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孙膑的军事思想.2

论道：“禹作舟、车，以变象之。”（《势备》）这就是说，舟在水上，车

在陆上，行动迅速，作战时可机动灵活，变化多端。孙膑在桂陵之战时，就

“遣轻车西驰梁郊”（《擒庞涓》），而使敌人大为震惊。不过，孙膑最喜

欢的还是使用骑兵。他说：“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日乘敌虚背；

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日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

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猝）击其未整旅；八日攻其懈怠，

出其不意；九日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于弟。此十者，

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

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引）在孙膑看来，使用骑兵，轻捷

利落，调动方便，最能发挥灵活多变的特长。

机动灵活，战法多变，其关键的一着是要出奇计。孙膑继承了孙武关于

“以正合，以奇胜”、要“善出奇”的思想，指出“形以应形，正也；兀形

而制形，奇也。奇正无穷，分（组织指挥）也。分之以奇数（计谋策略〕，..

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是以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

乱奇，众为寡奇。发而为正，其未发者奇也。奇发而不报，则胜矣。有余奇

者，过胜（大胜）者也。”（《奇正》）孙膑强调，与敌人相同的为“正”，

与敌人相异的为”奇”；“同不足以相胜”，而“异”就有了战胜敌人的有

利条件。如敌有形而我无形，敌动而我静，敌劳而我佚。这样，我军就能以

“无形而制（有）形”，以静击动，以伏待劳。如果敌我双方都公开的发动

进攻，是为“正”；而我还有“未发”的计谋，是为“奇”。这种奇计“发

而下报”，使敌人措手不及，就能得胜；奇计“有余”，则能得到更大的胜

利。

② 行城，原为守城之器物，见《墨子》中的《备高临》、《备梯》等篇。此云“攻 兼用行城”，则行城并

可作为攻城之器物，与《墨子》中的“行城”当名同 而实异，或一器两用。

（六）创造有利态势

孙武论战，经常强调造势，作战要借助于势。他说：“势者，因利而制

权也。”（《计篇》）又说：“善战者，求之于势”；“激水之疾，至于漂

石者，势也”；“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篇》）在孙

武看来，善战者要依据对我有利的原则.制造易于胜敌之势，然后再利用此势

而击败敌人。孙膑发挥了这一思想，他阐述说：“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

势是也”（《奇正》）；“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威王问》）；“势

便地利，则民自..。所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容主人分》）孙

膑的意思很明显，在战争中要造成一种我军“有余”而敌人“不足”的形势，

借助这种“令土必斗”的“便势利地”，从而轻快地获取胜利。

如何去创造有利的态势呢？孙膑的门道很多；一是制造弓弩一类能远距

离杀伤的武器。他说：“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弯之为势也？

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势

备》）二是因地制宜的变换兵种。他强调：“易（平地）则多其车，险则多

其骑，厄（狭地）则多其弩。”（《八阵》）三是先占据有利地形，“料敌

计险”，“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同上）。四是运用各种诡诈办法

消耗敌人，如“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威王问》）。

五是根据战争情况变换阵法，、如围剿敌人“以索阵”，与敌对射“以云阵”，

乘敌疑惑之时发起迅猛攻击用“凡（风）振（震）陈（阵）”，进行山斗诱

敌进入圈套用“龙隋（披靡不振）陈伏”（《官一》），等等。

由于孙膑讲究用势，要求采取各种手段创造对敌作战的有利态势，故《吕

氏春秋·不二》篇就总结说：“孙膑贵势。”可见这种讲究造势、用势以击

败敌人的原则，是孙膑战略思想的精髓。

三、战术方法

孙膑论述的战术方法，由于是在战国时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

提高的，因而更加具体生动，并有新的发展。兹归纳为八条评析之。

（一）诡诈诱敌上钩

孙武所讲的战术中有“诡道”十四法，其主要方法有：“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诱之，卑而骄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

等。这些方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给敌人以我军虚弱的假象，诱使其骄做而

忘乎所以，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孙膑掌握了此木的精神，在许多场合加以发

挥。如他论述击敌“圆阵”的方法说：“击此者，三军之众分而为四五，或

傅（接触）而佯北，而示之惧。彼见我惧，则遂分而不顾。因以乱毁其固。

驷鼓同举，五遂（惜为队）俱傅。五遂俱至，三军同利。此击圆之道也。”

（《十问》）在论述如何击“强众”之敌时，他又说：“击此者，告之不敢，

示之下能，坐拙而待之，以骄其意，以情其志，使敌弗识，困击其不□，攻

其不御，压其胎（借为怠），攻其疑。彼既贵既武，三军徙舍，前后不相睹，

故中而击之，若有徒与。此击强众之道也。”（同上）从这些论述中可见，

诱使敌人分散，松懈敌人斗志，乘其不备而击之，孙膑对此术是深有研究的。

为了麻痹敌人的思想，孙膑更想出了许多方法。在回答如何对付强固的

敌人时，孙膑说：“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战败）毋期于得。”

用这样的手段使敌人以为我军薄弱，不堪一击，然后“为之微阵（隐匿之阵）

以触其侧”，就能取得大胜。对于“众且武”之敌，孙膑认为，应当“避而

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

况下，应当“毁卒乱行，以顺其志”（《成王问》），诱使敌人出战。孙膑

论述谋诈的目的道：“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同

上）这就清楚地指明，此种战术的要领，就是千方百计“令敌无备”，然后

再攻击围困之。孙膑一再申述：“隐匿谋诈，所以钓战也”；“伪遗（丢弃）

小亡，所以（惜为饵）敌也。”（《官一》）在两军交战中，可以故意丢盔

弃甲，亡失一些牛马物品，伪装出我军狼狈逃遁之状。这样来诱使敌人掠物

追逐，进入我军的伏击圈。

桂陵、马陵二大战役，是孙膑运用上述诡诈诱敌战术而取得大胜的具体

实践。在桂陵之战中，孙嫔一再对魏军“示之疑”、”示之不知事”。他选

择“丁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进击“难攻”的平陵城，使其“当木而

大败”；又“遣轻车西驰梁郊”，使敌人感到震怒；再分以少量之卒跟从其

后，对敌人“示之寡”。在运用一系列的诡诈方法后，魏将庞涓“果弃其辎

重，兼趣舍而至”，孙膑“弗息”而布置埋伏，“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擒

庞涓》）。马陵之战时，孙膑又用“减灶”的办法，造成齐军“士卒亡者过

半”的假象。魏将庞涓不知是计，“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

追至道狭多阻的马陵，齐军伏兵“万弯俱发”，庞涓智穷自到，“齐困乘胜

尽破其军”（《史记》本传）。上述两个战例，说明孙膑的这个战术方法，

不仅在理论上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在实践上运用得熟练而巧妙。

（二）集中兵力击寡

在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多势众。孙

武说过：“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

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谋攻篇》）可见

兵力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如何打法，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孙膑则进一步

明确指出：“[积]胜疏，盈胜虚”，“众胜寡”。（《积疏》）这就是说，

士卒密集的能胜稀疏的，实力充盈的能胜空虚的，人数众多的能胜寡少的。

战争中通常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作战过程中军队众寡的情况，可以巧妙地运用计谋而进行变化。

如果双方军队的人数差不多，我方集中而敌方分散，则众寡的对比就会大不

一样。孙武曾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少）矣。”（《虚实篇》）显然，我专

敌分而形成我众敌寡的局势，就易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孙膑继承和发展了这

一战术思想。他论述道：“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众寡相[为变]”；

“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众故可寡]。”（《积疏》）要使敌之积变

为疏，盈变为虚，众变为寡，孙膑认为，必须想方设法分散敌人兵力。他指

出”能分人

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锚[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

则数倍而不足。”（《客主人分》）“善者，敌人军□人众，能使分离而不

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善者》）在各种场合的战斗中，孙膑经常

强调对敌人须“规（聚合）而离之”（《十阵》、《十问》），要“分其众”

（《略甲》）。当威王问如何“击均”（攻击势均力敌的敌人）时，孙膑回

答的办法是：“营（迷惑）而离之，我井卒而击之。”（《威王问》）这里

把分离敌人与我军集中兵力攻击其寡少之一部，两个步骤结合起来，构成这

一战术的全过程。

（三）精选锐卒突破

挑选勇士打头阵，冲散敌人的队形，给敌以有力的杀伤，

这是自古以来许多军事家常用的战术。孙膑就说：“兵非益多也，..

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行军篇》）：又说：“兵无选锋曰北。”

（《地形篇》）他主张士卒必须经过挑选，并要组织一支勇猛的先锋部队，

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吴起更具体地指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

勇气力者，聚为一卒①；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

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

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

决围，外人可以屠城矣。”（《吴子·图国》）吴起编选锐卒的分类办法未

免过于琐碎，不切实际，但他要选取忠勇有力之士，以作内出外人的先锋，

这种战术方法是很可取的。武工伐纣时，选出的精锐部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逸周书·克殷解》载：牧野之战时，“武王使尚父（太公吕尚）与伯

夫致师（孔晁注：挑战也）。王既誓，以虎贡、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可见，武王先是使吕尚与伯夫率领的勇士挑战，然后再以精锐的虎贡和戎车

冲击，因而获得大胜。公元前506 年，吴王阎庐伐楚，也“选多力者五百人，

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吕氏春秋·简选》），他们能够“奉甲执兵奔

三百里而舍”（《墨子·非攻中》）。由于采取这样的措施，使这次证伐势

如破竹。

孙膑吸取了前人的战术思想和作战经验，指出军队的组织必须“篡（选）

贤取良”（《行篡》）；强调“兵之胜在于篡（选）卒”；“选卒，乘敌之

□，是谓泰（太）武之葆（宝）。”（《篡卒》）这些挑选出的精兵锐卒，

应该放在战阵前锋的位置，首先与敌人交锋，才能打开通向胜利的道路。当

威王问：”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孙膑答道：“其阵无锋也。”（《威

王问》）可见他也是主张战阵要有“选锋”的。孙膑还认为，挑选出的精兵

（“篡卒”）与一般士兵（“众卒”），在战术上应该有明确的分工，互相

配合，协同作战。他说“篡卒力士者，所以绝阵

取将也”；”众卒者，所以分功有胜也。”（同上）显然，“篡卒力士”

的功能是破敌阵，擒敌将；而“众卒”的功能则是助威呐喊，追击逃敌，巩

固胜利的成果。孙膑又论述，当进攻敌人“略甲”之时，在某种情况下，应

该”以众卒从之，篡卒因之”（《略甲》）。这里虽然因为竹简残缺，无法

知道其具体内容，但是“篡卒”和“众卒”分为两部，它们出击的时间有先

有后，担负着不同的作战任务，则是十分清楚的。

① “卒”为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周制百人为卒。但从下文”五”卒而有”三千人” 来看，此”一卒”即为

一队，当有数百人。

（四）在运动中歼敌

春秋以前，一般多进行车对车的阵地战。春秋后期，步兵和骑兵开始发

展，运动战逐渐兴起。孙武就提出过“避实而击虚”、“善动敌”、“攻其

所必救”等进行运动战的主张。吴起也提出过这样的战术：“先示之以利而

引去之”，然后“设伏投机，其将可取”。他强调：“奔走可击，勤劳可击”，

“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吴子·科敌》）对于“敌众

我寡”的情况，吴起主张”避之于易（平地），邀之于厄”（《吴子·应变》），

即把敌人引诱到险狭之地，给予迎头痛击。

孙膑吸取了上述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打击敌人的战术，并加以进一步的

发展。他说：“隐匿谋诈，所以钓战也”；“伪遗小亡，所以饵敌也。”（《官

一》）就是要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出坚固的堡垒，从而打击之。当“我车骑

则众，人兵则少，敌人十倍”时，孙嫔认为：“击此者，慎避险阻，决而导

之，抵诸易”（《十问》），即把敌人引导到对我有利的地形，冉进行决战。

当“敌人保山而带阻”，我无法接战时，孙膑主张“击此者，..攻其所必

救，使离其固”，“施伏设援，击其移庶。”（同上）这是攻其他要害部位，

引出敌人去救援，再设伏狙击的办法。孙膑经常强调：“善者能使敌卷甲趋

远，倍道兼行，倦病不得息，饥渴不得食”（《善者》）；“远揄之，敌倦

以远..”（《策略甲》）；“..使劳，三军之上可使毕失其志。”（《客

主人分》）这里有许多竹简残缺不全，但他要调动敌人，使其趋远、劳累、

倦病的意思，还是十分明显的。在运动中狙击敌人时，孙膑又主张要打歼灭

战、而不要

打击溃战。他说：”战之道，有多杀人而不得（俘获）将卒者。有得将

卒而不得舍（营舍、地盘）者，有得舍而不得将军者，有覆军杀将者。故得

其道，则（敌）虽欲出下可得也。”（《月战》）在上述四种战争情况中，

前面三种虽然有“多杀人”和“得将卒”等战果，但还没有使其全军覆没，

对敌人的打击都比较小，只有最后一种对敌人的打击最为沉重。显然，在孙

膑看来，对敌作战“覆军杀将”是最理想的结果，是“得其道”的表现。

这种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术，孙膑不但在理论上阐述得相

当细致，而且亲自运用于战争实践。他所指挥的桂陵、马陵二次大战，

都是成功的运用这种战术的典范。在桂陵之战中。孙腹攻魏而救赵，使魏将

庞涓“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结果，孙膑在魏军匆忙行进中设伏拦击，

大破魏军而“擒庞涓”。马陵之战时，孙腹又用诱骗的办法，使庞涓“与其

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在魏军急速追击途中，孙膑于“旁多阻隘”处“夹道

而伏”，困“尽破其军”，杀庞涓而“虏魏太子申以归”（《史记》本传）。

这两次战争，孙膑都在运动中歼敌，取得了“覆军杀将”的战果。

（五）注意地形条件

历来兵家都十分重视地形对战争胜负的作用。《孙子兵法》中有《地形》、

《九地》、《行军》、《九变》等篇，对什么地形应该如何处置，作了细致

的研究。孙膑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认为战争的指挥者应该“困地之利”、

“下知地之理”；要根据地形条件的变化而调配作战的兵种，”易则多其车，

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在战时必须先占据有利地形，“险易必知生地、

死地，居生击死”（《八阵》）。他特别强调：“患兵者，地也；困敌者，

险也。故已三里沮洳（泥泞的沼泽

地）将患军，..涉将留大甲（大批战车甲士），..壁延（城壁延道）

不得者，渠塞（沟渠隘塞）也。”（《威王问》）他把地形

的阻隔，看作妨碍军队取胜的首要因素；又把地形的险峻，作为困住敌

人手脚的主要条件。可见他对地形在战争中作用

的密切关注。

为详细阐述战争中各种地形的优劣及其处置方法，孙膑

并撰有《地葆》一个专篇。其主要意思大约有下列几点：

（1）要经常处于阳面和笔直的大道上，不要停留于阴面

和弯曲的小路上。他说：“凡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直

者为纲，术（弯曲的小路）者为纪。纪纲则得，阵乃下惑。直

者毛产，术者半死。凡战地也，日（阳光〕其精也；八风将来，

必勿忘也。”这与孙武所说的“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

阴”.很有些相似。除了注意阴阳曲直，还要观察风向。”八

风将来”，这对战争的顺利进行也是有影响的。

（2）遇上不利的“杀地”，应赶快离去。他指出：”绝水、

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均举（离去）也，五者皆不

胜。”“五地之败，曰：溪、川、泽。斥（盐碱地）①；五地之杀，

曰：天井、天宛（四周高中间低之地）、天离（即天罗，草木

茂盛之地）、天隙（两边峭壁中间深凹的狭长地带）、天招（即天陷，

低洼泥泞之地）。五墓杀地，勿居也，勿□也。”这也是承袭《孙子·行军

篇》的论述而有所补充、发挥。

（3）比较五种对作战有利的地形，依次是：“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

丘，陈丘胜林平地”；比较五种对作战有利的草地，依次是：“藩（草木茂

盛）、棘（荆棘丛生）、据（草木似篱笆）、茅（野草较高）、莎（野草较

低）”。

（4）春夏不要下到低处，秋冬不要登到高处。他说：“春毋降，秋毋登。”

显然，春夏因为雨水多，下到低处易被雨水所灌，且对作战不利；秋冬雨水

少，登到高处易被断绝水源而受困。

上述对各种地形及其处置方法的分析，丰富了军事地形学的内容，颇有

借鉴的价值。

① ”五地”下仅列四种地形名称，应脱一字，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说： “疑溪下脱谷字。”当是。

（六）运用阵法攻守

作战时军队所列的阵法，很早以来就开始讲究。《司马法》中就有“因

敌令阵”（《定爵》）、“定行列，正纵横”（《严位》）等规定；《孙子

兵法》在《势篇》、《九地篇》中，讲述了“纷纷坛纭”、“浑浑沌沌”以

及“常山之蛇”等各种阵法。但这些都比较零星简单。孙膑则根据当时战争

发展的情况，对阵法的种类、用途及其应当注意的要领，作了详细的系统的

总结。

依孙膑的论述：“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密）阵，

有锥行（前尖如锥）之阵，有雁行（展开如雁飞）之阵，有钩行（两翼如钩）

之阵，有玄襄（玄虚多旗）之阵，有火阵，有水阵。”（《十阵》）他对这

十阵细致说明其布法和打法，并指出它们的用途“方阵者，所以（截断）也；

圆阵者，所以（借为团，聚守）也；疏阵者，所以吠（虚张声势）也；数阵

者，为不可掇（分割）；锥行之阵者，所以决绝（突破、切断）也；雁行之

阵者，所以接射（连续射箭）也：钩行之阵者，所以变质易虑（随机应变）

也；玄襄之阵者，所以疑众难故（使众固之敌疑难）也；火阵者，所以拔（攻

克）也；水阵者。所以怅固（破强固之敌）也。”（同上〕实际上，《孙膑

兵法》全书所涉及的阵法，远不止这十阵。

孙膑特别强调，在何种情况下布什么阵，应该灵活掌握。他说：“邋（追

剿〕军以索阵”，“射战以云阵”；“迎陵而阵用（尖刺状），险..用圆。”

（《官一》）运用每一种阵法，应该发挥它特有的功能。孙膑又指出：“飙

凡（风）震阵，所以乘疑也”：“剽阵差车，所以从遗（追逐逃逸）也”；

“浮沮（阵名）而翼，所以隧斗也。”（同上）“锥行者，所以冲坚毁锐也；

雁行者。所以触侧应□[也]”；“飘风之阵者，所以回..[也]。”（《威

王问》）可见在战争的各种场合，应该运用什么阵法来对付，它的变化也是

无穷无尽的。

在运用阵法与敌人作战时，一般都应该在前面布以尖锐的锋刃，在后面

有接应支援的部队。孙膑论述道：“黄帝作剑，以阵象之，..剑无锋，虽

盂贲[之勇]不敢[将而进]；阵无锋，非孟贡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

至也。剑无首艇（把柄），虽巧士不能进..；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

者。不知兵之情者。故有锋有后，相信下动，敌人必走。”（《势备》）当

威王问：“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孙膑即答“其阵无锋也。”（《威

王问》）足见阵锋的有无，往往关系着交战的胜负。阵法除了必须注意“有

锋有后”外，还应留有充分的机动兵力。他又指出：“用阵三分，每阵有锋，

每阵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八阵》）

这就是说，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冲垮敌人的阵势，三分之二的大部队则伺机

待命，聚歼敌人。孙膑这些用阵法攻敌的经验。是相当全面周密的。

（七）发挥长兵和弓弩的威力

在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长兵器和弓弯在战争中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

孙武说过：“远则用弩，近则用兵”；他又要求：“势如弩，节如发机。”

（《势篇》）可见他已知道，把远距离杀伤的弓弩和近距离作战的兵器互相

配合，并利用机弩支造成战争中的优势。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更加扩

大。兵器的制作愈益精良。因此，更要讲究兵器在战争中的运用。孙膑曾把

长兵器比作“权”（主动权），他说：“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何

以知长兵之[为]权也？击非高下..颅毁肩。（意谓用长兵器击杀，不用改

变身体和四肢的高下位置，就能自如地刺毁敌人的头颅和肩膀。）故日：长

兵，权也。”（《势备》）他又把弓弩比作“势”（锐势），说：“羿作弓

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

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同上）长兵器和弓弩既然有着“权”

和“势”的优点，在战争中就应该多发挥它们的作用。在回答如何对付“敌

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时。孙膑主张：“长兵在前，短兵在□；为之流

弩，以助其急者。”他还强调指出：“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威

王问》）显然，长兵器应该在前阵冲刺和抵挡敌人，机动的弩兵则可用来应

付紧急情况；而劲弩快速发箭，更是威力无穷，能持久地杀伤敌人。

在战争实践中，孙膑正是经常发挥长兵器和弓弩的威力。如马陵之战时，

他在马陵道上设伏狙击，其布阵的安排是：把蒺藜、车、盾牌放在前面作为

防御工事；然后“长兵次之，所以求其隋（隳）也”；“弩次之者，所以当

投（石）机也。”（《陈忌问垒》）他还订出“制曰：以弩次蒺藜，然后以

其法射之；垒上弩、戟分。”（同上）可见，他把弩兵和持长兵器戟的士卒。

调到最能发挥其威力的位置。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内，”齐军万弩俱发，魏军

大乱相失”（《史记》本传）。这次马陵大捷，弓弩和长兵器的显其神通，

也是制胜的重要因素。

（八）攻城要诀

春秋时代，由于战争规模较小.主要使用车战，攻城器械不善，因此，攻

城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往往旷日持久。兵力和物资耗费巨大，而敌城还是

攻不下来。《吕氏春秋·慎势》篇说：“（楚）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

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楚军围

攻宋城，成年累月地长期攻打，而成效不大。故孙武认为攻城是下策，得不

偿失。他说：”攻城则力屈”（《作战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

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他进而主张攻敌

的主要方向，是夺取乡村的财富及其土地，所谓“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

争篇》）。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城市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千丈之城、万

家之邑相望”，而战争的方式也转变力以步兵、骑兵的作战为主，兵力雄厚，

攻城的器械并有了很大的改进。《六韬·虎韬·军略》记载：“凡三军有大

事，莫不习用器械：攻城围邑，则有、临冲；视城中，则有云梯、飞楼；三

军行止。则有武冲、大橹。”《墨子》中的《备城门》、《备高临）诸篇，

记述攻城的器械还有“轩车”、“羊黔”等。战国时攻城的效率也大为提高，

因此，总结攻城的经验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孙膑兵法》中的《雄牝城》

一篇，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

依据城市地形的特点，孙膑把城市分为雄城和扎城两种。认为雄城不可

攻而牝城可击。凡是具有以下地形特点的为雄城“城在卑泽（低洼的沼泽地）

之中，无亢山（高山）名谷。而有付丘、（小土山〕于其四方者”；“军食

流水”；“城前名谷，背亢山”；“城中高外下者”；“城中有付丘者”。

上述地形，或城在高处，或四周有高丘，或前低后高，皆难于攻击；或处卑

泽，有流水，能长期坚守，因此而为不可攻的雄城。凡是具有以下地形特点

的为扎城：“城背名谷，无亢山其左右”；“尽烧（当作晓，坚硬贫瘠之地）

者，死壤也”；“军食泛水（积水）者，死水也”；“城在发泽（发读为废，

干涸的沼泽地）中，无名谷忖丘者”；“城前亢山，背名谷，前高后下者”。

上述地形，或城在低处，或前高后低，皆便于攻击；或土地贫瘠，食用死水，

不能坚守，因此而为可击的扎城。孙膑仅从地形特点上来判断城市的可攻与

否，而忽视了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未免过于简

单，但他试图总结攻城的规律，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还是难能可

贵的。

四、孙膑军事思想的局限

作为一个战国时代的为诸侯国封建统治集团谋划的军事家，孙膑的军事

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他那个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

面：

（一）不辨战争的性质

世界上的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凡是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侵

略，为本国人民和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反之，凡是镇压

本国人民，为侵略、掠夺其他民族和人民而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

我们应当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孙膑同孙武以及其他

许多剥削阶级的军事家一样，他分不清什么战争是主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

他只知道如何去击败敌人，使自己的国家“战胜而强立”（《见威王》）；

又主张要“禁争夺”，用”举兵绳之”（同上）的办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这里，“战胜”、“举兵”的性质，他不加分辨，也无法分别清楚。

孙膑也讲“义”，他说：”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而无义，天

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见威王》）“将者不可以不义”；“义者，兵之

首也。”（《将义》）上述“义”的具体意思是什么，孙膑也是比较含糊的。

在《篡卒》篇中，孙膑还主张将帅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忠”，并解释说：

“安忠？忠王”：“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按照这种意见，军队参加战

争要“忠于王”，如果王要镇压人民和侵略他国，将军和士兵只有无条件的

去执行。这就充分暴露孙膑的军事理论，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的。

（二）士兵的被动地位

同孙武以及其他许多剥削阶级的军事家一样，孙膑把战争看作完全是“明

王”、“圣人”和“王者之将”的事，明智的将军能够“安万乘国，广万乘

王，全万乘之民命”（《八阵》）；而士兵只是驱使的工具，完全处于消极

的被动的地位。他说：“无天兵者自为备，圣人之事也。”（《势备》）在

孙膑看来，战争的准备工作，是由“圣人”筹划的：战争时调动民众（即士

兵）的积极性，也只有“明王、圣人”能做。他论道：“夫民有不足于寿而

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唯明王、圣人知之，故能留之。”

（《行篡》）战争中鼓舞士气，更是由“将军”一手操办。他阐述“将军令..

其令，所以利气也；将军乃..短衣裘，以劝士志，所以厉气也；将军令，

令军人人为三日粮，..[所以]断气也；将军召将卫人者而告之已..[所]

以延气..也。”（《延气》）按照孙膑的观点，战争的胜利，是“将义”、

“将德”所致；而战争的挫折，也完全是“将败”、“将失”造成的。他用

发射者、弓弩和矢镞来比喻君主、将帅和士卒的关系，说：“矢，卒也；弩，

将也；发者，主也。”（《兵情》）这里的士卒，只是发者弯上的矢，任人

摆弄和支配。

由于历史的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膑也认识到士兵的聪明才智和力

量的伟大，因而主张对上卒应“劳者息之，饥者食之”（《奇正》）；“爱

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将德》）。但他同时又认为，对士卒应“用之

若土芥”（同上），即在战时把士卒当作土块、草芥一样抛到战场上去。孟

子有言道：“君之视臣如上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可见“视如土芥”是十分轻蔑的意思。孙膑对士兵“用之若土芥”的思想，

充分暴露了他将士兵只是当作一种夺取胜利的工具，而毫不吝惜他们的生

命。这与无产阶级军队新型的将兵关系，是迥然不同的。

（三）有些战略战术简单片面

古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思维方法的不成熟，使孙

膑所论述的某些战略战术，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例如他说：“必攻不

守，兵之急者也。”（《威王问》）孙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带兵作战最

急需的，就是攻击敌人所不守的地方。如果敌强我弱，兵临城下，按照孙膑

这个方针去办，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再如，他把城市依地形的特点分为“不

可攻”的“雄城”和“可击”和“牝城”两类（《雄牝城》）。在孙膑看来，

只要是“中高外下”或“军食流水”的雄城，即使其城中守备空虚。士无斗

志，也是“不可攻”的；反之，只要是“前高后下”或“军食泛水（积水）”

的牝城，无论其怎样壁垒森严、士气高昂，也在“可击”之列。这种论述方

法的简单片面，十分显然。

（四）个别场合有迷信思想

在谈到地形条件对战争的作用时，孙膑指出：“南阵之山，生山也；东

阵之山，死山也。”“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

青。”（地葆》）何以“东阵之山”一定会“死”？伺以五种颜色的土壤会

一种胜过一种，还互相循环取胜？不言而喻，这里的论述，已经不是简单片

面的问题，而是带有迷信色彩和“五行相胜”学说的神秘因素。在论述军队

布阵的方位时，他又说：“军与阵皆毋政（正）前右，右周（旋）毋左周。”

（同上）这两句话的意思很不好理解，一般的注解本释为：驻军与布阵，不

要使山陵高地位于自己的右前方；军阵移动，宜右旋而下要左旋。这样的解

释，虽在字面上说得过去，但其原因仍不得而知。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黄

帝伐赤帝》，记黄帝“南伐赤帝”、“东代青帝”、“北伐黑帝”、“西伐

白帝”时，皆“右阴、顺术、倍（背）冲”。这种战争时的方位规定，也难

以知道其究竟。战国时代，讲究和依靠“左右背向”来作战的迷信思想，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