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孙膑的哲学思想

如同在军事思想方面所表现的那样，孙膑的哲学思想基本上也是继承孙

武的。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孙膑有所发展，并带有他自己的特色。战国

时代在形与名的关系问题上争论比较热烈，因而孙膑对形名关系阐发得较

多。当时的战净更加激化，战略战术也愈益变化多端，于是在孙膑的哲学思

想中，尤其强调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在

方法上应根据外界条件的不同而灵活多变。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到战国时代，

神秘、迷信的色彩愈来愈浓，孙膑也深受其影响。上述各种因素，使孙膑的

哲学思想，除了同孙武以及其他军事哲学家有共性外，又有他自己的个性。

一、对世界的唯物主义态度

孙膑继承了孙武以及其他许多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世界是

物质性的，客观存在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充分体现于如下一些原理的表

述中。

（一）重视客观物质条件

人类生活于物质世界中，其活动都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对

于战争来说，物质条件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孙膑认为，在进行一场战争

时，应该“事备而后动”（《见威王》），亦即充分做好各种物质准备。他

指出：“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同上）所谓“委”，就是禾谷柴草之

类的物资储备。他又说：“积弗如，勿与持久。”（《五度九夺》）所谓“积”，

也是指粮草等积储的物资。在孙膑看来，积储的物资多，就能守备坚固；积

储的物资少，就不能持久作战。除了粮草等物资的积储外，战争还必须制造

各种各样的武器。孙膑论述道：“黄帝作剑，以阵象之；异作弓弩，以势象

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凡此四者，兵之用也。”

（《势备》）有了剑、弓弩、舟车、长兵等武器和交通工具，再用阵、势、

变、权等方法去作战，就能“破强敌，取猛将”（同上）。显然，客观物质

条件是战胜强敌的凭藉和基础；离开了粮草、武器等物质，攻守作战是无法

进行的。

对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孙膑谈论得最多的是地形。

他在回答“患兵者何也？困敌者何也？”的问题时说：“患兵者地也，困敌

者险也。故曰三里沮洳（泥泞的沼泽地）将患军，..涉（此处缺文，大意

为渡涉江河）将留大甲。”（《威王问》）可见客观世界地形的不利会妨碍

行军，而地形的险阻又能困住敌人。从地形条件着眼，孙膑又把城市分为”

雄城”和“牝城”两类：认为“城中高外下”或“军食流水”的是雄城，“不

可攻也”；而城“前高后下”或“军食泛水”（积水）的是牝城，”可击也”。

（《雄牝城》）显然，周围地形的有利或不利，对于攻城的成败是十分重要

的。孙膑还撰有论述地形的一个专篇《地葆》，篇中谈到五种地形的忧劣（“五

地之胜”）。五种招致失败的地形（“五地之败”）以及五种招致覆军杀将

的地形（“五地之杀”）。在这里，他把地形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性的

物质条件。

地形条件既然对战争的胜败关系重大，因此在作战时应利用地形来保护

自己，消灭敌人。孙膑指出：“势便地利，则民自[进；势不便地不利，则民]

自退。所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客主人分》）他告诉战争的指挥

者，必须占据有利的地形，创造便于击敌的态势。当”我人兵则众，车骑则

少”时。孙膑认为：“击此者，当保险带隘，慎避广易（宽广平坦之地）”；

当”我车骑则众，人兵则少”时，又应当“慎避险阻，决而导之，抵诸易（平

地）。（《十问》）他提出的作战方针是：避开对我不利的地形，而要把敌

人引导到对我有利的地形。在马陵之战时，孙膑把魏军引导到“隘塞死地之

中”，因而“取庞[涓]而擒太子申”（《陈忌问垒》），这是他利用客观地

形条件而战胜强敌的显著例子。

战争中准获得了能制胜敌人的客观物质条件，谁就易于取胜。这种客观

物质条件的获得，孙膑认为不能等待，而要去夺取。他指出：“故兵..趋

敌数（技术）：一曰取粮，二曰取水，三日取津。四日取途，五日取险，六

曰取易（平地），..。凡九夺，所以趋敌也。”（《五度九针》）由上述

可见，对于战争中如何制胜敌人的问题，孙膑采用的手段是：物资的储备，

武器和交通工具的制造，地形的选择和利用，“粮”、“水”、‘’津”、

“途”等物质和要地的夺取。制胜敌人，必须依靠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孙

膑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二）顺应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

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自然形成的规律，

人们只有顺应和利用这些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孙膑朴素唯

物主义世界观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分析有齿、角、爪、距的禽兽的活动规

律时说：“夫陷（借为含）齿戴角、前爪后距，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

不可止也。”（《势备》）这里孙膑总结禽兽的活动特点是：“喜而合，怒

而斗”，并称其为”天之道”，亦即自然的规律。且不论上述规律总结得正

确与否，重要的是，他申述了一个极为可贵的理论：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种

“天之道”，而这种“道”是“不可止”的，亦即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地葆》篇中，他又总结地形的规律说：“几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

直（平正宽广）者为纲，术（崎岖曲折）者为纪。..直者毛产（生长草木

谷物），术者半凡。”此处论述的“地之道”，其表里纲纪和物产生长情况，

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当然也不够全面和准确。但“地”总有它自己的

发展变化规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除了“地”和禽兽而外，孙膑在其他

许多场台，还论述过“天”、“民”、“敌”、“战”、“阵”、“用兵”

等各种事物，也都有它们的“道”，亦即发展变化的一定规律。

既然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

那末人们进行的活动，也只有遵循事物的规律去做，才能获得成功；否

则，就会到处碰壁。孙膑在分析了地形的规律后指出：“绝水（渡水）。迎

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均举（去）也，五者皆不胜”；又说：“春

毋降，秋毋登。”（《地葆》）显然，“绝水、迎陵、逆流、屠杀地、迎众

树”而作战，都是处于不利的地形，倘若开战则不能取胜，因而应该赶快离

去；春夏雨水多，在低处易被水灌，且对作战不利，故此时“毋降”；秋冬

雨水少，在高处易断水源而被围困，故此时“毋登”。这是说在战争中，要

顺从客观世界的地形、天气规律而不要去违背它。同样，对于敌我兵力的长

短、多寡，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去对待。他强调说：”[欲强长国兵之所短，以]

难敌国兵之所长，耗兵也；欲强多国之所寡，以应敌国之所多，速屈之兵也。”

（《兵失》）孙膑在这里告诉人们，不要勉强去做违反事物本身规律的事：

以己之所短难敌之所长。必然带来巨大的消“耗”；以己之所寡应敌之所多，

必然造成“速屈”的后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众弗如.勿与接和（正面交

战）”；“习弗如，毋当其所长。”（《五度九夺》）在孙膑看来，顺应对

敌作战的规律，避实击虚，扬长避短，就能经常获得胜利。

（三）形名关系

“形名”这一对皙学范畴，所指的是有形的实物与其名称的关系，也就

是名实关系。主张有形的实物是第一性的，而名则是有形实物的称谓，名必

须符合其形其实，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反之，主张名是第一性的，有形的

实物不过是名的体现，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春秋以前，关于形名关系的讨

论，还役充分展开。孙武在谈到如何指挥军队作战时说：“斗众如斗寡，形

名是也。”（《势篇》）这里的“形名”，不是指有形的实物与其名称的关

系，而是指以眼见物形为主和以耳听号令力主的两种指挥工具。曹操注：“施

旗曰形，金鼓日名。”可知孙武所讲的“形名”，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用语。

孔子曾经讲到要“正名”（《论语·子路》），他的意思就是要纠正名不符

实的情况：有君之名应当行君之权，有臣之名应当守臣之行，即所谓“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但他没有把他的“正名”主张，

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论证。

到了战国时代，在哲学意义上的关于”形名”或“名实”问题的争论开

始热烈起来。战国初年的墨翟论述道：“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

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

义》）这些话表现了墨翟重实轻名的思想。他的后学者进一步总结名实关系

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多（当作名）也。”“所以谓，名也：所谓，

实也：名实耦。”（《墨子·经说上》）这里把“名”当作实物的文饰和称

谓；认为先有实物，然后才有名，表现了唯物主义倾向。战国中后期的公孙

龙，一方面说：“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承认名称不过

是实物的称谓；而另一方面他又称：“物莫非指”（《公孙龙子·指物论》），

认为实物都是“指”（属性）所组成。于是，在他那里，“坚”与“白”两

种属性可以离开实物“石”而自藏；否认有色的“白马”应该包括在“马”

这一类中的事实，宣称“白马非马”，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和诡辩论的泥潭。

在这一场“形名”或“名实”关系问题的大辩论中，孙膑坚定地站在唯

物主义路线一边，坚持形先名后、名为形之称谓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

有形之徒，莫不可名”；“分定则有形矣，形定则有名[矣]。”（《奇正》）

所谓”分”，是指在战场上兵力的分布、配置。他认为，”名”是在兵力分

布定当。阵形确定以后才有的，是从属于“形”的。而且，孙膑从战争的实

践经验出发，公开宣布：”战者，以形相胜者也”；“有名之徒，莫不可胜。”

（同上）世界上任何的形，都可以用其他另一种形来战胜；在有名的所有的

形中，那种神秘的、不可战胜的形，是根本不存在的。孙瞑在形名的关系问

题上，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堵住了通往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道路。

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孙膑是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描述世界的，指出

人们在世界中应该如何行动。他认为，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是人们赖以生存

和战斗的基础，必须充分予以重视和加以利用；世上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

律，人们只能顺应这些规律去做，违背它就要吃大亏；有形的实物先存在于

世，然后才有名去称呼它，有名的有形之物没有哪个是不可战胜的。同孙武

一样，在孙膑对世界事物的表述中，没有深奥的宇宙发生论、物质结构论，

但它是朴素的、现实的。他解释世界，不附加任何天神鬼怪的外来威力，教

育人们如何去适应这个客观物质世界，保存自己和战胜敌人。

二、认识来源于实践

为了战争的需要，并总结战争的经验，孙膑在如何认识客观事物的问题

上，继承了孙武关于认识论的许多观点，更加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和

指导作用。现分别就下列几个主要观点进行评述。

（一）注重了解客观情况

战争要取得胜利，首先必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这是当时的许多军事家

和思想家都懂得的道理。孙武曾经提出，在战争时要调查了解敌我双方的“五

事”、“七计”，必须“索其情”，作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光辉

论断。《吴子》中专有《料敌》一篇，记载吴起“论六国之俗”的情况，提

出：“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强调要根据

观察所得的敌情而确定作战方针。战国时代在齐国讲学的一些兵家，也深知

战争时了解敌情和地理环境的重要。他们说“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

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

不先阵也。”（《管子·七法》）“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

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

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渭荒瘠与可耕）之地，必尽

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管子·地日》）

上述这些战时必须详细了解各种情况的理论，必然会给孙膑以深刻的启示。

孙膑要求战争的指挥者了解的情况也相当多。他指出：一个优秀的将帅，

必须“上知天”，“下知地”，“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八阵》）。

对于上下内外的情况都了解清楚，才能制定合宜的战争计划，有效地打击敌

人。在上述诸多的情况中，孙膑尤其着重要了解地理环境。他说：“险易必

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同上）；“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威王问》）；

“故善者制险量阻，敦（督促）三军，利屈伸”（《善者》）。他并用简洁

的语言总结道：“量敌计险，胜。”（《篡卒》）显然，熟悉地形和了解情

况，就能顺利地打击敌人。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孙膑所指挥的马陵之战，正

是由于他熟知当地环境，把敌人引到“隘塞死地之中”，因而“尽破其军”

的。调查、观察周围外界的情况，从而获得正确的认识，再用这个认识去制

定行动的计划，指导战争的实践，以达到制胜敌人的目的。这是孙膑关于认

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二）必须掌握事物规律

通过调查和观察，了解到一些客观情况，这个认识还是很肤浅的；用肤

浅的认识去指导实践，就容易出偏差。因此，孙膑认为要提高实践的成功率，

必须懂得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他把事物的规律称为“道”。

在《孙膑兵法》中，谈到“道”的地方有数十处之多。它们的意义也各

不相同：一是作道路解。如说“行止道”，“行起道”（《兵失》）；“进

者有道出，退者有道人。”（《奇正》）二是作办法解。如说：“张军毋战

有道？”（《威王问》）“击圆之道”，“击方之道”（《十问》）。三作

引导解。如“其德在于道”（《篡卒》），就是说军队有良好的德行在于正

确的引导。四作道义解。如说“夫兵者，..此先王之傅（辅）道也”（《见

成王》），即认为用兵是辅助道义的。除了上述各种解释之外，孙膑用得最

多的，是把“道”作为规律解。如说：“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陈忌

问垒》）这里的“知道”，就是懂得战争“胜不胜”的规律。篇中又阐述：

“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同上）此处指明，孙氏所讲的规律，一

定符合天地万物的客观实际。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孙膑所讲的“道”也有许多门类。他论述“兵

之道”说：“凡兵之道四：曰阵，日势，日变，日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

敌、取猛将也。”（《势备》）在孙膑看来，作战时掌握了用阵、势、变、

权等各种手段的规律，就能“破强敌、取猛将”，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井批

评当时的许多将领。对阵、势等手段“皆以为用，而莫彻（明白）其道”（同

上），即不懂得其规律，因而功效不大。孙膑又指出：“兵胜敌也，不异于

弩之中招也。此兵之道也。”（《兵情》）他把用兵胜敌比作用弩射矢中的：

用弩射矢需要发者、弩、矢各方面的协调，用兵胜敌也要君主、将、卒各方

回的配合。孙膑认为，这又是一条“兵之道”，即用兵作战的规律。在心《八

阵》篇中，他强调“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可见，对于天文、

地形，都要掌握它的规律、原理，他还论述说：“料敌计险，必察远近，..

将之道也。”（《威王问》）所谓“将之道”，就是将帅指挥作战的规律，

它首先必须了解敌情，计算地形的险易，观察道路的远近。在“将之道”外，

孙膑并阐述过“卒之道”（《略甲》），亦即士卒参加作战的规律。可惜由

于竹简严重残缺，这“卒之道”究竟有些什么步骤，已不得而知了。

对于上述这些用兵作战的规律，不懂得、不掌握它，行动是盲目的，就

会带来不利的后果。孙膑指出：“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八

阵》）显然，不懂得战争规律的将军，带兵作战依靠侥幸取胜，那是很危险

的。在与威王、田忌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后，孙膑认为，他们“未达于道也”

（《威王问》），即不明白战争胜败、国家兴亡的规律。他接着论述道：“吾

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威王、田忌这些齐国

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人物，不懂得“素信者昌”、“穷兵者亡”的规律，因而

孙膑预言：“齐三世其忧矣！”（同上）

相反，如果懂得用兵作战和国家兴亡的规律，后果就大不一样。他强调

说：”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兵情》）；“得其道，则（敌）虽

欲生不可得也”（《月战》）；“明主、知道之将，..兵出而有功，人而

不伤，则明于兵者也。”（《客主人分》）掌握了作战的规律，就能在战争

中“有功”、”有名”，使敌人无法“生”还，而我军的“伤”亡可减少到

最低程度。孙膑还宣称：“求其道，国故长久。”（《陈忌问垒》）显然，

找到治国的规律而遵循着它去做，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从了解客观情况，到进一步要求掌握事物规律，经常强调“知道”、“察

道”、“彻其道”、“达于道”、”得其道”、“求其道”的重要性；说明

孙膑的认识论在不断深化。他不满足于表面现象的肤浅感知，而认为感性认

识必须上升到理性，求得其内在规律的掌握，才能使实践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对战争胜负的预测

同孙武一样，孙膑也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先测知

的。他一再申述：“见胜而战”（《八阵》），“必胜乃战”（《杀

士》）；“善战者，..见胜如见日月；其错（措）胜也，加以水胜火。”

（《奇正》）在孙膑看来，一个清醒的指挥者，在战争开

始之前，即能预见这次战争的胜负，就像见到日月一般；他

所安排的与敌作战的阵势，就像“以水胜火”那样攻而必克。

因此，善战者总是看到一定能获胜后才出战，决不贸然行动。他批评那

些糊涂的决策者说：“兵不能见福祸于未形，不知备者也。”（《兵失》）

他认为，不能预见用兵的福祸，因而也不知道作战前的准备，必然导致战争

的失败。

如何预测战争双方的胜负呢？孙膑在《地葆》篇中说：“绝水、迎陵、

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钧（均）举（去）也，五者皆不胜”；又说：“五

地之败；已溪。[谷]、川、泽、斥（盐碱地）；五地之杀，曰：天井、大宛、

天高、天隙、天招（低洼泥泞之地）。”这是论述地形的优劣对战争胜败的

作用。他又从兵力的状况判断战争的胜负，说：“[积]胜疏，盈胜虚，..

众胜寡”（《积》），即兵力密集的将战胜稀疏的，充盈的将战胜空虚的、

众多的将战胜寡少的。

除了地形、兵力这些客观条件之外.在预测战争双方的胜负时，更重要

的，应着眼于其军队的素质、指挥的得宜等主观条件。孙膑指出：“恒胜有

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

“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

不得众，不胜。”又说：“兵之胜在于篡（选）卒”；“胜在尽[忠]，明赏，

选卒，乘敌之[弊]，是谓泰（太）武之葆（宝）。”（《篡卒》）这里列举

了许多取胜的主观因素，不外乎君主、将帅、士兵关系的和谐，懂得战争的

规律，调查了解情况，士兵的精选，严明的赏罚，以及抓住战争的时机等等；

又列举了许多不胜的主观因素，大致与取胜的情况相反。孙膑还专门撰写《将

败》和《将失》两篇，详细列举会导致战争失败的将帅品质上的20 种缺点，

以及由于将帅指挥上的错误而形成败局的32 种情况。可见，对于战争胜负的

预测，在孙膑的心目中是非常清楚的。

能够开列如此众多的预测战争胜负的条件，这种知识的获得显然来自于

战争实践和以往战争经验的总结。孙膑曾经说过：“战而知其所..。”（《陈

忌问垒》）此话虽然由于竹简的残缺而无法了解其全部内容，但他强调实践

（“战”）才能懂得对敌的策略、胜负的规律，则是很明显的。孙膑预测战

争的胜负，不依靠占卜等迷信活动、而是根据对实实在在的主客观条件的分

析，根据“战而知”所掌握的规律。这又一次表明，孙膑所持的认识论，坚

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和反映论一边，而与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不虑

而知”的先验论相对立。

三、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如同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所表现的那样，孙膑观察世界的方法也继承

了孙武的许多观点并加以发展，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一）事物的两重往

看问题必须全面，既要看到正的一面，又要看到反的一面，“智者之虑

必杂于利害”，这是孙武对待事物的方法。孙膑继承了这一思想，用它来分

析战争中的各种事物。他说：“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

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奇正》）敌人有长处，但不见得在各方面都

长。它必有其短处。因此，在作战时就应避敌之所长而击其所短。看到敌人

的不足，还须知其有余，这样才能在战争中持慎重态度，不会碰壁吃亏。在

分析战争的形势时，他又说：”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

居败也]。”（《客主人分》）“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车坚兵利不得以为威，

士有勇力不得以力强。”（《善者》）在孙膑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可变

的：富国如果麻痹大意，不知战备，它就有危险；而贫国如果君民一心，奋

发图强，也就能安全无恙；沟深垒高、车坚兵利、士有勇力，如果指挥不当，

将卒不和，就会不固、不威、不强。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由于

客观的和主观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它都可能造成两种相反的结果。

对于事物所采取的方法，也可能有好的和坏的两种作用。加攻人敌境的

军队，采取“恭”（宽柔）或“暴”（强横），都可能有利和弊两种后果。

“恭”固然可以减少敌方民众的反抗，但它也可能使我军缺乏粮草，无法继

续进击；“暴”固然可以掠夺到粮草及其他物资，但它会引起敌方民众的强

烈不满，使我军受到多方的阻击。孙膑分析说：“入境而恭，军失其常；再

举而恭，军无所粱；三举而恭，军失其事；四举而恭，军无食；五举而恭，

军不及事。入境而暴，谓之客；再举而暴。谓之华（疑当作乖）；三举而暴，

主人惧：四举而暴，卒土见诈；五举而暴，兵必大耗。”（《五名五恭》）

因此、他主张：“五恭五暴，必使相错也。”（同上）“恭”与“暴”两种

相反的方法交替使用，就可以使它们的长处与短处互为补充，而比较顺利地

达到占领敌境的目的。

关于事物的两重性，春秋时代的子产、孔子等人就已经有所认识。例如

对待人民，是“宽”好，还是“猛”好？它们都可能有好、坏两种结果。子

产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人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

矣；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

对待人民宽如”水”，固然可以得到人民的好感，但人民玩忽职守，无法无

天，反而“多死”；猛如”火”，虽然会遭致人民的不满，但人民望而生畏，

不敢犯法，反而“鲜（少）死”。故孔子主张宽和猛两种相反的方法交替使

用。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

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同上）子产、孔子认为、在政治上“宽”

“猛”两法各有其优缺点，应该“相济”补充；孙膑认为，在军事上“恭”

“暴”两法各有利弊，应该“相错”使用：二者的辩证思维方法实有异曲同

工之妙，而后者很可能是从前者得到启发，由政治推广到军事上的。

（二）对立面的互相转化

同孙武一样，孙膑也看到了客观世界的事物充满着矛盾对立。在《孙膑

兵法》中，矛盾对立的观念到处可见，如攻守、胜败、得失、众寡、大小、

强弱、生死、存亡、长短、昼夜、治乱、险易、左右、高下、远近、多少。

轻重、前后、厚薄、进退、贫富、安危、屈伸、饱饥、动静、柔刚、恭暴、

背向、功过、福祸，贪廉、是非、有无、雄牝、积疏、盈虚、疾徐、怯劳、

奇正、同异、赏罚，等等。

上述各种矛盾对立的事物，在孙膑看来，经常互相转化。他说“天地之

理，至则反，盈则败，[日月]是也；代兴代废，四时是也。”（《奇正》）

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他又说：“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径行相为]变，

疾徐相为变，众寡相[为变，秩劳相]为变。”（《积疏》）这是战争中事物

的变化规律。他还说：“贪而廉，..弱而强，柔而[刚]，起道也。”（《兵

失》）这是军队或国家，由于某些因素的作用，在发展中形成的对立面转化。

有些事物，表面看来是好的，但如过分贪图它，就会朝对立的方向转化

了去。比如战争和胜利；战争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打击别国的势力；胜利更

能夺得别国的领土、人民和财物。但是如果好战和贪胜，就会引来许多国家

群起而攻之。最后落得一个受辱和灭亡的下场。孙膑指出：“乐兵者亡，而

利胜者辱”（《见威王》），申述了这种转化的规律。有些事物。表面看来

是坏的，但如因势利用它，也可以变成好的。比如失败，会造成我军的伤亡；

倘若因为这个失败而导致敌军的麻痹和骄傲，就会给我军的胜利创造了条

件。孙膑在论述如何对付“坚而固；”的敌军时说：“以轻卒尝之，贱而勇

者将之，期于北（失败），毋期于得（胜利）。”然后，“为之微阵（隐蔽

的战阵）以触其侧，是谓大得。”（《威王问》）这里，他把失败转化为胜

利的辩证法，讲得相当清楚。

（三）寡弱可胜众强

寡少弱小的军队能否战胜众多强大的军队，对于这个问题，孙武没有回

答，他只是说：“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谋攻篇》）显然，在孙武看来。寡少弱小的军队面对众多强大的军队，

只有逃避一策。到战国时代的孟子，他干脆下结论说：“小固不可以敌大，

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粱总工上》）这种认为寡

少弱小的军队肯定打不过众多强大的军队的观点，把问题看得过于绝对化，

不能不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孙膑把这个一向被人们绝对化了的问题给予辩

证的解决。他指出“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

兵利甲坚含胜平？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

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容主人分》）孙膑认为，众

多富强者不一定就能战胜寡少弱小者；世界上的事情是千变万化的，决定胜

败安危的关键，是能否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和处理它们的方法，即所谓“道”。

对于寡少之兵如何去战众多之兵，孙膑提出了以下诸种方法一是“分人之

兵”。他说：“所谓善战者，善剪断之..。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

锱[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同上）

“善者，敌人军[劲]人众，能使分高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善

者》）分散敌人，各个击破，就能以少胜多。二是突然袭击。当威王间：“以

一击十，有道乎？”孙膑答曰：”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当田忌问：

“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膑又答：“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威王问》）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使敌人措手不及，就能

打垮数倍于己的兵力。三是出奇制胜。当回答“敌富我贫，敌众我少，敌强

我弱，..击之奈何？”的问题时，孙膑曰：“击此者，..规而高之，合

而佯北，杀将其后，勿令知之。”（《十问》）我军与敌接触，伪装败北，

再悄悄绕到敌人侧后杀将过来，如此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就能以少弱击败

众强之敌。四是击其要害。在回答“敌既众以强，延阵以衡，我..人少不

能，击之奈何？”的问题时，孙瞑又曰：“击此者，必将三分我兵，练我死

士。二者（三分之二）延阵张翼，一者（三分之一）材士练兵，期于中极。”

（同上）这里所谓“中极”，就是要害部位，如将帅之营。粮食仓库等。一

旦击中要害，就会动摇其军心，把强众之敌打败。

如何以寡弱之兵击败强众之敌，孙膑还提出打持久战的方法：“长兵在

前，短兵在□，为之流弩，以助其急者；□□毋动，以侍敌能（读为罢，通

疲）”；“坤垒广志，严正辑众，..必以为久。”（《威王问》）在持久

的消耗战中，杀减敌人的优势，磨灭敌人的斗志，而我军则愈战愈勇，逐渐

转弱力强。关于“击强众之道”，孙膑还有一段较详的论述：“击此者，告

之下敢，示之不能，坐拙而侍之，以骄其意，以情其志，使敌弗识，因击其

不□，攻其不御，压其怠，攻其疑。彼既贵既武，三军徙舍，前后不相睹，

故中而击之，若有徒与。”（《十问》）他运用各种诡诈手段，证明寡弱之

兵可以胜强众之敌。在上述这些论证中，孙膑认为战争中强弱、众寡的形势

都是可以改变的，它们都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其反面。这是他的辩证法思

想表现得十分精彩的部分。

（四）人的能动作用

唯物辩证法既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又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

观世界的反作用。孙膑同孙武一样，既主张人要顺应客观事物的自身规律，

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取得最佳的战争效果。在以朴素唯物辩证

观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方面，孙膑较之他的前辈阐述得更加具体；对人的能动

作用，给予更高的估价。他指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入。”（《月战》）

这里包含着人为万物之灵、“人定胜大”的思想。在孙膑看来，只要发挥人

的能动作用，就可以克服不利的物质、自然条件，使战争的结局大为改观。

如何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孙膑阐述有这样几种途径：（1）掌握规律、方

法。如他说：“得其道，则（敌）虽欲生不可得也。”（同上）掌握了歼灭

敌人的规律、技术，就能达到“覆军杀将”的目的。他又说：“得四（指阵、

势、变、权四种用兵之法）者生，失四者死。”（《势备》）可见掌握作战

的规律、方法，对战争的胜败至关重要。

（2）利用地形条件。他论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势便地利，

则民自[进]。”（《客主人的》）“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居生击死。”

（《八阵》）在《地葆》篇中，孙膑分析了各种地形的优劣；在《雄牝城》

中，他又指出哪些城是“可击”的。显然；能动地选择和依靠有利的地势，

就可顺利地击垮敌人。（3）战前预谋其功，战时防止失误。他强调：“明主、

知道之将，必先[谋]可有功于未战之前，放不失可有之功于己战之后。”（《客

主人分》）从战前准备到战争结束，始终高瞻远瞩，兢兢业业，就能取得预

期的战功。孙膑在《将败》、《将失》等篇中，列举将帅品质上的诸多缺点

和指挥上的种种失误，认为这些都是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在战争中应当尽

量改正和避免。

（4）振作精神，奋发图强。他申述在战争中有两种态度，评论道：“兵

见善而怠，时至而疑，去非而弗能居，止道也；贪而廉，龙（读作宠，意为

骄）而敬，弱而强，柔而[刚]，起道也。行止道者，大地弗能兴也；行起道

者，大地（简文下缺）。”（《兵失》）这里所谈的前一种态度，自暴自弃，

孙膑称它是“行止道”。抱着这种态度参加战争，”天地弗能兴”.是注定要

失败的。后一种态度是，努力转变作风和面貌，自强不息。孙膑称它是“行

起道”。抱着这种态度参加战争，“天地”都将帮助它，就会一步步走向胜

利。

通过以上这些途径，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便可以在战争中创造奇迹。孙

瞑称述：“三军之士可使毕失其志”：”按左（打）右，右败而左弗能救；

按右左，左败而右弗能救。”（《兵失》）“敌人众能使寡，积粮盈军能使

饥，安处不动能使劳。得天下能使离，三军和能使柴（借作猜，意为疑）。

“善者四路必彻（通达），五动必工（巧善）。故进不可迎于前，退不可绝

于后，左右不可陷于阻，..。”（《善者》）总之，在人的能动作用充分

发挥之后，可以使我军在战争中左右逢源，势不可挡；而使敌军动辄得咎，

难于应付。他又论道“[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月战》）这

里的“生”与“将”相对，应指生气勃勃的士卒；“过”，意为超越，胜过

一般。孙膑认为，将帅多谋善断，士卒奋勇过人，就能每战必胜。他还指出：

“有名之徒，莫不可胜”；“形莫不可以胜。”（《奇正》）只要发挥人的

能动作用，世界上一切“有名”、有“形”的事物，都是可以战胜的。

（五）灵活变换方法

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付方法，这一辩证法的命题孙武早

就提出，而孙嫔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孙武提出：”能因敌变化而取

胜者，谓之神。”孙膑则论述道：“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

先其下卒以诱之。”（《八阵》）“夫威强之兵，则屈软而待之；轩骄之兵，

则恭敬而久之；刚至之兵，则诱而取之：（惊恐）忌之兵，则薄其前，噪其

旁，深沟高垒而难其粮；重柔（极其软弱）之兵，则噪而恐之，振而捅之，

出则击之，不出则回（围）之。”（《五名五恭》）在《威王问》篇中，孙

膑对“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我强敌弱，我众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