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孙武所处的社会背景

大凡一个卓越的战略家、思想家的诞生和成长，都要有适合于培养他的

土壤和气候，而春秋未年正具备了造就战略家。思想家的极好条件。当时的

周大子已经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各诸侯国凭借自己的实力，以强凌弱，

以大并小，战争愈演愈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

各国都在积极扩军备战，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兵器制造更加精良，作战方式

和谋略也在不断变换更新。与此同时，反对宗教迷信的无神论思想逐渐抬头，

冲破官学的垄断而兴起了私人讲学之风，一些有识之士能够各抒己见。除了

官方的史籍政典之外，个人也开始著书立说。战争的风雨，局势的变化，学

术的下移，思想的活跃，使当时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涌现了一大批

杰出的人才，而孙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春秋未年的政治形势

孙武所处的春秋未年，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的时代。要弄清这些矛盾

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西周初年说起。

（一）西周以来的领主制封建社会

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殷奴隶制王朝，即着手对土地制度和国家政体进行

变革。《意林·大公金匮》记姜太公对武王建议道：“得殷之财与殷之民共

之，则商得其贾，农得其田也。”《逸周书·大聚解》又载周公主张对殷民

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分地薄敛，农民归之。”《国语·周语中》阐述“周

制”的规定说：“不夺民时，不蔑民功”，即不要剥夺农民耕种私田的时间，

不要糟蹋农民的私有经济。大量的史书记载表明，西周的农民都分得了一定

的私田，同时又要到公田上去进行劳作。统治者对农民采用的是力役地租的

剥削。在当时的社会中，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居于主导地位。①

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藩屏，卫护王室，周天子又分封许多亲戚。功臣到

各地建立诸侯国。周大夫富辰阐述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

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文之昭也；、晋、

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风也。”（《左传·僖

公二十四年》）在诸侯国内，又分封一些采邑给卿大夫。这样，在周天子之

下就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各级领主。历史证明，殷代虽也有“侯卫”，但大多

是些被威胁利用、就地而封的异姓；而周初的分封，则多是由周天子统一派

遣的同姓。因此，西周建立的是和商殷完全不同的领主制封建国家。这种领

主封建制，在西周初年，曾经是秩序井然，大有起色的。据史籍记载，在周

公东征、“兴正礼乐”之后，“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古本竹书纪年》）当

时的农业生产也蒸蒸日上。“获之，积之栗栗；其崇如塘，其比如栉”（《诗·周

颂·良耜》）；“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抵如京”（《诗·小

雅·甫田》）：到处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分

封制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到西周晚期的“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

相伐”（《史记·楚世家》）；“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史记·奏

本纪》）由于王室势力的衰微和对诸侯政策的不当，天子逐渐失去往日的威

严，诸侯的叛逆行为开始出现。自平王东迁以后，王畿的土地大为缩小，军

事力量相应削弱，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诸侯的朝贡几乎废绝。周桓王十三

年（前707 年），桓王亲自率领主室军队讨伐郑国，结果“王卒大败”，郑

师还“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桓王差点丢了性命。自此，周

天子的“共主”地位丧失殆尽，西周以来建立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封

建宗法等级统治秩序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详见杨善群《周代土地制度的转化和中国封建社 会的开端》一文，载《先秦史研

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年版。

（二）大国争霸局面的出现

西周分封的诸侯国，经过不断的削灭和兼并，到春秋时代，尚有140 多

个。在众多的诸侯国中，以中原的晋国、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南方的

楚国以及后起的在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兼井的土地较多，疆域广阔，实力

雄厚，成为春秋时期的头等强国。处于晋、齐、楚三国中间的鲁、宋、郑、

卫等国，兼并的土地较少，实力不如前面的六个大国，是为二等国。其他星

罗棋布分散于各处的陈、蔡、曹、邾、随、邓、许、申等国，疆域狭小，实

力更差，只能是三等国。地处东北方的燕国（时称北燕），在春秋后期也开

始强大，逐渐参与中原国家的纷争。

当时周天子虽然名存实亡，但谁要篡夺天子之位取而代之，还是要遭到

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而是很难得逞的。于是，一些大国往往打着“尊王”

的旗号，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表面上尊重周天子，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今

天下”（《战国策·秦一》引张仪语）。这就是春秋时代的所谓“霸主”。

由于霸主可以向诸侯国发号施令、征调军队和收取贡赋，享受过去天于所有

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大国君主都想充当，因而在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

夺。

按照一般的说法，春秋时代先后出现过五位霸主。《孟于·告子》、《商

君书·更法》中，都有关于春秋“五霸”的议论。但这“五霸”究竟指谁，

历来有很多分歧。战国初年的墨翟指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

越勾践，“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墨子·所染》）。战国末期

的荀况又称：上述五君，“信立而霸”（《荀子·王霸》）。“五霸”实指

的这一说，出现的时代较早，也较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是可信的。此外，宋

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曾一度主持过会盟、征伐，但很快就为楚所败；秦穆公

曾并国开地，“遂霸西戎”，但他“不与中国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

吴夫差一度兵威很盛，在黄池会上与晋争先，但就在这时被越勾践抄了后路，

攻入吴都，自此国势一蹶不振。上述数人，都难于列入春秋时的五霸之中。

大国争霸时，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经济、政治、军

事等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如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作内

政而寄军令”，使“百姓富”，而“民不苟”，“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国

语·齐语》）。晋文公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举善援能，官方定物”，

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楚庄上任用孙叔敖为令

尹，“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左传·宣公十二年》）；又大兴水利，“决

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淮南子·人间训》）。僻在东南的吴阖闾任

用伍子胥为将相，“修法制，下贤良”（《吕氏春秋·首时》），“实仓廪，

治兵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越勾践也任用文种、范蠡等谋臣，

“垦草创邑，辟地殖谷”（《战国策·秦三》），使“其民殷众，以多甲兵”

（《国语·吴语》）。显然，大国争霸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政治的修明和历

史的进步。

（三）诸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

除了诸侯国之间为兼并土地、夺取霸权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以外，诸侯国

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首先是诸侯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卿大夫之

间的矛盾。当时的卿大夫，不仅采邑的土地和管辖的人民世袭的，得到的租

税归己所有，而且可以自行收取军赋，建筑防御城墙，组织私属的军队。这

样，每个卿大夫的采邑就犹如一个独立的小国。由于贪欲的驱使，卿大夫们

采用兼并他人、借功邀赏、施舍小惠以争取民众等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领

地，吸引民众的来归。于是，在各国的国君与卿大夫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领

地和民众的斗争。《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齐崔抒杀高厚干洒蓝而兼其

室”；郑子展、子西“杀子孔而分其室”。这里的“室”，即指包括土地、

依附农民在内的家族财富。《国语·晋语八》记，晋国的范氏曾两次居功邀

赏，占据了随、范、郇、栎等邑，还要“与和大夫争田”。鲁国的“三桓”

（季氏、孟氏、叔孙氏）曾“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左传·昭公五

年》），即瓜分国君所辖郊乡的土地、国人和军赋，并把昭公逐出鲁国。齐

国的景公与田氏争夺民众，晏婴指出：“公厚敛焉，陈氏（即田氏）厚施焉，

民归之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他又向景公献计道：“若君欲夺

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

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但景公终未能实行。田氏以大量贷出、小量收进的“厚施”办法，使民众都

来投奔到其领地内，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最终夺取了齐国的政权。

其次是诸侯国内领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矛盾。由于领主的

贪婪剥削，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如鲁国在春秋后期“多盗”（《左

传·襄公二十一年》），执政者“季康子患盗”（《论语·颜渊》）。当三

桓攻击鲁昭公的居地郓时，“郓溃”（《春秋·昭公二十九年》）。杜注

云：“民逃其上日溃，溃散叛公。”可见鲁国人民对昭公的怨恨。晋国在春

秋后期也“寇盗充斥”，“盗贼公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平

公为营造宫室，奢侈腐化，大肆征发劳役，使“庶民罢敝，道相望”，“民

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一些得势的卿大夫，如曾“铸

刑鼎”的中行寅，也搜刮民财制造“船车”之类，因“赋敛厚”而“民谤诅”

（《论衡·解除篇》）。齐国人民对齐景公的贪婪剥削、残酷用刑亦恨之人

骨。晏婴议论当时的情况说：“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

贵，民人痛疾。”（《左传·昭公三年》）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 年），

陈国筑城的役夫，因不堪忍受庆氏的专制暴虐而举行起义，杀死了庆氏的大

贵族庆虎、庆寅。郑国人民的反抗，已发展到在野外聚众行事。史称“郑国

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左传·昭公二十年》）。南方的楚国，

局势更是紧张：“民之赢馁，日己甚矣。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

（《国语·楚语下》）至吴国攻人楚都，楚昭上逃人云梦泽中。“王寝，盗

攻之，以戈击王”（《左传·定公四年》）。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和统治阶

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了。

再次是文化较高的华夏族各国与文化较低的蛮夷戎狄各国族之间的矛

盾。当时的少数族一般居住在周边地区：居于南方的称为南蛮，在今长江中

下游和东南沿海，包括荆蛮、百濮、百越等；居于东方的称为东夷，在今淮

河流域和山东境内，包括淮夷、莱夷等；居于西方的称为西戎，在今陕西、

甘肃和山西南部，包括骊戎、犬戎、茅戎等；居于北方的称为北狄，在今河

北和山西北部，包括赤狄、白狄等。也有的少数族已经移居中原，如在今河

南中部，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等。由于少数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

多处于以游牧为主的阶段，因而极富于掠夺性，构成了对华夏族各国的严重

威胁。有人评论当时的形势云：“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

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华夏族各国对于少数族的侵扰，则

互相救助，奋力反击，并进而驱逐、吞灭之。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一些大

国霸主打起“尊王”旗帜的同时，又提出了“攘夷”的口号。齐桓公在位期

间，曾北伐山戎以救燕，西逐北狄以救邢、卫；又联合秦、晋等国，击退扬

距、泉皋、伊洛之戎对周室京师的进犯。有时，华夏诸国为了避免激烈的冲

突，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便对少数族采取和亲政策。如晋国的魏绎曾经提

出：“和戎有五利。”（《左传·襄公四年》）晋国行此策数年，取得了积

极的效果。到春秋末期，齐、晋、秦、楚、吴、越、燕诸国，都击退、吞灭、

融合了周围的大部分蛮夷戎狄国族，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春秋未年是领主制封建社会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西周“礼乐征

伐自大子出”的宗法等级秩序稳固的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

乱局面所代替。虽然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各国的政治有所整饬，生产有所

发展，但是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国内外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在国外，要与其他

诸侯国为争夺领土、人民、赋税、财富而斗争，又要抵御蛮夷戎狄部族的侵

犯与骚扰；在国内，有国君与卿大夫之间为争夺领地、人民、赋税、财富的

斗争，又有人民反抗领主统治阶级的贪婪剥削和残酷压迫的斗争。如何解决

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重新树立起一个新的权威和制度，回到有秩序的稳定

状态，历史在前进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二、战争行动的频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

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446—447 页）既然春秋时代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来稳定秩序和控制局势，

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复杂而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解决，于是只有诉之于战争行

动，因而春秋时代的战争行动也就空前的活跃和频繁。据范文澜《中国通史》

第一册对鲁史《春秋》的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里面，列国间军事行动，

凡四百八十三次”；又据解放军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军事史》附卷《中

国历代战争年表》的统计，春秋时期在公元前769—前476 这294 年时间里，

共发生战争384 次。当然，由于资料的疏略散佚，这些统计数字还是很不完

全的。但由此已足以表明，春秋时代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行动之密。兹就《春

秋左传》所记，对春秋以来较大的战争行动，分为几个类别略述于下：

（一）诸侯国之间为兼并土地和夺取霸权而发主的战争

这是春秋战争中的主要一项。春秋之初，郑国首先崛起。郑庄公二十六

年（前718 年），郑侵卫，“败燕师”；次年，郑又侵陈，“大获”。庄公

三十一年（前713 年），郑与齐、鲁一起伐宋，“郑师入部”、“人防”；

次年，郑又与齐、鲁伐许，并“大败宋师”；。庄公三十七年（前707 年），

郑师又“大败”周王及蔡、卫、陈等诸侯国军。郑在诸侯中成为最强的国家。

此时，楚在南方攻灭小国，也逐渐强大。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 年），

楚败随于速杞；次年，楚又与已联合，大败邓师。楚武王四十年（前701 年），

楚败郧与蒲骚；次年，楚又伐绞，大败之。至楚文王十年（前680 年），楚

灭息；过了二年，又灭邓。楚成王十七年（前655 年），楚灭弦；二十四年

（前648 年），楚灭黄；三十八年（前634 年），楚又灭夔。楚穆王三年（前

623 年），楚灭江；次年，楚又灭六与蓼。

鲁国在庄公时，曾稍有起色，取得攻伐别国的多次胜利。庄公八年（前

686 年），鲁与齐一起围；十年（前684 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败宋师

于乘丘；次年，又败宋师于。

齐国在桓公时，任用管仲改革，国势强盛而成为首霸。桓公二年（前684

年），齐灭谭；五年（前681 年），齐又灭遂；二十年（前666 年），齐伐

卫，败卫师；三十年（前656 年），齐会诸侯侵蔡，蔡溃，又伐楚，与之盟；

三十二年（前654 年），齐再会诸侯伐郑。桓公在位期间，“东南多有淫乱

者，莱、莒、徐夷、吴、越，（齐）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曾想夺取霸权。襄公九年（前642 年），宋率曹、

卫、邾等诸侯国军伐齐，败齐师于；次年，宋又围曹。到十三年（前638 年），

宋与楚战于泓，“宋师败绩”。宋襄公的霸主梦终成泡影。

北方的晋国自春秋初期晋献公开始，已在向周围开拓兼并，国势渐盛。

献公十六年（前661 年），晋“灭耿、灭霍、灭魏”；十九年（前658 年），

晋“伐虢，灭下阳”；到二十二年（前655 年），晋灭虢，又灭虞。晋文公

即位后，对政治、经济进一步改革，国力更强。文公五年（前632 年），晋

率齐、宋、秦等诸侯国军，大败楚师于城濮，“一战而霸”。晋襄公元年（前

627 年），晋败秦师于；三年（前625 年），又败秦师于彭衙；晋灵公元年

（前620 年），晋再败秦师于令狐。

西方的秦国自穆公即位，也励精图治，开始拓地兼并。穆公十五年（前

645 年），秦败晋于韩原，俘获晋惠公，标志着秦国力的强盛。十九年（前

641 年），秦取梁；二十五年（前635 年），秦伐，以计使降，又俘获楚的

申、息之师；三十六年（前624 年），秦伐晋，“取王官及郊”。秦康公二

年（前619 年），秦又伐晋，“取武城”；四年（前617 年），晋伐秦，“取

少梁”；秦伐晋，“取北征”；六年（前615 年），秦再伐晋，“取羁马”；

此年，秦“复侵晋，入瑕”。但秦国在春秋之世，始终受到晋国的遏制，只

能霸于西戎。

楚国自庄王以后，国势更加强盛，灭国益多，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庄王

三年（前611 年），楚灭庸；十三年（前601 年），楚又灭舒蓼；十七年（前

597 年），晋楚战于，“晋师败绩”；次年，楚又灭萧。楚共王十七年（前

574 年），楚灭舒庸；楚康王十二年（前548 年），楚灭舒鸠；楚灵王三年

（前538 年），楚灭赖；七年（前534 年），楚灭陈；十年（前531 年），

楚灭蔡。楚昭王二十年（前496 年），楚灭顿；次年，又灭胡。春秋时期，

楚灭国最多，成为疆域最大的国家。

齐、秦、晋、楚等大国，在春秋中期，曾进行过多次激烈的大战。周定

公十八年（前589 年），晋齐战于鞍，“齐师败绩”；周简王八年（前578

年），晋秦战于麻隧，“秦师败绩”；十一年（前575 年），晋败楚于鄢陵；

周灵王十年（前562 年），秦败晋于栎；十五年（前557 年），晋楚战于湛

阪，“楚师败绩”；十七年（前555 年），晋大败齐于平阴。

春秋后期，吴国崛起于东南方，攻伐兼并，势不可挡。吴寿梦十六年（前

570 年）、吴伐楚、“取驾”；吴诸樊二年（前559 年），吴又击败楚师，

“获楚公子宜谷”；吴余祭十年（前538 年），吴伐楚，“人棘、栎、麻”。

吴王僚二年（前525 年），吴楚战于长岸，互有胜负；八年（前519 年），

吴败楚及诸侯之师于鸡父；次年，吴又灭巢。孙武就是在吴国日上之时，从

齐国来奔于吴的。

（二）华夏族诸侯各国为抵御、击败、驱逐、歼灭戎狄等少数族而进行

的战争

戎狄等少数族对中原诸国的侵扰，自西周以来就为害甚烈。春秋时期，

这种侵扰仍然十分频繁。公元前670 年，“戎侵曹”；公元前661 年，“狄

人伐邢”：次年，狄又伐卫，攻入卫国。公元前650 年，“狄灭温”；次年，

扬距、泉皋、伊洛之戎同伐周京师、攻人王城。公元前647 年，“狄侵卫”、

同年，“淮夷病耙”。公元前646 年，“狄侵郑”；前644 年，“狄侵晋，

取狐、厨、受铎”；公元前639 年，狄又侵卫；前636 年，“狄伐郑，取栎”；

公元前630 年，“狄侵齐”；次年，“狄围卫”。公元前623、618、616、

606、605 年，狄（赤狄）曾连续“侵齐”；公元前617 年，狄又“侵宋”。

公元前603 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次年，赤狄又侵晋，“取向阴

之禾”；公元前596 年，赤狄再次“伐晋，及清”。

面对戎狄等少数族的侵扰，中原诸国不时进行反击。首先起来抗击的是

郑国。郑庄公三十年（前714 年），“郑人大败戎师”；三十八年（前706

年），郑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鲁国也曾奋力

抗击戎狄的侵犯。鲁庄公十八年（前676 年），鲁“追戎于济西”；二十六

年（前668 年），鲁又“伐戎”；鲁文公十一年（前616 年），鲁还“败狄

于咸，获长狄侨如”。虢国（西虢）亦有抗击戎人之举。公元前660 年，虢

“败犬戎于渭”；公元前658 年，虢“败戎于桑田”。齐国在桓公时，抗击

戎狄最力。桓公十二年（前674 年），齐出师伐戎；二十二年（前664 年），

齐又北伐山戎；二十七年（前659 年），齐与宋。曹等诸侯国之师一起“逐

狄人”；三十八年（前648 年），齐还与晋一起，平定扬距。泉皋。伊洛之

戎同伐周京师之乱。

南方的楚国，处于蛮夷少数族的包围之中。它在向外开拓。兼并土地的

过程中，必然要与蛮夷等少数族发生激烈的冲突，楚所攻灭的国家中，有相

当多是属于蛮夷少数族的。北方的晋国，与戎狄少数族邻近，狄人经常出没

其间，因而它就成了春秋时抗击狄人侵扰的主力。献公二十五年（前652 年），

晋“败狄于采桑”。襄公元年（前627 年），晋“败狄于箕”。景公六年（前

594 年），晋“败赤狄于曲梁，灭潞”；次年，晋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

景公十二年（前588 年），晋讨伐赤狄唐咎如，“唐咎如溃”。厉公二年（前

579 年），晋“败狄于交刚”。平公十七年（前541 年），晋“败狄于大卤”。

昭公二年（前530 年），晋攻伐北狄之鲜虞，“灭肥”；五年（前527 年），

晋又攻伐鲜虞，“克鼓”。顷公元年（前525 年），晋“灭陆浑之戎”；六

年（前520 年），晋再次“袭鼓，灭之”。地处西陲的秦国，与戎狄的接触

更多。它的强大，是在与戎狄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秦穆公时，“伐戎王，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此后，秦与戎狄

的攻伐战争，仍长期持续不断。

（三）周王室和诸侯国内国君与卿大夫之间为争夺权力、领地、赋税、

人民而进行的战争

首先说周工室的内乱，春秋时期就发生过多起。周僖王四年（前678 年），

周大夫子国与夷诡诸有隙。子国“以晋师伐夷（周采邑），杀夷诡诸”。惠

王二年（前675 年），周大夫“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

奉王子颓以伐惠王，并引“卫师、燕师伐周”，子颓得立。至惠王四年（前

673 年），郑、虢等国之师“同伐王城”，“杀王子颓及五大夫”。襄王十

六年（前636 年），王子带“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逐出襄王。次年，

晋、秦等国勤王，此乱才得以平息。景王二十五年（前520 年），王子朝“帅

郊、要、饯之甲”作乱，单氏、刘氏所率领的“王师败绩”。直到敬王十七

年（前503 年），单氏、刘氏“败尹氏于穷谷”，王于朝之乱才偃旗息鼓。

宋、郑。卫等中原国家，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内部攻伐也十分激烈。公

元前710 年，“宋督攻孔氏”，弑宋殇公；公元前682 年，宋万弑宋闵公，

“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公元前609 年，宋文

公“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公元前576 年，宋华氏“帅国人攻荡氏”；

公元前522 年，宋华、向二氏作乱，被宋元公击败；次年，齐师戍宋，又“败

华氏于新里”。郑国在简公三年（前563 年），尉、司、堵、侯、子师等五

族作乱，他们“攻执政”，杀死子驷等政敌多人；简公十二年（前554 年），

郑子孔当政，“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于孔”。卫国的孙氏，于公元前

559 年攻卫献公，“败公徒于河泽”；公元前547 年，卫孙、宁二氏互相攻

伐，“宁喜弑其君剽”（卫殇公）；次年，卫公孙免余又“攻宁氏，杀宁喜”。

公元前522 年，卫齐氏作乱，攻卫灵公；北宫氏又“伐齐氏，灭之”。

位于东方的齐、鲁二国，春秋后期的内部攻伐更是紧张。齐景公二年（前

546 年），齐庆封“攻崔氏”，杀崔成、崔强；次年，齐栾、高、陈、鲍之

徒又攻庆氏，庆封奔吴；景公十六年（前532 年），齐陈、鲍二氏联合，“伐

来、高氏”，“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鲁昭公于公元前517 年“伐

季氏”，被盂氏、叔孙氏联合击败；前515 年，鲁盂氏。阳虎又伐昭公，“公

徒败于且知”；公元前502 年，阳虎劫昭公而“伐孟氏”，阳氏败。鲁定公

十二年（前498 年），孔子以司寇的身份下令伐费季氏，“败诸姑蔑”。孙

武在世时，齐、鲁两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战斗正难分难解。

楚国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攻伐战斗，没有像中原国家那样频繁，但

也时有发生。楚庄王九年（前605 年），楚若敖氏为乱，庄王“与若敖氏战

于皋浒”，将其击灭。春秋末年，楚又有白公胜之乱。叶公“与国人以攻白

公”，白公败而自缢。

晋国在春秋时期，是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攻伐战斗最为纷繁的国

家。公元前718 年，晋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公元前709 年，曲沃

武公又“伐翼”，杀晋哀侯；公元前704 年，曲沃武公“灭翼”；公元前679

年，曲沃武公再“伐晋侯缗，灭之”（《史记·晋世家》）。晋厉公七年（前

574 年），厉公使胥童、长鱼矫等“攻都氏”，杀三部；晋平公八年（前550

年），栾氏帅曲沃之甲人绛，与范氏战，不胜而奔；晋定公十五年（前497

年），“范氏、中行氏伐赵氏”，赵鞅奔晋阳；又“伐公，国人助公”，二

氏败奔；次年，晋人又“败范、中行氏之师于潞”。吴王阖庐曾问孙武道：

“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银雀山汉墓竹筒《孙子兵法·吴

问》）可见在孙武生前，晋六卿尚在拼搏厮杀，胜负未定。

（四）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因反抗和镇压而发生的战争

春秋时期人民的反抗大多以“民溃”，即逃散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形式

出现，但武装斗争亦已相当普遍。公元前550 年，陈国筑城的役夫起义。《左

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是年“庆氏以陈叛”，楚“屈建从陈侯围陈”。陈

人筑城以拒，因夹板落于城下，庆氏便杀了筑城的役夫。于是，“役人相命，

各杀其长”，把庆氏的首领庆虎、庆寅全部杀死。郑定公八年（前522 年），

郑国起义的民众聚集于萑苻之泽，统治者“兴徒兵以攻莅荷之盗，尽杀之”。

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 年），周王室的手工业工匠乘统治阶级内乱之机，

举起义旗，“伐单氏之宫”，结果未能成功，为单氏所败。公元前506 年，

楚昭王因吴师入郢而逃至云梦泽，遭到起义人民的袭击。起义者乘王熟睡之

机，“以戈击王”。可见人民的武装斗争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以上四种内容不同的战争交错进行，使春秋时期的军事行动特别频繁。

为了应付国与国之间日益剧烈的兼并活动，抵御戎狄蛮夷少数族不时而来的

侵扰，平息卿大夫之间争权夺利的倾轧斗争和犯上作乱的叛逆行为，镇压人

民的反抗行动和武装起义，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把打仗作为国家的头等大

事，致力于扩军备战。

三、军事制度的变易

随着战争次数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各国对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的需要

愈来愈多。于是，征兵的范围加以放宽，寓兵于农的民兵变成专事打仗的常

规军，军队编制出现了新的类别，军赋的征收也在不断增加。春秋时期各国

的军事制度，都在朝着扩军备战的方向发展。

（一）各国兵员的激增

西周时王室的军队编制，据金文记载，有“西六师”、“殷八师”和“成

周八师”。后两个“八师”，实际是一支军队的不同称呼。因为在所有铭文

中，只见“西六师”和“殷八师”、“六师”和“八师”并举，而从来没有

把“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合在一起记叙的；再说，周朝西部本上只有六

个师，而东部新占领区却有两个“八师”，也超过本上大多。故西周王室的

总兵力应是十四个师。当时没有“军”一级的编制。若以《周礼·夏官序》

所说的“二千五百人为师”来统计，则西周王室的总兵力只有35000 人，显

然太少。因为据《史记·周本纪》，武王伐纣时已“率戎车三百乘，虎责三

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春秋战国间盛传“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

四年》），则西周时的“六师”可能就是“六军”的称呼。《诗·械朴》毛

传、《诗·常武》郑笺、《书·顾命》孙星衍疏，皆谓“六师”即指“六军”。

以每军约一万人计，则西周本土的六师应有六万人左右；再加上东面的八师，

其总兵力当有十余万人。但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兵力骤然大减。公元前

707 年，周桓王“以诸侯伐郑”，竟不敌而“大败”。其兵员之不足，于此

可见。

与周王室的兵员骤减恰成鲜明对照，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兵员都在迅速

增加。齐国在桓公时已有“革车八百乘”，分为“三军”，共有“士三万人”

（《国语·齐语》）。至春秋未年齐吴艾陵之战，一战就被吴俘获“革车八

百乘”（《左传·哀公十一年》）。则其全国兵车当有二三千乘，兵员至少

翻了一番。

晋国的兵员增长最快。晋武公三十八年（前678 年），晋仅有一军；献

公十六年（前661 年），增为二军。至晋文公四年（前633 年），增为三军；

次年，又“作三行”（步兵）。文公八年（前629 年），已“作五军”。至

景公十二年（前588 年），竟“作六军”。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 年），

楚艺启强测晋国之兵力说：“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

千。”（《左传·昭公五年》）则晋全国的兵车己有近五千乘。以每乘三十

人计，晋的兵员总额应有十几万人。

楚国的兵力也在不断增长。楚成王六年（前666 年），楚以六百乘伐郑；

成王十四年（前632 年），楚晋城催之战，晋有兵车七百乘，楚当亦与之匹

敌。至楚灵王十一年（前530 年），灵王自称：“今我大城陈、蔡、不羹（有

东、西二不羹），赋皆千乘。”右尹子革对曰：“是四国者，又加之以楚，

敢不畏君王哉！”（《左传·昭公十二年》）由此可见，春秋后期，楚周围

的四城，已有四千乘；再加上楚国本土及其他地方部队（如申、息之师），

楚的兵车当在万乘以上。其时楚兵员的总数应有二三十万之众。

鲁、郑、宋、卫等国，春秋中后期兵力都在千乘左右。《诗·鲁颂·宫》

歌颂鲁僖公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公元前548 年，“郑子展、

于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则其全国兵力当在千

乘以上。公元前607 年，郑宋大棘之战，郑获宋“甲车四百六十乘”，宋又

“以兵车百乘”赎华元于郑。显然，宋亦为千乘之国。公元前501 年，齐、

卫伐晋，“晋车千乘”，卫侯曰：“卫车当其半。”（《左传·定公九年》）

则卫国此次出兵车五百乘，其全国兵车也应有千乘。秦国的兵力在诸大国中，

约可与齐匹敌。虽然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 年），秦师偷袭晋国，过周北

门，仅“超乘青三百乘”；秦哀公三十二年（前505 年），秦出兵救楚，也

只“帅车五百乘”。但《吴子·图国》谓“秦缪（穆公）置陷陈三万，以服

邻敌”；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 年），景公之弟“适晋，其车千乘”（《左

传·昭公元年》）。则秦国的总兵车数亦当有二三千乘，其兵员总额应在六

七万人以上。

吴、越两国在春秋后期的兵力也甚为可观。吴王夫差赴黄池之会就率其

精锐“带甲三万”（《国语·吴语》）；越王勾践曾说：“今夫差衣水犀之

甲者亿（十万）有三千。”（《国语·越语上》）然则，吴国的兵力当在十

万以上。越国在一次伐吴战斗中，“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

人，诸御千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一次发兵就近五万，则其全

国兵员至少应有六七万。

西周时期只有王室的兵员约十余万，而各诸侯国的兵员最多为1 至3 万。

但到春秋后期，晋、楚、齐、秦、吴、越诸大国，兵员都已达到10 万左右。

特别是晋、楚两大国，己有十几万到数十万。故《孙子兵法》中屡次提到：

“带甲十万”，“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凡兴师十万”，“不

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各大国再加上许多中小国家，春秋末

期整个中国的兵员当有七八十万，或者已接近百万。

（二）军队类别的多样

原来在西周，实行寓兵于农的制度。周宣王时虢文公论述古代兵农合一

的情况说：“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国语·周

语上》）春秋初年鲁国的臧僖伯也说：“春、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

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人而振旅。”（《左传·隐公五年》）、苗、猕、

狩，都是借田猎以习武事的名称。每年于农隙时多次习武，三年而在野外举

行大演习，进人国都后再整队检阅。这种士兵就是农民、军事训练都在农隙

进行的制度，到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加剧，不得不加以改变。管仲在

齐桓公时的改革，就“参其国而伍其鄙”，即把国郊分为三而把鄙野分为五；

并强调：“四民（士、农、工、商）者，勿使杂处。”他“制国以为二十一

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在十五个“士乡”中，以五乡成立一军，“国”

中共组织三军，有三万人。管仲对桓公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

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另外，农民都处于

“伍鄙”，在那里实行“相地而衰征”、“井田畴均”、“无夺民时”的农

业政策（《国语·齐语》）。由此可见，齐国的军士和农民已经分开，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