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孙武的军事思想.3

子》时，因避汉文帝刘恒之名讳，改为“常山”。

（八）用兵“八戒”

根据历史上的战争经验，孙武还总结出了许多用兵时必须注意的戒律。

他说：“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

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军争篇》）孙武在这里谆谆告诫人

们切莫违反的八条法则，通常叫做用兵“八戒”：居于高陵的敌兵具有向下

俯冲的势力，切勿向上仰攻它；背靠丘山的敌人具有地利的条件，切勿迎面

击它；假装败北的敌人一定埋有伏兵，切勿跟从追逐它；精锐的部队在武器

装备、人员素质上都处于优势，有较强的战斗力，切勿贸然攻它；敌方作为

诱饵的小部队，其后面必有埋伏，切勿去捕食它；正向其本国归去的敌军，

急于回家，必能勇战，切勿去拦截它；被包围的敌军知道自己没有出路会拼

死战斗，应当给它留个缺口；陷入绝境的敌人会狗急跳墙，不要过分地逼迫

它。这些法则，分析得人情入理。在当时用冷兵器作战的年代，应该说基本

上是正确的。

上述用兵戒律的提出，在历史上是有过许多教训的。公元前703 年，楚

斗廉帅师与巴师围（今湖北襄樊市北），邓人帅师来救。“斗廉衡陈其师于

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左

传·桓公九年》）这一次战争，楚人佯装败北而邓师起而追逐，以致使邓师

陷在楚、巴两军之中受到夹击，因而大败。可知“佯北”之师是不能跟从追

逐的。公元前700 年，楚人伐绞、用不设保卫的采樵人来引诱敌军。第一天，

“绞人获（楚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于是

楚人“覆诸山下，大败之”（《左传·桓公十二年》）。可知楚人所放出的

采樵者是“饵兵”，绞人由于捕食了它而被伏兵击得大败。公元前506 年、

吴军击败楚师而追击到清发水边，吴王弟夫概建议暂时不要去逼迫它，说：

“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左传·定公四年》）

夫概也懂得“穷寇勿迫”的道理，他必然是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显然，

孙武的用兵“八戒”，是汇集了无数次战争实践的教训，并加以创造性发展

的结果。

由上述八点来看，孙武的战术思想也是十分丰富而细致的。他所总结的

“诡道”十四法、“四治”战法、因地制宜的打法、用兵之“八戒”，都是

那样具体而详尽；他所论述的“我专敌分”、“出奇制胜”、“势险节短”

等战术，又是那样明智而实用；他所讲究的阵法，各部联结，设计巧妙。熟

练地运用这些战术方法，能使指挥者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灵活机智地打击敌人。这些战术，不仅在当时和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挥

其巨大的威力，即使在近现代的战争中，大部分还是相当有用。

五、特殊的战斗方法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还用专题篇章，探讨了一些特殊的战斗方法。

这里主要指《火攻篇》探讨的火攻方法和《用间篇》探讨的利用间谍侦察敌

情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由于内容丰富，论述细致，与一般的战术方法不同，

因此我们将给予专门的介绍和评价。

（一）火攻

因攻击、烧毁的目标不同，孙武把火攻分为五种：“一曰火人”，即焚

烧敌军士卒；“二曰火积”，即焚烧敌军粮草；“三日火辎”，即烧毁敌军

辎重；“四曰火库”，即烧毁敌军仓库；“五曰火队（隧）”，即烧毁敌军

通道。上述五种火攻方法，在历史上都曾经运用过。公元222 年，蜀刘备伐

吴，吴将陆逊拒之于夷陵。吴军“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其四十

余营，死者万数”（《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刘备遭此袭击后连夜逃

跑，不久便病笃而死。这是“火人”的著名战例。公元前204 年，刘邦和项

羽相持于成皋（今河南荣阳县西北），为羽所败，只得北渡河，驻于修武，

深沟高垒。此时刘邦乃“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

北）人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史记·荆燕世家》）。结果楚军乏

食，大伤元气。这是以“火积”来动摇敌人军心。公元200 年，曹操欲攻袁

绍，许攸献计曰“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燔其

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曹操从其计，“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

旗帜，衔枚缚马口，人抱束薪。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袁氏辎重都被曹军所焚，

遂一蹶不振。这是以“火辎”来摧毁敌军基业。至于烧毁敌人的军用仓库（“火

库”）、焚毁敌人的桥梁通道（“火隧”），在现代战争中也是经常运用的。

对于火攻的战术，孙武也作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1）“行火必有因”，

即发动火攻必须有各种条件的配合，如天气、风向、易燃物，或有内应等。

（2）“烟火必素具”，即发火器材必须经常准备充足，检查其是否完好。一

旦火攻条件成熟，便可立即发动。（3）“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

燥也；日者，..风起之日也。”这就是说，发动火攻一定要在天气干燥并

刮风的时日。（4）“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即根据五种火攻各方

面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我方派间人入敌营纵火，“火发于内，

则早应之于外”，迅速用兵在外发起进击。这样内外齐攻，容易使敌惊乱而

将其击溃。如“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因怕敌人早有准备，故宜等待观

察，不要急于攻人敌营内，以免中了敌人之计。等到“极其火力”（火势烧

到最旺时）再看情况，“可从（进攻）而从之，不可从而止”。如果没有内

应，“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只要“以时发之”，即在天气干燥和刮风

的时日发起火攻。（5）“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显然，火发于上风处，可

对敌军造成巨大威胁；若攻其下风处，就会与敌军同受火的危害。（6）“昼

风久，夜风止。”这是风向变化的一般规律，掌握它对于确定火攻的时机是

十分重要的。孙子强调：“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即掌握好火

攻的技术、规律，守候时机而发动。这样，就一定能实现用火攻达到克敌制

胜的目的。

孙武还对火攻与水攻的威力作过比较，认为水攻的力量固然也是强的，

但不及火攻的效果明显。他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

不可以夺。”用水攻可以隔绝、阻断敌人的交通往来，但不能毁灭、剥夺敌

人的物资器械。因此，水攻总不如火攻之猛烈。

上述对火攻种类、实施方法、作用的分析，应该说是相当缜密、准确的。

查《春秋三传》的记载，当时用火攻以克敌制胜的战例很少。《孙子》何氏

注：“鲁桓公世，焚都娄之咸邱，始以火攻也。”此事见于《春秋·桓公七

年》，但《左氏》无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焚之者，以火焚地，

驱使野兽外逃，然后罗网围取之。”从《左传》不载其事和所焚之“丘”名

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因此，“焚咸丘”是否为火攻之始只能存疑。春秋时

代真正运用火攻的，仅见于《左传·定公五年》。此年楚国向吴反攻，“吴

师居廖”，楚人“焚之，而又战，吴师败”。这应该是一次以“火人”佐攻

的战斗。在春秋当时火攻还不甚发展的条件下，孙武能做出如此细密的阐述，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可贵的是，他对火攻中各种情况的分析。如“火发兵静者，待而勿

攻”，更为精辟之见。三国时魏满宠征吴，告诫诸将日：“今夕风甚猛，贼

必来烧军，宜为其备。”魏诸军皆警。“夜半，贼（吴人）果遣十部伏夜来

烧”，魏营安静不躁。这时，满宠突然发起进攻，对前来烧火的吴军“掩击

破之”（《三国志·魏书·满宠传》）。历史证明，火发而兵静，敌人必有

准备，宜提高警惕，相机行事。孙武对火攻术钻研之深，考虑之密，于此可

见。

（二）用间

在战争中使用间谍，以获知敌人情报，离间敌人内部关系，诱使敌人失

误，从而获取胜利的方法，历史上很早就已经运用了。据说，夏少康“使女

艾谍浇，使季抒诱殪，遂灭过（浇国）、戈（殪国），复禹之绩”（《左传·哀

公元年》）。可知，夏少康是通过间谍活动，灭了过、戈二国，才实现中兴

的。女艾和季抒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

春秋时代，各国交战中使用间谍更加普遍。公元前700 年，罗人欲伐楚，

“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左传·桓公十二年》）。罗大夫伯嘉作为间

谍赴前线察看敌情，对楚师兵力来回数了三遍。公元前666 年，楚伐郑而“诸

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左

传·庄公二十八年》）郑人使用间谍侦察楚师动向，根据间谍的报告而改变

了自己的计划。公元前635 年，晋人围原，原不降，晋文

公命令撤退。这时，“谍出曰：‘原将降矣。..退一舍而原降”（《左

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人从间谍那里获知准确消息，顺利地达到了自己

的作战目的。公元前601 年，晋伐秦，秦

人派间谍刺探晋国军情。结果，“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左传·宣

公八年》）。秦人的间谍深入到晋国内部而被晋人抓获，可知间谍活动的发

展。公元前484 年，齐鲁交战，当

齐师败退逃跑时，马上就有间谍来报告鲁方。“宵谍曰：‘齐人遁。’”

（《左传·哀公十一年》）可见鲁国间谍消息之灵通。正是由于春秋时代的

兼并战争中，各国互派间谍，其活动相当频繁，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而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得以凭藉这些素材，撰成《用间》一个专篇，来总

结这方面的经验。首先，孙子阐述了用间的重要性。他指出：“明君贤将，

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

者也。”这里所谓“必取于人”，就是使用间谍。他主张：“凡军之所欲击，

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

令吾间必索知之。”把所攻之地的守将及其下属官吏的情况，都令间谍摸得

一清二楚，发动攻击时熟门熟路，自然就容易得多了。孙子进一步论道：“惟

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他强调，应该指派“上智”即才智出众的人去当间谍，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

环境，取得准确详细的情报，而这种情报是“三军之所恃而动”的根据。可

知间谍的使命和情报的价值有多么重大。孙武并用“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

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历史事实，来说明间谍的巨大作用。殷、周两朝的

兴起，得力于伊尹、吕尚二位勋臣实在不少。他们长期生活在敌营中，实际

起了一个间谍的作用。因为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故举兵能势如破竹，推翻

夏、商二朝的统治。由此更可见，“用间”在战争中的功效了。根据间谍的

各种情况，孙武把间谍分为五类。他说：“用间有五：有乡间①，有内间，有

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所谓“乡间”，是“因其乡人而用之”，即利用

敌国的老乡作间谍。如日本侵略中国时，利用中国乡间的汉奸了解情况，即

其例。所谓“内间”，是“因其官人而用之”，即利用敌人中当官者来为自

己服务。如公元前229 年，秦使王墓攻赵，赵派李牧。司马尚抵御。李牧善

① ”乡间”，各本均作“因间”，误。下文云：“乡间、内间可得而使”，当以 “乡间”为是。日本樱田氏

古文本正作“乡间”。见[日]服部千春著《孙子 兵法校解》附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于用兵，过去屡败秦军。王翦憎恶李牧，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郭

开即在赵王前日：“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

就“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战国策·赵四》）。郭开

身为赵官，为秦所利用，成为秦的内间。所谓“反间”，是“因其敌间而用

之”，即敌人派来间谍，我方知道后设计，使其反为我用。如秦汉之际，楚

王项羽和汉王刘邦相争。项羽为从汉营中探听消息，“使使至汉”。初，“汉

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佯）惊曰：·吾以为亚父（范增）使，

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

疑亚父。”项羽的谋臣、亚父范增因不受信用，忿然离去，即“疽发背而死”

（《史记·陈丞相世家》）。项羽派使者至汉，本为楚之间谍；汉设计使其

归去后离间楚之君臣关系，就成为汉之反间。所谓“死间”，是安插在敌人

机构中的间谍。孙子曰：“死间者，委敌也。”①这里的“委”，训为委派，

引申为安置。“死”有固定之义，“死间”即长期滞留在敌方的坐探，

现代称为“常驻间谍”或“定居间谍”。同时，“死”还有敢死之义，

因为死间的一般方法，是我方“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使

敌人上当。敌人在受挫遭到损失之后，吾方的间谍往往会被处死。所谓“生

间”.是指深入敌方后能“反（返）报”侦察所得情况的。因其能活着回来，

故称“生间”。上引《左传·宣公八年》所载，晋人所“杀”的秦谍，当属

“死间”；而同书《桓公十二年》所载，赴前线察看楚师“三巡数之”的罗

大夫伯嘉，就是“生间”。上述五种间谍，可以同时使用。孙武强调：“五

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五种间谍，一齐出动，神秘

莫测，弄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是战争中的法宝。

既然间谍的作用如此重要，那末如何对待间谍，使其赤胆忠心地为我军

服务，就是战争的指挥者必须注意的问题。孙武认为：对待间谍，一是要和

他亲近。”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要以真诚相侍，用仁爱、道义去感化、

教育他，使他决心为君主将帅效命。孙武所谓“非仁义不能使间”，就是这

个意思。

再则，对间谍必须施以厚赏，“赏莫厚于间”。特别是对于”反间”，

因为他原是敌方的间谍，现在反过来要为我方服务，一般说来，没有厚赏是

不可能使其转变的：同时，反间在各种间谍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反间可以

知道其他各间。如乡间、内间的情况，故“反间不可不厚”。孙武强调：“必

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对反间

啖以厚利，导以情义，赦免其罪而放他回去，则反间必为我所用。其他各种

间谍，采取同样的方法，也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乡间、内间可得而使”；”

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生间可使如期”往返，报告敌情。孙武严厉批

评那些爱财吝啬，不肯用重金赏赐间谍的人，指出：“爱爵禄百金，不知敌

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爱惜重金，

不肯赏予间谍，则必然会不知敌情，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

第三，用间之事必须严守机密，“事莫密于间”。要有非凡的智慧，才

① 此句各本均作：“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有 的本子少最后“间也”二字。

惟日本樱田氏古文本作“死间者，委敌也。” 与下文”生间者，反报也”，各以三字解释、读来顺口而字

句整齐。当以 樱田本为是。原各本以十六字或十四字为解者，疑是注文窜入正文所致。 参阅穆志超、苏

桂■《孙子用间思想略述》，见《孙子新探》第146—147 页。

能驾驭用间之事；要用微妙的手段，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孙子论道：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微妙到出神人化，就可以“无所不用间”，我方事事能先知，而敌人则处处

受挫折。

对于火攻和用间这些特殊战法，孙子从它们的重要作用、类别、实施方

法、注意事项等各方面进行细致的论述。它阐解详尽，分析精辟，成为研究

这些特殊战法的经典性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得到广泛的运用。在现代的战争

条件下，虽然

由于武器的进步，原始的火攻方式已逐渐淘汰，但依靠火药、汽油等新

式发火工具，去“火积”、“火辎”、“火库”、“火隧”的，仍屡见不鲜。

至于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方法，并不因武器、通讯设备的进步而有所改变。

孙子关于“用间”的许多理论，仍然值得今天从事间谍活动的人认真学习。

六、军队的后勤

后勤是战争时期军队的命脉。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还对战时军队的后

勤工作提出过很好的见解。他论述后勤工作

的重要性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

篇》）这里的辎重，主要是指随军运载的武器装备；粮食，是供将士每天食

用的谷物；委积，是指衣服、牲口饲料等各种物资。军队没有这些东西，军

心动摇而无法作战，必然遭到覆亡的结果。可知军队后勤工作的好坏，乃军

队出征作战胜败的关键之一。关于如何做好军队的后勤工作，孙子从武器的

供给、人员的补充和粮食的运输等三方面作了阐述。

（一）武器的供给

军队的武器装备在出发上前线时，孙武主张，必须“取用于国”（《作

战篇》）。春秋时代，各国的兵器一般都集中存放于兵库中，到作战时才授

予将士。如公元前712 年，郑将伐许，就“授兵于大宫”（《左传·隐公十

一年》）；公元前524 年，郑国发生火灾，为加强守备，防止别国乘火打劫，

“子产授兵登陴”（《左传·昭公十八年》）。这里的“授兵”，都是指授

予将士包括战车在内的各种兵器。当时兵库中的武器，是由井田制下的农民

交纳军赋，并由国家的武器工场监督工匠制作的。

将士在兵库中取到武器后，上前线与敌人交战，应该尽量从敌人手中夺

得武器，“取敌之利”，以补充自己武器的损耗与不足。为此，孙武主张必

须建立制度，奖赏那些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的战士。如“车战，得车十乘已

（以）上，赏其先得者。”夺得了敌人的战车，只要“更其旌旗，车杂而乘

之”（《作战篇》），即把敌人战车上的旗帜换成我军的旗帜，并将其混杂

编制在我军的战车中，我军的将士乘在上面，敌车就能为我军所用了。夺得

敌人的战车是这样，夺得敌人的其他武器，则不用”更其旌旗”，不用混“杂”

编队，只要掌握在我军战士手中，便立刻可以为我军所用。这样，我军在作

战中，就不需要从后方运送补充武器，而可以从敌人那里源源不断地夺取武

器到我军手中，以加强我军的装备，提高我军的战斗力量。孙武认为，在战

争中夺取敌人武器来装备自己，是一种”胜敌而益强”的有效方法。

孙武关于“取敌之利”，夺取敌军武器来装备自己，以致“胜敌而益强”

的思想，千百年来给后人以巨大的启发。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八

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来装

备自己，使自己愈战愈强，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应

该说，孙子的’‘取敌之利”、”胜敌而益强”的思想，在这里是起了不小

的作用的。

（二）人员的补充

军队在战争中会有伤亡和散佚，需要不断地给予增援和补充，才能继续

作战。当时的士兵，是根据户籍的壮丁数。征发其中的一部分去服兵役而调

集来的。孙武认为在战争中征发人民服兵役的次数应该尽量少些，以免过多

地困扰人民。他指出“役不再籍”（《作战篇》），即一次战争征发一次兵

役，不要再向人民按户籍征发第二次。那末，前线的兵员不够了怎么办呢？

孙武认为可以就地补充，特别是可以对俘虏来的敌“卒善而养之”（同上）。

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这样，敌卒为我军宽

待俘虏的精诚所感动，愿意为我军效力，就可编人我军的战士行列，成为我

军的一员。与夺敌之武器为我军所用一样，优待俘虏，教育、感化之，使其

成为我军的战士，以补充我军的兵源，也可达到“胜敌而益强”的目的。

应该指出，孙武关于在战争中对俘虏的敌“卒善而养之”的思想，在当

时是具有相当积极的进步意义的。春秋时代各国对待战争中的俘虏，大多将

其罚作下贱的奴仆，或者以“献俘”的方式，作为祭祀上帝神灵的“人牲”，

将其杀死。如春秋末年，”吴人代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所谓“阍”，

是受过刑的守门的奴仆。越俘不甘凌辱，当吴君余祭来观舟时，“以刀弑之”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像吴国这样对待俘虏，只能成为累赘，造成

祸害，削弱自己的力量。公元前532 年，鲁伐莒，抓获了一批俘虏。于是，

鲁人就”献俘，始用人于毫社”（《左传·昭公十年》）。所谓“用人”，

就是杀人作为祭神的牺牲。这样的杀俘祭神，更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做法。

相形之下，孙武主张对俘虏要“善而养之”，将他们补充到我军中来，以加

强我军的力量，这与杀俘或以俘为奴的做法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对俘虏“善而养之”为我所用的主张，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影响。

汉末曹操进击黄中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

为青州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在1946

—1949 年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俘虏到国民党军的士兵，一般都发给路费遣

送回家，有病的还给予治疗，在交谈的过程中晓以大义，真诚相待。不少国

民党军士兵为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所感动，毅然参加解放军。敌军俘虏的

投诚反戈，是解放军兵员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历史证明，孙武的“善养”

俘虏的思想是正确的，易于取得成功的。

（三）粮食的运输

对于军队粮食的供应，孙武一向十分重视。在《军争篇》中，他强调“（军）

无粮食则亡”；又提出“以饱待饥”，是”治力”而制胜敌人的良法。在《行

军篇》中，他认为军队应该“养生而处实”，即驻扎在粮草丰富、便于生活

的地方。在《火攻篇》中，他提出火攻的五法，其中”火积”、”火辎”、

“火库”、“火队（隧）”四法，其主要目标都是烧毁敌人的粮食积累及其

运粮通道。在《九地篇》中，他又重申：“重地吾将继其食”，深入敌境一

定要设法继续其粮食的供给。足见粮食是军队的生命，是丝毫也马虎不得的。

可是，军队作战时粮食的运输，一直是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孙子·作

战篇》中就指出“国家因用兵而贫困，远道运输是个重要原因；远道运输，

百姓疲于奔波，财穷力竭。靠近军队的地方因军需量大而物价飞涨，物价飞

涨必然使百姓财物枯竭，百姓财物枯竭则军赋也难于征集。力屈财殚，国内

家家空虚。百姓的财物，十去其七；公家的资财，由于车破马疲，各种攻守

武器和防护器具的折腾，牛拉辎重大车的损耗，也十去其六。”孙武深深体

察到远道运输之苦，因而他主张战争时“粮不三载”.即不要一而再、再而三

地从后方把粮食载运到前线。他认为在敌国作战的军队，应该“困粮于敌”，

即从敌国夺取粮食来给我军食用。孙子特别强调军队吃敌人粮食的作用，他

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牲口饲料）一石，当

吾二十石。”（同上）吃敌人的粮食，用敌人的饲料，何以能有20 倍的功效？

显然，这是因为：它一方面减少我方粮食、饲料的耗费，免去长途运输的劳

苦，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把敌人的粮食、饲料夺取过来，

就可以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动摇其军心，使敌军难以为继。可见“务食于

敌”，不失为军事后勤的良策。

春秋时代各国交战，军队士兵所需的粮食一般都由自己筹集，随军携带。

公元前615 年秦晋交战，晋卿赵穿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左传·文

公十二年》）可知晋军的粮食是扎成包裹，由士兵带在身边的。公元前565

年楚国伐郑，郑国朝廷内为从楚还是从晋而争论不休。子展曰：“楚师辽远，

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左传·襄公十八年》）显然，楚师也

是自带粮食，粮食吃尽便只好退兵回去。当时战争有掠夺对方粮食的。如公

元前720 年，郑国与周室发生矛盾。“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

取成周之禾。”（《左传·隐公三年》）公元前478 年楚伐陈，使武城尹“帅

师取陈麦”（《左传·哀公十七年》）。但夺取敌人的粮食供军队食用，使

军队继续前进的，还很少见。孙子关于“困粮于敌”、“务食于敌”的思想，

是他对军队后勤工作的创造性发展。而且他还把这种理论，立即付之实践。

在公元前506 年孙武亲自指挥的代楚战争中，吴军曾夺取了楚人的食物，“食

而从之”（《左传·定公四年》）。吃饱了从楚人那里夺来的食物，吴军继

续追击，很快就攻人了楚都郢。

“务食于敌”这个解决军队粮食供应的策略，对后世也有深刻的影响。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说：“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

多费，而势难行远。”（《梦溪笔谈·官政一》）他还为长途运粮的耗费与

劳苦，作过详细的计算与描述。这是对孙子“因根于敌”思想的肯定与阐发。

日本的侵华战争，并不从本土后方运送粮食，也是“困粮于敌”，在中国大

陆夺取粮食充作日军的军粮。这样，就使日军在中国能支持较长的时间。一

般说来，“因粮于敌”的策略，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但是在国内统一战争

中，如能“因粮于敌”，就会加快自己向敌方推进的速度，削弱敌方坚持作

战的力量，从而早日完成全国统一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孙武的这个策略

就是进步和有益的。

总之，孙武关于军队在战争中后勤工作的论述：武器的供给，主张在“取

用于国”的基础上夺取敌人的武器；人员的补充，主张在国内按户籍征兵的

基础上善养敌人的俘虏；粮食的运输，主张在国内运出一批粮食后就“因粮

于敌”。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策略，证明孙武对军队的后勤工作，不是消极

的、保守的以征调国内人民为主要目标，而是面向敌方，从敌人那里要物资、

要粮食、要兵员。孙武为军队的后勤工作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对后世战争中

军队的后勤工作具有极大的启发，是应该很好地予以总结和评价的。

七、孙武军事思想的局限

由于孙武所代表的是春秋时代诸侯国的统治集团，亦即封建领主阶级的

利益，当时的生产力还很不发达，武器还相当原始，交通和通讯联络设备也

极落后，因此，孙武的军事思想不能不带着他那个阶级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一）对战争的本质认识不清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

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

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历史上的战争，只有

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战争

——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

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5、158 页）

孙武对战争引起的原因、性质分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未能掌握，更不表明拥

护何种战争，反对何种战争，这就必然限制了孙武军事思想论述的高度和深

度，对战争动向和军队建设也缺乏理论上的探讨。

而且，孙武为封建领主统治集团争夺土地、人民、赋税、财富的战争出

谋划策，他在论述战略战术、军事后勤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侵略战争张

目。如他在《军争篇》中一再主张：“侵掠如火”，“掠乡分众，廓地分利”。

这就是说、战争中侵害和掠夺敌国，要像火一样地凶猛；掠夺敌国乡里的粮

食、财物，要分兵数路进行；开拓占有敌国领土后要分兵扼守，占据有利地

形。在《作战篇》中，他又主张军队在战争中要“因粮于敌”、“务食于敌”；

在《九地篇》中，他并宣扬：“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孙

武的这些军事主张，如果是在国内统一战争时期，那末他的”掠乡”、”掠

于饶野”的活动，必然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如果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时，那末他的‘’重地则掠”、“侵掠如火”的思想，是地地道道的鼓吹侵

略了。

（二）将帅对士兵的愚弄态度

当时各国的将帅，都是封建领主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进行战争的

目的，是要使这个集团扩展领土，获得丰厚的财富，统治更多的人民。而当

时的士兵，大多是按户籍征发来的并田制下的农奴，获得小块土地占有权的

自耕农，城市中从事工商业的平民，还有不少是国有或私有的奴隶。他们参

加战争则是被迫的，对统治集团获取领土、财富的欲望不感兴趣，因而缺乏

积极性主动性。这样的军队中的官兵关系，要处理好当然颇费斟酌。

如前所述，孙武在官兵关系上主张“上下同欲”，将要“视卒如婴儿”、

“视卒如爱子”，“与众相得”。这是孙武力图融洽上下的感情，以使士兵

能“与之赴深溪”、“与之俱死”，赤胆忠心为其效力。但是另一方面，孙

武又不许士兵有知识。会思虑。他强调：“将军之事，..能愚士卒之耳目，

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

“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

地篇》）孙子把士卒当作“群羊”，要使他们“无知”、“无识”，供将帅

任意驱使，这就充分反映了剥削阶级对待士兵的愚弄态度。

如果以军事行动需要保密来为孙子的上述这些话辩护，显然是有些牵强

附会的。孙子这里所论述的治军方法，倒和老子的治民方法很有些相似。《老

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六十五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

无知无欲。”（三章）老子主张“愚民”、“使民无知无欲”，从而便于统

治者的统治；孙子主张“愚土卒”、“使之无知无识”，从而便于将帅的带

领。二者的方法和目的是一样的。

为使士兵奋力拼搏，以获取战争的胜利，孙武甚至主张：“帅与之（士

卒）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孙武给将帅出如此

的计策：登高去梯，断绝士兵的退路；把士兵像弩“机”放箭一样“发”射

出去，决无回还的余地；引士兵人危险的境地，置士兵的死活于不顾。这简

直是把士兵的生命当作赌资，孤注一掷，更加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待士兵的欺

骗性。在使用间谍时，孙子主张：“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用间篇》）这也未免过于残酷，草营人命。对于间事暴露后要处死间者

与闻者的做法，同他对士兵的愚弄态度是一致的。

（三）某些作战原则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不发达，武器装备、交通条件和通讯设备还十分原始，

战争的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加之孙武本身思想方法上的弱点，导致孙武总

结的某些作战原则带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完全正

确的。

例如，孙武在战争中只讲速决，反对持久。《孙子·作战篇》说：”兵

贵（速）胜，不贵久”；“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故兵

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里孙子没有分析

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一味地贵速胜而斥持久，他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事实

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去攻一个弱小的国家，那当然是速胜最好：

如果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去抵抗一个小而强的国家的进攻，那就不能速胜而只

能打持久战，逐渐消耗敌国的力量而恢复自己的力量，在不断积累的小胜中

争取总体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赢得最后的胜利。中国现代的抗日战争，就

是通过这样的持久作战才取得胜利的。当然，战略上的持久并不排斥战役上

的速胜，而且它们正是相辅相成的。总之，战争的速与久，何者有利，要看

具体情况而定，并非一切都是速好。

再如，孙武所提出的用兵“八戒”，也有许多是片面的、绝对化的。以

“高陵勿向”和”背丘勿逆”来说，在现代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火力的配合

下，则”高陵”和“背丘”是完全可以“向”和”逆”的。“归师勿遏”一

条，在当时就未必正确。对于“归师”，正可以利用它在回归途中，无心恋

战，出其不意地加以拦截，把它击溃。公元前627 年秦晋崤之战，晋国就是

在秦师回归时，在崤山险要地带进行狙击，把它打得全军覆没。再说“围师

遗阙”，在现代条件下，对于被包围的敌人正可以用强大的火力将其歼灭，

完全不要缺其一面。即使在春秋当时，“围师”取胜，也不都是“遗阙”的。

公元前475 至前473 年，越军长期围困吴都，未缺一角，终于将其灭亡。至

于“穷寇勿迫”，更应作具体分析。固然，有的穷寇作垂死挣扎，进行拼命

的反抗，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有的穷寇在穷途末路时会惊恐万状，抱头鼠

窜，丧失抵抗的能力。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写下了有名的诗

句：”宜将剩勇追穷寇”，纠正了当时的一些错误思想，也是对孙子”穷寇

勿迫”主张的批评。

孙武又反对攻城，极力贬低攻城的作用。他认为：“攻城则力屈”（《作

战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

他描绘攻城的艰难，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运土填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