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孙武的军事思想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阐述了战争中制胜敌人的规律，军队应该怎样

组织和建设，作战时必须遵循的战略原则，临阵击敌的战术技巧，一些特殊

的战斗方法，以及军队的后勤工作等，这些构成了孙武极其丰富的军事思想。

这些思想。是他对黄帝、殷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所作的实

事求是的总结；是他运用历史和现实的战争资料，加以苦心孤诣的探索的结

果。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孙武又把他探索所得的军事理论和战争规律运用

于实践，在指导对楚、越、齐等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这些理论

和规律更加充实和完善。以下谨从六个方面，对孙武的军事思想分别进行评

述。

一、战争取胜的要素

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究竟有哪

些，这是孙武在其兵法中探讨的主要课题。综观孙子的论述，他认为决定战

争胜负的因素，有如下各项：

（一）政治

在《孙子·计篇》中，孙武提出，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有五方面的情况，

其中“一曰道”。他把“道”放在诸种因素的首位，认为在战争中是起着决

定作用的。

什么是“道”？在春秋末期，各人有各人的解释。“道”在老子那里，

被说成是能生出于地万物的本体。他说：“有物混成，先大地生，..吾不

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二十五、四十二章）“道”在孔子那里，是指封建领主制的稳定秩序。他说：

“齐一变至于鲁，昏一变至于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无道，则礼乐怔伐自诸侯出。”（《论语·雍也、季氏》）孙子解释“道”

的意义，与老子、孔子全然不同。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

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①在孙武看来，“道”是这样一种境界：

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民乐为君用，生死与共。显然，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

的政治状况。孙武又指出，在判断战争双方谁胜谁负时，首先要比较：“主

孰有道？”这也就是说，那一个君主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有一套安

国悦民的办法。

孙武把“道”即政治放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首位，是有其远见卓识的。

这种见识，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上的战争，如商汤伐桀、武王代纣、

周公东征，都是因为君主有“道”，深得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而战胜强敌

的。据说，商汤伐桀时。“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

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武王伐纣时。周人的军

队明显地少于商纣，但是，“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

（《逸周书·武寤解》），很快取得了胜利。《荀子·王制》称：“周公南

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怔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

显然，周公也是因为”有道”，他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拥护，故东征时势如席

卷，迅速平定了四方的叛乱。再如，春秋末年越国攻吴的战争，由于越王勾

践礼贤下士，与人民同舟共济，因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

勉其夫”（《国语·越语上》），全国上下.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终于在连

战皆捷之后，灭亡了吴国。当时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政治有“道”，

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就会在作战中发挥出最大威力，是制胜敌人的首要

因素。

① ”而不畏危”，竹简作”民弗诡也”，意即人民不违背上级命令，逃散或投 降。竹简本与今传本均合理

可通。

（二）经济

孙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战争胜负的重要依据。他在《形篇》

中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

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上述的“度”、“量”、“数”，就是指

疆域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由这些而形成“称”，即实力的强

弱，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显然，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粮食

产量、人口数目、经济实力，在战争中起着直接作用。

孙武的这一思想，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被历史反覆证

明了的，春秋时期，列国数百，战事频繁。霸主更迭。而在这长期的兼并战

争中，能够左右局势而充当霸主的，就是齐、晋、秦、楚、吴，以及后来的

越等大国。其中，北方的晋和南方的楚，在疆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实力强盛方面，尤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左右局势和充当霸主的持续时间也最

长。夹在大国中间的中小国家，如郑、宋、鲁等，对于大国的进攻只能招架

而无法还手，它们只有依附于一个大国才能生存下去。所以鲁国的子服景伯

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哀公七年》）

大国和小国之间战争的胜负是如此明显，它们之间竟是“事”和“保”的上

下级关系。可知，孙武的度、量、数、称生胜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正

确的。

（三）军事

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通常

识。但军事力量的强弱，不仅要看军队数量的多少、武器的优劣，还要看许

多其他情况。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

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

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6 页）孙子深深得

懂得这一点，他在《计篇》中提出，判断战争的胜

负，在军事上要了解：“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土

卒孰练？赏罚孰明？”在《谋攻篇》中，他又指出：“以虞侍不虞者胜，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显而易见，军事力量的强弱。除了军队的数量和武器

之外，还要看将帅的才能、士兵训练

的程度、军队法纪的执行情况、作战指挥的得当与否等等。孙武这种把

军事上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的观点，应该说是相当全面的。

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许多综合因素决定的，这

只要观察春秋时的一些战例便可以明了。公元前684 年，齐

鲁长勺之战，鲁军由于有军事家曹刿作参谋，巧妙地掌握好

出击的时机，终于击败了这这个大国之帅。鲁国作为一个中

等国家向显示了较强的军事力量。再如公元前597 年晋楚之战，晋国出

动了三军救郑伐楚，军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是不弱的。但由于将帅之间

意见不统一，中军元帅苟林父

指挥无能，与楚对峙而不作战斗准备，军队又缺乏严格的纪

律，这就大大削弱了晋国的军事力量。至楚“疾进师，车驰卒奔”；向

晋袭来，晋帅在慌忙中竟“不知所为”（《左传·宣公

十二年》）。晋军士气不振，夺舟渡河而逃，终于一败涂地。上述战例

充分说明，孙武关于衡量军事力量，不但要看“兵

众孰强”，还要看“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土卒孰练、赏罚孰

明”的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四）外交

在战争中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与国、孤立敌国是制胜的重要手段。孙子认

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谋攻篇》）又说：“衢地则

合交”；“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九地篇》）显然，在孙武

看来，外交活动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它可以造成各方面的优势，导致对敌

战争的胜利。

春秋时期，诸侯国家林立，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开展外交活动。

“伐交”在春秋时期有着广阔的活动天地，是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经常采用的。

如公元前632 年，楚军围宋、宋人求救于晋。晋国为了联合齐、秦一起伐楚，

采用了军事家先轸的建议：一方面，使宋人以土地贿赂齐、秦，请齐、秦劝

楚释宋之围；另一方面，晋国又拘执曹君、分曹、卫两国的土地以与宋人。

这样，楚国因曹、卫，必不答应齐、秦的劝说；齐、秦喜得宋之赂，又见楚

不听其劝说，必来参与对楚的战争。事情果如先轸的预料，齐、秦与晋一起

参加了对楚的城濮之战，为晋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又如

公元前630 年，晋、秦联合围郑。郑国派大夫烛之武见秦君说：“秦、晋围

郑久，郑国知道自己快要亡了。 如果郑亡而为秦邑，则要越过晋国而有之，

这实在是很难的 为什么要亡郑而增益晋呢？秦现在若舍郑不围，则秦以后

有使节东来，郑可尽地主之谊提供各种方便。且晋人怎有满足的时候？既东

略郑，又必欲西进。如不损害秦国，其土地将从何而得？”经过烛之武的一

番游说，秦国果与郑盟而释郑之围，晋国见秦改变态度亦罢兵而去（见《左

传·僖公三十年》）。这一次，郑国通过外交活动而不用兵刃，解了秦、晋

之围。

到了战国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激烈，“伐交”也就愈趋活跃。

当时由于秦国的强大，在外文活动中又产生了联合东方六国以对付秦国的“合

纵”和以秦为中心对东方六国各个击破的“连横”以及“远交近攻”等策略，

更形成了一批专事在各国游说、进行外交活动的策士。外交活动的作用较春

秋时更力显著，它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如公元前313 年，秦

欲伐齐，而恐齐与楚纵亲，就派张仪使楚，佯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赂楚。楚怀

王贪于得地，即使人与齐绝交。与此同时，秦亦使人至齐，与之谋合。结果，

秦国彼坏齐。楚联盟的外交活动成功了。次年，楚国困被秦欺骗愤而出兵攻

秦，由于受到齐、韩等国的联合夹击，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而甲士

八万被斩，大将屈被俘，汉中之地尽为秦所得（见《战国策·秦二》、《史

记·楚世家》和《张仪列传》）。孙武关于“伐交”在战争中重要作用的论

断，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五）自然条件

《孙子·计篇》阐述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天、地两项，都是讲自然条件的，

孙武解释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

也。”他在《地形篇》中进一步强调：“夫地形者，兵之助也。”《通典》

卷一五九引孙子曰“深草蓊秽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

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这是对“地

形，兵之助”的具体发挥。显然，各种各样的天气和地形等自然条件，在战

争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关于天气条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例子，有三

国时的

赤壁之战。公元208 年，曹操率兵20 余万南下，进到赤壁后，因小战失

利，退驻江北。南方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在赤壁与曹军隔江对峙。孙刘联军

在作战过程中，利用当时盛刮东南风的特点，以人攻烧掉了曹操水师的船只，

把曹兵打得大败。强劲的东南风造成了孙刘以火攻击败曹操的有利条件。

至于因地形而导致战争胜负的事，在春秋时代就可以举出多例。公元前

645 年，秦、晋战于韩原，因为“晋戎马还泞而止”，陷入泥潭而不能动弹，

结果晋惠公被秦所俘。晋国因误入沼泽地带而导致这次战争的失败（见《左

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27 年，秦军远袭郑国，因见郑有备而还。在

回来时经过晋国境内，晋人在（或作崤）地进行狙击。崤地形势险峻，道路

难行，有两座山陵东崤和西崤耸立其间。唐李吉哺《元和郡县志》描写说：

“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坡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

是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卷五《河南道一》）晋人在这样的险峻

之地向秦师发起突然袭击，把秦师打得一败涂地，秦师的三位将帅孟明视、

西乞术、白乙丙全被晋人俘获（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由此可见，

孙武把“天”、“地”，亦即天气、地形等自然条件，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为当时和以后的战争实践所一再证实了的。

总之，孙武关于战争取胜的要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

条件诸方面的思想，是相当全面、丰富和深刻的。他的关于政治（“道”）

是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的思想，关于经济上的“度”、“数”、”量”、”

称”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要看“将孰有能、

法令孰行、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备方面因素的思想，关于外交活动是战

争中的一个特殊战场（“伐交”）的思想，关于自然条件包括天气、地形等

在战争中可以作为重要助力的思想，不仅是

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孙武探索军事规律的卓著成果，而

且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有效的，对于战争的决策者具有启迪

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军队的组织和建设

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一支精良的军队。因此，军队的组织和建设，

是孙子军事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将帅的品质

将帅是军队的组织者、统领者和指挥者。将帅品质的好坏对军队战斗力

的强弱至关重要。尤其到春秋中后期，各诸

侯国的文武官职逐渐分开，出现了“将军”的职位和称号①。将军长期固

定带兵作战，于是，对将帅品质的要求，就成为

军事学要解决的热门课题。

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具备五种品质。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

也。”（《计篇》）这五种品质：“智”就是足智多

谋，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定出胜敌的妙计。用孙子的话说。就是要“通

九变之利”（《九变篇》）；“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篇》）；“能

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信”就是赏罚有信，言必信，行必果，

在士兵中享有威信。这样就能做到“令素行”（《行军篇》）。“仁”就是

仁爱部下，也即孙子说的“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篇》）。

“勇”就是骁勇善战，敢打敢拼。“严”就是号令严明，要求军队有严格的

纪律。孙武在吴王面前“小试勒兵”时，斩了玩忽军令的吴王的两个爱姬，

就是“严”的具体表现。

必须指出，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具备的这五种品质，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

的。汉代王符曾对孙子提出的将帅应具备

的这些品质解释道“智以折敌，仁以附众，..信以必赏，勇以益气，

严以一令。故折敌则能合变，附众则思力战，..赏罚必则士尽力，气勇益

则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则惟将所使。”（《潜夫论·劝将》）这里闸述五种

品质间的辩证关系足比较清楚的。孙武并针对将帅中的一些偏激的弊病议论

说“将有

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

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九变篇》）对于

土卒，“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地形篇》）。显然，那些蛮干死拼（“必死”）、容易冲动（“忿速”）、

勇而无谋的将帅，那些“爱民”如子、“厚”抚士卒、仁而不严的将帅，那

些只顾保全性命（“必生”）、只图“廉洁”名声而不能全面考虑战事的将

帅，他们必然会在战争中造成过失，导致“覆军杀将”的灾难。

由于将帅的无能或过失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事，在春秋时代就可以举出很

多。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帅子玉

向楚王陈述请战的理由是“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犹塞）谗慝之口。”

这明显是为了泄私愤，报复曾讲他过失的人。当楚使者宛春被晋拘留，与国

曹、卫受骗而告绝于楚时，子玉更加怒不可遏，急于出击。接着，晋军“曳

① 如《国语·晋语四》记：”郑人以詹伯为将军”；《谷梁传文公六年》云： “（晋）使狐夜姑为将军”：

《公羊传·宣公十二年》称：”（楚）将军子重谏”；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阎没、女宽对魏献子曰：

“岂将军食之而有不 足？”《史记·司马穰苴传》记：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军”；《史记·孙子 传》

载：吴王阖庐“以（孙武）为将”。等等。

柴而伪遁”，子玉不知是计，随后跟踪追击，结果被晋军“横击”、“夹攻”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连遭惨败。子玉还是一个粗暴残忍的人，据

说他练兵一天，就“鞭七人，（以箭）贯三人耳”（《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正因为楚帅子玉临战无”智”，心地狭窄，“忿速”易怒，又不能“仁”爱

部下，与士兵离心离德，故楚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是必然的。再如公元前

597 年晋楚之战，晋中军元帅荀林父治军无方，内部意见不统一；其佐彘子

擅自出击，他也不能制止；两军对峙，形势紧迫，又不设备；当楚军发起总

攻击时，他竟鼓励渡河撤退，下令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以致“中军、

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次晋军的失败，

也是由于主帅缺乏应有的品质所致。由此可见，孙武在当时提出将帅必须具

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质，是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的。

（二）军队的训练

要建设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除了选择呼的将帅外，让必须在平时时士

卒进行严格的训练。孙武在谈论战争双方胜负的条件时，其中之一就是：“士

卒孰练？”（《计篇》）他强调：“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军争篇》）

军队在金鼓旌旗的指挥下，进退整齐，步调一致，这是古代的战争特别应该

注意的。孙武认为，要做到这样，必须使“（贵贱少）长远近习此教也，以

为恒命。此素教也，将之道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

所谓“素教”、“恒命”，就是要在平素加强教育、操练，使士兵养成服从

命令听指挥的习惯。关于军队如何训练的问题，孙于还指出：“凡治众如治

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势篇》）刘寅《孙武子直解》

谓：“偏裨卒伍之分，十百千万之数，各有统制。”曹操注：“旌旗曰形，

金鼓曰名”；杜牧注“夫形者，陈形也”：王晰注：“名者，各有其名号也。”

孙武在这里申述，指挥众多的军队参加战斗，像指挥寡少的军队一样，必须

依靠组织编制（“分数”）的严密，利用旌旗金鼓、队形名号（“形名”）

的变化。军队能够做到如此，必然要在平时进行刻苦的操练，决非一朝一夕

之功。

军队的训练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语·齐语》

载齐桓公时管仲论述齐军的编制和训练计划，说：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

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

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

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

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

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

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

鼓。春以搜振旅，秋以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

军队整于郊。正是由于齐军有着如此严密的“分数”组织和指挥系统，

有着“春搜整旅”、“秋治兵”的训练措施，故齐军当时强于天下，“一战

帅服三十一国”，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任霸主。晋国的军队也是训练

有素的。公元前589 年齐晋鞍之战，晋

中军元帅克“伤于矢，流血及屦”，其御解张鼓励说“师之耳目,在吾旗

鼓，进退从之。..病未及死，吾子勉之！”于是，解张左手并执两根缰绳，

右手持鼓槌代克击鼓。这时.“马逸不能止。师从之”（《左传·成公二年》）。

晋军在鼓声的指挥下，向齐师猛冲而来，因而获得大胜。晋军并没有因主帅

的受伤而停止进攻，全军只听鼓声的指挥而奋勇冲击。这说明“金鼓旌旗”

真正起到了“一民耳目”的作用。晋军之所以能在这次战争中获胜，就因为

它是一支如孙子所说的有“素教”、”恒命”的军队。

（三）法令与赏罚

孙武主张军队要建立健全的法令制度，运用赏罚的手段来加强法纪，激

励士气。他在谈论战争双方胜负的条件时

其中就有：“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关于“注”，孙武解释说： “法

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陶汉章注云：“曲制，指军队组织编制等方面

的制度；官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等制度；主用，指军需物

资，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孙子兵法概论·附录》第

76 页）可知孙武的“法”，包括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有了严密的法制，还

必须有赏有罚，以保证这些法制的执行。孙子认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

功者凶，命曰费留。”（《火攻篇》）李筌注：“赏不逾日，罚不逾时，若

功立而不赏，有罪而不罚，则士卒疑惑，曰有费也。”对于如何进行赏，孙

子主张，应赏有军功的人。他指出：“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以）上，赏其先得者。”（《作战篇》）只有用财货

奖赏士卒，才能激励士卒的杀敌积极性，奋勇地去夺取敌军的物资，成为我

军的胜利品。在奖励特殊的军功时，还要“施无法之赏”（《九地篇》），

即奖赏的数目大大超过常规。这样，就能使全军称羡，群起效仿。至于罚的

运用应当慎重，孙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

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

篇》）梅尧臣注：“令以仁恩，齐以威刑，恩威并著，则能必胜。”显然，

军队中严明的赏罚制度，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春秋时代各国都在进行法制建设，军事方面的法制也逐渐完备。《国语·齐

语》载齐桓公时，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当即齐国制订的军事法令。《吕

氏春秋·高义》记楚将子囊作战遁逃，自觉有罪，“遂伏剑而死”。《战国

策·齐二》又云：“楚之法，覆军杀将，..官为上柱国，爵为止执。”显

然，楚国也有一套严格的军事上的奖惩制度。公元前493 年，晋赵氏伐范、

中行氏，赵鞅在军中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

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免。”（《左传

·哀公二年》）这是用赏罚来鼓舞士气的具体例子。据说，越王勾践“赏

厚而信，罚严而必”。有一次，他焚烧宫室，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

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下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于是，

“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韩非子·内储说

上》）。可见赏罚严明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所起的作用。到战国时期，利用赏

罚来激励士气的事更加普遍。特别是秦国的军队，“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

其士兵“功赏相长”，因而勇猛异常，在诸国中“最为众强长久”（《荀子·议

兵》）。这证明，孙武关于用健全的法制和严明的赏罚来组织和建设军队的

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当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官兵的和谐

在军队的建设方面，孙武特别重视军队内部官兵关系的和谐，认为它是

士气旺盛、能够战胜敌人的保证。他在论述官对兵的态度时说：“（将）视

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

对于法令如何能贯彻执行，他认为：“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

篇》）在论述战争取胜的条件时，他又说：“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显然，官兵之间真诚相待，感情融洽，同甘共苦，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将帅的号令之下，士兵个个奋勇当先，视死如归，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军

队。

关于军队中官兵和谐的重大意义，战国时代的许多军事著作有过很好的

发挥。《吴子·治兵》说：“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

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尉缭子·战威》说：“暑

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

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六韬·龙韬·励军》

说：“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

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这些都是在

《孙子》基础上的进一步具体论证。

官兵关系的和谐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当时的战争实践所证明

了的。公元前701 年，郧人将伐楚。楚将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

结果，楚以不多的军队击“败郧师”（《左传·桓公十一年》）。公元前578

年，秦晋战于麻隧。鲁孟献子曰：“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所谓“帅乘”，

即军帅和车上的甲士，“帅乘和”亦即官兵和睦。结果，“秦师败绩”（《左

传·成公十三年》）。当时许多将帅都亲自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齐景

公时，将军司马穰苴关心士卒疾苦，使士气大振。他率兵追击，收复了被晋、

燕侵占的全部土地（详后）。战国初年，吴起为魏将，他“与士卒最下者同

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并

为之吸吮，因而他“尽能得士心”，“为将击秦，拔五城”；“为西河守，

甚有声名”（《史记·吴起列传》）。吴起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苦，他所

统率的军队战斗力强，攻守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又是一例成功的实践。

由上分析可见，孙武关于军队的组织和建设的论述，文字虽然不多，但

内容却相当丰富，其中包含着许多深刻的见解。他的关于将帅的品质“智信

仁勇严”五方面必须辩证统一 的思想，关于军队必须平时加强训“练”的

思想，关于用健全的“法”制和严明的“赏罚”来组织军队、激励士气的思

想，关于官兵“爱”“同”能极大地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思想，不仅是历史经

验的总结，而且对于现代的军队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三、指导全局的战略原则

《孙子兵法》中阐述得最多、也最出色的是关于如何在战争中制胜敌人

的战略和战术。一般说来，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战术是作战

的技术和方法，往往带有局部的性质。但是在《孙子兵法》中，战略和战术

往往混杂在一起，是很难分开的。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只能作一个大致的区

分。这里，先谈孙武对于战争全局所设计的战略。

（一）战前充分准备

孙武主张，在战争之前，对于双方的情况，必须摸清摸

透，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经之以五事”，就

是要考察“道”、“天”、“地”、“将”、“法”五件大事；“校之以计”，

就是要比较“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七方面的情况。在出发之前，先要

在庙堂上举行会议，谋算战争中的各种条件：兵力的众寡，道路的远近，战

争的时间，粮饷的多少，等等。这就叫做“庙算”。孙子指出：“夫未战而

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计篇》）显然，庙算的事物多，全面而周到，就易于

取胜；庙算的事物少，或者根本不作庙算，就不能取胜。

在庙算的同时，还必须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才有胜利

的把握。孙子强调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形

篇》）李筌注曰：“夫善用兵者，守则深垒，多具军食，善其教练；攻其城

则尚撞棚云梯，土山地道；陈则左川泽，右丘陵，..为不可胜也。”张预

注云：“审吾法令，明吾赏罚，便吾器用，养吾武勇，是立于不败之地也。”

这些注解，对孙武关于战前须作充分准备的战略思想，作了具体的阐述。

由于战前缺乏充分准备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事，在春秋时代比比皆是。公

元前638 年，邾人出师攻鲁。鲁轻视邾，“不设备而御之”（《左传·僖公

二十二年》）。结果两军战于升陉，鲁师大败。鲁公的头盔亦被邾人所获。

公元前582 年，楚人伐莒。莒“无备”，“不修城郭”，故只十二日“而楚

克其三都”（《左传·成公九年》）。莒国几乎被灭。公元前562 年，秦庶

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晋因秦师少而“弗设备”。结果“秦、晋战于栋，

晋师败绩”（《左传·襄公十一年》）。由上述多次战例可知，孙武关于战

前要“经”、“校”、“索”和“庙算”，要“先为不可胜”和“立于不败

之地”的论断，是多么高明而有远见！

（二）贵以智谋取胜

在战争的策略问题上，孙武崇尚以智谋取胜，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

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智谋胜敌，是为上策；硬拼硬打，甚至攻击

坚守的城池，乃是下策，为善用兵者所不取。他强调：“凡用兵之法，全国

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

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

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孙子还告诫说：“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

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篇》）

这里，孙子明确指出，用兵并非越多越好。他不主张搞人海战术，也反对恃

武冒进，莽撞蛮干，而要求凭藉智谋，并力料敌，巧取敌人。

应当指出，孙武这种崇尚以智谋巧取敌人的战略思想，特别是他强调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等命题，往往被一些军事学著作

指责为“唯心论”的表现，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国外，也有人把巧妙

地运用各种方法，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的方式，利用敌人本身的弱点来达到

政治目的的主张，看成是“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参阅克劳塞雏茨

《战争论》第一卷第300 页）。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其实，孙武在论述中

已讲得很明白，他所崇尚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善”的“用兵之

法”、“谋攻之法”，它的途径是通过“伐谋”、“伐交”等各种手段，其

目的在“料敌、取人”。显然，孙武主张运用谋略，不通过激烈的搏斗，巧

妙地制胜敌人，这并不是唯心论或幻想，而是切实可行的。

春秋时代就有不少运用谋略，“全国”、“全军”而取得战争胜利的实

例。公元前634 年，齐师伐鲁，鲁公便使展喜以酒食犒劳齐师。齐孝公问展

喜：“鲁人何恃而不恐？”展喜答道：“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

室，夹辅成工。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桓公

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

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一席话说得齐孝

公羞愧难言，只得引兵而还。公元前627 年，秦师偷袭郑国，临近郑国时，

被郑商人弦高遇见。弦高急中生智，一面佯装为郑君所派的使者，用四张牛

皮和牛十二头犒劳秦师；一面急速派人报告郑国，使郑国及时清除了住在“客

馆”中的奸细。秦帅孟明见此情景，只得叹道：“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

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以上是用道

义和智慧使来犯的敌兵罢退的实例。如果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而运用

适当的谋略，那么，孙武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更有把握了。

（三）掌握战争主动权

孙武主张，在作战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应掌握主动权。他指出：“善战

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如何才能做到这

一点呢？孙子阐述道：“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

“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这就是说，用“利

之”、“害之”等各种办法调动敌人，使其疲于奔命，从而陷于不利的境地。

孙武认为，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必须处于进攻的态势，他说：“备前则后

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

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同上）在孙子看来，防备敌人是防不

胜防的，防前则失后，防左则失右，到处设防则兵力分散，到处都是薄弱环

节。只有进攻，“使人备己”，才能摆脱被动的困境。

由于调动敌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而造成有利的局势，以致获取战

争胜利的，在春秋时代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成功战例。公元前478 年，越国攻

吴，两军相御于笠泽，“夹水而陈”。越国把自己的军队分为三部分：左右

两军称为“句（勾）卒”，是发动佯攻以调动敌人的；中军由越王所亲近的

“君子”组成，是越军的主力。“及昏，（越王）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

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

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待旦，亦中

分其师，将以御越。”吴师被越军的“左右句卒”调动，向左右分散，中间

就变得空虚。这时，“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

大北。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又大败之”（见《左传·哀公十七牟》、

《国语·吴语》）。这一仗，越军主动进攻，在调动敌人后形成出击的有利

形势，因而获得大胜，充分显示了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战略思想的

巨大威力。

（四）打运动战

两军对垒，孙武主张，攻守都不要固定在阵地上：攻则可选其薄弱而要

害的环节，从而引出敌人的救兵，在半路上袭击它；守则可避其锋芒，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