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牡丹亭》　　一、玉茗堂和家庭境况

汤显祖的祖居在抚州文昌桥外。至迟当他童年时，城内香捕峰下唐公庙附近就设有他家的学塾。在二十三岁那年除夕，祖居遭受火灾。《吾庐》诗说："十载居无常。"可能这时家塾逐渐改成住所。后来赫赫有名的玉茗堂由此而草创。

玉茗作为堂名最早见于《紫钗记》第一出《西江月》："点缀红泉旧本，标题玉茗新词。"《紫钗记》作于万历十五年前后，如果这两句词当初就有，那末玉茗原来只是故乡风物的象征，如同红泉馆一样。万历二十年，他写了一首诗《岭外初归，读王恒叔点苍山寄示五岳游，欣然成韵》。诗说："临川小筑寄香楠"，至少玉茗堂的名号，那时并未启用。《紫钗记》第一出的两句词，如果出于万历二十三年写作此剧《题词》时所修订，那就和这篇《题词》所用的署名清远道人一样含有退隐的意向了。

玉茗得名于宋代抚州州官衙门东院的一株白山茶花。诗人黄庭坚的《白山茶赋》说："盖将与日月争光，何苦与洛阳争价。惟是当时而见尊，处于瑶台玉挥之前；是以闭藏而无闷，淡然于于风枯柳之下。"南宋景定元年（1262）州官家坤翁的《玉茗亭记》说："或曰琼花与此花媲美。彼处康庄，有闻于世；此居逻远，人遂忘之，若有所歉。是不然。琼花困于采掇，根非其故。此花退然自安，至今无恙。动者之乐，仁者之寿，所成孰多，必有能权之者矣。"三个世纪后，汤显祖弃官南归，在扬州写的《琼花观二十韵》说："但道芜城争艳逸，安知隋苑即披离　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琼姬。"立意分明出自《玉茗亭记》。高洁的黄心绿蕊的玉茗花在作者心目中变成故乡和退隐的象征。清远（楼）和玉茗（堂）与其说是具体建筑物的名称，不如说是主人借以言志抒情的手段。

遂昌弃官回来之后新买一所旧宅，恰好和家塾连成一片。这才奠定后来玉茗堂的格局，成为它主人常用的名号。整个家园占地约五市亩，大体成矩形，每边60 米左右。

从此之后，他的弟弟们留居祖宅，汤显祖则定居在城内。

玉茗堂既是家园的总称，又是其中一个具体的厅堂名。为避免误会，这里不用邸宅字样，而用家园一词。中国古代的南方住宅大部由家和园两部分组成。园子往往比住房大。

汤显祖诗文集中提到的城内住宅有玉茗堂、清远楼、金柅阁、芙蓉西馆四处。《家谱》卷首附有康熙年间的《抚郡汤氏廨宇规模记》，除以上四处外，还有兰省堂、寒光堂、毓霭澄华馆，四梦台。《抚州府志》还加上一座揽秀楼。

有两点要注意。

（一）住宅在主人退隐后经过十来年的扩充和修建，不是一次设计，全部落成，然后迁入新居。汤显祖本人和其它方面的记载都可以为此作证。

（二）康熙年间所记的汤家规模并不都是汤显祖生前的住宅。他的第三个儿子开远曾任南直隶按察司副使监（今安徽省）安庐二郡军，正四品。《明史》有传。比他的父亲阔气得多。兰省堂的命名和监军职务有关。寒光堂是开远的堂名，他的奏疏集即以此为名。至少这两者不是汤显祖时的旧物。以常情而论，后来的建筑物可能不止于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这段记载来源于许重熙。此人在他的老师汤显祖去世前一年，曾千里迢迢前往江西晋谒。可能有所夸张，但离开事实不会太远。明代文人喜欢给家中的亭台楼阁加上美名，然后吟诗作赋写文章，应酬唱和，有的达几十以至上百首之多。汤氏诗文集篇目繁富，这样的诗文可一首也没有。

他的诗提及玉茗堂的很多，除了那口池塘、其中的金鱼、荷花和园中的杨柳、芙蓉等一般景色外，没有假山或园林布置的描写。

他的诗《平昌齐发弟子数人从师吴越，里居稍有来问者二首》说："今朝得见柴桑叟，落日寒园自荷锄。"《扫除瓦砾成堆，偶望达官家二首》说："偶然开扫到池林，瓦砾堆高一丈深"。

另外一首诗《见故时书画狼藉，惜之》说："牡丹赋作官厨镇，蕉雪图支漆竹门。自是一时珍重意，落花倚草更谁论。"看来牡丹赋、蕉雪图可能是《牡丹亭》传奇的草稿。他的诗《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就以王维的雪中芭蕉图比喻《牡丹亭》。这些诗都可以为钱谦益的记载作旁证。

杨恩寿的《词余丛话》卷三说："汤若士居庐甚隘。鸡栖豚栅之旁俱置笔砚。"焦循《剧说》卷五说："相传临川作《还魂记》，运思独苦。一日，家中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惊问之，曰：填词'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句也。"汤氏创作《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的这则动人的逸事，是否真实无可查考。玉茗堂连同园池在内不算狭小，单就住所而论却不宽敞，和《抚郡汤氏廨宇规模记》给人的印象显然不同。单就《剧说》所写的汤宅情况而论，它未必远离事实。

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友人钱希言在汤家作客两个月，住在文昌桥东旧宅，而不住在玉茗堂，这是后者住房不太宽敞的一条旁证。玉茗堂的亭台池馆不像王世贞的寡园或许自昌的梅花墅，它们都是有数的江南名园。玉茗堂之所以享有盛名，不在于它的园林建筑，而在于它的主人。如果现代人要对它的具体情况有一点了解，不妨参看明代画家钱榖所作的张凤翼求志园的写真图。它的复印件见拙作《张凤翼年谱》插页。汤和张（1527-1613）情况不同，但他们家境相差不多，又是同样的明代的民居风格。求志园所显示的文人亭台他馆的美名同实际不相符的情况，可以使现代人的想象不至于离开事实太远。

汤家原来是富有的地主。《家谱》说他的父亲"捐万石以赈荒歉，出千金以修桥梁"。数量词可能失之夸大，家道殷实，无可怀疑。汤显祖多次到北京应试，南京游学。娶小妾，带僮仆。吟花醉酒，访书求画。化费很大。考取进士后，做上七品、六品京官，前后七年。明朝官员俸禄之低，几乎难以维持生活。他们全靠额外收入，即贪污和例行而合法的变相贪污。像海瑞那样出名的清官，官居正二品，一尘不染。去世后，倚靠众人乐助才能办理丧事。太常博士、詹事府主事、礼部主事是闲官，手无实权，没有额外收入。他在《与司吏部》信中作了计算：六品京官一年收入四万文钱，租房子，买粮食，养一匹马，雇两个僮仆，得化费七万。这一切都是官场所必需，无法节省而又能保全体面。他在南京时，僮仆和粮食全由老家接济。知县有额外收入。遂昌地瘠民贫，他又搞了一些文教建设，不可能积聚多大财富。

汤显祖六十岁时向友人黄荆卿透露，每年他家租谷收入不满六百石。依此计算，田产在二三百亩之间。他的继妻、小妾、寡居的长媳、次子大耆、三儿开远夫妇、四儿开先、女儿，可能还有孙辈，连同父母以及僮仆、佣工，一家至少十五口。如果连同他的兄弟们在内怕有三四十口之多，这点产业就不见得宽裕了。他为次子写的诗《念大耆久秣陵》说："虽为县长儿，饥寒在身口。况乃客单外，僮仆安可久。"《望耆儿二首》说："游闲不是儿家业，大好归来学种田。"以他对儿子仕进的关切，不是手头拮据，不会作出这样的劝告。

汤显祖在去世前一年写信给他新近中举的三儿开远说： "我歌鹿鸣（指秋试中式）五十年，求一避债台不得。念之。"明朝的士大夫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金融家或工商业者，父亲不会隐瞒财产，在儿子面前叫穷。这是汤显祖晚年家境的忠实概括。

要作曲，就得演唱。《紫萧记》在家乡创作。青年好友吴拾芝、曾粤祥、谢廷谅是他的合作者。合作不一定指制谱作曲，演唱、伴奏以至供应酒食都是必不可缺的事。

《紫钗记》在南京执笔。官职低而政治环境复杂，不会有什么家乐即私人戏班子。

遂昌归来，四年之内完成三《梦》。这是作家一生中的金色收获季节。

从《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遣宜伶汝宁为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等诗看来，汤家似乎有一班家乐。达官贵人家里养一个戏班子，当时在苏州一带不以为奇，在江西却还没有形成风气。

汤显祖写信《与宜伶罗章二》说："章二等安否，近来生理何如？　《庙记》可觅好手镌之。"另一首诗《寄生脚张罗二，恨吴迎日口号二首》自注："迎病装唱《紫钗》，客有掩泪者。近绝不来，恨之》。可见罗章二戏班和演员张罗二、吴迎都不住在汤家，也不属于汤家。汤显祖有关戏曲演出的诗文，有一部分明显地不是家乐，大多数记载十分简单，不能据以确认演员的身份。上述情况结合汤家的经济收入加以考察，汤家并未经常置备一班家乐，只是有一些演员同他经常联系，也许更符合事实。

二、《牡丹亭》的创作年代

《牡丹亭题词》作者自署万历戊戌年秋。戊戌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在遂昌弃官回家的三、五个月内完成这一杰作。

《牡丹亭》第一出《标目》说："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 没个为欢处。""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忙处"、"闲处"，作者在《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中有清楚的解释："天下有闲人则有闲地，有忙地则有忙人　何谓忙人？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也。即有闲地焉而甘之。"'忙处"指官场，"闲处"指罢官家居。这篇文章作于临川知县袁世振在任时，即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二年之间，上距《牡丹亭》成书不久。《标目》的曲文和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罢官（"忙处抛人"）而后家居（"闲处住"）的情况十分贴切。"百计恩量，没个为欢处"，正好表达他罢官初归的心情。遂昌知县虽然没有繁剧的公务，但毕竟是官场。如果说《牡丹亭》创作于遂昌知县任上，因为县治僻处山乡，而勉强称之为"闲处"，把朝廷作为"忙处"，整句句子可不太符合他的处境。因为汤显祖不是直接从忙处（朝廷）调往闲处（遂昌），而是由贬官地徐闻调到遂昌。

古代文人的堂名斋号，即使作者远离家乡也不妨同样采用。"玉茗堂前朝复暮"，不见得一定在临川。但是这一句曲文情况不同，堂名不仅用作人名的代称，同时又兼指具体的建筑物即作者的家园，这几句曲文应是作者谱曲情景的真实写照。

汤显祖戏曲的其他三篇题词所署年份不是创作完成之时，就是润色改定的年代。前者如《南轲记》《邯郸记》，后者如《紫钗记》。《紫钗记》完成于万历十五年前后，有《题词》所说："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为证。后文又说："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去，耀先、拾芝局为诸生倅，无能歌乐之者。"臧懋循雕虫馆刻本所载题词署明万历二十三年春，和《题词》所记友人的情况完全吻合。"曲成"这两个字还隐约透露出作者在写作题词前曾对《紫钗记》作了最后的润色。

有人以为《牡丹亭》作于遂昌知县任上，万历二十六年是付印的年代。

汤显祖在两年后写的《答张梦泽》信说："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可见二十六年时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可能都不存在。《与钱简栖》信说："贞父内征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黄汝亨字贞父，由江西进贤知县调任京官，先回杭州。《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也说："顷黄贞父汝亨以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这是《四梦》刻本的最早记录，时在万历二十三年。实际出版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但不会相差很远。

现在对不同论点补充评述如下：

（一）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八作者致汤显祖的信说："近传新著业已杀青，许八丈可为置邮，何不以一部乞我？"引用者认为此信作于万历二十五年。此外，汤显祖在遂昌写的《答习之》信："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第借俸著书，亦自不恶耳。"他们把上述引文中"新著"和"著书"坐实为《牡丹亭》，在提不出具体论证的情况下，他们反问道：如果不是《牡丹亭》，那又是什么著作呢？当时《紫钗记》已出，《南柯记》《邯郸记》未定，振振有词，似乎"新著"指《牡丹亭》是确凿无疑了。

"杀青"原意指脱稿，但从下句"何不以一部乞我"看来，这里是指出版。前已指出，万历二十八年时，汤显祖承诺以《牡丹亭》送人还只能用抄本，没有印本。梅鼎柞信中的"新著"显然不指《壮丹亭》。

汤显祖有没有别的著作在出版呢？《玉茗堂集》现存万历三十四年刊本有帅机、屠隆序各一篇。他们评述汤显祖的经历和诗文都到遂昌知县止。帅机早在万历二十三年亡故，屠隆也在此书出版前去世。这两篇序当是原为较早的诗文集所写，后来移作《玉茗堂集》的序言。这和沈际飞的《玉茗堂集选》广泛收罗汤氏以前各种集子的序言、题词如出一辙。

从小说戏曲在古代不受重视的情况而论，很少有人把自己的这一类作品称为著作。即使他本人对它有所偏爱，也不得不从俗。汤显祖有一封信给他罢官后结识的好友张梦泽，论述他自己的写作。首先谈到的是"其文事关国体"，或"馆阁典制著记"以及"成一家言"的"子书"，这些才是著作。

其余都是"小 文"。此外就是"诗赋"'韵语"，没有一个字提到戏曲。这不是他看不起戏曲，而是对人交谈不得不遵从共同的风习。《答李乃始》信性质相同，提到戏曲时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　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复瞿睿夫》说："兄才气英阔，加有旧货，足为著书食客之费，而弟故儒素，宦浅无足与游，小词自遣而已。"以上二信都以"大著""著作"和"小者"'小词"作对照。他只有《答罗匡湖》信中说的一句话："谓弟著作过耽绮语"，"著作"一词才兼指戏曲，但那是用别人批评他的话。

不考虑时代特点，以个例古，望文生义，有些问题很难搞清楚。

（二）汤显祖《答邹尔瞻》书说："门下书云，当令冲父大有见闻。又云，不宜令听新声。大见闻全在新声。不令听新声，恐终吴下阿蒙耳。弟近已绝意词赋。道者万物之奥，吾保之而已。而益食贫。时或间作小文，所谓白云自恰悦耳。门户过大，时官难对，无如之何也。""时官难对"，具体说，就是他在《答王字泰》书中所说的一段话："第仆年来衰愦，岁时上谒，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贵人，气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余年进士，六十余岁老人，时与未流后进，鱼贯雁序郡县之前，却步而行，伺声而色，诚自觉其不类。因以自远。"这是说退休之后，地方官架子大，难以接近，"白云自怡悦"，本是陶弘景酬答齐高帝的诗句，是退隐的典故。"食贫""门户过大"，指家庭人口过多，生活困难。明明白白，这是罢官以后写的一封信，而某一研究者硬指他为遂昌知具任上所写，而"新声"则毫无根据地坐实为《牡丹亭》。

同一研究者又以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为依据，断言黄君辅在万历二十八年秋试告捷。而他之所以能如此，是由于得到三年前，即万历二十五年的《牡丹亭》的启发。《激书》原文如下：近世黄君辅之学举子业也，揣摩十年，自谓守溪、昆湖之复见矣。乃游汤义仍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亭》填词。与君辅言，即鄙之。每进所业，辄掷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四肢不灵，虽勤无益也。君辅涕位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为文，澄怀胸，看吾填词乎？君辅唯唯。乃授以《牡丹亭记》。君辅闭户展玩久之　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锋刃具矣，烟云生矣，波涛动矣，香泽握矣。畴昔臭恶化芳鲜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

这类轶事，言之凿凿。可以供谈助，作参考，是否事实却要经过检验。

这是考证的常识。王思任清晖阁《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徐渭字文长，万历二十一年去世。《牡丹亭》绝对不可能写在此时之前。虽然王思任和徐渭都是绍兴人，王思任和汤显祖通过信。徐渭写了信而没有寄出，这几句话却难以置信。《阳秋馆集》李级序云："往闻长老言，汤先生作《南柯梦》传奇，考得蛾子事百二十余条，迭帅（机）先生补所未备。先生增六十余事以报。"帅机去世后五年才有《南柯记》，这些话显然传闻失实。《激书》这段话不可信，只要指出一点就行。据《吉安府志》，万历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年三次秋试，姓黄的人没有一个中举。而"遂捷秋场"只能解释为乡试录取。黄君辅是一名副贡，那不过是举人的备取名额，和《激书》所记汤显祖对他的称颂对不上号。以这样一条材料作为考证年代的依据显然不够严肃。何况君辅是不是那个冲甫，只是出于这位研究者的猜测，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三）有人认为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三月罢官，秋季完成《牡丹亭》，时间短促，难以设想。他问道，《南柯记》费时一年半，《邯郸记》费时一年三个月，《牡丹亭》的写作何以如此顺当快速？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孤本秘籍把写作《二梦》的起讫时间定得如此准确。汤显祖写完《南柯记》，如果毫不间歇，《邯郸记》最多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写作时间。这是极限，事实上很难有这样的情况。《南柯记》完成不久，他的爱子士蘧夭亡。他对这个儿子期望很高，不幸给他的打击很大。一次就写了二十二首悼诗，感情十分凄苦，以常情而论，写作《邯郸记》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但毕竟比创作《牡丹亭》的时间要长。汤显祖在《答张梦泽》信中已经把原因说清。"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盖唯贫病交连，故亦啸歌难续。"这就说明《邯郸记》的写作进程因"贫病交连"而比《牡丹亭》拖得长。换句话说，《牡丹亭》比《邯郸记》写得快。万历二十六年罢官初归，境况比二、三年后好。作者自述是可信的。三四个月写一本传奇并不出人意外。焦循《剧说》卷四，传说张凤翼在新婚闹房时不出一个月写了一本《红拂记》。《壮丹亭》和它相比，那就从容得多了。

文学艺术创作情况复杂，伟大作品并非必然经年积岁而后成。《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成为中国文学的骄傲。巴尔扎克两三个月写一本小说，同样不失为世界名著。"李白斗酒诗百篇"，不会比"二句三年得"的诗人贾岛差。千锤百炼可以见之于朱墨淋漓的手稿，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无迹可求的平素学养和生活体验，它有时表现为自然而至的灵感或所谓神来之笔，为人所乐道。《牡丹亭》是世所公认的传奇杰作，但它明显地留下仓卒完稿而未及仔细推敲的痕迹。后代评论者所举的一些文学上的瑶疵，并非全都出于苛求。第十出《惊梦》，杜丽娘的说白把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误记力《崔徽传》，而未及改正。即此一例，可见《牡丹亭》的写作与其说自始至终句斟字酌，不如说有时倒相当匆促。古代著名的相马者伯乐推荐九方皋去为秦穆公访寻骏马。三个月后求到了。他说是一匹黄色牝马，牵来一看果然是千里马，然而却是黑色（骊）牡马。九方皋把马的性别毛色都搞错了。伯乐为他辩解说：这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别人容易见到的表面现象被他疏忽了，他见到的是别人见不到的马的精神实质，《列子·说符》的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牡丹亭》创作的精和粗。白璧微暇不失为杰作，而缺陷之所以存在，显然和写作时过于匆促有关。

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二三月回到临川。他既没有辞职， 也不是被罢免。他向吏部递上一个告假单子，就管自己回家了。他仍然带有知县的虚衔。晚明官员纪律松弛，后来连六部尚书都有弃官而走的，朝廷也不派人接替。汤显祖多年屈居小城知县，没有希望回到朝廷，才使他最后采取这样决绝的态度。这是气忿之余的抗议，不是从此消沉，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有朝一夕时机成熟，他将重新出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后来发生变化，谁也无法预料。

可见把万历二十六年看作汤显祖晚年的开始，未免失之过早。这时他四十九岁，他对社会生活和宦海风波已经阅历很深，而他的热情并不衰退，依然保持着当初的锋芒；从《紫萧记》《紫钗记》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词赋家的文采和辞藻将深化为剧中人物心理和情节结构的艺术美。这是他创作《牡丹亭》的绝好时机，剧作家正处于旺盛的艺术生涯的顶点。

从他弃官初归时写的一些七言律诗，如《初归柬高太仆应芳曾岳伯如春》："樽开竹叶风前笑，槛点花枝雨后看"，或《新买谷南高冏卿比舍》："月下笑声分的，风前基兴觉消疏"，优闲自在，看不出低沉、忧伤的情调。又如《初归》："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烧丹纵辱金还是，抵鹊徒誇玉已非"，牢骚不平，但不妨碍他享受天伦之乐："却喜家公似壮年，登山著履快鸣鞭。迟回阿母加餐少，早作休官侍药便"（《却喜》）。父亲七十一岁，母亲少两岁，双双健在。同一首诗说："南游北望成何事，且及春光报眼前。"这使人想起《牡丹亭》第三出《训女》的曲文："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得春光一二？"这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实，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汤氏初还乡诗作，即编入《汤显祖诗文集》第十四卷的前十首侍，提到梦境的竟占其中一半。《答周松阳》"梦去河阳花似远，兴来彭泽柳初分"，才卸任的遂昌知县情况犹如一梦；《初归柬高太仆应芳曾岳伯如春》："几年清梦有长安，不道临川一钓竿"，写的是过去对官场的憧憬，如今虽然未曾完全清醒，却已意兴阑珊，可以说这是《南柯记》和《邯郸记》的遥远而微弱的先声；《初归》说："春深小院啼莺午，残梦香销半掩扉"，那是短暂的午梦；《移筑沙井》说："闲游水曲风回鬓，梦醒山空月在脐"，则是多梦的春夜。和《南柯记》《邯郸记》有一点相像，《遣梦》以整首作品写梦境：休官云卧散仙如，花下笙残过客余。

幽意偶随春梦蝶，生涯真作武陵渔。

未成拥髻荒烟合，去觉搴帷暮雨疏。

风断笑声弦月上，空歌灵汉与蜘蹰。

它和次年二月寄赠达观禅师《梦觉篇》诗序所记的梦境可能类似："春中望夕寝于内后，夜梦床头一女奴，明媚甚。戏取画梅裙著之。"难以肯定是否有实际的风流韵事与此相关。引人注意的是它们和《牡丹亭》的写作时间相同，不见得是无意义的偶然巧合，汤显祖的剧作以《四梦》为名。它们都有或长或短的梦境，既是作者人生态度的表白，形式多样，内容不同，而都有一梦，同时又和作者平时多梦，善梦，沉溺于梦想有关，甚至和他的生理气质易于入梦分不开。可惜资料不足，不便再作进一步探索。

梦境并不能使人全然忘却现实。写作《牡丹亭》的那一年四五月间，汤显祖写了一首侍《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霑御袍。

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申渐高。

当时北京附近大旱，皇帝似乎颇为忧国忧民，夜夜在紫禁城里露天进行祈祷。据陆游《南唐书》卷十七，申渐高是南唐国主李昇的优人。时值亢旱，李昇问他的侍臣道："别处都下了雨，为什么独独京城里一滴雨也没有？"申渐高应声而答："没有什么奇怪。雨怕抽税，不敢进城。"1957-1958 年在定陵发掘的地下宫殿金器之多足以为万历皇帝的贪得无厌提供充分的物证。当时他派遣宦官分头前往全国各地搜刮金银财宝，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奉行不力的都受到严厉惩处。汤显祖的这首诗居然以当今大明天子和区区南唐国主相比，他的胆识在同时代的文人里是少见的。记住这首诗，对了解《牡丹亭》作者彼时彼地的思想感情是不无好处的。

三、《牡丹亭》的思想和艺术

　传奇《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后者和另一南戏同名，容易混淆，以不用为宜。

剧情梗概如下。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爱女。她私游花园，在梦中和书生柳梦梅幽会，从此怀想成病，一病不起。弥留之时，要求将她的自画像殉葬。杜宝升官离任，岭南书生柳梦梅路经梅花观，拾到画像，和杜丽娘的幽魂成就好事。杜丽娘死而复生，自作主张和柳梦梅成婚。杜宝升任安抚使，镇守扬州，被降附金人的李全军所围困。陈最良原是杜丽娘的塾师，他发现杜丽娘的墓被发掘，柳梦梅又不告而别，就往扬州报信。柳梦梅参加进士试，因金人入扰，延误放榜。他受丽娘之托，到岳父那里通告女儿回生之喜。柳梦梅以盗墓之罪被扣押，并受拷打。此时考试揭晓，柳梦梅高中状元。杜宝还朝，官居宰辅，以为事涉妖妄，拒绝和女婿女儿相认。经皇帝调停，才得团圆。

杜丽娘的形像是《牡丹亭》的光辉创造。为了"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也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第三出），她的父亲把老学究陈最良请来做她的老师。她应该被养成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这是她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为她规定了的。

她的人生第一课是《诗经》首篇《关雎》。在她的父亲和陈最良看来，《关雎》说的是"后妃之德"，是最适当的教本；但是不按照封建道德标准而思想的杜丽娘，却直觉地认出这是一首热烈的恋歌，这次启蒙教育对她影响很大，其结果就是《惊梦》。在婢女春香的怂恿下，她偷偷地离开长年拘束自己的绣房，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春天，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和春天一样美丽。春香夸她打扮得美，她回答说爱美是她的天性（"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正是由于青春的觉醒，她才会这样责备自己。她是《诗经》、诗词乐府，唐人传奇以至《西厢记》的爱好者，她敢于提出她对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的不满，一则说："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再则说："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好像一朵小花从阶台下面探出头来，由于得不到充分的阳光而显得纤弱一样，杜丽娘在封建的梦魇之下，还说不上十分清醒，她还受到有形无形的重重压制。她的叹息是多么深沉！"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惋惜的不限于三月残春，她惋惜的是眼看青春即将逝去，她却无能力力，不能自主。这便是出身于上流社会的青年女性杜丽娘站在当时还是庞然大物的封建制度前面所怀有的心理状态，也是她的精神面貌的一个方面。《牡丹亭》以前的戏曲常常有一些传奇性的情节，为作品中的男女青年设下极其凑巧的机会，得以一见倾心，互通殷勤。吟诗、弹琴都可以作媒介，不是侍婢带信，就是赠以家传宝物做表记，后花园私订终身，甚至闹了一大阵才知道从小早有婚约在先。杜丽娘名为宋朝人，其实是汤显祖的同时代人的写照，因之作者不能因袭前人的写法，而安排为游园之后，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幽会。从她的寻梦、写真以至于死亡，她一直是严格的现实世界中的形象。

请看杜丽娘之梦的另一面。这个梦决非现实世界所能有，梦中爱人柳梦梅果然是她后来的情人，她的画像为柳梦梅拾到（何等凑巧），她的鬼魂和他成就了好事。所有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手法，而且是为表达反封建的积极浪漫主义理想而服务的。但是，杜丽娘毕竟是封建时代上流社会的闺秀小姐，在她身上明显地存在着被束缚的痕迹。她的梦笼罩在封建礼教的阴影之下，她不能自如地和异性青年说话。在热烈的梦中幽欢之后，紧接着的是母亲的责备。老夫人怪罪的不过是瞌睡而已，如果她知道是怎样一个梦，那还得了吗。壮丽娘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出路，梦幻就成为她最可信赖的现实了。于是简简单单的第二次游园，在社丽娘看来不啻是追求幸福的实际行动，而且这是趁春香去传递茶汤时，她独自来到花园，后来又狡黠地两次差开春香，才得安心寻梦。《豆叶黄》和紧接的《玉交枝》两支曲调，由回忆中的狂喜突然转到可悲的现实，一腔无所发泄的热情在压制中积聚了更大的力量，它在对一棵梅树的倾诉中全部表现出来了。极度亢奋之后，又是一阵悲伤，如果不能和爱人相聚，她愿意死后埋葬在梅树下面。

关于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作者在《写真》一出里以极其独特的手法作了有力的表现。在爱情的骤雨中她像一棵小树一样，成长得多么迅速呵。她再也不能忍受抑制了，她骄傲地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春香：她已经有一心上人了。她抛开了少女的娇羞。爱情带来的火一样的煎熬耗尽了她的生命，而目的并没有达到。

杜丽娘之死揭露了在封建社会的重压下，一个青年女性被摧残的历史真实。杜丽娘是一个爱青春、爱生命、爱自由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封建社会里她是注定要被毁灭的。或者是改变她的爱好，或者是被毁灭，两者必居其一。只要放弃自己的志趣，她很可以像她母亲一样，将来做一位所谓贤淑的夫人。杜丽娘对自己的信念始终是忠实的。"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江儿水》）。这是对她自己说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却又是何等坚决。她的意思是说："如果要爱就爱，要生就生，要死就死，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可怨尤呢。"《牡丹亭》所具有的感人力量，在于它强烈的追求幸福，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积极浪漫主义理想。这个理想作为与封建思想对立的一种力量出现，而且在传奇里占了上风。在叛逆者杜丽娘的身边，派来教育她的陈最良与为她驱病的石道姑是鬼蜮一样的人物。善良与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杜丽娘。整个传奇只有杜丽娘受到那么热烈的赞扬。虽然作者关于她的外貌和行动的描写也是很成功的，但是《牡丹亭》所特有的魅人之处却在于描写杜丽娘的感情和理想的那些片段，人们觉得杜丽娘的外貌和行动也很美很动人，这固然是由于直接描写的结果，同时也是她的精神面貌使人发生联想的原故。不像《西厢记》、《红楼梦》一样表达封建婚姻制度如何在一对爱人的幸福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加以破坏；《牡丹亭》以杜丽娘之死写出她要找到爱人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结合了。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在这一点上说，杜丽娘之死所表示的作家对现实的态度是特别清醒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色。

人们看到杜丽娘和春香，自然联想起两个世纪前的先驱者崔莺莺和红娘。张生和崔莺莺虽然写得很美很成功，但《西厢记》最富有吸引力的人物却是红娘。红娘使全剧为之生色。没有她的鼓励，崔、张的爱情不见得会有所发展；没有她的见义勇为，崔、张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有这样一位红娘的存在，却说明了崔莺莺的软弱。在《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春香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春香发现了大花园，壮丽娘只当没听见。等闹学事件平息后，她才问春香有什么景致。春香被责罚得不愉快了，杜丽娘一笑就哄她开口。春香把花园说得多好，杜丽娘却声色不动，只淡淡地说："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且回衙去。"接着游园，春香是兴冲冲地"观之不足"，完全是孩子；杜丽娘则"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满腔心事，无处可诉。杜丽娘寻梦，两次差春香出去，春香一点也不觉得杜丽娘的感情有什么变化。直到最后春香只能看出杜丽娘的外表日见憔悴，不是她自己说出梦中欢会，春香完全想不到这上面去。春香的天真的心中飘过什么思想，杜丽娘了如指掌；而杜丽娘自己的秘密，却一点没让春香知道。如果说游园前春香还有比杜丽娘大胆的一面，而杜丽娘的整个思想却远远地超出春香之上。她是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主宰。在闹学、游园之后，春香在戏曲中是愈来愈不受重视了，几乎只是偶然带上一笔而已。杜丽娘的反抗性超过崔莺莺，正如后出的林黛玉又超过她一样。这里只是对女主角性格的比较，并不意味着整个作品的优劣，那是另外的问题。

春香闹学受杜丽娘责骂，正是天大冤枉"杜丽娘并不比春香循规蹈矩，不过她内心深沉，她的社会地位不允许她像春香一样无拘无束，同样不满意陈最良教书，春香以嘲笑出之，杜丽娘却只说得一句："依注解书，学生自会。"她不是要春香跪下责认一遭吗？她要春香"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然而，接着陪她游园的却正是春香。可见她的责备是违心之论，是为了照顾老师陈最良的面子而不得不来这么一套的。

春香闹学的反封建精神和杜丽娘的整个反封建精神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身份和地位只允许杜丽娘在内心和梦中、死后所实现的反抗，春香在平时就实行了。虽然杜丽娘想得更为深沉，在梦中、死后表现得更为有力，然而在平时，春香又究竟比她泼辣。"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这是陈最良所信奉的女子生活守则"鸡初鸣，咸盥漱栉，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经春香夸张："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陈最良所视为神圣的准则便变得可笑了。陈最良解"君子好逑"，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她。"春香只追问一句："为什好好的求她？"封建文人对《诗经》的粉饰立刻拆穿，还它活泼的一首民歌，这都是对封建教条的批判。陈最良的言行举动，无一不从陈腐的封建教条出发，春香则从她所理解的生活出发。虽然从她所处的上流社会的闺中生活出发，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个是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反抗者。汤显祖通过春香这个人物把反封建思想表达得更加畅透明朗了。但是这里并没有杜丽娘所真正缺少的东西，因为她早已成人长大了。

作为杜丽娘的情人的角度，现在来观察柳梦梅这个人物。尽管《玩真》这出戏里，柳梦梅痴情一片，写得很为出色。但是如《幽媾》所描写，当杜丽娘的鬼魂前来幽会时，他却觉得这是"夜半无故而遇明月之珠"，感情就不那么真挚了。不得不承认，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之类的平庸人物。这位来自现实世界的热衷功名的书生和富有理想的杜丽娘是不同的。正如柳梦梅自己所说，若把杜丽娘比作一技玉树，相形之下他自己不过是一管芦苇。他没有《西厢记》中穷书生张生那么可爱。柳梦梅未尝不可以和杜丽娘一样写成同样是浪漫主义的理想人物，但是作者却碰到无法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理想的书生应该有怎样的思想和行为？汤显祖那个时代还找不到答案。视科举为唯一出路，在明朝知识分子是无例外的，包括汤显祖本人在内。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对社会地位和自己相同的柳梦梅这个人物的描写，就难免产生不好的影响。第二十一出《谒遇》，柳梦梅对陈列在那里的室物感叹道："宝物蠢尔无知，三万里之外，尚然无足而至"，而他自己"满胸奇异，到长安三千里之近，倒无一人购取，有脚不能飞。"宝物虽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唯有他自己才是个"真正献世宝"。

这段话与《玉茗堂文》卷八《惠州府兴宁县重建尊经阁碑》意思相同"汤显祖为反对矿税而作的《感事诗》："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它也以朝廷的轻才和重利相提并论，可见这正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作为对封建帝工贪得无厌的剥削性的批判，尤其是适当明神宗朱诩钧横征矿税的时期，这段话是特别有意义的。但是当他从封建士大夫的狭隘的利害关系来考察，作为怀才不遇的感慨提出来却不见得高明，以之作为理想人物的自抒怀抱显然是不够格的。柳梦梅人物形像缺乏光彩是《牡丹亭》恋爱故事的美中不足。

不可否认，《牡丹亭》夫荣妻贵的收场带有很大的封建性。但是有关爱情的古代小说戏曲，十之八九以男中状元、女封夫人作结束，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就是千篇一律。各种不同的大团圆，理应得到各种不同的评价。在《牡丹亭》里，中状元不是杜丽娘、柳梦梅结合的条件，在此以前他们早就有了梦中幽会，还魂以后他们就自己作主结婚了。第三十七出就叫《婚走》。那时柳梦梅仍是穷书生，并没有状元及第。而且中了状元也没有一帆风顺，万事大吉。他得悉中状元时正被吊打，直到最后吵到皇帝面前，仍是一场斗争。看来杜宝一定会和柳梦梅和解，但是直到结尾仍是各不相让。柳梦梅是"则认的十地阎君为岳丈"，杜宝则要女儿离异了柳梦梅才得父女相认。如果以"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这两句曲文，就断定他们的爱情是"以封建道德为爱情的结合标准，以封建主义的荣誉为爱情的理想幸福"，显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诚然，中状元有利于取得杜丽娘父亲的承认，如果柳梦梅不中状元，杜宝不承认怎么办呢？无论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杜丽娘和柳梦梅事实上、名义上都已经是夫妻了，中状元会削弱作品的思想性，这是一个缺点。但是《牡丹亭》还不至于像别的才子佳人型的小说戏曲一样，使人以为问题不在于封建制度本身，而在于才子能否中状元。它的总的倾向还是强烈地指出，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有像杜丽娘那样视死如归的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