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孙武的政治主张

孙武不仅是一个军事谋略家、哲学思想家，而且在政治上，也发表过一

系列卓有见地的主张。春秋时代，由于兼并战争的频繁和不断扩大，各国领

主贵族为富国强兵的需要，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最著名的如齐国在桓公时

由管仲主持的改革，郑国在简公时由于产主持的改革等。孙武出身于一个高

级的封建领主贵族家庭，在春秋时代滚滚向前的改革浪潮中，孙武是积极站

在改革的一边的。他的祖上陈氏，就实行过一些“厚施”于民的政策，得到

民众的拥护，人民“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在他避难奔吴

以后，又受到吴王阖庐的重用。因此，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就是要振兴封建

领主国家，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政治改革。下面谨就孙武的几个重要主

张作一粗略的剖析。

一、兼并

春秋时代政治上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兼并：不但各诸侯国之间弱肉

强食、大国吞灭小国，进行着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而且各卿大夫之间也在

你争我夺，互相兼并领地，攻伐的战争不时爆发。因此，春秋时的许多思想

家都对兼并战争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孙武认为，对待兼并战争，首先必须持谨慎态度，应当坚持如下的原则：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这就是说，不见利之

所在，不出动军队；不能得胜，就不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进行战争。他

一再告诫各国的君主、将帅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同上）在处理兼并战争的问题时，千万不可感情用事，一定要衡量它的利

弊得失，三思而行。孙武在初见吴王阖庐时，阖庐曾经问道：“好兵”、“戏

兵”应该如何？孙武严肃地回答“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戏也。

君王以好与戏问之，外臣不敢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吴王》）

他开导吴王，用兵，只是由于它对国家有利，不能因喜欢（“好”）而从事；

用兵、必须考虑周密，决不能当作儿戏。可知，谨慎地对待兼并战争，是孙

武对各国君主的一贯要求。

孙子主张慎战，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首先，战争耗费巨大，会对国家

和人民带来严重影响。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

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

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

间篇》）曹操注曰：“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举，

不事耕稼者七十万家。”古代诸侯国家都比较小，物资匣乏，人橱不多，要

进行一场战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必须全国总动员。战争的结果，往往

是人员伤亡，“百姓罢敝”（《汉书·刑法志》），农事荒废，国力空虚。

正如时人所指出的：“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碑；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

（《管子·参患》）战争对国家物资蓄积的耗费；对人民财产的损伤，于此

可见。

更有甚者，在当时兼并活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战争还可能给国家带来

覆灭的后果。孙子在其兵法著作的一开头就郑重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下可不察也。”（《计篇》）随后，他又向各国统治

者敲起了警钟：“怒可以复喜，温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

复生。”（《火攻篇》）春秋时代困轻率地进行战争而亡国的事，是屡见不

鲜的。公元前622 年，六国因“叛楚”，“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左

传·文公五年》）。公元前611 年，“庸人率群蛮以叛楚”。楚师伐庸，故

意装出怯弱的样子，“七遇皆北”。庸人因此骄做起来，认为楚不足与战，

“遂不设备”。楚人于是“分为二队”，大举进攻，“遂灭庸”（《左传·文

公十六年》）。公元前574 年，舒庸人因为楚师在鄢陵被晋击败，就叛楚而

亲吴，给吴国“围巢伐驾”当向导，“遂恃吴而下设备”。楚人见舒庸在战

争中帮助吴国，就派“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左传·成公十七年》）。

上述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说明，玩忽战争，不谨慎对待，就有被兼并的危险。

孙武的告诫，是以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依据的。

对于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来说，兼并战争固然是有危险的，但若获胜，

又可取得巨大的利益，它可以侵占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财物，把别国的

人民归并到自己的统治之下。正像孙武所说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军争篇》）发动兼并战争，除了有“危”的一面外，还有“利”的一面。

因此，孙武一方面主张慎战，不可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有利可

得的掠夺性的兼并战争。他制定出了这样一些作战原则：“侵掠如火”；”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同上）这就是说，侵掠别国要像烈火

燎原一样，来势凶猛，给以毁灭性的破坏；掠夺敌国乡里的财物，要分兵数

路，这样就能搜括殆尽；占领了敌国的领土，要分兵把守在有利的地形，以

防敌国的反攻。总之，在战争中要权衡敌我形势。相机而动，尽量多掠夺财

物，多开拓土地，取得最大的利益。

孙武还宣扬，要在兼并战争中当“霸王”。他说：“夫霸王之兵，伐大

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

下之权，信（伸）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九地篇》）

孙武颂扬的“霸王”，依靠其军事的优势，“伸己之私，威加于敌”，拔人

之城，毁人之国，号今天下，所向披靡。当年吴王阖庐及其子夫差，西破强

楚，南服越人，北败齐于艾陵，并远征至黄池与晋争长。其在兼并战争中气

焰之嚣张，正是孙武所描绘的“霸王”的架势。

当孙武想到“军争为危”的时候，他在兼并战争中是“慎”字当头，大

敲“警”钟，主张一定要加强战备，三思而行；但当孙武想到“军争为利”

的时候，他就“掠”字当头，为了“伸”一己的“私”欲，拔城扩地，大肆

兼并，争当天下的“霸王”。孙武对待兼并战争的两个态度、两种主张，前

后判若两人，看来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这样的态度和主张，正反映了

孙武所代表的封建领主统治集团，他们既害怕在战争中被别人兼并，又汲汲

于想兼并别人的矛盾心理。

孙子对于兼并战争的态度，与同时代的孔子比较起来，

他们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据《论语·述而》载：“子之

所慎：齐（斋）、战、疾。”这说明孔子对待战争十分谨慎，就像对待祭祀

时的斋戒和身上的疾病一样。这当然是因为，战争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带来

灾难，被别国所兼并。在子贡问“政”时，孔子提出要“足食、足兵”（《论

语·颜渊》），这同样是为了备战，防御敌国在兼并战争中的突然袭击。有

一次，子路问道：‘’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答：“暴虎冯河，死而无

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孔

子反对在战争中徒手拼搏（“暴虎”）、无舟渡河（“冯河”）、莽撞蛮干、

“死而无悔”的亡命之徒，而愿与“临事而惧”、小心谨慎、善用计谋而能

成事者同道。孔子这种慎战、备战，在战争中应好谋深算的主张，与孙子是

极为相似的。但是孔子强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他反对诸侯间的互相攻伐兼并，

认为这是“无道”的表现。他要求各诸侯国“足食、足兵”，只是为了听从

天子的调遣。制止诸侯和卿大夫间的兼并战争，巩固各国的领主政权，抵御

少数族对华夏族的侵扰，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决不是要去兼并别国。这与孙

武支持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主张“合于利而动”、”拔城国”，使某些诸

侯国军成为“霸王之兵”，又是大相径庭的。

与孙子同时代的老子，也主张对于兼并战争应当谨慎。他说：“用兵有

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故抗兵

相加，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所谓“哀”，即沉着持重，不轻

举妄动。老子亦强调，在战争中要施用奇计，以谋取胜利。他说：“以正治

国，以奇用兵。”“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

必固与之。”（《老子》五十七、三十六章）这与孙武“以正合，以奇胜”；

“利而诱之，卑而骄之”的主张，也十分接近。但是，老子的“以奇用兵”，

在兼并战争中对敌国“弱之”、“废之”、”夺之”的策略，是在受到侵略。

不得已时才采取的。他的真正态度是，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以强凌弱。他说：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以道佐人主者，不

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一、三十章）他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八十章）老子向往的是一个小国林立、互不干扰、废弃兵革、没

有兼并的世界。这与孙子主张的“侵掠如火”、“廓地分利”，汲汲于要兼

并别国、争当“霸王”的思想，又是针锋相对的。

显然，孙子与孔子、老子面对当时日益扩大的兼并战争，他们都在为领

主统治集团出谋划策。不过，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维持西周

盛时天子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听从天子那样的政治局面；老子更反对一切

战争，主张“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春秋时代战争日益频

繁并不断扩大的趋势来看，孔子和老子制止兼并的主张，只是一种空想，是

行不通的。孙子则主张因势利导，认为各国领主贵族集团可以通过兼并战争，

优胜劣汰，腐败者在战争中被“”，强大者成为“霸王”，从而号今天下，

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孙子支持兼并的主张，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破坏，但它是

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

二、修道

壮大军事力量，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从而兼并别国的土地，成为诸侯国

中的霸王，这是孙武给当时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指出的一条发达之路。要

实现上述目标，孙武认为必须“修道”。他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故能力胜败之政。”（《形篇》）这里的“政”，现代各家注释均训为“主”

（主宰，决定），甚是。显然，孙武把“修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条

件。孙武还一再强调：判断战争双方的胜负，要“经之以五事”，其中第一

件就是“道”；要“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其中第一项就是“主孰有道”（《计

篇》）。可见“修道”，是各国领主贵族统治集团要在战争中取胜而必须做

的头等大事。

什么是“道”？春秋末年的许多思想家如老子、孔子等，他们各有各的

解释。孙子对“道”也自有他赋予的特殊含义。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

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同上）明代军事家戚继

光对孙子这段言论，有较好的见解。他阐述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令’字即修道之谓教，‘意’字指好恶而言，好

恶同即因民之所好而好之，因民之所恶而恶之之意，苟在上者能同民之好恶

矣，而我之所好恶，民岂有不同！..孰谓孙子尽用权谋术数，观此谓非知

道之言，可乎？”他接着又说：“‘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此乃效验，即盂子所谓‘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者，是也。”（《止止

堂集·愚愚稿上》）显然，在孙武看来，上层统治者对人民修道而教，观察

人民的好恶，好者从之，恶者去之，则人民便会与上同心同德，生死与共。

这样，就能形成一股巨大的物质力量，任何坚甲利兵都将抵挡不住，它是战

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在分析战争胜利的条件时，孙子又指出：“上下同

欲者胜。”（《谋攻篇》）所谓“上下同欲”，亦即“令民与上同意”，也

就是“有道”的表现。孙子在论述军队官兵关系时还说：“令素行以教其民，

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

军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地形篇》）这里的“令素行”、“与众相得”、“视卒如婴儿”、“视

卒如爱子”，按照孙武的理解，应该都是“修道”的具体说明。

由上述可见，孙武所谓“修道”，从广义来讲，就是国君实行开明的政

治，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淮南子·兵略训》中有一段话，可以用来

阐发孙子“修道”的实质。它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

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

此必胜之本也。”“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

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战国时代的商轶、荀卿等人，也

深深懂得政治的好坏对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强弱有直接的关系。商鞅说：“凡

战法必本于政胜，（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兵

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

王。”（《商君书·战法》）荀卿曰：“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

弱之常也”；“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

者强，民不齐者弱。”（《荀子·议兵》）显然，商鞅关于“政胜”则“民

服而听上”，荀卿关于“下可用”、“政令信”、“民齐”则强，《淮南子》

关于”政胜其民，下附其上”的论断，都是孙武“修道”思想的发挥，与“修

道”的精神实质是息息相通的。

从狭义来讲，孙武的“修道”，就是长官关心、爱护士兵，用“仁义”

去笼络人，以达到军队内部的和谐一致。《孙子·计篇》杜佑、杜牧注曰“道

者，仁义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这样来解释孙子的“修道”，

也是符合他的思想体系的。孙武自己就常常讲到“仁义”。如他说：“将者，

智、信、仁、勇、严也。”所谓“仁”就是有爱护部下之心，它是将帅应具

备的重要品质之一。将帅有仁爱之心，它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汉王符阐释

说：“仁以附众，..附众则思力战。”（《潜夫论·劝将》）孙子还主张

用仁义的手段去对待间谍，强调“非仁义不能使间”（《用间篇》）。这里

的“仁”，是指用优厚的爵禄、金钱进行赏赐；“义”，是以真诚相待，激

发其气节。孙子认为，那些“爱爵禄百金”不肯赏给间谍，而又“不知敌之

情者”，是“不仁之至也”（同上）。所谓“不仁”，显然是没有爱国爱民

爱士卒之心。正因为孙武常主张以仁义治军用兵，故唐人杜牧指出：“武之

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樊川文集·注孙子序》）明人王世贞

论道：“武称雄于言兵，其书自《始计》至《用间》，率多权谲叵测，辅之

以仁。”（《孙子评释序》）清人孙星衍也说“（孙子书）本之仁义，佐以

权谋。”（《孙子十家注序》）可知，用“仁义”对待民众，“令民与上同

意”，确是孙武“修道”的主要内容。

孙武主张以仁义“修道”，与当时一些思想家甚有相似之处。和孙子同

时代的孔子是最热心于用“仁”去“爱人”的宣传

的。他认为治理“千乘之国”，应当“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他教

育子弟要“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他的学生问“仁”的含义，孔子直

截了当地回答：“爱人”；他经常告诫人

们：“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以上见《论语》的《学而》、《颜

渊》、《尧曰》各篇）孔子从政治的角度谈“仁”，提倡“爱人”而

“得众”；孙子从军事的角度谈“仁”，要求“视卒如爱子”而“与众

相得”，其实质是一样的。时代比孙武稍后的吴起，曾提

出”亲万民”和”修四德”的主张。他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

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

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说：“圣人（对民）绥之以

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吴子·图国》）这些议论，

与孙武提倡的“令素行以教其民”、“仁以附众”，君主要“有道”、

用兵者须“修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战国中期的孟子，认为“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主张用“仁义”的手段去

达到“人和”，从而成为“得道者”，使“天下顺之”，这更是孙武以

仁义“修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武用仁义“修道”主张的提出，是有其特定的背景

的。春秋后期，由于各国领主统治集团对人民

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鲁国在公元前552 年，其

境内已称“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孔子

曾亲自访问过泰山脚下一民妇的悲惨遭遇，指出“苛政猛于虎”（《礼

记·檀弓下》）。晋国在此时，也“寇盗充斥”，“盗贼公行”（《左传·襄

公三十一年》）。郑国在公元前522 年，发生了农民暴动，史称“郑国多盗，

取（聚）人于苻之泽”（《左传.昭公二十年》）。南方的楚国，更是“四境

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国语·楚语下》）。当时各国人

民困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纷纷出逃至野外山林川泽，有的已经组织

起来，与统治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这就必然会削弱领主统治集团

的力量，使其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很明显，孙武在当时提出“修道”的主张，就是要领主统治集团改善政

治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以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与上同意”，取

得人民的拥戴和支持，稳固封建领主政权，使全国“上下同欲”，从而成为

兼并战争中的强者。孙子这个“修道”主张，虽然其真实目的，是要人民为

领主统治集团的兼并战争拼死出力，所谓“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

畏危”，有其欺骗性的一面；但它毕竟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促进生产

力的发展，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免遭别国的蹂躏，从客观上讲，是有其相

当积极进步的意义的。

三、保法

孙武另一个与“修道”并列的政治主张是“保法”。《孙子.形篇》指出：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所谓“修道”是要修明政治，宽以待众，使全

国上下同心同德；所谓“保法”则是要健全和加强法制，以保证官吏的情廉

和军队的建设。二者对于国治兵强，应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综观孙

武关于“保法”的主张，它的含义约有如下三层：第一，在军事、政治、经

济等各个方面要有完善的制度。《孙子·计篇》解释“法”的含义说：“法

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里的“曲制”，是指部队中的各种军事制度，

如组织编制、操练顺序、旗帜分布、进退号令等等。曹操注：“曲制者，部

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即是列举军队中各种制度的要点。“官道”，是

指各级官吏的职责区分、统辖关系、管理范围、职务升降等各种制度。官吏

制度的健全和严密，必然会使政府部门和军队内部秩序井然，提高政府的办

事效率和军队的战斗力。“主用”，是指掌握军需物资（如粮草、武器、车

辆、马匹、衣服、旗鼓之类）和军事费用等方面的制度。军需物资的管理和

发放，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细致的工作；军事费用的筹集和开支，更是与国家

的财政制度密切有关的。把“曲制、官道、主用”几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孙

武“保法”的主张，显然是要在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全面建立健全的制

度。

第二，用严明的赏罚去保证法令的施行。《孙子·作战篇》指出：“取

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他认为，对土卒“赏”

以财货，能使其听从命令，奋勇作战，保证“取敌之利”。在《行军篇》中，

他又强调“罚”的重要，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

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认为，为严肃军纪，对士卒施用惩罚的手

段，“齐之以武”，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保证在战争中“必取”敌人。

孙子还主张，赏罚的施行不可拘泥于已公布的法令。他说：“施无法之赏，

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将帅如果能随时随

地施用赏罚，传达号令，而不拘泥于已成文的法律，那末三军之众就会服从

指挥，动作整齐，像一个人一样。显然，赏司严明，立功者受奖，违纪者受

惩，是孙武“保法”主张的重要内容。

第三，废止贵族特权，在施行赏罚过程中一视同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

子兵法·见吴王》）一文中，记述孙武在吴王面前训练宫女，宫女戏笑而不

听指挥，孙子乃引“兵法”曰：“弗令弗闻，君将之罪也；已令已申，卒长

之罪也。”又引“兵法”曰：“赏善始贱，罚（恶始贵）..。”据《史记·孙

子传》，孙武接着”遂斩队长二人”，队长即吴王之爱姬。从上述孙子所引

的兵法和孙子的行动来看，他不但强调法令严明，令行禁止，而且主张贵者

加“君将”也可以有“罪”，赏罚应该没有贵贱等级之分。为了矫枉过正，

改变过去“赏贵罚贱”的积习，孙武一反常规，提出了“赏善始贱，罚恶始

贵”的倡议。这里所谓“兵法”，在春秋末年的其他文献中还不见记载，可

能它就是孙武自己的著作。孙武这种废止等级特权，在军事、政治上进行改

革的主张，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

从历史上看，孙武“保法”的主张，是春秋时代诸侯各国进行法制建设

的总结。由于春秋时期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动，西周以来的土地王有制和宗

法等级统治秩序发生动摇，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各国纷纷制订和更修法

律。齐国在春秋初年的桓公时期，管仲就“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制订各种法令制度。晋国在唐叔

始封时就立有“所受法度”；到晋文公时“为被庐之法”（《左传·昭公二

十九年》）；晋襄公时，赵宣子执政，又制订”常法”（《左传·文公六年》）；

晋悼公即位，复“修士（晋献公司空）之法”，“修范武子（晋成公太傅）

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至晋平公时，晋国又“铸刑鼎”，把“范

宣子所为刑书”公布于众。由于晋国能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修

订和更新法律，故晋国在春秋时期的实力最为强大，称霸的时间最长。楚国

当时也先后制订有禄田收授法、捕捉逃犯法、军事奖惩法等多种法律制区。①

据说楚昭王在吴国攻入郢都时出逃，返郢后“五官失法，百姓昏乱”。有人

献楚国旧制《鸡次之典》，于是“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战国策·楚

一》）。足见法律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春秋时期常常可以听到这

样的议论：“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国语·晋语九》）晋文公的大

臣狐偃更主张；刑罚应“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法律成了打击特权、

扶正法邪的武器。其时晋文公的劈爱者颠颉不守军纪，执法吏即“斩颠颉之

脊”，“以明法之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孙武主张“保法”，

就是要各国统治者坚持严格执行法律的传统，以法治军、治国，力求政治秩

序的安定和国家的强盛。

战国时期，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进一步强调法制的严肃性，主张

取消贵族特权，在法律面前应一视同仁。商鞅提出“壹刑”，也就是“刑无

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聚集在齐国稷下

学宫中讲学的法家一派，也竭力宣传一切要按法律办事。如他们说；“论功

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管子·七法》）战国时代的法家

如此强调严格执法，不得因贵贱亲疏而有所挠曲，应该说，孙子“保法”的

主张，“赏善始贱。罚恶始贵”的倡议，对于上述这些法家思想的发展，是

开了其先河的。

总之，孙武的“保法”主张，内容相当丰富，含义十分深刻。在春秋战

国的大变动时期，孙武力主加强法制建设，严格赏罚制度，罚不避贵，赏不

遗贱。他坚决站在改革的一边，推动政治制度的进步和军队建设的完善。他

的“保法”思想，在春秋战国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反映了当时以法治军

治国的普遍要求。

① 参见杨善群《春秋时代诸侯各国的法制建设》，《学术月刊》1988 年第5 期。

四、富民

领主统治的诸侯国家和下属的卿大夫若要强盛起来，不被别的诸侯国或

卿大夫所兼并，孙武认为，除了“修道”、“保法”而外.在经济上还要实行

“富民”的政策。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是记述孙武回答吴王

阖庐的询问，晋国的”六将军”（六卿）谁先灭亡、谁能成事的。这里集中

地表达了孙武关于如何富民的思想。概括起来，约有以下三点：

（1）田宽。原来在西周初年，周公制订“分地薄敛”（《逸周书·大聚》）

的政策，每家农户部分有“百亩”的“私田”作为份地。同时各家必须派出

劳力到领主的“公田”上去服役。到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实行“相地而衰

征”（《国语·齐语》）的税制，鲁国在公元前594 年“初税亩”（《左传·宣

公十五年》）。与此同时，各国都先后实行了由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的转变。

由于春秋时期农具质量和生产技术的提高，每家农户所授予的“百亩”私田，

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于是，谋求改革的各诸侯国和卿大夫，都

纷纷扩大给农户授地的亩制。原先的周制是“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周

礼·地官·小司徒》郑注引《司马法》）。到春秋后期，晋国六卿中的范、

中行氏，改“以百六十步为亩”；韩、魏制田，更“以二百步为亩”；赵氏

扩展最多，“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把原来的亩制扩大了1.4 倍。据孙武的

分析，范、中行、韩、魏诸家，制田都还嫌“狭”；赵氏的亩制较宽，按这

样的亩制给农户授田，就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农民富裕起

来。

（2）税轻。春秋后期各国领主统治集团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将劳役地租

的“藉”制改变为实物地租的“税”制后，由于领主剥削阶级的贪得无厌，

税率不断提高。当时各国普遍都由十分税一的“彻”法增加到十分税二。如

鲁国在“初税亩”后，即实行十分抽二的税制。孔子的学生有若曾向鲁哀公

建议降低税率，改行“彻”法。鲁哀公却回答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

其彻也？”（《论语·颜渊》）看来鲁哀公不但不肯把税率降下来，而且还

有增税的念头。据汉简《孙子兵法·吴问》的记载，当时晋六卿中的范、中

行、智、韩、魏五家，对于授田农户的剥削，也都“伍税之”，亦即伍分抽

一，十分抽二。与鲁哀公对农户的税率相同。这样的税率，从当时生产力发

展的水平来说，对农户的剥削是相当重的。故有若认为，实行“彻”法可使

“百姓足”，而实行十分抽二或更高的税制则会使“百姓不足”。孙武也认

为，范、中行等五家实行“伍税之”是使“公家富”而人民贫困。这样，“公

家”（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必然加深矛盾，人民不可能赤胆忠心为捍卫自己

的国家而战斗。赵氏与五家相反，对授予农民的田亩“无税”，连十分抽一

的“彻”税也免除，只征收一些为加强战备的军赋。如此。人民的负担大大

减轻，“公家贫”而人民“富”，民众就会力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踊跃参战，

国家也会因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强盛起来。

（3）士少。汉筒《吴问》篇记述孙武对晋六卿情况的分析，认为范、中

行、智、韩、魏诸家，皆“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因而都

先后要被灭亡；只有赵氏，”其置士少，主佥（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

固国，晋国归焉”。这里的“士”，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指军队的士卒、将

官，二是指管理人民的士大夫官吏。在孙武看来，军队和官吏是加在人民头

上的沉重负担。军队和官吏越多，所需的费用越大，人民的负担就越重。而

且官吏一多，政治容易腐败，他们之间互相攀比，形成“主骄臣奢”的局面。

这样，必然会对人民加紧敲诈勒索。使国内的矛盾激化。而且军队一多，又

往往喜好打仗，穷兵黩武，“冀功数战”，常会受到诸侯各国的联合反击，

导致战争失败而自取灭亡。赵国正与此相反，军队不多，官吏精简，“主敛

臣收”，民众富裕，人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斗志高昂，

因而国防巩固，国力强盛。按照孙武的分析，晋国将由赵来统一。

在汉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一文中，孙武还叙述黄帝征伐东、南、

西、北“四帝”时，都“□年休民、□（艺）谷、

赦罪”。这里所强调的“休民、艺谷、赦罪”，同样表示对人

民要宽厚，要使人民安居乐业。所谓“休民”，就是要使人民得到充分

的休息，不能滥用民力，连年征战；统治者部署作

战计划时，必须有节制和间歇。“艺谷”是告诉人们：战争不

要忘了生产；只有广种谷物，前线的士兵才能有足够的粮食，后方的秩

序才能稳固。“赦罪”是要在战争中减免刑罚：对人民刑罚太重必然会失去

民心；赦罪免刑可以使人民感恩戴德，激发其征战杀敌的勇气。“休民、艺

谷、赦罪”，和上述“田宽、税轻、士少”，都是要发展生产，减轻对人民

的剥削压迫。人民的生活安定，物质富裕，自然就会拥戴统治者，出死力为

本国作战。孙武认为。黄帝的这种做法，是“得天之道，..民之请（情）”，

所以能够“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黄帝以“休民、艺谷、

赦罪”的政治方针统一天下，赵氏也可以用“田宽、税轻、士少”的富民措

施来统一晋国，其道理是一样的。

吴王阖庐在听了孙武对于晋国六卿情况的分析后，曾感慨地说：“王者

之道，□□厚爱其民者也。”（汉简《孙子兵法

·吴问》）阖庐所总结的”王者之道”必须“厚爱其民”，确实概括了

孙武在当时条件下应该如何对待民众的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与孔子所提

倡的对庶民要“富之”、“教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宽则得

众，信则民任”（《论语·子路、学而、尧曰》）；“使民富且寿”（《论

苑·政理》）等等，是十分接近的。

孙武提出“田宽、税轻、士少”，“休民、艺谷、赦罪”等一系列“富

民”、“爱民”的政治主张，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一定的斗争环境而

发的。春秋后期，在晋、齐、鲁等一些诸侯国中，下属卿大夫如晋的六卿、

齐的田（陈）氏、鲁的“三桓”，其势力逐渐壮大，并有夺取国家政权、取

代诸侯国君之势。这些卿大夫在斗争中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施惠于

民，使人民都来归附，从而壮大自己，削弱和孤立对手。鲁国的季氏数代对

人民施舍，他的剥削较公室为轻，穷民都到他家取食糊口，甘愿做他家的徒

属和卫士。因而季氏人多势众，在和公室的政治斗争中每每取得胜利。有人

就指出：“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季氏甚得其

民，..有天之赞，有民之助。”（《左传·昭公二十五、二十七年》）季

氏依靠着减轻剥削、施舍粮食，取得人民的归附和支助而控制了鲁国的政权。

齐国的田（陈）氏更用大量贷

出、小量收进的办法来争取民众，而当时的国君齐景公却“征敛无度”，

刑罚苛重。景公的大臣晏婴谏诤说：“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若君欲夺之，则..缓其刑罚，振贫穷而

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

民将归君。”（《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但是齐景公并没有接受晏婴

的忠告，惠民措施很不得力。于是，田氏在齐国的势力越来越大，齐国的政

权将归田氏所有，遂成定局。晋国的公

室也奢侈腐化，对人民残酷剥削。史称晋国的“庶民罢敝，

而宫室滋侈；道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

（《左传·昭公三年》）。相比之下，晋国的六卿对人民的剥削相对减

轻，因而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领地不断扩大，晋国

的政权逐渐为六卿所控制。

从上述各诸侯国中公室和卿大夫的斗争情况可知，谁能

“爱民”、“富民”，人民就归附于他，他的势力就会壮大，从

而在争夺政权的角逐中取得胜利。孙武主张“爱民”、“富民”，

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政治措施，由一些进步的卿大夫来重新

统一鲁、齐、晋等国，结束公室和卿大夫之间长期纷争的混

乱状态，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在汉简《孙子兵法·吴问》

篇中，孙武预测晋六卿纷争的结局，范、中行氏”先亡”，智

氏为次，韩、魏又次，而赵氏由于“爱民”、“富民”，“晋国归焉”。

后来的历史事实，与孙武的预测并不完全一致。范、中行、智氏的先亡，孙

武是预见到的。韩、魏、赵三家由于势均力敌，再也无法兼并下去，晋国卿

大夫的纷争只得以三家瓜分晋国领土而告终。虽然如此，孙武能以政治措施

的是否“爱民”、“富民”，大致预测各家卿大夫在兼并战争中的命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