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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评传》作者：杨善群【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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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要加倍收取其“口赋”。这种按人口征赋的办法，董仲舒认为其利“二
十倍于古”，自然比春秋时更加严密和繁重了。
（三）军队的选拔、训练和赏罚
战国时对军队的选拔和训练，亦较春秋时更为讲究，并有严格的奖惩制
度。吴起在楚国变法时，主张“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
氏》）。赵烈侯改革时，荀欣也建议“选练举贤”（《史记·赵世家》）。
李牧守于赵国北边备匈奴，每天”习射骑”。在一次出击匈奴时，他“具选
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当时的军队，有所谓“厚禄教卒”、“精
士练材”、“简选精良”等各种名称。有人评论说：“选练角材，欲其精也；
统率士民，欲其教也。”（《吕氏春 秋·简选》）可见战国时期各国对军队
“选练”的重视。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叙述”选车士之法”说：“取
年四十已（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
右、上下周旋，能束缚硅旗，力能毂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
车之士”（《武车士》）；又述“选骑士之法”云：“取年四十己下，长七
尺五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毂射，前后左右周旋迸退，越沟
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武
骑士》）在训练军队时，它主张把有各种特长的人编在一起，以发挥其独特
的功用，如：“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日冒刃之土；有
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日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
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上；..有村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
为一卒，名日待命之士。”（《练士》）对军队作战的教练，先应个别或少
数人进行，然后再大部队集体行动，它指出“教吏士：使一入学战，教成，
台之十人；十入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
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
合之百万之众。”（《教战》）上述这些军队的“选练”之法，可能是当时
各国选练军队经验的总结。
除了一般军队的选练而外，战国时还有各种经过特殊的选拔方法，得到
优厚的奖励待遇而组成的精锐部队。如齐国有所谓“技击”，这种部队由“招
延募选”而来，他们在作战时规定，斩得敌人一甲首，“则赐赎锱金”，即
官赐六铢之金以赎之。魏国有所谓“武卒”，这种部队是通过一定规格的考
试而选取的。在考试时，每人“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
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如果合格”中试，则
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免除其本户的谣役和田宅的赋税。秦国有所谓”锐
士”，对于这种部队，“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规定严格的赏罚制度。
他们可以“功赏相长”，斩敌“五甲首而隶五家”（《荀子·议兵》），即
可得到五家隶属者为其服役。这些特殊的精锐部队，都曾在战国时代的战斗
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各国都制订了严格的奖惩之法。如”楚之法、
覆军杀将，..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硅”（《战国策·齐二》）。秦国商
鞅变法时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史记·商君列传》）《商
君书·赏刑》指出：“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
同书《境内》篇中，又有很多关于战争中的功过赏罚的论述。这些应都是秦
国在战国中后期的舆论和制度。唯其如此，故秦国的军队愈战愈强。《孙膑
兵法》中有许多关于军队的选拔、训练和赏罚的言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
提出来的。
（四）攻守武器的进步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有了新的发展，铸铁可以煅造和进行柔化处理，并发
明了渗碳炼钢的方法。铁矿得到普遍的勘探和开采。据《山海经·五藏山经》
记，当时探明有铁的山共37 处；《管子·地数》篇云：“出铁之山三千六百
九。”这些数字当然是很不可靠的，但由此也可见铁矿的发现和采掘之多。
当时各大国都城和郡县一级的地方政权，都有制造兵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
并有相当严密的管理监造制度。从文献记载和同 323
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当时铸造兵器的重要地点有：奏国的雍、咸阳。高奴、
漆垣，魏国的大梁。安邑、宁、共，赵国的邯郸。武平。兹氏，韩国的郑，
新城，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燕国的下都等。制造兵器的冶金技术也更加
成熟，出土的战国兵器铭文中，往往有“某某执齐（剂）“字样，“执齐”
就是掌握合金的比例。《吕氏春秋·别类》篇记录了当时积累的合金经验，
说“金（铜）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
黄白杂则坚且。”《战国策》、《庄子》等著作中，都谈到兵器有“白刃”，
可见兵器已有不少是“钢”制的。这就大大提高了兵器的坚韧和锋利的程度。
手执而进行交战的兵器，如戈、矛、乾、剑、殳等，当时大多已用铁制，
质地坚韧而锋利。《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宛矩铁（矛），惨如蜂虿，
轻利速，卒（猝）如飘风”。韩国的剑、戟，产地有“冥山。棠溪。墨阳。
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战
国策·韩一》）。据说，中山国的力士“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
无不陷”（《吕氏春秋·责卒》）。可见这些兵器的杀伤威力。
远射而杀伤敌人的兵器如弓矢。机弩，制作更加精良。据《周礼·夏官·司
弓矢》的记载，当时的弓有六种，普有四种，矢有八种。“六弓”中，王弓、
弧弓用于守城和车战；夹弓、庚弓用于田猎；唐弓。大弓用于习射。“凡弩：
夹（弩）、庾（弩）利攻守，唐（弩）、大（弩）利车战、野战。凡矢：枉
矢、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矢用诸近射、田猎；矢。矢用诸戈
射；恒矢，痹矢用诸散射。”这些名目繁多的弓弩矢，说明它们具有独特的
性能，以用于战争中的各种场合。特别是韩国的强弓劲弩，其名称有“溪子、
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此种强弩，能用脚踏的力量连续射
击，“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战国策·韩一》）。其性能
和威力如此。魏国在选取武卒时，要令其“操十二石之弩”（《荀子·议兵》），
此弩的发射力一定是很大的。近年在长沙出土的战国中期的铜弩机；“在结
构原理上、制作技巧上，都达到了很成熟的地步。”①孙膑也曾多次谈到弓弩
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如他说：“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孙膑
兵法·威王问》）；又说“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
之外，不识其所道至。”（《势备》）当时还有一种”连弩之车”（《墨子·备
高临》）.即安置在车上发箭的大弩，成为攻守作战威力极强的武器。《孙膑
兵法·陈忌问垒》在谈到作战布阵时说：“弩次之者，所以当投（石）机也。”
可知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投石机，在战争中使用亦己相当普遍。
攻城的云梯，战国时设计构造更加灵便。据说，公输般曾“为楚造云梯
之械”，这种云梯能”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公输》）。攻城时筑“堙”
挖“穴”.从城外的土山上和从城下的地道内发起进攻，比春秋时更加猛烈。
① 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文物》1964 年第6 期。
在攻城的地道战中，辽使用鼓风的“橐”，把制造的烟压送到敌人的地道内，
使敌人窒息。《墨子·备穴》在谈到这种战法时说；”灶用四橐。穴且遇，
以颉皋冲之，疾鼓橐熏之”；“凿其窦，通其烟，烟通，疾鼓橐以熏之。”
《韩非子·八说》论道：“干城距（拒〕冲，不若堙穴伏橐。”可见“伏橐”
鼓烟在攻城地道战中的作用。在江河湖海的水战中，当时还发明了一种“舟
战之器”.称为“钩拒”。它的作用能对“退者钩之，迸者拒之”（《墨子·鲁
问》），使敌船迸退两难，在行动受困中陷于失败。
护身的甲胄，质地更加坚韧，并多用铁制。《荀子·议兵》篇云：“楚
人鲛革。犀以为甲，坚如金石。”《吕氏春秋·贵卒）篇谓：中山国的力士，
在作战时“衣铁甲”。《战国策·韩一）述，韩国的防御用具有”甲、盾、、
鍪、铁幕、革抉、芮，无不毕具”。《史记·苏秦列传·索隐》引刘氏释“铁
幕”云：“谓以铁为臂胫之衣。”在防御武器中，当时还出现了一种设置障
碍的器材——蒺藜，一般都用铁制。这种蒺藜，有数个锐利的尖角，中央有
孔.以便用绳芽起来，布设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困扰敌军的行动。孙膑在马
陵之战时，就“以蒺藜当沟池”，又“以弩次蒺藜”（《孙膑兵法·陈忌问
垒》），加强了防护设施。
（五）兵种的增加和作战方式的多样
在使用兵种上，由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改为以步兵为主、车兵为辅，
是春秋战国间在作战方式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战国时期步兵代替车兵而成为
主要兵种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征兵范围的扩大，国野界限的消失。大批原
来居住于鄙野的农民被征入伍，他们的身份较低，没有受过御车训练，编为
步兵是比较适宜的。二是车兵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原来在春秋时期与戎狄作
战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车兵由于不能适应山林险阻的地形，就“毁车以为
行”（《左传·昭公元年》）；至战国时期各中原国家交战更少用只能在平
原坦途行进的车兵，而多用行动灵便的步兵。三是兵器发展的影响。战国时
期坚韧锋利的铁兵器和远射有力的机弩的广泛使用，使密集的整齐排列的兵
车在战争中往往会受到巨大损失。公元前405 年，齐用车兵攻廪丘，而赵使
孔青将步兵救之，结果大败齐军，“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使齐人“车甲
尽于战”（《吕氏春秋·不广》）。这次战争充分暴露了车战的弱点，以步
代车成为历史趋势。
除了步兵、车兵而外，战国时又出现了骑兵和弩兵两个兵种。马在战争
中的运用起初主要是驾车，个别的武装骑手虽说在殷墟发掘中已经发现，但
直到春秋前期还没有骑兵集体作战的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左
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不少学者认为这是”骑马”之风渐盛的开始。但也
有学者主张此处”言以车一乘归鲁”（见宋翔凤《过庭录》卷九）。并非骑
马。不过，从春秋未年开始，骑兵确实已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韩非子·十
过》篇记，赵襄子知道知伯要攻赵。“乃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
《吕氏春秋·无义》篇说：商鞅用“伏卒与车骑”袭取公于印；《战国策·齐
一》载孙膑谓田忌曰：“使轻车锐骑冲雍门”；《通典》卷一四九还引孙瞑
已“用骑有十利。”可见骑兵在战争中的普遍运用。许多用机弩的战士集合
在一起组成弩兵，当时也大显威力。孙膑在布置马陵之战的阵势时说：“长
兵次之，..短兵次之，..弩次之”；“以弩次蒺藜”，“垒上弩、戟分。”
（《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这里的“弩”，都是指弩兵。在这次战争中。
齐军因弩兵的“万弩俱发”而获大胜。
由于步兵、骑兵、弯兵的出现和步兵成为主力，战争的场所就从广阔的
平原扩展到山林、沮泽、狭隘险要之地，战争的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孙
膑兵法》上说：“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两边高峻的
狭窄地带）则多其弩”（《八阵》）；”易则利车，险则利徒”（《十问》），
就是讲述在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如何运用不同的兵种，以有利于作战的
方法。
战国时期的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国策·赵三》载赵奢曰：“今
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可见当时城市之大而且多。《盐铁论·通有》
篇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荣阳，齐之临淄，楚之
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城市中人民
的殷众、工商业的繁荣以及税收的大量增加，使城市成为诸侯国间兼井战争
的重要对象。同时，步兵数量的增多，攻城武器的迸步和技术的提高，也为
攻城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墨子·备城门》篇曾列举攻城有“临、钩、
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轩车”等十二种方法。春秋未年
的孙武还认为“攻城则力屈”、“其下攻城”，到战国中期的孙瞑则从地形
条件上把城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极言牝城之“可击”。
与孙膑差不多同时的尉缭，更把攻城作为主要目标，主张用兵击敌要“深入
其地，错绝其道，栖（包围）其大城大邑”，全力进攻，使“敌救未至而一
城己降”（《尉缭子·兵权》）。战国时攻城成功的例于很多，燕将乐毅伐
齐。在数年中攻“下齐七十余城”（《史记·乐毅列传》）。各国为了加强
守备，不惜耗费民力，增建和扩建城廓，还在边境修筑长城，使攻城和守城
的战斗更加激烈。
在江河湖海上作战的舟师，战国时仍相当活跃。南方的楚。越两国经常”
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见不利”其退难”；越人逆流而进，见不利“其
退速”。因而楚不能胜越，而越“亟败楚人”。后公输般为楚造’‘舟战之
器”，“退者钩之，进者拒之”.于是楚又“亟败越人”（《墨子·鲁问》）。
可见其时楚越之舟战打得火热。秦国因为要对楚及巴蜀作战，也建立了舟师。
据说秦的舟师”方船积粟”.“航船载卒，一肪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
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战国策·楚一》）。至司马错率巴蜀之众伐楚
时，竟出动“大舶船万艘”《（华阳国志·蜀志》）。其舟师在此次战争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孙膑兵法》谈到“水战之法”云：“令之为钩。楷、..
皆具，进则必逐，退则不戚”：”便舟以为旗，驰舟以为使，..阵而支之，
规而高之”。（《十阵》）从孙膑对水战如此重视和熟悉来看，齐国当也有
一定数量的舟师，井与邻国进行过水战。
（六）战争规模的扩大
春秋时期一次战争动员的兵力不过几万人，到战国时期则动辄几十万。
如魏国在秦围大梁时，曾“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战国策·魏三》）。
秦赵长平之战，赵国降秦而被“坑杀”之卒就有“四十万人”，合计秦”前
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史记·白起列传》），则赵国参战的人数当在50
万 左右。春秋时两军作战，车兵对峙，战场往往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平原地
带。到战国时、步、骑、车、弩四兵配合，行动灵便迅速，军队调遣频繁，
战场范围大大扩展，战线拉得很长，方圆数十甚至几百里之内的山林沼泽，
都可能成为战争之地。如秦赵阔与之战，赵将赵奢率兵，先是“去邯郸三十
里”而坚壁，后又”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再“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
里而军”，最后赵卒疾趋“先据北山上”占领有利地形，终于“大破秦军”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孙膑所指挥的几次战争，也是长距离的调
遣敌人，在广阔的战场上抓住有利时机和占据有利地形而获胜的。
各国的经济力量比春秋时更加雄厚，因而可以进行长期的战争。据称，
韩之“宜阳，城方八里，村士十万，粟支数年”K 战国策·东周》）；“赵
地方二千里，粟支十年”（《战国策·赵二》）；”齐地方二千里，粟如丘
山”（《战国策·齐一》）；“楚地方五千里，粟支十年”（《战国策·楚
一》）；”燕地方二千余里，粟支十年”（《战国策·燕一》）。其他如秦、
魏两大国，当亦与此相类。齐国的田单曾向赵奢诉说：“帝王之兵，所用者
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
服也。”奢即答道：当今的战国七强，皆“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
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
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
而野战不足用也。”（《战国策·赵三》）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战国时代战
争的用兵之多。战场之大和时间之久。
（七）军事人才辈出和地目的运用
在步、骑、车、弩各兵种的协同配合下，随着战场范围的扩大，迂回、
伏击、包围、奇袭等成为战争中常用的方式。与西周春秋时期公卿文武不分、
君王常常御驾亲征的情况不同，战国时期各国大都实行相将文武分职的制
度，君王一般不再亲自督战，而是选派有军事才能的将帅指挥战争，于是，
一大批善于用兵的将帅和军事家在战国时期涌现出来。如魏有吴起、乐羊、
庞涓，赵有廉颇、赵奢、李牧、庞，齐有田忌、匡章、田单，秦有商鞅、白
起、司马错、王翦，燕有乐毅，楚有庄，等等。《荀子·议兵》篇说“齐之
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孙膑
就是在战国中期涌现的善于指挥作战、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杰出军事家之
一。
地图的出现为时甚早。西周康王时铜器《宜侯矢簋》，记康王在分封宜
侯时，“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可见在西周初年“武王、成
王伐商”时，由于征伐的地域辽阔。已经运用地“图”来指挥作战了。战国
时期的战争，军队调动愈益频繁灵活，战场范围往往绵延数十百里，地图在
指挥战争中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管子·地图》篇说：“凡兵主者，必
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
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
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
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显然，地图对于战国时的战争指挥者，已
成为必不可少之物。孙膑在指挥几次战争时，能长距高的调动敌人，巧妙地
利用地形，给敌以致命的打击，想必他也是运用地图指挥作战，才能如此得
心应手。
四、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随着春秋后期学术思想的活跃，到战国时代学派更加增多，各学派之间
的交融和争鸣愈趋热烈，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光辉
灿烂的高峰。这就为孙膑军事思想的丰富和提高，博采各家之长，创造了有
利条件。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由以下各方面
的因素决定的。
（一）士阶层的兴起
“士”在西周春秋时代有许多含义：一是指贵族统治阶级的最低层，在
大夫之下。《左传·昭公七年》载：“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国语·晋
语四》曰“大夫食邑，士食田”。二是指从事打仗的士兵。《国语·齐语》
云：“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韦昭注：“士，军士
也。十五乡台三万人，是为三军。”三是泛指有学识的当官者。《汉书·食
货志》论述周代的情况说：”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上，辟土殖
谷曰农，作巧成器日工，通财富货日商。”四指判断刑狱的法官。《书·尧
典》载舜命皋陶曰“女（汝）作士。”郑玄注：“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
《孟子·告子下》云：“管夷吾举于上。”赵岐注：“士，狱官也。”上述
四种”士”，都非新兴的士阶层。
自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有的上层贵族家道衰落，这些贵族
本来就学得丰富的文化知识；有的下层平民因为勤奋好学，也变成有知识技
能的人。他们从本上上游离出来，奔波于四方，谋求一官半职。统治阶级因
争权夺利的需要，开始收养四方之游士，以为他们出谋划策，效忠尽力。这
就更促使士阶层的发展。春秋后期各诸侯的公室和卿大夫的私门.都己养有不
少的士。据说春秋未年，晋国的“中牟有士曰中章、肯己肴”，经中牟令王
登推荐而一日皆为中大夫。于是“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
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国的田成子也大量养士，他”杀一
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韩非子·外
传说右上》）。他们都给士以优厚的待遇。
至战国时代，上阶层更加活跃。他们“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荀子·儒
效》），以求得统治者的赏识。战国初期的墨子及其弟子，与春秋未年的孔
子及其弟于一样，也形成一个很大的游士集团。据《墨子·公输》篇称，当
楚欲攻宋时。墨于有“弟于禽滑厘等三百人”，已守于宋城上。可知墨子弟
子亦在数百人之上。战国中期的盂子在辩谈游说时，常常“后车数十乘，从
者数百人”（《孟子·膝文公下》）：田骄在齐，“赀养千钟，徒百人”（《战
国策·齐四》）；“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由楚至小国滕，也带着“徒数十
人”（《孟子·膝文公上》）。当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史记·秦
始皇本纪》），各国君王和上层贵族的养士之风，比春秋时有增无已。魏文
侯。赵烈侯、韩昭侯、秦孝公、楚悼王。燕昭王。齐威王、齐宣王等。都好
用游说的贤士，任以要职，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权臣显贵如齐的盂尝君田文。
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
所养游上都达3000 人。这些游士辩谈论理，著书立说，发表各自的见解，必
然给思想界带来活力，使学术文化次欣向荣。
孙瞑学过兵法，奔忙于齐、魏等国之间，欲求施展他的才华。他开始为
齐将田忌所收养，后又进见威王，遂任为师。据《孙膑兵法·威王问》等篇
记载，孙膑也有若干“弟子”。显然，孙膑与墨子、盂子等一样，同是活跃
在当时政治界、军事界、思想界的士阶层中的一分子。
（二）科学技术的进步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广，水利的兴修，亩制的扩大，战国
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能够养活的非
农业人口也相应增多。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
战国时期科技的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天文、历法。战国时期对日月星辰运行的测定，更
加细致。当时已利用岁星（即木星）运行的规律，循环一个周期约需12
年，创立了岁星纪年法。一些专门观测星辰运行的占星家，还把观测所得记
录下来，著成文字。如齐人甘德
（一说”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作《天文》
八卷”（《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七录》）。这些著作较精密地记录了
120 颗恒星的方位和运行规律，是世界上最古的恒
星表。历法的推算，比春秋时更加精确。《孟子·离娄下》说：”天之
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为了清楚地反
映季节的变化，便于农业生产中掌握，古代人所创造的一年中立二十四个节
气注历的方法，到战国时也己大致齐备。
（2）地理学。由于商业贸易的繁荣，手工业原料和上特
产的交流，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军事征伐规模的扩大，交通来往的频
繁和中原边疆各民族的融合。人们的地理知识大为丰富，到战国时期出现了
《山海经》、《禹贡》等全国性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分山经、海经、大
荒经三部分。山经记述各山岳的位置方向、水文情况、自然地貌、动植物分
布、矿产资源等。虽然其内容与客观事实不尽相符，但正确的部分仍是主要
的。海经和大荒经中神话传说较多，科学性不如山经。《禹贡》假托记述夏
禹治水的经过，把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
历叙其地理、特产、田赋、民族等。它对九州土壤的区分，具有一定的科学
价值。
（3）数学。物理学。墨子及其后学者广泛地与生产实践接触，积累了丰
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的著作《墨经》，简炼地记录了这一方面的成果。
《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学的定义。如：“平，同高也”；”中，同长也”；
“园，一中同长也。”对于力学中的杠杆原理，它指出：“长。重者下，短、
轻者上。”杠杆的上下，不仅决定于力的轻重，而且还决定于力臂的长短。
《墨经》中辽对人像的倒影、凹面镜、凸面镜的照射效果等光学原理进行科
学的解释。磁石的指极性能也已被发现。并利用它制造了一种定方向的仪器。
《韩非子·有度》篇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所谓“司南”，就是
指南针的雏型。
（4）医学。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
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它论述人体解剖、病理、病困、诊断等基
础理论，又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内容，说明当时医学事业的蓬勃发
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上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
经》、《五十二病方》和《导引图》等，反映了战国时期在经脉、医方和体
育医疗等方面的成就。
不言而喻，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提高各家学说的科学水平，为百家
争鸣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推动各种思潮的发展，促进学术文化的繁荣。
（三）各种学派的林立
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活跃，游说之风的盛行，科学技术的发
展，使当时学派纷呈，各显其能，在学术文化史上大放异彩。除了孙膜
所属的兵家之外，参加争鸣的，主要有下列诸家：
（1）墨家。创始人墨翟，战国前期宋国人，或说鲁国人。
他的弟子多来自社会下层，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他提出“兼爱”、“非
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等政治主张，又提出如何
判断是非的“三表”法。墨家的言论著作，汇编在《墨子》一书中。
（2）儒家。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邹人孟轲与
赵人荀卿。盂轲活动于战国中期，他主张实行“仁政”，又倡导“性善”
说。《盂子》一书是他言行录的汇编。荀卿活动于战国后期，他主张礼治和
法治并重，宣扬“性恶”论。他的著作汇编为《荀子》。
（3）道家。主要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宋人庄周。他把万物本原的“道”
进一步神秘化，宣扬相对主义和忘掉一切。他的著作保存在《庄子》一书中。
道家还有一些流派。《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齐人田骈、接子，楚人环渊，
“皆学黄老道德之木”，则其为道家无疑。有人把主张“为我”的杨朱，也
归人道家一类。
（4）法家。前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
慎到等。李悝在魏国变法，著有《法经》；商鞅在秦变法，其思想主张
保存在《商君书》中；申不害在韩，主张用“术”行法；慎到初“学黄老”，
后强调“立法”，特重“势位”。战国后期的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5）名家。这是一个以辩论名实关系力主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惠施和
公孙龙。惠施夸大事物的相对性。他的辩论命题保存在《庄子·天下》篇中。
公孙龙夸大事物的特殊性，他的著名命题是“白马非马”。其著作与言行记
录，汇编为《公孙龙子》。
（6）阴阳家。西周春秋时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阴阳五行学说，到
战国时期被一些游说之士蒙上宗教迷信的色彩。其代表人物是齐人邹衍（一
作驺衍）。他“称引大地剖判以来，（上木金火水）五德转移，治各有宜，
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宣扬神秘的历史循环论。
（7）纵横家。为适应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中外交活动的需要，一些谋士向
各诸侯国君游说合纵、连横等策略，称为纵横家。其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
等。他们的游说辞保存在《战国策）和近年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汉
书·艺文志）并著录有《苏子》31 篇和《张子》10 篇。
（8）农家。这是战国时期专门谈论农业问题的学派。《汉书·艺文志y
农家”类中著录有《神农》20 篇、《野老》17 篇。班固并注云：“六国时”。
《盂子·滕文公上》篇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带着其徒到处游说，
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
（9） 杂家。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杂家是一种兼容并包各家、杂取众
家之长的学派。说到杂家，往往会举出战国末期吕不韦召集宾客所撰的《吕
氏春秋》。其实，该学派在战国中期早见端倪。如宋研、尹文二人，“其言
黄老意”应属道家；但《汉书·艺文志》载，《宋子》属小说家，《尹文子》
属名家；《庄子·天下》篇说二人“愿天下之安宁，以话民命”，此类儒家；
他们还主张“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又酷似墨家。可见宋、尹二人已开杂
家之风。
争鸣的学派如此繁多，它们必然会对孙膑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军事
谋略，产生深刻的影响。孙膑对百家学说进行取舍和扬弃，以建立自己的军
事思想体系。
（四）稷下学宫的盛况
在百家争鸣的热潮中，齐国的稷下学宫接待学者、提供讲坛、鼓励辩论，
起着积极的组织和促进作用，是战国时期学术争呜最热闹的场所。
稷下学宫由田齐的桓公（前374—前357 年在位）创建。徐于《中论·亡
国》篇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至
桓公子威王时，稷下学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威王于宣王更“喜文学游说之
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直到齐襄王（前
283—前265 年在位）时，稷下学宫犹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述荀卿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正值“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
夫之缺，而苟卿三为祭酒焉”。这里所谓”老师”、“列大夫”、“祭酒”、
当都是稷下学宫中的尊称和职位。可见学宫的学术活动，一直延续了一百余
年。
关于学宫的地理位置、讲学环境，《史记·田世家·集解）引刘向《别
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索隐》又引《齐
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并引虞喜曰：“齐有稷山，
立馆其下以侍游士。”然则，学宫是在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稷山之下，
那里有讲室、馆舍。学者们定期在那里聚会，进行讲学活动。来到学宫讲学
的人，称“稷下先生”.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于世主”；而齐王对他
们也给以优厚的待遇，”皆命日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
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宣王对稷下学者“七十六人，皆赐列
第，为上大夫”，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由于统治者的扶持提倡，稷下学
宫的规模愈来愈大，学士云集，盛时达到“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
世家》）。
当时各国各学派的著名学者，大部分都到稷下学宫来讲过学，并有著作
流传于世。仅据《史记）和《汉书·艺文志）所载，来稷下的著名学者就有
齐人田骈（著《田子》二十五篇）、接子（著《接子》二篇）、淳于髡（著
作名未详）、邹衍（著《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爽
（著《邹子》十二篇）、鲁仲连（著《鲁仲连子》十四篇）.楚人环渊（著《子》
十三篇），宋人宋（著《宋子》十八篇）、尹文（著《尹文子》一篇），邹
人盂轲（有《孟子》十一篇），赵人慎到（有《慎子》四十二篇）、荀卿（著
《荀子》三十二篇），等等。这些学者及其著作，分属于道、儒、名、法、
墨、阴阳、纵横、小说各家，有的兼有几家的特点。他们自由讨论，各行己
见，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形成良好的探讨学术的空气。据考证，现存的《管
子》一书就是稷下部分学者论文的汇编。
孙膑活动在齐威王、宣王的时代，正是稷下学宫繁荣鼎盛的时期。他必
然会受到畅所欲言、热烈辩论的稷下学风的影响，或者他本人到过稷下学宫，
他的兵法著作就是在稷下学者的启发下写成的。还应当指出，齐威王时《司
马法》一书的撰著，也是出于稷丁先生的手笔。《史记·司马穰直传》云：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日《司马穰苴
兵法》。”这里所谓“大夫”.即上述“皆命曰列大夫”、“为上大夫”的大
夫，是稷下学者的官位和尊号。古《司马法》与《穰苴兵法》均因稷下学者
而得到追论整理，使它们重放光辉。
（五）兵家在实践中发展
随着战国时代军队人数的激增、攻守武器的进步、作战方式的多样和战
争规模的扩大，战场指挥愈来愈成为一门值得研究的艺术。由于兼并战争的
需要和军事实践的促进，兵家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汉
书·刑法志》云：“（战国）雄竿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
孙膑、吴起、商鞅等兵家“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可见其时兵家勃兴的
背景和声势。
据《汉书·艺文志》载，战国时期“兵家”的著作就有十余种。列于《六
艺略》”礼”类的《军礼司马法》，原在刘欲《七略》中是列于《兵书略》
的。班固“出《司马法》入礼”，并在书名前加“军礼”二字。这本《司马
法》是齐威王使稷下先生编纂的。也应是战国兵家的成就。《管子》中有《兵
法》、《地图》、《参患》、《制分》等篇，讲论用兵作战之道，显然是稷
下兵家的著述。列于“道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应该包括今存伪托
太公论兵的《六韬》在内，而《六韬》据考证，又是战国时期兵家的著作。
可见战国兵家之盛，在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
由于兵书数量繁多，侧重不一，西汉成帝时“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第一种“兵权谋家”，其主旨为“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