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孙武所处的社会背景.2

居于“国”中、而农民处于“鄙”野。军士成了专事打仗的职业兵。同时，

根据管仲“士之子恒为士”的原则，这种职业兵还是父子世袭的。清人江永

指出：“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考其实不然。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

（《群经补义》卷二）他的见解是不错的。

各诸侯国在分别兵农、建立中央统属的专职常备军的同时，又在边远地

区和一些新设置的县、郡开始组建地方部队。自春秋初期以来，秦、楚、晋

等大国对于新兼并得的某些土地，不再分封给卿大夫作为世袭采邑，而陆续

建制为县，后来又在荒远处设立郡。这些县、郡，或者利用所灭国的原有军

队进行改组，或者在鄙遂野外普遍征兵，于是一支支在中央正规军编制之外

的地方部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如楚国有“申、息之师”（《左传·倦

公二十五年》，又见同书《成公六年》）、“繁扬之师”（《左传·昭公五

年》）、“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国

有“焦、暇、温、原之师”（《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等等。公元前484

年，吴国为北上争霸，乃“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因而在艾陵之战中，吴为四军而齐为三军，吴师多于齐师。可见吴国在边远

各郡所建地方部队之众。由于在国郊之外的鄙遂地区可以普遍征兵和县、郡

地方部队的组建，征兵的次数也就愈益频繁。有时进行一次战争就要几番征

兵，使人民苦不堪言。《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作

战篇》），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弊病的。

除了中央直属的国家正规军和边远地区由县、郡组建的地方部队外，诸

侯各国还有国君、卿大夫的族军和私属部队。这些族军和私属部队在与诸侯

国的交战中，他们成为国君和将帅的卫队；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内战中，

他们就成为作战的主力。如公元前575 年，晋楚鄙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

侯已“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同时，“（晋）栾、范以其族

夹公行”（《左传·成公十六年》）。可见在此次战争中，楚王的族军与国

家的正规军“中军”在一起，担负着保卫楚王的任务；而晋国则由栾、范两

支族军保卫着晋公。由于春秋后期卿大夫势力的壮大，其私属部队也迅速增

多。公元前592 年，晋卿克欲伐齐，因晋景公“弗许”动用国家正规军，克

便“请以其私属”（《左传·宣公十七年》）。晋氏的私属部队，竟能与大

国齐的部队较量，可知其部队数量一定甚为可观。公元前484 年，齐师伐鲁，

当时的形势竟是：“鲁之群室（卿大夫的家兵）众于齐之兵车”，甚至季氏

“一室敌车优矣”，即以季氏一家的兵力对付齐的兵车还绰绰有余。此役实

际参战的鲁私属部队有“季氏之甲七千”（《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

何以能有如此多的私卒？时人早就指明：“政自之（指季氏）出久矣，隐民

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杜预注：“隐，

约，穷困。”可知季氏的私卒大多是用权力以及食物，招募穷困的人民为其

服役而形成的。

（三）军赋征收的加码

西周实行井田制，军队所需要的人员、牛马、战车、兵器，按军赋制的

规定，向井田内的人民征收。《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曰：

“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

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谓

之乘马。”（《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汉书·刑法志》、《左

传·成公元年》杜预注，所说与此略同。唯《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

引《司马法》所论的赋制与此有异，这可能是传闻的不同，或者是时间、地

域的变动所致。

西周的军赋制到春秋时期，各国都在不断增加。公元前645 年，晋国“作

州兵”。据记载，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征缮以辅孺子”，其后果是“甲兵益

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又见《国语·晋语三》）。显然，原来的“州”

不是征收军赋的单位，此后则要按“州”征兵缮甲了。公元前590 年，鲁国

“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按《司马法》云：“四邑为丘，四丘

为甸。”原来是按“甸”征收甲兵的，此后则改为按“丘”征收了，军赋自

然要增加许多。公元前548 年，楚国“量人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

甲盾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次度量公私的一切收入而修定

各单位应出车马兵甲之数，在当时战争愈趋繁忙的情况下，当然只会增加而

不会减少。公元前538 年，“郑子产作丘赋”。它可能和鲁国的“作丘甲”

一样，是由原来的按“甸”改为按“丘”来征收军赋。时人浑罕讥之为“作

法于贪”（《左传·昭公四年》），可知这一改，军赋征收的数量一定增加

不少。公元前483 年，鲁国又“用田赋”。它的具体征收标准已很难详考。

孔子曾对此次加赋大为不满，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

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

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由此可知，“用田赋”是

鲁国在成公元年“作丘甲”后又感到军赋“不足”而使出的新招，鲁国的军

赋因统治者“贪冒无厌”而一增再增，征收标准不断变易。

总之，从兵员的人数、军队的类别、征兵的范围和军赋的标准各方面来

看，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发生着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战争的频繁和规

模的扩大引起的，而它的后果又促使战争进一步加剧和扩大。

四、兵器和作战方式

在兵员、军赋、军种等军事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国兵器的制造也在

发展，作战的方式发生了从车战为主到步战为主的转变，战场由平原扩展到

山区，一次战争的时间逐渐延长，战术更加灵活多变，军事上出现了千姿百

态的壮阔场面。

（一）兵器及其制作

春秋后期，生产力发展很快，它的重要标志就是铁器的使用。晋国曾经

赋“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孙武所在的吴国，

铁的产量也相当大，炼铁铸兵器的技术更是发达。建国以来，在江苏六合县

属于春秋晚期的吴墓中，就曾几度出土过铁丸和铁条①。据说吴王阎阎时干将

作剑，即“采五山之铁精”在炉中冶炼，“金铁刀懦，遂以成剑”（《吴越

春秋·阖闾年传》）。从现有资料看，春秋后期虽然仍以铜兵器为主，但铁

兵器也已经出现。

当时的主要进攻武器有弓矢、戈、戟、矛、殳，称为“五兵”（《司马

法·定爵》）。弓矢是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武器；戈，横刃，装有长柄，可勾

可啄；矛头直而尖，也装有长杆，用来刺杀；就是在长柄上装有矛头和横刃，

可勾可刺，兼有戈、矛两种效能；量在竹木长杆上装有很多尖角，用于打击

敌人。春秋中期步兵兴起以后，战争往往短兵相接，剑又成为十分重要的武

器。用机械发射、射程远而准的弯，在春秋后期也已开始使用。《吴越春秋》

卷九《勾践阴谋外传》记述楚国的善射者陈音到越国教士习射，因而向越王

讲述：“弩生于弓”，楚琴氏“施机设枢”发明此器；”其威力之大，“鸟

不及飞，兽不暇走，弩之所向，无不死也。”《孙子兵法》中也有这样的论

述：“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势篇》）春秋末期还出现了一种远距离

杀伤敌人的投石机。《范蠡兵法》上说：“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

步。”（《汉书·甘延寿传》张晏注引）可见其威力之大。

防卫武器主要有盾、甲、胄等。盾用犀皮或木板制成，可以掩蔽身体，

防卫兵刃矢石的杀伤；甲类似衣服，多用牛皮或犀皮制成，穿在身上以保护

人体；胄即头盔，其形似帽，多用青铜制，戴在头上以保护头部不受损伤。

当时不仅参战的人有甲，驾车的马也往往披甲上阵。《孙子兵法·作战篇》

用“甲胄矢弩，戟盾蔽橹（用作屏蔽的大盾）”来概括作战时的各种装备，

说明防御武器与进攻武器在战争中同样重要。

攻城还有一些特殊的器械和方法，如云梯、辊、筑堙等。云梯的前身叫

“钩援”，是一种有钩的长梯。《诗·大雅

·皇矣》云：“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后来改造成

云梯，就把一节或两节长梯固定在车架上，攻城时推车接近城墙，以便

于战士攀登。是上设屋顶形掩蔽体的四轮车，

攻城人员可依靠车身的保护，在内掘城墙或挖地道。堙是城

外筑起的与城等高的土山，攻城部队爬上土山，即可登城。

《孙子兵法·谋攻篇》在谈到攻城时，就举出“修橹、”等器械和“距

（通‘具’）（通堙）”以及攀登云梯而“蚁附”等方法。

春秋时兵器的制作都在官府，兵器质量较西周有了显著的提高。春秋未

年齐人的著述《考工记》，记录当时“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

工五”。可见手工业中的分工已相当精细。关于合金的比例，它记述“金有

六齐（剂）”，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

一，谓之大刃之齐”。这些合金配比剂量规定，大体上符合各种兵器的性能

要求，是关于合金剂量的科学总结。由于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春秋未年的

① 见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 年第 3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六

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 年第2 期。

兵器制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吴越的剑是最有名的。近年在湖北江

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质地坚韧，做工精巧，锋刃锐利，光彩照人，就是明

证。弓箭的制造，在选材、制作顺序上也都有严格的规定。据说晋平公时有

人作弓，“三年乃成”，平公一射而“穿七札”（《列女传》卷六《晋弓工

妻》）。兵器制造的考究和性能的良好，由此可见一斑。

（二）车战、步战和水战

春秋中叶以前，战争一般都以车战为主，周围辅以一些步兵，一辆战车

上有甲士3 人，另有7 人在车下，再配以步卒15 人，后来，每辆兵车所配的

步卒发展到72 人。指挥车上也有3 名乘员，主将在左，武士在右，御者居中。

兵车上所备

的进攻武器多是长柄的戈、戟、矛，还有远射的弓矢；防卫武器有甲胃

和盾牌。作战时兵车排成方阵，步卒附在兵车周围，互相冲击拼杀。战车一

般可分进攻型的轻车和防御型的重车两大类。轻车驰骋疆场，冲锋陷阵；重

车则装载辎重，当作军垒，进行屯守。《孙子兵法》上有很多关于车战的论

述。如《行军篇》说：“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奔走而陈兵车者，

期也。”《作战篇》又说：“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凡用兵

之法，驰车（指轻车）千驷，革车（指重车）千乘”；“车甲之奉，日费千

金”。可见在孙武的时代车战还相当盛行。

不过，车战的地位正在下降，而步兵日益显示其重要性。首先是一辆战

车所配的步兵大量增加，同时脱离战车的独立编制的步兵亦已出现，并在战

争中发挥其威力。造成车战衰而步兵兴的原因很多：一是井田制的破坏，土

地私有化的分割，使战车通行的道路受阻；二是鄙野庶民大量参军，不能都

乘兵车作战；三是戎狄部落侵扰，出没于山林地区，战车无法对付；四是人

民起义聚于沼泽地带，战车亦无法镇压。如公元前632 年，晋“作三行（即

三军步兵）以御狄”；公元前541 年，晋与狄人战，“乃毁车以为行”，结

果“大败之”；公元前522 年，郑“兴徒兵”（即步兵）以镇压聚于“萑苻

之泽”的起义者；公元前506 年，吴伐楚，更“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

千人以为前陈”（《吕氏春秋·简选》），“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墨

子：非攻中》），竟五战五胜而入郢。在《孙子兵法》中，除论述车战外，

更多谈论的是步兵作战。如《行军篇》说：“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

者，徒来也。”把车兵和徒兵并提。《九地篇》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

险”；《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行军篇》有“处

山之军”、“处斥泽之军”，讲的显然都是脱离战车的步兵。

除车战和步兵作战外，春秋后期在楚、吴、越诸南方国家都建立了水军，

并经常在水中作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楚国“为舟师以伐吴”。

杜预注：“舟师，水军。”《国语·越语下》载，吴越两国水军曾“战于五

湖”。《左传·哀公十年》还记，此年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人齐，齐人败

之，吴师乃还”。然则，吴、齐还发生过海战。吴。越水军的规模己相当可

观。据《越绝书》所引伍于胥水战兵法，战船“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

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再加上划浆。掌舵。拿重兵器以及领班长官，整

个战船“凡九十一人”（《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王勾践晚年，曾

有“楼船之卒三千余人”（《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可知水军和水

战在当时南方战争中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作战方式的复杂化

用战车和步兵作战，必须排成战斗队形，讲究阵法。最初的阵形比较简

单，进攻时排成密集的大方阵，守卫时排成圆阵。但到春秋时，简单的一元

大方阵，已逐渐为多无的小方阵所取代。如公元前707 年，郑国抵御王师，

“为鱼丽之阵”（《左传·桓公五年》），即把队伍分为“左拒”、右拒”

和“中军”三部分，“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使先头部队像尖刀一样插入

敌阵，后续部队又源源不断补充而来，结果“王卒大败”。公元前541 年，

晋伐狄人，“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

前拒，以诱之”（《左传·昭公元年》）。这样组成五个互相关联的小队，

使狄人穷于应付，很快就“大败之”。此外，卫国还有“支离之卒”（《左

传·哀公二十五年》）。日人竹添鸿光《左传会笺》云：“支离，分散也，

盖分为数队以误敌。”这也是一种巧妙地运用队形的变化以败敌的方法。

指挥军队的信号，当时仍然运用金鼓和旌旗。《孙子兵法》上说：“《军

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

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

也。”两军交战，击鼓为前进，鸣金为停止或退却，旌旗则标志着军队的存

在或前进的方向。如公元前712 年，郑国伐许，“颖考叔取郑伯之旗螫弧以

先登”，未成，后“暇叔盈又以（旗）螫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

师毕登”（《左传·隐公十一年》）。这样，以旗为先导，很快就攻入了许

国。公元前684 年，齐鲁战于长勺。“齐人三鼓”而鲁师不鼓，后鲁人乘“彼

竭我盈”之机，一鼓而“齐师败绩”（《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589

年，晋齐鞍之战时，晋帅郡克受伤，其御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

退从之。”于是，他“左并辔，右援抱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

绩”（《左传·成公二年》）。可见，春秋时将帅运用旌旗金鼓指挥战斗，

已相当纯熟。当时指挥战争，还制成一种能登高瞪望敌情的“巢车”。如晋

楚鄙陵之战时，楚王就“登巢车，以望晋军”（《左传·成公十六年》）。

这样，就更增加了指挥的准确性。

训练军队原来都在农隙进行，春秋时出现了专职的常备军，因此军队的

训练就往往由专人负责，分科进行，而且时间很长。《左传·成公十八年》

载，晋悼公即位，乃命弁纠“使训诸御”（驾车的御手），命苟宾“使训勇

力之士”，命籍偃“使训卒乘”（步兵、车兵），命程郑“使训群驺”（马

匹饲养员）。据说吴王阖庐伐楚的军队，曾经“教七年”（《墨子·非攻中》）；

越王勾践伐吴，亦“教其士臣三年”（《墨子·兼爱下》）。不言而喻，军

队训练有素，又将提高战争的难度，使斗智斗勇愈趋激烈。

最能标志春秋时期战争状况变化的是，战场的扩大和时间的持续。原来

的车战只能在广阔的平原上进行，现在的步战和水战则扩大到高山、丘陵、

江河、湖泊甚至海洋。《孙子兵法·行军篇》就谈到“处山之军”、“处水

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等处于各种地形的战争要领。

一次战争的时间，原来只需一天或者几天便可决定胜负。到春秋中后期，战

争往往迁延时日，难分难解。有的战争持续数月，甚至一二年，才告罢休。

如公元前506 年爆发的吴楚战争，从这年的冬天持续到次年的秋天，历时一

年，战场绵延数千里。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相当讲究战略战术。如公元前707

年，周王率蔡、卫、陈等诸侯国军伐郑，郑子元便谋划曰“陈乱，民莫有斗

心。若先犯之，必奔。”（《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4 年，楚伐随，

随季梁又献谋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

败。偏败，众乃携（离）矣。”（《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701 年，郧

人与随、绞、州、蓼四国伐楚，楚斗廉对莫敖屈瑕说：“君次于郊郢，以御

四邑（即上述四国）；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

若败郧师，四邑必离。”（《左传·桓公十一年》）战争中讲究谋划，于是，

示形作伪、虚张声势、佯退诱敌、埋伏突击、迂回奇袭、避强击弱、避锐击

惰、使用间谍等一系列战术手段纷至沓来。这些都为孙子总结战争经验提供

了素材。

五、学术思想的活跃

春秋后期，由于政治的动荡，学术文化的下移，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人数

的增多，加之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思想极为活跃，出现了许多博学

而明智的思想家。当时研究军事的气氛也甚为浓烈。这就为孙武这位卓越的

军事思想家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学术下移与私学兴起

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原来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吏远

走他乡，官方保存的文化典籍也流散各地。公元前525 年，郯国国君来到鲁

国，讲述了许多历史知识，孔子见郊君而学之，接着感慨道：“吾闻之：‘天

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周王朝宫

学的衰落和文化的下移，已引起广泛的议论。据说春秋末年的老子，原是“周

守藏室之史”，因为“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列传》）。这个

事实又一次说明，周王朝官府文化的不振和流失。

与官学衰落恰成鲜明对照，由没落贵族或平民中的有识之士创立的，私

人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春秋末年，孔于在鲁国聚徒讲习礼、乐、书、数、

射、御等六艺，邓析在郑国聚徒讲习法律和诉讼。鲁国还有一个少正卯，其

“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荀子·宥坐》），显然他也

在那里私人讲学。据说少正卯的讲习很能吸引听众，曾使“孔子之门，三盈

三虚”（《论衡·讲瑞篇》）。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此他的学生中有

贵族子弟，而更多的是鄙贱的平民。《吕氏春秋·尊师》述：“子张，鲁之

鄙家也；颜涿聚，梁父大盗也，学于孔子。”《荀子·大略》说：“子赣、

季路（即孔门弟子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据李启谦先生的研究，在孔子的十九个主要弟子中，只有三人出身贵族，而

其余都是平民、贱人或商人。（《孔门弟子研究》第247—248 页，齐鲁书社

1987 年版）可知孔门弟子中出身鄙贱者占大多数。孔子一生授业讲学，他的

“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其盛

况空前如此。

在平民中选拔贤者出任官吏之制，春秋时代已颇为盛行。齐桓公时，“乡

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官”；若“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

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国语·齐语》）。

由于选拔平民中的优秀者出任官吏之制的推行，因而出现了一批专门求学以

人仕的士阶层。孔子的许多弟子就因学得六艺而进入仕途，他们或任卿大夫

的家臣，或任地方行政官。鲁国的执政者季孙氏曾“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

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

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这

一批平民出身的人学得知识，参政议政，必然会对当时的思想界带来深刻的

影响。

（二）科技的进步与无神论思想的抬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代的科学技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天文

学方面，对日月星辰运行的测定，已经确立二十八宿的名称和方位。这是我

国最早的天文坐标图。当时观测日食的准确性已相当高。《春秋》一书记录

日食37 次，其中有33 次经证明是可靠的。《春秋·文公十四年》记：“秋

七月，有星孝人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出现的最早记录。在历

法方面，由于立圭表测日影，能精确测定夏至和冬至，因而已知回归年的时

间为365 日，把它和朔望月的周期相调节，于是又创造了19 年插入7 个闰月

的较精确的置闰方法。在数学方面，当时计算数值已相当高明。《考工记》

中记述各种工具、武器的制造，己运用到分数、角度和容积的计算等数学知

识。公元前548 年，楚国为修定赋制，便“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

陵，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510 年，为营造周王城，又“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

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左

传·昭公三十二年》）。对于这样复杂的土田面积和工程土方量等的计算，

如果没有几何学等专门知识和周密的运算方法，是难以完成的。在医药方面，

诊断病人时又运用切脉、望色、听声、观形等方法，治疗病人时又采用砭石、

针灸、汤液、手术等手段。春秋未年出现了著名的神医扁鹊，他既会“带下

医”（妇科），又会“耳目痹医”（五官科），还会“小儿医”（小儿科），

“随俗为变”（《史记·扁鹊列传》）。这说明他的医术是相当高明而又全

面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重人轻天的无神论思想的抬头。公元前706 年，

随国的季梁谏其国君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680 年，郑国的申又指出：“妖由人兴也。

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公十四年》）

他认为妖怪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人失常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公元前661 年，

虢国的史嚣感慨道：“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

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与《尚书·太

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很有些相

似。神降到了从属于人的地位，公元前644 年，周内史叔兴在解释一些奇异

的自然现象时说：“是阴阳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傣

公十六年》）他把自然现象与人的吉凶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吉凶完全是人为

造成的，公元前641 年，宋国的司马子鱼反对人祭，进一步强调：“祭祀以

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把人民置于神之上。

公元前550 年，鲁国的闵子马宣传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

公二十三年》）突出了人对祸福的能动作用。公元前541 年，郑国的子产解

释晋君的疾病，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而不是由于“山川、星辰之

神”的作祟。公元前524 年，裨灶欲用灌禳火，子产反对这种做法，并说：

“天道远，人道迹，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进一步阐述了

天人相分的观点。由上述可见，春秋时代的无神论观念在周王室和许多诸侯

国家都很流行，而且绵延的时间也很长。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思想的解放。

（三）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的出现

随着学术文化的下移和思想的解放，各种不同经历、不同地位的人自由

发表自己的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观点。到春秋末年，就出现了老子、

孔子等在许多领域里有着相当系统的理论的大思想家。

老子生活的年代，学术界历来有分歧。近来有人根据《老子》书中的思

想、语汇以及先秦时代关于老子事迹的记载等许多资料，证明老子确是春秋

末年人，其时代略早于孔子。①老子的哲学思想有相当完整的体系。他虚构了

一个“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的本体“道”。他说：“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清

楚地表明，他的所谓“道”不是元气，而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作为万物

之“母”的“道”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哲学体系明显地属于客观

唯心主义。老子的认识论是先验论。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脯，见

大道”；“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老子认识到矛盾着的对立面可以互

相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是他的辩证法又是消极的：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他主张守住柔弱。卑下的一面，

以防止事物的转化。在政治上，他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认为：“夫礼者，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宣扬“无为”而治，实

行愚民政策：“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他

幻想回到西周初年“小国寡民”的状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

老死不相往来”。他甚至要取消物质文明，“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

人复结绳而用之”（以上均引自《老子》通行本）。显然，他的思想代表了

封建领主阶级中的保守派。

与老子相反，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积极有为的。他主张的中心有两个：一

是要恢复西周盛时的宗法等级秩序。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他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君臣父子各循其道，各安其位，

不得悟越犯上。二是要统治者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使人民能安居乐业。他提

出的从政原则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强调：“君子之行也度于

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他的学

生冉求为季氏“聚敛”，“赋粟倍他日”，孔子就斥责道：“非我徒也，小

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广一次鲁哀公间政，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政有使民富

且寿。”（《说苑·政理》）总括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和“仁”

二字，这二者是和谐统一的。他曾说：“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求统治者克

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君臣父子和“敛从其薄”的“礼”的原则，这也就是做

到了“仁”。孔子还发表了一系列待人接物的伦理主张，如：“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教育上，孔于也提出了

许多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耻下问”，等等。 （以上孔

子言论，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论语》）。在当时诸侯混战、卿大夫内哄、

统治者贪婪剥削、人民苦不堪言的形势下，孔子提出的这些政治、伦理、教

育等主张，是有相当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如果说，老子代表了封建领主阶级

① 刘建国《老子时代通考》，载《哲学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中的保守派，那末孔子则是这一阶级中的改良派。

（四）研究军事气氛的浓烈

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其主要建树是在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方面，

而春秋时代社会矛盾空前复杂，战争也特别频繁，这就必然促使更多的人去

研究军事，在军事领域里发表各种见解。

公元前684 年，鲁国的曹判论战。他首先论述战争的准备工作，应该“惠

遍”、“信孚”而使“民从”；又论述战争时如何胜敌的技巧说：“夫战，

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

公十年》）公元前620 年，晋国的赵盾议论战争中应该先发制人和坚决果断

地驱逐敌寇，指出：“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

政也。”（《左传·文公七年》）公元前597 年，晋国的士会讲述发动战争

的原则道：“会闻用师，观衅而动”；“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这就是说，战争行动要寻找机会，见有利可得才

发动进攻；军事上的善谋就是去兼并、攻伐那些弱小、愚昧的国家。他又认

为：“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而当时的楚国，“德立、

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显然，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强盛与政治上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公元前547 年，

晋国的声子能滔滔不绝他讲述“绕角之役”、“彭城之役”、“鄙陵之役”

等多次战役中的战略战术，分析其中的军事计谋（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至春秋晚期，齐国的司马穰直潜心研究古《司马兵法》，并撰写了许多解释、

发挥的文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直

能申明之。”

上述这些研究军事的言论和谋略，如涓涓细流必然汇成江河湖海。它预

示着一个全面总结军事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大思想家的出

现。这个军事上的大思想家，与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并驾齐驱，交相辉映。

六、著书立说之风的兴起

在学术下移和私学兴起的情况下，春秋后期社会上流行的书籍已相当

多。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官方编纂的，但私人的著述到春秋末年亦已为数不少。

（一）官编图书的纷繁

在官方编纂的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史书，当时名为《春秋》。晋国

的叔向因为“习于《春秋》”而受晋悼公之召，“使傅太子彪”（《国语·晋

语七》）。战国初年的墨于曾谈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

之《春秋》、“齐之《春秋》”（《墨子·明鬼下》）。据说墨子见过《百

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这说明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家都有记载

本国事迹的史书。《春秋左传》就是在《百国春秋》）的基础上编纂起来的。

各国除记录史事的《春秋》外，还有一种记录世系的书叫《世》。官吏的职

责有这样的规定：“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国语·鲁语上》）各国

的《世》，后来就成了《世本》编纂的依据。当时进行教育的科目特别多。

楚国的申叔时论述如何教

育太子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

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

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

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

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

上述这些教育的科目中，春秋、世、诗、令、语、故志、训典，都应该是有

书本的。孔子的私学教育，常用的教科书有《诗》、《易》、《书》等。他

曾经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策》）

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其弟子记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同上）子

张曾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答：“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宰三年。”（《论语·宪问》）

可见这些教科书，用老师讲解或师生问答的形式，为弟于们所普遍诵习。

官方编纂的军事典籍，当时流行的亦有多种。《司马法》在春秋晚期由

司马穰直作了许多“申明”（解释、发挥）的文字，己见前述。《军政》中

的一些文句，为《孙子兵法·军争篇》所引用。此外，《军志》也是各国战

争指挥者熟读的军事经验的汇编。晋楚城之战时，楚成王曾三引《军志》曰

“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公元前521 年，宋华登引吴师救华氏，宋厨邑大夫催谋划曰：“《军志》有

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晋

楚之战时，楚孙叔敖临阵指挥，亦引用过《军志》中的这句话。楚国还有一

些不知名的军政典籍。当时晋国的士会就说：“（楚）敖为宰，择楚国之令

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

戒而备，能用典矣。”（《左传·宣公十二年》）这里所谓“楚国之令典”，

用之能使“军行”有序，“军政不戒而备”，实在是很珍贵的。据说当吴楚

柏举之战，吴国攻人楚都郢时，楚人蒙谷“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

云梦之中”。后楚王返郢，“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战国

策·楚一》）。可见楚国的典籍之多和作用之大。

（二）私人著述的时行

在官方编纂图书典籍的带动下，到春秋晚期，私人著述也开始出现。略

早于孔子的老聃撰作《老子》五千言，便是当时私人著述之风兴起的明证。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后期私人的著作已为数不少。除去其中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