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坎坷的仕途　　一、出仕

张居正逝世的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才以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五名，治《书经》。殿试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简称进士。这时他三十四岁了。

会试在首都举行，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部试。每三年一次，都在各省秋试的第二年春季二月举行，因此又称春试。

会试的科目、考场管理方式和秋试相同而更加严格。以二月初九日为第一场，以后每隔三日一场。主考官二人，特命内阁大臣充任，读卷官八人在翰林院的词臣中进选。三月初一日，会试中式的士子由皇帝亲自加以考试，称廷试或殿试，以最后确定进士的录取等第。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放榜，录取进士分为三等。一甲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约五六十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约二百几十名，称赐同进士出身。汤显祖时代，参加会试的士子三千多人，录取比率大约为十分之一。

这次癸未科录取进士三百四十一名，比常额增加近五十名。这是因为去年皇长子诞生而特赐的恩典。三月十五日殿试，十八日放榜。次日，在礼部设宴款待新进士，由定国公徐文壁主持，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等出席。二十二日状元朱国祚接受朝服和冠带的赏赐，每一名新进士都分发到宝钞即纸币。虽不怎么值钱，却很荣耀。

唐代每年都举行进士试，但录取名额少则不到二十名，多则三十名以上。明朝进士比唐朝增加三四倍。这是由于后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官僚机构也随着而扩大。

明代官员除功臣外戚及其子弟外都由科举出身。嘉靖以来，很少例外。

举人可以当小官，在仕途上常受人歧视。进士至少做县令，相当多人直接任命为朝廷各级官员。除开国初年，明朝内阁大臣都是进士出身，很少例外，头三名照例任命为翰林修撰或编修，晋升内阁大臣的捷径由此开端。

名之所在，利之所趋，进士试的竞争十分激烈。明代考试大体上比唐代公正，但舞弊情况不时发生。毛病大都出在内阁大臣子弟身上，往往由此引起宗派纠纷，以至影响大局。

二三甲新进士中要选拔若干名为庶吉士。庶吉士可以和头三名进士同在翰林院阅读宫廷藏书，使自己成为高级官员的候补人。首相张四维和次相申时行的儿子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他们同样想和汤显祖结交，同样遭到委婉的谢绝。

考选庶吉士在同年五月举行。照例由本房考官推荐。据汤显祖《酬心赋序》自述，翰林编修冯梦帧对同僚--汤的房考官沈自邠说："你的门下士不会有人超过汤生吧。"沈表示首肯，接着说可惜此人"骨相凉薄"，不及徐闻邓生。邓生将来有可能拜相。沈在一次宴会上当面对汤说："以你这样的高才，为什么迟到现在才考取进士，很可以想一想。一个人不要上进，就当恬退。看你样子若进若退，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若进若退，正是汤在辅相前面的态度。既不想冒犯权威，又不愿违反自己的本性。沈自邠那番话隐约地透露了不能推荐他的苦衷，汤毕竟还是得罪了他所不愿得罪的人，所谓"骨相凉薄"的真实含义就是如此。

为了荣宗耀祖，汤不借违反他的本性和兴趣，限制自己对文学和戏曲的热情而对八股文死下苦功。八股文是具有固定程式的一种文字技艺，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僵化文人思想，使他们耗尽毕生心血而不自觉的一种工具。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南雷文案》卷一《明文案序上》指出，明代诗文之所以出不了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那样的名家，"此无它，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学，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比汤显祖略迟，话本《负情侬传》的作者宋楙澄在《悔读古书记》中自述，当他童年时，连《韩非子》《史记》那样的名著也由于不利于专精科举而被家人禁止。当时士子浅薄到如此程度简直令人吃惊。汤显祖后来认识到二十岁前专心致志于八股文，使他对文学"心散而不精"（诗文集卷十七《答张梦泽》）。后来在二十一岁到三十三岁的十多年间，他写的八股文还不满十篇，①可见他对举子业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但是他毕竟被称为当代八股文的名家之一，给他带来很大的声誉，可见他为举子业确曾作出巨大的努力，而其目的只能是求取功名。他没有能超出时代和家庭对他的局限。令人意外的是当功名唾手可得时，他却再三拒绝执政的笼络，使自己遭受挫折。

中进士后，他又拒绝另外两位执政的结纳，宁愿到冷衙门去做一名见习官。只有了解到他对仕进的热衷，才能衡量像他这样对执政始终高做不屈的态度需要多硬的骨气。

以天下为己任而作风专横的首相张居正去世之后，由张四维接任。张四维的儿子甲征和辅相申时行的儿子用懋都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礼部试放榜后正要举行廷试，御史魏允贞上奏章要求改革弊政，建议从今以后内阁辅臣子弟会试录取后，应待父兄退职后才得参加殿试。户部员外郎李三才上奏章表示赞同。这是鉴于前首相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先后以高名次取中进士而提的反措施。魏允贞被贬为许州判官，李三才降调东昌推官。汤显祖在一次同年宴会中向张甲征进言：有话就说，不一定都切实可行，这是御史的职责。首相对他们要以礼相待，不必多所计较。过一个月，张四维因奔丧离职，申时行接任首相。同年十月，由于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的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罢官。邹是申时行的门生，而徐学谟是申时行的亲戚。申时行对邹元标由此怀恨在心。十二月，邹元标又因慈宁宫焚毁上了一道评论时政的奏章。万历帝怀疑邹有意讽刺他本人，下诏切责。汤显祖听到邹元标将受处分的风声，他写信给申用懋要求首相从中斡旋。他甚至说，当日张居正的儿子如果好好规劝父亲，何至于一意孤行，以至后来不可收拾。劝说无效，邹元标在次年正月被贬为南京刑部照磨。

下面是另一事件。

赵用贤原任翰林检讨，以前因谏阻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受廷杖处分，并被除名。张居正死后，恢复名誉，升右赞善，受到江东之、李植等少壮派的拥戴。赵用贤意气用事，多次议论内阁大臣的是非得失，受人猜忌。次年，李植、江东之抨击首相申时行，辅臣许国反过来讦奏江、李，而意在排斥赵用贤。他说："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明史》卷二二九赵传）。结束几句针对赵用贤、吴中行而发。赵用贤为自己抗辩，并要求辞职。汤显祖先是规劝赵① 诗文集卷三十三《汤许二会元制义点阅题词》："庚壬二午间，制义不能盈十"。用贤不应求退。他说申时行为人不太固执，而赵是他的门生，两家乡里相近，又有亲戚关系，正好从中游说，使政局向好的方向运转。不久，汤显祖的同乡好友御史丁此吕重提张居正儿子科场作弊案，申时行竭力为张辩护，实际上是为开脱自己，并将丁此吕降为潞安推官。汤显祖再次写信给赵用贤，以为"男儿去国（离开朝廷），不可不成名"，劝他不必强留丁此吕。一时朝议纷坛，自然形成元老大臣和少壮派的对立。张居正死后起用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以及他们所引重的吴中行、赵用贤为一派，老成而守旧的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人则支持申时行。《明史》卷二二九指出："党论之兴，遂自此始。"赵用贤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成为后来东林党的先声。汤显祖和赵用贤、魏允贞、李三才、丁此吕交谊很深。直到七八年之后他因《论辅臣科臣疏》贬官，贬官而不得重返朝廷，都是他触犯执政而付出的代价。以上两件事都为科场作弊而起。它是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注意中心。本身意义有限，无关国家大局。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又并不简单。明朝自从朱元漳晚年废除丞相以来，大权集中在皇帝。至嘉靖一万历年间，先后出了内阁首相严嵩和张居正。内阁原来只是顾问官，严、张事实上和丞相一样。嘉靖帝崇信道教，很少过问实际政务，严嵩由此得势。他作威作福，祸国殃民，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好相之一。张居正则倚靠皇太后的信任，辅佐幼主，刷新政治，企图为皇朝带来中兴的局面。但他专横独断，不下于严嵩。反对他实行改革和反对他的专制主义应该有所区别。张居正之后，张四维、申时行先后接任。汤显祖通过他们的儿子向他们进言。他天真地以为从此执政的作风会有所改变，言官对朝廷政治的批评会受到尊重或宽容。这是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对某种程度的政治民主的争取。初登仕途后一次又一次的教训终于使他对执政失去幻想，逐渐由愿意合作转变为批判反对，在元老大臣和少壮派的斗争中很快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汤显祖赴试时住在安福胡同。中进士后移居到礼部附近。观政进士没有具体职责，实际上等待空缺以便候补。不到一年就会全部分发完毕。汤显祖和几位新进士轮流作东道，得以品尝各地不同风味的佳肴。这也是身在异乡消除寂寞的一种方式。古代士子常以金榜挂名和洞房花烛相提并论。汤显祖元配吴夫人在他赴试前去世，他又娶北京人傅氏为妻。

同年进士中刘守有（武）、梅国帧（以下文）和孙如法、吕允（一作胤）昌两对表兄弟是他的好友。刘守有是前兵部尚书刘天和的孙子，湖广麻城人。倚靠祖父的官荫，中进士前已在锦衣卫任职。他是《金瓶梅》抄本和金元杂剧作品的最早收藏者之一。刘守有梅国帧表兄弟和汤的交游，可以借诗《长安酒楼同梅克生夜过刘思云宅》为证：炙肉行筋深夜留，锦衣重覆敝貂裘。

新丰满市无人识，欲傍常何问马周。

以后他们很少有机会从容相聚，这可能是汤显祖审阅刘家曲藏并看到《金瓶梅》抄本的年代的下限。

汤显祖以出身贫寒的唐代名臣马周自命，在贵介公子的府第中丝毫不减平生的凌云豪气。孙如法、吕允昌是浙江余姚人。吕允昌是辅相吕本的孙子，孙如法的祖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的父亲和叔父后来也官为尚书。吕允昌又是《曲品》作者吕天成的父亲。孙如法、吕允昌后来把沈璟的《牡丹亭》改本寄给汤显祖，引起一场争论，但是汤显祖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二、南京太常博士、詹事府主簿

万历十二年（1584）七月，汤显祖启程往南京就任太常博士。正七品小官。这个职务主管祭把礼乐，很少有公务可办。

汤显祖带着新娶的妻子傅氏一同南下。他在山东阳谷县某一农村，离船投宿。淳朴而好客的主人在茅檐下设酒款待。他询问人情风俗，偶然插讲几句书上的道理。在浓密的树荫下，与主人娓娓清谈，和蝉鸣、樵歌显得十分调和。妇女和孩子远远地在旁边窥看。他们觉得奇怪，来的官客既无马匹，又无随从，连冠带都不齐备。既不厌老酒薄，也不嫌鸡肉冷。他听了他们的话宽衣解带，更加无拘无束。附近一带很像江南家乡的风光，不免引起一点淡淡的哀愁。

有一次在路上，居停主人的孩子手拿一对雏雀。它们啾啾哀鸣，好像小小的生命会随时离开那悸动着的身躯。那是当母鸟不在时，孩子从斗拱上抓下来的。汤显祖代它们乞求解放。回答说，巢破了，母鸟已经飞开，放了它们也逃不过猛禽的馋嘴。小不点儿的东西放不到桌面上来请客，只好喂猫罢了。汤显祖想了许久，把它们交托给新夫人。她用秫稭编成鸟笼，下面用嫩枝细叶作铺垫，喂水又喂小米。将来养大了，放出去让它们自由翱翔。

运河上二千几百里的旅程，从《阳谷主人饮》《雀儿行》等诗看来，汤显祖的心情宁静而又恬适。

中秋前五日，他在南京太常寺报到，三日后又往国子监谒孔。这才算正式到差。

"才情偏爱六朝诗"。①没有什么地方比南京更使汤显祖喜爱了。山明水秀，处处是引发思古之幽情的六朝遗迹。尔虞我诈的朝廷和他隔远了，他可以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在南京这样的人文荟萃之区，他和各地诗人作家的接触机会也更多了。

远离朝廷，并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自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明朝在陪都南京仍旧设有中央六部的官僚机构。很少处理实际政务，往往形同虚设。有一部分闲官由此感到失意，由失意而不满，可能以比较清醒的态度对朝政提出指责和批评。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原来就因为被歧视，甚或受轻微处分而调到南京，或者在处分之后受到宽大而又不立即召用才安插到此地。这些人当中有魏允贞、李三才和邹元标。这时统治集团内部一种不满现实的舆论力量正在形成。主要由一些正直的言官和少壮派组成。南京是他们的活动中心。汤显祖的同乡前辈刑部尚书舒化大概得悉汤的意向，写信告诫他多和老成人接近。汤显祖回答道："诸言者诚好事，中多少壮。盖少壮多下位，与物论近，与老成更历之论远。相与党游，而执政之游绝　明公以诸言事者多恶少，正恐诸言事者闻之，又未肯以诸大臣为善老耳。"《答舒司寇》语气委婉，表面上似乎超然中立，他的态度是明朗的。

第二年，在北京吏部供职的前临川知县司汝霖给汤显祖捎来一封信。他说，只要汤显祖不那么执拗，跟执政通一下气，加上他的怂恿，那就可以提拔到吏部去当官。可感激的是故人的好意，不可改变的是自己的意志，而多① 见《诗文集》卷七《初入秣陵不见帅生，有怀太学时作》。

年故交竟这样不了解人则使他有些生气。汤显祖回答说，他不能离开南京，有如鱼不能离开水。他说南京离家顺风只有五日水程，每月有信札来回，而在北方一百多天不通信是常事，做儿子的不知道父母消息。他说妻子死了两年，儿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天气冷热，饮食增减，都得自己操心。北京公事多，哪有工夫照管。他说即使在北京做六品郎官，一年薪俸四万文，去了房租柴米，再雇两个当差，养一匹马代步，这一来就不下七万，哪能维持得了。在南方，人伕酒米都从家里带来，不用很多化费。他说自己身体虚弱，如果到时候没得吃，不能睡，就会一连几天害病。在北方，上朝或拜客，都得一去大半天，连吃饭也顾不上。又不容易买到道地药材。向长官去告借，次数多了，人家会讨厌的。加以公事煎迫，哪能静下心思睡一个好觉。他说南方天气炎热，荫处好休息。南方多雨天，正好没有人来客往。在北方就是风砂满面，张不开眼，开不得口，也得出门拜客；冰厚六尺，雪高三丈，也得摸黑去上朝。吸的是煤气，睡的是煤坑。加以从小受不得秽气，看见道路上不干不净的，就会头昏脑胀。最糟糕的是春暖时候，阴沟里腥臭触鼻，苍蝇扑面，弄得疾疫流行，不论身体强弱，都无可逃避。南方窗明几净，景物宜人。虽然蚊声，不得耳根清净，只要烟火一薰，帐子一挂，也就安然无事了。做官的人北京有的是，何必一定找我"　这封信使人想起嵇康的著名《绝交书》。虽然汤显祖还不像魏晋人那样孤高，信里娓娓而谈，有如亲切的对话，然而不容误会，这里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并不对北方抱有成见，也不是偏爱南京，他所厌恶的是明朝北京的那一群官僚。司汝霖的来信很可能出于上级的授意，而汤显祖的拒绝使得执政想拉拢他的最后一次尝试也失败了。

万历十四年（1568）夏天，罗汝芳由南昌过杭州，来到南京讲学。起先，罗汝芳不过和汤显祖等门生故旧在城西永庆寺聚首。在茂密的竹林下，凉风习习，他们纵谈精微的性命之理。后来南京国子监祭酒赵志皋召集师生数百人，邀请罗汝芳到鸡鸣寺开讲，规模就大了。这是二十年来汤显祖和罗汝芳的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会见。

汤显祖在南京和"气义之士"的交游，他对执政的不合作态度，他的目空一切的批评指画，用泰州学派的眼光看来，就像汤显祖一度所承认的那样，"蹈厉靡衍，几失其性"（《秀才说》）。罗汝芳质问他道："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汤显祖仿佛觉得自己确实是错了，晚上想起来几乎不能入睡。他在理论上差不多是默默无言地认输，在实践上他却作出不同的回答。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事业都超出老师教义所赞许的范围。

另一方面，罗汝芳经常标举的"赤子之心"，和同时代李贽的"童心说"实质相同，不过没有像后者那样深刻地加以阐述。童心、赤子之心，有如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骚的"回返自然"，都是对中世纪伦理道德的程度不等的否定，曲折地表达了人民对自由的真诚渴望。有人间罗汝芳：王阳明说"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我身"，这句话应当怎样理解？罗汝芳回答："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无机外那　若其初，志气在心性上透彻安顿，则天机以发嗜欲，嗜欲莫非天机也。若志气少差，未免躯壳着脚，虽强从嗜欲以认天机，而天机莫非嗜欲矣"（《明儒学案》卷三十四《近溪语录》）。天机和嗜欲，即天理和人欲并非不可相通，彼此绝缘。这就比王阳明的"有善有恶意（或气）之动"前进了一步。情并非一切皆坏，理并非一切皆好。这为人欲即情的正确评价留下一条后路。有了这么一个理论上的依托，汤显祖可以问心无愧地以王学为自己的《四梦》作辩护："性无善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完全遵从师说，而结论却不是师说所能包括。这是王学对汤显祖戏曲创作所提供的理论依据。说提供，实际是利用王学的内在矛盾。它和包括朱熹在内的一切理学家一样主张去人欲，而又留下情有善恶的一条但书。不说去人欲，王学将成为异端，为名教所不容；不说情有善恶，王学就将失去本身存在的意义。汤显祖在受人忽视的这条狭隘的哲学隙缝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泰州学派思想家不会认可汤显祖那样踔厉风发，在政治上有所反抗，也不会赞成他编写传奇。罗大幼就批评他"过耽绮语"（《答罗匡湖》）。这些消极影响远不及王学为戏曲主情说提供理论根据事关重大。

上面说的是王学的理论，下面谈王学家在实践中的表现。

罗汝芳他们不赞成斗争，当他的老师颜钩（山农）受到迫害时，他变卖田产，随侍六年，把老师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他可以说这是尊师重道，实际上这是斗争。罗汝芳宁愿被勒令辞职，而不愿意中止讲学。他可以说这是维护道学，实际上这也是斗争。如果他的空洞的教条能给人影响，身体力行给学生的示范作用就更大。他们批评汤显祖"蹈厉靡衍"，而提倡自由思想，自由讲学，破除宋儒所建立的束缚身心的种种教条，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蹈厉靡衍"。这是他们的身体力行对汤显祖的良好影响。

并不偶然，除汤显祖外，晚明作家如徐渭、袁宏道都和泰州学派有密切的关系。

汤显祖勇于评论时事，喜怒形于色，为统治阶级的正人君子所侧目，被人称为"狂奴"。①有一次他和朋友谈论政治，不料这位朋友把他的话添油加醋传出去，几乎使他出乱子。万历十五年京官考察，他受人攻击。甚至他在七八年前写的传奇《紫萧记》也成为别人造谣中伤的材料，以至"是非蜂起，讹言四方"（《紫钗记题词》），被长官禁止流传。次年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詹事府是辅导皇太子的官署，而皇太子在北京。南京詹事府是一个空衙门，按编制只有他一名官员，似乎是有意对他冷落。根据当时的人事制度，汤显祖任期已满，但是没有适当的空缺，才调为詹事府主簿，由正七品改为从七品。虽然不是降职，以后填报资历仍然作正七品算，毕竟使他感到不愉快。

万历十六年（1588）月，江南一带因去年水灾而出现大饥荒，引起米价腾贵，随后疫病流行，不可收拾。汤显祖要从江西老家运米接济，而父亲来信要他节省。一个亲戚面临断炊而来信诉苦，汤显祖写诗安慰他，题为《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粮有叹》。起先强作高兴为他解嘲："汝祖长沙王，汉册远有耀。千秋子孙大，旧日衣冠妙。"写到后来心情黯淡，他只能说："今年普天饿，非汝独愁叫"。灾情是："河海半相食，木砾饲老少。虽然发台谷，幸自息流啸。地产觉今疲，天意敢前料。海珠不受采，河鱼将息钓。"愈写到后来，他愈不能抑制自己对朝廷的不满和愤慨。

汤显祖有一首诗《疫》，全文如下：西河尸若鱼，东岳鬼全瘦。江淮西米绝，流饿死无覆。炎朔递烟煴，生死一气候。金陵佳丽门，轠席无夜昼。脑发寘渠薄，天地日熏臭。山① 见《邹忠介公全集》《存真集》卷四《汤义滴朝阳尉序》。

陵余王气，户口入鬼宿。犹闻吴越间，叠骨与城厚。宿麦苦迟种，香秔未黄茂。长彗昔中天，气焰十年后。乘除在饥疫，发泄免兵寇。恩泽岂不洗，鼎鬲多旁漏。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君王坐终北，遍土分神溜。何惜饮余人，得沾香气寿。

作者另有一首诗《丁亥戊子饥疫》，大同小异，比《疫》简略。难以断定哪首是初稿，哪首是定稿。两首诗同时编入诗集中，可见作者之重视。从两年前的《丙戌五月大水》、《顾膳部宴归三十韵》到《丁亥戊子大饥疫》、《疫》和同时写的《闻北土饥麦无收者》、《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谷有叹》、《寄问三吴长吏》《江西米信》等作品，汤显祖的浪漫情调的歌行逐渐被反映民生疾苦的严峻现实主义诗篇所代替。

作者不仅对骇人听闻的灾情作了忠实的铺叙和描写，而且写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不同命运。如"豪家终脱死，泛户春零烬"（《寄三吴长吏》），"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疫》）。诗句虽然没有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么对比鲜明，而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道出当时社会的残酷现实。

这些诗的另一特点是把自然灾害和社会因素相联系，罪责甚至追究到朝廷和皇帝身上。

"君王坐终北，遍土分神溜。何惜饮余人，得沾香气寿"（《疫》）。

"未赐江南租，久读山东诏。秋毫自帝力，害气吾人召。汝等牛一毛，生死负犁铫"（《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谷有叹》）。

今年八月，皇帝经昌平天寿山视察自己的陵墓，一次就挥霍银子二十万两，全由国库开支：而对"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的惨状无动于衷。《内弟吴继文诉绝谷有叹》诗的结尾由"吾人"一变而为"汝等"，摹拟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对待民生疾苦的漠不关心态度，这是对统治者的无情鞭笞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汤显祖如同多数封建政治家一样，受到君臣名分的限制，并未失去对皇帝的迷信和幻想。如万历十二年起宦官开始在内廷练兵。搞了一年化费白银九万两。令人忧虑的是它还潜伏着流血政变的危险。群臣谏阻，一概不听，反而受到责罚。次年才以兵科给事中王致祥的奏请而作罢。汤显祖写了一首诗《闻罢内操喜而敬赋》。这时北京亢旱，半年多没有下雨，皇帝亲自往南郊求雨。汤显祖又写了一首诗《帝雩篇宿陵下作》。前一首诗结句说："小臣拜舞高陵下，愿寿吾君亿万斯"；后一首结句说："独宿山陵祈帝祖，因歌云汉感吾君"。看到皇帝一星半点的"善政"就使他感激涕零。在适当的时机下，这种政治上的幼稚和乐观以后也还会出现，但那不是简单的重复。裂痕可以填补，但不会消除，不会恢复得天衣无缝如同当初一样。

三、对后七子的批判

以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为首的复古主义文学流派后七子在汤显祖出生前三年开始形成，统治文坛达四十年之久。他们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甚至公然以摹拟代替创作。李攀龙有一些作品简直是古代名作的拙劣改编。他们互相吹捧、排斥异己的宗派作风，为害之烈不下于他们的保守复古倾向。他们初结诗社时本来以布衣谢榛为首。后来李、王官声和文名蒸蒸日上，竟把谢榛排挤出七子之外。李攀龙有一封致谢氏的绝交信，仗势欺人，恶语中伤，格调极为卑下。他还有一首诗《寄谢茂秦（榛）》说："老去长裾满泪痕，秋风又曳向何门？可知十载龙阳恨，不道前鱼亦主恩。"李攀龙以失欢的男宠龙阳君比谢榛。

徐渭在万历四年客居南京时，写了一首诗《廿八日雪》。其中说："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徐渭和谢榛一样同是布衣，因此对李氏痛加指责。这时李攀龙已去世六年，徐渭才偶然见到他的这类作品。

在此之前，徐渭还有另外一首诗《拟寄白雪楼》。诗中说："齐风大国谁其解，楚雪高张听者稀。"讥刺以阳春白雪自命的李诗得不到人们的赏识。徐渭的判断当时似乎失真，长久之后才为历史所证实。

当时工世贞正在官运亨通、文名大起的盛时。徐渭在写作《廿八日雪》的次年又写了一首《九马国人图，二圉醉濒堕》诗。题目下自注："王元美为太仆卿时刻穆王八骏图，形如蝘蜒"。这个比喻很挖苦。王世贞被人看作名公和文豪，徐渭在诗中却称之为"老王"。

前面已经提到徐渭有一首诗《渔乐图》，刻意摹仿汤显祖的《芳树》。

汤显祖另外有一首诗《秣陵寄徐天池渭》："《百渔》咏罢首重回，小景西征次第闻。更乞天池半坳水，将公无死或能来。"汤集编校者沈际飞说，"或"一作"复"。作"复"，是。《百渔》指的就是这首《渔乐图》。其中有一句说："谁能写此百渔船。"这首诗大约作于万历十六年，当时徐渭过南京北上。汤显祖在事后听人说起，写了这首诗。两人没有见面。到徐渭去世之后，汤显祖还写信嘱托友人、山阴（今浙江绍兴）知县余懋孳（瑶圃），请他照料生活可能困难的徐家后人。

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和徐渭的《四声猿》都以浪漫主义的奇情异彩而著称。他们的诗歌风格却颇不相同。汤显祖得力于《文选》。创作《问棘邮草》时，他以六朝和初唐的艳词丽句表示和凡庸保守的后七子异趋。陶望龄评论徐渭的诗："深于法而略于貌"（《徐文长集序》）。这可能指徐渭的诗有时文字粗率，无意雕章琢句，有时以议论入诗，或略带散文化倾向。长处在于忠实地反映作者的思想和描写对象的复杂性。试以《写竹赠李长公》为例。它一扫空洞的豪言壮语和无时代特征的因袭描写，从而将五七言边塞--战争诗的现实主义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度。现实主义是徐渭诗的一大特色。殊途同归的是徐和汤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明对后七子复古主义的不合作以至批判和反对。

徐渭比汤显祖年长二十九岁，他们对后七子的批判斗争却几乎同时进行，不相先后。汤显祖在《答王澹生》信中自述：弟少年无识，尝与友人论文，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者，非可易而学也。学宋文不成，不失类骛；学汉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于敝乡帅（机）膳部郎舍论李献吉（梦阳），于历城赵世卿（仪）郎舍论李于鳞（攀龙），于金坛邓孺孝（伯羔）馆中论元美（王世贞），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妙者称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论文心之一二。而已有传于司寇公（王世贞）之座者。公微笑曰："随之。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弟闻之，怃然日："王公达人，吾愧之矣。"王澹生名士骐，是世贞的长子，文学主张和他的父亲相左。"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指后七子以摹拟冒充创作。"学宋文不成，不失类骛"，汤氏并不主张摹拟，但他指出较近的宋代散文比古老的西汉散文更适宜于学习。短短几句话道出以徐渭、汤显祖以及归有光、唐顺之为一方和以后七子为另一方的分歧。归、唐、徐、汤各自独立地反对王、李，彼此很少联系。汤显祖在友人处评论前后七子的流弊，早在万历四年南国子监游学时就已经开始，那时同乡好友帅机正在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任上。万历十五年到十八年王世贞先后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和刑部尚书。王世懋在十四年六月任南京太常寺少卿，这时汤显祖任大常寺博士。他俩之间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汤氏在《复费文孙》信中说："故王元美、陈玉叔（文烛）同仕南部，身为敬美（王世懋）太常官属，不与往还。敬美唱为公宴诗，未能仰答。虽坐才短，亦以意不在是也。"或者用《答王澹生》信中的话说："因自引避，不敢再谒尚书（王世贞）之门。"双方关系很僵。王世懋可能恼羞成怒，甚至借助他本人的官位下令取缔《紫萧记》。汤氏《玉合记题词》说："且予曲（《紫萧记》）中乃有讥托，为部长吏抑止不行。""部长吏"就是。上司王世懋。万历十六年九月，南京广西道御史黄仁荣弹劾吏部处理失当。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贞回籍期间被计算在任职年资之内，得以升任刑部尚书。王世贞在同乡内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庇护下照常供职，汤显祖为此写了一首诗《送黄侍御出迁东粤暂归洪都》。题目下自注："侍御以论王弇州行。"黄仁荣名义上不是贬官，汤却点明实质是贬官。这首诗和王世懋查禁《紫萧记》一事，足以说明汤显祖和王世贞的矛盾已经不限于文学主张不一致。他们的关系笼罩在元老大臣和少壮派对抗的阴影之下。汤显祖在信中多次谈到他在南京处境险恶，受人猜忌打击，显然和他在文学上的反后七子斗争有关。徐渭写诗抨击王李，重在反对他们恶劣的宗派活动和专横作风，对他们文学主张的批判倒在其次。他的评论和创作都以诗歌为主。诗论可以《叶子肃诗序》、《书草元堂稿后》和《答许口北书》作代表。在后面一篇他提出好诗的标准："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这既可以指选词造句独辟踢径，也可以指主题不同凡响。他没有详细发挥。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主张诗歌不能因循守旧，以摹拟代替创作。

汤显祖很少提及王李的宗派作风，重在批评他们的文学主张。他的评论和创作诗文兼顾。散文成就可能比五七言诗更加引人注目。

汤显祖的反摹拟主张在《合奇序》中说得很透彻。"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忽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自然灵气"未免有点玄虚，他在《序丘毛伯稿》里曾加以解释："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汤显祖的意思是反摹拟就要创新，创新才有生气，而生气在于人。他模糊地道出了生活实践对文学创作的关系。在上引《合奇序》后面接着说："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象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由于社会生活的限制，这里所说文章的生气实际上只是趣味和性灵。这恰恰是公安派所提倡的东西。汤显祖的某些散文小品如《合奇序》、《溪上落花诗题词》也以趣味和性灵见长，不像袁宏道小品那样尖新媚人，也不像他那么伤于纤巧和单薄。汤的书信或骄或散，抒情言志，无不曲折如意，有余不尽。归、唐、徐、汤各自对后七子复古主义所作的批判斗争，迟早不同，强弱参差，直到公安派崛起，复古主义的气焰才逐渐压下去。汤显祖作为公安派的先驱应该在文学史上给以适当的评价。

四、在南京和戏曲作家的交游

南京是人文荟萃、锦绣繁华的历史名城。它作为留都，官署齐全仅次于北京的朝廷。遍布城内外的名山古寺，规模宏大的国子监，秦淮河上的歌童美女麇集于三山街的印刷作坊和书铺：这些条件使它成为文人墨客聚居的最大中心之一。它当时在文化上的重要性甚至凌驾于北京之上。新近跃居为全国性剧种之一的昆剧的发源地苏州昆山是它的近邻。汤显祖在南京游学和出仕先后居留七年之久。他在南京和当时曲家的交游引人重视。

臧懋循的《玉茗堂传奇引》指责汤显祖"生不踏吴门，学未窥音律"，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汤显祖万历十年先到杭州，然后晋京赴考。那时人们常由杭州下船，沿运河而上，直达北通州。苏州是必经之地。后来他以遂昌知县晋京上计，确曾路过苏州。臧懋循的话如果可信，那只是说汤显祖不曾在苏州作时间略长的停留或游历。现存诗文集中找不出足以证实或否定它的记载。汤显祖和苏州一带的曲家则肯定有来往，并在诗中留下一些痕迹。汤显祖有一首诗《金陵歌送张幼于，兼问伯起》。汤显祖是张氏兄弟的后辈。他比张献翼（幼于）少十六岁，比张凤翼（伯起）少二十三岁。明朝文人风流放荡，不拘小节，相差二十来岁也以同辈看待。袁宏道比汤显祖少十八岁，彼此都是兄弟相称。对照王世贞的诗《张幼于兄薄游金陵，过从甚数，忽尔告返，聊成一章送之，并寄长公伯起并韩令》，汤的这首诗当作于万历十六年。汤显祖和张献翼相会时，后者五十五岁。汤显祖的诗说："昔岁过君梅乍吐，是日逢君菊有芳　最爱君家张仲蔚，满径蓬蒿不出山。"张凤翼当时六十二岁，不再谋求进士出身，公开张榜，规定价格替人代写诗文及楷书行书以谋生，已有七年。他不愿像一些失意文人一样，甘为山人清客出入官府，以求分得一杯残羹冷炙。他的特立独行赢得人们和汤显祖的赞赏。从汤显祖的这首诗看来，在此之前的某一年早春，他曾在苏州会见过张氏兄弟。

张凤翼在二十岁前后创作《红拂记》传奇。万历十四年，在中断四十年之后他又重新开始他的戏曲创作生涯，写成《祝发记》。他的弟弟献翼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文人。这时正被人看作奇士，得到上流社会的宽容。十四年之后，苏州人民奋起反抗税监孙隆。他毅然带头对即将被害、后来被赦免的义民葛成举行群众性的生祭仪式，宣读他慷慨激昂的祭文。同时编了一本传奇《蕉扇记》（今佚），讽刺为虎作伥的劣绅丁某。后来，张献翼不明不白地被人谋害。人们诬蔑他在七十岁的高龄，为一妓女争风吃醋而被杀。连他的亲兄凤翼也不敢为他洗刷。张凤翼写过一篇《水浒传序》。他说："兹传也，将谓诲盗耶，将谓弭盗耶？彼名非盗，而实则盗者，独不当弭耶。传行而称雄稗家，宜矣。"他在思想上对贪官污吏的痛切批判和他弟弟挺身而出的正义行动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二张同以正统文人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有气味相投的一面，但也有相异的另一面。

汤显祖在南京任太常博士时，臧懋循也在南京国子监任教官，名为博士。二人具体职务并不相同。他们同在一地九个月之久。万历十三年（1585），臧懋循因为和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回乡。汤显祖作诗《送臧晋叔谪归湖上》。其中说："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风流，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毬。"汤氏不加忌讳，把友人的丑闻略加点缀，写进送行诗中。半个世纪之后，钱谦益《列朝诗集》《臧懋循小传》引用此诗后说："艺林至今以为美谈"。现代人可能担忧这首诗会影响两人的友谊，而在当时竟成为佳话。因为社会风尚不同，这一点现在很难理解了。臧懋循改编《玉茗堂四梦》，在汤显祖逝世二年之后付印。臧的《玉茗堂传奇引》虽然有一些对原作者不太公正的批评，并不排除事物的另一面，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美好的友谊。

"长卿曾误宋东邻"，指友人、戏曲作家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并牵连到屠隆和宋夫人的暧昧关系。是否属实，现在无法判断。屠隆在汤显祖南下任官两个月后被革去北京礼部主事之职。屠隆的为人以及他的诗文都和王世贞不完全相同，但他和王世贞关系很好。

汤显祖比吴江派盟主沈璟大三岁，考中进士比沈璟迟九年。汤氏第二、三、四、五次往北京赴试时，中进士后在礼部见习时，沈璟都在京师。万历八年（1580）春试，沈为授卷官，汤为考生。在三千多人参加的试场中，他们很少有可能相见。即使相见，也不会留下印象。

汤显祖在南京供职，沈曾几次路过那里。两人可能有机会相遇，但关系很疏。万历十九年（1591）汤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贬官到徐闻。沈的弟弟瓒在南京任刑部主事，写了一首送行诗《汤祠部义仍上书被谴，长句送之》（见《吴江沈氏诗录》卷三）。三年以前，沈璟任命为北京乡试同考官，在评阅试卷时通同作弊，录取申时行的女婿。汤的同乡高桂和饶伸越职言事，进行揭发和弹劾。沈璟只是一名属员，未被提名，被迫告病假回乡。汤的奏疏提及此案，但未必意识到沈璟与此有关。沈瓒远在南京，也不一定了解其中底细。沈氏兄弟情谊很深，沈瓒如果知道他哥哥和此案有关，未必会写诗送行。

如上所述，汤显祖和苏州曲家往来不密，这种情况在以后也没有多大改变。当时江东江西文风土风相当不同，汤显祖曾在《答王澹生》书中以一文一质加以区别。他和苏州籍的阁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文坛盟主王世贞关系不好，两地流行的声腔剧种又不同，以致某些苏州曲家对他多所责难，而他自己也以"生非吴越通"（《答凌初成》）而悻悻不平。这些因素自然使得他和苏州曲家进行交流的机会大为减少，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取道皖南是由江西晋京的捷径。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曾任宁国知府，宣城沈懋学和他有同窗之谊。太平（当涂）府同知以及宣城、贵池、南陵等地知县又是他的友人。皖南自然成为他的熟游之地。宣城梅鼎祚比他只大一岁，是他青年时的莫逆之交。梅鼎祚的父亲曾任绍兴知府、云南参政。托庇父亲的余荫，他得以享受优闲的生活，流连诗酒，纵情妓乐。今存汤显祖寄赠他的诗在十首以上。《吹笙歌送梅禹金》说："新林小妇寄书来，一种风流许君据　梅生开书欲长跪，托道留连在山水"；《戏赠梅禹金》说："衣带到家应减尽，还谁先得抱腰看。"他们之间调笑戏谑，无所不谈。汤显祖为梅鼎祚写的诗比他平时作品更加绮丽，而内容则以艳词情语为多。这是他们互为影响的结果。汤显祖此时诗风由《文选》的典雅而演进为初唐的华采，有别于后七子的诗必盛唐的主张。这种渐变有它的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