日艰，强邻四逼　国家因此许民间肆习西学，仿效西法，枪炮船舰，开矿织布，咸思次第施行，而卒未全收夫实效者何也，是岂宜于泰西而不宜于中国哉？盖中国有泰西之法，而无泰西用法之人也。显然，王韬是把人才与求强求富的工商金融、军事国防、科学教育、工程技术等实际专门活动联系在一块考虑的。强调专门人才是王韬人才观的一大特点，表明他的人才观与传统形态的提倡"君子不器"的人才观已发生相当大的背离。

其次，在无孔不入的儒家文化的辐射下，传统人才观带有浓重的伦理至上的道德主义色彩，片面地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心灵至善。当然，传统人才学说中有"格物致理"一说，从表面上看它似乎绕开了道德主义这一关，走到了功利主义的边缘，但仔细品味之下，它仍然是一种"功近于虚"的瞑思苦索，其目的依旧是为了修得"诚正治平"的道德正果。这与近代西方"功徵诸实"的自然科学与技术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价值观上，人的道德始终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不可须臾离的，而智与能则是次要的、从属的、第二位的。每当遇到"德"与"才"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古代哲人总是取"德"舍"才"。女子无"才"尚且可称为"德"，倘若无"德"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十，"答余谦之大令"。

② 王韬：《救时刍议下》，见《万国公报》，第44 期，1892 年9 月。

③ 王韬：《论宜得人以理财》，见《万国公报》，第46 期，1892 年11 月。恐怕连人也都称不上。一个能够用伦理道德修身齐家的所谓"道德之士"，在古代中国可进而治国平天下；而一个"不孝"、"不梯"或"不慈"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治国平天下的。不能治平者也就是不能为"官"，从而也就被永远排斥在社会公认的"人才"之外。

王韬的人才观虽然也有几分道德主义的回光返照，但最被王韬看重的是实用功利。他说："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①就一个人来说，其才能可能存在着与道德不相一致的情形，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拒绝承认和使用人才的借口。一个精于算学或矿学的专门家，或拥有任何"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人，虽然他可能在所谓的道德方面存在着某一缺陷，德行不及所谓的"君子"或"道德之士"，可绝不能否认他的实际学问和才能有益于国计民生。因此，也就不能把他排斥在人才之外。在中国近代，既然"民富国强"是社会建设的最大目标，一技一材的专家正是最适用的真才。

"以有用之心思，施之于有用之地，日事讲求富强之效"是王韬一贯坚持的人才标准。②他多次对封建顽固派把道德放在功利之前的论点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攻击洋务运动"侈事功，夸富强，兴管商之风"是"不知兵甲修而后道德尊，师旅雄而后礼义盛"，是"夏虫不知冰"，是妃人忧天。①王韬对自古至今中国社会的人才状况进行了反审。他发现，在道德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里，人才存在着一种"名"与"实"的分离。一方面，身居要职、有翰林、进士、举人等头衔者，位在人才之列，肩有治国理民的重任，但这些人除了怀抱"圣贤之典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和所谓道德修养以外，别无所有。"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河瘤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②这种所谓人才，说穿了是一种"非治国经野之道、非强兵富民之略"的"伪才"，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高级游民"。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来说，这种"伪才"、"游民"越多，起动便越困难，发展便越缓慢。王韬因此直言不讳地呼吁将这些有害无利的"伪才"、"游民"驱除尽净；另一方面，中国本来数量就十分有限的工商活动急需的拥有真才实学或怀抱一技之长者却处在无职无权的、被人轻视的、甚至连自己生活都朝不保夕的可怜地位，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报效之门。即使有一小部分勉强挤入了某些官员的幕僚队伍，或者象王韬本人那样与统治阶层中的某些要员保持着私交关系，但扮演的不过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帮闲"或"伙计"角色，与大局补益甚少。王韬不无自嘲地写道："天下事大抵言之易，而行之难，所见能及之，而所行或不能赴之　事为创见之事，法为创行之法，而亟亟于进言者又只此草茅新进之人，即使一时能动当轴者之听，亦不过如异闻奇论，聊备一说而已，岂真欲采择而行之哉？坐令良法美意，日消磨于因循苟且之中。言之谆谆，听之藐藐，从未闻有起而整顿之也。"①王韬在这里似乎已经看出人才的"名实分离"是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运动始终吼声如雷而又无法实际展开的原因。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尚简"。

② 王韬：《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万国公报》，第57 期，1893 年10 月。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了中丞"。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洋务在用其所长"。

①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年），夏季超等第五名王韬"评语"。

第三，传统人才观荡漾着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基调，贬低排拒一切非中国的"异端"。凡是沾一点"夷"边的学问、知识、技能、人才，在传统人才观或价值观里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买办、通事、洋商、华侨资本家等，即使学问再大、本事再多、爱国之心再诚，也总是和"小人"、"汉奸"、"二臣"一类人物相差无几。郑观应、唐廷枢等一批具有一定近代工商知识和爱国思想的买办早年几乎全被当成"圣教之罪人"、"国家之蠹虫"而受尽同胞的冷嘲热骂。而精通外语知晓西学之士也绝对不能与饱读四书五经的国学之士相提并论。近代西学大家容闳、严复等幼学"旁行文"而遭乡论指责便是明证。甚至王韬本人早年也拒不承认西学和西学之士应有的社会价值。他在1859 年写给周弢甫的信中曾说："西人于学有实际，天文历算，愈出愈精　察地理，辨动植，治水利，讲医学，皆务析毫芒，穷其渊际，是以有识之士乐与之游　然识者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蠢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②思想成熟时期的王韬则突破了中国中心主义或民族本位主义的藩篱。他把人才观与改革开放思想联系起来，以世界意识和多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才问题。他既承认中国之学、中学之才，也承认西方之学、西学之才。从他所推崇的人才来看，后者甚至是他强调的重点所在。 1875 年，他应邀向丁日昌荐举人才时所推荐的三个人都属"西学之士"，而非"国学之士"。

他的推荐信是这样写的：如陈蔼廷、张芝轩，皆其矫矫者也。张君明于欧洲情势，能见其大，著有驭外刍言　陈君之学，不名一家，弱冠即在英国衙署，律例尤所深知。近为西字日报，以华人而作西报，向所未有，非其西学稍有可观，西人安肯倾倒若是。伍君秩庸，不惮久远，学律英京，固一时有志之士也。①王韬生平自视甚高，被他看上眼的人物廖廖无几，他在这里用如此一赞三叹的语言推重这几个在传统人才观里不过是"以夷变夏）'的"大蠹"，表明他衡量人才的标准已摆脱中国中心主义的偏见。

王韬有一句名言，即"东方有圣人焉，西方有圣人焉"。②在这一前提下，王韬自然而然地把西方的有学之士也包罗在人才之列。在他的文章书信中，介绍、称赞西方才学之士的文字屡见不鲜。从历史上的哥伦布、倍根、侯失勒（FrederickWilliam Herschel）到现实交际中的傅兰雅、伟烈亚力、合信，都是他赞美过的才识过人之士。王韬甚至认为，中国现代化急需大批实学人才，中国在国内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妨采取"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的方针。他在《代上黎召民观察》一信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不学西法、不聘西方人才指教或暂时管理，断难奏功。①把传统士大夫视西学和西学之人为"不若我甚"的观点颠倒到它的对立面--非西学和西学之人"不足为功"，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九，"上丰顺丁中丞"；又，王韬在1883 年也曾向江西巡抚潘霨荐举过人才，此次所荐为祁翰荪，亦为"西学之才"，曾"远航瀛海，游历美洲，采异方之情俗，识泰西之方言"。《弢园尺犊续钞》，卷三，"上潘伟如中丞"。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九。

标志着王韬多元主义人才观的最终确立。

二、审判旧教育

人才是教育的生成品，教育是人才的摇蓝，王韬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关系。因此，他的思路自然地从重视人才进到重视教育。他说："地之于草木，何地不生，国之于人才，何国蔑有，然则盛衰有不同者，无他，由乎养与不养焉耳"；②"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来至"。③这里所谓的"养"与"求才之道"就是指教育。

王韬是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巨大功用的。他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相信教育关系到兴学育才、关系到开启民智、关系到富国强兵，因而是国家命运的杠杆所在。中国只要教育发达，才智之民多，则民富国强指日可待。

然而，清朝的教育并没有造就出合格适用的真才，只培养了一批道貌岸然而又毫无实际知识的"伪才"和"伪君子"，因此，它无疑是中国经济贫穷落后、政治黑暗腐朽和军事赢弱不堪的祸源。王韬以中国三代时期的教育为参照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痛加挞伐。他说，与三代相比，中国封建教育弊端重重：第一，三代之时，学校教学内容甚为广备，是"德"、"行"、"艺"三者并重，全面发展，所培养的人才"德行足以为人之师，才能足以应当世之务"。而今之学校，教学内容狭窄呆板，四书五经、词章考据之外别无所学。士者图务虚文而薄实行，"其能通当世之务者百不一二"；第二，三代教育是"不惟其书惟其行，不惟其理惟其事"，"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莫非事也，盖使人从事于日用实务而至于其理"，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于是实才备出。今之学校，牵制章句，剖析文义，用力于末节，而不复顾其实际，"不惟其行惟其书，不惟其事惟其理"，教者、学者要么为帖括所拘，要么高谈性命、衍说仁义，细析毫芒，至于钱谷财赋，舆图天算，则茫然不晓；第三，三代之时，教者即官即吏，"教"与"治"、"学"与"仕"如出一辙，教学内容即为人仕为官之实际学问。礼乐刑法，钱谷算数莫不于学中俱备，学其所仕，而行其所学。今之学校，与实政脱节，仕学歧而为二，所学者章句，所业者文词，所志者科名，学者及其入仕为官，如不习操舟而泛于海，茫然四顾，束手无策；第四，上古之时，文武出于一途，学校将射御并于文艺，学者既能文，又能武，一有征战，人皆知兵。今之学校，教文不教武，致使文武分为两途。武人率不知文，儒者亦藐视武事，以为非我所宜知；第五，古者学问有专，古人专学一事，学成而仕，终身不变其任，所以事专而功易成。今之教学，泛泛而谈，散乱无纪，学成为官，亦用心不专，今日治兵，明日理刑，故事事无成。①三代或上古教育并非如此完美无缺，王韬在这里借"三代"这一易为中国士人接受的传统名词，并将近代西方教育的新因素、新精神犀入其中，不过是想借一种理想化的教育模式来抨击清朝教育的不合理和呼唤教育改革罢了。后者是王韬所要表述的关键。至于前面所用武器的名称是否确切、是否合于历史真实，王韬似乎无暇顾及。马克思曾说过，在历史上有过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时候，革命者② 王韬：《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三。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平贼议"。

① 王韬：《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三。常常请出古代亡灵来助战，借用古代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在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事物诞生，而不是为了模仿旧事物；是为了提高想象中某一任务的意义，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一任务。②王韬在这里的真实用意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一样，在于寻找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革命精神"。

与"借古讽今"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韬也曾利用英法和日本等国的先进教育样板来反衬清朝教育的不合时宜。比如，他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这样推崇日本的教育：（由巴黎博览会日本馆格致器具物质之盛以观之），日本幼孩自少学习西法，出囱平日父母之教训，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已与泰西不甚相悬，其教习之法仿照英国北省章程，最为讲究。男女皆分塾督教，房屋均高大通风，并令学徒请晓保养身体臧腑方法，虽伦敦巴黎无以加此。古时学塾墨守旧法，但读中国书，全不明格致要理，饱餐糟粕，以误终身。今皆读外国有用之书，测绘地图，认真不苟，论欧罗巴各国疆域甚详且尽。所列水师表，凡各口岸险要处所，有图有说，朗若列眉　谓通商泰西历年无多，而已能如此，国政人心效应如响，岂偶然哉？①与自然朴实的三代教育方钠圆凿，与清新实用的现代世界教育潮流亦背道而驰，清朝以务虚为特征的教育实在是应该寿终正寝了。王韬举出两个参照系的目的于此昭然若揭。

王韬尤其痛恨与清朝教育联为一体的八股取士制度。在他所留下的文字中，这一方面的嬉笑怒骂连篇累犊。其文字所显示的时间跨度略在50 年左右。也就是说，从1847 年王韬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起至1897 年他撒手尘寰前为止，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口诛笔代。对同一问题花费如此之长的时间、如此之多的精力反复论驳，表明他对这一制度的深恶痛绝。王韬认为，八股科举制度是明清以来教育退化、人才不出、国家不振的根源。他带着愤怒的情绪写道：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迹，乃犹以之取士，日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日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日：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①国家以时文取士，数百年来莫之敢废。士之习此者，多有青年就学，皓首无成者。至于莅官之后，身之所行，尽非少之所习，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吏，上下其手，是非颠倒，官场之坏，由于士习之颓。②科举不仅不能培养人才，反而将自然生成的材质聪颖子弟砍析尽净，"夫天地生才，而国家非惟不能用，又从而摧残屈抑之，以自斫其元气。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日进士，重之日翰林，以为天下人才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03-605 页（1975 年，人民出版社）。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第37 页。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平贼议"。

在是矣。不知　率天下之人才而出无用者，正坐此耳。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③因为，学时文无论成与不成，最后的结果不外是变成"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的废人。相反，倘若人们一开始就摒弃科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则优者可治国安邦，服务于社会，差者亦可凭一技之长自谋生计，"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

八股取士既然如此十恶不赦，统治者为什么还要视之如宝乐此不疲呢？

王韬揭示说，封建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与天下人人有才不相容的。封建统治者既然把国家当成一姓的私产，便免不了时时刻刻提防别人的攘夺，而削弱、消除攘夺者的最好办法便是愚民政策。砍所智慧、扼杀灵性的科举制度正是一种高级愚民政策："以时文取士，盖欲其废书不观，使之圃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围；往往有髯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其愚不少矣。呜呼，此徒以功名富贵鼓舞其心志，虽有奇才异能，非是莫由进身，其愚黔首之心，实无异乎祖龙之一炬也。"①明清以来，科举考试专试时文，不论实际，人才智慧全被禁铜在四书五经的枷锁之中，这的确给中国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直至王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统治者依然抱住这一有害无利的制度不放，民间学子亦热心追逐而不悔，这便不能不引起志在振兴中国的王韬的极大愤慨。所以，他终身不厌其烦地攻击八股取士制度，并视之力中国社会落后、腐朽、黑暗及其他一切不如人意现象的"万恶之源"，甚至把它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举相提并论，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观点不无简单和偏颇之处。②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才"。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士"。

② 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韬把它归之为科举制度似乎过于简单；统治者开办科举考试的最初动机应该说是为了培养统治阶级的合格成员，虽然在实际过程中它阻碍了人才的培养。

三、建立新教育的构想

王韬竭力抨击八股取士制度不合人性和事理是为了废除它以及整个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而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全新教育体系。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一贯主张"事求其渐进，道无贵乎欲速"的渐进主义者，其改革的目标虽具有革命意义，可从具体的改革方案看，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循序渐进、不求其速的特征。

王韬认为，改革旧式教育最好采用"先增新、后废旧"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即先突破一点，楔进新因素，以求局部改变旧教育的面貌，然后逐渐扩张，最后将旧教育，包括旧内容、旧形式、旧方法全部废除。他把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步骤一分为三，建议第一步暂不停止科举考试，而是在科举内容上略加调整，除首场考题照旧外，"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三场之策题宜以时务"；同时在制科以外，加设专科，以通达政体、晓畅实务者充其选。①王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寓变通于转移之中，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②第二步是废除时文考试，将教学和考试内容区分为才、学、识三途和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辨论时事、直言极谏十科，不论何途何科出类拔革，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同时于武科废止弓石刀矛考试，而改以学、艺、力三科取士，"学之大者，首在地理兵法，明乎山川扼塞，熟于行阵进取，料敌审势，屯营设伏，无不具有方略　此所谓大将名将才也：艺者如建营垒，筑炮台，制造枪炮器械，及一切攻战守御之具，因敌而施，无不布置有方，深中要害，此所谓能将才也；力者在乎发炮鸣枪，命中及远，洞坚折锐，荡决无前，此所谓战将才也。"①王韬还建议对那些捐纳出身的官吏和候补人员增加一次考试，考试内容为：沿海省份试以洋务西学，内地省份试以理财钱谷实事。王韬宣称，此举一来可裁汰一部分不肖、不才、不能者，二来可扩大实学西学的影响，有利于官场和士林学风的转变。

走完上面的两步，实用之学、实用之才虽然已经取得了立足之地，但这毕竟是旧房子上的"拆旧添新"，在体系或模式上总缺少重新构造的气韵。所以王韬建议还要走第三步，即在新的地基上建立全新的西方式近代学校。他推崇法国的教育制度说，法国教育有大学、国学、小学三级之分，而重点全在乎小学、国学，"通国市镇计有三万七千五百一十处，所设小学之数如之。设学经费半出于官，半出于民，入学肆习者，毋须自备束修，其地贫民无力延师者，子弟许在学中　小学国学中所习课程其目有五。一审求天主那稣两教中规仪道法；一考察律例；一明医理辨药性；一诵读诗书；一专攻艺术（指各种专门应用性技术一著者）此外，府州县镇中所有私设书塾不可胜数，皆以治杂学，习各技，各就所愿，群居讲肆　习兵法，开河道，造器物，博通古今，各国语言文字，历算，地理，史学，性道，图画，气机，无不涉猎其精粗，考究其本末。所以国中高材博识之士时不乏其人也。"②在这里，王韬思想中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中国不求人才兴旺便罢，若求人才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下"。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下"。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②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七，"志学校"。

兴旺，亦只有模仿西方，普遍设立各类新式学校，他在为中国统治者设计的变法自强方案中更明确地写道："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以为训习恰材之地"；"设立学校，以收教士之实效　当令士子日夜肆习其中，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其一曰文学　其二曰艺学　文艺两端，皆选专门名家者为之导师，务归实用，不尚虚文"。①旧式书院或私塾，教师知识结构简单而雷同，所授学问离不开四书五经和所谓道德人伦，教授者要么愚腐不堪，要么徒有文名，"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王韬所倡议的分门别类的教学内容、众多的专门名家、务求实用的学风以及国家提供的财力基础显然是传统教育不曾有过的新景象。他在竭力为西方式近代学校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开拓道路。

王韬为中国教育改革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方案，但他在1885 年以前始终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机会来从事教育改革的实践。他不知疲倦地呐喊，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新式教育的胚芽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当他听说近代中国西学大师容阂在广东香山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的时候，立即著文给以热情地赞扬和鼓励。他写道："乡设义学，教导有序，则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习文，资秉鲁钝者亦得工于艺，直可使野无遗贤，里无废人，其效之可观盖有如此者　将见义学之中岂无殊尤拔革之姿，足以破浪乘风，慨然抱宗教终军之志，驰驱异域，探求绝艺者。"②对新式小学教育的期待、奖劝和欢呼之情于言词中殷然可见。

近代教育的一大特征是把教学内容分为众多不同的科，分科授课。王韬注意到这一教育发展趋势，所以，他在倡议大兴普通学校的同时，主张根据现实富强活动的急迫需要建立某些专门学校，"国家于工农兵商各有艺塾，专宗艺学"。①他曾具体提及的专科学校有下述几种：1.外语学校。学习西方，与西方交际往来必须通彼此之情，而通彼此之情的首要前提便是掌握对方语言。王韬因此建议国家应于各口岸设立翻译学校，招士子及候补人员肆习外语，"果其所造精深，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王韬认为，中国只要能坚持办学十年，"则西国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舟车等专门名家之学皆可探其秘钥"。②2.武备院。旧式长矛大刀以及与之相联的传统战略战术已不能适应近代形势下战争的节拍，有必要予以改变，这就急需大量的新型将帅之才和具有一定现代知识和技能的士兵。王韬主张设立新式武备院即现代陆军学校来满足新形势的要求。武备学校专讲战斗、领兵、御边、山川地形、地理舆图、堵防、兵法、谋略、枪炮技术等实用之学。③3.水师院。中外相战，中国每失于海战，所以建立海军为中国当务之急。王韬提议应在中国各海口兴办水师院即海军学校来为中国未来海军提供合格的兵将。学校讲授船舰原理、航海术和海战兵法等。王韬相信只要中国真心肯学，未来的中国海军必有内卫中国海、进规西国海、与列强海军并驾齐驱之-日。④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了中丞"。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八，"徵设香山甫屏乡义学序"。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变法自强中"。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4.舵工馆。即船舶驾驶学校。王韬多次建议选择有经验的中国舵工水手入西方航海学校"精加习练"，等学有成就后返回中国教授生徒，以为扩充中国海军和拓展中国海外贸易培养航海人才。①5.艺术院。即工程技术学校或制造学校，专门录取"奇巧艺能之士"学习光化电重诸学和制造船舰、枪炮及其他各种机器之工艺。艺术院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务使器能自制"。②专门学校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富强运动的人才来源。王韬为此特别强调国家应在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给以足够支持。学校应有能力配备各种科学书籍、杂志、地图、仪器设备，及聘雇西方专家授课。在校学生应有相应的生活补帖和奖学金。学生毕业后也应有相应的功名以资鼓励。王韬断言，只要在上者真心奖劝，中国必然出现"上以此求，下以此应"的人人自奋局面，到那时，"中国人心之巧，安见不如泰西，将见驾乎其上且不难"。③对未来的乐观憧憬溢于言表。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提倡兴办近代教育的过程中，王韬还注意到传统教育从不予以考虑的妇女教育问题。他指出，西方各国教育成功的一大特点是男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如法国教育"不但盛于儒生而且教化下及乎女子，国中女塾公私并设，不节之流咸工笔墨而搁吟咏，琴歌画理，数学方言无不兼通，或有须眉而愧此中帼者"。①中国也应模仿西方，给予妇女广泛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他这样写道："西国重女教，立女书院，中国宜仿其意　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六经六学（"六经"指四书合为一经，加原五经并称之；"六学"指西学中几何学、化学、重学、热学、光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兵学、动植学、公法学等中的任意六项一本书著者注）。女之才者，贱得为贵，妻妇得为夫师。"②妇女接受教育是妇女解放以至整个社会解放的前提和标志。封建秀才出身、曾受封建纲常伦理熏陶多年的王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便提出让妇女平等接受教育不能不说难能可贵。总结上面的叙述与分析可见，王韬的教育思想是一种与传统教育思想及实践相背叛的新型教育思想，它在很多方面已达到或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高度：第一，在教育目的上，传统教育旨在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入--官僚队伍，片面追求所谓的道德修养和心灵完善。明德、知礼、尊君被当作教育的金科玉律。王韬则认为教育应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为现代化运动中的各行各业培养合格的实用人才。换句话说，王韬是一位"职业教育说"和"教育救国论"的信奉者，他的这种信奉后来衍化为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家的共同信念；第二，在教育内容上，传统教育集中于读史诵经、吟诗作词、模拟帖括一类空泛无用的"虚学问"。王韬则把"艺"、"技"、"实学"放在首要位置；第三，在教育对象上，传统教育过于狭窄，虽然各州县皆有县学，但受教育者皆为身列库序之士或诸生文童，因此，它实际上仍是一种"精英教育"。王韬则把教育对象下移，普及化，工农兵商、男女老少均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它是一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练水师"。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③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十六，"志学校"。

② 王韬：《救时刍议上》，见《万国公报》，第43 期，1892 年8 月。

王韬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不仅在封建官僚阶梯上无一官半职，而且遭到通缉，身为"圣朝之罪人，盛世之遁叟"。他接触西方事物又较早，是中国最早游历西方世界的先进人物。这些因素很容易促使王韬在思想上背离传统而走得较远。但是，王韬毕竟早年接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对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词章帖括等均有考究。他是在固有知识架构下去理解、去接纳西方事物和西方思想的。这一方面的因素又常常拖住他背离传统的步履，使他每走一步都显得艰难沉重。前面提到，王韬建议采取稳扎稳打小步前进的渐进主义手段从事教育改革是出于减少阻抗力的考虑，这是从王韬对敌策略方面讲的。若从另一角度看，它何尝不是王韬向传统的妥协。这种妥协来自于他的知识层积和情感中潜意识的无形牵拽。美国学者李文森（ J.R.Levenson）在剖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时曾提及，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有一个理智与情感的分离，即在理智上他们毫无疑问地承认西方价值，但在情感上便免不了对儒家旧说缱绻不舍。①王韬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中恐怕也有相似的情形。不管他理智上是如何憎恨传统，在情感的下意识中他时常回过头来欣赏一下传统的美妙。这是王韬教育改革思想中激进与渐进共生共存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