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柯记》和《邯郸记》　　一、《南柯记》

汤显祖弃官回家的第一年，四十九岁，完成了《牡丹亭还魂记》的写作。十二月十九日，真可和尚即达观禅师，从庐山归宗寺来到临川。《达公忽至》诗说："偶然舟揖到渔滩，惭愧吾生涕泪澜"。这是他们的第五次相遇（初次相遇指达观在西山云峰寺读到汤显祖的《莲池坠管题壁》诗，是神遇）。二十八年过去了，从秋试中举到现在弃官回家，恍如一梦。他觉得有些对不起达观神师。达观禅师对他出世抱有殷切期望，而他却故我依然。新春，汤显祖和临川知县吴用先送达观下船，往南城从姑山凭吊老师罗汝芳的遗迹。汤显祖少年时曾在此负发求学。罗汝芳如同王阳明学派的许多理家家一样，曾借助禅学以批判朱熹哲学，达观禅师对此持有相近的观点。吴用先可说是禅友，达观给他起了一个法名始光，信里说取义于"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土"。

达观离开江西北上时，给汤显祖写了一封长信。他将汤显祖的法名寸虚升格为广虚。为了理解达观这一次临川之行对汤显祖所起的影响，信中原文引录一段如下：今临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云水相逢，两皆无心，清旷自足。此五遇也。野人久慕疎山、石门，并龙象禅窟，冒雨犯风，直抵石门。黎明入寺，然寺有名无实。故址虽存，草莱荆棘，狐蛇渊薮。四顾不堪，故不遑抛瓣香，熏圆明而行。圆明，（黄）山谷最敬之。每叹东坡不遑一面。然圆明敬东坡，不在山谷之下。今石门狼狈至于此，使东坡、山谷有灵，亦其所不堪者也。大都真人大士之遗迹，乃众生开佛知见之旗鼓也。盖旗能一目，鼓能一耳。耳目既一，目即耳可也， 耳即目可也。

目可以为耳，则旗非目境；耳可以为目， 则鼓非耳境。旗鼓固非耳目之境，而耳目之用不废， 此谓六根互用也。然以一精明为君，六和合为臣，臣奉君命，无往不一。无往不一，谓之独往独来。独往独来，此即妙万物而无累者也。此意《悼西儿》名序中，亦稍泄之。

呜呼，野人与寸虚必大有夙因，故野人不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虚，谓之瞒心。沩山曰："但不瞒心，心自灵圣"。且寸虚赋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则世缘必浓。世缘一浓，灵根必昧。年来世缘，逆多顺少。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沦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虚了此大事。野人二遇于石头时，曾与寸虚约曰：十年后，定当打破寸虚馆也。《楞严》日："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即此观之，有形最大者天地，无形最大者虚空。天地生于空中，如片云点太清。虚空生于大觉中，如一沤生大海。往以寸虚号足下者，盖众人以六尺为身，方寸为心。方寸为心，则心之狭小可知矣，然众人不能虚，重以日夜而实之为贵。寸虚稍能虚之，且畏实而常不自安，近野人望寸虚以四大观身，则六尺可遗；以前尘缘影观心，则寸虚可遗。六尺与寸虚既皆遗之，则太虚即寸虚之身与心也。至此以明为相，以勇为将，破釜而焚其舟，示将相于必死，拼命与五阴魔血战一场，忽然报捷。此野人深有望于寸虚者也，愿寸虚不以野人道浅学少，略其元黄，而取其神骏。神骏者，即野人望寸虚之痴心也。又野人今将升寸虚为广虚，升广虚为觉虚。愿广虚不当自降。

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半，汤显祖刚巧在南昌，赶上送达观回庐山。二月十五的月明之夜，汤显祖在家里做了一个风流旖旎的美梦，他梦见自己和明眸皓齿的"女奴"同寝。他拿出一条画有梅花的裙子让她穿（另外又有休官后不久写的《遣梦》："来成拥髻荒烟合，去觉搴帷暮雨疏"。可见这样的美梦不止一次）。梦中又忽然收到达观从九江来信。来信谈到男女交接（色触），色和空的关系，最后以大觉作结束，又亲笔写了海若十三字。汤显祖本来以海若为号，海若是《庄子·秋水》中百川所汇集的大海之神，它又同《仇池笔记》卷下《广利王召》相联系，用以抒发对权臣把持科举考试的不满，可见他并未忘情于现实人世。现在改为海若士，省称若士。若士的典故出自《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卢敖漫游到北海，看到一个士人。问他说：你可以跟我作伴吗？若（那）士（士人）说：我同汗漫在天地之外有的会，不能在这儿久留。说着就腾空而去。卢敖目送他冉冉地上升到云中，直到看不见止，恍然若有所失。卢敖还在访道求仙，而那士人（若士）则已得道成仙，不屑同他为伍。汤显祖《梦觉篇》说："骷髅半百岁，犹自不知死。顶礼双足尊，回旋寸虚子。"《达公来自从姑过西山》说："厌逢人世懒生天，直为新参紫柏禅。"紫柏也是真可的法号。汤显祖是越来越为出世思想所困扰了，在他的思想深处，如同达观的来信所说，也许正在进行一场斗争，但出世思想始终没有占主导地位。

万历二十八年三月，达观再次到临川，为了同汤显祖告别，他要启程前往北京。汤显祖有七绝《达公来别云欲上都》二首：艇子湖头破衲衣，秣陵秋影片云飞。

庭前旧种芭蕉树，雪里埋心待汝归。

梦破长安古寺钟，偶经花雨旧林空。

寻常一饭看随施，何必天言是可中。

"雪里埋心待汝归"，当从摩顶松的故事化出。唐僧在灵岩寺抚摩松树枝说："我西游取经，你的枝条向西生长，我回来，你就向东生长，好教我的弟子知道。"原见《太平广记》卷九十二。后为《西游记》第十二回所采用："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汤显祖把常青的松枝改成调残的芭蕉，可能表示诗人对他此行的忧虑，后来果然被害。第二首后半指的是达观的三大誓愿之一："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憨山《达观大师塔铭》又说："予度岭之五年庚子（万历二十八年），上以三殿工下矿税令。中使者驻湖口，南康守吴宝秀不奉令，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愤缳死。师时在匡山，闻之曰：时事至此，倘阉人杀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杖策越部门"。以上叙事，年代没有交代清楚。开征矿税始于万历二十四年。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南康知府吴宝秀被捕在二十七年二月。达观在二十八年三月到临川向汤显祖辞行，次年到达京师。他寄希望于皇太后，由她让皇帝下令撤销矿税。诗末句"天言"云云指此。

汤显祖《膝赵仲一生祠记序》云："后一年，而紫柏先生来视予，曰：且之长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体貌，固不可以之长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当断发时，已如断头。"为了读者不至于对"精神才力体貌"句作误解，后面又解释道："嗟夫，精神才力体貌，三者皆天下之利器也。而数以示人，其容免乎"。并非三者不是利器，而是多次用以干预现实，只怕他招致不幸。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话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评云，"前明显祖汤先生有怀人诗一截，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这首诗题为《江中见月怀达公》，作于二十八年三月，汤显祖伴送达观到南昌，告别后在回临川的船上。无情可以由于多情，多情未必能够情尽。金钏对贾宝玉的拒绝和她的情死，可以由此得到印证。

可见无论对国家大事和男女私情，不仅汤显袒不能解脱。达观也未必能超然处之。汤显祖未能"忽然报捷"，难免使达观感到失望，但出世思想在送别达观后两三个月内完成的《南柯记》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汤显祖的八岁小儿子西儿夭折。达观致汤显祖的长信提到"《悼西儿》名序"，可惜此序已经失传。达观和李贽被当时人称为二大教主。李贽在万历二十七年到临川，他在为正觉寺写的《醒泉铭》中也提到对西儿的怀念。

汤显祖《答赵梦白（南星）》说："弟近号茧翁，于而不出，无由更覩清光。"这封信作于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友人姜士昌任为江西参政之后。赵南垦和汤显祖的通信都由姜士昌转。据《说苑珠林》卷四十一，西晋慧达白天在高塔上说法，晚上隐藏在蚕茧中，号苏何圣。苏何是胡语蚕茧的音译，汤显祖《茧翁口号》诗说："不随器界不成窠，不断因缘不弄蛾。大向此中干到死，世人休拟似苏何。"未句指出他同佛教徒的差别，他既没有断绝尘世的种种因缘，也不会和慧达一样向人说法。汤显祖始终是汤显祖，他可以沉浸在佛法中，但他并未皈依于它。

《南柯记》并不反映汤显祖矛盾重重的全部思想，而着重反映他思想中的消极、软弱，即出世的一面。一个作家的思想是丰富多样的，积极和消极，入世和出世，左和右、崇高和渺小往往同时并存，或相制约，或暂时互不关连，或自觉，或只是潜意识。这些思想以及还没有提升为理性的各种各样的感情，并不一定都要在一个单独作品中表现出来，即使是长期完成的大作品也不一定如此。可以略彼而详此，也可以相反。这不是说作品可以和作家的思想无关，而是说两者的相关可以千差万别，任何简单化的表述都只能导致艺术教条主义。

《南柯记》四十四出，比《紫钗记》五十三出、《牡丹亭》五十五出都要简短利索，风格则由浓艳绮丽而改趋素净恬淡。这是作者戏曲创作日趋成熟的标志，同时也同抽象说教的佛学主题有关。《南柯记》在作者所有传奇中最忠实于它所取材的原作，即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它不像作者以前那样对原作大加改动，而是尽可能在原有的框架内加以适当的敷演或增饰，这可能是他找到比《霍小玉传》之于《紫钗记》，《杜丽娘记》之于《牡丹亭》更符合他创作意图的素材，但也同清淡寂净的佛学主题有关。

《南柯记》忠实于《南柯太守传》，可说以它为出发点；但同样也可以说它以"梦了为觉，情了为佛（《题词》）的抽象说教为出发点。以来自佛学的抽象原则放在第一位，以来自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的感性认识放在第二位，即使像汤显祖那样已经创作出《牡丹亭还魂记》的生花妙笔也不能把《南柯记》写成佳作，这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文学作品的作者不应从抽象理念出发，研究者则不应匆忙地在作品中撮引片言只语，就同近代某一进步思想相比附。

如专攻中国思想通史的一位前辈，摘引了《南柯记》第二十四出四支《孝白歌》："征徭薄，米谷多"；"行乡约，制雅歌"；"多风化，无暴苛"；"平税课，不起科"（请原谅我不作大段摘录，如同他的原文一样），就坐实它们是"汤显祖笔下的谆于梦在南柯郡治下的平等社会的图景"，"集中地表露出汤显祖的理想国或乌托邦"。①没有成见的人，不难看出这些词句并没有超出儒家仁政思想的范畴。只要对明代社会稍有一点理解就可以知道它们是实际上曾经施行过的政治措施，或曾经标榜过的政治目标。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曾任太湖（今属安徽）知县，他在任内"复流移，修庠序，令乡馆师弟子朔望习礼歌诗行奖赏焉。立乡约，饬讲规，敷演圣谕六条，谆谆勉人以孝弟为先。行之期月，争讼渐息。有缓急难卒办者，父老子弟争趋营之"（杨起元《明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明德夫子罗近溪先生墓志铭）。

如果一定要寻章摘句，第二十五出倒有一段对话值得注意：淳于梦：齐家治国，只有孔夫子之道，这佛教全然不用。

瑶芳公主：奴家一向不知，怎生是孔夫子之道？

淳于梦：孔子之道，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瑶芳公主：依你说，俺国里从来没有孔子之道， 一般立了君臣之义，俺和驸马一般夫妇有别，孩儿们一样与你父子有亲，他兄妹们依然行走有序，这却因何？

淳于梦笑介：说是这等说，便与公主流传这经卷罢了。

按照瑶芳公主的说法，没有孔子之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谆于梦无话可说，只得同意她以佛经作为"消灾长福"的手段。作者在这里似乎很有一些异端思想。本书对此并不否认，但要指出这只是调侃或揶揄，不好看得太认真。瑶芳公主说："俺国里从来没有孔子之道"，但第三出槐安国王说"有礼有法"，而"大学馆布成街市，诸生朔望而游"，同上文引录的罗汝芳的太湖之治相似；第五出，槐安国工后认真地对公主解答什么是三从四德，并指出它们是"可以为贤女子"的必要条件。可见作者通过瑶芳公主说出来的那些离经叛道的话简直是信口开河。难以作准。据此对它们作出什么什么思想的定性分析，未免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这就再一次说明以寻章摘句代替认真的分析研究将是何等幼稚可笑。

《南柯记》是《四梦》中的平庸之作。《四梦》之前的《紫萧记》，作者以专精六朝辞赋的高手开始在戏曲领域进行探索，因为是初试，显得不那么在行；创作《南柯记》时，技巧已经得心应手，只因急于表达他的禅悟而走上了歧路。这里不牵涉到对佛学的好恶问题，几乎可以说直接从抽象的理论思维出发，不管哪一种理论思维，即使出于天才笔下也写不出好作品。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的某些作品是另一证明。

槐安国的朝政，南柯郡的官场，如第十五出田子华献赋，第十六出的"老婆官"，第十九出的任用亲信，第二十一出为迎接新官对老百姓的额外摊派，第二十四出纪念父母官的生祠和德政碑，第三十四出的卧辙挽留，第三十九出的《象谴》等等，都以明朝中央和地方官场的种种常例和陋习相比附，但只是调侃或椰榆，随意发挥，过后就放下，亦庄亦谐，一半认真一半开玩笑，感情正向讽刺和抨击的方向发展时，出世思想把它抵消了。以第三十九出《象① 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和南柯记的思想性》，《新建设》杂志1961 年7 月号）。谴》而论，九年前他以南京礼部主事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也因为彗星出现，借异常的天象而在死水一样的政局中投下一石，引起轩然大波，而他自己也因此而被逐出朝廷。《南柯记》中"客星犯于牛女虚危之次"，导致淳于棼被谴还乡，即他的"梦了为觉"，现在作者回顾往事，又将有怎样的感触呢？看来汤显祖不至于否定自己的前半生，至少从他的诗中看不出这样的任何迹象，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如同达观所期待的那样"忽然报捷"，但至少在他执笔谱写《南柯记》的这一出戏时，他是感到惘然若有所失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会有《南柯记》，有《南柯记》也不会有现在所见的第三十九《象谴》了。

前面说《南柯记》只在《南柯太守传》的原有框架内加以适当的敷演或增饰，这是一般的情况。全剧至少有两处对情节作出比较重大的改造。一处是第三十六出《粲诱》、第三十八出《生恣》对作为左丞相的淳于梦淫乐的描写，但笔调轻松，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展开，虽说不上是调侃和椰揄，却没有达到强有力的讽刺和抨击的程度。

另一处是开头到第八出和结尾四出，它们占全剧四分之一，大大超过它们在《南柯太守传》的原来比重。本节将着重加以讨论。

《南柯记题词》说："一往之情，则为所摄；"《牡丹亭题词》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短短两年的间隔已经今非昔比了。本是可歌可泣的《牡丹亭》的情，在《南柯记》变成了"痴情妄起"（第八出《情著》）。无可怀疑，《南柯记》以佛学观点对情加以审阅。瑶芳公主按照《俱舍论》的说法，把情分为几等："忉利天夫妻就是人间，则是空来，并无云雨。若到以上几层天去，那夫妻都不交体了，情起之时，或是抱一抱儿（夜摩天），或笑一笑儿（化乐天），或嗅一嗅儿（相当于他化自在天以相视成淫）"（夜摩天之后，应有兜率天以执手为淫）。第四十三出《转情》和第四十四出的《情尽》可以在这里找到归宿。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第四十三出《转情》借淳于梦和契玄禅师的问答写道：契玄问：淳于生，当初留情，不知他（指瑶芳公主）是蚁子。如今知道了，还有情于他么？淳于禁：识破了又讨什情来？

契玄笑介：你道没有情，怎么又要他生天？

这就是脂砚斋评《红楼梦》第三十二回所引的汤氏《江中见月怀达公》诗所说："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只要月中的桂树还在，月下的影子还在水上波动，作者就不能从情的束缚中得到解脱。

《南柯记》最后一出，淳于梦以焚烧手指的真诚，使忉利天门为之大开，亲见槐安国的敌人和本国数万蝼蚁同时升天，然后会见了生父、亲戚故旧和妻子瑶芳公主，名之为《情尽》。它自小说《金瓶梅》最后一回《普静师荐拔群冤》得到启发。普静在深夜念诵百千遍解冤经咒，婢女小玉未睡，得以窥看这些冤魂升天的情景，吴月娘则在梦中见到同样的情景。出自民间艺人的世代累积型小说《金瓶梅》，没有得到文人的写定，留下了这一小小的破绽。汤显祖以高超的佛学修养把它修改为忉利天开。可以想见，按照他的理解，《金瓶梅》的中心内容既不是色欲，也不是以北宋未的荒淫君臣影射明朝的现实，而是情欲的解脱（小说是否如此，那是另一问题），这正是他的诗《梦觉篇》所表达的内容，不久，又在《南柯记》中作了进一步探索。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传奇以第四十出《入道》（和续第四十出《余韵》）作为收场。锦衣卫世官张薇在白云庵出家修道。当他举行斋醮，焚香打坐之时，竟能闭目静观明末死难臣僚的下落。忠臣升天为神，权奸受到恶报。

两本传奇、一部小说都以具有类似的宗教倾向的类似情节作为情色的解脱，又作为全书的结局。三者先后启承转袭的关系无可怀疑。

汤显祖至迟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已经看过《金瓶梅》，小说至迟在这一年已经完成。不知道主张《金瓶梅》作于天启（1621-1627）或崇祯（1628-1644）年间的先生们对此有什么解释。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说："丙午（万历三十四年，1606）遇中郎（袁宏道）京邸，问曾有（《金瓶梅》）全帙否？曰　今惟麻城刘诞白（延伯）承禧家有全本"。承禧的父亲刘守有是汤显祖的好友，他所收藏的金元杂剧二三百种，臧懋循说"其去取出汤义仍手"（《负苞堂集》卷四《与谢在杭书》）。汤氏《问棘邮草》有一首诗《秋忆黄州旧游》，作于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和刘守有订交可能从这一年开始。早在万历五至七年（1577-1579）完成的《紫萧记》第七出《惜奴娇》说："还笑，洞房中空秘戏，正落得素女图描。"后来《紫钗记》第二十五出《解三酲》也说："被叠慵窥素女图。"按照上下文，"素女图"指的无疑是邺华生的插图《素娥篇》或它的类似版本。《素娥篇》列有男女交合把式四十二种（据美国印地安那大学金赛性与生育研究所藏本）。汤显祖对奇文秘籍的兴趣，可以作为他在写作《南柯记》时已经读过《金瓶梅》的旁证。《梦觉篇》、《南柯记》中情欲与宗教相联系，《金瓶梅》、《素娥篇》也一样。这将有助于现代人对明代社会风习的深入了解。

二、长子的夭折

汤显祖早年就以不同凡响的才华享有盛名。他还只有二十六岁，临川知县李大晋为他出版了诗集《红泉逸草》。其中以《乱后》为最早，这是他十二岁时的作品。二十一岁时，江西省秋试他以第八名中举。他参加春试到第五次，总算考中会试第六十五名，殿试却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的低名次录取为进士。万历五年、八年的两次春试，首相张居正托人拉拢他，只要他愿意到首相府去一趟，他就可以高中。他婉言谢绝而受摈斥。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已去世，汤显祖名次虽低，凭借他的才名仍然有可能参加庶吉土的选拔，那得同申时行、张四维的新中进士的儿子拉关系，他又拒绝了。汤显祖第五次参加春试已经三十四岁，他觉得面子上不好过，填报履历时，将年龄隐瞒了七岁。

汤显祖年老罢官以后，念念不忘的一点是"常自恨不得馆阁典制著记"（尺牍卷四《答张梦泽》）。按照成例，考中第一甲头三名进士，通常都被任命为翰林院的官属。第二甲可以考选庶吉士，然后进入翰林院。第三甲进士考选庶吉士可能性很小，人们愿意为汤显祖开一特例，他却不领情。"馆阁"指翰林院，主要职责是为朝廷起草文告。这是汤显祖终身羡慕而没有得到的荣誉。

汤显祖知道自己一辈子已经无可挽回，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长子士蘧身上。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要由儿子加以补偿。在封建社会里，父亲有这样的心理并不是偶然现象。汤显祖回忆士蘧："汝从三岁识经书，八岁成文便启予"；"五岁《三都》成暗诵，终星廿史略流通"。要一个十二虚岁的男孩，读完历代正史（明朝时的正史通常指二十一史，这里因字数限制叫廿史），这样的家长真是太残忍了，然而父子双方都认为这是出于父爱。回忆又说："八岁南京起大名"（以上见《重得亡蘧讣二十二绝》）。他可能让八岁的儿子在同僚和大官面前以对对子手法卖弄儿子的早慧。说得粗俗一些，那差不多如同猴子在观众面前表演主人教它的把戏一样。如果不是多次献艺，不见得会在南京那样的通都大邑"起大名"。士蘧二十岁时秋试失利。他父亲是这方面的高手，被称为举业八大家之一。士蘧少不得要把他的答卷默写出来让老子看，老子看出儿处明显的差错，就怒火中烧，对二十岁的儿子进行体罚，大概是用戒尺打手心吧。士蘧知道自己辜负父亲的期望，忍痛接受，没有怨言。想不到士蘧到南京国子监游学，却受到国子监祭酒郭正域和司业傅新德的赏识。用汤显祖的诗来表达，那就是："不谓翻然游太学，文章惊动两鸿师"。

士蘧长得清癯瘦削，眼睛有病，加上无形的精神压力，挨不到秋试，就已经支撑不住，发起了疟疾和腹泻。为了八月初九日能够如期进考场，他以人参白术进补，导致病情恶化，在七月十六日去世。讣告到家的前夕，汤显祖写了《庚子八月四日五鼓，忽然烦闷起作三首》，流露了他对儿子的优虑和后悔："不合生儿望作龙"，举子业把他压得太重了。应该多多关心"春风玉树长年在"，何必"为要先开眼里花"呢。然而已经迟了，第二天接到了噩耗："江风卷地黑风来"。打击是如此沉重，他闻讣前写的一些诗，如《庚子七月晦，吴（ 谦）观察得月亭举烛沾醉，云各有子秋试，望之，怅然成韵》八首（其七云："白头兄弟宜深饮，几许秋光城市居"；其八云："自后主人饶得月，不知何客最宜秋"），本来没有什么"怅然"的情绪，后来编集时加的题目或小序都同亡儿联系起来。他一气写了三十二首悼诗《庚子八月五日得南京七月十六日亡蘧信十首》、《重得亡蘧讣二十二绝》。他以孔子哭颜回、王安石哭子同自己的处境相比。《玉茗堂集选》的编者沈际飞评论说："西河之泪，临川最切。诗数十首，几不择音。"后来又有《亡蘧四异》，迷信怪异，同他平日不一样，他卧忆士蘧生前曾梦见觉华自在王向他索取纸笔，士蘧不给。他认为这是凶兆。为了纪念长子夭折，他将儿子的窗稿《觉华编》付印。十五年后又由乡人邱兆麟重评再版。

接到不幸消息后，他叫次子大耆前去南京料理后事。《忆耆儿南都》诗说："去骑已一月，平安还未通。惊心前日事，流泪向江东。"他又多方写信，嘱托南京国子监的司业傅新德、永庆寺长老真空和别的几位友人代为关切，简直神经衰弱到极点了。只有九年后前首相王锡爵（1534-1610）哭儿子衡（1561-1609），一周年写了十二篇祭文可以同他相比。王衡是他父亲七十多岁以首辅当朝和罢相家居时唯一的亲信，既是他的出谋献计者，又是他的章奏文书的起草者，儿子死的第二年，他自己也活不下去了。士蘧则是汤显祖未来希望的寄托，他本人刚刚五十出头，他会振作起来的。

三、再一次打击

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以遂昌知县赴北京上计。上计相当于汇报工作。他向吏部告了长假，管自己回家，仍然保留着知县的官衔，所以叫弃官。邹迪光替他写的传记说："而公倜傥夷易，不能鞠（在长官前面谨小慎微），长吏色而得其便，又以矿税事多所（难行）。计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归。虽主爵留之，典选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长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吏部尚书蔡国珍和右都御史徐作年老，不多管事。文选司和考功司的主管由于前首相王锡爵留下的考语，仍然无法将他调回朝廷，他只得拂袖而归了。

汤显祖《戊戌观还过阳谷店》说："偶随还具牒"，这是说吏部要他回任遂昌，并未免职。《草堂》诗说："身将百里郎官隐"，也是同样意思。矿税是他被迫弃官的另一原因。皇帝朱翊钧贪金爱财。50 年代发掘的他的坟墓定陵可以为此作证。当时宁夏用兵，军费二百余万两，朝鲜用兵，首尾八年，军费七百余万两。国库不能增支，就直接派遣大监到各地去搜刮现金，名为矿税，万历二十五年，大内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被焚，为了重建需要经费，矿税又被进一步推行。虽然有一些地方是真正的金银矿采掘和冶炼，但更多的情况是钦差满天飞，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如诬陷富民偷盗矿石，责令加倍赔偿；不管屋宅坟墓，借口地下有矿脉，就派兵包围，甚至杀人放火，无所不至。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三年，矿税的国库收入不到三百万两，只占搜刮到的总数的小部分，而钦差和承办官员个个满载而归。按照明朝的官制，地方官即所谓外官，每三年由吏部和都察院进行一次考察。被考察者称之为上计，主持考察的长官则称之为大计。犯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疲）、不谨的八等官员，将分别给以革职、闲住、致仕和降调的处分。万历二十九年大计，汤显祖弃官回家，离任已经三年，照理不在考察之列，但他并未正式免职，也有理由属于考察之列，这就全看上级的意图了。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拿出前首相王锡爵的批示，说汤显祖本人有意，让他保持高尚的节操吧。汤显祖有二首七绝《辛丑京考后口号寄温都堂纯》。其中一首说："奉行故相偶然闻，点滓移时风卷云。独坐不羁高尚去，平生知已是温君。"看来，他以"浮躁"落得"闲住"处分，毕竟比"贪"、"酷"之类的诬陷要好得多。"点滓"有没有严重到诬陷的程度还难说，但它多半来自吏科给事中项应祥。汤显祖作为遂昌知县，和项应祥作为遂昌乡绅，本来关系不错。项应祥曾写了一篇《尊经阁记》为县太爷歌功颂德。后来汤显祖对他纵容子弟不法，亲属拖欠钱粮并不宽容。如果民间传说难免添油加醋，不可以作为依据，现存汤显租的《复项谏议征赋书》，措词谦恭委婉，但在原则上没有丝毫松动。单凭这封信，也肯定会把一位乡绅得罪了。如今他官为吏科给事中，监察和弹劾原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浙江按察使李维桢同汤显祖从未会面，他为他的下属前遂昌知县慷慨申辩，差不多声泪俱下，他没有想到自己也由按察使降为右参政。

伍袁萃《贻安堂稿》丝集记载浙江有一监察官员要处分汤显祖，唯一的理由是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看法。前处州府同知，遂昌县的上级副长官冯时可反驳道，许多人有同样的看法，最早还是有一个先把它提出来。

同乡的理学家邹元标来信安慰他说：天下之大竟容不得一个若士，如果若士心中又容不得一个天下，那就受人捉弄汤显祖在弃官五年后正式免职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当时以苏州籍先后二首相申时行和王锡爵为代表的保守的官僚集团同谏官和非谏官而敢于越职议论朝政的新官僚矛盾日深。新官僚不限于江西人，但谏官如范、万国钦，非谏官如邹元标、饶伸、汤显祖都是江西人。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三十七《与刘少司成》就说："何豫章（江西）之多君子也。"当然，苏州也有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书院。后来形成的松弛的东林党也不以苏州籍官员为限。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汤显祖好发议论而又江西籍，那就更容易遭忌了。由于申时行、王锡爵势力根深蒂固，他们虽然已经不在位，连江西籍的辅相张位，也无法庇护他的门生汤显祖，而张位本人也因孤立无援，很快失势而下野了。汤显祖弃官之后，也许还有再出的一线希望，这次被免职，仕途之门对他是紧紧关闭了。

四、《邯郸记》

汤显祖和同时代的西方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一样，很少自己动手编造故事。他们似乎都认识到质朴的古代传说和小说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的题材，从中可以发掘出并琢磨成价值连城的珍宝。汤显祖的处女作《紫萧记》截取了唐代蒋防《霍小玉传》的部分情节，又采用《大宋宣和遗事》亨集中一段故事，将原作中的金杯改换成紫玉萧。那时他还没有后来的认识：不必一切都自己动手。从浩瀚的古代记载中，怎样选取自己所需要的题材，可能比虚构更需要才智和眼力。也许是接受上一次教训，《紫钗记》重新回到《霍小玉传》的现成情节上，只加强了黄衫客的作用，并改变全剧的结局。《牡丹亭》的爱情故事对话本小说《杜丽娘记》并未多作改动，只把门当户对的婚姻改成相反，作品的意义就得以大大加强。这一改动之所以可贵，不光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同原作中杜丽娘故事的巧妙结合，仿佛这个故事本来就应该如此，甚至也只能如此。《牡丹亭》所增加的使人想起明朝社会现实的那些内容，如讨金娘娘、识宝钦差以及胡判官等等，一方面使得作品的内涵丰富充实，远非爱情故事所能包括，另一方面，就舞台艺术而论，未免节外生枝，显得拳曲臃肿。功过得失正不容易作出公平的评价。到了《南柯记》和《邯郸记》，情况又为之一变。作者找到的题材竟然如此适合自己的创作意图，不必作多大的增删，就和主观需要浑然一体了。这既是作者写作才能日益成熟的标志，任何顽铁都可以经他的炉锤而随意成形，另一方面又可能是圆通练达、无所拘执的出世思想对他的消极影响。

英国诗人劳勃德·勃郎宁（1812-1889）有一首小诗《乡思》：画眉儿机灵，每支曲调她都唱两遍，怕你怀疑地没有本领，再唱不得初次那样欢乐而又动听。

汤显祖的戏曲创作则是为了精益求精，除《牡丹亭》外他都写了两遍：在《紫萧记》之后，他写了《紫钗记》；在《南柯记》之后，他写了《邯郸记》。如果题材不是两两相同，至少也是彼此相似。

《邯郸记》作于《南柯记》的次年。汤显祖《答（新渝知县）张梦泽》信说："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盖唯贫病交连，故亦啸歌难续。"这时正是他意外地被正式免职不久。他并不因此而颓丧，倒反比写作《南柯记》时振作一些。他不会在外界压力前面示弱。

《牡丹亭》五十五出，《南柯记》四十四出，到《邯郸记》全剧三十出，在全部明清传奇中也算得是短小精悍的作品了。

以曲文而论，如第二出《行田》的[破齐阵］：极目云霄有路，惊心岁月无涯。白屋三间，红尘一榻，放顿愁肠不下。展秋窗腐草无萤火，盼古道垂杨有暮鸦。西风吹鬓华。

有如晚秋的山林，霜降木落，浮花浪蕊都已经飘落，明净简洁到了极点，然而并不枯槁。不如修饰的外表，蕴藏着内在美。头两句形容卢生科举失意，几乎陷于绝望。明白如话，细看来却很有讲究。极目而望才隐约有路，实际上是无路。前途渺茫（无涯）而人生短促（有涯），何时才有出头之日？第六七两句来自唐代李商隐的《隋宫》诗，略加改变，用在寒士身上显得天衣无缝。隋炀帝用以寻欢作乐的萤火变成了寒窗下应有的灯火，然而连萤火也没有，穷困之至。说白如："今日才子，明日才子，李赤是李白之兄；这科状元，那科状元，梁九乃梁八之弟。之乎者也，今文岂在我之先，亦已焉哉，前世落在人之后。衣冠欠整，根不稂，秀不秀，人看处面目可憎；世事都知，哑则哑，聋则聋，自觉得语言无味。"似通不通，既酸且腐，活画出士子落魄无聊的神态。通俗本色，而又严格地保持对偶句法，雅俗如同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竟然融合无间地得到统一。这是《邯郸记》文学语言的一大特色。吕天成《曲品》以后，汤显祖一直被某些评论家看作是骈俪派或文采派的典型代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过《邯郸记》？还是看了以后，依然视而不见。故我依然？

汤显祖深于佛法，又有达观大师对他的深远影响，当他撰写《南柯记》时，情不自禁地加深了对它的归向，而有损于作品的形象生动性。《邯郸记》是神仙道化的故事，道家本身没有佛教那么丰富的经典使他沈醉，因而《邯郸记》较少地受到抽象思维的干预。《邯郸记》的《度世》、《入梦》和结尾的《生寤》、《合仙》在全剧中所占的比重比《南柯记》的一头一尾大为淡化，可以为此作证。《邯郸记》除开宗明义的第一出外，戏曲以第二出《行田》开始，而把《度世》放在它之后。作者如果还是同创作《南柯记》时一样，他完全可以把《行田》和《度世》的顺序加以颠倒。马致远同题材的杂剧《黄粱梦》就由仙人开场，汤显祖没有这样做，去强化他的出世思想。主角卢生的历史是封建时代大官僚从起家发迹直到死亡的历史。作者有声有色地描写了他的煊赫的气势，彪炳的功业--"开了三百里河路，打过了一千里边关"，做了二十年当朝首相，进封赵国公，食邑五千户，官加上柱国太师，子子孙孙一齐高升，真是懿欤盛哉。可是他在飞黄腾达以前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卢生是不得志的穷书生，阔小姐以送官法办逼迫他成婚。她让卢生以金钱买通司礼监高力士和满朝勋贵，因此状元及第。第六出的下场诗说："开元天子重贤才，开元通宝是钱财。若道文章空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然后靠了天晓得的盐和醋的妙法得了开河的劳绩，靠了一个侦探得了开边的功勋。总之，以儿戏建功立业。汤显祖所依据的唐代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没有这些讽刺性的描写。显而易见，汤显祖借此吐露出他对当代政治的不满。

唐人传奇所原有，而为戏曲刻意夸张的卢生在仕途上的几次大起大落：借重孔方兄考取状元，任为知制浩，却因偷写夫人诰命贬为陕州知州；刚以河功升为御史中丞兼任河西陇右四道节度使，挂印征西大将军，勒石纪功，封定西侯，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同平章军国大事，忽又被控"交通番将，图谋不轨"而处斩，后改充军崖州鬼门关；最后功劳大白，钦取还朝，尊为上相。忽升忽降，都不由得自己作主，甚至也不取决于功过和成败。还没有登上仕途，自称为异姓兄弟之间就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连招贤诏书也不向对方公开。小小一个司户，认定卢尚书没有出头之日，对他滥加酷刑，一待钦取还朝的诏书来到，立即向他请罪。这就是官场的真面目。功业和权势到头来一文不值。

戏曲不仅揭示了卢生发迹变泰的丑史，又以《杂庆》和《极欲》两出戏暴露了大官僚的无耻和淫佚。卢生一面重复假道学的信条，说什么"皓齿蛾眉，乃伐性之斧"，一面却又吩咐二十四名女乐，"每房门上挂一盏烽纱灯为号，待我游歇一处，本房收了纱灯，余房以次收灯就寝。倘有高兴，两人三人临期听用"（第二十七出《极欲》）。直到快要一命呜呼，还对夫人恼羞成怒："采战，采战，我也则是图些寿算，看护子孙，难道是瞒着你取乐？"（第二十九出《生寤》）。卢生虽然到死还是受到皇帝的恩宠，但一会儿惦念着身后的加官赠谥和史书记载，一会儿想着儿子的功名，他比任何一个普通人还要死得可怜。人们有理由认为作者所否定的并不是人生一般，而仅仅是卢生一样的那种大官僚的一生。这是邯郸一梦的消极题材所包含的积极因素。

《南柯记》第三十七出《粲诱》、第三十八出《生恣》对左丞相淳于棼淫乐的描写，也许因为这是虚幻的槐安国的事，笔调轻松，只是偶一点缀，不失为调侃和椰揄，作为讽刺和抨击却有所不足。作者不会没有自知之明，但他不是就已成作品重加修改，而是在新作《邯郸记》中再一次将它重写，务必充分发挥这一素材的意蕴而后罢休。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十六出《杂庆》和第二十七出《极欲》。

批评朝政已发展成为《邯郸记》的主题思想。它虽然也写了暗合当代现实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例如第二十九出《生寤》，卢夫人说："谁想听了个官儿，他希求进用，献了个采战之术。"这使我门想起成化年间（1465-1487）"洗鸟御史"侯进贤和他所讨好的首相万安的故事。更多的事实则和张居正相关。剧中卢生和高力土的关系很像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勾结的情况。"一病三日.重大事机诏就床前请决。皇上恩礼异常，至遣礼部官各宫观津雕禳保"（第二十八出《友叹》），也是隐约地指弥留时的张居正说的。作者以这些来自现实的社会相作为集中反映当时大官僚丑恶生活的典型塑造的素材之一，个是直接作为万安、张居正或其他任何人的影射。不了解这一点，难以对《邯郸记》作出正确的评价。

早在汤显祖之前，元代马致远已有《黄粱梦》杂剧。从金元杂剧大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史实以及剧中情节近于市并而不像是兵马大元帅府的情况看来，这个杂剧未必是《枕中记》小说第一次搬上舞台，它很可能是另一先行杂剧的改编。《黄粱梦》明显地带有宋元之际的易代之感，同《邯郸记》的主题不同，看不出后音曾受到前者的影响。清代梁廷柟《曲话》指出："汤若士《邯郸梦》未拆《合仙》，俗呼为《八仙度卢》，为一部之总汇，排场大有可观，而不知实从元曲学步。一经指摘，则数见不鲜矣。[混江龙]云：'一个汉钟离，双丫髻苍颜道扮；一个曹国舅，八采眉象简朝绅；一个韩湘子弃举业，儒门子弟；一个蓝采和他是个打院本，乐户官身；一个拄铁拐的李孔目，又带些残疾；一个荷饭笊何仙姑，挫过了残春　眼睁着张果老，把眉毛褪。'通曲与元人杂剧相似"。这是吕洞宾的唱词，八仙中不包括他本人。梁氏所指的元代杂剧当是马致远杂剧《岳阳楼》第四祈吕洞宾唱的［水仙子］。他唱到自己："则我是吕纯阳，爱打的简子愚鼓。"那时八仙中有徐神翁，而没有何仙姑。杂剧是[ 水仙了] 全曲，《邯郸记》则是可以自由增加曲句的[ 混江龙]中一部分。杂剧只是一曲《邯郸记》则是整整一出，这才说得上"排场大有可观"。梁廷柟的指摘事出有因，但没有仔细核对材料，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