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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从维新到革命

作者:张海林 当前章节:15243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21:04

留学计划遭到摧残之后,容闳把注意力放到国内问题之上。他多次向清朝大吏上书,提出他的改造中国的最新方案。然而,由于清王朝害怕大幅度的变革会引发统治危机以及洋务派官员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容闳的这些方案大多被束之高阁,此后,容闳对清政府及其官吏失去信心,毅然投身于资产阶级变革中国政治的斗争。从康有力、梁启超的和平维新到孙中山、谢缵泰的暴力革命,他都乐意与役效力。甚至到了临终弥留之际,他还在孜孜以求地力新生资产阶级共和国操心设计。他的奋斗的一生向人们展示了一位伟大中国人不断探求、不断进取的优秀品格。

一、上书畅言改革

容阂在分析归国留学生的思想状态时曾说:"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比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①其实,作为老留学生的他自己,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容闳撤差回国后,似乎对一切都觉得看不下去。他到北京销差,竟然要为"循例尽谒政府中各重要人物"花去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弄得精疲力竭。北京城里交通落后,步行之外,只有既重且笨的骡车,而且轮与座厢之间没有弹簧,在车辙"深至数寸"的崎岖道路上行走"震动极烈"。街道卫生条件极差,"浊尘扑衣,秽气刺鼻,漫空涨天者,初非泥沙,乃骡马粪为车轮马蹄捣研而成细未,陈陈相因,变为黑色,似尘土也。飞入耳鼻毛孔中,一时不易擦净"。官民不思振作,以吸食鸦片为尚。烟馆林立于京中。凡此等等,都强烈地刺痛着他的那颗爱国之心。于是,在"地毯式"的拜见京中大老之后,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鸦片问题。他把研究的结果写成条陈,上呈总理衙门,希望清政府采择施行,以彻底禁止鸦片输入,灭绝中国境内之莺粟。可是,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却告诉他:"目前殊乏办理此事之人,故一时未能实行"。②容闳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容闳在北京住了三个月便感到沉闷得呆不下去。1882 年,他南下空气较为开放自由的上海,准备在这里再施展抱负。不料,到上海不及四月,容闳接到妻子病重的来信,匆忙赴美。此后四年,容闳为妻子治病和照管两个儿于花去了很多精力。 1886 年,容闳之妻玛丽。路易斯,克洛格不幸病逝,留下一个7 岁、一个9 岁的孩子。容闳思妻伶子,悲痛欲绝。此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郁郁寡欢,难以振作的状态。他自述说,1880 年后的几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顿觉心灰,无复生趣 计嗣后十年,以严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然而,生活的苦难之磨无法磨去容闳根深蒂固的爱国之心。1894 年,当中日甲午战争的烟云笼罩住衰弱的祖国之际,他在大洋彼岸再也按抑不住。他连写两信致昔日中国驻美使馆的同事、此时正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蔡锡勇,条陈对日方略。他提出与日本继续战争的方略有两条,即:"第一策:劝中国速向英伦商借1500 万元,以购已成铁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则日本在朝鲜之兵力,必以分而弱。中国乃可乘此暇隙,急练新军,海陆并进,以敌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一面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②强烈的爱国情感、坚决的主战态度在这里竟使他有点饥不择食,他想利用西方之虎来对付东方之狼。

蔡锡勇将容闳的方略立即报告给张之洞。张对容闳的第一策极表赞同,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0 章,《北京之行与悼亡》,第110 页。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0 章,《北京之行与悼亡》,第112 页。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0 章,《北京之行与悼亡》,第113 页。② 容闳著、徐风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0 章,《北京之行与悼亡》,第114 页。急电委派容闳赴伦敦借款1500 万元。容闳接电后即刻启程赴英。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交涉,借款草约基本完成。但是,由于李鸿章担心税款应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尚且不足,拒绝以海关关税抵押给英国,借款协议不能落实。而张之洞老好巨滑,见李鸿章势大气粗,又对此"置诸不闻不问之列",容闳因而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伦敦银行财团认为容闳欺诈他们,准备到伦敦法院控告容闳。容闳被弄得窘迫不堪,回走美国。

一到美国,容闳就给张之洞打电报请示进止。张让他立即回国。一心想对祖国有所贡献的容闳顾不得自家的困难,将读中学的小儿寄托给好友吐衣曲尔夫妇,自美乘船回国。这是他在离华13 年之后的再次回归。

1895 年夏天容闳抵达上海。这时,张之洞因刘坤一率兵北上暂代两江总督。容闳改穿官服前往南京谒见。会谈之中,张之洞问中国新败有何振兴之方。容闳回答:为了恢复中国的声望,使之成为强盛之国,理应采取一项新政策。中国必须即刻行动起来,并至少聘请四位外国人士作为外交、陆军、海军、财政等四部的顾问。他们可以为中国服务十年,期满之后亦可续聘连任。顾问必须是具有实际经验、才德兼备之人。对他们在任期内所提的好建议,政府应切实采纳和执行。另外,应挑选一些年青的有才干的学生在他们手下工作。这样,政府便可在西方的方法、原则和理念的基础上改造、完善中国的行政机构。①这是一个真理与谬误并存、理性与幻想共生的救国方案。19 世纪的中国面临着政治改革的困境。一方面,发自中国内 部各阶级,包括地主经世派、洋务派和农民革命领袖的改革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依旧处于贫穷落后状况;另一方面,境外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日益显露出它的优越性,连依照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原则移植在中国境内的西方袖珍本--租界也表现出传统中国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在这种背景下,容闳抛开狭隘的地域主义,把改造中国政治的希望放在外部政治模式的输入上,无疑具有高瞻远瞩的理性,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新型的留学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人物的崭新改革思路和学习西方的真诚与决心。把改革、开放、引进人才和学习西方扩展到政治领域标志着对中国政治改革困境的突破。但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具有西化思想的容闳却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充当"中国的老师"的同时,还充当着"中国的侵略者"的角色。他们绝不愿意只帮助中国改革政治经济而不享受任何利益。中国人民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反对西方的侵略和控制。从这一点上说,容闳的上述救国方案的确含有极大的冒险性,反映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识的片面、欠缺和他思想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特征。

对容闳的方案,老于世故的张之洞不置可否,其情形犹如一块"只能吸水不能吐水的干海棉"。容闳见此,非常失望。张之洞也无心与他再谈,委任他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闲差。以后,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张之洞返回武昌。容、张二人从此没有再见过面。

容闳不愿在刘坤一属下任白领薪水的闲差,三个月后,主动辞职。在中国官场中,此举显为"不敬上官之举",有人劝他不必如此。但容闳大志在胸,无暇顾及这些官场大忌了。

① YungWing,MyLifeinChinaandAmerica,P.230.1896 年,容闳回到上海居住。他是闲不住的人,至沪未几日,便打算在中国设立一个能够扶助工商发展的国家银行。他找来美国的《国家银行法》和1875 年公布的《美国改订法及附录》,与留美学生黄开甲一道将其译为汉文。随后,他怀揣银行计划带同黄开甲离沪赴京,找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商讨建立国家银行事宜。

张荫桓原是容闳的老相识。他在18S4 年至1888 年担任中国驻美公使时,与居住美国的容闳时相过从。张氏的《三洲日记》中有多处有关与容闳一道讨论问题和参观美国企业的记载。他听过容闳建立银行的设想之后极感兴趣。经过两人仔细磋商,写就了一份详细的条陈上呈给光绪帝师傅、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翁同龢也表示赞同,将容闳所草条陈及相关章程遍发户部同僚,征求意见。数星期后,由张荫桓署名写成正式奏折上奏朝廷。因有翁同龢从中帮助,清廷很快批谕准许开办。

容闳的国家银行方案包括《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和《续拟银行条程六条》等文件,其中以《银行总纲四条》为核心文件,概括了容闳开办银行的总体构想和推行办法。它这样写道:

一、开办事权

银行仿自泰西,英法诸国,屡经改革,愈变愈精,要以美国为最善。日本银行,亦多采之。今拟参仿美国银行章程,先设总部于京都,续设银行子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总银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额,统由户部筹拔。钦派大臣督办,并专派大员总办。分银行即由督办、总办陆续招商集股,择地开设。所有总行、分行,一切应办事宜,随时拟定,咨明户部办理。

二、印发券票

泰西有国债券,无论数千百万,皆由银行筹缴,付息借商民之财,而给以凭据,名为借券。银元能行市面,而代以纸币,名为银票。此两种均由总银行用机器制造,或暂时先往外洋定造,借券年息五厘,以备各银行缴银领券。凡有商民愿买,亦可照买。银票照资本定额,如以一千万元为本,应提六成六百万元存库,此六百万之中,又以八成制为银票,计480 万元。票内载明有库款存抵,本多票少,随时兑现,与空出纸币者不同,自无折阅之虑。通过各省,可抵钱粮,缴归藩库,即可作京询起解。开办之后,京外流通,资本愈厚,即照章加发银票。该票之钢模定鉴,纸张定造,经数十手而成,正面华文,背面西文,花纹工细,断难仿冒,仍由户部编号加戳,然后通行。每月已未发各若干,详注册簿,发出银票,设或日久破损,准换新票,所缴旧票,点明号数,对众销毁。

三、扩充公行

总行既拨官款,分行应招商股。京都繁盛,可设分行数处,各省会及通商大埠,如上海等处,次第招商开设。泰西因领用券票,称为国家银行。今请设立牌号,称为某某官银行。如集股十万元,应先缴银三万元,给与借券,如缴银之数股本多,则借券递加,总合股本三分之一为度。此项借券,于各处官银行开市时,仍缴存总银行,制给凭单,每年给与年息五厘,核照所缴借券之多寡减成。另领银票,所减成数,又以股本多寡,酌定等差。股本五十万以下旨,照听缴借券领银票九成,五十万以上者八成,百万以上者七五成,三百万以上者六成,如此则股本愈多,而所领银票之成数愈减。此项银票,需用若干,系于总银行额设四百八十万元银票之外,另行随时印造。万一分行亏折,已有存总行之借券抵保,且为数多于银票,除抵偿外,尚有余款,以备派员查账等用。再有盈余,仍给还各股商,并照西例,凡银票存项股本,每年正月七月,收税两次,每次通扯银票,已用出者,收税五毫,存项二毫半,股本二毫半,合并一厘,两次共计二厘,收税极微,与生意无碍。其余未领借券之票号钱庄,如有愿改官银行者,亦准缴银领券,一律办理,其牌号悉听照旧,无庸更易。

四、兼管铸造

现在铜钱日少,而金银两品尤阙,拟由京都总银行制造金银钱。近日金钱一项,外洋交涉渐多,其分两成色,务与西式一律,庶中外通行,不致因金价失灵而折阅。审是,则需金日多,金矿宜尽力开采。土法淘洗,所得无几,宜聘矿师。购机器,广开以期迅速。所出之金,统运京都铸钱,不得私售出洋,以杜漏厄。此中收回利权不少。若矿金不敷鼓铸,自可稍待时机,且先铸银元以便民用。现查各省官局己铸银钱,其成色高低,务宜一律,设有参差,关系甚大,请饬将各省新铸式样,送总银行查验,其每年新铸若干数目,亦须咨报,以凭稽核。①在中国近代,提倡兴办银行的不乏其人,在容闳之前,洪仁歼、王韬等都曾为此大声疾呼过。但是,能象容闳这样以西方银行法和有关条规为蓝本,把兴办银行的空洞口号落实为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案的却绝无仅有。在容闳的多达数十条的方案中,关于银行的权责、股本来源、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与破产赔偿、征税额度与办法、总分行关系等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甚至连所发借券、银票的样式都附以草图作了说明。因此,它是中国近代最完备、最详尽的兴办银行的方案。它把中国人创办自己的银行的理想朝现实化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

容闳获知清廷批准了他的建立银行的计划后,立即着手购买地皮,选择办事人员,并准备受命赴美与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调查设立国家银行的最佳方法。可正在他兴致勃勃地四面张罗之际,斜路里杀出一个"搅局"的盛宣怀。

盛宣怀时任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他害怕容闳设立银行的方案会阻碍他对中国金融的控制,立即致电翁同龢,请求暂缓实施容闳的银行计划。随后携带巨款赴京,对在京王公大臣和大太监李莲英展开贿赂攻势,要求由他来开办官办银行。奕、李鸿章等全力支持盛宣怀,翁同龢也改变态度。1897 年4 月,总理衙门正式电告盛宣怀,同意由他开办国家银行。容闳以西方银行为模式建立近代银行的计划从而宣告失败。

容闳虽然为此次失败猛烈谴责清朝官场的贪污腐败,但还没有就此失去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他很快又草拟了一项中外合资建筑津镇铁路的计划。计划拟改变过去只招收华股不招收洋股的保守做法,提出要让华股洋股合作,共造铁路,分享利润。①容闳的铁路计划得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支持。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将容闳的条陈全部发表,并附加案语说:"至办铁路,但借西人之资,即以铁路余利为息,并按年除本,逮计年后,即可本利清还,尤为权自我操。"②康有为也说:"容乃请筑津镇铁路,吾实助之。"③但最后却由于德国的抗议和张之洞因害怕与芦汉铁路形成竞争加以阻挠,此项计划再次功亏一篑。容闳不无挽惜地回忆说:"予之国家银行计划,既为盛宣怀所破坏,乃另改方针,拟向政府请求一筑造铁路之特权。予心中所欲造之铁路,为由天津直达镇江。天津居北,镇江居南,在扬子江口,两地相距,① 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曾将容闳的有关银行章程分别发表于《时务报》第九册和第十册。此篇见于第九册。

① 《客观察闳铁路条陈》,《时务报》,第十册。

② 《时务报》,第十册。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21 页。以直线计,不过五百英里。若绕山东,过黄河,经安徽,以达湖南(当作江南),则此路须延长至七百英里。予所规划之路线,则拟取其近者。惟德国政府抗议,不允有他线经过山东。谓山东造路之权,为德人所专有,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云。此种理由,殊为奇特。任翻遍中国法律或国际法律,皆不能得其根据之所在。但彼时中国国势屠弱,不能提出此问题,以争回固有之主权。而外交部中,亦无人能引证条文,驳斥德国要求之无理,深恐惹起国际交涉,一惟外人之命是听。以故政府只许予造一曲折之铁路,即上所云绕山东过黄河者。予极力欲成此事,遂拟以此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乃政府又命予招中国资本,不许外人入股,且仅限予六月之期。六月之内,若不能招齐路股者,则将特许状取消。当彼时中国资本家,欲其出资任股以兴造铁路,殆难如登天。予既明知此事势有所不能,遂不得已,复将此铁路计划舍去。"①显然,是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干预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保守性限制联合剿死了容闳的铁路计划。这一次的失败动摇了他对中国封建官僚和西方列强的幻想,使他开始考虑改走其他途径来拯救中国。

有部分学者认为容闳倡办津镇铁路是受了美国资本家"怂恿"的结果,因此容闳不过是充当了一次美国资本家的"买办"而已。②这种观点是颇难令人信服的。事实上,代表美国资本家利益的美国政府并不支持容闳的铁路计划。在遭到德国政府的反对后,容闳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支持,幻想"以夷制夷"。但是美国国务院却以否认容闳的美国公民资格作为答复,拒绝支持容闳。①笔者认为,容闳对祖国的忠诚或爱国心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救助中国、振兴中国。正如吐依曲尔评价的那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②① 容闳著、徐凤石、浑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1 章,《未次之归国》第120-121 页。② 孙毓棠:《抗戈集》,第181-186 页。

① EdmundH。WorthyJr,YungWinginAmerica,PacificHistoticaIReview,vol.34,N0.3.② 吐依曲尔:《西学东渐记》代跋。

二、参与戊戌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受国耻的刺激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成功的启示,不再满足于洋务运动修修补补的"皮毛之变",提出了改革中国政治、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要求。1895 年5 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有一千多举人参加的"公车上书",第一次将这一要求落实为政治行动。随后,政治性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相继建立,呼吁政治改革的刊物《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报》等纷纷创刊。至1898 年6 月,光绪皇帝终于采纳康有为的主张,颁发了一系列实行新政的上谕,从而把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推进到最高潮。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容闳已经是一位整整70 岁的老人了。然而,他绝没有因此而袖手旁观。他几乎参与了康、梁维新派一切活动的策划,并竭力影响这场运动的方向。保国会成立的第一天,容闳亲自到场。"百日维新"时,他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①康有为在这期间所上呈的奏折里面有许多内容是在与容闳商量以后写成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之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可补救 既与常熟(指翁同龢)言,荐容纯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又草折二份,交御史宋伯鲁、陈其璋上之。枢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②"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所上的请计全局以筹巨款折也说:"皇上若用臣之策,统筹全局,编举百度,则可大借公债,以六万万两为额。吾国先办国家银行以募之,分立银行于纽约、伦敦,而募于美国为尤易。江苏补用道容闳,曾使美国,可用募入。既得如额,海陆军、铁路、民政、刻期举办,限定岁月,应支之额款各万万计,皆未即尽需也。可以分立举国各地银行,及劝业银行,以惠农工焉。以此六万万存贮总银行,而改定金市,发行公债纸钞,增长倍数,听民间银行以实业押款,则国有市十万万,常行流通,其昔者借款以偿日赔款,皆可筹还,以轻债息,而民间得十万万灌输,则工业盛,而商业荣,农矿林渔垦植随之而兴,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致也。"③康氏主张中的发行公债、向美借款、设立国家银行、开办分行、发行纸钞等与容闳设立国家银行的建议并无区别,康、容在此之前显然有过磋商。

容闳之所以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除了因为他对洋务派官员已经非常不满以外,还有其对光绪皇帝存有严重幻想的原因。他此时的思想状态与康有为的一样,把光绪皇帝看成了中国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以为依靠他的力量就可以在中国实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改革。他说:"光绪当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 后人读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其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天之诞生光绪于中国,殆命之为中国革新之先导,故其举措泅异常人,洵伟人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2 章,《戊戌政变》,第122 页。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1-162 页。③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66-567 页。

也。"①这是一种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政治且潜藏着危险的糊涂认识。果然,一百天不到,光绪皇帝就在慈禧太后的反扑下被囚禁起来,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容闳自己在一夜之间都成为犯上作乱的通缉犯。

北京政变发生后,容闳首先想到的是帮助其他维新志士逃离险境。他立即致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求他设法救助梁启超。②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去见美国公使以设法救助维新党人。《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道:"容纯甫欲请美钦使,然以其无兵,无济干事,却之,天将明乃睡。(初四)九点钟起,访李提摩大与谋,英公使亦避暑北戴河远出,无能救者。"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也记载说:"9 月31 日(阴历八月初六)梁启超及谭嗣同私自见我,对我说已经有谕捉拿他们。我们商讨办法保护皇帝,他的性命在极危险之中。我们决定了由容闳去见美国公使,因为他是美国籍民;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而我自己去见英国公使,使他们立刻去设法保护皇帝,但是不幸的很,美国公使已去西山,英国公使在北戴河。"①后来,堤骑满街,容闳自己没有办法再藏匿北京,匆忙奔赴上海,躲在租界里达数月之久。 1899年,再转香港,这才彻底摆脱了清廷的追捕。

容闳虽然逃亡在外,心却还在中国的维新事业。大量史料说明,容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依然与康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康有为在出逃后,曾致函李提摩太,并附函致容闳讨论国事。②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后,在与日本外务省官员志贺重昂的笔谈中,说到他们有一个联络英、美形成一个"日清英米(美)四国联盟之局"的方案,并说为达此目的容闳将与康有为一道赴英、美活动。③ 1900 年3 月底,容闳在新加坡与康有为磋商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进行起义之事。④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容闳就是这样走南赴北,不辞劳苦。而这时他已经是70 多岁的老翁!

1900 年8 月,唐才常等人利用义和团于北方给清政府造成的困境在长江流域策划自立军起义。自立军以"勤王"相号召,遥奉流亡在外的康有为为精神领袖,试图以武装起义推翻慈禧统治,扶持光绪帝复出,继续戊戌年未完成的维新事业。起义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召开"国会",以作为联络各派政治力量的旗帜和奠定起义后组建政府的基础。容闳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的筹划工作。上海国会召开时,他冒险前往上海参加大会。在会上他"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之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①与会者章炳麟记载说:"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并说所发表的中国国会宣言是"容闳手笔"。②显然,容闳成了这次大会的核心人物。

容闳起草的国会宣言主要内容有:"中国独立协会,鉴于端王、荣禄、刚毅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拳以败国,是以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22 章,《戊戌政变》.第122 页。② 《康南海先生墨迹。程淯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21 页。①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77 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414 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31 卷,第1 册,第705 页。

④ (美)史扶林著,丘权政等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94 页。① 孙宝值:《日益斋日记》,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40 页。②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05.110 页。

权,将欲更始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之乐利,端在起复光绪皇帝,立 20 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生命财产,均力为保护,毋或侵害,望我友邦人民,于起事时勿惊惶。"③宣言内容反映了容闳作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员而固有的两面性格。他一方面要求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立宪政府,可另一方面又表示要恢复光绪皇位,承认外国侵略者一切既得权益。但无论如何,宣言所主要表述的要求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主张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国人民追求富强与民主的热切愿望。这次会议全体通过了容闳起草的宣言,并投票选举容闳为中国国会的正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会议确定容闳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外交和购运军火。为此,他曾将国会宣言译成英文,设法争取英美等国的外交支持;①又曾秘密购买外洋军火偷运给自立军,并试图策动张之洞在长江一带成立中国独立政府。②1900 年8 月初,自立军起义策划就绪,候机待发。张之洞突然下手,阴谋诱捕唐才常等领袖人物。起义不幸归于流产。容闳再次成为清朝指名通缉的政治要犯而流亡海外。容闳在中国境内振兴中国的努力宣告结束。

③ 尚秉和:《革命源流》,《辛壬春秋》,卷三十三。

① 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一辛亥革命在两湖)(1982 年,中华书局版)第30 页。② 参见袁鸿林:《容闳述论》一文,《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3 期。

三、跃入革命洪流

容闳早年虽然认同和平的改良主义路线,但思想中亦不乏激进主义的因素,这从他第一次回国时冒险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贡献方略、在美采购机器时毅然赴华盛顿报名当兵可以看得出来。以后,随着他和平改造中国计划的不断碰壁,他思想中激进因素逐渐发展增强。他在1900 年能够积极参加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由和平改良走向武装革命的自立军活动,也说明他至迟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排斥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以拯救中国的革命方法。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就已经与革命党人有过接触。他曾对人说过,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与他"访谈数日"。①他自香港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国会开会时所带的助手容开,既是他的小堂弟和作监督时的学生,也是孙中山在日本和欧洲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随从。容开与孙中山在1891 年就已结识,是兴中会的老会员。②容闳在上海国会上被人当作康、梁和孙中山的双重代表而当选会长正是他与孙、康均有关系的佐证。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对清政府的幻想更趋破灭,思想中的革命倾向也更加明显。 1900 年9 月上旬,他又在逃亡日本途中,于轮船上巧遇从广州出逃日本的孙中山。③这次相遇和会谈最终坚定了容闳投身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信念。他在1901 年曾对青年学生刘成禹说:"孙逸仙宽广诚明有志,予勋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④这段充满赞许和倾慕之情的话标志着容闳已经实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容闳倾向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参加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等人策划的"大明顺天国起义"或"洪全福起义"。

洪全福,原名春魁,为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族人,早年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政权失败后,逃亡香港。兴中会会员谢缵泰为了联合会党进行反清斗争,推举他为起义的军事领导人,准备于1903 年1 月28 日在广州起义。容闳获悉此事后表示全力支持这次武装起义。他并且提议由他来负责外交方面的工作,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授助。谢攒泰喜出望外,经过与另一起义策划人李纪堂商量,拟推容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①1902 年5 月16日,容闳身负革命党人重托,自香港启程赴美,展开对外联络工作。同年9月19 日,容闳收到谢缵泰写于8 月份的来信,该信请求容闳"在美国组织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支持"。9 月21 日,容闳复函谢攒泰,表示"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能力来满足您世界彼端的要求。尽快把暗号或密码转送给我,这是我们通讯必不可少的附属品"。②12 月19 日,容闳收到了谢缵泰的信和密码,12 月22 日,他复信谢缵泰。③①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15 页。

② 李喜所:《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199 页。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关系),卷一。④ 刘成禹:《世载堂杂忆》,第115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71-72 页。

② 容闳信函收于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TscTsanTai,TheChineseRepublic:SecretHistoryoftheRevolution),(HongKong,1924.)。

③ 容闳:《1902 年日记》,英文末刊稿,藏美国康涅狄格州图书馆。转见于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3 期。

估计这封复信没有到达香港,起义就因为有人泄密而归于流产了。

此后一段时间,容闳与谢缵泰失去了联系。但他并没有停止反对清王朝的活动。此时,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都在美国有过活动。容闳试图将康梁与革命党人拉在一起进行反清斗争,以壮大革命的声势,因而与康梁都有所接触。他曾与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界人物布思(CharlesBeachBoothe )联系,帮助康、梁训练维新军。后来,他发现康有为的主张与革命派的主张实在无法凑合在一起,断然与康、梁路线分道扬镳,坚定地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容闳对保皇党的公开抛弃和对革命党人的明确认同大约始于1908 年。如这一年他在与谢缵泰重新取得了联系后致函表示了他对康有为的严重不满。①在1909 年初写给布思和荷马李的信中,他也多次说到康有为不可信任,谴责康将华侨捐款中饱私囊,认为孙中山才是中外人士最可信赖的革命家,大家应该帮助他实现理想与计划。容闳还提出了一个叫作"红龙一中国"( RedDragon-China)的计划,估计约需500 万美金、10 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才足以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革命。②此后,他多次致函正在新加坡活动的孙中山,建议孙与荷马李和布思会面。经过他的穿针引线和精心安排,1909 年2、3 月间孙中山与荷马李和布思在美国洛杉矾举行了多次会谈,这些会谈大致达成了五项协议,即:

一、暂停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不足的起义,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的起义;

二、以孙中山名义委任布思为中国革命党人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办理向纽约财团借款事宜;

三、在美国训练军官若干,以充实军事力量;

四、借款总额为350 万美金,分四次支付;

五、筹建临时政府。

③对达成这些协议,容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双方的"信用人"。

至于孙中山此时在美国的活动和提议,也多依据容闳建议而为之。

布思的借款计划后来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成功。但这些会谈看来还是影响了后来孙中山的斗争策略。如他改变了过去起义遍地开花而又旋起旋散的做法,集中力量于1911 年4 月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

容闳是在80 岁左右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他在人生末年所进行的拯救中国的最后一次努力终于在1911 年结出了果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是,当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时,83 岁高龄的容阂已经春蚕丝尽,卧床不起了。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容闳也没能停止对革命事业的关怀。他于1911年12 月在病榻之上给国内的革命者写了一封长信,此信反映了容闳临终前的思想状况,概要如下:上天呼唤你们来领导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它已经在短短的期间内,使满清政府不得不跪下求饶。

一方面,你们一直为遭受压迫和抑制将近三百年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着想,呼求一个共和国,给他们自由和独立,以作慰藉。现在,你们已经把满洲人推翻,不管那些政治骑墙派的言辞可能多么漂亮,好象多么有理,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① TseTsanTai,TheChineseRepublic:secretHistoryoftheRevolu-Tion.② CharlesBeachBOothePapers。该文书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此据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3 期。

③ 参见《孙中山年谱》(1980 年,中华书局版),第106-107 页。

标。他们会对你们说:君主立宪和你们国家的过去情况更为一致,和你们的民族传统和习惯观念比较协调;有了君主立宪,同时设立一个枢密院,由袁世凯这样的人当内阁总理来领导它,这样,保证你们在政治上会得到一切可靠的希望。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他们这套。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他在1898 年不是背叛了他的主人光绪皇帝吗?他是最受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帝的崩溃,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他想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起撵走。

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声音,你们就对了。

但是,在我心里还有另一个微小的声音,那就是:你们互相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紧密团结起来,这是绝对必要的。在任何情况和理由下,你们都不应该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

我无需向你们描述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悲惨后果。你们自己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自相残杀的战争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而英明的上帝本来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想想你们的革命给你们和子孙后代开辟了一番多么壮丽的事业!在辉煌的胜利背后看到潜伏的危机,于战争尘埃未落定之前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前行的方向,容闳的信文几乎全切中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这不仅表明容闳始终在大洋彼岸关怀、注视、研究着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表明83 岁高龄、体弱多病的容闳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同凡响的政治洞察力。他所提到的袁世凯的狡滑阴险、革命党人的分裂与争夺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破坏等三个因素正是后来辛亥革命走向失败的三重原因。象容闳这种在人生晚年仍能保持对进步事业的热情并且保持犀利眼光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罕见。

1911 年12 月25 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着手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容闳得知消息后,感到非常振奋。他致函老朋友谢缵泰,请他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并代向孙中山表示他的"衷心的祝贺"。他还告诉谢缵泰,他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这个新共和国"。①在另一封写于逝世前一月的致友人书信中,他甚至还在表示要为编纂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而尽心竭力。②对革命的忠诚、对共和国的热爱浸透这一时期容闳的所有书信。革命党人没有忘记大洋彼岸他这位"本党老同志"。早在1899 年,孙中山就曾有过推举容闳为中国资产阶级各派联合组织总会长的提议,认为容闳是中国"众望所归的领袖"。③在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后,孙中山又郑重致函容闳,请他归国担任要职,信中写道:"容闳老先生伟鉴:当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达之目的将达之际,逖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之异域,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4-325 页。

① 《1911 年12 月29 日容闳致谢缵泰函》,附载于TseTsanTai,TheChineseRepublic:SecretHistoryoftheRevolution.② 《1912 年3 月23 日容闳致某友人函》,原信为英文,译文刊于《太平洋报》1912 年8 月1 日,此据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3 期。

③ 《孙中山全集》(1981 年,中华书局版),第一卷,第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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