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孙武的军事思想.2

退却，使敌人来不及追赶；还可示以饵兵，引诱敌人前来，再袭击消灭它。

总之，必须在运动中与敌周旋，消耗歼灭其力量，这是孙武的又一个重要的

战略思想。他指出：“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

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

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虚实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

之，以卒侍之。”（《势篇》）这些都是在运动中对付和战胜敌人的好方法。

上述打运动战的策略，在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中，有不少国家已经采用。

公元前707 年，周王率领一些诸侯国的军队攻打郑国，郑出兵抵御。周王的

军队分为三军：周王亲自统帅中军，虢公林父统帅由蔡人、卫人组成的右军，

周公黑肩统帅由陈人组成的左军。郑公子突观察敌军的形势后分析说：“陈

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支），

固将先奔。既而革于王卒，可以集事。”于是，郑师先击“莫有斗心”的左

军。果然，“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左

传·桓公五年》）。郑师选择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然后使工军全线崩溃，

这是运动战的主要策略。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采取同样的方

法：晋“胥臣蒙马以虎皮，光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接着，晋

“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部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于是

“楚左师溃”（《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军用先击薄弱的楚右师，冉

诱出楚左师而“横击之”的运动战略，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到战国时代，

孙膜指挥齐军“围魏救赵”，在桂陵之战中取得大胜，则是把孙子“攻其所

必救”的运动战略进一步运用于实践。

（五）打速决战

在孙武的战略思想中，兵贵神速，任何战争都要求速战速决。只有速战，

才能取胜而得利；战争持久，必然耗费巨大，带来不利的后果。他说：“兵

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其

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

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

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这里孙武强调一个“速”字，力戒

一个“久”字。在孙武看来，只要“速”，即使笨拙，也会对战局有利；如

果巧取敌人而时间却要“久”，那是从来没见过的。

孙武在战略上主张速决而反对持久，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国家疆

土都比较小，财力、物力、人力都不是很充足的，而且国家林立，兼并战争

频繁，战争拖的时间久了，不但兵源不继，粮草匮乏，其他诸侯国更会乘机

袭击，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当时诸侯国间的大战，如晋楚城濮之战。

晋秦崤之战、晋齐鞍之战、楚晋之战，都在几天内便见分晓。大国灭小国的

战争，也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解决。如公元前518 年，楚人为舟

师巡逻边疆。吴人跟在楚师后面，乘“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左

传·昭公二十四年》）。以上事实证明，孙武关于“兵之情主速”的速决战

略，在当时是切实有效的。

但是，如果战争不是速决，而是旷日持久，打上数月，甚至一二年，则

往往会有不利的后果。公元前506 年冬，吴国伐楚，经过五战五胜而攻人楚

都郧，楚昭王出奔。但吴国并未就此罢休，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而是赖在

楚都不走，继续与楚广大人民为敌。到第二年夏天，越国乘吴国内空虚，攻

入吴国境内；楚申包肯至秦讨来救兵，与楚人联合，大败吴师；吴王阖庐之

弟夫概，又乘吴危乱之际，自立为王。这一次吴伐楚入郢，由于时间呆得太

久，没有采取速决战略，以致弄得不堪收拾。又如公元前595 年九月，楚围

攻宋城。至次年五月，宋城还没有攻下。由于旷日持久的攻战，宋城内“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楚军亦仅有“七日之粮”，遂“引师而上之”（《公

羊传，宣公十五年》）。由此可见，孙武主张打速决战，认为“久则钝兵挫

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甚至“诸侯乘其弊而起”，这些论

断都是当时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高明的战略方针。

（六）行动神秘莫测

在作战过程中，行动应该尽量诡秘，不让对方知道，这是孙武指出的又，

一个战略原则。他在《虚实篇》中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

命。”“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

与战者寡矣。”在《军争篇》中，他又说要使自己军队的行动“难知如阴”。

张预云：“如阴云蔽大，莫睹辰象。”我军的行动神秘莫测，就能使敌人被

动挨打，陷于困境。为了不泄漏军事秘密，孙子主张，在决定作战行动的时

日，要“夷关折符，无通其使”（《九地篇》），即封锁关口，折毁符信，

不让使节通行往来。

孙武关于作战行动必须严守机密的战略思想，也是当时战争经验的总

结。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凡是作战行动能严守机密，使敌方感到神秘莫测

的，就往往能够取胜；反之，行动计划败露，或在敌人的预料之中，则常常

导致失败。如公元前585 年，晋楚绕角之战，晋人听从析公的计谋：“多鼓

钩声，以夜军之”，结果“楚师宵溃”（《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人

乘势袭击蔡、沈等楚的与国，获得大胜。公元前575 年。晋楚鄢陵之战，晋

人又听从苗责皇的谋略：“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

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必克二穆，吾乃四革于其王族，必大

败之。”按照这一作战方案，果然“楚师大败”（同上）。再如公元前628

年冬，秦出师偷袭郑国。到次年春天行至滑（今河南偃师县南）时，被郑商

人弦高发现，使郑有了准备，秦师只得罢退而还；在返回途中，晋人预料秦

师要经过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便在那里进行狙击，结果大败秦师。以

上战例充分说明，作战行动能否神秘莫测，不为敌方所知，实为战争胜败的

关键。

（七）将帅指挥不受君主干扰

孙武一贯主张，带兵将帅在作战时必须有充分的指挥权。这种指挥权应

该相对独立，不应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身君主的干扰，这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

件。他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涂（途）有所不由，

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四变》解释道：“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

此四变者，则弗行也。”显然，将帅是受命于国君的，应该听从国君的命令；

但君令如果违反“途有所不由”等战场上的“四变”，将对军事带来不利时，

则此令将帅可以不执行。孙武对国君干预军队的指挥权十分反感，指出：“君

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

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

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

胜。”那些不懂军事的进退权变，而硬要干预军队指挥的国君，是一定会把

事情弄糟的。因此，孙武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

他甚至主张将帅在指挥作战时，可以违背君主的旨意，只要符合君主的利益：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

据《史记·孙子传》，孙武在吴王面前使宫女练兵时，也表达了“将在军，

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张。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司马穰苴，事见《史

记·司马穰苴传》，时间略前于孙武。原来在春秋早期，战争时一般都由国

君亲自统领军队出证，国君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是集于一身的，但到后

来，随着战争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文臣武将逐渐分开，国君就不一定每次

战争都亲自出征，而是委任将帅去指挥作战。这时，就产生了将帅在战争中

如何对待国君命令的问题。在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还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孙

武等思想家提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主张将帅的指挥权须相对独立，

不应受到远离战场的国君的干预，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将帅的智慧和灵活应变

的能力，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春秋中后期的有些战

争，就是依靠将帅的勇敢与智谋而取得胜利的。如公元前589 年的晋齐鞍之

战，晋帅部克受伤而坚持在车，御者解张顶替克击鼓指挥，终于大败齐师。

到了战国时代，将帅的作用更加重要。凡是将帅能力强而君主义不加干

预的，就往往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燕昭王时用乐毅为将而攻齐，大破齐军，

并长驱直人齐都临淄。在留齐继续作战的数年间，乐毅攻下齐国七十余城。

但到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后，因猜忌而使骑劫代乐毅为将，结果被齐田

单击败（见《史记·乐毅列传》），前功尽弃。再如赵惠文王时，用廉颇、

赵奢为将，不断攻取齐、魏两国的土地，连连得胜。到公元前262 年，廉颇

率领大军与秦对峙于长平。廉颇采取坚壁不战的方针，秦军奈何不得。但后

来，赵孝成土听信秦之间计，用赵奢的儿子赵括代廉颇为将。结果，赵军被

打得一败涂地， 40 多万人全军覆没（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历

史事实一再证明，孙武关于将帅应有充分的指挥权，国君不得横加干涉的主

张，以及“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论断，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以上七条战略原则，是孙武拟订的指导全局的作战方针。在这些战略原

则中，关于战前必须作充分准备的思想，在战争中贵以智谋取胜、切忌硬打

硬拼的思想，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去调动敌人、以造成有利形势的思想，攻

守都不固定方位和阵地、在运动中打垮敌人的思想，与敌周旋采取突然袭击、

速战速决的思想，作战计划必须严守机密、使敌神秘莫测的思想，将帅指挥

权应相对独立。国君不得横加干扰的思想，都是历史上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孙

武创造性探索的结果。这些战略思想，不仅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在战

争中作为座右铭使用；即使对现代战争，它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正确的，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临阵击敌的战术技巧

在制订战略原则的同时，孙武又阐述了许多临阵指挥的

具体战术。这些战术，灵活机动，变化无穷，表现了孙武在

指挥战争方面的非凡智慧和杰出才能。它主要有以下八种。

（一）”诡道”十四法

孙武一再强调：“兵者，诡道也”（《计篇》）；“兵以诈立”（《军

争篇》）。他设计了这样一些诡诈的方法来诱骗、对付敌

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

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

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计篇》）运用上述十四种方法①，可以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造成敌

人的锗觉和失误，从而一举把敌人战败。战国末年的

苟卿指出：“彼孙（武）、吴（起）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汉

书·刑法志》引）这确实道出了孙武战术思想的特点。

诡诈，历来为许多兵家学者所提倡。早在春秋前期晋楚城濮之战时，晋

国的狐偃就向晋文公建议：“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韩

非子·难一》）有秋末年的老子主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

六章）这也是几种诡诈之法。德国近代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论述说：“诡诈

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

的行动方式相对的，..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

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战争论》

第一卷第216 页）毛泽东也指出：“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

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

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

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9 页）孙武在

论述“兵者诡道”的同时，又设计出十四种诡诈的具体方法，实在是难能可

贵的。

孙子的“诡道”十四法，并不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经验的总

结和提高。在春秋时代频繁的战争中，已有许多应用诡诈之法而取胜的实例。

公元前555 年，晋国伐齐。“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

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晋人在山泽险要

之地，到处竖起大旗；战车上人员真伪相间，更显出人多势众；车轮滚滚，

战旗飘飘，又在车后拖着柴草使尘土飞扬，如大军奔驰。“齐侯见之，畏其

众也，乃脱归”，接着“齐师夜遁”（《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这一

次采用虚张声势，寡而“示之”众、弱而“示之”强的诡诈之法，把齐师吓

退。

公元前700 年，楚国伐绞，先用“无捍采樵者以诱之”，绞人捕获楚之

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

诸山下，大败之。”（《左传·桓公十二年》）这是楚人用“利而诱之”的

办法，把绞人诱骗出来而将其击得大败。

公元前714 年，北戎代郑。公子突向郑君建议：“使勇而无刚者，尝寇

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

① 不少学者把“能而示之不能”到“亲而离之”这十二句，称为“诡道十二法”。 其实，这是不确切的。

因为后面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同样是属于 “诡道”。孙子接着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这才是总结前面那 么多的方法的。归有光《诸子汇函·孙武子》引何启图曰：“自‘能而示之 不能’至

‘出其不意’，是一句一义。”故按每一短句作为一法，应该是“诡 道十四法”。

覆，必速奔。”结果，“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聘逐之，衷（中断）戎师，

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左传。隐公九年》）。郑人这次采用以勇

士骚扰，后以伏兵狙击，侍其“乱而取之”的办法，全歼戎人之师。

公元前706 年，楚武王侵随，故意使人向随“求成”，要求进行和谈，

“随人使少师董成”，楚斗伯比建议：“（随）少师侈，请赢师以张之。”

于是，楚人藏其精锐，现其赢弱士卒，“毁军而纳少师”，以助长其骄傲情

绪，过了二年，楚王再次伐随。随少师急不可待，曰：“必速战。不然，将

失楚师。”并以其众冲向楚王的精锐部队。结果，“战于速妃，随师败绩”

（《左传·桓公六年、八年》）。这是楚人采用“卑而骄之”的办法，使随

少师骄傲莽撞，因而将其击败。

公元前512 年，吴王阖庐开始伐楚。伍员建议：“若为三师以肄焉，一

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

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这样，

使楚人疲于奔命，大伤脑筋，精力殚竭，难以应付。显然，这是“佚而劳之”

的诡诈方法的具体运用。

公元前635 年，秦国攻伐楚的属国都，楚派申子仪和息子边以地方部队

前往戍守。秦人悄悄地绕过的别邑析，自缚其役卒当作析的俘虏，进而包围

了都都商密。晚上，秦人伪造了一份与子仪、子边的盟书，并献血其上，给

商密人看。“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楚师）反矣！’乃降秦师。

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里，秦

人伪造与楚师的盟书以拆散郡对楚的依从关系，用“亲而离之”的诡诈方法

攻克商密，并俘虏了楚帅。

公元前655 年，晋假道于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晋灭虢。”接着，

“（晋）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左传·僖公五年》）。这是晋

人采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诡计，在一个月内连续灭掉虢、虞两国。

上述这些战例，都是孙武论述诡诈战法的素材。孙武从这些素材中，概

括的十四种诡诈之法，详尽而具体地阐解了诡诈战术的运用。他总结、提炼、

创造出如此繁多的诡诈战法，在军事学的发展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二）“四治”战法

在战争过程中，孙武主张，要进行四方面的治理，即治气、治心、治力、

治变。他在《军争篇》中议论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

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

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

此治变者也。”这里提出的“四治”战法，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现分别

论述之：

（1）治气。古代用冷兵器作战，战争的胜负与士兵的勇气关系特大。勇

气足，则易于取胜；勇气衰，则往往败北。《尉缭子·战威》说：“民之所

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这确实是当时的情况。《淮南子·兵

略训》说：兵有“气势”，这时“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志厉

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如此就能“威加敌人”。可见用兵作战时“治

气”的重要。在战争中不但要鼓舞士气，而且要善于抓住时机——在敌气衰、

我气盛的时候出击。公元前684 年齐鲁长勺之战，“齐人三鼓”欲战而鲁军

不出，其后鲁军鼓而出击，“齐师败绩”。鲁军事家曹判分析说：“夫战，

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

公十年》）孙武主张“治气”的方法，“避其锐气，击其情归”，也是要掌

握士气变化的规律，选择“彼竭我盈”的出击时机，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

的。

（2）治心。《孙子·军争篇》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可知

“心”是指将军的“决心”，亦泛指其思想情绪。精神状态。所谓“夺心”

就是动摇其决心，使其狐疑、烦燥、恐惧、沮丧；“治心”也就是坚定其决

心、使其沉着、镇静、大胆、果断。孙武讲的“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是

“治心”的具体做法。《孙子·火攻篇》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

温而致战”，讲的也是治心的功夫。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人始

拘楚使者“以怒楚”，又设计拆散楚和曹、卫的联盟，再“退三舍避之”；

“晋车七百乘”装备齐全，“少长有礼”；直接交战时，晋人先击溃薄弱的

楚右师，再引出楚左师而“横击之”。纵观战争全过程，晋人始终机智冷静、

阵容整齐、上下和睦、计谋周全。这显然是“治心”的结果。而楚人先是“王

怒”其主帅而“少与之师”，接着主帅“子玉怒”而进攻晋师，在正式交战

中又莽撞蛮干，左右师相继溃乱，终于“楚师败绩”（《左传·僖公二十八

年》）。在这次战争中，楚帅心情烦躁，易怒无谋，是导致失败的基因。由

此可见，孙子所讲的“治心”，在战争中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3）治力。孙武阐述“治力”的方法是：“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

待饥。”显然，他主张军队作战时要蓄养充沛的精力，这样就易于取胜。孙

子又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

“五十里而争利，则撅上将军。”（《军争篇》）长途跋涉而与敌交战，之

所以要损兵折将，是因为士兵路途劳累，精疲力竭，就不可能打好仗。这是

与“治力”的原则相违背的。孙武还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

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也就是要尽量减少

盲动给将士的精力带来的损失。这是“治力”必须注意的。公元前628 年，

秦国长途行军而袭郑。菱叔就指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

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结果，晋人“以近待

远，以佚待劳”，在崤进行截击，大败秦师。很明显，晋人“治力”而秦人

“师劳力竭”，是这次战争晋胜秦败的主要原因。

（4）治变。孙武列举“治变”的方法是：“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

阵”，实际上就是“避实而击虚”。他在《虚实篇》中，进一步阐述“治变”

的原则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种

在战争中“因敌变化”的原则，他在《九地篇》中又称之为：“践墨随敌，

以决战事。”他解释说：“敌人开阖，必亟人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

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这就是要观察敌人的动态，在开阖变化的过

程中寻找其可乘之隙，一举将敌击溃。

在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中，因“治变”而取胜的战例很多。如公元前575

年晋楚鄢陵之战，“楚晨压晋军而陈”。此时，苗贲皇向晋侯建议：“楚之

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左传·成公十六年》）

这就是“勿击堂堂之陈”的“治变”之法。苗贲皇又设谋说：对于楚之中军

王族，“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就能把楚之中军

王族牵制住；同时，用中行、二两部去攻击楚较薄弱的左、右军，则左右“必

克”；然后，晋军再“四革于其王族”，来个四面夹击。晋从其谋，果然“楚

师大败”（《左传·襄公二 十六年》）。显而易见，晋军在这次战争中“治

变”设谋，因而取胜。

（三）集中优势兵力

战争的一般情况，兵力多的能战胜兵力少的。孙武论述说：“用兵之法，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谋攻篇》）他指出，“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可以把敌“围”困起来而歼

灭之，“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可全力进“攻”而取胜之，二“倍”于敌人的

兵力可以“分”为二部而夹击之，倘若“少”于敌人的兵力就只能“逃避”

了。那么，如何能使我方的兵力多于敌方，保持绝对的优势呢？孙武主张，

在作战过程中，必须“我专而敌分”，即我方兵力要集中使用，而将敌方的

兵力引向分散。他强调：“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

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这样，就

易于取胜。要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以击败敌人，还必须注意：“形人而我

无形。”孙子解释说：如果“我无形”，“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

则敌所备者多”（同上），其兵力必然分散；敌人兵力的各部分明显地暴露

在面前，我方就可以集中兵力击其薄弱的一部。

“我专而敌分”，集中优势兵力“以十攻其一”的战术，在中国现代的

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1930—1933 年的几次反“围剿”战争中，曾经得到广

泛的应用，并大显身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回

顾这一时期的作战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

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

大。..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

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

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

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08—209

页）应该说，毛泽东在反“围剿”中所创造的这一战术和取得的战绩，很大

程度上是得益于孙子的集中兵力的战术思想。

（四）出奇制胜

孙武主张，作战时把军队分为正兵和奇兵两部分：以正兵当敌，与敌周

旋；以奇兵偷袭，克敌制胜。在正兵和奇兵这两种兵中，奇兵是尤为重要的。

奇兵运用得好，一定要变化多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而且，正兵和奇兵

也可以互相变换其位置。这样，就可以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他论述说：“凡

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

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孙武对用兵中的奇正之

变十分重视，认为它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

奇正是也。”（同上）

“以正合。以奇胜”的战术，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已经运用。公元前718

年，郑人攻卫，卫人调动南燕之师来抵御。郑祭足、原繁、泄驾率领三军与

南燕正面对阵，又使曼伯与子元率领一支制人组成的军队悄悄绕到燕军后

面。燕人严阵以待郑三军，而“不虞制人”。结果，“郑二公子（曼伯与子

元）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左传·隐公五年》）。这是以正兵当敌。以

奇兵偷袭取胜的典型战例。孙武把这种战术，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并加以创

造性的发挥。到了战国时代，正兵和奇兵的运用更加普遍，技术也更加熟练。

公元前260 年秦赵长平之战，赵用赵括代廉颇为将，出击秦军。“秦军详（佯）

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人。而秦奇兵

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

（《史记·白起列传》）这里，秦正兵“佯败而走”，偷袭的“奇兵”分为

二支，一支“绝赵军粮道”，一支把“赵军分而为二”，其变化真如孙子说

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了。

（五）因地制宜

孙武十分重视战争中所处的地形，认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

形篇》）他根据各种地形的特点，总结出了许多因地制宜的作战方法。在《地

形篇》中，他把地形分为“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

形”、“远形”等六种，分别阐述了在这六种地形上如何战则“利”，如何

战则“不利”。在《九地篇》中，孙武又根据战争环境把战地分为九类，指

出：“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

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在《行军篇》中，孙武论述

了“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和“处平陆之军”各应

该如何行动，并告诫说：“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

必亟去之，勿近也”；“军行有险阻、演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复

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九变篇》还提出，行军作战应观察地形的特点，

“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必须“通

于九变之利”。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说：“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

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他对孙子军

事地形学的研究，作了充分的肯定。

上述关于各种地形应该如何处置的战术，是孙武细心观察探索的结果，

是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如《行军篇》中论述的“处水上之军”的作战方

法：“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这种战术，在春

秋时代已为人们所熟知，并经常在战争中运用。公元前638 年，宋、楚两军

战于泓水。当楚军没有完全渡过河水时，宋司马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

既济也，请击之。”由于宋君没有采纳司马“半济而击之”的战术，结果“宋

师败绩”（《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27 年，晋、楚两军夹水而

阵。晋帅阳处父设下计谋，对楚帅子上说：“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

陈，迟速唯命。”子上欲渡河，大孙伯识破晋计，说：“不可。晋人无信，

半涉而薄我，梅败无及！”子上悔悟，就自己退让，欲使晋军渡河。结果，

晋楚两军都不敢渡河，罢师而“归”（《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这说明，

晋楚两军都通晓处水上之军“半济而击之”的战法，谁也不肯半渡而被击。

到公元前506 年，吴伐楚追击至清发水（今湖北水），将击楚师。吴王弟夫

概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

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左传·定公四年》）吴王

从其计而大败楚师。可知孙武的这些因地制宜的战术，来自于实践，而他又

加以创造和发展。

（六）势险节短

孙武经常强调，作战时要造成一种“势”，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

件。他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那末，如何造势呢？他接

着解释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亦即根据如何对作战有

利而采取权宜的措施，如占领高地、集结众多的军队等。孙武认为，势的作

用十分重要：“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善战人之势，如转圆

石于千切之山”（《势篇》），能给敌人以巨大的威胁。他特别强调，势要

造得险，这样才有力量；同时，攻击的节拍要短，连续不断的进攻才能给敌

人以致命的打击。他打了个比喻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蛰鸟

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

机。”（同上）激水居高临下，因为势险而能漂石；鸷鸟盘旋，觊觎目标，

因为节短而能捕杀（“毁折”）其他动物。故善战者，其势要像拉满的弓弩，

力量大而射程远；其节要像发箭的机弩，能连续不停的迅速射击。

上述“势险节短”的战术，在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中，已不断有所运用。

如公元前519 年，邪师途经鲁之武城。武城人以兵塞其前道，又砍伐其后山

上的树木而不使断绝。邾师绕道从后而过，鲁人乃将树木“推而蹶之，遂取

邾师”（《左传

·昭公二十三年》）。这一次，鲁人利用山上树木居高临下之势，推向

邾师而使其蹶倒，遂取得大胜。公元前512 年，吴人伐徐，“防山以水之”，

亦即在山上防壅积聚大量的水，利用山水下冲之势以灌徐。吴人终于用此水

势而“灭徐”（《左传

·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06 年冬，吴人伐楚。在短短十几天中，吴

人连续发起进攻，使楚师没有喘息的机会。由于吴人进攻的次数频繁，“其

节短”，经过“五战五胜”（《吕氏春秋

·简选》），攻入了楚都郢，给楚以沉重的打击。

孙子主张“势险节短”的战术，在现代战争中也是经常可

以看到的。如现代战争中占领制高点，可以给敌人以巨大的杀伤；德国

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用“闪电战术”，迅速猛烈地发起连续攻击。

这些都应该是“势险节短”的作战方法在现代条件下的运用。

（七）讲究阵法

孙武非常注重作战时布阵的方法。他在《势篇》中描述一

种阵法说：“纷纷坛坛，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

不可败也。”孙武所设计的这种阵法，看上去“纷纷坛坛”，在战斗中

乱作一团，但实际上它有一定的变化法则，因而“不可乱也”；表面上“浑

浑沌沌”，似乎没有什么战斗力，但由于它“形圆”严密，无隙可乘，因而

在战斗中“不可败也”。在《九地篇》中，孙武又运用比喻来描述一种阵法

之妙：“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①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

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种阵法，首尾呼应，连成一体，能攻善

守，使敌人无法对付。孙武还特别强调，在布阵中要利用组织指挥。地理环

境等各种条件，使各部分间互相团结，协同作战。他说：“齐勇若一，政之

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同

上）显然，布阵各部分的团结合作，“携手若使一人”，是战争胜利的重要

保证。据传，“孙子八陈，有苹车之陈”（《周礼·春官·车仆》郑玄注）。

这是汉代人的说法。孙武当时究竟设计有哪些能攻善守的阵法，现在已不可

考知了。

阵法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己很有讲究。《左传·桓公五年》载，此年

“（周）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郑国的抵御之师，分为“右拒”、“左

拒”和“中军”，“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司马法》曰：

“百二十五乘为伍”，“二十五乘为偏”（《左传·昭公元年》孔颖达疏转

服虔引）。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解释这种阵法说：“此盖以二十五乘居前，

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后而弥缝之，若鱼之相丽而进。”郑国用这样的“鱼丽之

陈”，合力进击，使“王卒大败”。《左传·昭公元年》又载，此年晋与狄

人战于大原乙晋人“毁车以为行”（步卒行列），“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

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这里的“五陈”，据

杨伯峻注：“两者，两个伍，十人也；伍者，或一伍，或伍为五之讹，五人

或二十五人也；专，独也，一也，即一伍，五人也；参，通三，三伍十五人

也；偏..五十人。”晋人以这样的“五陈”去进攻敌人而“大败之”。上

述车战的“鱼丽之陈”和步兵战的“五陈”，能够很快地击败敌人，取得胜

利，必有其巧妙之处。孙武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不可乱”、

“不可败”和“如率然”的阵法，说明他对这种战术作过深入的研究，并有

发展和创造。

① 常山，汉简《孙子兵法》作“恒山”。古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是五岳 之北岳。西汉中期整理《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