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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评传》作者：杨善群【完结】 >
孙子评传.txt
今存《司马法》虽然只有五篇，总共下到3000 字，但其中已经总结了相
当丰富的军事理论，表明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同时也阐发了一些朴素的哲学
观点。这些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司马穰苴的思想。它在中国军事、
政治、哲学思想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应
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总结战争经验的军事理论
《司马法》中论述战争规律和军事理论，大多是一些零星的片断。其中，
有的是追论古代的，有的是总结当代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它已构成一
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的地方辽讲得相当精彩，是弥足珍贵的。
（一〕将官统享军队的要领
司马穰苴对于将官如何统率军队，有一套相当成功的经验。这套经验是
从古代和当代时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大致有以下四个要点：
（1）将帅应具的五种品质。在研究古代和当代军事实践的过程中，司马
穰苴认为，将帅带兵作战、应当具有仁、义。智、勇、信这样五种品质。有
了这五种品质，就能在作战时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他说：“仁见亲，义
见说（悦），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仁本》）《群书治要》卷三
十三引此文有注什”将有五村，则民亲、悦、恃、方而信之也。”这里的意
思很清楚：将官仁爱，士兵就亲近他；将官讲道义，士兵就喜欢他；将官有
智谋，士兵就依赖他；将官勇敢，士兵就向往他；将”宫讲信用，士兵就相
信他。倘若如此，将帅得到士兵的衷心拥护，就能形成巨大的战斗力量。谈
到将帅须具的五种品质，司马穰苴又说：“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
以勇斗，以信专。”（《严位》）他强调，将帅对于人民（士兵），应以仁
救其难，以义激其战，以智决其疑，以勇使其斗，以信专其心。故将帅“心
中仁，行中义，堪物智（堪理万物之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如此
对待人民，就能“说（悦）其心，效其力”（同）。司马穰苴关于将帅应具
仁义智勇信五种品质的阐解，是古代军事理论中这一方面议论的滥筋。它启
迪了孙武“将青，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和孙膑关于将帅
应具“义”、”仁”、“德”、“信”、“智”（《孙膜乓法·将义》）等
五种品质的论述。虽然司马穰苴与二孙子对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大同小异，但
其开创发之功，是应该记在穰苴的名下的。
（2）将与卒的服从关系。在军队中，上级对下级要能指挥自如.而下级
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司马穰苴把全军比作一个人，阐述说：“将军，
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定爵》）这里的”卒”，是百人的队
伍，泛指军队的中层组织；“伍”是五人的小队，泛指军队的基层组织。《周
礼·小司徒》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
卒。”将军对”卒”，要像身体之使四肢；对“伍”，要像肢体之使指头一
样。他认为，在军队中将宫要“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同
上）.即要随心所欲地驾驭军队而没有阻隔。他又指出：”凡胜，三军一人胜。”
（《严位》）这里的意思很明显，全军组织得停一个人，就能发挥最大的战
斗力，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否则，是难以应付战争的。司马穰苴告诫说：”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厌（厌令）、慑（慑敌）、枝（分散）、柱（胶
柱）、诎（屈抑）、烦（烦扰）、肆（放肆）、崩（崩溃）、缓（迟缓），
是谓战患。”（《定爵》）显然，军队中官兵不和，指挥不灵，肯定要吃败
仗。
（3）将官的表率作用。将帅要士兵服从，不能一味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而更重要的，是将帅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下级官兵。司马穰苴一再强调；
“凡战，敬则谦，率则服，上烦轻，上暇重”；“上同无获，上专多死，上
生多疑，上死不胜”。（《严位》）这就是说，将官恭敬谨慎，则战事常能
顺心如意；将官正身率下，则士兵就能心悦诚服。将官烦恼急躁，则兵势轻
弱；将官闲暇冷静，则兵势坚重。将官智与众同，则战事无功；将官专制独
断，则战事常遭惨败而多死亡。将官抱必生之心，则计不能决而多疑虑：将
官抱必死之心，则是无谋的蛮于，因而下能取胜。可见，将官的一举一动，
一育一行，对士兵的影响极大，对战局至关重要。司马穰苴对将官在军队中
的行动，还告诫道：“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
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同上）这就是说，战胜则与下级官兵分旱
成果，战不胜则引咎自责：复战则带头发誓，并居于军队前列，但下要再采
用先前的失败之术，而必须总结经验，另谋新的策略。将帅这样谦虚谨慎。
身先士卒，就能在军队中形成良好的风气，使广大官兵心情舒畅，奋力作战。
司马穰苴这一套重视将官表率作用的理论，不但反复阐述，而且身自行之。
晏婴在向齐景公荐举穰苴时，说他”文能附众”，这一定是有事实根据的。
在却燕晋之师的过程中，他“身与上卒平分粮食”，对于士卒的营舍、饮食、
疾病，他”身自柑循之”（《史记》本传）。由于将军这样的表率作用，才
使他带领的军队人人争奋，取得出色的战果。
（4）严军法，重赏罚。为使军队形成良好的风气，服从上级的命令，一
定要制订严格的军法，进行从重从快的赏罚。司马穰苴指出：“凡战胜，则
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严位》）“赏不逾时，欲民速得力
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天子之义》）显然，
从重从快的赏罚，能鼓舞士气，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消除不守纪律的
歪风邪气。司马穰苴认为，这样做并能”约法省罚”.因为“小罪乃杀，小罪
胜，大罪因”（《定爵》）。他的意思是，犯了小罪就斩杀，人人惧怕小的
罪过而不敢触犯，大罪因而也就无从滋生了。这与战国时法家主张的“以刑
去刑”（《商君书·去强》），其思路是一样的。当然，”小罪乃杀”也是
有缺点的。明人方初奄说：“小罪则杀，是稷直之惨刻处。”（《诸子汇函·司
马子》引）它会造成军队内的恐怖情绪。因此，使用时必须谨慎。司马穰苴
还认为，军中执法，必须一视同仁，不能专断滥施。他强调：“凡军，使法
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日法。”（《定爵》）其意是说，将军从一己之私出发，
只对下级用法惩治，这只能叫做”专”制；将军与下级共同畏法，违反军法
者都要制裁，这才是真正的“法”治。对于将军带兵要严格执行军法这一点，
司马穰苴也身体力行。他在初当将军，率军出征晋燕时，处决”期而后至”
的监军庄贾，就是他实践自己理论的有力例证。
（二）战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司马穰苴认为，战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今
存《司马法》论述战前的准备工作，大致有如下几项：
（1）定爵位，申教令。司马穰苴指出：“凡战，定爵位。著功罪，..
申教令。”（《定爵》）所谓“定爵位”.是明确各级军官的高低和职责，使
军队统辖有序，在战争中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著功罪”，是表彰军队各
部过去的功劳和警戒过去的罪过，使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申教令”，是
对部下加强教育，使其听从命令。司马穰苴认为：“教惟豫（预）”（同上），
即教育必须在战争前预先进行，让士兵长期受到遵守纪律和军人道德的教
育。他进一步强调：“凡战之道，教，约人轻死；道（导），约人死正。”
（《严位》）这就是说，战前的教育进行得好，可以使士兵勇敢杀敌，视死
如归；战前的引导工作进行得好，可以使士兵为正义而战，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
（2）完善天、财、众、地、兵诸条件，司马穰苴申述：“顺天、阜财、
悸众、利地、右兵，是为五虑。”（《定爵》）他强调，战前要考虑完善“天”、
“财”、“众”、“地”、“兵”五种条件。对于如何处理好这“五虑”，
他进一步解释说“顺天”，就要“奉时”，即选择最合适的天时出击：“阜
财”，最便捷的方法是“因敌”，即夺取敌人的财富变为自己的财富，这与
孙武“因粮于敌”的主张相近；“怿众”的办法可以“勉若”，即勉励大家
顺从命令，众心就会悦服；“利地”的最佳选择，是“守隘险阻”，即守住
狭隘、险阻之地。对于如何占据有利地势，司马穰苴并告诫说：“凡战，背
风背高，右高左险”；同时要注意“历沛历记，兼舍环龟”（《用众》），
即遇到沛泽。倾妃之地赶快经过离开，遇到环形。龟裂之地亦应舍弃远走。
所谓“右兵”.就是要重视兵器的配备和坚利。关于兵器的配备，他论述道；
“弓矢御，曼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
皆战则强。”关于兵器的坚利，他又说：“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
“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未获道。”（《严位》）
这里的意思很明显，如果甲兵坚利，轻兵也能担当战斗重任；如果甲丁坚，
兵不利，那是没有摸到战争的门道，即肯定要吃败仗。可见兵器的配备齐全
和坚利与否，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在进行”五虑”时，司马穰苴特别强调：
要“收游上，..讯厥众，求厥技，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
之动。”（《定爵》）这就是说，要集思广益，把分散在各方的游士和下层
民众中的奇计良策都收集起来；详细考虑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如何发挥出
最大的力量；要改变厌战的思想，排除疑难的情绪。充分休养民力，求取巧
妙的战术，因民心之发动而出击敌人。司马穰苴所讲战前的“五虑”，内容
丰富，方法精密，值得细致推究和思考。
（3）预先进行阵地上的演习。司马穰苴阐迷“凡战..人习陈（阵）利，
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人勉及任，是谓乐人。大军以固，多力以烦，
堪物简治，见物卒（碎）应，是谓行豫（预）。轻车轻徒，弓矢固御，是谓
大军。密静多内力，是谓固陈（阵）。因是进退，是谓多力。上暇人教，是
谓烦陈（阵）。然有以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定爵》）
这里所展现的，是战前军队在阵地上进行繁忙演习的场面：人人学习阵战之
利，预先考虑各种物质条件充分地运用它，大家勉力乐于担任在战争中的差
使；“轻车轻徒、弓矢固御”的大军，摆成坚固的阵势，“密静多内力”.
并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进退；将军在上，闲暇从容，人人得到教习，于是摆开
烦多的阵势；各个阵位上的人因物质条件而有其职责，井能辨别各物的性质
而检查掌握它，这样见到事物淬然的变化（如敌人的进攻）就能应付自如。
上述这些措施，司马穰苴称之为“行豫”，即预先进行的演习活动。它的意
义和效果是十分清楚的。
（4）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这是战前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它可以使我军
不盲目行动，作出自己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司马穰苴强调：”凡战，间远，
观迩。”（同上）所谓”间远”，就是使用问谍去侦察远处的敌情；“观迩”，
则是观察近处周围的所有情况。在获得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自
然条件等各种情报后，就可以“因时。因财”.做出各种军事行动的决定；也
可以“称众、因地、因敌令陈（阵）”，即根据兵力众寡。地理条件。敌人
动态来命令我军布什么战阵。了解敌情，还可以使我军充满信心。司马穰苴
指出：“远者视之则不畏。”（《严位》）其意是说，用间谍去巡视敌人远
处的虚实。知道其长处和短处，则心中有数，临阵不惧。司马穰苴对战前“间
远观迩”的重要性的论述，开启了孙武对“用问”的研究，并得出了“知彼
知己，百战不殆”的结论。
（三）战争中应该遵守的原则
根据历史的和当时的战争经验，司马穰苴对于在战争过程中应如何行
动，也总结了许多必须遵守的原则。兹略述四条如下：
（1）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司马穰苴认为，战争进行中是将帅充分发
挥其智慧和才能的时候。将军掌握全军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随着战争和军队
中发生的各种特殊情况灵活进行处置，排除一切其他外来的干扰，才能最有
效地调动自己的军队去打击来犯的敌人。而国君不在战争的前线，不了解军
队新近发生的情况，他的命令往往不切台前线的要求。有碍军队的指挥和调
遣。因此，当穰苴要斩杀违犯军纪的监军庄贾，而景公遣使者持节下令赦免
时，穰苴毅然拒绝道：“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史记》本传）穰苴
这一原则的提出，比孙武在吴宫廷对吴王所说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以及《孙子兵法·九变篇》所论的“君命有
所不受”，要早几十年。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司马穰苴是这一原则的创
导者，而孙武则是继承和发挥了这一原则。在现存的《司马法》中，只有关
于将帅如何指挥军队作战的论述，而没有君主可以干预将帅事务的思想。显
然，司马穰苴在其著述中，也是坚持这一原则的。
（2）位欲严，政欲栗。司马穰苴强调：“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
关于位严，他指出：“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察名实，立进俯，坐进跪，
畏则密，危则坐。..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筹以轻重。
振马噪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严位》）这里，
他制订了“立卒伍、定行列”的措施，又叙述“立进”。”坐进”的姿势和
遇到“畏”、“危”情况的应急办法。他特别指明，要“位逮徒甲，筹以轻
重”，即筹划轻重的配置，把徒卒和甲士的位置都固定好。在《定爵》篇中，
他还申述：“凡阵，行惟疏，战惟密。”这就是说、军队摆开的阵势。行与
行之间要疏一点。以使各种武器能施展得开，下致互相碰撞；而整个战斗队
伍要密一点、以形成集中的攻击力。关于政栗，他主张：“执戮，禁顾噪以
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严
位》）他的意思是，对不听命令、违犯纪律，”顾噪以先之”的士卒要“执
戮”。但是，士卒“若畏太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也可以有个变通的办
法，应”勿戮杀。示以颜色”，给他一条生路，要他按照规矩，反省自己的
职守。必须指出，上述”位欲严、政欲栗”的原则，是针对春秋中期以前战
车和徒卒排列整齐的对阵战而制订的；它对春秋中期以后日益发展的运动
战，以及许多采用诡诈战术而进行的战争，是不甚合适的。（3）谨进止，慎
指挥。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是进攻还是
停止，直接影响到战局的得失成败。有了进攻的机会而停止不进，那会
坐失良机，取不到胜利的成果；形势不允许进攻而盲目冒进，就会遭受挫折，
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情况要求进攻到一定地方就适可而止，如果不停地进攻
到底，就会造成危险，甚至全军覆没。因此，在战争中，进或止都必须十分
谨慎。司马穰苴指出”战谨进止。”并解释道：”凡战，既固，勿重；重进，
勿尽。凡尽危。”（《严位》）他的意思是，军队既然已经强固，就勿持重
不进；用重兵发动进攻，要有一定适度，勿攻到尽头。大凡攻到尽头，逼人
大甚，导致敌人拼死反抗；或者误人敌人设置的陷饼，就会有危险。他又告
诫说：“凡近敌都，必有进路；退，必有返虑。”（《用众》）“战惟节”。
（《定爵》）他强调，进攻时一定要有节制，并有周密的部署；即使攻到敌
都附近，也不能麻痹大意，必须考虑如何进攻的路线以及遇到紧急情况时撤
退的归路。否则，就会陷入绝境而不能自拔。司马穰苴还认为，进攻或停止，
应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情。他说：“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待则循而勿
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用众》）如果敌人等待在那里，则吾
军亦应顺循其意，勿击鼓进兵，以观察敌众的动作；如果敌人来攻，则吾可
屯兵不动而伺其虚实。在战争中指挥军队进止用的鼓特别重要。他申述：“凡
鼓，鼓旌旗，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严位》）
从族旗的移动，车马的进退，徒卒的行止，兵器的使用，以至“首”和“足”
的动作，都要用鼓来指挥。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鼓的指挥需要多么严密和
慎重。
（4）沉着镇静，多谋善断。在战争中特别需要冷静，对于突发的紧急情
况要从容不迫，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解救危难时要多考虑一些途径，一旦作
出决定就不要再犹豫。司马穰苴指出，在战争中“气欲闲，心欲一”（《严
位》）；其具体方法是：”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无忘其众。”（《定
爵》）所谓“心欲一”、“见敌静”，就是要求思想集中，冷静观察；所谓
“气欲闲”、“见乱暇”.就是要求心平气和，遇到军中惊乱。也不慌不忙，
若闲暇以镇定之。他又说：”虑多成，则人服。”“虑既定，心乃强。进退
无疑，见敌无谋。”这里他强调，计谋应该先定，胸有成竹，不要等到见敌
后才想法对付。他井提出，战争中应做到：“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
徒因。是谓战参。”所谓”攻战守”.就是在攻战中知道防守；“进退止”，
就是进退时知道休止。他把这种沉着冷静的作战态度，称为“战参”，即在
战时进行参合全面的考虑。他一再申述：“凡战，智也；斗，勇也；陈（阵），
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他强调在战争中
采用计谋，实行攻守，都要发挥长处，废齐短处；而对敌人则正相反，要暴
露其短处，而使长处得不到发挥。他又告腻”骄骄慑慑。吟旷虞，惧事悔，
是谓毁折。”显然，在战争中骄做、害怕、呻吟、疑虑、恐惧、后悔，都是
要遭到毁折的结果的。他还指出“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
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同上）这里他反复阐述。在战争中要不听小
谋，不争小利，日图成功而行事微妙，正道行不通就专事进行，下级不服则
用法以齐其心，士卒怠情则调动以使其勤，众人疑虑则变置以释其疑，人不
信上则一以贯之，行动不复变更。总之，在战争中要有一套既定的计划和灵
活的措施，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四）几种击敌的战术
在总结历史的和当时的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司马穰苴还提出了许多如何
击敌的战术。这里谨摘出其中六条，分析如下。
（1）观其变，击其疑。司马稷且认为，在战争中必须密切观察敌人的动
静，应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即趁敌人疑惑不定的时候发起攻击。他论述道：
“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
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猝）.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下避。阻
其图，夺其虑，乘其慑。”（《用众》）又说：“方其疑，可师可服。”（《严
位》）这种战术的作用，可在公元前496 年的吴越携李之战中得到生动的说
明。这一年，吴伐越，越王勾践出兵抵御，两军相遇于李（今浙江嘉兴具西
南）。勾践患吴军之整齐，使死士出而擒敌，吴军不动。勾践又使罪人三行。
按剑于颈，讲了一通“不敢逃刑”的话，一个个自到于阵前。吴师看傻了眼，
正在疑惑不解之际，越军乘机杀伐，因而”大败之”（《左传·定公十四年》）。
越王勾践对吴这一战，“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取得
了大胜。
（2）避强静，击劳倦。战争，不能莽撞蛮干去打硬仗，而应该灵活机动，
有所回避，有所选择。司马穰苴阐述论“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
劳倦，避其闲窕（挑）；击其大惧，避其小惧。”（《严位》）所谓“微静”，
是困微弱而安静；“强静”是实力强大，而在静候时机出击。两种“静”表
面上看来一样，实质是迎然不同的。按照两种“静”的情况，对前者可击，
而对后者应避。所谓“闲窕”.是闲暇而在进行挑逗，可见其养精蓄锐，正要
寻找机会发动攻击。这样的敌人也是应当回避的。所谓”大惧”，是惊恐万
状，已经失去战斗力；而“小惧”，正是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故对两种”
惧”的状态，也应一击一避，不同对待之。《孙子兵法》中有许多”避”什
么”击”什么的言论，如“兵之形，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情归”。
这些战术的阐述，很可能是受了司马穰苴著述的启发和影响。
（3）以众击寡，围而阙之。司马穰苴着重研究了用众、用寡和众寡相击
的战术。他说：“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
用寡进退；众以合寡，则远裹而阙之。”（《用众》）这里他认为：寡兵宜
固阵，众兵宜整治；寡者利烦多变化，众者利正面攻击；用众要进止整齐，
用寡要进退疾速。对于以众击寡，他特别强调，不能直接去打，这样敌人容
易逃而避之；也不能四面包围，这样敌人会拼死反抗；而只有从远处慢慢围
裹而阙其一角，这样就可以让敌人在逃跑中把它歼灭。《孙子兵法》在谈论
“用兵之法”时，有“围师遗阙”一条，其战术很可能也是受启发于司马穰
苴的。
（4）追逐逃敌之法。关于追逐逃敌应如何行动，司马穰苴指出：“凡从
奔勿息，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用众》）他认为，追逐逃奔之敌，
勿得休息，应该穷追猛打，下给它喘息之机；但是如果敌人突然在路上停下
来，就要考虑其是否有伏兵。这里所说的“从奔勿息”，与前面谈到的“古
者逐奔不过百步”、“古者逐奔不远”、“逐奔不逾列”，是矛盾的。《司
马法》中论列的两种追逐逃敌的方法，可能前者属于古者《司马兵法》，而
后者是所附的司马穰苴的兵法著述。可见随着战争方式的改变，司马穰苴对
战术的论述也在不断调整。所谓“从奔勿息”，与《孙子兵法》的“穷寇勿
迫”，又有出入。这只能说在追逐逃敌的方法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古
代战争的条件下，他们的战术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5）选精兵，作前锋。司马穰苴论述：“选良次兵，是谓益人之强。”
（《用众》）此种战术要求选拔良材，充当前锋，并依次排列好各种击敌的
兵种，这样就能增益吾人之强，给敌以沉重的打击。孙武主张要“选锋”，
认为“兵无选锋曰北”（《孙子兵法·地形篇》）；孙膑更强调“兵之胜在
于篡（选）卒”，他在马陵之战时命令蒺藜、车、发（大盾）在前，然后“长
兵次之”，“（小矛）次之”，“短兵次之”，“弩次之”（《孙膑兵法·陈
忌问垒》）；吴王阖庐在一次伐楚的战争中，“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
千人以为前阵”（《吕氏春秋·简选》）。这些都是“选良次兵”战术的发
展。
（6）弃负物，决死战。司马穰苴在论到这种战术时说：“弃任节食，是
谓开人之意。”（《用众》）所谓“弃任”，即抛弃随身所带的负任之物，
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之类；所谓”节食”，是节制食物，把剩余的粮食全部处
理。《太平御览》卷二七○引此句时有注曰：“节余粮，战之日，不余食，
示必死战也。”司马穰苴强调，“弃任节食”是为了开导吾人之意，使其奋
力搏击，拼死战斗。这种以断绝士兵的物资供应来激励士兵死战的办法，后
来为许多军事家所采用。孙武提倡，为激励士兵在对敌作战中勇往直前，可
以“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孙子兵法·九地篇》）；孙膑强调，
在与敌人决战时，“令军人人为三日粮，..[所以]断气也。”（《孙膑兵
法·延
气》）在古时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士兵的意向往往起着很大
的作用。因此，“弃任节食”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战术。
由上述可见，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已相当丰富。尽管它的表达方式，
还是一些零星的学习札记和经验总结，陈述
比较简单，但其中包含着不少闪光的东西。例如他论述的将官的表率作
用，预先进行阵地上的演习，沉着冷静、多谋善
断，避强静、击劳倦等等，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是孙武、孙嫔军事谋略的
先导，它孕育了齐国自春秋末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军事家。
战国中期，“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史记》本传），应
该就是把《司马法》中的上述军事理论付之战争实践，产生
了异常积极的效果。可见这些理论在齐国军事上的作用。当
然，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是从剥削阶级的立场出发的，它不
免带有一些局限。如他主张对士卒“小罪乃杀”、“政欲栗”，
采取恐怖手段来治军；在与敌人决战时，要求士兵“弃任节食”，把士
兵抛出去孤注一掷。这些都是应当加以鉴别的。
二、坚持领主制的政治主张
《司马法》中涉及政治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前面《仁本》和
《天子之义》两篇。其中一部分是论述古代的政治制度，即西周领主制
的状况的；还有一部分是司马穰苴的“申明”，是他
对领主制以及其他政治主张的阐述。上述两部分政治内容，前者应该是
齐威王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时所论及的，
而后者是司马穰苴政治思想的直接表露。兹对这些政治思想，分为几个
要点来加以评述。
（一）巩固宗法等级统治秩序
司马穰苴的政治理想，就是西周盛时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宗法等级统
治，秩序井然：天子为天下共主，天下所有大小领主都由天子直接或间接分
封，天子按照一定顺序对王畿内及诸侯以下的各级领主进行控制和管理，而
诸侯及以下各级领主又对天子顺服朝贡，甚至不属天子管辖的海外之邦也都
闻威而至，献纳珍品。他写道：“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
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悦）怀，海外来服，狱弭
而兵寝，圣德之至也。”（《仁本》）这里所颂扬的“立国”、“分禄”之
事，正是西周奉行的分封领主的制度。自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以后，周王朝
分封了大量的诸侯国，宗法等级统治秩序日趋稳固，海外许多少数民族部落
也都纷纷来朝。《竹书纪年》上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
年不用。”（《史记·周本纪》同）西周开国之初，社会如此安定，正是司
马穰苴所赞美的”先王之治”。《逸周书·王会解》记述了成王时期东都成
周建成后，大会诸侯及四夷的盛况。司马穰苴所向往的正是这样的世界。
但是，西周自昭王以后，这种统治秩序就开始动摇。首先是异姓诸侯反
叛周王朝，后来连同姓诸侯也恣意妄为，互相攻伐，不服天子的统治。这种
情况延续到春秋时期，天子完全失去了控制诸侯的能力，而由诸侯中的强者
作为“霸”主，轮流出来左右局势。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司马穰苴对此感到十
分焦虑，他希望有一个“贤王”出来重振宗法等级统治秩序，对那些违法乱
纪、不从王命的诸侯进行征伐和惩治。他接着说：“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
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
常、悖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既诛有罪，
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可惜的是，像这样能够“讨不
义”、“诛有罪”的贤王，在春秋时代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于是，他又提出
了周王和诸侯中的“霸”主，一起来惩治不法诸侯的主张。他继续指出：“王
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胜）诸侯，以政令平（定）诸侯，以礼信
亲诸侯，以财力说（悦）诸侯，以谋人维（持）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利
同患，以合诸侯，比（亲）小事大，以和诸侯。”以“霸”来和合诸侯，是
在周王失去控制能力情况下的变通措施。这正是春秋时代的特点。春秋首霸
齐桓公就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上述以“王
霸”治诸侯的设想，反映了司马穰苴千方百计要维系宗法等级秩序的意图，
他的用心不能不说是良苦的。
对于会合诸侯以后，如何制止诸侯中的不法行为，《司马法·仁本》篇
中进一步论述道：“会之以发禁者九：凭（侵扰）弱犯寡者则眚之（谴责其
过失），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易其祭坛而更置其君），野荒
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
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应该指出，诸侯国“凭弱犯寡”、“放
弑其君”等行为，大都是春秋时代经常发生的。而当时的诸侯之会也常常制
订一些惩治邪气、发扬正气的法令。如公元前651 年齐桓公组织的“葵丘之
会”，就宣布过“五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尊贤育才”，“敬
老慈幼”，“士无世官”（《孟子·告子下》），等等。还须说明，上述会
诸侯“发禁者九”的内容，与《周礼·大司马》所记王“正邦国”的“九伐
之法”完全相同。它可能导源于春秋时代的一个现成的文献，先是载入《司
马法》，然后又被《周礼》作者所抄录。这“九禁”包罗的面很广，它不仅
要惩治“凭弱犯寡”、“负固不服”的诸侯国君，而且要讨伐“放弑其君”、
篡夺政权的卿大夫。《司马法》中这些”治”、“禁”诸侯的规定，不论是
司马穰苴的自著，还是他“申明”过的，都可以代表他的政治思想，说明他
维系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态度异常坚决。
在春秋时代，破坏自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风气愈演愈烈。诸
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不听周天子的命令；而诸侯国内，卿大夫欺凌和放弑其
君的事，也频频发生。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述：“《春秋》之中，弑
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为了制止这
种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就出来游说和呼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子。他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无道，则礼乐征代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显然，在孔子看来，春
秋时代“天下无道”，他要消除“无道”，而恢复“有道”。孔子又主张政
治上应当“君君，臣臣”（《论语·颜渊》），即君应当仁君的样子，具备
君的品德和威严；臣应当像臣的样子，忠于职守和服从君王。司马穰苴赞美
“先王之治”，希望“王霸”出来”禁”、“治”不法的诸侯国君和“放弑
其君”的臣下。他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和孔子站在一条阵线上的。当春秋末年，
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像秦王朝那样的统一地主政权尚未显露其端倪的时
候，为使国家和人民免受动乱之苦，司马穰苴的维系旧有宗法等级统治秩序
的主张，是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的。不过，他又强调：“凡事善则长，因古
则行。”（《定爵》）主张困循守旧，反对任何改革措施。这是一种狭隘保
守的观点，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也是应当予以指出的。
（二）战争须以仁义为本
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司马穰苴提出，战争必须从仁
义的原则出发。他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
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
也。”（《仁本》）他认为，用仁义的原则去对待一切事物，是谓正道。但
是在复杂的情况下，应该权衡其轻重，考虑何者更符合仁义。例如战争中杀
人，这本来是不仁不义的，然而杀了少数叛逆者，能使大多数人安宁，这就
符合仁义的原则，因而“杀之可也”。再如攻别人之国，也是不仁不义的；
然而攻其国，惩治暴虐的君主，爱护广大的人民，这完全是仁义的行为，因
而“攻之可也”。又如，进行战争，会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同样是不
仁不义的；然而用战争打败侵略好战者，制止战火的蔓延和战事的扩大，这
就合仁合义，因而“虽战可也”。为了进一步阐明战争如何贯彻仁义的原则，
他又补充说：“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
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这里他强调：战争对于
本国人民，要不违农时，不在人民疫病之时发动；对于敌国人民，有丧事时
不应加兵，也不能因其凶灾而乘人之危；再则冬夏之时，大寒大暑，冻热难
忍，都不宜兴师。上述这些戒律和规定，名义上是“所以兼爱其民也”，实
际上可以不误生产，保证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不使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取
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策动战争的统治者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用仁义的原则对待战争，还必须坚持两点：一是不好战，二是不忘战。
司马穰苴接着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
平，天子大恺，春秋；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同上）这
里阐述的道理很明白。“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为古往今来的无数历
史事实所证明，是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应当牢记的教训。自西周以来，寓兵
于农，从周王畿到各诸侯国，都要在四季农隙时间借田猎来检阅军队，演习
武事。由于田猎方式的不同，当时还给四季的田猎习武各取了一个专名。《尔
雅·释天》曰：“春猎为，夏猎为苗，秋猎为，冬猎为狩。”鲁国的臧僖伯
曾叙述这项制度说：“春、夏苗、秋、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
兵（大演习），入而振旅，归而饮至（礼名），以数军实。”（《左传·隐
公五年》）到春秋时期，各国还时而保留着这种制度。如齐国的管仲在谈到
军事方面的措施时说：“春以振旅，秋以治兵。”（《国语·齐语》）晋国
在鲁僖公二十七年，曾“于被庐，作三军”；到鲁僖公三十一年，又“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