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牡丹亭》　　一、玉茗堂和家庭境况.3

根据《明史·朝鲜传》的总结："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体战之后，邢玖提出善后方案，单就留守水、陆军三万四千名的月饷就达九十一万八千两之多。其余人力物力的巨额开支不难想见。

朝鲜战争充分暴露明朝政府腐败无能。总督、经略和主将再三再四被撤换，以至追究罪责，兵部尚书负有国防重任，二十五年二月石星罢官后，空缺达一年四个月之久无人接替。正在前方金戈铁马交战之时，石星在辅相支持下一味主和。少不更事的临淮侯李宗城被任为正使，他在二十四年四月丢弃国书，狼狈逃回。副使杨方亨和沈惟敬献媚日本以自重，回国后则谎报对方求和的诚意，沈惟敬甚至堕落为日本军的向导。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明朝召集九卿和科道官商议和战大计。内阁大臣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公然宣称求和是"老臣忧国之计"，而主战是"幸灾喜事之谋"。朝臣的争论不出封（和）、守、战三条。邢玠出任蓟辽总督，朝廷给他的秘密八字方针是"阳战阴和，阳剿阴抚"。兵部左侍郎李帧在同年五月上奏说："今日所议者惟战守封三事耳　封则正使虽出（指李宗城逃回），杨方亨等尚在（日军）营中，遽尔言罢，无论数百人员皆将化为左袵，转为向导，而我之兵力未集，仓卒难应，尤属可虞。我惟以战守为实务，因不可张皇启衅，亦不可怠玩疏防　如此封可也，不封亦可也。"（引文见各该年月《实录》）话说得很漂亮，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主和派。主战派如河南道御史周扎教、直隶巡按曹学程、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沈思孝、工部都水司郎中岳元声，大都官位不高，和汤显祖有程度不等的交情。他们先后被斥逐，曹学程甚至以"违逆失节罪"被判处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

与上述时局有关，汤显祖在《牡丹亭》第四十一出《耽试》中曾写道：（试官苗舜宾）：这试卷好少也。且取天字号三卷，看是何如。第一卷，"诏问：和战守三者孰便？""臣谨对：臣闻国家之和贼，如里老之和事。"呀，里老和事，和不得，罢；国家事，和不来，怎了？本房拟他状元，好没分晓，且看第二卷，这意思主守。（看介）"臣闻天子之守国，如女子之守身"。也比的小了。再看第三卷，倒是主战。（看介）"臣闻南之战北，如老阳之战阴。"此语忒奇。但是《周易》有"阴阳交战"之说。以前主和，被秦太师误了。今日权取主战者第一，主守者第二，主和者第三　（净扮苗舜宾念题介）"圣旨：问汝多士，近闻金兵犯境，唯有和战守三策。其便何如？（生叩头介）领圣旨　（净再将前卷细看介）

头卷主战，二卷主守，三卷主和。主和的怕不中圣意。（生交卷，净看介）呀，风簷寸晷，立扫千言。可敬，可敬，俺急忙难看。只说和战守三件，你主哪一件儿？（生）生员也无偏主。

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在表里之间，（净）高见，高见　对策者千余人，那些不知时务，未晓天心，怎做儒流。似你呵，三分话点破帝王忧，万言策检尽乾坤漏。

只要把曲白中的金人改成倭寇，考官考生改成明朝官僚，这就变成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御前会议以及随后章奏辩驳的真实记录了。朝廷议论"阳战阴和"同戏曲"战为表，守为里"；朝廷议论"如此封可也，不封亦可也"同戏曲"可战可守而后能和"，两两相对，连语气都相似。主和而偏偏要以主战为名，而"无偏主"论又比它高出一筹。"三分话点破帝王优，万言策检尽乾坤漏。"这正是主和派心满意得之余的自我画象。这些曲白算不上戏曲的有机成分，仅仅带有插科打诨性质。这正是中国古代所谓"优谏"的传统形式的推广。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此外不再提及朝鲜战争。这无异表明政治腐败已经到了极点，他认为任何出谋献计以至拾遗补缺，除沾污自己的笔墨外，完全无补于实际。"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篇》的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说明作者的心境。他对明朝政治失望而不抱幻想，这是作者思想上值得重视的演变，它为《南柯记》和《邯郸记》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六、《牡丹亭》和妇女

明代妇女，特别是上流社会闺秀的文化修养比现在人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汤显祖《龄春赋》说：他的祖母"援故籍以提婴（以古书中的名贤事迹教育儿童）"，他的母亲"少读书而习故"。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十四《伯姊麻太夫人六袠序》说：他的大姊"习《诗》，《鲁论》《孝经》诵皆上口。于中垒（刘向）《列女》比择益详"。吕允昌的母亲孙氏爱好词曲，长于八股文，据说她的兄弟得到她的指授而高中进士。周弘禴的继妻董少玉、屠隆的女儿瑶瑟、沈懋学的女儿天孙都有诗集传世。以上只以汤显祖和他友人的亲属为例。《牡丹亭》第三出杜宝《训女》说："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可能这是家长对女儿教育的主要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对女儿进行必要的封建教育，以免发生不愉快或不名誉事件，使得家庭的声望受到损害。

明朝政府为了对妇女进行封建教育，除了《牡丹亭》第五出提到的男女《四书》，第七出的《昔氏贤文》，还有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和理学家吕坤（1536-1618）的《闺范》等等。随着宋元理学的日益深入生活，它的某些伦理纲常观念成为不可逾越的规范。明朝各省巡按和督学，每年都要为妇女树立新的榜样，将节烈妇女的事迹上奏朝廷，为她们建立祠庙，修造牌坊。《明史》所载的列女传在二百六十名以上，编者说，这是从朝廷《实录》和各地方志中上万名列女中筛选所得。她们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恰恰同杜丽娘相反。

另一类妇女同名门闺秀地位悬殊。她们将沦落为歌伶妓女，或成为官绅富商的姬妾。为了谋生的需要，她们多半受过良好的文化艺术教育，如《水浒传》第二十四回所写潘金莲原是大户人家的使女，不会看历本，几乎目不识丁。《金瓶梅》全书同《水浒传》这几回是同一女主角，《金瓶梅》第三回却让王婆对她说："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诗词百家曲儿内字样，你不知会了多少，如何交人看历日？"此后她在全书中的形象都以此为准加以改写。这就完全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这一类女性的实际情况了。就她们的出身而论，她们原来没有享受这种教育的机会，现在为了谋生的需要，她们以卖身或半卖身的高昂代价得到了它。由于出身低贱，她们不像壮丽娘那样受到严格的拘禁和限制，然而却又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承认。当她们被杜丽娘的命运所感动，不是一时兴到，而是像《寻梦》那样以幻为真，痴情以求时，她们的觉醒不得不以悲剧而告终。

《牡丹亭》在女性读者心中引起的反响有不少记载，如焦循《剧说》卷二的内江女子黎潇云、邹弢《三惜庐笔谈》的扬州女史金凤钿、沈名称《房蛾术堂闲笔》的杭州女伶商小玲，前二者年代明显不合，后者则缺少佐证，是否出于虚构，难以断言，现在引述真人真事两则如下。

冯小青（1595-1612），扬州人。十六岁，嫁给杭州冯生为妾。被正妻所不容，另居在西湖孤山别墅，抑郁而死，她有二首绝句艳称于世。其一：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其二：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以上据戈戋居上《小青传》。传见秦淮寓客辑《绿窗女史·青楼部·才名》。黄来鹤抄本（1631）传未署"万历壬子（四十年，1612）秋仲戋戋居士书于西湖之水明楼"。据施闰章《蠖斋诗话》，冯生名雏（1575-1661后），字云将，前南京国子监祭洒冯梦祯（1546-1605）的次子。西湖别墅指的是冯家快雪堂。①后来吴炳的《疗妒羹》传奇和徐判的《春波影》杂剧都为小青而作。

如果说冯小青是否真人真事还不免有人怀疑，张大复（1554-1630）《梅花草堂集》卷七《俞娘》的记载已为同时代文献所证实。下面是它的原文：俞娘，丽人也。行三，幼婉慧，体弱，常不胜衣， 迎风辄顿。十三疽苦左胁，弥连数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客，愈不可逼视。

年十七夭。当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观文史。父怜而授之，且读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还魂》传。凝睬良久，情色黯然。日：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达意之作矣。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如《感（惊）梦》一出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梦。梦则耳目未经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着鞭耶。"如斯俊语，络绎连篇。

顾视其手迹，道媚可喜，当家人也。某尝受册其母，请秘为草堂珍玩。母不许，日：为君家玩，孰与其母宝之为吾儿手泽耶。急急今情录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妹，落风尘中，标格第一，时称仙子。而其母私于某日，恨子不识阿三。吾家所录副本将上汤先生，谢耳伯愿为邮，不果上。先生（汤显祖）尝以书抵某：闻太仓公（王锡爵）酷爱《牡丹亭调未必至此。得数语入《梅花草堂（集）》，并刻批记，幸甚。

这一段记载同汤显祖本人的《哭娄江女子》诗和小序相吻合。他将三娘① 据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 年陈欣的硕士论文《冯小青故事源流与时代的折光》。误记为二娘，不影响它的真实性。俞娘的妹妹"落风尘中"，她本人的身份不会同小青相差很远。一个已婚，跟错了人，又碰上正妻是悍妇；一个未婚，死于对未来的悲观绝望。应该说她们比杜丽娘更加苦命。她们都对杜丽娘的还魂和团圆视而不见，而只看重她的悲剧。这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对《牡丹亭》的深刻理解。她们在生命即将终止时，看到了《牡丹亭》。既是她们的幸运，也是对她们的慰藉。她们不是浑浑噩噩地告别这个世界，而是有所爱，也有所恨。她们虽然还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壮丽娘和她们自己的悲剧，但问题已在她们面前提出来，这就是觉醒的开始。只是由于生命的过早结束，开始差不多就是终结。如果说曾经有那么一些德意志青年模仿维特走上绝路，那是表明封建落后的德意志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正是哥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积极意义所在。

同歌伶妓女不同，名门闺秀看了《牡丹亭》，或其它爱情作品，不管有怎么样的感触，都不会见于记载。她们多半只能遮遮掩掩地阅读，在暗地里叹息或啜泣。如同《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杜丽娘看了"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遇崔氏"的故事后，感叹道："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或者如同《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小说可以描写少女们私下谈心，在现实社会中旁人是无从得悉的。并非没有上流社会的真人真事可供追寻和分析，虽然只能从她们亲属的有关资料进行间接的探测。试以王锡爵（1534-1610）的女儿焘贞（1558-1580）为例。她十七岁时，未婚夫徐景韶去世。尽管她们并未认识，她得为他终身守节。她在自我禁闭和半绝食的长期精神失常状态中，常常看见幻像，自以为是昙鸾菩萨化身，法名昙阳子。据说她得道升天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了集会。王锡爵当时还没有进入内阁，以礼部侍郎家居。他和王世贞、屠隆、沈懋学等一大批名流拜她为师，敬奉她如同女仙。工世贞为她写了一万多字的长篇传记。徐渭远在浙江，同他们一向没有来往，也写了一篇《昙大师传略》。可见这是轰动一时的事。汤显祖考进士，出于王锡爵门下。汤显祖上奏《论辅臣科臣疏》，其中有替刑部主事饶伸申张正义的话，而饶伸因得罪王锡爵而革职为民。汤显祖贬官回来，做了五年浙江遂昌知县，始终不能回到朝廷。主要阻力来自首相王锡爵。尽管如此，王焘贞死后十八年，汤显祖编写《牡丹亭》，并不是如同有些人所想像那样，为了讽刺王锡爵的不幸的女儿。万历三十五年（1607），王锡爵被召返回内阁，他再三辞免。应天巡抚、汤显祖的同乡周孔教就近到王家劝驾。王氏家乐是当时苏州一带最佳的私人剧团之一，为此特地上演《牡丹亭》。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作于他去世前一年，许重熙访问临川之后。那时王锡爵已经去世，仕途上的纠纷早就成为遥远的过去。只有王锡爵同他的师弟之谊依然存在。这二首诗的小序转述当年劝驾上演《牡丹亭》时王锡爵的话："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前引张大复《梅花草堂集》所记汤显祖给他的信说："闻太仓公（王锡爵）酷爱《牡丹亭》，未必至此"，这是作者的谦词。诗二首，其一说："画烛摇金阁，真珠位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伤此曲"的恰好都是太仓（娄江）人，一是俞娘，另一是王锡爵。如果前二句用来描写平民百姓俞娘家，景物太华贵了，有些不伦不类。只有相府王家才合适。题目《哭娄江女子》，则又不能是王锡爵，而是他的女儿。诗由俞娘引起联想到王锡爵，由王锡爵而及于他的女儿。诗人回想到三十多年前沸沸扬扬的昙阳子事件，不是讽刺，而是哀悼。第二首诗说："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前二句，既指俞娘，也指王锡爵的女儿。"一时文字业"，指自己创作《壮丹亭》，"天下有心人"，指俞娘，也指王锡爵的女儿，王锡爵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发出那样的感慨是很自然的。他年老（七十三岁）而多病，妻子和长女都已去世，他的亡弟无后，而他的儿于衡身患不治之症，卧床不起。皇帝对他信任不改，一再敦促他出山，而反对派不时论奏他，几乎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十八年前，他的亡弟的小妾，在遣散后，冒充焘贞未死，同后夫招摇过市，成为一时丑闻，使他感到恶心。这时土锡爵为《牡丹亭》而感到惆怅，无论怎样麻木不仁，也不可能不想到他的亡女。在近乎自欺欺人的成仙证道的礼仪崇拜和迷信狂热过去之后，他不可能丝毫看不出它的虚假性，也即对他亡女的悲剧不可能一无所知。

金元杂剧《张生煮海》以男角为主，《倩女离魂》则与此相反。董解元和玉实南的两种《西厢记》，张生可说同崔莺莺平分秋色，这大概可以说明男女主角在金元杂剧中大体相当，并未畸轻畸重的创作倾向。明代士大夫视科举为唯一出路，人人都有寄希望于科举制以求上进的一段平庸经历，即使杰出之士如李蛰、徐渭、汤显祖也不例外。他们只是在人生道路或仕途中屡遭挫折之后才有所觉醒。他们的异乎寻常之处不在于他们对科举制并未抱有幻想，而是最后看破了它。正因为如此，汤显祖在塑造同自己身份相近的男主角柳梦梅时，就显得不那么超脱，而未能兔俗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日益严厉，王煮贞和俞娘的命运几乎成为某一些女性的必然结局时，晚明传奇中才出现了以杜丽娘、李慧娘、敫桂英等叛逆性的妇女群像，因而她们在广大女性中异乎寻常地引起同情和共鸣。除上面已加引述的社会地位高下不同的两种女性的真实事例之外，再以清初吴人的三妇合评《牡丹亭》为例。吴人是洪升（1645-1704）的友人，《长生殿》简本（演出本）的改编者。三妇指他的未婚妻陈同、前妻谈则、后妻钱宜。来婚妻和前妻先后早夭。三妇评本《牡丹亭》刻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她们虽然没有遭逢王焘贞和俞娘那样的悲剧，但封建礼教对她们同样存在，出于她们笔下的多愁善感的评语同这样的环境分不开。

七、《牡丹亭》的因袭和创新

《牡丹亭还魂记》依据《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写成。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卷子杂类中已有著录，名为《社丽娘记》。现在见到的是明何大抡辑《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九所载的本子。

晁瑮是嘉靖二十年（1514）进士，年代早于汤显祖。因此只能是《牡丹亭》以话本为依据，不可能相反。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不提这一话本，而提到关系不大的武都太守李仲文、广州太守冯孝教将儿女的故事。前者见《搜伸后记》卷四，后者见《异苑》卷八。

这是汤显祖故作狡狯，有意隐瞒他的杰作所由来的原始记载吗？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很可能如此推想。事实并非如此。

《宝文堂书目》和《燕居笔记》所载的话本标题不同，说明它至少有两个不同系统的版本。据《燕居笔记》，杜丽娘十六七岁游园惊梦而得病，二十一岁夭亡。而她的幽灵却对柳梦悔说："年十八岁，未曾适人。因慕情色，怀恨而逝　临终遗嘱于母，令葬妾于树下。今已一年　。"这样，她还魂时只有十九岁。"今已一年"，在文中先后出现两次。话本又说："昔日郭华偶逢月英；张生得遇崔氏，曾有《钟情丽集》《娇红记》二书"。上面提到的是《留鞋记》和《西厢记》的故事，同《钟情丽集》、《娇红记》不相干。话本作者不管怎样不高明，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差错。以上情况和话本中不少错别字都清楚地表明，《燕居笔记》在当时只是一个拙劣的翻刻本。同一系统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至少得有另外一个比较前后照应、没有这么多刊误的原刻本。然后加上《宝文堂书目》所载的《杜丽娘记》，这样至少有包含两个不同系统的三种版本。由此可以想见，杜丽娘话本曾风行一时，以至于汤显祖在写作《题词》时，觉得没有必要记载它的篇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不言而喻，指的当然是这篇话本。

汤显祖的《题词》，从杜丽娘的故事引导出他的情与理矛盾的思想观点。话本提到《钟情丽集》，此书有成化二十三年（1487）简庵居士序，当时作者玉峰生还是"弱冠之士"，汤显祖可能嫌它不够古老，难以令人信服，于是他又抬出托名东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和南朝宋刘敬叔《异苑》中的类似故事作为话本的佐证。《题词》不提话本而提李仲文、冯孝将儿女故事的真实情况大体就是如此。

话本和李仲文、冯孝将儿女故事相似，说明话本中起死回生的情节和主题不是一时的创作，而是由来已久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长期流传之后才形成。

现在看来杜丽娘话本似乎相当平庸，然而就是这样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它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瀑瀑溪水只是大河的原头。而在溪水之上，还有涓涓细流若隐若现地婉蜒于丛林莽草之间。

中国的古代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游传》、《金瓶梅》、《西游记》，戏曲如《西厢记》、《窦娥冤》、《赵氏孤儿》、《梧桐雨》、《汉宫秋》、《琵琶记》、《拜月亭》、《白兔记》、《牡丹亭》、《邯郸记》、《长生殿》以及不胜枚举的其它杰出的或不那么杰出的作品，各自情况不同，却都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流传过程，然后写定。写定者所起的作用，可以由简单的记录、程度不等的创造性的加工直至完全的个人创作。这是中国小说戏曲史上的独特现象。

欧州文学史上似乎也有同样情况，如莎士比亚的三十六本戏剧只有《暴风雨》可能完全出于作者的虚构。《浮士德》在哥德之前早有流行的故事传说和英国马罗（Christopher Mar-lowe）的名作。但这种现象没有像中国小说戏曲史那样具有普遍意义。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多采的古代传说自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中世纪的言论著作不自由迫使作者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这些都和上述现象的形成有关，但主要不在于此。

有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存在，就有人民群众的抗议和斗争。在它取代奴隶制的初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它的盛世，这种不平之鸣比较少见，间接地在文人作品中得到的反映更为稀有。六朝志怪小说如上述《搜神后记》、《异苑》之类借历史或传说人物和荒唐不经的鬼神故事，曲折地透露了人民的意愿，由于形式简朴，叙述多而描写少，微量的民主性的金沙玉屑混杂在封建主义的黄土层中，难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情况由唐人传奇发展到宋元话本而有所改进。处于朦胧暧昧的萌芽状态的新兴文学显出了自己的活力。然而仍然有许多作品由于未加雕琢而难以受人赏识。它们既不能用传统精神加以解释，又没有成熟到让自己的特征足够鲜明地显示出来。相传只有波斯人能从顽石中认出珍宝。《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就是这样没有文采的作品，汤显祖的巨眼把它从数以百计的平庸作品中选拔出来。

话本的惊梦情节表现了闭锁在深闺中的古代少女徒然地渴求爱情的心理。它一洗小说戏曲中后花园私订终身之类的非现实主义情节的陈腔老调。写真则反映青年一代在封建主义禁锢下对青春虚度的悲切和对美好年华的热爱。这两个情节是《牡丹亭》现实主义地塑造杜丽娘形象的主要依据。它们都是这篇话本的独特创造。光凭这一点，它的贡献已经不小。

《牡丹亭》的重要出目如《惊梦》、《寻梦》、《写真》、《闹殇》、《拾画》、《玩真》、《幽请》、《冥誓》、《回生》等出在话本中都已经成型，甚至许多词句都因袭不变。这是说《牡丹亭》爱情故事的重要情节在话本中都已经有了，然而粗糙简陋，人们难以发现它的魅力和可能有的社会影响。这有如海水原本含有微量元素铀，然而只有当它经过奇妙的工序被分离出来之后，才有可能使它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话本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父亲都是现任太守，门当户对的婚姻水到渠成，没有遭受波折，汤显祖却参照东晋干宝《搜神记》睢阳王收拷谈生的故事把它改造为社会地位悬殊的男女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搜神记》中事实搞清之后，睢阳王欣然接受穷书生为女婿，赏赐他钱财，连外孙也得以封官。《牡丹亭》则在柳梦梅高中状元之后，本来在所有的小说戏曲中爱情婚姻的一切阻力都可以因此而得到排除，杜宝却依然顽固地不承认柳梦梅和他女儿之间的非礼不法的婚姻关系。

话本只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汤显祖却赋予它以酷似明代现实的政治社会背景。简单一提、未作任何刻划的杜宝被塑造成封建官僚的典型，他由太守升到同平章军国事，随之而经历着人物性格的令人信服的发展。作为青春被封建制度所牺牲，思想被封建教条所僵化的老学究的典型，陈最良这个人物是全新的创造。春香闹学对封建教育作了有力批判。《冥判》中鬼哭神号的地府则是现实的阳世衙门和封建社会的缩影。从杜宝、陈最良到胡判官，从阳世到阴间，这是壮丽娘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在广阔的画面上所展开的对封建社会的讽刺和批判，同反封建婚姻制度主题相结合，《牡丹亭》对话本作出了重大的发展。就舞台演出而论，内容庞杂，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可以看作是缺点；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为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而倾倒。对一个大作品，硬以通常的规矩绳墨去要求它，有时未免显出批评家的偏狭成见。

汤显祖把自己对山城遂昌的回忆写入《劝农》；访问澳门，会见西方传教士的印象曲折地反映在《谒遇》。这些当然是话本所没有的。杜丽娘原有一个弟弟，在戏曲中被省略。春香只有十岁，年龄过小。诸如此类的细节变动不必在这里一一指明。

近代曲家吴梅《红蕖记跋》评论古代戏曲作家时指出："大抵宗《琵琶》者终鲜舛律，学元剧者或至乖方。今古词家，莫生例外。"至少就表面现象看来，这是符合事实的。姚士粦《见只编》卷中说："汤海若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杂剧）。自言筐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种。有《太和正韵》（《太和正音谱》）所不载者。比问其各本佳处，一一能口诵之。"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寄谢在杭书》说，他在麻城刘承禧家借到的金元杂剧三百余种出于汤显祖的挑选。由此看来，《牡丹亭》在某些方面受到金元杂剧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无名氏的《萨真人夜断碧挑花》和《牡丹亭》有若干相似之处。潮阳徐知县的女儿碧桃许配给县丞之子张道南为妻，未婚。张道南因追寻鹦鹉误入知县后花园，和碧机会面。恰好被碧桃父母撞见，碧桃受家氏叱责，一气而亡。三年后，张道南中进士，任为潮阳知县。碧桃亡魂出现，和道南幽会。道南患病不愈，萨真人作法拘到碧桃亡魂，由掌管生死和婚姻的判官作证，查明她阳寿未尽，姻缘未了。而此时碧桃的妹妹玉兰暴病身死，碧桃得以借尸还魂和道南团圆。

姐姐借妹妹尸体还魂以完成生前夙愿，明代另一戏曲作家沈璟的《坠钗记》也有同样关目。《坠钗记》以《金凤钗记》（见《剪灯新话》）为依据。可见古代小说戏曲作品之间彼此影响、相互渗透，情况极为复杂。《坠钗记》刻意摹拟《牡丹亭》，情节相似，这是《牡丹亭》和《碧桃花》之间存在着先后继承关系的旁证。

《碧桃花》虽然是已完成的杂剧，但它犹如一曲民谣，含有动人的旋律而并未按照和声、对位的原理谱成完美的作品。碧桃死而还魂复活，应是生死如一的真诚所致，但作品中除了素描式的简单情节并未着意渲染，她为爱情而招致的生前死后的磨难也缺乏细致动人的描写。碧桃和丈夫已有婚约在前，削弱了主题的积极意义。《碧桃花》的弱点正好反衬《牡丹亭》的不同凡响。

《牡丹亭》的《冥判》显然曾从《碧桃花》第三折得到启发。两个作品的优劣对比同样具体而微地表现在这两折（出）之间。

乔吉（？-1345）的佳作《玉萧女两世姻缘》，如果剧中人物玉萧不是妓女而是官家小姐，如果她不是再世而是死后还魂和爱人成婚，这个杂剧简直就是《牡丹亭》的简编。乔吉在金元杂剧作家中以擅长爱情剧而得名。他的曲文绮丽多采而清新有致，十分适合这样的题材。

《两世姻缘》的写真情节脱胎于《丽情集·崔徽传》，用以表达对爱人久别后的深挚怀念。杂剧和《牡丹亭》又借用它作为男女双方得以相叙（《牡丹亭》）或重圆（《两世姻缘》）的一个必要环节，就这一点而论，《牡丹亭·写真》情节不始干活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丽情集》比它更早。但就形象鲜明地反映青年一代在封建主义禁锢下对青春虚度的悲切和对美好年华的热爱而言，这一构思萌芽干话本，而在《牡丹亭》中才得到充分的表达。韦皋和他的岳父因再世的玉萧而引起对抗，在皇帝面前得到调解。这是《牡丹亭·圆驾》的类似情节在戏曲中的最早表现，但矛盾冲突不及《牡丹亭》尖锐而有社会意义。

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第四折，白居易和茶商为姬人裴兴奴发生争执，最后由皇帝审明曲直。它不像《两世姻缘》那样接近《牡丹亭·圆驾》。

《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是乔吉的另一佳作。才子韩翃因和柳眉儿私通，被她的父亲王府尹吊打。后来韩翃中状元，奉旨和柳眉儿成亲，岳父和女婿才得以和解。汤显祖《题词》说《牡丹亭·硬拷》本于《搜神记》卷十六睢阳王的故事。睢阳王和谈生虽然贵贱悬殊，但没有真正的矛盾冲突，误会很快消除。《金钱记》中王府尹也是本来有心成全好事，只怕韩翃"功名心懒堕，等他为了官，才招为婿"（见《元曲选》本剧第三折）。

以《碧桃花》、《两世姻缘》、《金钱记》和《牡丹亭》的有关各出相比，这几本杂剧各自成就不同，就某种意义说，它们都只是半成品，具有新意而暧昧不明，包藏精华而被尘土遮掩。汤显祖则以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他十分珍视自己选中的题材，每一情节，每一构思，决不在竭尽所能得到充分利用、加意发挥之前浅尝辄止。就戏剧创作的最重要一点而论，作者特别致意于矛盾冲突的形成和开展。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无一不以此为依归。《两世姻缘》、《金钱记》的翁婿矛盾不及《壮丹亭》的《硬拷》和《圆驾》，《碧桃花》的"夜断"场面难以和《牡丹亭·冥判》相比。玉萧、碧桃和杜丽娘一样都是殉情而死，但碧桃在戏曲中缺乏相应的描写。《两世姻缘》第一折写鸨母爱钱，逼迫穷书生舍弃玉萧而赴京应试，到第二折玉萧为思念情人一病而亡，却又得到鸨母同情，丝毫不受干扰。情景失真，难以令人置信。唱词虽然凄惋哀艳，动人的力量难免受到影响。未能将矛盾冲突作正确的艺术处理，是这几本杂剧出现以上缺陷的原因。

在《牡丹亭》中，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对话穿插，也足以见出作者的文学修养。如第六出《怅眺》，柳梦梅和韩子才转述他们先祖韩愈、柳宗元的争论："两人文章，三六九比势：我有《王泥水传》，你便有《粹人传》；我有《毛中书传》，你便有《郭驼子传》；我有《祭鳄鱼文》，你便有《捕蛇者说》"；"因何俺公公造下一篇《乞巧文》，到俺二十八代玄孙，再不曾乞得一些巧来？便是你公公立意做下《送穷文》，到老兄二十几辈了，还不曾送的个穷去"。似真而假，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令人解颐。如果不是对韩柳古文深有体会，就难以这样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牡丹亭》每出下场诗都袭用唐诗七言成句，而又和剧中情节融合无间。可能这是多余的奢侈之笔，多半无助于作品的提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远不是容易的事。即使当时有后来才出的《全唐诗》，也必定要熟读成诵才能这样断章取义而应用自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明高度的文化和文学修养对作家的成长极其重要。然而"无一字无来历"之类的文人习气却又可以使博学成为作家的桎梏，不利于创作。汤显祖在这一点也未能例外，但是权衡得失，毕竟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