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坎坷的仕途　　一、出仕.2

万历十四年汤显祖和梅鼎祚在南京重叙。梅鼎祚出示他的新作《玉合记》的若干出。汤显祖为他写了《玉合记题词》。到此为止，汤显祖的作品只有《紫箫记》。汤显祖《玉合记题词》说："《玉合记》和他的《紫箫记》相比，"并其沉丽之思，减其秾长之累。"后一句是他的自知之明，前一句可说含蓄地指出《紫箫记》给予《玉合记》的影响。"梅生传事而止"，而汤显祖则不以此为满足，他在戏曲中大胆地干预政治，即使由此而引起纠纷也在所不惜。当初春日园林中的两棵幼树，差不多同生共长，外表相似，而后来成材大不相同。不管怎样，他们的青春友谊仍然不失为戏曲史上的佳话。

五、《紫钗记》

《紫钗记题词》说："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作者万历十五年（1587）《京察后小述》诗说："文章好惊俗，曲度自教作。贪看绣舞，惯踏花枝卧"。这本戏曲的创作当在此年前后。据臧懋循改本《紫钗记题词》，作者自署万历二十三年春。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可能又在付印前对它作了最后的润色。

《紫钗记》据未完成的少作《紫箫记》修改而成。从两者的人物、部分情节和曲文的相同之处看来，《紫箫记》里值得保留的东西可以说都被保留下来了。另一方面，《紫箫记》中习见的大段骈文被删去，每出戏组成的曲子大为精减，封建文人的游戏笔墨或者不再出现，或者改为少见。华丽的《文选》式的词藻、对仗、骈句和典故逐渐压缩，明白如话或较少用僻典的曲文和对话相应增多，这都是汤显祖艺术才华日益成熟的标志。这个趋势清晰地从《紫箫记》贯穿到最后的《邯郸记》。

《紫钗记》的曲文仍然过于浓艳，像《紫萧记》第二十四出《北寄生草》（"这泪呵，漫颊垂红缕"）那样像咏物短赋的曲子，作者还是嗜痴成癖，不忍割爱，重新安置在《紫钗记》的第二十五出里。但就大体而论，《紫钗记》比《紫箫记》已经更多地考虑到剧情发展的需要，曲文比较接近干本色。像第三十九、四十九出的曲文就很明快，神情声态历历如在眼前。所谓本色，决不是要求作家放弃自己的个人风格而流于凡庸。文采和本色或雅俗，都是相对而言，不可走上极端。《紫钗记》第八出［三学士］曲描写霍小玉回忆她和李益在元夕灯下相会：是俺不合向春风倚暮花，见他不住的嗟呀。知他背纱灯暗影着蛾眉画，还咱个插云鬓分开燕尾斜。猛可的定婚梅月下，认相逢一笑差。

由于声律和格调规定较严，也由于意境和艺术效果的特殊需要，诗词曲的语法本来可以和散文有所不同，这差不多已成常识。上面引的曲文，既无典故，又无难词，"背纱灯"和"插云鬓"两个对句略有参差而显得十分自然，看起来明白易懂，而又令人玩味无穷，可以说是佳作。同时代的戏曲评论家臧懋循却以为"倚暮花"三字费解，将第一句改成："俺不该事游耍"，曲家吴梅指出，这是"黑漆断纹琴"（《顾曲座谈》第四章），令人兴味索然。李益久别不归，丫环浣纱献计"出个招子贴在长安街上：某年某月某日，有霍王府小玉姐，走出汉子一名李益。派行十郎，陇西人也。官拜参军，年可二十多岁。头戴乌纱官帽，身穿紫罗袍，腰系鞓金宝带，脚踏倒提云一线粉朝靴。身中材，面团白，微须。有人收得者，谢银一钱，报信者，银二钱。"这样的说白放在任何戏曲作家的集子里都不会相形见绌。为逐渐摆脱传统文人的旧习，作家正在探索新的创作方法，并且取得成就。

《紫钗记》增加了唐人小说原来没有的历史背景。一是李益和幽州节度使（戏曲中改为关西节镇）刘济（戏曲中改为刘公济）的关系，后者原是封建割据者，戏曲把写成爱才的正面人物，以他和卢太尉作对照。一是小说中并无特殊权势的卢氏被改写成实有其人的奸相卢杞的胞弟，官居太尉之职。太尉其人完全出于虚构。史载李益是前丞相李揆的孩子，而李揆曾被卢杞排挤，以青年旧德而出使西番。作者把这个故事略加改变，移到李益身上。不是凭空搜造，而是在史籍中找出一星半点的依据，然后就在这上面添枝加叶，移花接木，随意加以生发，或者只是为了逗人一笑，或者含有深刻的寓意。这是汤显祖安排情节的巧妙手段之一。只有十分熟悉历史故事而又不受它们拘束的作家，才能这样挥洒自如，左右逢源。

《紫钗记》比初稿更多地取材于唐代蒋防的《霍小玉传》。除新增的情节外，可以说只有结尾例外。要了解汤显祖的改写意义何在，先得了解小说的原来面目，它的成功和失败。

小说把唐代社会所实有的那种妓女当作良家妇女中特别尊贵的郡主来描写。但是，一则李益是"博求名妓，久而未谐"；二则媒人对李益介绍霍小玉时说："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仙人正是唐代妓女的别名；三则李益那么轻易地得到她，连婚礼都不需要举行，后来又是那么随意地抛弃她　这些描写足以说明"故霍王小女"只是假借的名份，实际上是妓女。李益对霍小王始乱终弃反映当时世家子弟玩弄女性习以为常，既无法律制裁，又不受舆论的非议。小说对为爱情而殉身的霍小玉形象写得那么真挚可爱，那么令人同情，这是对当时封建婚姻制度和不公正的社会习俗的批判，在当时是有意义的。缺点是妓女和郡主的形象混淆不清，人物描写不够完整。

从某些词句上看，唐人传奇里那些容易引起误会的句子， 如"有一仙人谪在下界"等，《紫钗记》还没有删除净尽，但从戏剧所展开的人物形象来说，霍小玉已经比较肯定地写成了良家少女，不再轻易事人。她和李益初次相见是在上元节的灯月交辉的晚上，趁坠钗、拾钗的机缘，倾吐了彼此的爱慕。这些描写还补救了唐人小说的另一缺点，小说把他们的结合完全归之于第三者的撮合，相形之下当事人反而比较被动。在戏曲中，当李益久久不归时，霍小玉仍然痴情一片，并不绝望。尼姑和女道士的花言巧语在她的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她以变卖首饰的大部分所得作为布施，为的是祈求神灵护佑。为了寻访丈夫下落，她舍得把紫钗也卖了。她一旦知道卢太尉小姐要和李益成亲而把紫钗买去插戴时，她把卖得的百万钱财全都撒在地上。当她的友人义形于色要前去责备李益时，她又把这些钱财送他作酒资。霍小玉自小娇纵，缺乏人生经验，她为了爱情什么都可以割舍，万贯家财被她弃如粪土。她的为爱情而献身的形象既非《紫萧记》所可比拟，也比唐人小说更为丰富多采。

侠义的黄衫客本是唐人小说的创造，但是只有在汤显祖笔下才成为真正出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在小说里，封建婚姻制度及其牺牲者的矛盾表现为李益负心和霍小玉多情的冲突。黄衫客把李益带回到霍小玉面前，用八方计谋二分强力，干涉并未改变悲剧的结局。以小说而论，这样处理很好，它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比《紫钗记》集中而有力。但以黄衫客这一人物而论，小说关于他的一切描写仅仅是插曲性质，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在《紫钗记》里，李益并不完全无情负义，他久久不归，是由于卢太尉的劫持。原来封建婚姻制度及其牺牲者的矛盾，一变而为多情的霍小玉和卢太尉之间的矛盾，也即人民大众和封建特权阶级的矛盾，从而使得戏曲的社会意义超出爱情问题之外。李益则在霍小玉的爱情和卢太尉的强力之间徘徊不定。要压倒卢太尉的特别显赫的权势，黄衫客就不能停留在唐人小说所写的水平上。在戏曲的最后几出，黄衫客只是倚仗他的非凡力量，才从劫持者手里把李益交还给霍小玉。悲剧之所以变成喜剧，他是决定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一当霍小玉和李益初次相见时，黄衫客就出场了。在仕女游乐的上元夜，忽来忽去的黄衫客一群人给绮丽的场景带来了豪迈的气氛。即使在他不出场的第十出，依然感到他的巨大力量的投影。作家如此着力描写的黄衫客并不代表实有的任何社会力量，而是出于幻想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他在全剧的作用有如法聪、红娘之于董解元《西厢记》。他们不仅是作家主观愿望的产物，同时也是在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压迫下，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自由解放的社会意识的升华。但是黄衫客毕竟是法聪、红娘的旁系亲属。法聪、红娘直接来自民间，黄衫客则仅仅成形于民间文学的影响之下，是间接的关系。从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汤显祖的思想局限。卢太尉所代表的封建特权阶级是应该反抗的，但是怎样反抗，谁来反抗？依靠社会的上层自行调节呢，还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由于汤显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他不可能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黄衫客既不是法聪，也不是红娘，他的力量来自宫廷。《紫钗记》和董解元《西厢记》的成就不同，正如黄衫客和法聪、红娘的不同。《紫钦记》的长处和缺陷都可以在黄衫客身上得到解释。

新科状元李益因为不愿参见卢太尉，就被派到边境的军队里去供职，期满以后又改调孟门，使得夫妻久别不能团圆。这是唐人小说没有写到的。以这一情节和汤显祖因触件执政而不得中进士、不得选送庶吉士考试的事对照起来看，可以说这是汤显祖第一次把他对时事的不满反映在戏曲里面。作家藐视权贵、敢于反抗的斗志在黄衫客身上初次放出光芒。这个主题在后来的剧作《牡丹亭》、《邯郸记》中继续得到发展。

男主角李益的形象从他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加以揭示，使他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如实地得到表现。可说这是全方位的立体描写，同作者单方面的叙述和交代全然不同。在卢太尉面前，李益既不隐瞒他已经结婚，又从未答应愿意同卢小姐成亲；冒名的鲍三娘在他面前挑拨离间，说霍小玉已经另有新欢时，他却贸然置信，不加怀疑；黄衫客认为他是负心汉，将他从卢家的劫持中解救出来，送还霍小玉时，他却不好意思同她相见　总之，李益无负心的事实，而有薄情的嫌疑。在同类型的典型人物中，他既不是《琵琶记》的蔡伯喈，也不是《荆钗记》的王十朋，他是一个全新的创造。

六、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万历十七年（1589），汤显祖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四十岁才做到六品官，上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毕竟是升上一级了，仿佛初春的天气也为他而提早回暖。他特地去朝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他的《迁祠部拜孝陵》诗说："臣心似江水，长钟陵云。"哪知昏庸的皇帝朱翊钧懒得设朝，连升授官面谢的仪式也被免除，朝廷越来越不像话了。

继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直隶、浙江等省两年灾荒之后，这年夏天，南直隶、浙江又遇到严重的旱灾。最富庶的太湖沿岸变成赤地千里。沿边湖水干涸了，露出大片开裂的土地。

南京的池、井和河道都枯竭了。一家人买水就得百来文钱一天。汤显祖身患肺病，受不了酷热，告假搬到燕子矶外弘济寺去避暑。看见门口滔滔的长江水，似乎舒畅得多了。他没有忘怀整个城市在闹水荒，家家户户都在受难。他在《六月苦旱渴，偶就弘济寺得江水饮》诗中表达了他的愿望："安得取水龙，倾城此囊括。"饥荒与死亡的阴影在明朝统治下的全国各地徘徊。灾荒引起的惊心怵目的人民苦难成为两年后汤显祖上奏《论辅臣科臣疏》的动机之一。

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蒙古火落赤部侵犯桃州（今青海省西宁市），副总兵李联芳兵败阵亡。七月，火落赤部深入到河州（甘肃省临夏县），临桃总兵官刘承嗣又吃了败仗。自从隆庆四年（1570）明朝以封官爵、纳财物向蒙古贵族求得和平，二十年来边境无事。一旦警报传来，朝野震惊。匆忙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首相申时行一则说："如今虏王过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为抢番，又恐中国救护，故声言内犯"，化大事为小事，隐瞒事态的严重性。再则说："以故洮河之战，我兵与虏虽互有胜败，然虏终不敢深入，今已出境遁去"，竟以失败为胜利。汤显祖的同乡友人山西道御史万国钦在九月上章揭发申时行"欺君误国"，哪知受到惩罚的反而是万国钦，降一级为剑州判官。

统治者不采取措施发愤图强，只是一味羁糜，屈辱求和，汤显祖为此写了几首时事讽刺诗：朔塞歌二首之一独上偏头笑一回，娘娘滩上绣旗开。金珠不施从军妇，顺义夫人眼里来。河 州连峰万顷接重台，阵洒龙门战血开。积石东头悬旗入，洮河西畔打鹰来。吊西宁帅峡石千兵死战场，将军不敢治金疮。筹边自有和戎使，阁道无劳问破羌。他在南京读到万国钦的奏章，立刻写信声援。万国钦路过南京，他又写诗赠别。"倍有金缯去，毫无善马来。市和虚内币，买爵富中台"（《万侍御赴判剑州，过金陵有赠》）。名义是马市，是款贡，实际是犒赏，是对蒙古贵族的贿赂。"买爵富中台"，就是万国钦奏疏中所说："时行受辽将王国勋等数千万金，无事则为之援引，有事则为之庇护。而兵部侍郎许从谦以三千金贿时行，又为吴时来转托，乃有是转（指升兵部侍郎）。"这时汤显祖在南京的同乡友人南京国子监司业刘应秋及别的官员多人先后上章斥责申时行。汤显祖和万国钦、刘应秋态度一致。

汤显祖一再受到执政的压抑，迟迟未能考取进士。出仕后，他曾寄希望于执政的子弟从中干预，以调和少壮派和元老大臣的矛盾。元老大臣希望他改弦易辙，而他们自己则不作丝毫改变。这促使汤显祖日益和他们疏远，以至成为他们的对立面。万历十七年，南京广东道御史王藩臣不通过他的上级右都御史耿定向，直接上奏章弹劾应天巡抚周继。耿定向愤而辞职，王藩臣受罚俸两个月的处分。后来牵连到执政和更多的言官，闹了大半年才了结。汤显祖《送王侍御以论耿公归蜀》诗说："楚叟（指耿）新知物论"，又说："君恩未报难高隐，剩取余冠气触邪。"表面上保持中立，却间接地把耿定向列入"邪"的一流入当中。附带提一下，第二年耿定向指使门人批驳李贽的《焚书》，并把他从武昌驱逐出境。可见耿定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样顽固。万历十八年春，南京广西道御史黄仁荣因弹劾王世贞而明升暗贬，前面已有叙述。半年之后，万国钦事件发生，汤显祖又和他站在一起。两年之间，在元老大臣和少壮派的三次较量中汤显祖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元老大臣的批判斗争是他一年后上奏《论辅臣科臣疏》的又一动机。万历十八年（1590）腊月，汤显祖和真可和尚在南京刑部员外郎邹元标的寓所会见。真可号达观，又称紫柏禅师。他对汤显祖思想影响之深刻，无论在消极或积极方面，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真可是当代禅宗大师，他和李贽被称为两大教主。二十年前，当汤显祖在江西南昌考中第八名举人，到西山云峰寺主考官张岳那里去致谢时，偶然不小心，一枚束发的簪子落入莲池中。青年人喜欢舞文弄墨，在寺院墙壁上题了二首诗。后来被真可看见，诗中所表示的对功名富贵的超然态度引起他的注意。青年汤显祖未必认真的一时感兴使得真可决心超度他出世。他认定汤显祖"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①这次会见对真可说是等待得太长久了。他当场背诵了汤显祖作于二十年前的这二首小诗以及自己为此而写的《馆壁君记》。《馆壁君记》当是《紫柏老人集》卷九《法语》中的一段。相传北宋王安石初拜相时，贺客盈门，他都不接见，只同魏泰在西廊小坐。他在窗纸上题了两句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钦寄此生。"后来王安石罢官隐居金陵。他和魏泰同游钟山法云寺，霜筠雪竹，正是十三年前题窗诗句所描写的情景。魏泰对王安石提起前事，王安石偶然付之一笑。真可以王安石比汤显祖，希望他诗句中的夙愿有一天能兑现，声言十年后度他出家。汤显祖早在二十七岁到南京国子监游学时就曾在报恩寺阅读佛经。三年后又在清凉寺登坛讲法。他所信奉的泰州学派本来和禅宗哲学有渊源关系。不在别处，而在理学家邹元标家里会见真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真可和泰州学派都对朱熹的正统理学表示不满。出家人不像居官的道学家受拘束，有时表现得更为泼辣。他宣称朱熹哲学只能流传五百年，现在正当寿终正寝之时。他和一切理学家一样肯定性而否定情。令人意外的是他指出朱熹哲学以情而不以理为依据。这可说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野获编》卷二十七《禅学诸名宿》说："达老（真可）直捷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从这几句含有偏见的赞词，可以看出一般士大夫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的叛逆性的一面。

汤显祖和真可几乎一见倾心，引为知己。汤显祖在南京受记。受记一名受莂，这是皈依佛教的一种宗教仪式。真可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寸虚，希望他的方寸之心永远虚空。后来汤显祖贬官到广东徐闻，真可曾打算远道去看他。后来调为遂昌知县，真可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到遂昌去访问。他们的交往下文再作叙述。

七、《论辅臣科臣疏》

万历十九年（1591）月二十日傍晚，彗星出现在西北天际，运行在胃、① 见《紫柏老人集》卷二十三《与汤义仍》。

室、壁诸星座间。闰三月初一晚才在娄宿附近消失。当时中国天文学家观察到的星体比欧洲的同行所见超出四百多颗，但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应说把学术引入迷途。他们把不常见的星象看作是上天的警告。闰三月十二日，皇帝颁下敕令要求群臣修德反省。两天之后，又下令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天垂星示，群奸不道。汝等职司言责，何无一喙之忠以免辱旷之罪？　至于长奸酿乱，而旁观避祸，无斥奸去逆之忠，职任何在？本都该拿问重治，姑且从轻，各罚俸一年。"消息通过邸报迅速传到南京。汤显祖读到上谕大为振奋，天真地把例行的官样文章看作是发愤图治的号召，草拟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上奏北京。

汤显祖本来就支持同乡友人丁此吕和万国钦的政见。他们都是正直敢言的御史。丁此吕揭发考试作弊，万国钦斥责对外妥协，竟以此触犯执政申时行，先后得罪罢职。汤显祖的奏疏以他们为例，指出目前言官之所以噤若寒蝉，不敢作声，是由于申时行专权。

万历十七年太湖沿岸各州府大旱，朝廷前后发银五十万两赈济。户科右给事中杨文举出于申时行门下，攒营到这督理荒政的肥缺，并且受权处理灾区的失职官员。一路而来，接受督抚司道郡县衙门的贿赂，连不经过的郡县衙门也搜括到，甚至驿站里的当差也要向他献礼。出卖官职，营私舞弊。成群结队的随从，所过之处鸡犬一空。金花采币、折干、古玩不下一万六千两银子。南京的应天巡抚周继出城迎接，献上酒席代金三百两，采币四十。其他可想而知。来到杭州，朝朝暮暮在西湖上迷花醉酒，乐而忘返，把督理荒政的职责忘记得一干二净。三位内阁大臣的家乡都在灾区附近，杨文举的劣迹当地无人不晓，为什么大臣们偏偏充耳不闻。依仗申时行撑腰，这样的人居然跳官加禄，做到吏科都给事，成为首席监察官。明年考察天下官员，他的家里还塞得下贿赂的金银吗？高桂、饶伸冒犯辅臣申时行、王锡爵。兵科给事中胡汝宁乘机弹劾高、饶，由此升为礼科都给事。申时行一品官九年考满正和前方捷报同时。这是以前人们向张居正献媚的老花样。捷报说俘获牛马羊不知其数。南京的官员们付之一笑，说这是经略相公给阁老送贺礼来了。不久，奖勅中果然吹捧说："元辅课功之日，正西睡奏凯之晨。"总而言之，辅臣专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万历即位以来，"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这就是汤显祖对当前政治的结论。奏章有如晴天霹雳震动朝廷。执政申时行赌气不上朝办事。四月二十五日，下诏切责汤显祖。五月初三日，又下诏劝慰申时行，敦促他照常办事，指斥汤显祖"假借国事，攻击元辅"。初六日，辅臣许国为了使朝臣安心，要求辞职。十六日，汤显祖贬官到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做典史（添注），事情总算有了个了结。添注是编制以外的官员，实际上并不办事。

这是汤显祖在政治道路上的重大挫折，但不是他的失败。对他个人说，他将逐渐失去对封建朝廷的幻想，继续向人民靠拢。这是正直的古典作家的真正出路。对当时政治说，在他贬官后一个月，武英殿大学士王锡爵以归省之名回家了。申时行接连十多次上书引退，迫得朝廷在七月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压制批评。九月，首相申时行和建极殿大学士许国相继辞职。被弹劾的杨文举早在六月被迫告病回籍，八月降为边地杂职。不到两年，杨文举和胡汝宁同以"不谨"罢官。

这是舆论力量和汤显祖的胜利。

八、贬官徐闻

汤显祖在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十六日贬官，由南京启程，溯长江先回江西。好友邹元标为他送行的文章《汤义谪朝（潮）阳尉序》说贬所在潮阳；沈璟的弟弟、南京刑部主事沈瓒的送行诗《汤词部义仍上书被谴长句送之》只说"谪向边城为小吏"。这是因为临走时贬所还没有确定。

汤显祖走了后，一切事情都由至亲好友刘应秋在上面照料。刘应秋江西吉水人。他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又约定为儿女亲家，现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刘应秋将每期邸报、朝廷动静、有关的章奏都一一寄给他。贬所在新任吏部尚书陆光祖到职后确定为徐闻，地方还不错。四十多年前，陆光祖新中进士出任濬县知县，就以赦免著名的文士卢柟而得好评。看来命运之神也会对不幸者青眼相看。汤显祖南下途中在采石矶、芜湖、南陵、青阳都曾经给刘应秋去信。他在皖南旧地重游，怀念故友，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天各一方，不胜惆怅，亏得有新的遇合和交往使他在旅途中得到安慰。刘应秋替他安排，如果在广东久居，不妨带家眷同去，如果情况不好，打算请假回家，那不如一个人先去。贬官的凭单七月初七日才到南京吏部，刘应秋托便人带往抚州，以资节省。刘应秋探听当地情况，知道广东人喜欢晚上吃夜餐，这样容易得病。他一再叮嘱，"早无虚腹，夜不宿饱"，这样就不会得瘴气，可以保持健康。根据他的估计，只要到差缴还凭单，很快就会回来。陆光祖上台后，朝廷面目一新，可虑的是他到任不到一个月，已经四次受到弹劾，这倒不是吉兆。

汤显祖回家染上一场疟疾。在发高烧时，他梦见自己只一尺高，在破屋子底下，月光细碎黯淡，急急忙忙摸索门户，亏得父亲把他叫醒。

好友丁此吕由陕西副使庄浪兵备升浙江海道副使，便道回家，给他带来枸杞、葡萄干等西北土产。他和比他大十二岁的帅机被称为"二人同心，止各一头"（《赴帅生梦作》），两人连头巾的尺寸都分毫不差。帅机任河南彰德府同知，这时凑巧在家，得以相聚。伯父尚质，喜欢唱曲，在他病后特地在园中设晚宴招待，兼有送行之意。汤显祖在九月初从临川城南瑶湖下船，当夜在舅父家住宿。在少年时读书的从姑山赶上重阳登高的节令，可惜罗汝芳老师已经去世三年。他还可能应邀到吉水刘应秋的老家一过。与其说是贬官赶路，不如说到处游山玩水。

在赣州郁孤台，他和送行的知府黄钟梅话别，到渡口他又接到知府差人送来的题诗扇面。大庾岭是出入江广的要道。传说南飞的鸿雁到此地折回。岭路两旁都是梅树，上面设有梅关。《牡丹亭》故事特地安排在南安府（大庾）。第十出《惊梦》杜丽娘念诵的《乌夜啼》词说："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可见这次旅行对汤显祖印象很深。

过岭后在保昌（今广东省南雄县）上船，顺浈水、北江而下。经始兴、韶关、曲江到曹溪。曹溪南华寺是禅宗南宗的开创者（六祖）慧能禅师的卓锡处。刘应秋来信要他探看六祖的衣钵是否还在。汤显祖的诗《南华寺》二首说；"西天宝林只如此，上有菩堤树一株。"在他看来，即使真的身到佛国，那也不会比这里更好。

汤显祖有两位少年同学，饶仑和周宗镐。饶比他高，周比他矮。饶仑和他三年同窗，一起睡觉。被褥不分，鞋袜相共。又是同年进士，曾任广东省顺德知县，后升御史。汤显祖在南京得到他的讣告，昏倒在床上。不怕同事耻笑，替他带素半年。周宗镐失意潦倒，汤显祖贬官时，周六十岁，到船上送行。过岭后，汤显祖梦见他来诀别，醒来为他和饶仑写了一篇《哀伟朋赋》，抒写少年时的真挚友谊，悱恻动人。

出飞来峡就是清远县。汤显祖在这里只写了一首送行诗，看不出他对此地有特殊的感情，有人以为汤显祖以清远道人为号得名于此，那是错了。汤显祖到达广州，写了两首诗，题为《广城》：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

书题小雪后，人在广州回。不道雷阳信，真成寄落梅。

一路而来，纪行绝句大都失于纤巧，有时接近白居易晚年诗的浅淡而韵味不足。倒是像《达奚司空立南海王庙门外》那样的五古显出写实的特色。十月底绕道往游二百里外的罗浮山，相传浮山原是蓬莱的神山，经会稽浮海而来。友人祁衍曾和曾人蓓的夸张形容早就使他神往。这次约定南海知县崔子玉和东莞儒者翟从先同行，在号称道家第七洞天的朱明曜真馆过夜。次日，十一月初一日，冒微雨到冲虚观。观在玉女峰之下，相传是仙翁葛洪的草庵旧址。有苏轼题字："稚川丹灶"。次日，在上帘泉蝴蝶洞避雨。崔子玉爽约，未到。在黄龙讲堂和青霞洞的湛公楼凭吊湛若水遗迹。湛（1466-1560）是山下增城人。他的哲学思想和王守仁齐名，称甘泉先生。初三，早起看日出，翟从先力不从心，半途而归。汤显祖由道士陪同，披荆断棘，走了二十多里鸟道，兴致勃勃地登上拔海一千二百公尺的最高峰飞云顶。上面石坛上设有香炉和水盂各一，供奉罗浮君。和天台山相似，罗浮不以景色著名，它是道教的名山。汤显祖在飞云岭上觉得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和山下不同，仿佛有一种神异之气。他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满足，回来乘兴写了一篇游罗浮山赋。

十一月初七日，从广州舟行到香山番，即今澳门。此地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租借已达四十年。当地群众称洋商为"番鬼"。他们使他想起善于识宝的波斯人。通晓中外语言的翻译称为"通事"，他们也引起他的兴趣。他把这些新奇的印象写成诗篇，后来还把"番鬼"、"通事"写进传奇《牡丹亭》。他由香山经恩平到阳江。在亚热带的冬季，为避免陆行的溽暑，由阳江出海。水天一色，满帆的海风送他到了琼州海峡。也许是"风斜别岛洋"（《阳江避热入海，至涠州，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船过徐闻靠不了岸，只得随风漂流；也许又是他游兴勃发，乌槽船直到几百里外的涠州岛才停泊。岛上有珠池，养殖珍珠贝以供御用。有一次采珠，不幸淹死五十多人，采到珍珠只有八十两。以前对珍珠的成因不了解，把它看得很神秘。沉浸在岛上珠池的奇妙夜色里，饱尝了阔大无边的海上风光，他才回头来到徐闻县的任所。他在徐闻并不需要履行典史的职务，这只是表明他现在的地位和身份。

这种官员按照当时的制度叫添注。知县熊敏是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事先有友人写信关照他。他对汤显祖很客气，给他单独住一所房子。当地青年士子仰慕他的名声，纷纷前来登门求救。在知县的帮助下，建立了贵生书院。他在《与汪云阳》信里说："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故以贵生名之。"他在离开之前写了两篇哲理性的短文《贵生书院说》和《明复说》，发挥老师罗汝芳的"赤子之知"。由于过多地纠缠于儒家经义，难以显出自己的独特意义。正如苏轼在海南岛一样，他愿意在自己的艰苦时刻，为祖国的边远地区传播文化。这是他创建贵生书院的宗旨。

汤显祖在徐闻停留半年。他自己说秋去春来如同燕子一样，他在次年二三月间返回临川。他的《春归偶兴》诗是他心情的最好写照：越江初服映春丝，深院炉香隐几时。

雨气夜薰青菌出，烟波晴浣白鸥知。

逍遥正自投穷发，混沌何须与画眉。

最好东陂事田作，农歌幽谷远相宜。

颈联活用《庄子》，优闲自得，而联想超出常人意度之外，显得清新多姿。可惜诗情离不开书卷，读者范围未免受到限制。

九、会见利玛窦

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年（1592）春天路过肇庆时写了七绝《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画屏天主绦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

正似瑞龙看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

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

这"二子"是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和特·彼得利斯（Francesco dePetris，华名石方西）。利玛窦在东西方交通史上和他的同胞马可波罗先后相辉映。他出生于意大利马塞拉塔（Macerata）。1571 年进入罗马耶稣会，进行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同时又在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克理斯多弗·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指导下对自然科学作深造。1578 年，利玛窦一行来到印度果阿。1583 年即万历十一年秋，利玛窦随罗明坚（ MicheleRuggieri）由澳门葡萄牙人居留地进入两广总督驻地肇庆府，并在那里建立中国第一所天主教圣堂和会所。六年后，他被两广总督勒令离开肇庆，在八月十五日升天节启程前往韶州传教。他们的会所设在著名的南华寺附近。汤显祖南下时经过这里，很可能听人说起过他们。这次相见当是由于利玛窦等两人因事回到肇庆，或路过那里。

此时欧洲神父由澳门进入内地肇庆长期居留很难得到明朝批准。两广总督和肇庆知府都不愿再让第三个欧洲人入境。正式在广东内地传教的先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罗明坚返回欧洲后由麦安东替补，麦安东去世由恃·彼得利斯接充，人数保持不变。在此前后，澳门视察教务的司锋曾派马了内氏（Francescc Martinez）和费迪南多（Sebastiano Ferdinando ）入境，但他们俩都是华人。另外还有黑奴及印第安人若干名。他们和诗中所写"碧眼愁胡"不合。

下面对这两首七绝略加诠释。

西域原是汉唐时代的地理概念，后个一直沿用到明清。它泛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中亚或中亚以西地区，包括印度在内。明代欧洲传教十来到澳门时，少数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和海员由于表现出殖民主义的行径而不为当地所欢迎，因而许多教士冒称来自天竺（印度）。他们初人中国穿的是西装，继而改穿僧衣，后来发现中国官府并不尊重僧徒，于是他们又改着中国士大夫的袍服。利玛窦在入境多年之后改穿这种宽袍大袖的儒装，并得到上级教会允许留长须发。他们专心学习汉语，研究孔子学说。利玛窦写作的文言文据说比某些中国官员写得还好。《天主教耶稣会传入中国史》（英文版改名《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纪行》）一书所记的有关明朝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科学艺术以至人情风俗，十之七八都是可信的，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填补中文史料的欠缺。下面摘译该书英文版第二十三页一小段为例：我认为中国人对戏剧演出是太感兴趣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是超出我们的。这里有异常众多的青年为此而献身。有的戏班子在巡回演出时到处旅行，无远弗层；有的则常住大城市，为公众或私人演出。无疑地它将为国家造成危害，很难发现还有另外的活动更容易诱人误入歧途。有时戏班子的主人收买幼儿。强迫他们从小学唱习艺参加演出。几乎他们所有的剧目都来源很早，以历史或传奇为蓝本。近来也有不少新作问世。每逢盛大的宴会都要雇佣戏班子。一般剧目他们都能演出。戏单呈送到宴会主人那里。由他挑选一个或几个剧目。客人们一面吃喝，一面高兴地看戏。宴会可以长达十小时，剧目也跟着不断轮换演出。台词一般都是唱出来的，难得采用自然声部。

他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友好的，即使偶有偏见也不是出于种族歧视，而是出于宗教界人士对世俗的厌弃。在他如实地揭露明朝存在的蓄奴、自宫、愚昧、迷信以及政治腐败的阴暗面时，他也很少流露出白人的优越感。利玛窦字西泰。名和字都表明他已经染有华风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利玛窦和作为殖民主义武装入侵的先锋队的那些传教士是不同的。这是他在中国传教，尤其是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欧近代科学之所以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汤显祖之所以称他们为"两生、或"二子"的原因。这个"生"不是后来的学生之生，而是和"子"字一样，是用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尊称，相当于后来的"先生"。

世界上各种宗教的狂热信徒，不少人可以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不为武力所屈服，在宗教史上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然而他们自己一旦得势，对异教的迫害却又十分残酷。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争取信教和传教的自由，然而只要他们力所能及，就不允许别人同样有信教和传教的自由。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破除对佛教偶像的崇拜。另一方面，他却机智地把明朝人对祖先的祭把和崇拜不作为异教看待，并且作了言之成理的论证，得到上级教会的认可。这样才克服了在中国传教的精神和心理上的障得。诗题所说的"破佛立义"和诗句"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指的就是利玛窦在汤显祖面前颂扬天主，破除佛教的一次传教活动。这使得汤显祖感到大为意外。

诗中所说的"画屏天主"，当是以镜框之类所供奉的耶稣画像。从此，油画和透视等西洋技法逐渐传入中国，并且对当时的绘画艺术发生一定影响。吴历是清初六大画家之一，他留居澳门，皈依天主教以后，画风为之一变，部分可以归因于西洋画技法对他的影响。

龙脑香即膏香，一名冰片。原产今加里曼丹及印度等地， 古代从海外输入，专供帝王及富贵人家作香料及药用。诗以木质内含龙脑香比喻画屏围护中的天主图像。设想新奇，而又带有本地风光，当时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澳门立足，而且把当初只有四百八十公顷的小小半岛建成国际通航港口，主要是利用香料、钟表等当时所谓高级奢侈品贿赂明朝官员所致，朝廷也由于对海外奇珍异物的需求而对外商加以容忍。当时有记载说："胡椒在东方很被人重视，葡萄牙国商人到中国作上两次买卖，就能发财致富。所以向中国来的商客很多。"①这是不远万里，开辟航路，以追求利润，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和昏庸腐朽而又肆意猎奇求珍以满足贪欲的明朝统治者之间所进行的早期国际贸易。诗中所说"黄金作使"可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这些洋商远涉重洋为的是发财致富；二是指当时人认为欧洲传教士掌握炼金术。《天主教耶稣会传入中国史》说，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在肇庆时曾收留一个无家可归而身患不治之症的贫民。当时纷纷传说他们之所以如此乐善好施，为的是等病人死后在他头颅内取出一块宝石。利玛窦认为引起人们怀疑的原因是确实存在的：他们既不向人募捐，又不从事生产，而能兴建房屋，维持富裕的生活。沈德符也说过同样的话：利氏"不权子母术（即不放高利货），而日用优渥无窘状，因疑其工炉火之术（即炼金术）"（见《野获编》卷三十《利西泰》），但他本人并不相信。利玛窦曾指出炼金和服食求仙是明朝地主官僚最流行的两大蠢事。不少当时笔记记载可以为此作证。汤显祖本人的诗文也曾多次有所反映。

如《扫除瓦砾成堆，偶望达官家二首》说：偶然开扫到池林，瓦砾堆高一丈深。

若遇仙才能作使，此中真可筑黄金。

他的同乡友人邹光粥，三代沉迷于炼金术，损失很大。邹后来出任钟祥县令，反对监税的宦官而被削职为民，生活困难。当他听说绍兴有人能把水银炼成白银，竟又不惜借债前去求教。汤显祖为此作《送道兄邹华阳入越二首》。原诗如下：家世烧丹家转贫，抛家为令汉江濒。

官方又失田园计，道路追寻草汞人。

余才足食衰疲早，君幸迟衰生计难。

独羡脏官归老健，一生赢得不求丹。

汤显祖对友人怀有同情，而以上几首诗共同流露的那种热嘲冷讽的语调却可以看出他是不相信这种黄白之术的。

汤显祖的另一首纪行诗《香岙逢贾胡》：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

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香岳即澳门。贾胡指的是葡萄牙、西班牙人。

他的七绝《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不绝如丝戏海龙，大鱼春涨吐芙蓉。

千金一片浑闲事，愿得为云护九重。

此诗反映明朝皇帝在澳门采购鸦片（阿芙蓉）的事实。当时航路受季风限制，由印度和麻六甲东来的船舶都在春夏两季到达，所以说"春涨"《口号》的结束二句显然是诗人对皇帝的极为委婉的讽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二十二《阿芙蓉》条下注云："俗人房中术用之。京师售一粒金丹，云通治百病，此皆方技之术耳，"同书又说："每服（此丹）一丸，再进一丸，不可多服。"这种金丹当是后来所谓红丸。①① 见裴化行（H.Bernard）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65 页，萧睿华译，1936 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来》卷六十八《三案》引御史王安舜的说法，以为红丸即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云云，完全不可信。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日，光宗朱常洛即帝位，月底病危，服用鸿炉寺丞李可的献的一颗红丸，病势好转。再吃一颗，感觉依然良好。第二天死亡。这是明末皇室内部的所谓三大案之一。《明史·方从哲传》所记红丸的服法和疗效同《本草纲目》所记十分接近，当是同一种药品。这是鸦片进口所造成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起小小风波。它的重要性虽然远不能和二百五十年后的鸦片战争相比，但即此一端可见服用鸦片在当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不小。汤显祖的这首小诗带有敏税的时代感，可以说不亚于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夕所写的那首同题材的七绝《已亥杂诗·津梁条约偏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