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真 人.3

（17）《摄养录》二卷 见明·嘉靖二十二年乔世定刊本《千金要方·乔序》

（18）《老子疏注》

（19）《庄子疏注》 孙氏在道教方面的著作毕竟有多少？实难准确的考核、无法考核。至于

上列 19 种，也已散佚殆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道教中的经典、丹鼎、 符篆、占验四派都有所涉及而留下鸿爪，独独积善方面已和儒教佛教融洽成

一体而难以明辨，这也与两部《千金方》中分析的完全相符。

① 尉缭，战国时魏人，其人始未未详。著有古兵书一部，名《尉缭子》，计 29 篇。1972 年，山东省临沂 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有尉缭子竹简 36

枚。

四、小 结

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孙氏身上的比重，无可争辩的肯定，以道教为 重为主。以一个“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见《新唐书》），“兼好释

典”（引《旧唐书》）学者的风格与志趣来说，理应置身于经典派中，但事 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考孙思逸垂髫上学，弱冠成才，号称圣童，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 方·序》称为“上智之材”，毫不夸张。

再据《独异志》“居于嵩山修道”，则可以知道在精通文学之后而再研 究道教，而且进级为“修”。欲知道家中做到一个“修”字，颇非易易，《抱

朴子·自叙》曾解释这个修字谓：“将登名山，服食养性，非有废也。事不 兼济，自非绝弃世务，则易缘修习玄静哉。”

再检点一下孙氏的道家著作（当然还有不少后人的伪讬），包括疏注《道 德真经》（即《老子》）、《南华真经》（即《庄子》）在内，当在《要方》

动笔之前。《要方》杀青于永徽三年（652 年），上溯三年为孙氏于贞观元 年（637 年）之前的武德年间（618—626 年）。可以推测出孙氏写作、疏注

道教书辍笔之后接下去开始撰写医书的，在时间上的衔接十分符合。

这个时期里研修道教，可能以丹鼎为重点，且看《要方·解毒并杂治·解 五石毒》的“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要方·胆腑·太一神精丹》

的“余以大业年（605—617 年），

数以合和，而苦雄黄曾青难得。后于蜀中遇雄黄大贱，又于飞乌玄武大 获曾青。”就有力的足以证实。

又《翼方·辟谷·服水》的“武德中（618—626 年），龙赍此一卷服水 经授余，乃披玩无不舍昼夜”。我们知道服水术乃与服气相伯仲的炼内丹中

一个方法。如其孙氏平素不在炼丹，当然没有人送去这本风马牛不及的书册。 现在非但有人作红粉宝剑之赠，而孙氏更为之“披玩无不舍昼夜”。所以更

证明孙氏此时正在炼丹修道。

而且孙氏这个阶段在修道中还旁及符篆与占验两派，且看《西阳杂俎》 一段记载（见前第二章“神仙”、第三节拯龙与第四章居士、第三节方外之

交），此言虽似神话，未可置信，但孙思邈与道宣的同时隐居山野，总是事 实。而且孙氏还居住在号称石室的烧丹炼药房中，更不可否认的。这里虽然

未言时日，但根据事实推求，当在贞观元年（627 年）孙氏入京之前上推的 八九年间。因为太早，则孙氏与道宣尚未结交。太迟，则贞观元年之后，两

人俱弃野入京同寓长安。而且他两人一进长安，都没有再度出京野隐的事迹 可寻。另外一说，道宣先于孙氏入京，在武德九年（626 年），撰《四分律

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贞观元年（627 年），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 卷；贞观六年（632 年），向法砺咨问律学；贞观十六年（642 年），又出京

到终南山丰德寺；又 25 年而圆寂。孙氏则一直居京，所以还是不可能有老人 求救、道律介绍、水溢昆明的事。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两部《千金方》的反映。 因之可以作这样的结语，孙氏是“职业属医，思想在道”的高逸之士。

证之王肯堂①在明·万历三十三年王刊本《千金翼方②·序》的“真人以应化

① 王肯堂（1549—1613 年），明·金坛人，字字泰。万历中进士。生平好著作，尤精于医。喜藏书及擅书

圣贤，现神仙身，行良医事”一言，说明这个结语不致于有所不妥。

小楷，所以别署郁罔斋主的知名度，在文学界很有影响。

② 为现存最早的明版珍本书。