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孙膑的政治主张

在政治思想方面，孙膑同他的前辈孙武一样，也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他

这套主张的宗旨，仍然是要巩固各诸侯国的封建政权，实现由一个君王来统

治天下，建立新的封建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必须用战争去禁止

各国之间的侵害掠夺行为；用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的办法富强自己的国家，

以赢得攻代战争的胜利；在战争中要保存弱小的国家和宗族，维护封建等级

统治秩序；要用仁义道德去争取民众的拥护，从而在战争中所向无敌。由上

可见，孙膑的政治主张，有其明确的目的和实现此目的的方法。孙膑除了在

军事上有一套谋略战术，在哲学上有一套思想方法外，在政治上也是具有清

醒的头脑的。兹就他政治主张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解剖。

一、以战争制止战争

春秋时代兼并战争的特点，是大国兼并周围的小国和大国之间为争夺霸

权而进行战争。到战国时代，大国周围的小国兼并殆尽，战争表现为七个大

国之间，为侵占领土、掠夺人民财产而直接进行交战。因此，这种兼并掠夺

战争愈演愈烈，其残酷性也不断增强。孟子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这

是对当时战争状况的生动描绘。在孙膑的早年，齐国的对外战争虽然也取得

过一些胜利，如公元前380 年，齐国乘秦、魏攻韩，楚、赵相救的机会，“起

兵袭燕国，取桑丘”（今河北徐水县西南）；公元前368 年，齐代魏，攻取

观（今山东范县观城）。但在大部分场合，齐国被别国所侵伐，失地受辱。

如公元前378 年，魏、赵、韩联合伐齐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县西南）：公元

前373 年，燕“伐败齐于林营”（《史记·燕召公世家》）；同年，魏伐齐

至博陵（今山东聊城县北），鲁也伐齐人阳关（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次年，

卫又伐齐攻取薛陵（今山东莘县西）；公元前370 年，赵国“伐齐于鄄”（今

山东鄄城县），过了二年又“侵齐至长城”（《史记·赵世家》）。正如司

马迁所说，当时的齐国被“诸侯并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处于

许多国家的夹击蚕食之中。

面对诸侯混战、互相攻优掠夺的局面，孙膑明确主张要“禁争夺”，其

方法是“举兵绳之”（《见威王》）。他用历史上神农、黄帝、尧、舜、汤、

武、周公的事迹，来说明古代的帝王圣人都是如此做的。他说：“尧有天下

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

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即涿鹿）；尧伐共工；舜伐..

而并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当作商）奄反，故周公浅（借作践，

意为剪灭）之。”（同上）孙膑认为，对于当时诸侯并代的混乱局面，只有

像古代的帝王圣人尧舜、周公那样，用战争的强制手段去平定那些“黜王命”

的反叛者，才能使“天下服”，从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

这种以战争制止战争的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是相当流行的。《左传·宣

公十二年》载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里指出，从文字构造上说，“武”的意

义就是“止戈”（制止战争）；他并强调，战争除了可以“禁暴、兵”之外，

还有“安民”、“丰财”等功用。当时的诸侯混战局面，只有用战争去禁止，

才能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繁荣昌盛的环境。与孙膑同时的尉缭说：“兵者，

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他认为，应该用战争去制

止暴乱、不义的行为。《司马法·仁本》宣传：“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商鞅也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君书·画策》）在用战争去消

灭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认识都与孙膑所见略同。到战国后期，有策士说秦

王曰：“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

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

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

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今欲并天下，

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战国策·秦

一》）这段游说辞，不但思想观点与孙膑《见

威王》的说辞相类，而且所用的历史事实、词汇语气，都有

雷同之感。由此可见，孙膑用战争制止战争，以建立新统治

秩序的思想，是符合时代潮流而为许多君王、谋士、说客所

赞同的。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热潮中，也有不少人不同意兵家

的这种主张。战国初年的墨翟极力反对战争，他撰有著名的

（非攻）篇，强调“易（改变）攻伐，以治我国”；”若繁为攻伐，此

实天下之巨害也。”他并指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

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墨子·兼爱中》）他企图用“兼相爱、交相利”的说教，不通过禁暴止

乱的战争就能使天下太平，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战国中期的孟轲

也反对战争，他认为对人民施行“仁政”就能统一天下，宣称：“仁者无敌”；”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他甚至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朱熹《集注》曰：

“善战，如孙膑、吴起之徒。”孟子要求行“仁政”施惠于民，以取得民众

的拥护，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反对加强战备，要把孙膑、吴起等“善

战者”都加以刑戮，认为单凭着得民心就能“无敌”、“莫之能御”，这显

然也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会有好的结果

的。战国时代还有宋、尹文一派学者，以宣传“情欲寡浅”为宗旨，他们“周

行天下，上说下教”，要求人们“见侮不辱”，“禁攻寝兵”，以此来“救

民之斗”，“救世之战”（《庄子·天下篇》）。很明显，这种宣传说教，

同样不会有多少效果。与上述各种学派的意见相比，孙膑的“举兵绳之”，

以“禁争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的理论，应该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虽然，孙膑对于当时诸侯混战、互相兼并的局面主张“举兵绳之”，但

他与孙武一样，仍然认为要谨慎地对待战争。他指出：“天时、地利、人和，

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符）与而□战，不得已而后战。”（《月

战》）他强调，对于战争要看准时机，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条件都符合

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敌人向我进犯、掠夺人民

财产时，方可进行。他告诫说：“其伤在于数战。”（《篡卒》）频繁地进

行战争，是会伤害国家和军队的元气的。他甚至认为：“恶战者，兵之王器

也。”（同上）要憎恶战争，为制止战争而进行战争，这是王者用兵所应有

的态度。他对齐威王提出过这样的警语：“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

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见威王》）好战是要亡国的，贪图胜利也要

受辱的。当威王问及：“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膑连忙称赞

说：“明王之问！夫众且强，犹问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威王问》）

我军众且强，还是不能莽撞乱打，犹要讲究用兵之法，方能取胜。他把这种

慎战的态度称作“安国之道”。当威王问了九个问题，田忌问了七个问题，

孙膑察觉二人好战的心态后，又语重心长地说：“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

齐三世其忧矣！”（同上）对于齐国上层统治集团热中于战争的情况，他预

感到齐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有忧患了。

要谨慎地对待战争，“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这是孙膑从无数的历

史事实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春秋未年，吴王阖庐、夫差父子，西破强楚，南

服越人，北败齐于艾陵，并进而直上中原，与晋争霸于黄池，其屡战屡胜，

兵威远震，不可一世，但最后为越王勾践所乘，吴国终于覆亡。同在春秋末

期，晋国六将军争夺晋国的土地，其中以智氏为最强，也最好战。智氏在兼

并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后，又向韩、魏要地。韩、魏因畏智氏而割地给了

它。智氏再向赵氏要地，赵氏不与。智伯就胁迫韩、魏一起伐赵。这时，韩、

魏相与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墨

子·非攻中》）于是，韩、魏与赵互相联合，内外夹击，“三国反灭知（智）

氏，共分其他”（《史记·赵世家》）。这是好战、贪得无厌而最终遭到覆

亡的又一生动实例。齐国自威王以后、一直好战。至王后期，齐国悍然出兵

攻灭宋国，占有了淮北相当多的上地。这一行动，构成了对三晋和楚的威胁，

使秦也感到不安。因此，引来了其他六国的联合攻齐，燕将乐毅乘势攻人齐

都临淄，王出逃而被杀。自威王中经宣王至王遇难，正好是“三世”，孙膑

所说的“齐三世其忧矣”，不幸而言中了。由此更可见，孙膑在政治上同样

具有远见卓识。

对于当时诸侯混战、互相兼并的局面，孙膑提出要“举兵绳之”，“战

胜而强立”，用战争制止战争，以达到“天下服”的目的；他又强调不能穷

兵黩武，“乐兵者亡，利胜者辱”，必须谨慎地对待战争，才能国泰民安。

这些主张，当然是从齐国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在为他们出谋划策；但

他反对战争，要求统一，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是适

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客观上也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其计划又较为

切实可行，因而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二、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

为了在诸侯各国的兼井战争中赢得胜利，必须进行一些以富国强兵为目

的的改革，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战国中期孙膑生活的

时代，有不少国家已经进行或正在着手这一方面的变法改革。魏国自公元前

445 年魏文侯即位后，就任用李悝为相，同时任用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

守，西门豹为邺县令，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使国力

大增，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赵国自公

元前408 年赵烈侯即位后，也任用牛畜、荀欣、徐越等贤才，对国家的选拔

人才、处理财务、军事训练等制度进行了改革。楚国在公元前390 年左右，

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他革除特权，精简官吏，用节省的开支

供养“选练之士”。经过吴起变法，楚国也强盛一时，连续在对外战争中取

得大胜。韩国在公元前355 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对官吏的任免、考

核、赏罚等方面作了不少改革，使国内大治，诸侯不敢来犯。秦国在公元前

356 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进行变法，其内容之广泛深刻，更是人所共知

的。在这样各国都在变法图强的时刻，孙膑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在初见威

王时就指出，要想在当时的兼并战争中取胜，制服不从王命的诸侯国，“[非]

素佚而致利也”（《见威王》）。他告诫威王不能“素佚”，除了应该用兵

“战胜而强立”外，当也包括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以增强国家的实力，保证用兵作战的顺利进行。在经济上，孙膑提出改革的

目标就是“富国”。当时的齐国是游说的文人学士荟萃之地，有稷下学宫作

为如何治国的百家争鸣的场所。齐威王渴望得到“强兵”之术，曾向各派学

者征求改革的措施：有的学者教“以政教”，即实行仁政、对民教诲，这可

能是儒家一派的主张；有的学者教“以散粮”，即把粮食散发给穷困的民众

以示“兼爱”，这可能是墨家一派的主张；有的学者教“以静”，即不烦百

姓，“无为而治”，这可能是道家一派的主张。孙膑对于上述各派主张均表

示异议，认为“皆非强兵之急者也”。那末，什么是强兵的急务呢？他的回

答是：“富国。”（《强兵》）因为“富国”，就可以有充分的财力、物力

来供应战争的需要。他十分重视物资供应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城小而

守固者，有委也”（《见威王》）；“积弗如，勿与持久。”（《五度九夺》）

这里所谓的“委”、“积”，都是指禾谷、柴草等军需物资的积累。委积充

足，攻有威力，守能强固：反之，难以持久。孙膑对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如何能使国家有充足的委积而富强起来呢？孙膑认为：“其富在于亟归，其

强在于休民。”（《篡卒》）这就是说，作战结束要迅速归去，回乡从事生

产；不能滥用民力，要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这样，物资就会丰盛，国家

就会富强。

上述用“亟归”、“休民”的方法，以达到“委积”丰厚，从而成为“富

国”的主张，显然是从他的前辈孙武以及李悝等法家的改革措施中学来的。

孙武曾赞扬晋国的赵氏制田宽，赋税轻，设官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

故曰固国”（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下编《吴问》）。这实际上就是

要放宽政策，减少干扰，让人民努力生产，从而使民众富裕，国家巩固。孙

武还叙述过黄帝在攻代东南西北“四帝”时，都“休民、[艺]谷”的历史经

验（同上书《黄帝代赤帝》）。这些经验，都为孙膑所继承，成为他提出“富

国”主张的借鉴。魏文侯时，李悝“作尽地力之教”，认为“治田勤谨，则

亩益三升（当作斗）；不勤，则损亦加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

万石矣。”（《汉书·食货志》）他教育人民精耕细作，增加生产。如果每

亩增产三斗（约合今3 公斤），那末地方百里，有600 万亩耕地，就可增产

粟百八十万石（约合今18000 吨）。这可是个“富国”的好办法。此后商鞅

在秦国进行变法，制订了许多富国的措施：如他奖励耕织，规定：“力本业，

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设入官府力奴隶）。”（《史记·商君列传》）他又主张精简官吏，减轻

赋税和劳役，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指出：“官属少，（则）征不烦；

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

令》）商鞅还扩大亩制，把原来的“步百为亩”改成“二百四十步为亩，百

亩给一夫”（《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孙膑“富国”的主张，虽没有提出像李悝、商鞅那么多具体的措施，但它的

精神实质是一样的。

在政治上，孙膑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得其民之心”（《八阵》）。他认

为：“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兵失》）所谓“得民心”、

“合民心”，也就是要“人和”。他论述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月战》）为了得民心，做

到“人和”，孙膑还强调：要“敢去不善”（《篡卒》），即革除一切不合

民心的官僚作风、经济政策、政治制度。上述要求“合民心”、做到“人和”

的主张，与孙武“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的思想很相类。当时各国

的政治改革，都在健全法制，惩治贪官污吏。齐国在威王执政时期，曾对祸

国殃民的阿大夫处以烹刑；在邹忌的主持下，又”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

记·田敬仲完世家》）。孙膑主张“敢去不善”，他对当时整顿法纪和吏治

的改革必然抱着支持的态度。因为只有进行这样的改革，才能“得民心”，

达到“人和”的目的。

在军事上，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孙膑更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首先，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赏罚严明。他论述说：“夫赏者，所以喜众，

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赏罚）可以益胜。”（《威

王问》）他一再强调，军队要取得胜利必须“明赏”（《篡卒》）.反对“赏

高罚下”（赏高贵者，罚低贱者）的腐败作风，指出这样做的后果，会使“民

不听其令”（《奇正》）。其次，他认为将官和士兵，必须经过审慎选拔。

他申述：“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选）贤取良也。”（《行

篡》）这里的“权衡”，是指秤砣和秤杆，比喻衡量事物有一定的标准：文

中的“选贤取良”，则既对士兵，也指将官而言。显然，经过用一定的标准

选拔的贤良的官兵，这样组成的部队才有坚强的战斗力。再次，他认为军队

一定要有严格的法制。他指出：“其勇在于制。”（《篡卒》）这里的“制”，

当包括军队的组织、纪律、训练、任官、财用、后勤、作战等制度。在《陈

忌问垒》篇中，就记述了马陵之战时所规定的许多“制”和“法”。不言而

喻，有了严格的法制，军队才能奋勇作战。最后，孙膑还主张对于将官和士

兵，都要“明爵禄”（《杀士》）。有功者就升迁，有罪者就下降。这对于

提高官兵的作战积极性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当时各国都在军事制度上进行

改革，如赵国的荀欣，强调“选练举贤”（《史记·赵世家》）。商鞅变法

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史记·商君列传》）；他还制订了

详细的爵级，“凡二十等”（《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刘劭《爵制》）。

这些改革措施，与孙膑在军事上的改革主张互为呼应，代表了当时的历史趋

势。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膑为了富国强兵而提出的上述各种主张，其大部分

是得到了实行的。故司马迁说：“当是之时，..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

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孙膑在世及其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齐的国势强盛，在对外战争中屡获大胜。除孙膑亲自指

挥的桂陵、马陵二次战争外，公元前325 年，齐国攻赵，“邯郸之师败逋，

获（赵将）韩举，取平邑、新城”（《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

公元前314 年，齐国乘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因而发生内乱之机伐燕。齐

军进展神速，“五旬而举之”（《孟子·粱惠王下》）。公元前301 年，齐

国派匡章与韩、魂一起攻楚。匡章经过调查研究，用计以练卒夜袭楚人，“果

杀（楚将）唐蔑”（《吕氏春秋·处方》）。直到公元前286 年齐王灭宋，

齐的国势一直很盛。故《孙膑兵法·强兵》篇所附的残简中有云：“此齐之

所以大败燕”；“此齐之所以大败楚人，..擒唐蔑也”；“大败赵”；“[此

齐之所以大败宋]人于桑而擒汜皋也。”这些议论，很可能出于孙膑弟子之手。

它说明齐国在上述许多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大胜，与孙膑主张的富国强兵的

改革在齐国得到实施，是有很大关系的。

三、存亡国，继绝世

对于当时诸侯互相兼并的混战局面，提出要“禁争夺”、“举兵绳之”

的孙膑，在政治上的另一重要主张，就是“存亡国，继绝世”。他论述进行

战争的目的时指出：“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见威

王》）这就是说，在战争中要保存将亡或已亡的国家，要延续将绝或已绝的

世族。孙膑这种“存亡继绝”的主张，与他要求“禁争夺”，维护天下太平

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

“存亡继绝”，本来是春秋时代为反对大灭小、众吞寡，这种弱肉强食

的兼并战争所提出的一种主张。据司马迁的称述：“《春秋》之中，弑君三

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因此，《春秋》

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存亡国，继绝世”（《史记·太史公自序》）。

春秋时，宋国的司马子鱼曾赞扬过：“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左

传·僖公十九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

功。”（《僖公十七年》）郑国的子产在一次诸侯盟会上，为反对晋国对小

国的敲诈勒索，也提出了“存亡”的要求。他说：“诸侯修盟，存小国也。

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左传·昭公十三年》）

孔子在春秋末年，为反对诸侯、卿大夫的兼并战争所带来的许多国家、世族

被灭绝的境况，欲恢复西周初年封建领主制刚建立时的那种秩序井然、宁静

和平的局面，更提议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论语·尧曰》）孙膑的“存亡国而继绝世”的主张，与孔子、子产等人

的要求，应该是相类的。不过，子产、孔子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证这种要求

的实现，只能发发议论而已：而孙膑则是试图依靠齐国这个大国的军事力量

为后盾，用战争去实现这种主张。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的社会。他曾称赞说：“大哉！

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他特

别向往西周初期的盛世，认为那是最文明的社会。他议论说：“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早年时，念念不忘要行周公之

道；到晚年时犹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

而》）可见他对政治理想追求的执着。孙膑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十分

赞赏。他论述道：“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

（尧）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涿

鹿）；尧伐共工；舜伐..而并三苗；..汤成桀；武王伐纣；帝（商）奄

反，故周公浅（践）之。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

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

故举兵绳之。”（《见成王》）他认为，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三王”

及周公，有“德”有“能”又有“智”。他以叙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事迹

的形式，来抒发他的政治理想。应当说明，孔子和孙膑都歌颂尧舜、向往周

公，不过前者重点是他们的文治，而后者则更加钦佩他们的武功。

所谓“战胜而强立”，使“天下服”，显然不是要兼并所有的诸侯国，

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地主阶级国家；而只是要“战胜”各诸侯国，由一个

帝王”强立”于各诸侯国之上，使“天下”众多的诸侯国“服”从于一个作

为“共主”的天子。这样的政治模式，仍然是封建领主制。因此，孙膑主张：

“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这与他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保存众

多的诸侯国不使它灭亡，延续众多的世族不使它绝迹，正是领主制存在的基

础。孙膑之所以不主张兼并各诸侯国，而只要求“战胜而强立”，使“天下

服”；同时还要“存亡国而继绝世”，这是由当时的兼并形势决定的。在孙

膑生活的时代，战国七雄还势均力敌：魏国在战国初年强盛了一时，但很快

就显出了衰势，被东面的齐国和西面的秦国连连击败；楚国是七雄中疆域最

大的国家，但由于其政治不修，自吴起变法失败后国力日见萎缩；孙膑所在

的齐国，在齐威王时虽然有振兴的迹象，但要担负起统一六国的重任，其力

量是远不够的；秦国原来是西方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那时才初露

端倪，它的成功之处还远远没有显露出来。在这样形势还无法统一的情况下，

孙膑希望由一个帝王出来“战胜而强立”，使“天下服”；同时制止兼并战

争的扩大，主张“存亡国而继绝世”，原是不足怪的。

在当时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孙膑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他“存

亡国而继绝世”的主张。公元前354 年，魏国调动大军攻赵，围困了赵都邯

郸。到次年，魏军以强大的攻势竟“拔邯郸”（《史记·魏世家》）。当时

赵国求救于齐。齐大臣段干纶指出：“弗救，则我不利”；“夫魏氏兼邯郸，

其于齐何利哉！”（《战国策·齐一》）可见这一次战争，齐国如果不出兵

救赵，赵国很可能被魏所兼并。齐国派孙膑、田忌率师攻魏，大破魏军于桂

陵，正是保存了将要危亡的赵国，延续了赵氏的世族，使之免于绝灭。公元

前343 年，魏国又大举攻韩，韩国向齐求救。齐国的田忌在与孙膑商议之后，

主张答应救韩而晚些出兵，这样可以使魏国多消耗一些实力，并指出：“夫

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诉于齐。”于是，齐私下对韩使者承诺了救

援之事。韩因恃有齐援，奋力抗击，“五战五不胜”（同上）。到这一年的

十二月，齐才派田忌、孙膑率师攻魏救韩。次年，大败魏军于马陵。显然，

这次战争如果齐国不出兵救韩，韩国又将被魏所兼并。孙膑在马陵之战胜魏，

又是一次“存亡国而继绝世”之举。

应该指出，当时诸侯国的兼并战争，虽然还不见有统一的希望，但许多

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由领主制的分封制逐渐向地主制的郡县制过渡。早在春秋

初期，秦国已设置了一些县。《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前688 年），

“伐邦、冀戎，初具之”：次年，又“初县杜、郑”。楚国也在春秋初年的

楚文王时，就”灭申、息以为县”（《左传·哀公十七年》杜预注）。到春

秋后期，县的设置己相当普遍。公元前537 年，楚人在谈到晋国的情况时说：

“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乘）。”（《左传·昭

公五年》）公元前514 年，晋魏献子执政，又“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

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末年，还出现了郡，

公元前493 年，晋国的赵鞅在伐范氏、中行氏时，誓师曰：“克敌者，上大

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吴国在公元前484 年，“发

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大破齐师于艾陵。到战国初期，

郡县的制度当更加完备。如魏文侯时有西河郡，吴起为郡守；又有邺县，西

门豹为县令，等等。这些郡县的长官，都由国君直接委任，不能世袭。郡县

制的推行，便于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可以防止各领主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混

战。这对于分封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孙膑在战国中期主张“存亡国而继

绝世”，他的出发点并不是在反对郡县制，而是为了制止诸侯国间的不义侵

伐、残酷争夺。这对于发展各国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仍是有好处的。

四、以仁义、道德、素信取胜

为了解决当时诸侯兼并的混战局面，使天下和平，国泰民安，孙膑主张

“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并提出了“富国强兵”的许多改革措施。

与此同时。孙膑也认识到，战争不仅要靠兵强马壮，训练有素，足智多谋，

指挥得当；还要靠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这

对于军队作战的胜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论述将帅的品质和军队取胜的条件时，孙膑提出了义、仁、德、信、

智五条，认为：“义者，兵之首也”；“仁者，兵之腹也”：“德者，兵之

手也”；“信者，兵之足也”：“决（当作智）者，兵之尾也。”（《将义》）

他把“义”比喻为军队的首脑，放在第一位：依次为“仁”、“德”、“信”；

而把“智”比喻为军队的尾巴，放在末位。这决不是偶然的。在孙膑看来，

将帅与军队讲究仁义、道德、素信，比打仗时足智多谋，更为重要。当然，

单纯的讲仁义是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的。孙膑指出：“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

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

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见威王》）显然，在当时诸侯兼并

的混战中，只讲“仁义礼乐”而没有坚强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是行不通的。

但是，如果军事行动符合仁义的原则，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

孙膑在初见威王时，就强调“义”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卒寡而兵强

者，有义也”；“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同上）可见有了“义”，

为正义而战，就会“卒寡而兵强”；“无义”之兵，到处侵略扩张，烧杀抢

掠，是终归要失败的。所谓“仁”，就是要爱护士卒。他指出：对于士卒，

应该“[视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将德》）。“仁”还

应当爱护民众，如果军队不仁，“民苦其师，可败也”（《将失》）。可见

将帅对士卒、军队对百姓的“仁”，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他还认为：“夫

兵者，非士（恃）恒势也，此先王之傅（辅）道也。”（《见威王》）其意

思是说，动用军队，进行战争，这不是经常可以依赖的势力，它不过是先王

用以辅助行“道”的手段。他发出警告：“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如

果一味地发动战争，汲汲于打胜仗，而不行其道，则必将导致受辱或灭亡的

结果。这里所谓的“道”，就是要用仁义、恩德、素信去感化人民，取得人

民的拥护。孙膑在听完威王、田忌的问话后，对弟子们说：“威王问九，田

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

伤，穷兵青亡。”（《威王问》）这里虽然简文有缺略，但他所讲的“道”

的意思已很清楚：行“道”决不能穷兵黩武，而必须“素信”、“立义”，

这样国家才能昌盛发达。当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膑即答：“素

信。”（同上）可见“素信”就能令民“素听”，上下互相信任而产生巨大

的力量。他进一步指出：“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德行者，兵之厚

积也；信青，兵[之] 明赏也；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取众者，胜之胜者也。”

（《篡卒》）孙膑憎恶连年不断的战争，反对在战争中单纯用军事手段去解

决问题，而主张用“信”、“德行”、“道”等政治手段去争取民众，从而

获得大胜。他强调说：“得众，胜”；“不得众，不胜。”（同上）“王者

之将”必须“内得其民之心”（《八阵》）。他深深感觉到，人心的向背，

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之一。

上述这一套用仁义、道德、素信的手段去获取民众的拥护，以赢得战争

胜利的思想，明显地是从他的祖上孙武那里继承来的。孙武指出：“善用兵

者”，必须“修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他提出为“将”的五个

条件，是“智、信、仁、勇、严”：并批评某些将帅的“不仁”，认为“非

仁义不能使间。”他强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行者，

与众相得也”。他还教育将帅，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这些

主张，都是孙膑关于在战争中应以仁义、道德、素信去取胜的思想的蓝本。

不过，孙膑似乎比孙武走得更远。在论到将帅和军队取胜的条件时，孙膑把

“义”放在第一位，依次为“仁”、“德”、”信”，而把“智”放在条件

的最后。孙膑对五个条件的编排经过衡量比较，是有意识的，与孙武的把“智”

放在第一位，有显然的差别。同时，孙膑认为，由“素信”、“立义”而“达

于道”，是用兵的最高艺术。他批评威王、田忌是：“几知兵矣，而未达于

道也。”在孙膑看来，用强大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去制胜敌人，还不能算是

“知兵”；而只有用“素信”、“仁义”、“道德”使人折服，才是用兵的

理想境界。

在战争中讲究以仁义、道德、素信去取胜，是春秋以来许多兵家的传统

思想。《司马法·仁本》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故仁见亲，

义见说（悦）。”“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

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同书《天子之义》篇又说：“（古

者）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战国初期的吴起，在与魏武侯论兵时说：“在

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

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

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

之，在德不在险。”（《史记·吴起列传》）现存《吴子·图国》篇也说：

“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若行不合道，举不合

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

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可见作为一代兵家的吴起，也

是主张以仁义道德兴邦的。战国中期的尉缭直截了当地指出：“王者伐暴乱，

本仁义焉”。（《尉缭子·兵令上》）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对仁义

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更清楚的表述：“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

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文韬·文师》）“无燔人积聚，无毁人宫室，..示之以仁义，施之以

厚德。..如此，则天下和服。”（《虎韬·略地》）上述许多兵家的议论，

在强调军事攻战要与道德仁义相结合这一点上，其思想认识与孙膑显然是一

致的。

应该说，用仁义、道德、素信去获取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儒家的

一贯主张。孔子就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论语·为政策》）“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宽则得众，

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如果统治者能够“得众”、“民任”，

其受到天下人民之拥戴象众星之拱北辰，四方之民扶老携幼都来归服，这样

在战争中一定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孟子更提出了“仁者无敌”的口号。

他对魏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可使

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孟子·梁惠王上》）他进一步指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