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孙武的哲学思想.2

件下相互转化，矛盾的一面转化为另一面。孙武在论述治乱、勇怯、强弱、

生死、存亡、胜败、留去、快劳的转化关系时说：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

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势篇》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九地篇》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谋攻篇》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

之必败，去之。

——《计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虚实篇》

不难明白，“治”而不严，无组织指挥之“数”术，则必造成“乱”；

“勇”而无谋，失去各方面的优“势”，没有胜利的希望，则必变成“怯”；

“强”而无道，众叛亲离，实力大损，军“形”萎靡不振，则变得“弱”；

投到“亡”地，大家浴血苦战，杀开一条活路，则能幸“存”；陷入“死”

地，众人奋力拼搏，击溃敌人围攻，则可“生”还，如此等等。这里，矛盾

的对立面。因“数”、“势”、“形”、“辅”、“听计”、“先处”、“后

处”等一定的条件而互相转化，孙武看得十分清楚。

对立面的转化，不能消极等待，袖手旁观。孙子主张，

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对立面的转化。他说：“敌

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如何能使敌人的佚

变成劳，饱变成饥，安变成动，孙武提出用两种方法，即“利之”和“害之”；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同上）用“利”

诱和“害”逼的手段调动敌人，就能把敌人的有利因素转化为不利因素。他

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

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篇》）孙武告诉人们，在两军

相争时，要故意走迂回曲折的路，并用小利去诱惑敌人；出发在人之后而迅

速行动，兼程倍进，在人之先到达目的地。这样，敌人困判断失误而受牵制，

我军又出其不意地占据了有利地形。施用如此的计策，便能使“迂”转化为”

直”，“患”转化为“利”了。

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的动荡，事物的变迁，矛盾的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

的辩证法思想已传播很广。如老子就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交，

高下相倾”；”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二、五十八章）老子虽

然懂得矛盾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及其转化，但是对待这种现象的办法是消极

的。他提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

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上

述方法，如果是作为一种弱者战胜强者的策略，当然是可以的。而老子把”

柔弱胜刚强”作为一种必然的普遍的规律，使自己经常处于弱者的地位，那

就不足取

了。他极力宣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知其荣，守其辱”；“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二十八、

六十四章）老子为了防止对立面的转化，主张不求进取，守

在屈辱的一面，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事实上，老子以“守

雌”、“守弱”、“无为”、“无执”的消极办法来防止对立面的转化，

其愿望难以实现；而孙子用“利之”、“害之”、“劳之”、“动之”的积

极办法来促匣对立面的转化，其计划是切实可行的。

（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的活动要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依靠客观物质条件。掌握和利用客观

事物的规律性；但在同样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事物规律性的支配下，如果人的

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活动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超越

客观物质条件，不能违反事物的规律性，可是能够在客观条件和规律性许可

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的结果。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一方面强调战争要依靠丰

富的物资、强众的军队、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掌握军事上的各种规律（已

见前述）；一方面又强调，战争中用兵者要机智灵活，善于攻守，运用谋略，

勇敢无畏，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他说：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地之

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形篇》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

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放不知其所守：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攻。

——《虚实篇》

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同上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军争篇》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

相侍，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下集，兵

合而不齐。

——《九地篇）

以上论述指明，用兵者利用客观给予的条件，主观上又努力奋斗，就能

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场面，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敌人无法招架，溃

不成军，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在要不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问

题上，老子的学说又与孙子的思想成为鲜明的对照。老子强调：“绝圣弃智”、

“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老子》十九、二十章）。

他排斥一切智慧、道德、技巧、学习，教人清静无为。老子又提出：“夫唯

不争，故无尤”；“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八、二十

章）他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斗争，以为这样就能没有烦恼，天下也就太平无事。

辩证法的本质是能动的、变革现实的。老子主张废止人的一切主观努力、能

动作用，这样就把活生生的辩证法窒息了。因此，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彻

底的。孙子主张，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尽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才能取得对敌战争的出色效果。在这一点上，孙子的辩证法又要比老子高明、

进步得多。

（三）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有利的一面，也有害的一面。特别是在战争中，情况更会这样。因此，

看问题必须全面，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合理的行动部署。孙武

在观察战争中的事物时，经常强调要权衡利弊，摸清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如

他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篇》）这里的“为”，作“有”

解。孙武明确指出，两军相争，可以得利，也有危险。“利”可以占领敌国

的土地，夺取敌军的武器、粮食，俘虏敌军的人员等；“危”则自己人员有

伤亡，财物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在战争时，对这两种后果必须有充分的

估计。孙子又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

战篇》）用兵不能只想到“利”的一面，也必须想到其“害”的一面：比如

劳民伤财。货殚力屈、覆军杀将、祸国殃民等等。对“害”的一面“不尽知”，

看问题带有片面性，这样，对“利”的一面也就“不能尽知”。孙武总结观

察问题的方法道：“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昏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

而患可解也。”（《九变篇》）它告诉人们看问题“杂于利害”的好处：看

到有“利”的一面，可以对前途充满”信”心；看到有“害”的一面，则可

以防备和“解”除“患”难。

看问题必须考虑正反两方面因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

哲学史上是有其好的传统的。与孙武同时的老子，就曾说过“祸兮福之

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的名句，把祸可能带来福、福

中可能有祸的关系分析得相当全面。战国后期的荀况，在论述“欲恶取舍之

权（衡量）”时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

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

是则常不失陷矣。”（《荀子·不苟》）这里，把欲与恶、利与害、取与舍

必须全面考虑，以及这样做的好处，都分析得清清楚楚。明代大政治家张居

正也说：“享无全利，亦无全害，要在权利害之多寡。”（《张文忠公全集·陈

六事琉》）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

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

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7 页）上述

许多论断，与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孙武在春秋末年，已有关于考虑问题必须全因的总结性议论，实在是难能可

贵的。

（四）不同憎况用不同的方法对付

世界上的事物千变万化，战争中的情况更是这样。对于不同的情况，只

有采取不同的对付方法，才能顺利地解决矛盾，克敌制胜，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是孙武的辩证法教给人们的又一哲理。

孙武把战争时的地形分为九类，指出每种地形的处置方法：“是故散地，

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

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记地，吾将进其涂（途）；围地，

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九地篇》）散地指本乡本土，

士卒危急时容易逃散，因此最重要的是坚定其意志；轻地是指进

入敌境不深的地区，士卒恐惧易于轻返，故此时应使部队互

相连属；争地为兵家必争的有利地势，为防止敌人来攻取。

应分出一部兵力，进趋到争地背后，以资保护；交地为交通

方便的地区，应谨慎守卫；衢地指与几个诸侯国接界的地区。

应巩固与诸侯国的结盟；重地指深入敌后的地区，处于重地

的军队最主要的是继续其粮食的供给；圮地为道路难行的地

区，处于此地应迅速行进，不得停留；围地是进退路狭，敌

能以少击我众者，处于围地应堵塞缺口，使士兵奋力拼博：

死地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地块，处于死地应对士卒

“示之以不活”，以激发其战斗意志。

对于战争中敌我兵力的各种情况，孙武也有一套相应的

处置办法。他说：“故用兵之法，斗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

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

他把敌我兵力的情况，分为“十”（十倍于敌）、“五”（五倍于

敌）、“倍”（二倍于敌）、“敌”（与敌相当）、“少”（明显少于

敌

军）、“不若”（不如敌军之众）等数类，认为兵力十倍可以围困

敌人，五倍则可猛烈进攻，二倍于敌可以分进合击，兵力与敌

相当可对阵而战，明显少于敌人则应退逃，不如敌军之人多势

众则应避让。孙武还制订了一个根据兵力情况决定攻守的大

体方案：”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形篇》）曹操注：“吾所以

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就是说，在兵力不

足的情况下可采取守势，在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可采取攻势。①总之，用

什么方法对付敌人，要根据兵力的具体情况而定。

火攻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必因五人之变而应之”。孙子指出：“火

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人力，可从而从之，

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火

攻篇》）这里，孙武列举了“火发于内”、“火发兵静”、“火发于外”、

“火发上风”等各种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应付方法。对于武器的运用也

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远则用弓，近则用兵，兵弩相解也。”（《通典》引

孙子语，见毕以《孙子叙录》）远处不能用兵器，近处不能用弓弩，兵、弩

两者各用于不同的场合，可以互为解救。关于如何造”势”，孙子指出：“势

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即根据如何对我方有利而制定相应的措

施，没有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他在谈到用兵应取何种态势时又说：”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者，谓之神。”（《虚实篇》）孙武认为，用兵也没有经常的、固定不变的

态势，必须因敌情的变化而灵活应变，这样才能制胜敌人。

孙武观察到世界上的事物充满着矛盾，到处是一个个互相矛盾而又互相

依存、可以转化的对立面；孙武又看到世界上的情况千变万化，不同的情况

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决不能固定不变、千篇一律。这里孙武已经隐约

地猜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又认识到各种矛盾都有其特殊性；处理不同的矛

盾，应采用不同的方法；矛盾的状况改变了，解决的方法必须随之改变。不

过，孙武这些思维的表达方式，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由此更可以看出，

孙子辩证法思想的朴素、直观，而又丰富、生动的特点。

四、孙武哲学思想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思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知识的肤浅，

以及剥削阶级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缺陷。孙武的军事哲学当然也

不能例外。这里，略举其主要之点分析如下。

（一）过分旁大贤君良将的作用

历史的发展主要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个别的英明杰出或

昏庸残暴的人物，固然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

要力量是广大的物质资料生产者——人民群众。在孙武当时，限于生产规模

的狭小.历史发展的脉络还不清楚，加之剥削阶级立场。观点的作祟。因而他

在论述国家兴衰、社会变迁时，总是突出君主将帅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

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

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他强调，战争的成功，国家

的强盛，只要“明主虑之，良将修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

军之道也。”（《火攻篇》）他在分析殷周朝代更迭的历史时说：“昔殷之

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力问者，

必成大功。”（《用间篇》）对于殷、周两个朝代的兴替，他也归因于“明

君贤将”的“以上智为间”。归因于伊尹、吕尚等个别杰出人物的活动。

应当指出，孙武强调个别明君贤将在国家兴衰、人民存亡中的作用，是

有其历史的原因的。在当时，有些明君贤将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

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有些昏君庸将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

失。如春秋初年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战帅服三

十一国”（《国语·齐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

晋文公也任用狐偃等人进行“利民”、“教民”的改革，在城濮与楚“一战

而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战国时期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同样使“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一》），奠定了秦国统一六

国的基础；而赵孝成王听信秦的反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为将，致使赵军大败，

数十万之众降秦而被活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史记·廉颇蔺相

如列传》），国家濒临覆灭的边缘。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孙武的上述言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夸

大个人的力量，把“知兵之将”，说成”生民之司命’和“国家安危之主”；

把殷周的兴起，说成是由于个别“为间者”之“成大功”，而不从经济、政

治、军事和人心向背等方面去分析，这不能不是失之偏颇的。

（二）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在夸大明君贤将个别英雄在历史上作用的同时，孙武又极力贬低人民群

众的创造力。他主张将军指挥作战，要“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

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

在这里，将军是独断一切的英雄，军中无论什么“事”、“谋”，“居”于

何地，路经何“途”，都由他来决定；而军中的士卒（实际上是人民群众），

只是一群“无知”、“无识”、”不得虑”的愚氓，听凭将军的摆布。孙武

并把士卒比作“群羊”，认为将军指挥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

莫知所之”（同上）。“群羊”当然是没有任何创造才能，只能听人驱使的

动物。孙子还把士卒比做“木石”。他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

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篇》）孙子认为，把士卒

象木石一样，放在适当的位置，就能造成对敌人的“势”：借

助这股“势”而“转木石”，就能克敌制胜。这里士卒又成了任

人安置转动的、没有任何思想意向的物品。

不过，由于历史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武在一定程

度上也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列举战争中应当通晓和熟

悉的“五事”，其中第一件就是“道”。他解释说：“道者，令

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下畏危。”（《计篇》）

民众与国君意愿一致，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就能

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保证战争赢得胜利。孙武又曾指出“上下同欲者

胜。”（《谋攻篇》）这也是阐明同样的道理：下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君主、

将帅，和衷共济，同仇敌忾，是战争取胜的保证。孙武还告诉将帅，必须爱

护士卒：“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地形篇》）显然，将帅对士卒态度的好坏，决定了士卒在交战中能否出

力拼搏。这对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在谈到晋国六将军谁先灭亡、谁能成功

时，孙武指出：赵氏制田宽，税敛薄。这样。“公家贫，其置士少，主敛臣

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

他把经济上 给民众以好处从而获得民众的拥护，作为国家强固、政权归属、

兼并成功的关键。

这里孙武已经朦胧地看到，人民群众在战争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有着不

可小视的力量。孙武的历史观在看待帝王将相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

个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剥削阶级的偏见，使他过分夸大明君贤将

的作用和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历史的经验和战争的实践，又使他认识

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在矛盾着的这两方面中，应该说，前者是其主要方

面。在孙子那里，明百贤将是历史的主宰，而人民群众则处于被利用的地位。

（三）处理问题有时绝对化

辩证法要求，观察问题考虑到多方面的联系和各种各样的可能，避免片

面性和绝对化。孙武的辩证法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能自觉地贯彻始

终，因而在论述某些问题时，又表现出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例一，在速和久的问题上，孙武强调速胜，反对持久。他说：“其用战

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

贵（速）胜，不贵久。”（《作战篇》）战争中贵速胜，还是贵持久，要看

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去攻击一个弱小的国家，那当然是贵速

胜；但是，如果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去对付一个小而强的国家，这就无法速胜

而只能采取持久战的方针。更确切地说，应该在战役上取速胜，而在战略上

取持久。只有积小胜为大胜，坚持长期作战，才能制胜强敌。孙武认为：“夫

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实在是片面之见。

例二，用单纯的数量来判断战争的胜负。孙武说：”兵法：一曰度，二

曰量，三曰数，四日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

胜。”（《形篇》）军队的数量，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条件。决定战争

胜负的，还有其他许多条件，比如士兵的素质、将帅的才能、战术的巧拙、

人心的向背等等。历史上有过大量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因此，简

单地用“数”、“量”来推断胜负的做法，是缺乏辩证的观念的。

例三，作战方法总结得过于机械、绝对。战争中采用何种作战方法，要

根据各方面的具体条件而定。孙武总结的用兵“八戒”，如“归师勿遏，围

师遗阙，穷寇勿迫”（《军争篇》），不问时间、地点、条件、敌我双方的

情况，机械地规定一个死板的公式，这就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在春秋时代，

已经有不少狙击归师、围师不缺。追迫穷寇而取胜的例子。因此，孙武所列

举的这一类“用兵之法”的公式，只能是以偏盖全，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规

律的东西。

上述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弊病，主要是由于当时战争的规模还比较小，时

间也比较短促，武器又甚为原始，作战的方法也不够多样，战争实践还处于

低级阶段限制了孙武的视野；同时，孙武在思想方法上也存在着缺陷，他判

断事物往往喜欢用全称的、必然的形式，在有些场合显得不够全面和细致。

他虽然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但对这一原则并不能贯彻始终。

（四）杂有某些不科学的成分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迷信思想的盛行，在孙武论述军事的著作中，

也杂有一些违反科学的成分和属于迷信思想的东西。例如《孙子·火攻篇》

中谈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对于起火之日，孙武阐述说：”日者，月

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原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把天球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配以七个星座。其具体配置

是：东方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为斗、牛、女、虚、危、室、

壁；西方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为井、鬼、柳、星、张、翼、

轸。上述二十八个星座，即称为“二十八宿”。据古代传说，在这二十八个

星宿中，有司雨之星、司风之星、司战之星等等。如果月亮在司雨之星宿，

那末世界上就多雨；在司风之星宿，世界上就起风；在司战之星宿，则会爆

发战争。孙武所说的“箕、壁、翼、轸”，传说都是司风之星，其中尤以箕

星为最。故风神有“箕伯”之称。张衡《思玄赋》云：“属箕伯以函风矣。”

（《文选》卷十五）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风伯》条曰：“风师者，箕星

也。箕主簸扬，能致风气。”《书·洪范》说：“星有好风，星有好雨。”

《史记·宋世家·集解》引马融曰：“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可见这种说

法流传之深广。但是，箕星等四宿好风，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月在这四

宿就是“风起之日”，更属无稽之谈。

再如，汉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篇论述黄帝伐赤帝、黑帝、白帝，

汤伐桀，武王伐纣，皆用“右阴、顺术、倍（背）冲”的方法取得胜利，“大

灭有之”。接着，便称赞“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孙子所谓“右阴、顺术、

倍（背）冲”，是古代流行的在战争中讲究左右、阴阳、逆顺、向背等所处

方位的迷信思想。这种讲究方位的迷信思想，同样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在战

国时代受到尉缭、韩非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尉缭在分析黄帝所以能百

战百胜的原因时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

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尉缭子·天官》）韩非在阐述战争取胜的条件

时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

莫大焉。”（《韩非子·饰邪》）尉缭把“阴阳向背”与“人事”对立起来，

韩非又把”左右背向”与“龟策鬼神”相提并论，认为”恃之愚莫大焉”，

可见讲究方位上的阴阳、左右、向背，带有神秘的色彩，它与作战应占据有

利地形的战术无夫。孙子把月在“四宿”会起风之类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

以及”右阴、顺术、背冲”会取胜之类的迷信思想，掺进了他的军事学著作，

结果在他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中蒙上一丝神秘主义的阴影。

孙武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朴素的、直观的，且存在着上述一些局限和缺点，

但是由于它与战争这种最活跃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显得相当丰

富、深刻。这里同样闪烁着孙武智慧的火花，凝结着他孜孜探索的思维成果。

他的“不可取于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之而知动静之理”的

从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智者之

虑，必杂于利害”等观察处理问题的辩证方法，不仅在当时的哲学界处于领

先地位，而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是卓有建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